詮釋者·與設計論述一同研究

荷蘭畫家蒙德里安與企業科學研究人員從事相同的活動：探索新的可能性、重新組合他人的發現、實驗、找出前景看好的結果、與他人分享、善加利用所發現事物的優勢。換言之，就是研究。（《設計力創新》頁167：詮釋者·與設計論述一同研究）

每家公司都想成為改變典範的企業，徹底重新界定事物的意義。......（設計力創新）對獲利、品牌價值、產品生命週期、資產創造等皆有貢獻。

它並非以使用者為中心。......相對地，設計力創新是提出徹底不同的新意義，是對於未來可能性的遠見。然而這些提案與遠見，並非沒有根據的空想。提案最終會落實為使用者期待已久的產品，成為席捲市場的大勝利。

......創新之舉絕非僥倖得來，也不是創意靈光乍現的成果。懂得設計力創新的公司擁有一套流程與能力，這是由企業家和經理人共同培養、領導的。

設計力創新需要詮釋者，易預測人們可能如何給予事物意義。......當公司從使用者身邊後退一步，以更廣的角度思考時，會發現不光是公司與個人都關注著相同的事物。換句話說，公司可試著接觸同樣著眼在事物意義的外部研究流程。這些非正式、散佈於各處的研究流程，與具體討論有相似之處，我稱之為設計論述（design discourse）。

Artemide是進行激進的意義創新，因此它提出的問題不同：“若一個人七點下班回到家，該如何改善讓他的感受更好？”

雖然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卻有三重意義。首先，脈絡更廣：這個問題非關使用方式，例如換燈泡，而是關於生活，例如家居生活、獨居生活，或與其他家庭或朋友建立關係。第二，主題更廣：不是不是一項產品的使用者，而是一個人，並將他整體的心理、文化與社會背景納入考量。第三，目的更廣：不是換燈泡這種實用需求，而是在這種情境之下，人們做事的理由（不僅有實用的層次，也包括情感層面）。

從這個更廣的觀點出發，更豐富的創新環境便跟著浮現。在這個環境中，Artemide並非唯一，還有其他參與者也提出相同的問題：“若一個人七點下班回到家，該如何改善讓她的感受更好？”這些參與者包括其他產業，例如電視機與音響系統廠商，也會研究同樣居家生活形態脈絡下的同一個人。雖然其他廠商可能設計的是家電，而Artemide生產的是燈具，但是雙方都想了解家庭的渴望，也想發現人們回家後，如何賦予事物意義。（《設計力創新》頁168-169：詮釋者·與設計論述一同研究）

驅動創新的來源，可以概括分為兩類，分別為科技進步與市場需求的推波助瀾。然而，“設計力創新”打破這個概念，訴求在科技與市場之外，“設計”也是驅動創新的來源。所謂“設計力創新”的概念，即在創造“意義”的激進式創新，設計不再只是功能與形式上的突破，還有對於消費者的意義。（《設計力創新》 8頁）

從技術的變革，進入使用者的生活脈絡，

向他們的生活提案，提出一種願景。

讓設計回歸到該字原本賦予事物意義的角色。

～～ （摘自《設計力創新》 Design-Driven Innovation）

喬布斯《學了serif與sanserif字體》

喬布斯 （Steve Jobs）自里德學院（Reed College）休學後，發現學院當時的書寫教育，大概是全美國最好的。校園內的每張海報，每個抽屜的標籤，都是美麗的手寫字體。

我由於休學了，不必再遵照安排選課，便去上書寫課。我學了serif與sanserif字體，學到借不同字母的組合而改變字體的間距，也學到活字印刷的偉大。


書寫的美好、歷史感與藝術感，我覺得很迷人，因為那是科學所無法掌握的。
這些東西對我的生活有何實際幫助？我沒想過。

不過，十年後，當我在設計第一臺麥金塔電腦時，我想起了當時所學的東西，所以把它都融入麥金塔的設計。

它變成了第一臺能打印漂亮東西的電腦。

我要是不曾沈浸於那樣一門課，很可能，麥金塔打印的字體，就沒那麼多的變化了；再說，要不是Windows抄襲麥金塔，所有的個人電腦都不會有這些東西，印不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漂亮字體來。（見《喬布斯2005年6月12日對史丹佛大學畢業生演講全文》）

陳明發《緬懷 Zhaha Hadid》

你知道什麼是典范。例如，談到建筑物，你會舉悉尼歌劇院、巴黎羅孚宮、柏林國會大廈......為例。

提個名字不算什麼，還會提到它們的建筑師，以及有關建筑師對他們的作品的精彩敘事。

敘事，就像電影、小說或繪畫的講述，離不開意義。而這意義，是在怎樣的經歷過程中形成、推翻、掙扎，而最後圓融轉化而成的？

像武俠片里頭的英雄好漢，不是一出場就殺出一條血路揚名江湖。

建筑界最高榮譽普利茲獎得主之一的札哈哈蒂（Zhaha Hadid）面對她的建筑作品，人們看到的是她的名望；她看到的是自己的生命態度。

她說：“對我而言，至今我都很難想像自己是個名人，每當聽到別人說我很有名，我都覺得驚訝。”

為什麼呢？

因為她并不很重視名氣；看到很多人汲汲于名利，致使他們分神，不再有做好作品的真正企圖心。

她認為，身為建筑師，說到底，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作品。（February 5, 2012 ）


札哈哈蒂：早期我們非常注重空間需求與基地之間的連結，并以非傳統的方式處理，而每一項詮釋都能帶給我們其他東西。我們曾經常發明新的規則。現在我們已經發展了一套可以當着根本的東西，做過的東西皆可好好利用。(Photo Appreciation: MAGIC TULIPS by Marco Maro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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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DRIVEN 設計力創新

福建惠安美女文創

                                                                                 越南京族美女/攝影體驗照

體驗設計

溫飽之後多餘的財力和精力，用到哪兒去？已經十分繁盛的服務業，正在不斷提高人的生活質量，特別是滿足人的身體需求的餐飲業和理髮沐浴業，更已在密度上超過了不少發達國家；而對於精神的需求來說，發達的體驗業是下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

主客互動的環境模式，會在新的體驗業中大行其道；與此同時，政府應該大力支持戲劇等藝術領域的體驗業。

事實上，前些年曾經極大地衝擊了藝術的實業建設和商業潮流，不僅提高了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也正在為中國藝術的再次興隆準備條件。北京上海眾多的畫廊和近兩年開始復蘇的話劇只是露出頭來的冰山之一角。

作為新世紀體驗業一部分的藝術，和原來的藝術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傳統模式中坐著看的戲劇、電影、電視和動著玩的迪斯尼式的遊樂，以及遊戲式的戲劇都將有大有用武之地。只要準備好了，體驗業帶來的將不是未來的衝擊，而是動力。（孫惠柱：看戲、遊樂與托夫勒的“體驗業” 2008-05-29 《爱思想平台》）

站起來，我們來做個遊戲

當《69年的狄奧尼索斯》（Dionysus in 69，下圖）在紐約演出的時候，一位評論家用這樣的話，總結了該劇的編導理查·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的理論：

“傳統的戲劇總是這樣對觀眾說：‘坐下，我來給你講個故事。’可不可以同時還這樣說：‘站起來，我們來做個遊戲。’”

謝克納的戲正是這樣做的。在這個從歐里匹得斯那兒得到靈感的戲里，觀眾真的被邀請參加舞蹈，一起來慶祝酒神狄奧尼索斯的儀式。


這樣的對比也許會使人覺得，在傳統的戲劇中觀眾就是被動的接受者，事實並非如此。譬如當年的《白毛女》完全是用傳統形式演的，並沒有任何觀眾參與的特別設計，那些看完之後立刻報名參軍的青年農民看戲時肯定非常衝動，然而還是坐在那兒看完了至少大半場戲。

布萊希特和迪倫馬特的戲劇也讓人安靜地坐在那里看故事，但卻用奇特的故事逼著他們動腦筋想問題。和傳統的看戲方式相比，迪斯尼式的遊樂讓人在身體上活動起來，腦子卻大大“減負”了；而參與式的環境戲劇，則叫人在身體和頭腦兩個方面都充分第挖掘潛能。（孫惠柱：看戲、遊樂與托夫勒的“體驗業” 2008-05-29 《爱思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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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遊

DESIGN-DRIVEN 設計力創新

福建惠安美女文創

體驗設計的主客互動考量

曾在洛杉磯的迪斯尼樂園看過十幾米高的水幕電影，小小的米老鼠猛然間頂天立地地在你面前站起來，不由人不嘆為觀止。


當然，就是水幕做得精致，畫面清晰靈動，公園遊樂場所能做到的也就是讓大人和孩子一起樂一樂，得到一點感官享受的體驗。迪斯尼的幻覺真則真矣、美則美矣、全則全矣，畢竟只是淺層的娛樂，跟旨在訴諸人的情感和理智的戲劇與電影不能同日而語。

在美國電視情景喜劇《為你瘋狂》里還出現過一種目前尚屬科幻，但不久就可能實現的高科技體驗，只要戴上特制的眼鏡和手套,就能進入一個虛擬現實的世界，有著百分之百的幻覺，可以“為所欲為”，得到強烈的感官刺激，不過，也僅僅是感官刺激。

從表面上看，迪斯尼式的體驗在盡量鼓勵主客互動，但事實上遊客的這種動有著很多限制。進入特定遊樂環境的遊客多半是很被動的，當他們被車、船帶進非常逼真的模擬環境時，或者來到過山車上體驗類似“極限”的刺激時，都要被工作人員用安全帶綁起來。而相比之下，劇場中的觀眾盡管在多數情況下並不需要移動位置，卻從感性到理性都需要有積極的投入，至於在那些環境戲劇的演出中觀眾的主動參與就更多了。（孫惠柱：看戲、遊樂與托夫勒的“體驗業”2008-05-29 《爱思想平台》）

未來衝擊：體驗經濟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有過一次阿爾文·托夫勒熱（Alvin Toffler，1928 – 2016)，他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1980，又譯《第三波》）以及同名電視片在這里掀起了一個巨大的浪潮。其實《第三次浪潮》已經是托夫勒的第二部重要著作，他的成名作是1970 年出版的《未來衝擊》（Future Shock）。

2001年 12月2日晚，這位早已名揚世界但遠未成為歷史的美國未來學家，出現在中央電視臺的《對話》節目中，嘉賓們一個個興奮地回憶起當年如何為《第三次浪潮》所振奮。不過在我看來，那天晚上最有見地的一個問題，是關於他的《未來衝擊》的，提問的嘉賓特別提到了書中的一個重要觀點：繼制造業之後，大為繁榮的是服務業，但服務業以後，又將有一種代表社會發展更高水平的經濟興盛起來，叫做“體驗業”（Experiential Industry）。


差不多就在那一週里，《南方周末》也采訪了托夫勒，也問到關於“體驗經濟”的問題。由於時間的限制，托夫勒對媒體的回答語焉不詳，於是我把原版《未來衝擊》又找出來一看，發現他在書里是這樣寫的：


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富裕和多變，這個趨勢無情地改變了人想要佔有物品的老習慣。消費者以前買物品時，所用的那份認真和熱情現在被用來購買體驗。

在今天，體驗一般還是作為傳統服務的附加物搭著出售的，就象航空公司提供的情調服務，這種體驗就好像是蛋糕上的奶油。但是當我們進入未來的時候，越來越多的體驗將會為了它們自身的價值而單獨出售。……

我們正在從一種“腸胃經濟”（Gut Economy），轉向一種“心理經濟”（Psyche Economy），因為腸胃需求的滿足畢竟是有限度的。[i]

[i] Alvin Toffler: Future Shock. New York: Bantam Book, 1970, P. 226，236.（引者譯，下同）

（孫惠柱：看戲、遊樂與托夫勒的“體驗業”2008-05-29 《爱思想平台》）

迪斯尼體驗

和妓院與劇院這兩個古老的體驗業相比，迪斯尼是新型體驗業的一個重要代表。除了這些封閉式場子里的個別體驗，整個迪斯尼樂園的設計就是一個夢幻樂園的模擬環境。

它的創辦者沃特·迪斯尼在建園時，特地斥巨資把周圍的高壓電線全都埋到地下，還把加油站等現代工業設施統統搬到看不見的地方，就是為了製造一個最大規模的劇場幻覺，使遊客得到徹底的樂園體驗。

近一二十年來，迪斯尼的種種經驗在世界各地被克隆推廣，美國的許多大商場都被迪斯尼化了，而賭城拉斯維加斯是最大的“迪化”區，整個市中心都是樂園式的建築。中國不少地方近幾年來也引進了這種體驗模式，最近剛開幕的上海科技館里也有了迪斯尼那種全方位體驗幻覺的電影院，國人可以去親身體驗一番。（孫惠柱：看戲、遊樂與托夫勒的“體驗業”2008-05-29 《爱思想平台》）

戯劇裏的青樓體驗

歷史上劇院和妓院這兩大古老的體驗業常常是攪在一起。中國的青樓、日本的藝妓、巴黎的“紅磨坊”，都把戲劇的因素用在色情業里，而關漢卿的《救風塵》、小仲馬的《茶花女》、曹禺的《日出》則把妓女的生活搬到了舞臺上。

最絕的是法國作家讓·日奈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陽臺》：舞臺上出現了一個戲劇化的妓院，嫖客在此首先要選擇扮演一個日常生活中只能夢想的角色，如主教、將軍、警察局長等，再讓相應的妓女來伺候這些“老爺”。

美國的“環境戲劇”（Environmental Theatre）大師理查·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 1934年—）在七十年代中導演了這個戲，他乾脆不要舞臺，讓觀眾和等待上場的嫖客/演員坐在一起看，這時他們的幻覺就不僅僅是傳統的戲劇幻覺——“偷看別人生活”，而有了一種更加真切的刺激——沒準自己也可以進去“體驗”一下！


謝克納這樣演比起一般鏡框舞臺的演出提供了更為真切的“體驗”，但畢竟還是模擬的演戲，除非有誰把日奈為舞臺而構思的這個創意用到真的妓院中去，同時還在大堂里賣觀摩票！

可以說劇院和妓院代表了體驗業中兩種不同的環境模式：劇院總是要分成舞臺和觀眾席兩塊，即便在謝克納那種打破觀演界限的“環境戲劇”中，即便演員鼓勵觀眾參與，那畢竟只是臨時的，這里的常規是主（演員）動、客（觀眾）靜。而妓院的環境是全方位包容性的，主（妓女）客（嫖客）之間決無分隔的界線，二者是互動的關係，甚至很可能是客比主動得更積極，客更“主動”而主倒是被動的，《日出》的第三幕里就表現了這種情況。

謝克納不滿於傳統戲劇里嚴格的主客分離，提出“環境戲劇”的觀念，試圖用妓院模式來衝擊劇院模式，產生了兩者的混合。（孫惠柱：看戲、遊樂與托夫勒的“體驗業” 2008-05-29 《爱思想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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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時光 001

愛懇雲端藝廊：設計故事館

作為一種創作風格的“後現代”

體驗時代文獻

設計的文化·迪士尼範式

設計師和文化批評家都認為，迪士尼代表了休閑空間主題化和品牌化的極端例證。作為歐洲到美國迪士尼樂園的遊客，翁貝托·艾柯討論了樂園製造假現實的能力，假現實顯然符合我們的白日夢要求。

艾柯主要討論迪士尼樂園的細節：例如，波利尼西亞主題餐館如何采用真實的菜單，和看上去真實的塔希提女服務生—如此令人信服以致你猜想，外面除了波利尼西亞人沒其他人。並非是現實的對等物不存在：相反是我們欣賞假貨的完美。我們的幻想願望由此被進一步激發（1986: 40）。


同時期，美國社會學家莎倫·祖金，更全面地縱覽了迪士尼樂園和迪士尼世界。她闡明了“它的規模和功能上的相互依賴，使［它］成為一個真實城市的可行代表，這是為從城市逃亡到市郊和遠郊的中產階級人士所建的”（1995: 53）。它提供了一個裝有大門、安全的環境，討厭的下層階級不會被允許進入這個地方。這是城市空間的理想化：由企業管理方自主支配和控製。

迪士尼的理想仿真概念，來自沃爾特·迪士尼物化他的美洲烏托邦夢的一股熱情。同樣，迪士尼項目（1995）巧妙地說明了它的公共關係機構、它的規劃和細節以及它的職員訓練是如何緊密地裝配的，目的是為了維設計的文化持一個完整的外表，以致遊客絕不會識破它的情景，並且可以如同身處一個生產系統一樣體驗任何東西。它的景象是如何創造的一直是被隱藏的一面—魔術不應該被破解。

此外，迪士尼樂園被包裝成視覺的消費。它早期的批評者認為，它提供了太少的遊樂設施和太多的開放空間。但這是對瓦爾特·迪士尼思想的誤解。在南加利福尼亞奧蘭治縣開發第一個迪士尼樂園時，瓦爾特·迪士尼並沒有接受兩位建築師的計劃，該樂園於1955年開放。相反，與他的一位動畫片繪製者赫伯·萊曼（Herb Ryman）一起，他開始自己規劃（Marling, 1997）。結果，迪士尼樂園更鮮明地被刻上了迪士尼動畫框架中的敘事和視覺印記。它保證了理想化本土的安全性，猶如在《白雪公主》和《米老鼠》中看到的一樣。


1992年在法國開放的歐洲迪士尼在這方面更進了一步。祖金認為，“它設計成好像不能用人眼去觀看的樣子，而是只能用鏡頭—導演的電影攝影機或旅遊者的錄像機”（1995: 57）。它復製了歐洲旅遊者想要看到的所有美國因素：紐約城、西部以及甚至是迪士尼樂園本身。這樣，人工品和物品相互融化在一起。

迪士尼為旅遊者的目光模擬了場所和事件，包括它自身。(作者: [英] 蓋伊·朱利耶, Guy Julier / 原作名: The Culture of Design / isbn: 7544748413 / 書名: 設計的文化 / 頁數: 274 / 譯者: 錢鳳根 /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 出版年: 2015-7)

遊樂場式的環境體驗

比環境戲劇更流行得多的，是遊樂場式的環境體驗，這種體驗形式吸收了大量的戲劇工作者參與，從編導到演員、舞美設計一應俱全，近年來發展極快；但它的環境佈局卻是在模仿妓院模式，要盡可能讓遊客動起來，而且要動得快活。

我去年夏天重訪洛杉磯，更加體會到這一點。遊樂場基本上都超越了舞臺幻覺的觀念，也不滿足於其延伸——屏幕幻覺，要追求的都是劇場幻覺。

例如，立體電影綜合了平面的電影和立體的戲劇的長處，本來已經能給人一定的身臨其境的感覺，但一般立體電影的屏幕影象還是不夠逼真，因此迪斯尼把立體電影和真人表演的戲劇結合起來，讓演員化裝成斯瓦辛格等大牌明星，在銀幕上明星消失的時候“真人”天衣無縫地從銀幕的機關後面倏然出現，還穿過觀眾席去追擊壞蛋，讓全場遊客都驚叫著站起來伸長了脖子。

在迪斯尼的另一種電影院里，平面的銀幕也能造成特別衝擊觀眾的強烈幻覺，因為那里觀眾的座位會隨著巨大的電影畫面的變化而相應地運動，視覺、聽覺、嗅覺和輕微的運動暈眩合在一起，使人覺得是在身不由己、心驚肉跳地上天入地，甚至險些掉到《侏羅紀公園》那些恐龍的血盆大口里去。

迪斯尼還有一個場子專門上演昆蟲故事，那些碩大無比的昆蟲當然都是機器木偶，但劇場幻覺竟也不可抗拒。整個場子全部設計成了昆蟲居住的洞穴，當臺上的昆蟲告訴觀眾它們受夠了人類的欺負，要對人進行報復時，許多蟲子會從洞頂上猛然出現，全場都彌漫著它們噴出的“毒氣”，到處都有它們射出的“毒液”。

甚至在大團圓結局以後，觀眾還要突然被屁股下面座位上小蟲子鑽過的感覺嚇得跳起來，真的跳起來！（孫惠柱：看戲、遊樂與托夫勒的“體驗業” 2008-05-29 《爱思想平台》）

延續閱讀 》陳明發《群眾互動美學》

體驗業·幻覺與反幻覺

舞臺幻覺是一種微妙的感覺，很不容易準確定義。英國詩人柯勒律治有一句話歷來被認為是最精練最確切的表述：“The 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自願地暫時擱置不信）。”

所謂幻覺就來自這種擱置，但擱置不可能是自始至終的——即便可能，也有些戲劇家並不喜歡。幻覺與反幻覺是二十世紀戲劇家和戲劇理論家爭論的一個重要話題，有的堅持一定要在舞臺上搭起精確仿真的佈景來營造真實的氣氛，有的認為可以用象征寫意的手法來點出詩意的真實，也有人主張乾脆就暴露赤裸裸的後臺，提醒人們別忘了戲是假的，別上了舞臺情感詐騙的當。


理論上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萊希特為領袖的兩大陣營，代表了關於幻覺問題的兩個極端，但如果從托夫勒“體驗業”的角度來看，這兩派其實也並不那麼對立。

幻覺派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只要純情感的體驗，暫時擱置理性的評判；而反幻覺的布萊希特認為，理性評判是劇場體驗中更重要的成分，他要求觀眾盡量擱置情感的被動反應，而用理智和劇中的理念進行雙向的交流和碰撞。

他那著名的“間離效果”理論常常被人誤解，其實他常用的一個手段，恰恰是讓演員直接對觀眾說話，這就是要把看戲的人更直接地，包容到演出的整體體驗中來。


巧得很，自托夫勒《未來衝擊》問世的1970年以來，這兩派之間的爭論越來越少了。作為體驗業一大支柱的戲劇越來越多元化，從刻意追求幻覺到堅決打破幻覺的兩個極端之間，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戲劇樣式，誰也沒法在幻覺和反幻覺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

更重要的是，電影、電視和各色主題公園，使人們看到了屏幕影象以及超越舞臺的幻覺的多種形態，現在人們制造幻覺的重點，已經不是在舞臺上，而是在整個劇場環境當中。

這是隨著六十年代末的不少先鋒戲劇——也就是“環境戲劇”——的興起而蔚為大觀的，很快這股潮流也被商業戲劇克隆了過去。如在百老匯演了二十年的音樂劇《貓》，就把舞臺設計延伸到了整個劇場，把兩千人的多層觀眾席都變成一個巨大的垃圾場，讓貓們出入玩耍，幕間休息時還歡迎小觀眾走上臺去請貓們簽名留念，舞臺幻覺變成了整個劇場的幻覺。

就體驗業的環境佈局而言，這也和謝克納的環境戲劇一樣，是劇院模式在向妓院模式靠攏。（孫惠柱：看戲、遊樂與托夫勒的“體驗業” 2008-05-29 《爱思想平台》）

                                                            （Ben Hur Live，Source：guardian.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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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體驗帶動慕課札記·帶動行業

忠實觀眾與品質服務

陳明發博士 《文創技能系列 105》創意空間是磁場

陳明發博士 《文創技能系列 102》活化街市動脈

陳明發博士 《文創技能系列 128》你說的甜是甚麼甜？

陳明發博士 《文創技能系列 125》縱情為了你開心

陳明發博士 《文創技能系列 124》助人圓夢的企業

巴什拉的《空間的詩學》內部精神空間

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884年－1962年]) 是20世紀法國重要的科學哲學家、著名文學批評家、詩人。早年曾攻讀自然科學，1927年獲文學博士學位，1930年起先後任第戎大學、巴黎大學教授，1955年以名譽教授身份領導科學歷史學院，並當選為倫理、政治科學院院士，1961年獲法蘭西文學國家大獎。在哲學和文學這兩個領域多有建樹。他被認為是一位獨樹一幟的哲人，他既有科學家嚴密的邏輯思維，又有哲學家深刻的哲理沈思，更有詩人的豐富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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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力創新

愛懇雲端藝廊：設計故事館

陳明發院士·英倫2005

愛墾雲端藝廊： 戀戀·文物館


巴什拉致力於認識論和詩學這兩大主題的研究。他在法蘭西學院倍受尊敬，影響了包括米歇爾福柯、路易·皮埃爾·埃爾都塞和雅克·德里達在內的新一代哲學家，被認為是法國新科學認識論的奠基人。


巴什拉的《空間詩學》出版於1957年，一改西方哲學界著重關注“物質空間”的傳統，轉而對“內部精神空間”進行詩學探討，這在所謂“空間轉向”時代，對空間的認識有著重要的意義。

福柯曾經評價，“巴什拉的偉大作品與現象學的描述教導我們：我們並非生活在一個均質和空洞的空間中。相反的，卻生活在全然浸淫著品質與奇想的世界。”

在現代主義晚期建築文化快要窒息的氛圍中，現象學以及象征意義的追求為建築注入豐厚的養分，此書在這樣的時期出現，自然激起建築的許多深刻想像。


諾伯格·舒爾茨(Norberg-Schulz)，在他的《存在·空間·建築》這本書中，將《空間詩學》與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住居思》以及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中有關空間的章節等並列為建築必讀的經典。

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里建構出具有存在意義的棲居空間詩學。

巴什拉從現象學和象征意義學出發，充分發揮其“物質與詩意統一的想像觀”，在對家宅、抽屜、箱子、櫃子、鳥巢、貝殼、角落、縮影和圓等意象的詩意觀照之中建構出“棲居的詩學”觀：空間並非僅僅是物質意義上的載物體容器，更是人類意識的幸福棲居之所。


書中，巴什拉認為空間並非填充物體的容器，而是人類意識的居所，他說：“在家屋和宇宙之間，這種動態的對峙當中，我們已經遠離了任何單純的幾何學形式的參考架構。被我們所體驗到的家屋，並不是一個遲鈍的盒子，被居住過的空間實已超越了幾何學的空間。”

縱觀全書，長達32頁的引言部分論述了詩學研究的研究目的——確定空間的人性價值，以及方法論和基本論題，是全書的精華所在。（作者City Reader 原載《新浪》）

馬来西亚華人虚擬文化街

2017年4月15日，我在臉書發了一個有關“馬來西亞華人虛擬文化街”的帖子：

大家說，馬來西亞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華族，可是，我們沒有一間華人博物館。千辛萬苦，總算找到了這條百年老街，不僅可以有族群的綜合歷史博物館，各行各業，各商各號，各鄉各鎮，各館各會......，光輝歲月，偉大傳統，可誦事蹟都有了一方天地。

這話是說得早了些，因爲在第二年三月，華總便把籌備多年的實體華人博物館辦成了。我們團隊當時還特地拜會了發起人丹斯里吳徳芳，聆聽他寳貴的展望與經驗。

帖子發出後，登嘉樓(2017年)全國華人文化節顧問荘發明回應說：“我記得砂拉越詩巫有間文化館，至於博物館好期待哦。我最近向登嘉樓大會堂建議，向政府申請唐人街申請一片地建文化館，其實登州擁有很多天然的景色但少了一些文化的靈魂。”

另一位網友補充，根據一位在登嘉樓巳80歲的長者說，華族落腳登州至少巳有215年了，這位老者收藏了許多珍貴的前人在登州的文物與資料。

文化街計劃包括美術館，以展出藝術家的心血。

自2008年為商團策劃過在光華獨中辦的“肉骨茶嘉年華”，並啟發了一些肉骨茶店成功走上連鎖店生意，臺灣多家大學曾邀我到寶島講學，分享相關經驗，並上電臺清談節目。從最北的宜蘭到南部的恆春，發現肉骨茶是挺受關注的大馬美食。在各大學教授陪同下，我也實地考察過他們輔導過的一些文創鄉鎮，獲益不淺。

經營地方磁吸力（1）老地區 新經濟 

2000年前後幾年，我擔任雪州政府投資委員會諮詢委員，也擔任過商團的黃金海岸委員會主任，曾積極為巴生發展大藍圖的旅遊項目，做過不少實地調查與建議，到過巴生五條港與吉膽島等處與居民談民宿等建議。可能是走得太早，大家接受不了也就不了了之。現在受到韓國、臺灣的影響，欣喜的是大家比較有概念了，自動投入地方創生。

2009年，創立愛墾網之初，我設想一個在巴生城南左岸經營文創活動的生態，眼看現在越來越多人關心原是文化城的巴生的文化遺產，覺得很多事情真的需要時間醞釀。

延續閱讀 《文創技能係列 71》 YOUTUBE 華商》

大家發現這幾年越來越多人像一些在地團隊那樣，開始關心自己居住的地方，並很努力在做地方經營與行銷。這樣的熱忱發揮了它的正能量。接下來的挑戰是，怎樣把這種努力的體驗整理、結構成大家可以參考、可以學習的知識系統。“虛擬文化街”就是設法打造一個平臺，讓大家更方便、更完整地親近地方經營的專業學習。

幾經多時構思與籌備，這項構思實體版在2019年10月以“海絲館”之名，在沙巴亞庇市郊的打里卜鄉鎮落實，於馬中與南海東盟東部成長區數鄰國百餘位貴賓見證下正式落實，並獲得中國駐亞庇總領事館代總領事章禾閣下蒞臨主持開幕。

延續閱讀 》沙巴海絲故事館

海絲故事館裏，除了展示著各種珍貴歷史照片，也有沙巴州原住民的傳統手工藝品，見證著本地華人與原住民之間的緊密聯繫和歷久不衰的友情。

我在會上介紹時表示，館內收藏各種書法、文物、紀念品、舊時海絲路發展史等，使參觀者了解在1913年中國客家紫金人從沙巴州古達上岸後，開始在舊時婆羅洲生活的足跡，與原住民建立起非常好的 友情。海絲路不僅教育中華民族，也教育當地土著，顯示出中華民族的偉大胸襟。

沙巴如今擁有更高推廣中華文化的地位，而海絲會也將持續推動東盟經濟成長區經貿發展，並計劃以海絲故事館為出發點，推動本區域經貿等各領域來往。以故事館成為基地，將來希望促進不同媒介與材料合作，成為經濟生產文化產物的合作中心，讓本區域有心人一起合作，未來將海絲路發展推向另一個境界。

我也特別感謝楊秋立，他認為要推動一帶一路，就必須帶到沙巴最偏遠的地區，讓人們知道一帶一路。至今，沙巴海絲路學會把一帶一路推廣遍佈沙巴各個角落，甚至已到了印尼邊界地區。

奈何一個多月後的2020初一場冠毒爆發至今，多少願景的跟進工作都耽擱了。暫時在網路上保溫與探索。期待災難早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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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博進老師·創作劄記

我的一張不起眼的牽牛花，

經過剪裁，擷取局部拼貼重組，

三原色強烈的色塊對比配置，

具有野獸派作風，

出乎意料地獲致吸睛奪目的鮮明趣味，

設計性效果十足，

這不啻為值得嚐試的作法。

(收藏自石博進老師臉書, www.facebook.com/shihbc)

我們在上面看到，石老師的一幅畫，可以演變成多種不同的呈獻方式。

企業故事、社群故事也可以在很多載體上發光；而且是不斷的發光。

從文化創意產業的角度來說，一個好故事可以“賣許多次”：

品牌、內訓教材、動漫、音頻、視頻、紀念品等等。

這是內容資源的美妙處：只要有創意，它不會被耗盡。

發展得好，它可以是品牌文化動力。

每家企業創業、創新，總有許多值得值得講述的故事。

企業領導應該是這些故事的發言人、代言人。

不過，除了少數例外，日理萬機的企業領導人是不可能親自執筆寫下這些故事的。

在深度匯談後再做深度詮釋，有經驗的創作人可以幫上忙。

這肯定不會是一個輕鬆的過程，很多複雜的概念、材料需要梳理、組織與提煉，最後才加工成故事。

有太多見解、評說、解釋、引申、剖析、挖掘的工作，需要新穎的銳氣、創意、洞見。

有了創作人的創作後，其他載體的敘事方式便有了再次創作的根據。

例如，導演可以開始寫劇本。

不管什麼載體，企業故事說的就是： STORY～～

S=Subject 人物

T=Treasure 珍藏

O=Obstacle 阻礙

R=Right Lesson Lesson 學習到的正確功課

Y=Why 原因

“文化認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對自身的文化接觸經驗的理解與再建構，依Polkinghorne（1988）的看法，人的“體驗∕經驗”充滿著各種意義，如果想要探索這些意義，一個直接而立即的方式就是去探究人的“敘事∕敘說（內容）”（narrative），因為這是人將自身經驗加以意義化的主要形式，而敘事同時也是一種認知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將自身的經驗賦予時間性和情節。由於敘事提供人們意義建構的工具，透過分享彼此對事實的詮釋，亦有助於凝聚社群，因此敘事的概念對於文化的研究而言非常重要。（Bruner, 1990; Hammack, 2008）。

而將個人的經驗、遭遇以事件及情節方式與自我概念相連結的敘事，稱為生命故事（life story），生命故事在認同發展過程中充任個人和社會心理功能，從人格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由於認同的發展，與敘事息息相關，學者甚至以“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稱之（McLean, 2008）。為了使個人認同與其親身經驗和遭遇相協調，生命故事並非一成不變，一方面其必須與時俱進地發展新的故事主題來接納陌生經驗，另一方面也會以既有的認同來同化對新事物的理解，個
人認同的問題與生命故事的創造乃青少年晚期至成年期發展的兩大特色（Pasupathi, Mansour & Brubaker, 2007, p. 86）。從個人敘事中，我們可以看出當事人對生活經驗如何做首尾相連的解釋，並對其行為之意義及目的有所瞭解。(胡紹嘉, 2012《旅歷台灣，返想中國： 一位來台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台灣《新聞學研究》第一一一期，2012年4月，頁43-87) 

景區尤其傳統型、山水型，或者是老牌的景區做文旅IP，要與景區的發展定位；所在消費市場的客群關注點以及本土文化做緊密結合，通過這些結合點找到其中的引爆點、關聯點，持續不斷去找一些創新的點。

IP要深入挖掘本地文化，通過不斷的磨煉、深化，形象化，讓遊客深刻記住。一方面是深度挖掘在地文化，抽離文化屬性，將文化內容IP化；另一方面則是對員工進行高標準要求，形成獨特的全員軍事化管理模式，共同打造景區精神。

文旅IP是以特定社群基因為基礎，以特定消費價值觀為引領的一種商業權利，最核心的價值就是號召消費者和影響消費者進行旅遊產品消費，創造行業社會價值和財富。

現代景區的改革升級，離不開智慧景區、數字化的應用。此時對於文旅景區來說，如何理解新時期的智慧景區，以及如何利用新科技賦能景區呢？旅遊景區智慧變革背後有三大原因：首先新冠疫情是直接因素，使旅遊景區被動的思考新的發展之道；其次是社會矛盾對景區轉型的推進作用，這種矛盾決定了景區需要改造升級，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求；最後是科學技術的推動作用。“景區不能只解決‘有玩’的問題，要解決‘好玩’的問題。”

而在景區在智慧升級過程中要思考八點：其一是文旅深度融合——宜融則融，能融盡融，推動景區高質量發展；其二是互聯網+旅遊——新技術賦能旅遊業變革；其三是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促進旅遊市場重構；其四是強化依法治旅——促進旅遊業健康有序的發展；其五是六要素一體化+獨立化——促進旅遊景區叠代變革；其六是生態健康+旅遊——新理念促進旅遊產品轉型；其七是生態健康+旅遊——新理念促進旅遊產品轉型；其八是危機意識+應急管理——對旅遊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如何用AI定義旅行？流影Vlog賦予了旅行新玩法中的新科技邏輯。它定義了以往的拍攝與視頻服務，不僅對用戶來說可以達到有效分享的目的，對文旅景區來說也有助於打造品牌價值。不論是宏觀層面智慧旅遊的熱潮，還是微觀層面景區智慧管理模式的演化，以科技為核心基礎的數智化經濟搶灘文旅新賽道，催生旅遊新業態。

據邁點研究院統計，中國4A級及以上的景區共超過4300家，而這些景區根據核心旅遊吸引物對現有景區可以被劃分為包括山水型景區、海濱型景區、文化場館型景區等29個不同類型。邁點注意到，不同類型的景區也擁有不同的特點和營銷玩法。不同的景區如何“因地制宜”打造新的營收增長曲線呢？

海島景區創新運營的營銷思路，可考量引領海上娛樂，不僅要滿足消費者玩好，更要玩的有趣。為此，在產品端、服務端和經營模式端都做出了相應的升級創新；而在營銷層面則致力於滿足遊客精神層面的需求。

單一的自然觀光已經無法滿足遊客的需求，而是需要更具特色的深度體驗產品。因此，得重视歷史文化和智慧數字化在歷史遺址型景區中的重要作用。

過去講文化是靈魂，旅遊是市場，現在文化被具象成一種產品，想要通過旅遊市場手段達到目的，實現文化的價值，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是擺在面前的重大問題。在此基礎上，以孔子為引領的中國儒家文化品牌、以運河文化為主線的文旅康養項目品牌、以東方儒家為特色的餐飲服務品牌、以文化創意為核心的旅遊商品品牌、以智慧旅遊為依托的全域旅遊品牌，共同構建文旅景區產業閉環，成了新方向。

首屆中國文旅景區MBI影響力品牌獲獎品牌。據統計，現場共頒發了15大類重磅獎項，其中包括“2020年度中國5A級景區影響力品牌獎”、“2020年度中國4A級景區影響力品牌獎”、“2020年度中國主題景區影響力品牌獎”。（信息來源：恩傑資訊 2021-09-21）

愛懇综合·中國邁點品牌指数文旅IP盛事

經歷了疫情沖擊，挨過了臺風洗禮，中國文旅景區2021年“熬”過了艱難的上半年；假日經濟爆發、本地遊、周邊遊“出圈”、夜遊產品全面開花、紅色、文化類景區持續升溫，中國文旅景區也度過了強勢復蘇，積極求“變”的上半年。在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時候，文旅景區也在積極探索品牌建設之道。9月15日，由商業空間資產戰略研究咨詢機構-邁點研究院，聯合商業空間產經研究媒體-邁點網等數百家媒體舉辦的第一屆“中國文旅景區“迈点品牌指数”（Meadin Brand Index）盛典[2020-2021]”於杭州黃龍飯店隆重開幕！

1場頒獎典禮、1個權威報告、1局圓桌議題、2個主題演講、3大案例分享共同構成了邁點首屆“中國文旅景區迈点品牌指数盛典”。本屆峰會以文旅論壇交流和優秀景區表彰為主，基於邁點研究院大數據研究結果，與超過300+文旅代表、行業研究人員以及媒體代表，針對旅遊市場變化趨勢和智慧文旅的營銷要點，探討有參考價值的實現路徑，更將從公益、公正的權威媒體立場，為文旅行業頒發十五大類年度獎項。

無論是在消費客群層面還是在營銷傳播上，文旅景區都需要打破原有的傳統觀念，積極擁抱年輕消費者，激活潛在用戶的購買力，為景區創收提質增效。

面對新消費市場需求和景區經營模式的轉變，優秀景區已經推出更貼近消費需求的高品質產品，更人性化的特色服務，且十分注重新營銷人才隊伍的建設和培養，深刻挖掘景區品牌本身和其所蘊含的價值，通過雲端傳播，讓國人以及世界看到我們中國文旅事業千帆競進，異彩紛呈的景象！”

從整體來看，文旅行業還是在不斷向前發展。從表現來看，受到疫情影響，國內旅遊收入及旅遊人數大幅下降，但在政策利好、經濟水平提升以及科技賦能旅遊景區產業的大背景下，國內文旅景區擁有無限的發展潛能。

通過對5A級景區和4A級景區，在年度品牌指數以及景區細分維度兩個層面進行分析，未來景區品牌建設要留意四大趨勢展望和建議：

其一、是旅遊市場砥礪前行，文旅高質量發展加速；
其二、是文旅融合縱深發展，文博景區成假日休閑熱點；
其三、是紅色旅遊熱度攀升，傳播影響力燃動全國；
其四、是數智文旅復蘇提速，“旅遊+”跨界場景成為市場主流。

在消費升級背景下，文旅產業也正在完成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的轉型，需圍繞“文旅IP如何實現創新發展”展開深度討論。中國的文旅景區IP發展正在由“引入”過渡到“原創”，而在IP的發展過程中是否成功,則需要看其是否可以與本地文化融合，真正打造成具有記憶感的獨特用戶體驗。

文旅IP就是文化資源，中國可以打造各種文旅IP，打造的時候要尊重文化，但不迷戀文化，而是對在地文化發掘過程中積極思考如何將它進行市場化。

要關注文旅IP的獨特性,現在很多景區都在打造IP，但只有IP被賦予更多文化情感因素，才能真正引起遊客共鳴，將產業IP變成產業化。打造文創產品包括文化IP，不僅僅是單店的打造，更重要的是需要和遊客的交互點、讓遊客感覺到有趣好玩，甚至把它帶回家。（信息來源：恩傑資訊 2021-09-21）

詩性人類學—埃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在他的《群眾與權力》一書中提出的是一種詩性人類學的群眾理論。卡耐提於1925年開始研究群眾，受到奧地利散文家和詩人克勞斯(Karl Kraus，1974-1936)的影響，克勞斯告訴他，無論什麽思想，語言表述一定要清晰。他還受到朋友瓦丁格(Fredl Waldinger)的影響，瓦丁格研究的是佛教和引渡哲學，他的研究讓卡耐提悟出兩個道理，第一，研究群眾不一定要全身心地泡在群眾之中；第二，研究群眾的視野越開闊越好。卡耐提的群眾理論借助了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歷史、政治學等不同學科的材料。〔註1〕卡耐提從1925年到1959年，斷斷續續一共花了34年時間才完成《群眾與權力》一書。他在書中闡述的群眾理論幾乎完全沒有所謂的科學分析範疇，是一種勞森(Richard H. Lawson)所說的“非範疇性歸類”。〔註2〕這形成了卡耐提群眾研究與其它群眾理論以及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它缺乏人們普遍認可的“科學性”，但卻富有一般群眾理論所缺乏的特殊人文想像和魅力。 

卡耐提在引述各種歷史記錄和人類文獻的同時，不斷作出他自己的解釋，他采取的是一種夾敘夾議的方式。跟著他的思路，讀者自會感覺出其中的道理。但是，期待清晰論點的讀者卻會覺得從卡耐提那裏得不到那種理論的滿足。耐倫(Tom Nairn)曾就此抱怨道，“卡耐提博士從來不用他的資料來論述關於群眾、歷史、心理學或別的什麽的論點。他只是在做雄辯的演說。”〔註3〕耐倫在卡耐提那裏尋找論點，得到的卻是辯才。但是，正如羅卜遜(R. Robertson)所說，我們不妨把卡耐提群眾理論中的那種高度混合的“描述”和“解釋”的表述看成是一種“歷史人類學”的“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註4〕

1. 一. 人類學深度描述和文學暗示

深度描述是美國人類學家葛茲(Clifford Geertz)提出的術語，來源於英國哲學家萊爾(Gilbert Ryle)論行為描述的一篇文章。萊爾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兩個孩子同樣做擠眼睛的動作，其中一個是自己不能克制的習慣動作，另一個則是向別人悄悄示意。如果從生理學理論來看這兩個行為，它們並沒有區別。但是，如果對它們分別作描述加解釋的密集描述，它們便有了不同的行為意義，一個是“眨眼病”，另一個是“暗示”。〔註5〕葛茲用這個例子進一步提出，人類學家在描述它文化和社會中的人們行為時，必須也要加入解釋，這樣才能說明行為的意義。這就叫密集描述。按照對行為者所具有的意義來描述行為。〔註6〕

在實際運用中，如在葛茲自己的名篇論文《深層遊戲；巴厘鬥雞筆記》中，萊爾所觀察的眨眼和葛茲所觀察的鬥雞，這二者之間的區別不只在於後面的現象遠比前面的複雜，而在於，眨眼睛的人多少能夠解釋自己的行為，而葛茲對巴厘鬥雞的解釋卻是巴厘人自己所不能做的。葛茲對巴厘鬥雞作了這樣的解釋：血淋淋的鬥雞使得壓賭註錢的旁觀者極度興奮，其實是一種“藝術行為”，成為一種對“死亡、男性力量、憤怒、驕傲、失敗、善行和機遇”的表述。巴厘人觀看鬥雞是和英國人觀看莎士比亞戲劇演出相似的公眾行為。〔註7〕有論者指出，葛茲的解釋中含有太多的想像成分，有牽強附會之嫌。〔註8〕但這個解釋卻很能說明密集解釋的一個重要特征，那就是，這種解釋一般超過了行為者自己所意識到的行為意義，涉及到了行為的半意識或者無意識(下意識)意義。解釋到什麽程度必須適可而止，不至於「過度闡釋」，那要看解釋者自己如何拿捏分寸。

密集描述在人類社會學和人類文化描述學(ethnography)中有許多廣為人知曉的例子，如社會學家霍布金斯(Keith Hopkins)描述羅馬的鬥劍士格鬥，他所作的心理意義闡述包括觀眾感覺到的性吸引，觀眾在比賽中認同的是勝者的光榮而不是敗者的痛苦。〔註9〕慶典參與者雖能理解這些像徵意義，但卻無法對之作出解釋。這種密集描述往往得借助歷史上流傳下來的記錄，這些記錄是否準確當然會影響密集描述所提供的闡釋。由於卡耐提對自己所引述的大量原始材料的可靠性並沒有直接評說，所以有論者對他的闡釋可信度存在疑慮。〔註10〕也有論者認為，卡耐提有選擇地運用原始材料，不妨把他對這些材料的闡釋當作一種與文學闡釋相似的表述，只要闡釋本身言之有理，能自圓其說即可。〔註11

1 Thomas H. Falk， Elias Canetti.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pp. 85-6.

2 Richard H. Lawson， Understanding Elias Canetti.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91， p. 57.

3 Tom Nairn， "Crowds and Critics，" New Left Review 17 (1962)： 24-33， p. 29.

4 Ritchie Robertson， "Canetti as Anthropologist，" in David Darby， ed.， Critical Essays on Elias Canetti. New York：　G. K. Halls， 2000， pp. 161-168.

5 Gilbert Ryle， "The Thinking of Thoughts，" in Collected Papers. 2 vol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1， vol. ii， p. 482. 

6 Clifford Geertz，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3-30

7 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p. 443.

8 See V. Crapanzano， "Hermes' Dilemma：　The Masking of Subersion in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68-76.

9 Keith Hopkins， "Murderous Games，" in Death and Renewal.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30.

10 S. Schmid-Bortenschlager und Hermann Broch，"　in K. Bartsch and G. Melzer， eds.， Elias Canetti：　Experte der Macht. Graz： Droschi， 1985， p. 118.

11Ritchie Robertson， "Canetti as Anthropologist，" in David Darby， ed.， Critical Essays on Elias Canetti， p. 168

(徐賁 2007《詩性人類學的群眾理論：兼及卡內提和阿多諾關於群眾問題的對談》2007-09-18 爱思想平台) 

人類學的描述方式使得卡耐提的群眾理論，給人一種與當下時代脫節的感覺。盡管卡耐提關切權力、群眾、殺害、存活、人和非人等等問題，但他的中立超然立場使他一直避免與這些問題直接有關的二十世紀事件和現像，如納粹、屠殺猶太人、斯大林主義。他也一直避免與涉及這些現實事件和現像的論者(如阿倫特、雅士伯)公開辯論。比起希特勒和斯大林來，他更願意討論歷史上的偏執狂暴君Daniel Paul Schreber(1842-1911)。即使在他的自傳中，那些左右和殘害二十世紀世界的主要人物也都是缺席的，他議及的反倒是一些次要的，或者甚至完全不為人知的人物。

1939年，卡耐提逃離納粹統治的德國，定居英國，他在日記中記載了自己對戰爭和戰爭苦難的想法。他面臨這樣一種困境，他一方面覺得有責任對居住國保有忠誠，但另一方面又在心里雖德國文化有不能割捨之情。和許多戰時流亡在外國的德語作家不一樣，卡耐提在這一段時間沒有發表作品，也沒有發表反對德國的言論，以保持一種他心目中的超然中立。即使到戰後，他了解了戰爭的破壞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他也沒有對德國文化有所譴責。他關切普遍意義的，而不是具體國家和制度中的死亡、偏執、狂妄、極端和殘忍。他不只一次地表示，他所關切的苦難人類包括那些原本想殺死他這個猶太人的德國人。〔註12〕

在《群眾與權力》的簡短「結語」中，卡耐提畢竟是是涉及了原始部落、遠古社會與現代世界的聯系。這個結語集中在「幸存者」身上，不是經歷了歷史災難還僥存於世的生還者，而是那些踏在別人屍體堆上，成功地成為「英雄」的偉大人物。卡耐提寫道，「作者的真正意圖是將生還者從隱匿處挖掘出來，並顯示出他的本來面目。他可能被尊為影響，成為號令天下的君主，然而在本質上他永遠都一樣。事實上，英雄在我們這個時代才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我們可以從那些高呼人道的人群之間找出來，他仍未絕滅，除非我們有足夠的力量來看輕他的假面具及他的榮耀和光環之前。生還者是人類最大的邪惡、最大的詛咒、甚至是最壞的劫難。在這個最後時刻，我們能逃出他的魔掌嗎?」〔註13〕

卡耐提暗示，他思考群眾與權力問題的動機包括了對他那一代人剛剛歷經的政治災難的反思。1962年，卡耐提曾和阿多諾（T. Adorno）有過一次關於群眾的對話，在德國廣播後，受到相當廣泛的注意。在與阿多諾的這次對談中，卡耐提明確地談到了現實政治災難的問題。這是針對阿多諾對《群眾與權力》的質疑所作的回應。阿多諾認為，人類學和心理學觀察方法也許使得卡耐提只能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像徵性群眾形態，因而忽略了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現實群眾。卡耐提同意阿多諾強調現實群眾的重要性，他說，「我甚至還要進一步地說，我們所經歷的(政治)專制，……如果沒有群眾的壯大，沒有對更大群眾的蠱惑煽動，是完全不能想像的。……自從一次大戰爆發以來，在經歷過戰爭、革命、通貨膨脹時期和隨後而至的法西斯專制後，也許任何一個我們的同代人在這樣的歷史重負下，都會覺得十分有必要好好了解群眾問題。」〔註14〕

卡耐提對專制極權與群眾關係與他的許多同代人(如阿倫特、雅士伯)有共同的現實問題意識。但是，這種問題意識並沒有在《群眾與權力》中直接顯現出來。阿多諾在與卡耐提的對談中一再提出，他和其他讀者在閱讀《群眾與權力》時感到卡耐提的討論方式有一種以超然哲思代替現實思考的趨向。阿多諾承認，「正確地理解你的(寫作)意圖十分重要，」〔註15〕但是，他仍然認為，即使我們可以把現代群眾的盲從、暴力和狂熱看成是與古代社會有關的「返祖」現像，我們仍然需要了解，在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中，返祖現像的具體現刻原因究竟是什麽。〔註16〕希特勒的群眾和墨索里尼的群眾不同，斯大林、毛澤東的群眾又和他們的群眾不同。（上續）

12. Dagmar C. G. Lorenz， 「Introduction，」in Dagmar C. G. Lorenz，ed.， A Companion to the Works of Elias Canetti，New York： Camden House， 2004， p. 9.

13.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Trans. Carol Stewart. London： Gollancz， 1962， p.468.

14.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in David Darby， ed.，Critical Essays on Elias Canetti. New York：　G. K. Halls， 2000， p.142.

15.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p. 142.

16. Elias Canetti and Theodor W. Adorno， "Crowds and Power，" pp. 142， 157.

深度描述是美國人類學家葛茲(Clifford Geertz)提出的術語，來源於英國哲學家萊爾(Gilbert Ryle)論行為描述的一篇文章。萊爾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兩個孩子同樣做擠眼睛的動作，其中一個是自己不能克制的習慣動作，另一個則是向別人悄悄示意。如果從生理學理論來看這兩個行為，它們並沒有區別。但是，如果對它們分別作描述加解釋的密集描述，它們便有了不同的行為意義，一個是“眨眼病”，另一個是“暗示”。〔註5〕葛茲用這個例子進一步提出，人類學家在描述它文化和社會中的人們行為時，必須也要加入解釋，這樣才能說明行為的意義。這就叫密集描述。按照對行為者所具有的意義來描述行為。〔註6〕

在實際運用中，如在葛茲自己的名篇論文《深層遊戲；巴厘鬥雞筆記》中，萊爾所觀察的眨眼和葛茲所觀察的鬥雞，這二者之間的區別不只在於後面的現像遠比前面的複雜，而在於，眨眼睛的人多少能夠解釋自己的行為，而葛茲對巴厘鬥雞的解釋卻是巴厘人自己所不能做的。葛茲對巴厘鬥雞作了這樣的解釋：血淋淋的鬥雞使得壓賭註錢的旁觀者極度興奮，其實是一種“藝術行為”，成為一種對“死亡、男性力量、憤怒、驕傲、失敗、善行和機遇”的表述。巴厘人觀看鬥雞是和英國人觀看莎士比亞戲劇演出相似的公眾行為。〔註7〕有論者指出，葛茲的解釋中含有太多的想像成分，有牽強附會之嫌。〔註8〕但這個解釋卻很能說明密集解釋的一個重要特征，那就是，這種解釋一般超過了行為者自己所意識到的行為意義，涉及到了行為的半意識或者無意識(下意識)意義。解釋到什麽程度必須適可而止，不至於「過度闡釋」，那要看解釋者自己如何拿捏分寸。

密集描述在人類社會學和人類文化描述學(ethnography)中有許多廣為人知曉的例子，如社會學家霍布金斯(Keith Hopkins)描述羅馬的鬥劍士格鬥，他所作的心理意義闡述包括觀眾感覺到的性吸引，觀眾在比賽中認同的是勝者的光榮而不是敗者的痛苦。〔註9〕慶典參與者雖能理解這些像徵意義，但卻無法對之作出解釋。這種密集描述往往得借助歷史上流傳下來的記錄，這些記錄是否準確當然會影響密集描述所提供的闡釋。由於卡耐提對自己所引述的大量原始材料的可靠性並沒有直接評說，所以有論者對他的闡釋可信度存在疑慮。〔註10〕也有論者認為，卡耐提有選擇地運用原始材料，不妨把他對這些材料的闡釋當作一種與文學闡釋相似的表述，只要闡釋本身言之有理，能自圓其說即可。〔註11〕（下續）

註釋：

1. Thomas H. Falk， Elias Canetti.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pp. 85-6.
2. Richard H. Lawson， Understanding Elias Canetti.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1991， p. 57.
3. Tom Nairn， "Crowds and Critics，" New Left Review 17 (1962)： 24-33， p. 29.
4. Ritchie Robertson， "Canetti as Anthropologist，" in David Darby， ed.， Critical Essays on Elias Canetti. New York：　G. K. Halls， 2000， pp. 161-168.
5. Gilbert Ryle， "The Thinking of Thoughts，" in Collected Papers. 2 vol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1， vol. ii， p. 482.
6. Clifford Geertz，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in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3-30.
7. 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p. 443.
8. See V. Crapanzano， "Hermes' Dilemma：　The Masking of Subersion in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 in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68-76.
9. Keith Hopkins， "Murderous Games，" in Death and Renewal.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vol.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30.
10. S. Schmid-Bortenschlager und Hermann Broch，"　in K. Bartsch and G. Melzer， eds.， Elias Canetti：　Experte der Macht. Graz： Droschi， 1985， p. 118.
11. Ritchie Robertson， "Canetti as Anthropologist，" in David Darby， ed.， Critical Essays on Elias Canetti， p. 168.

(徐賁 2007《詩性人類學的群眾理論：兼及卡內提和阿多諾關於群眾問題的對談》2007-09-18 爱思想平台)

徐賁《詩性人類學的群眾理論》 

埃利亞斯·卡內提（Elias Canetti）在他的《群眾與權力》一書中提出的是一種詩性人類學的群眾理論。卡耐提於1925年開始研究群眾，受到奧地利散文家和詩人克勞斯(Karl Kraus，1974-1936)的影響，克勞斯告訴他，無論什麽思想，語言表述一定要清晰。他還受到朋友瓦丁格(Fredl Waldinger)的影響，瓦丁格研究的是佛教和引渡哲學，他的研究讓卡耐提悟出兩個道理，第一，研究群眾不一定要全身心地泡在群眾之中；第二，研究群眾的視野越開闊越好。卡耐提的群眾理論借助了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歷史、政治學等不同學科的材料。〔註1〕卡耐提從1925年到1959年，斷斷續續一共花了34年時間才完成《群眾與權力》一書。他在書中闡述的群眾理論幾乎完全沒有所謂的科學分析範疇，是一種勞森(Richard H. Lawson)所說的“非範疇性歸類”。〔註2〕這形成了卡耐提群眾研究與其它群眾理論以及社會學理論的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它缺乏人們普遍認可的“科學性”，但卻富有一般群眾理論所缺乏的特殊人文想像和魅力。

卡耐提在引述各種歷史記錄和人類文獻的同時，不斷作出他自己的解釋，他采取的是一種夾敘夾議的方式。跟著他的思路，讀者自會感覺出其中的道理。但是，期待清晰論點的讀者卻會覺得從卡耐提那里得不到那種理論的滿足。耐倫(Tom Nairn)曾就此抱怨道，“卡耐提博士從來不用他的資料來論述關於群眾、歷史、心理學或別的什麽的論點。他只是在做雄辯的演說。”〔註3〕耐倫在卡耐提那里尋找論點，得到的卻是辯才。但是，正如羅卜遜(R. Robertson)所說，我們不妨把卡耐提群眾理論中的那種高度混合的“描述”和“解釋”的表述看成是一種“歷史人類學”的“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註4〕

歷史省思與舞蹈體驗設計

（略）而偶然間一次參與雲門舞集的舞者講述舞作的時代背景的小型集會的經驗，亦令其始能體會台灣的歷史境遇與成員處境：那晚的演講精彩極了，細數雲門舞集點點滴滴……講到雲門舞集一個代表作《薪傳》，是一個充滿外放的力量的舞蹈，講的是從唐山過台灣的故事，演員們做了大量的功課，田野考察，在河邊想像父輩從大陸來時的情景，會怎麼樣搬石頭，怎麼樣抬腳？等等……（胡紹嘉《旅歷台灣，返想中國：一位來台陸生的跨文化敘事與認同重構》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一期，2012年4月 頁43-87 / 胡紹嘉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hsj@cc.shu.edu.tw。）

The experience economy: micro trends by Ian Seymour Yeoman and Una McMahon-Beattie

The pretexts for our celebrations are becoming more numerous and more ingenious. In the
social media enhanced lives of millions, few milestones go unmarked and few achievements
undeclared. Energised by dynamic multiculturalism, a globalised events calendar presents
more opportunities to make something special of the day. Many people are comfortable
participating in re-interpretations of celebrations not necessarily rooted in their own religious
practices, national traditions or local cultures. Even specifically national holidays can have an
international appeal. Public enjoyment of all kinds of cultural phenomena, from the season finale
of a favourite TV show to major sporting events and even to political contests, derives as much
from the pretext for the party as the spectacle itself. Consumer enthusiasm for celebrations is
continuously re-ignited and more occasions come to be seen as legitimate pretexts, particularly
in the light of branded energy being devoted to the trend. There is in theory a limit to how many
(more) events or occasions the consumer will be impelled, as well as financially able, to
celebrate (Yeoman et al., 2012).
Micro trend: experience first
The coveting of material goods is being threatened as more consumers come to favour the
experiential over the material. Experiences and stories collected and shared are becoming a
more common way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Whereas once the designer handbag
was a signal of success in life, now a memory from a faraway land is a marker of a good life
(Silverstein and Fiske, 2003). This opens up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for the leisure sector, as
objects are transformed into experiences, and consumers look for ever more exciting and novel
events to discover. One driving motivation for travel is the desire to collect unique experiences;
the ultimate souvenir is a lasting memory. At its fringes this trend boosts interest in rarer
experiences and unvisited places – because a story uncollected by others is more exceptional
and thus more valuable (De La Paz, 2009; Howison et al., 2017; Ogilvy, 2005). The increasing
ability to personalise trips and create bespoke tours, even for travellers on a budget, gives rise
to a wider range of unique experiences which everyone feels entitled to enjoy. Many experience
led holidays focus on disconnecting from the internet, to further absorb oneself in the present
(Boyle, 2005; Collins and Weiss, 2015; MacLaren et al., 2013). A craving for meaningful human
interactions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a world dominated by technology drives the desire for
immersive, intense, off-the-beaten track experiences (Foresight Factory, 2019; Yeoman and
McMahon-Beattie, 2018).

Conclusion
The experience economy is a fluid concept and that fluidity is a representation of its future and transformation. Tourism experiences include everything from a Michelin meal in an exclusive restaurant to an encounter with a Kingfisher bird while on a nature adventure. Indeed, the desire for new and enriching experiences is growing exponentially and those providers that deliver experiential value beyond basic function will be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Experience-hungry tourists will actively seek experiences that offer new skill acquisition, have a sense of purpose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aspirational value.（JOURNAL OF TOURISM FUTURES j VOL. 5 NO. 2 2019, pp. 114-119）

Micro trend: luxury experienced

（Con't）The definition of luxury has shifted to encompass more experiential forms of indulgence,
elevating the value of both unique experiences and everyday moments (Yeoman and
McMahon-Beattie, 2018). Millions in the UK now feel entitled to luxury in some form and while it
is certain that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late 2000s and early 2010s subdued the growth of
prosperity, our sense of entitlement to luxury is irrepressible (Foresight Factory, 2017; Seo and
Buchanan-Oliver, 2015). As access to luxury becomes more mainstream, however, its very
definition has evolved to carry ever more nuanced associations alongside more traditional ones
(Lee et al., 2015; Hennigs et al., 2015). While the meaning of luxury for many consumers is
rigidly wedded to its classic,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expensive, unique material quality, we note
too that intensity of experience is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to consumers. So too is any form of
indulgence that enables consumers to fulfill their deeper psychic ambitions and confirm their
social success and savoir-vivre in the process. Underpinning the luxury experiences (Foresight
Factory, 2019) trend is the notion that the leisure activities should contribute to one’s skill set,
cultural awareness or even character. Indeed, it is argued that superior premium experiences
have a lasting impact upon one’s personal outlook and therefore represent an investment. And
that ultimately, such endeavours (and improvements) can be broadcast across networks, both
on and offline


Micro trend: everyday exceptional

Consumers are constantly searching for reasons to break routines and indulge in unscheduled celebration (Yeoman and McMahon-Beattie, 2018). Commercial opportunity lies not just in finding the occasions when consumers party, but also in supplying fresh reasons to celebrate.

According to Foresight Factory (2018a), the ephemeral experience has become an acceptable
capitalist asset; it cannot be quantified or valued, yet it signifies authenticity, individuality, and
solidifies personal positioning in the realm of the fascinating. One driving motivation for travel is the desire to collect unique experiences; the ultimate souvenir is a lasting memory. At its fringes this trend boosts interest in rarer experiences and unvisited places – because a story uncollected by others is more exceptional and thus more valuable. The increasing ability to personalise trips and create bespoke tours, even for travellers on a budget, gives rise to a wider range of unique
experiences which everyone feels entitled to enjoy. Many experience led holidays focus on
disconnecting from the internet, to further absorb oneself in the present. A craving for meaningful
human interactions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in a world dominated by technology drives the
desire for immersive, intense, off-the-beaten track experiences. However, we also see social
media playing an increased role in holiday-booking. Lured in by others’ experiences on platforms
such as Instagram, new embedded links allow for direct booking from stories.

Micro trends and experience economy
As the experience economy is now mainstream, how will it evolve and what are the micro or sub
trends that will shape its future? Penn (2007) and Penn and Fineman (2018) note that micro
trends illustrate the changes that are occurring in the experience economy and that they are
consumer focused. Key micro trends are as follows.

Micro trend: once is never enough

Millions of lives are now no longer marked by “things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fter this” moments.
Fewer people will face only one wedding ceremony or cohabit with the same person forever.
Fewer individuals will achieve only one major but unitary ambition (e.g. visiting Machu Picchu,
witnessing an eclipse, or completing a marathon). Many will survive life-threatening illnesses only
to face others some time later and then, in due course, survive them too. Across their lives, many
will embark on sequential careers when once upon a time a single one was more than enough.
The essentialism of such elasticated experience is the widespread realisation that no moment, no
choice and no state of affairs is unique and irreversible. The tourism sector has long had to
address the issues of long distance and big spend or how to tempt consumers into taking
perhaps unusually expensive vacations in far flung destinations. This leads to marketing
promotions which emphasise once in a lifetime or do this before you die aspects. But, as life
extends, affluence stabilises and (even extreme) experiences multiply, there now a generation of
over 65s who will have to make more than one bucket list. Why should a young Californian
backpacker assume that s/he will only visit Machu Picchu once (Yeoman et al., 2012)?

Introduction: the experience economy

The experience economy dominates the philosophy of tourism: it permeates how we engage with
tourism and how we consume tourism. The literature tells us that tourists want to encounter a wholerange of experiences such as holidays abroad, cultural events, fine dining or cutting-edge leisure activities (Pine and Gilmore, 2011). They want to enrich their daily lives by experiencing new things and undertaking activities that deliver self-improvement, enjoyment and revitalisation. Sampling new, unique and aspirational experiences provides consumer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new skills, acquires new knowledge and thus boosts their shar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Bourdieu, 2000).

The desire to collect “stories” underpins so many of our consumption choices: new experiences are
sought in order to build memories, identities and stores of social capital. Hence, consumers can be
seen as the experience seekers. Indeed,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a living journal and portfolio of ourdaily lives, which naturally increases the demand for experiences to fuel our online story platforms.

Snapchat and Instagram stories allow consumers to display a constant stream of experiences,
where the mundane or everyday sits comfortably with more glossy, performative content. Here,
shareability and good storyfodder is worth more than any material value. From beautifully presented restaurant meals to music concerts often the sharing of every moment with friends and followers appears to overtake living in the moment itself. Alongside this, rising access to those items once seen as luxuries has encouraged many to place a greater focus on the pursuit of experiences – whether in addition to, or in place of, more material-based forms of consumption.

The ephemerality of the experience economy is also a common draw. Limited-edition events feel more exclusive, while transient pop-ups provide extra status for those who are in the know and reach the location first. And the most premium of experiences cleverly create even more hype by eschewing social media altogether – though shareability and status-boosting is still key. Cult venues such as www.sohohouse.com and www.secretcinema.org ban mobile phones so guests cannot take photos, which could be considered a riskier approach for brands who want to build reputation.

However, consumers benefit from feeling they have experienced something truly unique and are even more likely to share it in real life via word-of-mouth. A growing focus of the luxury sector has been the delivery of premium, status-boosting experiences in addition to best-in-class physical products.

Those with the means to access the sector will expect the experiences they collect – in-store, on
holiday, online – to surpass those available to a mass market clientele.

The experience economy: micro trends by Ian Seymour Yeoman and Una McMahon-Beattie

Abstract

Purpose – This trends paper is based up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ccess to a series of databases; thus, with the help of thes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rovide insight into changing consumer behaviours.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experience economy will evolve and outlines the micro and sub-trends that will shape its future.

Findings – This paper identifies seven micro trends associated with the experience economy.

The micro trends are: once is never enough, luxury experienced, leisure upgrade, escape from modernity to authentic-seeking, fluid identity, everyday exceptional and experience first.

Originality/value – This trends paper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into the experience economy for researchers, practitioners, students or interested parties. Going beyond a broad interpretation, it focuses on specific micro trends in action.

Paper type Trend paper

詩性可以成為各種藝術結合的切入點

空曠的舞臺上，垂落下幾百隻“窗子”，在舒緩的音樂聲中，“窗子”又漸次升起；電子大屏幕上，被拆散的字體不斷飛舞、變幻，最後定格為一個大大的“詩”字。

這是近日在北京舉行的“打開窗戶——新詩探索40年”活動現場。活動的主辦方北京市朝陽區文化館和《詩探索》編輯委員會別出心裁地，把本次活動辦成了一場以“詩”為主題的劇場演出，詩歌論壇、詩歌朗誦會都在這個劇場進行，同時還穿插了多場戲劇、演唱會、現代舞等詩意演出。

詩歌朗誦會如一場演出：女沙畫家現場作畫，通過投影儀投射到大屏幕上，女性朗讀者排坐在一起，觀賞著“畫意”，醞釀著“詩情”；每一幅沙畫完成時便由一位朗讀者站起來吟誦出她心中的詩。綠色的舞臺燈光、纏綿的音樂背景與低回的朗誦，共同營造出一個詩意盎然的、女性化的藝術天地。

活動主辦方通過這些形式探討著“如何表現一首詩歌”，他們相信詩意無處不在，“詩歌就是生活，生活也是詩歌”。活動的策劃者之一、詩人林莽表示，優秀的詩歌大部分都是可以朗誦的，因為它們都有著優美的語言和抑揚頓挫的旋律。而且，好的藝術都是有詩性的，而詩性可以成為各種藝術結合的切入點。因此，應該不斷去尋找各種藝術之間融合的可能性，探索詩歌朗誦的新形式，豐富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共產黨員網

約翰·奈斯比《藝術復興》

邁入1990年代，人類將面對一項革命性的變化，藝術會逐漸取代體育運動而成為社會主要的消遣活動。凡是進入信息社會、生活高素質的地方，人們都認為有必要通過藝術去重新審視生活的意義。人們將在視覺藝術、詩歌、舞蹈、戲劇和音樂領域發生一場現代的藝術復興運動，從而與近代的工業時代形成鮮明的對照。

美國許多企業界的商家是主要的藝術贊助者，越來越多的商家改用藝術的方式來樹立公司的形象和推銷產品。此方式更能在有教養的消費者心中贏得聲望。藝術活動的繁榮興旺，以致藝術領域中的商業活動和工作機會也激劇增多。美國政府消減藝術的贊助，反而推動了藝術的發展、企業界更積極的參與，結果是藝術變得更有生命力，甚至減少政府對基金會資助的依賴。

藝術復興現象可從紐約或倫敦百老匯劇院、歌劇院、交響樂團、舞蹈團及圖書出版業的急增顯見；許多情況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當前藝術繁榮的狀況，比如藝術作品的拍賣記錄比以前高出了兩倍、收藏藝術品的人比文藝復興時期還要多、大型藝術展覽會的參觀人數不斷的增加、歐洲許多國家到處興建新的展覽館，甚至是私人的展覽館把自己收集的收藏品珍藏，流芳百世。

藝術的蓬勃發展促使經濟發展，鼓勵商業和民用房地產建設，促進旅遊事業和吸引新的行業。換句話說，藝術既是文化資源也是經濟資源，投資在藝術上的花費不但影響整個社區的經濟發展，而且能產生多重效應。藝術是旅遊業的資產，能吸引各種商業和工業，提高房地產的價值。展覽館舉辦大型藝術展覽和夏季藝術節能為餐廳、旅館、零售店和停車場帶來可觀的收益，直接幫助地方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藝術事業的繁榮發展為許多新行業開啟了富裕之門，年輕人在地區管弦樂團或當地的各種表演團體中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就能容易地養活自己。藝術行業工作的增長速度仍然遠遠超過了所有行業工作的增長速度。例如在1983至1988年間就增加了1600萬個新的工作機會。根據美國統計局提高的資料，美國藝術行業中現在有150萬人，分別是演員、導演、播音員、建築師、作家、舞蹈員、設計師、音樂家、作曲家、畫家、雕塑家、手工藝家、藝術制版家、攝影師以及教育程度更高一些的藝術、戲劇和音樂指導。此統計尚未計算與藝術有關領域的人員，如藝術經理人、古典傳播媒介工作人員等。

隨著藝術在社會中變得日益重要，個人、公司和城鎮都將在藝術形象、藝術個性和藝術生活方式的影響下不斷地決定各自的命運。

美國企業界是世界上最大的藝術贊助者，美國藝術界因此受益匪淺。這種情況已引起歐洲各國政府決策者的妒忌而試圖改變他們對藝術界提供資助的方式。然而，美國政府已消減了藝術的資助，促使藝術界對自身的經濟狀況負起更多的責任。這種變化從長遠看來使藝術團體更能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美國藝術界為了有效推銷“產品”，甚至挖掘新“產品”出售，藝術界的產品不得不變得更有商業化和更有革新精神。通過商業“賺錢”方法，把籌集資金的含義擴大。他們通過幾個方法，就是藝術團體通過接納更多知名的藝術界人士入會和舉行募捐活動，動員有藝術修養的公眾向他們提供資助。此傳統的方法為各藝術團體在財政上能生存下去打下了基礎。有些藝術展覽館采用一些非常規的方法：例如把場地出租給其他團體舉行慶典活動，經營銷售額達數百萬美元的零售商店等等。

現在許多展覽館和其他非盈利藝術團體已不把自己看作是他人捐贈資金的消費者了。他們可以更自由地安排計劃，制定政策而不用看別人的眼色行事。當政府緊縮藝術資金時，擁有高大寬敞、墻上掛上有價值昂貴油畫大廳的藝術館已開始出租承辦筵席和各種形式的聚會，例如提供進行會談、宴請、欣賞音樂和舉行舞會等。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利潤來自一流展覽館附設的商場。他們經營郵購服務，展覽館商店售出T衫、運動衫、展品目錄、明信片、公司掛歷等。更多賺錢的方法舉辦一些活動，例如：舉行酒會、街邊展銷會、自由演奏會、拍賣會等。雖然如此，不管采用什麽策略，藝術團體的目標只有一個，即想方法設法創收和吸引新的藝術觀眾。

今天，藝術和體育運動會競相爭奪人們的休息時間和金錢。然而，根據統計調查人們消遣方式在藝術活動多於體育活動，參加藝術活動的人數其實已經遠遠超過了觀看體育比賽的人數，但是社會只是看到這個革命性的大趨勢及其意義。有一點是明確無疑的：在決定藝術能夠多快，多廣地取代體育運動的過程中，企業界將起重要的作用。

以往婦女是廣告界難以接近重要的市場。由於調查顯示女性是藝術的愛好者，所以藝術活動已協助廣告界解決此難題。研究後的結論是他們看芭蕾舞的次數比男性多一倍，聽音樂的次數多25％，聽交響樂的次數多27％。

對愛好藝術的人說，一些最好的東西根本不在電視里，導致廣播轉向“窄播”的現象。由於大眾傳播媒介播放的藝術節目太少，許多藝術迷正在建立高級的家庭藝術圖書館，安排自己的藝術活動。

許多公司正在轉向利用藝術的形象和聲音來推銷產品。藝術和技術似乎走到一起了，它們都體現新的觀念，代表美的品質。企業對藝術的贊助這一趨勢發展之快是前幾年沒有人預料到的。藝術復興固然是一個因素，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藝術能幫助公司建立形象，爭取高級消費者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企業界在整個1990年代對體育運動的贊助將停滯不前，而對藝術活動的贊助將會持續大幅度地增長。不過，1990年代對體育運動的贊助無疑會帶有商業味道。此外，企業高級領導層中將出現一些女性藝術愛好者和45歲以下，在支持體育活動方面不怎麽熱心的男性。公司在他們的領導下，會認真看待投資藝術給公司帶來的好處。在企業內部，人們也越來越多地用新創造的藝術語言來描述企業的工作狀況。盡管企業在重新確定它們今後贊助和提供廣告的重點對象，但我們不可忽視藝術本身的新的活力或吸引力。藝術界只有做到少花錢，多吸引觀眾，才是推動企業進一步提供贊助的最終因素。（錄自John Naisbitt, Mega Trend 2000）

電子夢

臺北時間民國七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中華電視臺實況轉播了英國歌手基爾朵夫(Bob Geldof)發起的「送炭到非洲演唱會」(Live Aid Concert)。

這場盛會，號召了數十位全世界流行歌壇的超級巨星，聚集在大西洋的兩岸，共同完成了一場歷史上「最大的」義演演唱會。

其實是「在你家里舉行」

稱它是「最大的」演唱會，事實上是從媒體事件的觀點來說的。

根據新聞報導，這場義演的電視轉播，動用了十四個電視衛星(想想看，去年洛城的奧運會，不過才用了四個衛星!)，收視國家達一百六十國，收視人口則估計有十五億人。

坐在臺灣的電視機前，你仍然可以感受到這個跨洲演唱會的特質。「天涯若比鄰」似乎已不足以描寫這個活動，它事實上混合了預先錄好的影帶，節目越洋互傳，現場演唱，共同結合成為一個內容，坐在臺灣的電視機前，你看到的畫面，實際上出自不同的地點，不同的來源，而得到一個有機的整體。

透過通訊媒介，演唱會從不同的地點在「空中」結合，人物化做電波，重組之後再傳到送你的客廳－－演唱會實際上是在你家中舉行的!這就是為什麽「時代周刊」要說，這是「胡士托音樂節加上音樂電視臺」(Woodstock Meets MTV)。

這個事件，可以給我們什麽啟發？

整個地球進入表演廳

第一表演娛樂已經有整合性的趨勢，在這一次演唱會中，你已經很難說出它究竟是一個現場表演事件，音樂事件，還是電視事件，事實上它全都是。它一方面是一個真實的演唱會，有十幾萬人在現場參與了盛會，它一方面是一個電視事件，因為它讓十五億人在電視上看到它，它在美國「音樂電視臺」以立體音連播十七個小時，在音響講究的電視器材中，它實際上是一個音樂事件(和唱片一樣)，演唱會中插播一段米奇傑格和大偉鮑埃的合唱錄影，那是一個設計性的攝制，概念上是「電影的」。－－也就是說，表演藝術上，它究竟是音樂的，舞臺的，電視的，電影的，已經難以分辨，也無法分辨的意義了。

第二，表演娛樂已經有即時性的能力：不管你在倫敦，在紐約，在臺北，在北平，你完全可以共同參與一個事件－－只有幾分鐘的差異。世界不僅是縮小了，表演者面對的觀眾簡直是全人類!表演廳的容納量是－－一個地球。

第三，表演娛樂能有個別性的兼顧：全世界共同參與一個表演娛樂的時候，每個人又有差異選擇的機會。住在倫敦，費城的人固然可以親身體驗偉大的場面，選擇播出十七小時，美國選擇播出三小時，臺北華視選擇播出四小時，各取所需，不必強制性的統一。即使是臺北的四小時，無暇觀賞的人按下定時錄影的錄影機按鈕，實際上仍可以選擇任何時間，為自己一人播映－－全世界超級巨星的總集合，主權仍歸你一人所有。

一卻神妙神奇，都來自於「電子化」。即使是娛樂，在電子化的發展中，夢境制造產業已經起了革命性的變化。

夢的電子革命

你可能還沒有注意到，如果你買了錄影機，實際上就參與了「夢的電子革命」的一部分。

錄影機革了電影賞方式的命，你不需要在一星期的電影檔期中，匆忙選擇一個片場去排隊。－－電影放映的時間由你決定，為你一人播映絕不抱怨，還可以暫停(上廁所)，可以重來(沒有清楚女主角換衣的鏡頭)，地點就在你的客廳或臥房。

下一步，唱片和電視的界限也會模糊，電話和電腦實際上已經同居，遊樂器拉近了電視和電腦的距離，「電子娛樂」馬上是家庭娛樂中大半的內容，你其實很難區分何者的單獨地位。透過聲音，影像的聲色之娛，實際上都以電子形態的音訊或視訊表達－－完成你的夢境的，都是電子之夢。

電子夢的來臨，可能會改變一卻娛樂的生產與消費的方式，甚至也改變娛樂的分配方式，娛樂事業的整合性，即時性，個別性－－都將在一場發展中的產業革命里，充分地完成!（詹宏志：感性消費時代，摘自詹宏志，趨勢索隱：新工人、新商人、新社會，1986年，臺北遠流出版社）

詹宏志·感性消費時代——洋白菜娃娃(CabbageBaby)，是一種眉頭深鎖，衣著襤褸的布娃娃。這種娃娃，你不可以「買」，必須「領養」，先交錢，填卡，辦理領養手續，保證盡生今世永遠愛它，絕不虐待它，然後，你才能抱一個愁眉苦臉的娃娃回家。

洋白菜娃娃前幾年才上市(噢，不，應該說「征求領養」)，不多時，蔚為美國的市場狂潮，家長們為了小孩子的娃娃大排長龍，欲求認養而不可得。生產洋白菜娃娃的制造商，幾乎被訂單逼瘋了，當他們把訂單轉到臺灣，香港時，此地的商人則老實不客氣仿冒一通，氣的洋商人跑來臺灣大吵大鬧（你可能還記得那些新聞)。

洋白菜娃娃的熱浪，很快地也波及歐洲和日本，日本人更為洋白娃娃撰寫專書，拍攝專集，開服裝展示會。

寵物石(Pet Rock)，其實就是一塊石頭，裝在漂亮的盒子里，附上石頭的「血統證明書」(說明它的成分，來源)。推廣「寵物石」的商人說，養狗貓為寵物，不如養「石頭」。石頭不哭不鬧，不跑不跳，不打破瓷器，不到處大小便，它啊娜多姿，氣質高貴，溫順可愛，好的石頭血統純正，系出名「谷」，身價不凡。

結果，寵物石像一陣風似的席卷了美國人的心，推出的第一年，賣了五百萬美金－－點石成金，斯之謂也。

洋白菜娃娃和寵物石，給我們什麽啟示？

呃，那是說，感性消費時代來了!

從量的滿足到感性的滿足

感性消費，指的是你買它為的是「一種情感上的渴求，或是一種心靈上的認同」。

洋白菜娃娃不讓你「買」，不讓你有「花錢就是」的感覺。它要你真心真意，付出愛心，才「過繼」給你。

寵物石要你用一個全新的眼光來看腳下的石頭，要你學習和一個陌生的對象「建立馴養的關系」。

洋白菜娃娃和寵物石，滿足的是一種抽象的需求，而它的創造與生產，是從概念上來下手的。

研究社會消費的日本學者，把戰後日本社會的消費需求分成三個階段。依照他們的說法：

第一個階段是「量的滿足的時代」。戰後社會物資缺乏，老百姓吃不得飽，穿難蔽體，整個社會追求的是「量的滿足」－－也就是豐衣足食的意思。在日本戰後崛起的大企業家松下幸之助曾說：「產業人的使命就是消滅貧窮。」反映的就是這個階段的思想。

第二階段是「質的滿足的時代」。當社會衣豐而食之後，量不在是問題了，冬令救濟不再捐久衣服，因為窮人也有夠多的衣服了。這個時候，社會群體追求的是「質的滿足」。衣服要試樣好看，剪裁合宜，飲食要衛生可靠，精制可口，人人追求「生活品質」的提高。經濟學家高希均教授說：「一書櫃代替酒櫃。」有櫃子不稀奇，裝什麽才重要，反映的就是這個階段的思想。

第三個階段就是所謂的「感性滿足的時代」。消費行為進入一種特殊狀態，產品與消費者有著一種不可替代的認同關係。同樣是品質相當的衣服，縫上一個鱷魚標誌，就與某些消費者有不同的意義。所有的消費者都有「時尚化」「風格化」，甚至「個人化」的傾向。在這個階段里，生產者要滿足消費者心理底層的需求，要往消費者還沒有說出：「我要..........。」之前，就說：「是的，我知道您要的就是這個。」

我為人人的時代

感性消費時代，因為消費者是me-generation(人人為我的世代)，所以生產必須是you-generation(我為人人的時代)。

因為產品的「品質」不再是太大的問題，問題是產品與消費者的「關係」。

這種關係像愛情一樣，非她不可，不為什麽，因為她是她。

感性消費時代先從高感應(hightouch)的產業滲進來，像軟體業(雜誌，出版，電視，電影，以及最具特質的錄影帶)，像女性貼身工業(香水，化妝品，內衣，或是衛生棉)，像環境情調產業(咖啡店，觀光，飯店，旅遊業，或是比較壞的例子：賓館)。

感性消費時代已經一腳跨進來了，你可能必須對「別人的需求」夠敏感，你才能在這個時代里工作，生存，成功。

在感性消費時代里，面對一切人或事，都應該注意最細微之反應，好象捧著明代瓷器一樣，請小心輕放。

產業鏈旅遊4結論與討論

基於全域旅遊和“旅遊+”的產業實踐發展背景，通過對已有的產業鏈、旅遊產業鏈和旅遊產業融合理論的系統梳理分析，並創新性地提出產業鏈旅遊概念，即以某種產品或產業的產業鏈（依附產業鏈、母產業鏈）作為核心吸引物，通過產旅融合為旅遊者提供能夠反映產業鏈的上下遊產業特色以滿足旅遊活動需求的完整系列旅遊產品組合。並從理論上深入剖析產業鏈旅遊的內涵特征與發生規律，發現產業鏈旅遊的概念涵蓋了旅遊賦能的價值鏈、產旅融合的企業鏈、旅遊者體驗的供需鏈以及線路可達的空間鏈的獨特內涵；產業鏈旅遊從母產業依附性、鏈型體驗性和多元創新性方面區別於傳統旅遊；產業鏈旅遊的形成發展是產業內生發展訴求、創新旅遊發展理念、鏈性耦合組織和技術、知識與制度革新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實踐發展中，遴選出葡萄酒產業鏈旅遊、茶產業鏈旅遊、花木產業鏈旅遊以及影視產業鏈旅遊四個典型案例，對產業鏈旅遊進行了綜合實證分析，證實了產業鏈旅遊概念的現實合法性，揭示了產業鏈旅遊對於認知新興旅遊發展規律，指導實踐發展的意義和價值。

產業鏈旅遊的提出既是對產業實踐發展中湧現出的新業態、新現象的科學認知和概念抽象，也是對旅遊產業鏈和旅遊產業融合等理論的有益梳理和辨析拓展。同時也嘗試為業界和學界更為科學地從整體性把握新的旅遊發展規律、參與旅遊產業實踐提供了一個新的科學視角。例如近年來旅遊小鎮發展失敗的案例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於忽略了特色產業與旅遊產業融合發展的鏈性邏輯關係，導致融合程度低、體驗鏈條短、市場供需錯位的結果。產業鏈旅遊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從業者系統深入地認知產旅融合規律，從而更加科學有效地參與旅遊業發展。但由於發端於制造業的產業鏈概念和發端於信息產業的產業融合概念在旅遊業這一特殊的產業背景下呈現出新的概念內涵，同時兩組概念的理解本身也蘊含著豐富的層次和尺度，加之產業鏈旅遊概念本身包含非旅遊的母產業鏈和旅遊產業鏈，因此理解上出現多組晦澀的概念辨析，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例如母產業與旅遊業、旅遊產業鏈與產業鏈旅遊、產業鏈延伸與產旅融合以及產業鏈的四組鏈維等。本文盡管選取了四種典型的產業鏈旅遊案例，但是由於四種案例核心要素的葡萄酒旅遊、茶旅遊、花木旅遊和影視旅遊也分別作為一種旅遊形式被學者從不同角度的分析解讀，其中不乏與本文產業鏈旅遊視角解讀的交叉重合甚至衝突，需要讀者本身較高的理論自覺。

與西方豐富深入的葡萄酒旅遊研究相比，我國的茶旅遊研究始終未能夠產生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研究視角浮於現象，而缺乏對現象背後的產業規律的深入探索和整合。這亦是本研究的緣起之一，產業鏈旅遊不僅是產業實踐中一種嶄露頭角的旅遊新業態，更是一種在理論上基於產業內部發展規律深刻認知旅遊活動組織的概念工具。希冀未來研究中，學者、政府和規劃師從互動、網絡、系統等產業鏈旅遊的研究視角，關注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茶旅遊產業組織、價值鏈組合、產業融合和可持續性等問題，為國際旅遊研究提供能夠比擬葡萄酒旅遊研究價值的東方茶旅遊的理論與實踐。

囿於筆者有限學識和文章篇幅限制，部分內容還處於粗線條的理論勾勒和案例歸納層面。關於產業鏈旅遊更為嚴格精確的邊界確定、更為系統的綜合研究框架構建、更為精細的發生發展過程刻畫、更為有效的規模與績效測量、更為前沿的融合應用技術分析，以及不同產業部門和產品類型的產業鏈旅遊的差異都是未來重要的研究議題。希冀更多學者從理論和實踐中共同關註和研究產業鏈旅遊。（張海洲, 陸林, 賀亞楠. 產業鏈旅遊：概念內涵與案例分析. 世界地理研究[J], 2020, 29(5): 1006-1016 /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0.05.2019541）

3.2茶產業鏈旅遊

中國是世界茶葉的故鄉，是世界上最早發現茶樹、利用茶葉和栽培茶樹的國家，具有幾千年的茶葉發展史。中國亦是世界茶文化發源地，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茶文化體系[28]。茶園的優質景觀環境，茶的豐富文化內涵以及茶貿易誕生的茶馬古道、萬裏茶道等要素構成了中國的茶旅遊體系，並在近年來不但被深度挖掘和規劃開發，逐漸形成典型的茶產業鏈旅遊。茶產業鏈旅遊是依托傳統的茶葉生產鏈和茶衍生產品的生產鏈，從產業鏈的上下遊和橫向部門之間以及研發、文化創意等相關機構開展產旅融合所形成的茶主題旅遊產品組合（圖3）。茶產業鏈旅遊與葡萄酒產業鏈旅遊一樣，也涉及傳統茶產地景觀與消費場所的觀光旅遊、茶產業鏈體驗旅遊和茶產業鏈定制創意旅遊三個層次。由於茶依然保留著傳統作坊式生產形式，又具有現代工業生產形式和衍生品開發生產形式，因此從產業部門和內容上，茶產業鏈旅遊進一步可以分為“茶園+茶坊+茶村+茶道”鄉村休閑旅遊、“茶場+實驗室+工廠+展覽館+茶館”茶工業旅遊以及景觀道、歷史廊道、博物館、茶主題街區等區域茶文化旅遊[29-30]。與國際上具有百年歷史的葡萄酒旅遊不同，中國的茶旅遊興起於大眾旅遊時期，目前還處於以茶園、茶室、茶鎮等點狀旅遊化為主的快速成長時期。在發展較早的杭州梅家塢、福建大田屏山鄉等地，可以看到茶產業鏈旅遊的雛形，但還不具有規模性和品牌性。

圖3   茶產業鏈旅遊示意圖

3.3 花木產業鏈旅遊

花木因“色、香、姿、韻”的審美意義被認為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旅遊景觀之一。在人類實踐的長河中，兼具閑情文化、多功能性、泛人文觀的花木文化漸成體系，並經當代多目的性的花木產業實踐得以豐富與拓展[31]。傳統花木旅遊是一種以花木產品作為輔助景觀要素的旅遊在場或以花木產品與文化作為吸引物的旅遊形式，例如公園景區和植物園中的花木利用或荷蘭郁金香旅遊、日本櫻花旅遊等。而花木產業鏈旅遊則是以花木全產業鏈作為核心吸引物的一種產旅融合的發展模式和旅遊形式。花木產業鏈的縱向加工生產的鏈節較少，迂回程度較低，其呈現出的典型特征是橫向不同的生產加工方式以及不同方式間形成的商業型的網絡鏈接。花木產業鏈旅遊便是其中的部分網絡節點產旅融合後所形成的鏈型旅遊產品組合（圖4），包括了花木育苗環節對於苗圃、花鄉、生態園、花市的觀光研學與農事體驗；花木加工過程的景觀設計工作室、植物實驗室、產品工廠、展覽館的參觀研學；花木景區和園博會的花木專項旅遊以及花木主題的各類旅遊場景體驗等。當前中國花木旅遊處於起步發展期，一般是苗圃和花市的傳統組合，或是景區與博覽會的組合，但充分整合花木“種產銷”上下遊的產業鏈旅遊較少，這與花木產業本身的氣候依賴和產業組織空間分散的特征有關。一些具有花木產業優勢的地區開始積極對接旅遊產業，通過旅遊規劃引導花木旅遊的融合發展。在四川成都的三聖花鄉、安徽合肥環巢湖區域、江蘇沭陽、河南許昌等地正在通過花木生態旅遊度假區的發展模式形成具有一定鏈性特征的花木產業鏈旅遊。

圖4   花木產業鏈旅遊示意圖

3.4 影視產業鏈旅遊

影視旅遊是指以影視拍攝、制作的全過程及與影視相關的事物為吸引物的旅遊活動[33]。影視產業鏈旅遊是基於影視制作和生產的全產業鏈過程，通過部分環節的產旅融合組織形成的能夠基本專業化的展示與體驗影視產業內涵的旅遊形式（圖5），前期籌備階段的由要素發展出的旅遊活動，如舞臺劇、劇本體驗、教育培訓、影視文化教育、群眾演員體驗等；拍攝制作階段的場景、道具、器械、技術吸引物化的旅遊內容，如影視基地參觀、拍攝科技研學、影視主題樂園；後期活動的放映、宣傳與節慶，如首映禮、影視節、博物館以及可能延伸出的影視旅遊，如拍攝地探訪、影視周邊商品以及會展等。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文化產業與旅遊業本身的商品無形性和彼此之間的交互耦合性，作為文化產業與旅遊業融合的結果，影視產業鏈旅遊的概念邏輯更多是基於抽象的價值鏈與供需鏈，企業鏈和空間鏈的鏈型特征相對較弱。影視產業鏈旅遊發展依賴影視產業集聚發展後規模性、專業性、品牌性帶來的綜合外部性，因此主要出現在國際著名的大型影視基地。在美國洛杉磯好萊塢，從星光大道、環球影城、傳媒公司總部到明星工作室、攝影棚、劇院、發布會、事件等，各類要素的時空集聚形成了典型的影視產業鏈旅遊。在中國，浙江橫店影視城正在積極地進行產旅融合發展，但囿於影視城本身作為產業鏈前端的影視制作部分，並未形成影視產業的全產業鏈，因此橫店影視城更多是強調旅遊者參與影視制作和演員工作的體驗鏈，是片段性的影視產業鏈旅遊。

圖5   影視產業鏈旅遊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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