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永有《婆羅洲島與中國》

3000年前東南亞婆羅洲島與中國產生聯系

從廣義的婆羅洲文化乃至於相對狹義而言的婆羅洲中華文明文化，或許早自中國周朝（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計起迄今3063年，就逐漸開啟建立婆羅洲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南中國海（南海）商貿活動、宗教傳播、人員往來互動的紐帶關係。

當然，大眾最為熟悉的是其後而來的中國自明朝（公元1368年至1644年）計起迄今649年，明朝特使鄭和7次下西洋（下南洋），以及隨後18世紀至20世紀300年間中國南部省份沿海民眾，一批接一批冒險遠渡南中國海“下南洋”到東南亞包括到婆羅洲島（Borneo）披荊斬棘在新天地謀生，融入當地社會定居，中國大陸與東南亞之間產生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歷史淵源，還有許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故事。

根據專家學者的史籍史料研究，前往婆羅洲島砂拉越的華人群體幾乎請一色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三個省：廣東省、福建省以及廣西省。

縱觀當時這3個華南省出現社會動亂、人口增長壓力，再加上地理位置比較靠近東南亞，因此東南亞各個地區也就形成中國大陸人員外流，尋找安居樂業新天地的目的地。

專家研究指出，早於公元5世紀初，中國大陸於晉朝（公元265年至420年）時期的東晉（公元317年至420年）僧人法顯，在佛教聖地印度學習佛學取經後，在乘船航返中國大陸的途中，曾經在一個名叫“耶婆提”的地方停留過。雖然無法確定“耶婆提”的確實地點，不過，一些歷史學家相信法顯曾在“婆羅洲”停留一陣子。

宋朝與勃泥建立聯系

而根據中國《宋史》（公元960年至1279年）所記載，公元977年至1802年，有個名叫“勃泥”的王國，曾向中國朝貢。而根據宋代趙汝適所撰《諸蕃誌》“渤泥國”（Po-Li or Po-Ni，公元1225年）所記載，每當一艘外國船舶航經“渤泥”時，船長總是會把中國佳肴饋贈“蘇丹”。若該記載是正確的話，這意味著在中國於宋朝時期，中國和“勃泥”之間就建立了聯系。

根據史料所述，中國的《梁書》（公元502年至公元566年） 最早提到“婆利”、《隋書》（公元589年至公元618年）、《舊唐書》（公元618年至公元906年）也提到“婆利”此名。這三個中國朝代的正史都記述“婆利”於公元517年、522年、616年、630年、669年，曾經派遣特使向中國朝貢。

在出土的許多文物，有助於確定中國早年與東南亞區域之間的來往關係。例如在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曾發現的中國大陸漢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陪葬陶器。這些出土陶器可能是由外國商賈或旅客們，從中國大陸帶到這些東南亞諸地。

此外，也有歷史學家指婆羅洲達雅族人（Dayak）的裝飾和圖案，與中國大陸周朝末年時期的圖案很相似。

毛佩琦·建文帝謎蹤（7）

6 感情代替了史實，政治掩蓋了真相

對於明清以來出現那麽多關於建文帝的傳說，怎麽解釋呢：就神話或民間傳說形成發展的規律而言，借用胡適先生的話:

凡故事的演變如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證。

關於建文帝傳說的發生和演變是符合這一規律的。由於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引起了人們的種種猜測和傳說，而傳說不斷擴大不斷豐富，越說越神，越說越圓。

和許多不斷演化的傳說一樣，關於建文帝下落的追尋，對於許多人來說已經遠離了史學或學術，成了一種純粹的感情牽掛。歸納起來：

（1）明初史家在政治高壓和為尊者諱的禁忌之下，既不能批評太祖朱元璋，也不能指責明成祖朱棣，更無法記述事實真相。

（2）明人為伸張其政治抱負，對建文帝其人充滿同情和思念，為寄托對建文帝及忠臣義士的懷念，寧可相信傳說而不願深究歷史真相。為了宣揚忠君殉節的觀念，甚至有意渲染並不存在的傳說。

（3）清初史學家，或由於自身的經歷或由於政治環境而回避事實真相。以遺民自居者，借建文史事寄托故國之思，反省明亡之痛；降附新朝的亡國二臣，身負罵名，豈敢再指那些宣揚忠節的書為偽書：

（4）舊史家在正統觀念指導下，斤斤計較“書法”的長短，為了給統治者開脫，不惜抹殺事實，曲圓其說，比如，宣揚燕王繼統出於朱元璋的有意安排，建文遜國是有意讓位，朱棣入統受之無愧，等等。

還有，清朝在入關之初，也遇到了同樣尷尬的局面。他們趕走李自成，聲稱為明朝報君父之仇。而崇禎帝自縊後，仍有兒子下落不明。清朝控制了中央政權，但反清勢力仍然十分強大。一些反清復明的勢力就奉朱三太子為旗幟反抗清朝。所以在當時，清廷力主朱三太子已死，絕不可能在民間躲藏，用此來斷絕復明者的希望，以安人心。這同建文帝的生死一樣，是政治問題。於是，清初的一些書寫歷史的館臣體會當政者的意思，便主張建文帝焚死之說，以避免人們影射朱三太子。

7．不是結論的結論

關於建文帝的下落，仍可以用明史前輩王崇武先生的話：“官書曲解歷史，野史漫無根據，皆非信史”因此，從明末王世貞、錢謙益以迄清初徐乾學、朱彜尊王鴻緒輩，皆思於此段史事有所考索，而其實甚少發明者，誠以史料缺乏故也。”在現在還沒有新的材料發現之前，我們的結論是：

（1）建文帝不論是焚死還是出亡，不妨兩存其說。

（2）即使建文帝真的出亡，傳說中各種細節也都是不可信的。

（摘自毛佩琦著《永樂大帝朱棣》第二章·百折不撓 の五《建文帝謎蹤》）

毛佩琦《建文帝謎蹤》6 

查繼佐《罪惟錄》的記載中，關於建文帝出亡的不同說法，就有二十三種之多。因為沒有確切證據，作為嚴肅的史學家，查繼佐提出“十六辯”即“十六疑”，對它們一一加以辯駁，全部否定了。

帝子出走何事，而五六十人聞之，後此無一敗：疑一。

鬼門可出，水關何必復導：疑二。

金川既啟，廷臣驚懼不知所出，在外小臣安敢遽入大內：小臣能入而帝不能出：疑三。

兵勢洶洶此何時：而神樂道士惓惓夢中之言，艤舟待命：疑四。

且二十二人信宿王升處也，疑五。

遯野亦多人，而必以為盡與帝周旋，疑六。

亡名者必誣之以名，疑七。

仲彬家吳，吳之人無蹤跡取功名者乎：疑八。

得相聚，疑九。

革誥敕亦早，此系逆案，而邑丞之但身臨史氏也，疑十。

既疑仲彬匿帝，必大索，能哂而去之，疑十一。

期襄陽胡遂弗後，疑十二。

一再跡雲南，必晤帝，疑十三。

帝既目善冠蓋，而萬里復走仲彬者再，疑十四。

豈不聞胡濙之出，又奚乎天臺：疑十五。

間關晤接，無他言，而瑣及所獻，疑十六。

面對種種疑問，最後，他說：

按出亡之說，傳二十有三，豈無一真：惟傳二十有三，乃信無一真也。真則一而已矣。即讓皇之謚，本自“遜國”二字來。此實錄之後，史家不得已，分例“遜國”，以與“靖難”埓。秉筆者不免說謊，數百世安之。卻遜與讓之義，猶然為出亡作解也。

查繼佐的辯駁是在明亡之後。早在明萬曆年間，即建文遜國傳說甚盛時，時人沈德符就有一番辯駁。他說：

建文帝出亡，當時倘令故臣隨行，必立見敗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錄》者，謂其先世曾為建文功臣。因侍從潛遁為僧，假稱師徒遍歷海內，且幸其家數度。此時蘇嘉二府偪近金陵，何以往來自由，又賡和篇什，徜徉山水，無一譏察者：況胡忠安公（胡濙）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報命。觀忠安傳中云，窮鄉下邑，無不必至。胡為常州人，去此地僅三舍，且往來孔道也。豈建文君臣能羅公遠隱身法耶：所幸偽撰之人，不曉本朝典制，所稱官秩，皆國初所無。且妄創俚談，自呈敗缺。一時不讀書、不諳事之人，間為所惑。即名士輩亦有明知其偽，而哀其乞憐，為之序論，真可駭恨！蓋此段大謊，又從老僧楊應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若流傳於世，誤後學不小。又《傳信錄》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傳至世宗皆建文之後。此語尤可詫。蓋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傳順帝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會之耳。乃不自揆，僭稱“傳信”，此與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異：庸妄人自名為信，他人何嘗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職，以至於此。 （摘自毛佩琦著《永樂大帝朱棣》第二章·百折不撓 の 五《建文帝謎蹤》）

毛佩琦《建文帝謎蹤》5

祝允明《野記》，也有大致相同的記載。郎瑛《七修類稿》則說：建文帝“竟葬西山，樹碑曰‘天下大法師之墓’”。所謂葬於北京西山，是指今北京阜城門外的海澱區內，據說就在今西三環路內的中國畫研究院裏。院裏的白塔庵塔，就是建文帝安葬後建的衣缽塔。關於建文帝的下落的說法特別多，幾不勝數。

▲建文帝先隱藏於江蘇吳縣普濟寺，後經姚廣孝幫助，隱藏於穹窿山皇駕庵，死後就葬在穹窿山上。

▲建文帝曾藏在四川平昌佛羅寺，死後就葬在寺後山坡上。因建文帝經常在寺中面向京城哭泣，後人就將平羅寺改稱為望京寺。

▲建文帝從雲南大理逃到四川宜賓越溪河，隱居於隆興，死後葬在隆興的地下塔林（俗稱空山，鑿空山地而建墓）。甚至傳說清康熙帝也曾來到越溪查訪建文帝的遺跡。

▲雲南武定獅子山，相傳建文帝曾在此山正續禪寺駐錫。寺中現有惠帝祠閣，閣內彩塑三尊僧像，中間一尊身披袈裟，背靠龍椅，據說就是建文帝像。像為清康熙初年所造。龕額書“明惠帝”三字。閣前對聯寫道：“僧為帝，帝亦為僧，數十載衣缽相傳，正覺依舊皇覺舊；叔負侄，侄不負叔，八千裏芒鞋徒步，獅山更比燕山高。”據說寺內的乾坤雙樹、龍鳳翠柏、月潭潛龍等十餘處景物都與建文帝有關。

▲重慶市的龍興古鎮，相傳建文帝曾在此地的龍藏寺為僧，“龍興”亦因此而得名。

▲重慶市瓷器口寶輪寺，相傳建文帝曾隱居於此。後人因將所在的白岩山改稱為龍隱山。寶輪寺也就稱為龍隱寺。

▲江西上饒玉山縣三清山上有一座三清宮，據說建文帝化名為全真道人詹碧雲，曾隱居於此，“明冶山碧云藏竹之所”就是建文帝的墓。

還有，既然建文帝沒有被燒死，又在各地生活了數十年，留下後代也是可能的。清初人查繼佐記載的傳說中就有此一說。

查繼佐《罪惟錄》卷三十二“建文逸記”記載說：“建文帝攜一子至浦江鄭氏家，後又納一妾，生四子”。“走住福州雷峰寺。三保（即鄭和）下洋過之，拜泣於地，為之摩足，帝微囑三保舉事。泣不能對，別去”。又有傳說建文帝逃出宮後，云遊四方，晚年隱居於武昌，死後葬在武昌洪山。建文帝改名為讓鑾，暗喻出讓鑾輿，子孫便以讓為姓。近有讓姓後人出示《讓氏家譜》，據此推斷湖北讓姓為建文帝的後代。最近，湖南湘潭錦石何氏族人，同樣根據家譜推斷其始祖何必華（字汝川）即建文帝，因避難來到湘潭，改姓何氏，於此生息數百年。其實，自稱為建文帝之後的，還不止在湖北、湖南。據明史前輩王崇武先生調查，抗戰時期，雲南“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為鼻祖者”。

8．疑云重重，難以證實

但這些傳說許多都無法證實，或者經不起推敲。就拿《明史紀事本末》記載的工部尚書嚴震出使交阯，在雲南在路遇建文帝後自殺一事來說。永樂時期確有個工部尚書姓嚴，但他叫嚴震直，而不叫嚴震。而且，他是在洪武二十八年由明太祖朱元璋派往交只阯的。嚴震直於建文年間致仕，永樂年間又被起用，但永樂年間並無出使交阯的事，而是以工部尚書的身份巡視山西，結果，在走到澤州時病死。 （摘自毛佩琦著《永樂大帝朱棣》第二章·百折不撓 の 五《建文帝謎蹤》）

毛佩琦《建文帝謎蹤》4 

7 傳說中的建文帝蹤跡，傳說中的情況是怎樣呢：傳說，明太祖朱元璋看到朱允炆柔弱，臨終前留下了一個密封鐵匣，囑咐朱允炆遇到大難時打開。燕軍攻入南京，形勢危急，建文帝朱允炆打開鐵匣，其中有剃刀、度牒和一道敕旨：“欲生，懷牒為僧，蜜地去。不然自盡。”於是建文帝焚宮出逃。建文帝從鬼門出，一舟停在案邊，神樂觀道士在等候。建文帝等往東南走，兵部尚書齊泰追到廣德，沒追上而被俘。傳說建文帝曾在錢塘東明寺居住，寺中的廝如樓形制特別，不同尋常人家所造。有人說，建文帝被蜀王用船迎入四川，後來，又從四川進入雲南，藏在黔國公沐晟家。工部尚書嚴震出使交阯，在雲南與建文帝不期而遇，進退兩難，“不言，恐禍及身；言之，不義也。一夕自縊死”。此後建文帝云遊湖南、湖北、廣東、廣西、陜西、貴州。建文帝所居山林寺廟，留下了很多遺跡，還留下了一些詩作：

如在四川永慶寺題詩：

杖錫來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閑吟。

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

在廣西寫有：

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

新浦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在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題壁：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

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云深。

紫微有相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

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

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

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

百官此日知何處：唯有群鳥早晚朝。

傳說，到正統五年（1440年），建文帝已經出亡三十九年了，時在廣西思恩的一座寺廟中，有同寺僧人偷了建文帝的詩，跑去見思恩知州岑瑛，自稱建文帝。岑瑛大驚，把一干僧人全部抓了起來，送往布政司，上奏朝廷。一干僧人被解往京城，這時是在北京。經禦使廷鞫，僧人自稱：“年九十餘，思葬祖父陵旁耳。”禦使說：“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一下子漏了餡，經審問，得知這僧人為鈞州白沙里人，名叫揚應祥。於是，僧論死，關入錦衣衛，從者十二人戍邊。這就是《英宗實錄》中記載的那件事。

事情到此本應完結，但民間傳說發揮了想像力，說此時真的建文帝“適有南歸之思”，就向地方官講出實情。禦使密奏朝廷，將一干人送往京師。朝廷派曾服侍過建文帝的老宦官吳亮辨別建文帝真偽。建文帝見到吳亮就說：“汝非吳亮耶：”吳亮說：“非也。”建文帝說：“吾昔禦便殿汝尚食，食子鵝，棄片肉於地，汝手執壺，據地狗餂之。乃云非耶：”吳亮伏地而哭。建文帝左腳趾有黑子，吳亮摩視之，抱著建文帝的腳，哭得不能仰視。由於羞愧，吳亮退而自經死。於是建文帝被迎入西內。跟隨建文帝云遊的程濟聽到這個消息說：“今日方終臣職矣。”就前往雲南焚燒了庵廟，遣散了徒眾。建文帝入宮後，宮人都稱他為老佛。後來，建文帝以壽終，葬於西山，不封不樹。

讀了類似的記載，我們感到人們是在精心編織著故事，惟恐發生漏洞，不能自圓其說。即使如此，我們還是看到這些記載有很多矛盾、歧異。

比如，《建文皇帝遺跡》（即《備遺錄》）說建文帝歸來在宣德元年（1426年）丙午孟春。“少帝自江南來歸京師”，且自稱“吾今年七十餘”。（按，如建文帝不死，當年應為四十九歲）建文帝與老宦官見面時，說的是另一番話：“吾於七夕之時，賜桃實三枚與爾。爾匍匐階下，食其一，以懷其二。吾問爾藏之由，爾對曰：‘臣有父老在家，欲懷此以獻。’吾嘉爾孝，復賜五枚。今頗憶此否：”老宦官忽覺悟，遂抱持大哭。於是一時故臣都來看望。在建文帝身份得到證實後，宣宗命將其“厚養於諸王館中”。但不久，“一夕暴卒”。後“以公禮葬於郊外”。 （摘自毛佩琦著《永樂大帝朱棣》第二章·百折不撓 の五《建文帝謎蹤》）

毛佩琦《建文帝謎蹤》3

朱棣派胡濙尋訪張三豐，是由於朱元璋“遣使覓之不得”才又進行的。而且胡濙帶著朱棣的“璽書”，準確無疑。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當年修建的巍峨的武當山道觀，已被稱為道教南方第一叢林。所以，說朱棣派胡濙去訪張三豐就是去訪張三豐，並非托言，不像尋訪建文帝只是猜測的、可能的。另一件事的發生，就使關於建文帝的傳說，越傳越亂。那就是楊應祥的出現。

5．楊應祥是建文帝嗎：

沈德符《萬曆野獲篇》記載：

甲戌年（萬曆二年），今上（明神宗朱翊鈞）禦日講，問輔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無考，但相傳正統間，於雲南郵壁題詩，有“流落江湖數十秋”之句。一禦使異而詢之，自言建文帝，欲歸骨故土。遂驛召入宮養之。時年已七八十，後不知所終。”蓋江陵（張居正）亦不曾記憶《英錄》中有此事也。

張居正所說的《國史》，就是《明實錄》。筆記中說的“英錄”，就是《明英宗實錄》。張居正在萬曆初年為內閣首輔，久在朝中任職，處於統治核心，熟悉典故制度，像這樣的的上層人物對建文帝的事都說不清楚，可以想見民間傳說的情況。

《明英宗實錄》對此事的記載，見於正統五年十一月丁巳：

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云：“我建文帝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數滿，宜還國。”謁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師。會官鞫之。其姓名為楊應祥，鈞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遊兩京、云、貴，以至廣西。上命錮之錦衣衛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

這本是一個詐騙案，事實本末本清楚無疑，幾個僧人共謀，由九十餘歲的老僧楊應祥假冒建文帝。事敗，老僧被關入錦衣衛監獄而死，同謀僧人被處戍邊。案子已經了結。

建文帝生於洪武十年（1377年），至英宗正統五年（1440年）不過六十三歲，老僧九十餘歲，必假無疑。老僧有名有姓，載在《實錄》，當年鞫獄之人必不敢杜撰。經過永樂二十二年、洪熙、宣德十一年，又經過正統五年，建文帝的事已經過去了三十八年。當時社會安定，即使建文帝在世，他的手中已沒有一兵一卒，也不會構成威脅。朝廷已沒有必要因他的出現而恐懼。事實上，朝廷的處置也有分寸，僅楊應祥一人被關入監獄而死，其餘人被罰充軍戍邊，並未將活口一律封殺。

結論是楊應祥並非建文帝，建文帝並沒有出現。

可是，楊應祥詐騙案的敗露，非但沒有堵住人們的嘴，反倒給人以更大的想像空間。民間關於建文帝的傳說越來越多。到了萬曆年間，竟然有了本末詳盡、細節完整的記載。連一些號稱嚴肅的學者也不免被其迷惑。國史唯疑說：“程濟之《從亡隨筆》、許仲彬之《致身錄》出，二百餘年之晦跡始彰，疑案盡解。”

6．清修《明史》的尷尬與矛盾

明朝滅亡以後，靖難之役的利益相關人都已不在人世了。史家們可以心平氣和地寫這段歷史，但是關於建文帝的下落仍然說不清。清朝官方組織人力，由張廷玉主持編寫《明史》，在關於建文帝的下落問題上曾有過激烈的辯論，最終《明史》是這樣記載建文帝的結局的：

都城陷，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後屍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在不到四十個字中，關於建文帝的下落竟有三種的說法：一、不知所終；二、焚死；三、由地道出亡。

自燕軍攻入南京（建文四年，1402年）起，直至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年），三百多年過去了，關於建文帝的下落還是沒有結論。當年參與修明史的都是朝野的飽學之士，而且在修明史時又搜集了大量官私史料，經過了認真的分析研究。《明史》以體例嚴謹，敘事縝密而著稱，當時學界考據之風盛行，學者都以辨疑發覆為能事，但我們在這部煌煌的“正史”中看到的，卻是史臣們對建文帝蹤跡的莫衷一是，聚訟紛紜。 （摘自毛佩琦著《永樂大帝朱棣》第二章·百折不撓 の五《建文帝謎蹤》）

毛佩琦《建文帝謎蹤》2

3．神秘的胡濙、張三豐

既然合法的皇帝下落不明，篡位的皇帝派人到處訪察其下落，就顯得合情合理了。一些人雖然不相信建文帝在各地流亡的種種傳說，但卻也懷疑建文帝並沒死於大火，而是在亂中逃出了皇宮。於是像明朝沈德符等人的一些書中，便出現了這樣的說法：

少帝（建文帝）自地道出也，蹤跡甚秘，以故文皇帝（明成祖朱棣）遣胡濙托訪張三豐為名，實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監鄭和浮海，遍歷諸國而終不得影響。則天位雖不終，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

晚明黃景昉的《國史唯疑》卷之一也這樣說：

遣胡濙西南行，求之湖、湘、黔、築洞中，遣鄭和東南行，求之甌、越、閩、廣間。海外幾窮盡禹跡矣。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差類當日情景。

鄭和的遠航另議。這裏先說胡濙。胡濙是誰呢：這個人很神秘。《明史》《胡濙傳》說：

永樂元年（胡濙）遷戶科都給事中。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遯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禦制諸書，並訪仙人張邋遢，遍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

胡濙是朱棣派出的一個秘密偵探。但胡濙傳中說他出巡的任務不僅是尋訪建文帝，而是有好幾項：頒禦制諸書；訪仙人張邋遢；間以民隱聞。另外，還有一項重要任務，《明史》《胡濙傳》又說：

皇太子監國南京，漢王為飛語謗太子。帝（朱棣）改濙官南京，因命廉之。濙至，密疏馳上監國（皇太子）七事，言誠敬孝謹無他，帝悅。

原來，漢王與皇太子爭奪繼承權，誹謗皇太子，朱棣對皇太子不信任，就派胡濙前往秘密調查。胡濙當時是戶科給事中。明朝制度規定，六科“掌侍從、規諫、補缺、拾遺、稽查六部百司之事”。給事中作為言官，對於朝廷上下的事無所不管。當然，有些官員也可以在六科掛名，承辦皇帝交給的特殊任務。胡濙出巡所幹的都是秘密任務，即使朱棣出征在外，即使朱棣已經就寢，他也要趕去匯報。但問題在於，在朱棣床邊他們兩個都說了些什麽，誰也不知道。

正因為胡濙本人行蹤就很詭秘，而此時建文帝又下落不明，所以就助長了人們的聯想與猜測。我懷疑《明史》的作者也受到了民間傳說的干擾，把猜測之詞寫進了史書：“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在胡濙的各項任務中，有一項可以證實，那就是訪仙人張邋遢。

4．仙人張邋遢

張邋遢本名張三豐，因不飾邊幅，被稱為張邋遢，屬於神仙術士者流。《明史》將其入於方伎列傳中，說“或言三豐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然皆不可考”。

《明史》大抵秉承了“不語怪力亂神”筆法，所以一般不記載神仙鬼怪的事，但還是記載了一些張三豐所謂異行：說他——

“頎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須冉如戟。寒暑唯一納一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遊處無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諧，旁若無人。嘗遊於武當諸岩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

“後居寶雞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死。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聞棺內有聲，啟視則復活。乃遊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歷湘、漢，蹤跡益奇幻。”

“明初，周顛、張三豐之屬，蹤跡秘幻，莫可測識，而震動天子，要非妄誕取寵者所可及。”朱元璋聞其名，曾於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覓之不得”。

“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偕內侍朱祥，賫璽書、香幣往訪，遍歷荒僥，積數年不遇。”後來，朱棣“命工部侍郎鄒進、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和太約山，設官鑄印以守，竟符三豐言。” （摘自毛佩琦著《永樂大帝朱棣》第二章·百折不撓 の五《建文帝謎蹤》）

毛佩琦《建文帝謎蹤》1-朱棣如願以嘗地即皇帝位了，他的政治對手建文帝朱允炆的蹤跡，卻成了千古之謎。幾百年前南京宮中的那場大火早已灰飛煙滅，人們對建文帝的尋找還沒有停止。

1相互矛盾的歷史記載

關於建文帝在皇宮中的結局，官修的《明太宗實錄》是這樣記載的：

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還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癡騃耶：吾來為扶翼爾為善，爾竟不諒，而遽至此乎：……壬申，備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

《明太宗實錄》修於宣德年間，由於政治原因，官修的實錄一定是代表官方利益的。因此，一些關鍵和微妙的事常常被隱諱或用曲筆，是不可信的。按《實錄》的記載，建文帝已被燒死，而且還得到了禮葬。有的說用的是親王之禮，有的說用的是天子之禮。無論是天子之禮還是親王之禮都是極為隆重的，果然如此的話，有誰見過殯葬的儀式：墳墓在哪裏呢：

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建文帝被燒死，是符合朱棣的利益的。建文帝被燒死，就可以斷絕天下人的希望和企盼，朱棣也可以安心地做皇帝了。建文帝活在人世，就是朱棣父子的一塊心病。以情理推斷，哪怕有一點可能掩人耳目，朱棣也會給建文帝辦個葬禮、修個墳墓了事。正因為朱棣連自己都欺騙不了，所以才無法發喪建墓。《實錄》記載是從當政者的政治利益出發的，他們宣稱建文帝已死，就是要讓天下人死了心，讓建文帝的追隨者們死了心。既沒有人見過發喪，又沒有人見過墳墓，《實錄》的記載無疑是一大謊言。也正因為這謊言太容易識破了，所以民間根本不相信建文帝已死，才會有種種的猜測和謠言出現。

還有幾件事，助成了種種謠言和傳說的出現。

2．溥洽和尚藏匿過建文帝嗎

《明史》透露出的一個線索，是在民間引起猜測的一個原因。《明史》姚廣孝傳說：

（永樂）十六年三月（姚廣孝）入覲（朱棣），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語甚懽，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系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

溥洽是建文帝的主錄僧，明成祖朱棣為什麽關了溥洽：因為他聽到了兩個傳言：“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但不論是“有言”，還是“或言”，都並非確指，都不足以確認建文帝為僧遁去，或建文帝匿於溥洽所。姚廣孝是燕王朱棣的主錄僧，他與溥洽，一服務於建文帝，一服務於燕王，兩人各為其主，對於同為主錄僧的溥洽有同病之憐，他要求釋放被久系的溥洽，雖然不免是出於同情心，但也可以理解為他不相信“建文帝為僧遁去”，或“匿溥洽所”，於是想在臨終前替溥洽開脫。然而，姚廣孝不相信不等於民間不相信。相反，這兩點猜疑越傳越遠，越傳越豐富。 （摘自毛佩琦著《永樂大帝朱棣》第二章·百折不撓 の 五《建文帝謎蹤》）

白垚《播越千般》

人面桃花依舊在，殷勤崔護去還來，

千般播越餘心跡，湖畔詩書亦快哉。

（1991-1999年，多次返馬與舊友說藝談文。後退休，結廬湖畔，重寫歌劇劇本《寡婦山》。）

白垚《寡婦山 5 則》

《寡婦山前》

江湖世代幾相傳，寡婦山前石一尊，

我聽龍舟勘故卷，渤泥舊事未全湮。

（《寡婦山》是我的第二部歌劇劇本，寫渤泥舊事，傳說來自龍舟唱詞。）

《潮生滄海》

雲山自有貞魂在，滄海誰憐劫後身，

十里潮生明月夜，尚吹蘆管佇征人。

（渤泥〔今沙巴〕有山名“神山”，傳說杜順公主在山上望夫成石，因名“寡婦山”。）

《琴臺錦瑟》

明時殘月宋時津，省識東風有幾人，

涉筆炎方癡說夢，琴臺錦瑟付黃陳。

（《寡婦山》有兩套歌劇曲本，吉隆坡陳洛漢譜之於前，檳城黃振文譜之於後。劇本歷經修訂，陳本1991年定稿，黃版1998年修訂。）

《海上歌行》

檳城島上黃公子，譜我歌行寡婦山，

四海管弦編大曲，龍船燈火未闌珊。

（1998至2001年，檳城黃振文，為《寡婦山》譜成歌劇。）

《麗寶神山》

新詞麗寶曲填初，再賦神山樂自如，

我予陳公一肝膽，陳公報我雙鯉魚。

（2001年11月，吉隆坡第卅四屆歌樂節，將綜合清唱陳黃雙本的《寡婦山》。陳公即陳洛漢，首譜《漢麗寶》，再賦《寡婦山》。）（南洋文藝 9/6/2000）


《南洋文藝》張永修主编的話

1997年11月在吉隆坡舉行的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身在美國德薩斯州的白垚再度被提起。他的詩作〈麻河靜立〉，被列為“大馬第一首現代詩”的說法引起相當激烈的討論。

白垚原名劉伯堯（又名劉國堅），1934年生於廣東東莞縣，1957年南來新馬。〈麻河靜立〉詩成於兩年後。６０年代，白垚主編《學生周報》，影響深遠。今日許多文壇中堅，如本輯特約作者張錦忠、雅蒙、梅淑貞，即為當年《學報》班底。1969年白垚與牧羚奴、李蒼、姚拓改革《蕉風》，共組編輯團。在《學報》、《蕉風》時期，白垚以劉戈、林間、嚴三湄、葉小柔、菁菁等筆名發表詩文。

臺大歷史系畢業的白垚亦以詩筆寫史。1971年，他的《漢麗寶》得陳洛漢譜曲後上演，為大馬第一部華語歌劇。此詩後又編成舞劇，在國內外多次演出。《漢麗寶》與將在今年歌樂節上演的《寡婦山》，及幾年前完稿的《默迪卡》，共同組成《海上三部曲》，敘述華裔先人當年過海南來篳路之事。

21世紀第一個國際詩人節（6月6日）前夕，《南洋文藝》特為“大馬第一首現代詩”作者作輯，並願借詩人之句：“九月的風雨裏縱一切都零落／ 但你仍有著我全部不變的愛情”，獻給所有文學同好。

白垚《舊詩紀事》

我愛新詩亦愛舊詩，現代詩之餘，偶用舊詩紀事，以其簡而易寫易記。下面幾則，或當時草草記下，或事後追記，記的多是當年藝事，部分可作為我的行狀，按年份編列，可作另類年表。

[文壇９則]

《五嶼光景》

讀史讀經還讀劍，江山如畫復如煙，

漫道五嶼光景好，我混龍蛇濁水邊。

（1957年，臺大畢業，入《學生周報》，赴新馬。五嶼，馬六甲舊稱。濁水，吉隆坡爛泥河。）

《學報青青》

學報青青縱所知 ，俚歌班頓竹枝詞，

文章家國華巫印，藝事春秋禮樂詩。

（1957-1967年，在《學生周報》當記者、編輯，兼通訊部活動，工作和學習相長，認識不少作者、讀者、通訊員、學友等優秀青少年，他們多才多藝，日後多成知友。）

《浪拋新卷》

浪拋新卷傖夫惱，噪據山頭縱斧刀，

兒戲何妨長眼看，飄風驟雨不終朝。

（1958年·，《蕉風》詩冊《美的Ｖ形》引起論爭。現代詩踉蹌起步，有點孟浪，但如斯稚嫩，卻招來刀斧，也大非所料，當年很是阿Ｑ，遂以兒戲觀之，其實，縱刀斧的人認真得很。）

高原說藝

高原說藝會文時，青在篇章綠在枝，

方外少年多秀美，初聲想象宋新詞。

（1962年，《學報》、《蕉風》在金馬侖高原，合辦兩刊的青年作者野餐會，亦工作學習相長也。）

彩筆華弦

為書麗寶南來事，細檢輿圖共簡編，

采得古城花百朵，我揮彩筆向華弦。

（1957年，初聞漢麗寶故事。1963年，開始構思劇本《漢麗寶》，試以現代詩入歌。華弦指作曲家陳洛漢，日後《漢麗寶》屢獲佳譽，皆陳氏歌曲之功。彩筆應為拙筆，當時，年不少而氣盛，故有此誤。）

閑話四編

主義誇誇無俚甚，蛙鳴各各井觀天，

文壇攘攘吾違眾，現代詩閑話四篇。

（1964年，寫〈現代詩閑話〉４篇，至今觀之，仍是閑話。回顧來時路，當年多少有些勇往不知前路險的莽撞。）

嚇然冬烘

鴻蒙開辟巧題詩，嚇煞冬烘語費思，

蕉窗開後風能透，豈關立異與標奇。

（1969年，與牧羚奴、李蒼、姚拓改版《蕉風》，202期起，十分現代，校完清樣後返家，卻寫下這首七言絕句記事。）

現代文風

現代文風浩蕩開，冰峰解凍雪山頹，

溶溶化作天河水，灌向千溝萬壑來。

（1969-1981年，現代文學在《蕉風》、《學報》跌跌撞撞了十多年，終與完顏藉、牧羚奴合編《南洋商報》的《文藝》、《文叢》會合，風氣大開。）

江山如畫

風雨滿城曾昨夜，江山如畫又今朝，

河川九派沈刀斧，竟起龍樓百丈高。

（1999年，會雅蒙、早慧、淑貞、春美諸小友，說舊事，話今朝，想起〈浪拋新卷〉一詩中的刀斧，是真兒戲了，當年的阿Ｑ並不阿Ｑ，大慰。）（南洋文藝 5/6/2000）

漢都亞是華人嗎？

在網上搜索馬來民族英雄漢都亞資料，近年有人提出他實為華人，而非馬來族。這些新發現曾經引起一些爭議，各家以證據來證明本身的考據是對的，因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根據黃元煥譯《杭．杜阿傳奇》（Hikayat HangTuah，杭．杜阿在我國通譯為漢都亞。學林書局出版）的描述，漢都亞的父母住在杜榮河，父親是杭瑪穆德，母親唐默爾杜瓦蒂。有一天，杭瑪穆德聽聞賓丹國有了國王，便與妻子說：「賓丹是個大京城，較易謀生，我們遷居到那裏吧。我們一家三口都去。」到了賓丹，杭杜阿認識了4個都以「杭」為家族姓氏的朋友，即杭茲巴特、杭加斯杜利、杭勒基爾和杭勒久。5個朋友親如兄弟，均是印尼人。他們知悉安渣盧庫山有位修道長老阿迪普特臘，於是便一起前往拜師學藝，長老傳授給他們各種知識，如將帥統兵之術、未卜先知之術及勇士武藝等等，由於他們武功好，勇敢善戰，被賓丹國王收為內臣，後來賓丹國王決定遷都，另覓地方建立新京城，國王選中了利棠島，建立的新京城命名為滿剌加國（今馬六甲）。

從上面敘述中，讓人了解了漢都亞5兄弟均是印尼的馬來族人。

近年來，經常跑東南亞的馬、新、印尼各地民間，關於漢都亞兄弟的故事，多多少少有些聽聞，一些人指出漢都亞5兄弟原是來自中國的華人。這裏就將這些零星資料整理出來，大家不妨當做茶余飯後的傳說故事來聽，畢竟民間傳說與史實有很大的差別，而且可靠性不高。

話說明朝初年，朱元璋的皇太子早逝，立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元璋駕崩後，朱允炆登基為建文帝，由於藩王們擁兵自重，各據一方成為他的心腹大患，於是逐個削除藩王勢力，位於北京的皇叔燕王朱棣趁機起兵攻打南京，建文帝戰敗而逃。朱棣遷都北京登基為永樂大帝。下令搜尋建文帝，可是遍尋不獲，建文帝的下落成為一個難以解開的歷史之謎。關於建文帝下落的版本，約有4個：一、焚死說，即在朱棣攻打南京皇宮時被火焚死；二、出亡說，民間傳說建文帝沒被焚死，而是從地道逃跑了；三、為僧說，傳說建文帝逃出皇宮後出家為僧；四、出海說，傳說建文帝逃亡時泛舟出海去了南洋。

民間傳說建文帝出海逃到南洋，永樂帝為了消除心腹大患，便派出武功高強的錦衣衛，這些錦衣衛分布在南洋的印尼、婆羅洲、菲律賓、泰國、越南、馬來土邦等地。而來到馬六甲的約有5名，他們被訓練講當地土語，穿當地服裝，取當地土著名字，衣食住行完全當地化，以掩人耳目，使到建文帝等人以為他們是土著而失去戒備之心。

明朝時的海外華人以福建人為主，所以錦衣衛也以福建人為多。馬六甲5位錦衣衛改了當地土著名字，即Hang Tuah、Hang Jebat、Hang Kasturi、Hang Lekir、Hang Lekiu。若以福建話來譯音，他們的名字音近：漢大仔、漢則捌、漢巧斯都理、漢禮基、漢禮球。他們的名字裏，除了Kasturi為馬來語外，其餘音近福建話。Kasturi取自馬來語的麝貓，據說他本身喜歡麝貓，所以才取了這個名字。而他們的姓氏「漢」，有可能是取自福建話的韓或樊姓。

5位錦衣衛隱蔽身份，改頭換面，衣食住行完全當地化。他們武功高強，受蘇丹邀請當內臣，忠心耿耿為蘇丹效命疆場，無人可敵，成為絕代英雄。他們暗中奉命尋找建文帝，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尋不到就不必回去。結果當然尋不到建文帝，因而終老於馬六甲。

以上只不過是民間流傳的傳說，不可當真。大家泡了咖啡或茶，一面品飲，一面閱讀，讀完這個傳說故事，或許帶給你一個愉快的周日哦！（1.11.2015 《星洲日報》副刊文化空間專欄）

金蓮寶象國（Champa）行紀

這個婦人頭，原是本國有這等一個婦人，面貌身體俱與人無異，只是眼無瞳人。郅夜來撇了身體，其頭會飛，飛到那裏，就要害人。專一要吃小娃娃的穢物，小娃娃受了他的妖氣，命不能存。到了五更鼓，其頭又飛將回來，合在身子上，又是一個婦人。......這叫做個屍致魚（卷7，13上至14上）。

馬書（註：馬歡書）：其曰屍致魚 ，本是人家一婦女也。但眼無瞳人為異。夜寢則飛頭去，食人家小兒糞尖。其兒被妖氣侵腹必死。飛頭回合其體，則如舊。若知而候其頭飛去時，移體別處，回不能合則死。於人家若有此婦不報官，除殺者，罪及一家（頁5-6）。

鞏書（註：鞏珍書）：其國中有人家婦人，呼名屍只於者，唯以目無瞳人為異。夜寢時頭能飛去，食人家小兒糞尖，則妖氣入兒腹必死。其頭復回本體，相合如舊。曾有人能以婦人之體移置他處，其婦亦死。但知人家有此妖異不報官者，罪及閤家（頁4）。

費書（註：費信書）：相傳屍頭蠻者，本是婦人也，但無瞳人為異。其婦與家人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頭而回，復合其體，仍活如舊。若知而封固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有病者，臨糞時遭之，妖氣入腹，病者必死。此婦人亦罕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 。（前集，頁3）。

觀察：馬書、鞏書此段相似，難指《西洋記》據何者。費書分別較大，則當非羅懋登所本。（見馬幼垣《三寶太監西洋記》與《西洋番國誌》）

大馬華人編年史

沙巴史

歷史概念

季羨林

沙巴地理

沙巴民族

沙巴

黃堯《故紙尋珍》神山響吟正氣歌 （1）

一抹霞，芳名萬千。

金色的霞光，猶如一隻神奇的巨手，徐徐拉開了柔軟的帷幕，整個大地豁然開朗了。　　　　 

天是一片青色，幾片桔紅色的朝霞稀稀疏疏地分布在天空中，慢慢地朝霞的範圍擴大了，顏色由桔紅變成鮮紅。　　 

多彩的晚霞在奇妙地變幻著，顏色越變越深，最後變成濃墨畫似的幾筆，更顯得神奇嫵媚。　　

夕陽西下，晚霞映紅了半邊天，又反射到江中，江水霎時變成了紅色！真像一朵朵紅蓮綻開在江中，美麗極了！ 

紅日西沈，天色逐漸暗了下來。西邊，燒起了一片火紅的晚霞……　　天空的色彩真是美妙呀！近處一片紅色，把深藍色的天空映照得格外艷麗。　　

來到坡下的河塘邊，觀賞起夏天傍晚的美景來，只見晚霞燒紅了半邊天，映紅了一塘水，染紅了整片山。　
　 

霞光的範圍慢慢地縮小，顏色也逐漸變淺了，紫紅變成了深紅，深紅變成了粉紅，又由粉紅變成了淡紅，最後終於消失了。　

朝霞的形態也變化無窮，有的像一隻展翅欲飛的雄鷹，有的像一條鮮艷的紅領巾在飄揚，可一會兒紅領巾不見了，卻來了一匹奔騰的駿馬……真是千姿百態，栩栩如生。　　

紅霞照在湛綠的水上，散為金光，而紅霞的欲下沈的日光，也幻成異樣的色彩。一層層的光和色，相擊相蕩，閃閃爍爍的都映現在我眼底。　　

一抹霞，芳名萬千。朝霞，晚霞，紅霞，彩霞，雲霞，錦霞，落霞，丹霞，霞光，霞影，霞帔，霞光萬道，彩霞滿天，彩霞繽紛，晚霞如火，朝霞燦爛，晚霞緋紅，晚霞如血，晚霞瑰麗，丹霞似錦，雲霞漂浮，霞光耀日，朱霞爛漫。

我們等了很久，只見東方的天邊呈現出一種奇特的淡藍色。緊接著，出現了紅色的朝霞，那朝霞，看上去就像一位穿著紅色紗衣的仙女，美麗極了！　　

（續上）不要盲目接受西方史觀

文灼非社長：中學老師要教學的話，觀念應是如何呢？

王賡武教授：中國歷史是五千年的，而且是分不開的，若分開了整個中華文明的概念就成問題了。

文：課程該怎麼寫，難度高嗎？

王：我的看法很不同，最大的限制是受到西方影響太多，什麼都講國家，其實中華文明與國家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靠國家的邊界，是靠文明的價值觀，還靠傳統。不同歷史。哪些方面延續下來，發展程度怎樣，有好有壞，不一定是好，不是說中華文化裏沒有弱點，弱點實在太多，好的地方不可以否認，但就要了解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怎麼去決定，不了解的話怎麼考？所以我覺得用西方的歷史學來看是有問題，有問題就想國家的某某邊界，這個裏面才是你的歷史，所以那就成大問題了。台灣和香港都面對着這些問題──國界的問題，這其實是西方的概念，而且是很新的概念。所謂國家（nation state），民族國家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是19世紀開始才有的，連西方以前都沒有，都是以國王、帝國，戰爭都是帝王之間的鬥爭。到19世紀之後，把幾個帝國打敗之後，才建立成為所謂民主國家。歐盟為什麼搞不起來，她們面對的問題是民族國家限制在於狹義的民族主義，發展難以成功。英國退出來，是沒有想像過的，完全對國家的利益沒有好處，就是因為狹義的民族主義，使他們走上這條歪路。

現在我們為什麼要學這樣的東西，這不是我們的傳統，而且沒有這個需要。僅談民族國家、民族主義這種概念，用西方的史學限制了我們的了解，我覺得這是有欠缺的。我們不應該盲目地去接受這一套東西，對中國史學的發展有很大的限制。

「所謂國家（nation state），民族國家是什麼時候開始有的呢？」

香港歷史發展靠市民力量

文：近年很多年輕人對本土歷史非常感興趣，想尋根。你在二十多年前編訂的《香港史新編》最近有增訂版，成為研究香港歷史重要參考書籍。你覺得中國歷史應如何處理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本土的論說，該從哪個角度出發去編寫這段香港歷史？

王：最初我們編這本歷史書的時候，就是認為我們過往的歷史書裏，都是以英國殖民地政府的出發點為主。這不是完全錯，是有道理的，我覺得不需要有限制，要有另外一些看法，並不是否定香港是一個殖民地。但僅為殖民地的話，我覺得對香港人、香港社會及香港本土的發展會造成許多誤會，很多地方講得不清楚。我們的出發點是怎樣來明確這方面的問題，從另外一個觀點來看香港社會本身的發展，與殖民地政府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這是關乎市民的力量，是由他們的天才來發展。

到現在為止，我們覺得這還是值得做的，但是很多地方都是不太清楚，我們少談政治上的問題，多談一些社會、經濟、人文的城市、文藝的發展，這些都是靠本土的天才。到了香港的人，兩三代之後，他們怎麼看中國及全世界的發展，在文藝、文學方面，人與人之間及社會都受到各方面的影響，發展是沒有邊界的。

我寫的文章在這方面較為重視，很少談政治問題。當時香港沒有自己的政治，在這種環境之下，對我們了解香港很重要。香港100多年的歷史，主要的動力是來自一般人的生活，不是靠英國殖民地政府，政府管的範圍也很有限，只考慮帝國政府的需要，其他都讓香港人自由發揮，沒有去影響他們。香港人的考慮是完全兩樣，與國外的關係非常密切，有許多人都到國外發揮，如到美國、澳洲、東南亞、日本、中國大陸做生意，到處都會去發展，完全是考慮自己的需要，與英國殖民地政府沒有直接的關係。

本土發展應該從這個來說起，一般人的動力來自中國各地的人，可以說中國每個省都有人在香港，這個環境很特殊，所出的本土天才的性質跟其他地方很不同。要重視這一點，這跟國家的邊界不應該有什麼問題，不是一個政治問題，是人怎麼發揮，整個社會的組織、社群如何發揮他們的力量、精神。香港的特點就是來自這方面。

（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2018-08-13《灼見專訪》，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  下圖：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and Asean– Key Note Address by Prof Wang Gungwu）

（續上）中國歷史在不停演變

學校怎麼教歷史，這是很大的問題。我做學生的時候，最不喜歡歷史，所教的歷史是靠背書去唸，我感到沒意思。後來上了大學，我喜歡文學和經濟學，結果選擇了歷史，是什麼理由呢？一方面是環境的關係，另一方面，我覺得很多問題我不懂，要多去了解，一定要找歷史的背景，慢慢地去吸收，研究社會發展與過去有什麼關係。若考慮到這一點，你就會對歷史感興趣，不只是靠教科書，自己去了解和明白，不明白的話，對將來的研究就有限制，這是我個人的經驗。

這個題目最近我在中國大陸幾個大學都談過，比其他地方更特殊的是，中國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文化五千年不斷地發展並維持至今。只有中國和歐洲這兩個重要的文化是最早的，印度也早，但歷史觀不同，中國與印度切斷了好幾次，歐洲也有切斷的一部分。不管是入侵的蒙古族還是滿洲，結果他們是接受了中國主體的歷史背景傳統。在中國的歷史傳統裏，中國文化最主要的河流不停地發展，各方面吸收新的知識，發展自己的學術，也是在這個歷史上建立起來的，這一點好壞不是問題，原來就是如此，維持至今。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中國歷史至五四運動後，打倒孔家店，儒家的經典都要拋棄掉，但中國社會若沒有經典，發展便沒有方向。毛澤東想建立一個新的經典，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列主義作為經典，但中國不可能沒有經典，必須考慮中國的經典是什麼。其實在宋朝以後，沒有一個大家具有共識的經典，有佛經、道德經，還有儒家等各種各樣的，宋朝以後建立了理學的經典。但理學本來不是純粹的儒家經典，它夾雜了許多佛教、道教的思想。那麼成了經之後，這一千年以來，朱熹、王陽明之後的都是理學的經典作為經，這個經只不過是幾百年而已。

清史仍未有清晰定位

我非常佩服清朝的一位史學家章學誠，他有一句話是從傳統中來的，他說：「六經皆史也。」這句話本身很簡單，也很有爭論，到底是什麼回事？若是要研究的話，可以發覺到，宋朝的經不是原來的經，但原來的經從哪來的呢？哪一方面傳統沒有改變的呢？那就是中國的歷史。中國從儒家孔子《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傳承下來到二十四史，這個不停的演變，不是經而是史。所以到最後，中國所有的知識全部集匯起來，用經、史、子、集這個稱呼。把經擺在首位，因為是理學沾光，所以一定要把經擺在上面。經不是儒家的東西，把其他的經擺在子，把史排在第二，是有它的道理。其實，經能夠維持到宋朝，能夠從宋朝發展到明清，因為有這個傳統的歷史，不斷地從孔子的《春秋》伸展到民國。換句話說，中國的經是靠中國的史，這個六經皆史，不能夠太輕視它，它有它的道理，並不能說每個經都是史。但是史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認的，中國文化沒有這個五千年的歷史傳統，不會是今天的文化。如果這樣想的話，這個史非常重要。不只考慮教科書用不用的問題，要了解中國人是什麼人，怎樣的人，怎樣的文化，就是從史的演變。

依我的想法，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就是二十四史停在明朝，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這中間的200年怎麼辦？沒有一個清史，就變得似乎有點斷層，解釋不了。我問內地史學家：「你們現在怎麼對待清史？清史搞到現在，清朝已過了100年，正史還寫不出來。」像戴逸教授等一大批人不停在考慮清史的問題。當時五四運動的史學家決定了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若接受這個區別，就是接受了西方的歷史條件，條件改變了，就影響了中國歷史的延續性。換句話就是明史停了之後，就從鴉片戰爭開始，寫明末到清中葉1840年這一段歷史，寫得最好的是外國人，中國史學家貢獻有限制。面對這個問題，一方面不是正史，不是繼承二十四史，一方面又要跟近代史隔閡了。要解釋這一段200年滿清的早期歷史及清初到中晚期的清史，兩邊很難接上。因此，最好的還是來自西方的學者，他們有不同觀點，中國近代史是從鴉片戰爭開始，這一段是屬於早期現代史。若以這種方法來解釋，這不是中國整個的歷史傳統，所以不面對這個問題的話，現在要談中國歷史，就會空了一段，說不清楚。從這個觀點來看，中國人、中國的傳統、文化、文明是主要來自一個不停頓的歷史，若不承認這一點，就很難了解中國文化。（下續）（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2018-08-13《灼見專訪》，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  下圖：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and Asean– Key Note Address by Prof Wang Gungwu）

（續上）習近平做得好不好很難說，沒有權力什麼都做不到，國家也很容易亂

文：你對習近平有何評價？請對他的內政、外交和領導的風格做一個概括的評價。十九大之後，中國應如何發展才有更大的進步？

王：我對他有很多地方不認識。他所面對的問題是多得不可想像，但可以看到他處事穩健和謹慎。他明白哪些問題要先幹，有次序。這20年來，共產黨的腐敗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腐敗的程度實在很可怕，政府、黨內、軍隊、商業上的腐敗，大家都十分擔心。當領導的如何去面對這些問題，處理要有先後。依我看治黨是最重要的，讓大家要信任黨，把共產黨整頓至健全。他反腐的政策，我覺得很有道理，他不得不做。

尤其他當官有親歷的經驗，親眼見到這個黨的腐敗，當時沒有力量只能靜觀；今天有力量，就要抓緊這個力量，用他的權力去改進黨健全的問題，才可以解決中國其他問題。他看到前兩位領導的中央權力有限，很多事情做不到。我很記得在新加坡的時候，聽胡錦濤、溫家寶講話，他們想做的事很多，很有理想，計劃講得很清楚，也很有道理，卻做不到，因為沒有權力。

所以我看習近平需要集中權力有這個需要，他做得好不好很難說，沒有權力什麼都做不到，國家也很容易亂，共產黨才會在那種情況腐敗到這個程度。習近平要拯救這個國家和黨，必須要有權力，沒有權力等於空談，可以說把權力集中是不得已的事，沒有權力什麼都不能做；但集中權力有他的危險，若大家都要攻擊就攻擊他，個人要負責，這個很危險。他也是知道的，所以不能靠一個班子，這個班子可不可靠，都是大的問題。

中國領導人面對的問題實在太多，如果說他沒有照顧香港，因他沒有這個精力和時間，可能才會忽略了香港。不得不稍為同情他們，當領導真不容易。習近平很清楚要解決這些問題，5年是不夠的，10年也不夠，所以權力不能集中在他手裏，要集中在一個可靠的班子。繼承人都要選好，他們也要有同樣的理想、願望、本事，用20-30年的工夫，把許多基本的問題解決。有很多地方做得很好，弱的地方如何改良，不僅是政治上的問題，而是經濟的問題，這些是不得不做的。

10年要解決這些問題，是不大可能的。繼承的那批人也要認同他的想法，繼續下去。否則，像民主國家那樣，若換一批人就會全部改掉。現在美國就面對着這個問題，大家都感到驚慌，不知道應該走哪一條路，美國因為很富強，避免了一些問題，但問題太多就不能改變，所以要維持長期的發展是很不簡單的。

我在新加坡住了幾十年，這個地方跟民主國家不同，基本上是一黨當政。她有一個長期的計劃，喜歡和不喜歡是另一個問題，要執行能夠成功的話，就要有長的時間，主要的計劃需要15至20年。政府工作人員和所教育出來的人，都是有長遠計劃，為新加坡着想的。小小的國家能夠維持長久的穩健，就是由這種長遠計劃而來的。但也有弱點，若計劃錯了，就會產生很多麻煩；但到現在為止，他們的計劃很不錯，所以不停地發展。中國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不能要求太高，在經濟方面的發展，使到百姓生活方面有改進，已經很好了。

以中華文化視野研究悠長中國歷史

在中國的歷史傳統裏，中國文化最主要的河流不停地發展，各方面吸收新的知識，發展自己的學術，也是在這個歷史上建立起來的。

文：你作為歷史專家，你怎樣看香港的中學把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這幾年間有很多人在討論。

王：我不太清楚香港的情況。歷史就是人類不停的發展，懂得自己的歷史有直接的關係，沒有一個社會沒有自己的歷史，都很重視傳統和發展。每個人都必須知道自己國家的文化、歷史背景及社會發展的過程，若不知道自己的過去怎樣面對今天和將來，怎樣去發揮？至於是否應該需要在學校裏成為考試題目，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我認識許多教歷史的中、小學老師，小學老師都沒有問題，講講故事，中學老師也可以靠講故事，但除了講故事之外，再深入一點去了解的話，學生興趣就會不停地減少。為了考試去背那些人名、國名沒有太大的意思，所以我覺得因為考試需要而讀歷史的話，對了解歷史沒有很大幫助。要了解自己為甚麼要知道歷史，才會對歷史產生真正的興趣。每一件事都有它的背景，有的要知道過去是怎麼一回事，完全不注意歷史的話，對自己個人的發展和發揮都受限制，這一點大家都應該了解。（下續）（下續）（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2018-08-13《灼見專訪》，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  下圖：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and Asean– Key Note Address by Prof Wang Gungwu）

（續上）我現在看的轉折點就是世界經濟中心移到亞洲後，歐亞大陸就變成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地方。若經濟力量能夠發揮的話，整個世界就全部改變，中國地位完全改變。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會受影響，因為香港不完全是靠大海洋的市場經濟為主的力量。不僅香港、新加坡，甚至一些島嶼國家在這個新的局勢下，要考慮怎樣應付和適應這種變化。現時新加坡得益不少，是因為位於印度洋與大平洋之間的主要位置裏。如果歐亞大陸能夠發揮的話就不同了，從巴基斯坦、緬甸而上，新加坡就直接受到影響。若北大洋開發的話，歐洲也可以從北極地區（Arctic）那邊走，整個海洋地區也受影響。

中國的高速發展如果能從中國到歐洲地中海、非洲，那世界就不同了。將來30年可能有大的變化，若這個變化真的形成的話，那麼不僅香港、新加坡都受影響，中國的地位也改變了。中國思想家從來沒有忽略過大陸的問題，最初俄國在中亞、西亞這些回教國家的國際關係來往，各方面都非常注意，並沒有忽略這些問題。我們身處海洋地區反而沒有注意，沒有想到恢復地位的重要性，所以這一點應該重新再考慮。


一帶一路助中國恢復地位

文：這個跟大陸提出一帶一路的背景是否很緊密?

王：基本上要看清楚問題，在我看來，一帶一路最明顯的地方是中國不再與美國在太平洋上爭持，主要的力量放在歐亞大陸。不管是海洋與大陸的路線，中國的基本發展中心就在歐亞大陸。一帶一路就是要讓美國知道中國不再爭新大陸，不再講美國的全球化，中國所講的全球化是恢復地位，出發點是以歐亞大陸為世界史的中心。雖然沒有明顯地講出來，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文：很多人認為習近平的外交政策從海上突破不容易，不如從內陸突破。

王：我相信他了解得很清楚，而且這一點他們是有希望和優勢的，應該是要走有優勢的地方，這是很基本的概念。

文：一帶一路推出後，各國會否有疑慮？中國的政策要走到人家的門口，其他國家會有所忌憚嗎？

王：這是很難避免的。因為每一個國家，尤其在殖民地之後所建立的新興國家，基本上是受到大海洋市場經濟的影響，以英、美帝國的觀念作為出發點，總會有這樣的想法。希望他們能看清這個世界的大變化，可能會有另外的考慮。


大國應考慮小國利益

王：另一方面，中國也要了解，一個大國與小國的關係，我認為是很重要的。從中國最近這幾十年的想法來看，主要的勢力來源主要看美國，就是大國與大國之間的關係擺在最重要位置，這個看法不能夠長久。若不注意小國，看不起小國，認為小國不重要，個別地去對付他們，很自然地小國會感到驚慌和恐懼的。所以要小國對中國有信心和敬仰，須下相當大的外交工夫，一兩天是不能說清楚的，而且他們有全球化大海洋的政治背景，有相當深的偏見，現在要走另一種發展，需要點時間來消化。在這段期間，中國怎麼與小國來往溝通是很重要的。


我經常跟大陸朋友說：「你們太重視美國，忽略了其他國家，以為中美問題解決了，其他都是小問題。」這是不對的，美國也如此，以為找個大國家就可以解決問題。但美國有另外一套，本來他們就有這個基礎，是英國帝國主義交給了美國，英美海洋帝國的勢力已有200年的歷史，也有與小國交往的歷史和經驗，這是他們的優勢。只靠搞好兩個大國之間的問題，那其他的問題就能夠解決嗎？美國常常會有誤會，做錯的事也太多了，大國對小國不注意，經常會出事。美國打越戰，就是一個很大的誤會。中東也是搞這一套，誤會太多，問題也多，自己的問題影響到別人。

所以大國不考慮小國的利益，不注意小國的需要，這是嚴重的問題。現在有一個全球化的國際機構是聯合國，但效率不高。不過中國是接受聯合國機構的概念和國際法的，以國家為主的聯合國秩序，中國並不反對。其實，聯合國190個國家中180個都是小國，我覺得大國跟小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希望大國都可以注意到這一點。

文：你看到中國有改進嗎?

王：有改進，但過分重視中美關係，我向來都認為這是個弱點。

（下續）（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2018-08-13《灼見專訪》，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 下圖 14.10.2021：The new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 and Asean– Key Note Address by Pr...）

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

一帶一路就是要讓美國知道不再爭新大陸，不再講美國的全球化，中國所講的全球化是恢復地位，出發點是以歐亞大陸為世界史的中心。

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編按：筆者80年代在港大修業時，有幸體會過兩任校長黃麗松教授和王賡武教授的管治作風。王校長是國際知名的歷史學家，溫文儒雅， 著作等身。他在港大沒有完成10年的任期提前離職（1986-1995），後轉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管學術研究工作，備受李光耀器重，是國師級學者，目前擔任東亞研究所理事會主席。王教授以86高齡仍經常到處講學及發表演講，編著不輟。他對港大有深厚感情，經常回港出席學術活動，喜歡住在港大柏立基學院。早前王校長接受本社深度專訪，對香港大學的發展優勢、香港人文學科前景、學習中國歷史方法、一國兩制的理想與現實，以及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都有談及，將分五篇刊登，敬希垂注。本文為第五篇。

早在西方國家發起工業革命前，歐亞大陸一直都是世界經濟中心。王賡武教授稱美國現時雖擁有超權力，未來30年歐亞大陸或能恢復歷史地位，而一帶一路更有助中國重攀高峰。提到習近平近來有集權之動機，他指出管治班子需可靠，習近平集權或有助管治國家，更以新加坡一黨專政為例，表示國家領導要有長遠的治國計劃，並以國富民安為目標。

文：文灼非社長 / 王：王賡武教授

文：你主管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多年，可否談談亞洲近年的轉變？

王：我對中國在亞洲的發展非常感興趣。現時整個經濟中心移動到亞洲，至印度洋和大平洋之間，不再在大西洋。在這個大的轉折點下，歐亞大陸的歷史地位，要重新恢復到原來的重點，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歐亞大陸未來30年變化甚大

人類有記錄的5000-6000年歷史，從地中海到印度洋、太平洋、歐亞大陸這一塊地方，這段歷史從西方的工業革命之後，所發展的新力量已到了某個地步。現在要把這一種力量借用到亞洲，亞洲不停在發展，利用西方科技方面的發明及經貿方面的發展，學好了之後，這種力量非常大。

美國也知道，歐亞大陸恢復歷史地位，我覺得是在這30-40年的事，將會不停地朝這個方向走，中國的地位會很不同。所以全球化的中心移向亞洲，中心並不在新大陸，回到老大陸即歐亞大陸。新大陸以太平洋為主的發展，中國是邊際國家，現在回到歐亞大陸就有優勢，新大陸的地位就會平衡起來。那種超權力（super power）的概念就會取消，世界就會改變。歐亞大陸的地位能夠復原的話，中國的地位就會不同，中國對印度洋和東南亞的國家與歐亞大陸、中歐、俄國將來的影響會更加重要，不像這200年，退出了歐亞大陸到了大西洋去。（下續）（王賡武《歐亞大陸將再次崛起；習近平集權欲長治久安》2018-08-13《灼見專訪》，採訪：文灼非　整理：鄭榕榕、黃湘鈺 ）

愛墾評·海外華人三寶的數字面向與文創方案對下一代的意義

海外華僑華人社會 (簡稱 「華社」) 有「三寶」 ———學校、 報刊和社團, 之所以被稱為 「寶」, 就因為它們是構建海外華社的支柱, 承擔著在海外傳承中華傳統文化、 保留中華民族特征的重任, 如果沒有這 「三寶」 在海外維持華僑華人之 「本根」, 那麼, 海外華社也將不復存在。 其中, 作為 「三寶」 之一的社團不僅是華僑華人和衷共濟、 溝通情誼和輔助事業發展的平臺, 而且是維系華人族群文化和族群特征傳承、 推進華僑華人社會發展的重要媒介, 在海外華僑華人社會的變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東南亞華僑華人社會形成時間最早, 最為成熟, 人口數量最多, 經濟實力最強, 相應地, 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也最為悠久, 從目前的數量、 實力及影響力來看, 也頗引人注目。（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愛墾原創·如何經营文史體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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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聯系加強
1991 年, 戰後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 冷戰的結束打破了國際交往中的諸多藩籬, 尤其是意識形態的障礙, 開啟了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 正因為如此,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 一個以商品、 資本、 信息、 技術、 人員等自由流通為標誌的全球化時代開始了。 在後冷戰時期的這個全球化時代, 由於政策的寬松和技術手段的進步, 跨國界的交流變得更為容易和便利, 正是在此背景下, 在戰後便起步的海外華人社團的國際化加速發展。 主要表現為:

①一些國際性社團組織相繼成立; ②積極舉辦國際性社團會議與活動。 根據不完全統計, 到 20 世紀 90年代, 世界性的華人社團達70 餘個, 其中70% 是80 年代以後建立的, 血緣性占34% , 地緣性占 28% , 業緣性占 23% , 綜合或其他性質的占 15% , 這些組織除了小部分外, 大都在其名稱前面冠以世界或國際的字樣。 另一資料顯示, 至 90年代中期的統計, 華僑華人已先後建立 100 多個世界性華人組織。

不少世界性華人社團定期聚會, 會議規模從數百到數千人不等, 如世界客屬組織每兩年召開一次懇親大會、 與會代表往往有 1000 ~ 3000 人, 世界潮團聯誼大會、 世界廣西聯誼會等有名的地緣和血緣組織的年會, 規模也不相上下②。 其他如海南籍團體和福清籍團體等也都召開過世界性的懇親大會。 在海外華人社團國際化的潮流中,東南亞華人社團也表現突出, 表現在不少國際性社團是由東南亞華社推動組建的, 以及東南亞華人社團對國際化活動的積極推動和參與。

最有代表性的, 如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首次倡導和組織的世界華商大會自從 1991 年在新加坡召開首次會議以來, 迄今為止, 一共舉辦過十次 (新加坡、香港、曼谷、溫哥華、墨爾本、南京、吉隆坡、首爾、神戶、馬尼拉)。 華人社團的國際化加強了跨國界華人的聯系, 不僅增強了情感上的交流與聯系, 同樣也擴展了人脈、溝通了信息, 對於華人自身的事業發展乃至促進居留國與中國之間的經貿和文化往來都有一定的助益。（見192-193頁，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華團利益糾結
在海外華人社會, 「社團林立」 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只不過有些國家更甚。例如, 在菲律賓, 戰後以來的統計數據就表明, 雖然菲律賓華僑華人的絕對人口較少, 然而社團與人口比則一直位居前列, 因此, 有學者認為若要研究海外華僑華人社團, 菲律賓非常具有典型性。 而作為一個典型的 「社團社會」, 有關菲華社團的一些分析確實能為我們探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社提供啟發。 這裏我們首先可以以菲華社會為例, 探尋海外華社 「社團林立」 的根源。 就菲華社會而言, 答案是, 除了因為菲律賓實施西方民主體製的菲律賓結社自由、 華人多經商經濟條件較好之外, 還與菲律賓華人所承襲的性格與傳統不無關系。 菲律賓華人大都來自閩南, 閩南俗諺有雲 「泉州人個個猛」, 意即泉州人都自認不凡, 互不服輸, 菲律賓華人因此 「也喜歡三五成群, 糾合舊好新知, 組成小團體」①, 因此造成社團林立的局面。 另外, 社團林立也反映了華社中名利之爭的事實。 中國人素來重 「名」, 出人頭地、 衣錦還鄉是很多人的夢想, 華人也是如此。 不過, 對他們來說, 「名」 還有另一層重要的含義, 「名」 與 「利」 猶如一枚硬幣的兩個面, 是不可分割的。 「名」 意味著地位、 聲譽、 能力、 信任等, 有了 「名」, 人們就能利用自己所控製的網絡獲取更大的 「利」; 有了 「利」, 人們又能通過各種方式擴展自己的社會網絡, 進一步提升 「名」。 運用得好的話, 二者能夠相輔相成, 形成良性循環。 因此, 名利之爭也成了華社不可回避的現象, 這主要體現在對社團尤其是大型社團領導權的爭奪上。（見197頁，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華團後繼無人問題——戰後, 東南亞華僑社會開始了當地化進程, 到 1975 年後, 基本都完成了從「華僑社會」 向 「華人社會」 的過渡。 20 世紀 80 年代, 在當地出生的第二、 第三代華人已經長大成人, 由於他們生長在當地, 在當地接受教育, 觀念上認同當地, 社交圈子已不局限在華社, 因此, 對參與華人社團缺乏興趣, 也覺得沒必要, 並且沒能力 (中文說寫) 參加。 所以, 在 80 年代以後, 東南亞華人社團便已經出現了後繼無人的問題, 這一問題到 90 年代以後更加嚴重。 在菲律賓, 社團後繼無人的問題以校友會最嚴重, 宗親會和同鄉會其次, 商會再次之。 對校友會來說, 因為母校不在本地, 老校友舊校友一離開, 在當地是無人可繼的; 對宗親會和同鄉會來說, 老一輩的會員越來越少, 不過他們會規勸和鼓勵子女接班;對商會來說, 雖然也有類似的問題存在, 但情況比較不一樣。 一是較有實際需要, 還有年青的一代樂意或感到有需要參加; 二是較容易改變作業方式。 事實上, 一些由年紀較輕的商人主導的商會, 已經逐漸變為西式的商會, 開會、 演講、 會議文件 (議程、 會議記錄) 以至獎牌, 已開始使用英文了。

馬來西亞也存在相似的問題, 有統計數據表明: 華裔占馬來西亞人口的 25% , 但僅有 4% 參與青年組織, 比例非常低。 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華裔青少年, 一般對華人社團的活動不大關心。 泰國的情形也差不多, 曾有泰國華人青年在接受訪談時這樣描述他們所認知的華人社團: 「我參加過泰國潮州會館的活動, 主要是去吃飯,有兩三次, 好像主要是唱卡拉 OK, 這些活動很沒有意思。 ……這些社團主要是老年人參加。」 「我念中學時, 知道有一個中華總商會, 但我不知道它是幹什麽的。 小時候曾去大峰祖師廟拜拜, 我父母三四年會去一次。 我知道華僑報德善堂, 他們出錢辦華僑醫院、 華僑崇聖大學等。 至於別的社團, 我覺得有沒有都一樣, 有一些年輕人會跟父母參加活動, 這樣也很好, 但我認為那些社團、 會館對我的生活不太重要。」

華人新生代與社團的疏離使得青黃不接、 後繼無人成為社團普遍面臨的問題。 近些年, 在菲律賓, 這一危機由於新移民的湧入而有所緩解, 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後, 越來越多的新移民來到菲律賓, 為遭遇斷代危機的菲華社團帶來一線生機, 尤其是校友會和同鄉會,除了原有的校友會人員得到補充, 而且新移民還逐漸組建成了一些新的校友會,這些校友會多以中學為單位, 甚至還有小學的校友會。 一些本身規模較小的同鄉會也得到補充, 一些新移民已經成為同鄉會的領導人。 雖然新移民的到來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團後繼無人的問題, 但還遠遠不夠。 社團活動需要耗費極多的時間和金錢, 而目前絕大部分新移民還處在事業發展的初期, 還在為事業忙碌和奔波, 所以, 不論是精力上還是經濟上, 都還不具備參與社團活動的條件。

加之大部分新移民都只有暫居此地發展事業、等掙到錢後再回中國的打算, 所以, 這種考慮也降低了他們參與本地社團活動的意願。因此, 近些年加入社團的新移民還是極少數, 但依然存在。 為解決這一問題, 各社團也在想辦法, 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組建青年組。 目前, 很多社團都設有青年組, 成員大都是宗親會、同鄉會領導人的子女, 由於父輩的動員而參加; 此外, 青年組也經常組織各種活動, 如聯歡、 郊遊活動等, 以吸引年輕人參加, 所以, 在華文報紙上, 經常可以看到各社團青年組舉辦郊遊活動的通知或文章。 但由於在當地土生土長的年輕人生活圈子與興趣已與傳統華社漸行漸遠, 所以, 目前看來, 這一方法的效果也不太理想。（見199-200頁，朱東芹歷史學博士, 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 主要從事華僑華人問題和中外關系史研究。論文題目：東南亞華僑華人社團的歷史與現狀，見《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174頁，174-202））

愛墾評：纳入講好南海故事框架探讨，對照今天的情况，我們的認識豈能只限于猫山王榴槤？我們應該有更大的視野来借本區域文史提升我們本身。

兩宋時期域外民族誌的書寫背景與特點：上面，我們對宋代有關的域外民族誌進行了一個簡單的歸類介紹。仔細對比各種不同類型的域外民族誌文獻，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具有共性的東西。大致而言，兩宋時期域外民族誌書寫呈現出如下一些鮮明的特點，這些特點有些具有廣泛的共性，有些雖不具備共性，但具備鮮明的個性。下面，我們結合時代背景、圍繞民族誌的構成要素及寫作實踐進行一個簡略的梳理。

（一）時代風潮：海洋世界知識的匯聚

中國作為一個陸海兼備的國家，在陸上絲綢之路發展與繁盛的同時，以徐聞港、合浦港等港口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開通。但在宋以前，大多數王朝統治者對海洋世界缺乏明確的戰略規劃和足夠的熱情，多注重向西的陸路地緣方向的發展，對海洋世界的認識也大多限於舟師船工與商人之間，關於海洋世界的知識儲備未真正進入主流社會的知識體系之中。

入宋以後，有諸多因素在促使這種局面發生變化：一是周邊各大政治勢力的崛起，宋王朝向西、向北發展遇到了難以逾越的政治阻隔，向西發展的暢通無阻的陸路交通已不復存在，要想復制大唐帝國陸上絲路的繁盛亦無可能。二是隨著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東傾，尤其是南宋偏安東南後，政治地理結構的變化和海洋經濟要素的增長，尤其是與東南亞、南亞等沿海國家商業貿易的增加，海緣政治和海上的交通，在不斷強化宋人的海洋意識。三是此時造船技術、航海技術的大幅提升尤其是指南針的航海運用，為宋代中國人走向海洋提供了技術保障。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關海洋世界的知識，伴隨著《諸蕃誌》所記載的數十種異域物產的“流動”，不斷地匯聚起來，大量的商人、航海者、水手、移民口述的有關域外國家的信息，為宋人建構海洋世界諸多國家的圖像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這種海洋知識積累取得巨大進步的基礎上，數十個海外國家的圖像被提煉書寫下來，這就是海洋視角下世界知識系統化的過程。

（二）層層累積的資料匯聚與多元的“報道人”

現當代民族誌的寫作一般基於撰述者親自的現地調查，調查資料是最為直接的第一手資料，但在調查之前，對研究客體和考察區域相關的文獻資料、前人研究成果進行學術史的梳理，可以說也是調查者不可或缺的功課之一。古代中國人對域外世界的觀察與記錄，除了少量的求法僧人和諸如《經行記》的作者杜環因特殊的人生際遇流落域外，對觀察區域有直接的考察之外，很多並未有實地的考察。所以，向圖書館作調查、向前人作調查，依靠之前點點滴滴積累起來的史料，逐漸建構域外國家和民族的圖像，就是一種慣常的做法。宋代傳承下來的域外民族誌有不少具有這種特性，如頗具代表性的《諸蕃誌》除了大量的資料來自於其親自的采訪記錄外，還博采之前的《隋書》、《舊唐書》、《新唐書》、《五代會要》、《宋會要輯稿》、《太平寰宇記》、《云麓漫鈔》、《嶺外代答》等文獻典籍，向“女兒國”、“真臘”等內容完全轉抄自同時代的《嶺外代答》，對“蒲甘國”的記述有不少內容也來自《嶺外代答》。又如《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雖然直接源於作者出訪朝鮮的所見所聞，但也參考過其之前楊景略的《奉使句驪掜抄》、王云的《奉使雞林誌》[18]、孫穆的《雞林類事》等文獻。

在前人資料積累的基礎上，有關域外國家和地區各種自然地理、人文景觀、風物土產、交通里程等民族誌內容的來源，主要依靠大量的“報道人”來自各種不同渠道的報道。這些“報道人”大致包括中外使節、商人、航海家、地方官員、移民、僧人等諸多群體，他們源源不斷地向國內輸入有關域外的信息，而尤以頻繁往來穿梭於中外的使節（團）、龐大的商人群體最為重要。就使節而言，肩負王朝使命出訪的使臣，大多要記錄沿途里程及所見所聞，以“行程錄”、“異域錄”、“奉使錄”、“圖記”之類的報告回朝復命，如據《宋史》記載，宋朝使臣宋求“再使高麗，密訪山川形勢、風俗好尚，使還，圖紀上之，神宗稱善，進通事舍人。”[19]而外國使節到來之時，從入境到抵達京城，每個環節都有專門的接待機構和陪同人員，當時以禮部主客司為主的接待機構，每當外國使節到來時要委派專門的人員問詢使節，通過主動而積極的問詢貢使制度獲取域外相關國家的信息。“與宋人的奉使錄相比，這些異國使臣的口述資料，某種程度是宋人不出門的‘旅行’記錄，正如宋代文人山水畫的‘臥遊’可謂異曲同工。”[20]（管彥波，2017，《海緣世界：兩宋時期的域外民族誌研究》

愛墾評：從工商經濟到文創經濟
早期因貿易關系移居菲律賓的閩南人 , 多數是些商人和手工業者 , 他們傳播到菲律賓的中華文化主要是生活和經濟方面 , 而較少涉及到文學和藝術方面。 菲律賓史學家阿利珀 ( Eufro nio M. Alip) 在 《菲律賓政治文化史》 一書中就寫道: 「遺憾的是 , 在與中國交往的巨大財富中 , 菲律賓對中國的哲學、 文學和藝術懂得很少 , 原因是和我們接觸的主要是廈門人 , 他們的主要興趣是經濟。」42 蔡德博士 ( Grego rio F. Zaide) 在評論華人對早期菲律賓文化的貢獻時也說道: 「華人對古代菲律賓文化的影響 , 在本質上是經濟多於知識或社會。」43 這種現象說明 , 中華文化在菲律賓的傳播是閩南人長期移居菲律賓的結果。

閩南人在移居的過程中 , 很自然地把家鄉的風俗習慣、 勞動技能帶到菲律賓 , 通過自己堅韌不拔的辛勤勞動 , 為早期菲律賓的開發與繁榮作出了貢獻。 一位當時的目擊者胡安· 科博神父 ( Father Jua n Co bo ) 曾公正地說過: 「來這裏貿易的是商人、 海員、 漁民 , 他們大多數是勞動者 , 如果這個島上沒有華人 , 馬尼拉將很悲慘 , 因為華人為我們的利益工作 , 他們用石頭為我們建造房子 , 他們勤勞、 堅強 , 在我們之中建起了最高的樓房。」44 一些在西班牙統治的最初200年裏訪問過菲律賓的外國人 , 也證實了這種情況。 1765年 , 一位名叫利· 金特爾 ( Le Gentil) 的法國人評論說: 「這些島嶼面臨著這種情況 , 如果沒有華人就不能生存。」 另一位法國人馬拉特 ( Mallat) 亦說道: 「許多人相信 , 華人對馬尼拉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沒有華人 , 馬尼拉將一事無成。」45 (李金明·閩南人與中華文化在菲律賓的傳播，本文作者系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42 Politi cal and Cultural Hist ory of th e Philippin es, p. 52.

43 Gregorio F. Zaide: Early Philippine History and Cu lture, Manil a, Far East ern University, 1937, p. 14.

44 Father Juan Cob o 's Account, in Th 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p. 137.

45 Th e Chinese Col ony in Manila, Chines e in th e Ph ilippines, vol. Ⅰ , p. 62.

四百年的動蕩·東吳開始認識
在中國歷史上，接續秦漢大一統而來的，是魏晉南北朝將近四百年的動蕩分合。先是魏、蜀、吳三國爭雄，在西晉短暫的過渡後，北方又陷入少數民族的紛擾，與偏安江左的東晉形成對峙。北方的局面歷經北魏的統一與分裂，復歸北周統一，南方則由宋、齊、梁、陳四朝相續遞嬗。最後，楊堅篡北周，南滅陳，終於完成中國的統一。

本書力求將魏晉南北朝時期複雜、紛亂的歷史局面充分展現，以客觀的態度描述各王朝的更迭過程，並對這個時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法律、選舉等制度的確立及演變做了細緻地考察。另一方面，本書也著重描寫這個時期社會各階層的生活情態，不論是日常的衣食住行、胡漢的民族融合，還是各種思想宗教的傳播、文學藝術的發展等等，都有全面而完整的闡述。本書的種種努力，都是為了盡力展示魏晉南北朝時期豐富多彩的歷史面貌。（魏晉南北朝史：一個分裂與融合的時代 By 張鶴泉，三民书局，2009年）

愛墾評註：上文中提及“北攎”，根據冯承均先生的《中国南洋交通史》称（7页）為Borneo。

延續閱讀：扶南土俗

陶之遥遥：遍遊99國的華人海洋自助旅行家—汪大淵

汪大淵，中國元代旅行家，著有《島夷誌略》一書。他的旅行成就足以媲美馬可·波羅（ Marco Polo ），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圖塔（ Ibn Batuta ）。

汪大淵，字煥章，西元 1311 年生於江西南昌。 1330 年，二十歲的汪大淵，懷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豪情壯志，從泉州搭船赴海外遊歷。

汪大淵的海外旅行，在馬可．波羅隨蒙古公主送嫁船隊回國（ 1290 年）之後的四十年，比伊本．巴圖塔從印度出航（ 1341 年）出使中國早十年，比鄭和艦隊第一次下西洋（ 1405 年）早七十年。

他跟隨著中國船商，循著唐、宋、元以來的「海上絲綢之路」，當時稱為「西洋」航路，沿著中南半島、馬來半島、印度半島、阿拉伯半島、非洲東岸，最遠到達非洲東南外海的馬達加斯加島（Madagascar ），旅遊四年之後回到泉州。

1337 年，汪大淵第二度出海，這次循著「東洋」航路，沿著台灣、菲律賓群島、婆羅洲（ Borneo ）、爪哇（ Java ）、蘇拉威西島（ Celebes ）、摩鹿加群島（ Moluccas ），最遠到達帝汶島（ Timor ），旅遊二年後回到泉州。

西元 1349 年（元順帝至正九年），泉州官府重修地方志，主其事者知道汪大淵遊歷過海外諸國，向汪大淵邀稿，汪大淵寫成〈島夷志〉部分，敘述海外各地的風土民情。後來汪大淵將〈島夷志〉部分單獨出版，書名取為 《島夷誌略》。

《島夷誌略》一共記載了九十九個地方，而且都是汪大淵身歷其地、親眼所見。因此書中資料詳實可信，正確度超過宋代趙汝適的《諸番志》。汪大淵在序言中寫道：

『大淵少年嘗附舶以浮于海。所過之地，竊嘗賦詩以記其山川、土俗、風景、物產之詭異，與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

後來明代鄭和艦隊下西洋時，汪大淵的著作提供了關於海外地理知識的第一手資料。隨鄭和下西洋的翻譯官馬歡，出發前就閱讀過〈島夷志〉，馬歡回國後著《 瀛涯勝覽 》一書，他在序言中寫道：

『余昔觀〈島夷志〉，載天時氣候之別，地理人物之異，慨然嘆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永樂十一年癸巳，太宗文皇帝勑命正使太監鄭和，統領寶船往西洋諸番開讀賞賜。余以通譯番書，亦被使末，隨其所至，鯨波浩渺，不知其幾于萬里，歷涉諸邦，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

鄭和艦隊中的另一個翻譯官費信所著的《星槎勝覽》，其內容則有一半抄襲自汪大淵的《島夷誌略》。

汪大淵旅行的範圍超過鄭和艦隊。他到過的馬達加斯加島，比鄭和艦隊到過的蒙巴薩（ Mombasa ）更接近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他到過的帝汶島，與澳洲大陸之間只相隔 550公里寬的帝汶海。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其他三人都是由官方派艦隊，有大批士兵護衛的官方任務，汪大淵完全是私人的自助旅行。汪大淵並沒有自備船隻，而是搭乘中國貿易商的船隻旅行。用如此「搭便船」的自助旅行方式，遊遍海外九十九地只花了六年時間，可見當時中國海洋貿易的繁盛和海洋交通網路的綿密。

後來明代能夠有鄭和艦隊七次出使西洋的壯舉，可以說就是建立在唐、宋、元以來，民間所累積的航海知識、造船技術、貿易網絡的厚實基礎上。而汪大淵，稱他為中國最偉大的民間海洋旅行家，應屬實至名歸。（出處: 遍遊99國的華人海洋自助旅行家—汪大淵 - 旅人世界 - udn城市）

被荷蘭奪走的歷史

他解釋說，蘭芳共和國當年被荷蘭東印度政府滅掉後，「為了要完全統治，把掠奪來的很多物件，包括印章、國璽、國旗，還有官方記錄、文件資料全部當做戰利品帶走。他們先帶到雅加達，後來印尼獨立，荷蘭人又把這些資料從雅加達的博物館撤回荷蘭，最後的落腳點就在萊頓大學漢學部圖書館」。

事實上，願意參團去萊頓的不只謝永茂、李欣祥兩位。「李欣祥老師牽頭組了一個婆羅洲華人研究群組，裏面包括了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還有廣東、上海等地對這個議題感興趣的四十七位學者，大家都很有興趣。」李欣祥著有《羅芳伯及東萬律蘭芳政權研究》和《末代甲太劉阿生》，「我從他那得到蠻多資訊，我很謝謝他。」謝永茂笑言。

謝永茂祖籍是廣東嘉應州鎮平（今蕉嶺），祖先在乾隆二年移居台灣苗栗。去過三次梅州的謝永茂承認，他的客家背景「對做這件事蠻有幫助」，「特別是到印尼，也就是故事發生地去考察時，當地華人基本上是講客家話」。

國民黨曾擬轉進婆羅洲

世界客屬總會理事長范成連對謝永茂新著的評價甚高，比如他提及對於民國三十八年國共內戰後期，國民黨曾提出計劃轉進婆羅洲的史料發現，「是以前的研究者未發現的資料，值得深入研究與探討」，他認為該書對於海外客家研究提供了新的主題，且是「具啟發性、革命性的創舉」。謝永茂則認為，「以前包括李欣祥教授等主要是針對羅芳伯個人的研究比較多，像上海社科院邱峰教授，他有寫《羅芳伯傳奇》，我是把蘭芳共和國的始末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脈絡整理，不只是羅芳伯，當然可能還不夠完善，希望未來資料能夠繼續『出土』，但是我相信，這應該是第一本把整個蘭芳共和國的故事講完整的著作，中間包括它的歷代領導人以及蘭芳由盛而衰的過程，都是前輩學者所沒有提到過的，很開心可以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也給各位前輩做一個參考，大家集思廣益，也許再往下挖，還可以挖出更精采的東西出來。」

謝永茂念完高中就到旅行社工作，在旅行社跟航空公司工作了近二十幾年後，「才發現讀書還是很重要，重新參加聯考，從專科到大學到碩士從頭念了一遍」。考了兩年博士班沒考上，他決定到菲律賓、新加坡、香港試試，終被珠海學院錄取。

「錄取之後，我就在思考，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來講，在香港念書應該是蠻好的選擇，因為在台灣，我接受到的訊息、觀點都是從台灣出發的訊息、觀點，假如我到大陸的話，那一樣都是大陸的觀點。香港比較特別的，是它站在兩岸中間，發揮了一個橋樑或者燈塔的作用，在香港，各種派別、各種不同立場的說法，都看得見聽得到，反而是一個很中立、很客觀的地方來看兩岸，甚至整個華人世界，包括思考中國的未來。」

到香港念書，謝永茂「成本下得蠻高」，當時他在台灣還有工作，幸好博士班的課不多，而且「都開在禮拜五晚上跟禮拜六」，謝永茂於是「每個禮拜五下午跟公司請假，然後搭飛機到香港，上完禮拜五晚上的課住一晚，禮拜六上完課就搭飛機回台灣」，一連兩年，每個禮拜搭飛機來往在台港之間，他視香港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蘭芳共和國史》其實是謝永茂自資出版，「出版是對自己有個交代」，市面上並不多見，被視為「遺珠」。「一刷印了一千本，目前大概只剩下六七十本，大部分看到這本書的讀者反應還蠻熱烈的」，除了台灣的客家人圈子，包括馬來西亞、印尼等地的客家人也在透過各種渠道尋找。「他們都在抱怨說買不到這本書，我也不太懂得行銷，後來就委託誠品書店在幫我賣。我想說，假如香港或者大陸出版社有興趣、願意幫我出這本書的話，我樂見其成。」（亚洲周刊 新思維及其他專欄·2022/7/4-7/10 2022年27期） ▇

（謝永茂是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嘉賓講者 / 原載：亚洲周刊）

金敏華、王凝睿:客家人海外建國百年秘辛·謝永茂追溯蘭芳共和國史

台灣教授謝永茂追溯十八世紀南洋客家人建立的蘭芳共和國，親往印尼與婆羅洲實地考察，發現很多重要的史料，揭開當年客家人建國百年興衰的秘辛。七月廿一日，謝永茂將在香港書展宣講二百五十年前一度稱雄西婆羅洲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傳奇。

隔著屏幕，剛剛開始暑假生活的嶺東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助理教授謝永茂回憶起十三四年前在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攻讀博士時的一幕：「（這本書的源頭）是有一次去廣東做田野調查，我跟蕭國健老師在車上閒聊，他提到蘭芳共和國的時候，我有點訝異，因為之前根本沒聽說過。」

他至今記得，蕭國健對他寄予「非常強烈的期許，希望我能夠接續去做這方面研究，因為自羅香林之後，多年間再沒人做過後續研究，他很期待把它當我的博士論文選題，但那時我的博士論文已經有題目，而且開始寫了，我就答應他老人家，等我博士論文寫完之後，再來做這個研究。」

一零年謝永茂拿到博士學位後，他從最早對蘭芳共和國相關史料做開拓性研究的學院前輩羅香林一九六一年出版的《西婆羅洲羅芳伯等所建共和國考》開始，著手收集資料，沒想到光找這本書就花了兩三年時間。

「從台灣的國家圖書館開始，所有圖書館都搜尋了一遍，到二零一二年我差不多決定放棄的時候，終於在台中的東海大學圖書館找到了，看完之後就很感動，沒想到客家人的先輩曾經在十八世紀做過這樣（了不起）的事。」

被湮沒的一百多年

讓謝永茂好奇的是：「為什麼我們讀的歷史書、教科書從來沒人提過這件事？」他坦承，前面幾年好幾次想放棄，「因為真的找不到資料，連聽過（這件事）的人也很少。好在有幾位學界的朋友，他們說這個題目很有意思，完全沒有聽說過。假如真的能把這段被湮沒的歷史重新挖掘出來的話，不說是怎樣驚天動地的成就，至少是功德一件。最重要我也是客家人，這是我們客家人的光榮。歷史上華人在海外建國的故事不少，尤其在東南亞，但大部分都是曇花一現，隨著建國者的過世，就分崩離析了，通常不會超過二三十年。但是蘭芳共和國蠻特別的，它持續了一百多年，是一個蠻穩固的政權」。

蘭芳共和國是十八世紀中期南洋婆羅洲島上出現的一個華人建立的獨立自治政權，創建者是來自廣東嘉應州（今梅州）的客家人羅芳伯。從一七七七年建政立國，到一八八四年滅亡於荷屬東印度政府之手，共傳國一百零八年，歷十二任、共產生十一位時稱「大唐總長」領導人，極盛時統屬華籍群眾四萬多人，歸附之土著民族二十餘萬人，一度稱雄西婆羅洲，為華人海外建國寫下輝煌一頁。

謝永茂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樣一個傳奇國度，何以在正式的史料文獻中付之闕如，使得這段歷史幾乎淹滅於灰燼之中，「既無人提及，也沒人知道」，「不願青史盡成灰」的謝永茂下決心「上窮碧落下黃泉」。「慢慢發現，做得越久，資料就會自己跑出來，愈加讓我覺得不能放棄，就繼續往下追，這樣才完成這部作品。」

二零一九年七月，初稿既成，謝永茂決定去印尼西加里曼丹進行一次實地考察。「主要想到當地驗證羅香林書上寫到的一些地名、故事和細節，做現場調查」，謝永茂早年當導遊時帶團去過印尼，唯此番是第一次去加里曼丹。

「去跟不去區別很大」，他回憶道，去到當地，僱了一台車，請了一位華僑當翻譯，「因為我不會講印尼文，她陪著我跑，參觀蘭芳公館，踏勘一些遺跡比如說廟宇還有當年的旗杆——雖然旗幟不在了，起兵時蹚過的河流，或是羅芳伯來回經過的地方，還有跟老人家聊天，坦白講心裏面蠻震撼的。雖然此行挖掘到的新資料很少，但帶給我很深刻的現場感，為了了解當初蘭芳共和國大概的轄區範圍，幾次戰役的具體經過，我甚至連地圖都畫了出來。整體來講，加里曼丹之行幫助真的非常大」。

謝永茂的行程是從新加坡到雅加達再到坤甸，「在加里曼丹一週，雅加達三天，整個行程花了十天」，他說，如果經費、時間充裕，至少還應該去棉蘭，「因為被滅國之後，（蘭芳共和國）最後一位總長的兒子逃到了棉蘭」。他決定先走幾個重點城市：雅加達、坤甸、東萬律，「假如還有機會，再去第二次、第三次」。

很幸運地，在他的印尼之行後，二零二零年一月下旬謝永茂又去了羅芳伯故鄉梅州石扇鎮實地考察，但緊接著的世紀大疫終於使得他跟身居深圳的另一位資深羅芳伯研究者李欣祥計劃中的萊頓大學之行不得不為之中斷。「本來以為疫情很快就會結束，就想大家組團去那邊住一個月，慢慢挖（資料），沒想到這個約定一直到現在還沒辦法成行。」謝永茂多少有些失落：「一旦最終能夠成行，這本書應該還會有後續的篇章才對。」

15《清實錄》，共 4406 卷，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載比《明實錄》少得多，這主要是因為西方人占領馬來西亞之後，兩國的政治關系受到極大的破壞。但從少數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清朝對馬來西亞古國采取相當友好的政策，例如在 1742 年，清朝禁止荷蘭統治下的印尼來中國貿易，但對暹羅和柔佛則采取繼續開放的政策。

16《通典》，唐代杜佑著，全書共 200 卷，記述的馬來西亞古國有哥羅國、頓遜國、幹陁利國、狼牙修國、婆利國、赤土國、羅剎國、丹丹、邊鬥國、都昆國、拘利國、比嵩國等。

17《唐會要》，五代王溥著，全書共 100 卷，其中有關外國歷史的部分，其史料價值在《新唐書》、《舊唐書》之上。記述有婆利國、盤盤國。

18《太平禦覽》，宋代李眆著，全書共 1000 卷，該書關於馬來西亞古國的記載來自歷代正史。記述有赤土、干陁利、狼牙修、婆利、婆皇、頓遜、丹丹、邊鬥、都昆、拘利、比嵩、多摩長等。

19《冊府元龜》，宋代王欽若等人編著，全書共 1000 卷，該書有關馬來西亞古國的記述也是來自各種資料。所記述的古國有丹丹、赤土、哥羅、幹陁利、婆利、頓遜、狼牙脩、婆皇等。

20《玉海》，宋代王應麟著，全書共 200 卷，對馬來西亞古國的記述相當簡略。

21《通誌》，宋代鄭樵著，全書共 200 卷，記述的古國有幹陀利、狼牙脩、丹丹、婆利、赤土等。

22《文獻通考》，宋代馬端臨著，全書共 348 卷，記述的古國有幹陀利、狼牙脩、婆利、赤土、勃泥等。

23《明會要》，明代龍文彬著，記述有婆羅、浡泥、彭亨、滿刺加等。

24《明會典》，明代申時行著，全書共 228 卷，基本上是使用明朝官方資料，記述有彭亨、浡泥、滿刺加、娑羅等國朝貢情況。

25《三才圖會》，明代王圻著，全書共 106 卷，該書的特點是將散見在各種書籍中的圖譜匯編在一起，圖文並茂，方便讀者的直觀了解，但其中的內容謬誤不少。記述有滿刺加、浡泥、龍牙門、佛羅安、娑羅、頓遜、登眉流等。

26《續通典》，清代官修，共 150 卷，記述彭亨、丹眉流、滿刺加、丁機宜、柔佛、浡泥、單單等。

27《清朝通典》，清代官修，共 100 卷，記述柔佛、單旦、彭亨、文萊等、

28《續文獻通考》，明代王圻著，共 254 卷，記述滿刺加、彭亨、柔佛、丁機宜等。

29《清朝文獻通考》，清代嵇璜等編，共 300 卷，記述柔佛、丁機宜、單旦、彭亨等。

30《宋會要輯稿》，清代徐松編，共 366 卷，記述浡泥、丹眉流等。

31《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一萬卷，分為 6 個匯編。這本大型著作的特點是將過去有關這一問題的資料原本照錄，使讀者閱讀起來非常方便。在第二匯編中有關馬來西亞古國的資料有滿刺加、斤陁利、狼牙修、婆利、頓遜、婆羅、浡泥、丹眉流、彭亨、佛羅安、單馬令等。

32《嶺外代答》，宋代周去非著，共 2 卷，記述的古國有佛羅安。

33《諸蕃誌》，宋代趙汝適著，共 2 卷，記述的古國有淩牙門、蓬豐、登加儂、淩牙斯加、吉蘭丹、佛羅安、日羅亭、單馬令、渤泥等。

34《雲麓漫鈔》，宋代趙彥衛著，全書共 15 卷，記述的古國有渤泥、佛羅安、朋豐等。

35《島夷雜誌》，元代陳元靚著，記述有淩牙蘇加、佛羅安等。

36《皇明鴻猷錄》，明代高岱著，記述有浡泥、彭亨、滿刺加、急蘭丹等。

37《皇明象胥錄》，明代茅瑞徵著，共 8 卷，記述有滿刺加、柔佛、浡泥、彭亨、婆羅等。

38《咸賓錄》，明代羅日褧著，共 8 卷，記述滿刺加、婆黎、赤土、彭亨、渤泥等。

39《皇明世法錄》，明代陳仁錫著。全書共 92 卷，記述浡泥、滿刺加、彭亨等。

40《前聞記》，明代祝允明著，共 1 卷，記述鄭和下西洋時的航行時間和經過地方。

41《獻征錄》，明代焦竤著，記述滿刺加、浡泥、彭亨等。

42《罪惟錄》，明代查繼佐著，全書共 102 卷，記述有浡泥、滿刺加、娑羅、彭亨、急蘭丹等。

43《國榷》，明代談遷著，全書共 100 卷，記述有渤泥、彭亨、滿刺加、娑羅等。

44《弇山堂別集》，明代王世貞著，全書共 100 卷，記述滿刺加、浡泥等。

45《菽園雜錄》，明代陸容著，全書共 15 卷，記述鄭和下西洋經過滿刺加、浡泥的情況。（下續）

註 釋：

1《漢書》，漢代班固著，全書共 120 卷，其中有關古代馬來西亞的記述是該書的《地理誌》。

2《宋書》，南北朝時期沈約著，全書共 100 卷，該書的《本紀》和《列傳》均有馬來西亞古國婆皇國、斤陁利國、婆利國的記載，這也是正史之中首次記載馬來西亞古國的情況。

3《梁書》，唐代姚思廉、姚察著，全書共 56 卷，該書的《本紀》和《列傳》記有丹丹國、幹陁利國、狼牙脩國、婆利國、頓遜國的情況。

4《陳書》，唐代姚思廉、姚察著，全書共 36 卷，該書《本紀》記有丹丹國、幹陁利國、狼牙脩國的情況。

5《隋書》，唐代魏征等編著，全書共 85 卷，該書《本紀》和《南蠻傳》有赤土、婆利、丹丹等國的記載。

6《南史》，唐代李延壽著，全書共 80 卷，該書《本紀》和《夷傳》記有婆皇國、丹丹國、幹陁利國、狼牙脩國、婆利國、頓遜國的情況。

7《北史》，唐代李延壽著，全書共 100 卷，該書《隋本紀》有赤土國的簡要記載。

8《舊唐書》，五代劉恂等編著，全書共 200 卷，該書《地理誌》和《南蠻傳》有赤土國、婆利國、丹丹國、狼牙脩國的簡要記載。

9《新唐書》，宋代歐陽修等編著，全書共 225 卷，該書《地理誌》和《南蠻傳》有羅越國、哥羅國、哥谷羅國、赤土國、婆利國、單單國的簡要記載。

10《宋史》，元代脫脫等編著，全書共 496 卷，該書《本紀》、《禮》、《食貨誌》、《外國傳》有渤泥國、丹眉流國的記載。

11《元史》，明代宋濂等編著，全書共 210 卷，該書《本紀》和《外國傳》有龍牙門、丁呵兒、急蘭亦鱘的簡要記載。

12《明史》，清代張廷玉等編著，全書共 323 卷，該書《本紀》、《食貨》、《外國》有浡泥、彭亨、滿刺加、婆羅、急蘭丹、文萊、柔佛、丁機宜的記載。

13《明實錄》，是記載明朝歷代皇帝政治活動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原始宮廷檔案，有大量關於浡泥國和滿刺加王朝的記述，其中尤以滿刺加王朝的記述最多，時間從 1370 年至 1550 年之間。

14《清史稿》，清代趙爾巺主編，共 529 卷。

1511年葡萄牙人占領馬六甲之後，中國與馬來西亞的交往受到極大的破壞，中國人對馬來西亞的進一步理解和認識也受到極大的影響，加上 17 世紀末以後，中國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在文獻上記載馬來西亞情況的著作變得少了起來。這種情況一直至 1840 年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中國對世界的了解才重新得到發展。到 19 世紀末，隨著中國派遣官員到國外訪問考察，以及派遣駐外外交使節增多，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載便大量增多，而且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述與以前的記述有很大的不同，能夠用比較生動細致的描述來論述有關問題。而在 19 世紀末以前，中國文獻對馬來西亞的記述，其風格基本一樣。換句話說，中國對馬來西亞或者對外國的記述手法，在清代末期發生相當大的變化。有關清代末期中國對馬來西亞的記述，需要另外論述，這裏暫時省略。

清代前期的重要著作主要有《海國聞見錄》和《海錄》。《海國聞見錄》的作者陳倫炯雖然自己沒有到過東南亞，但他長期在福建和臺灣工作，對海外情況相當熟悉，所寫的著作價值較高。在《海國聞見錄》中，作者準確地記述了馬來半島各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清楚地記述了這些古國的交通距離。從該書的記述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商船是沿著中南半島南下後，先到丁加奴、吉蘭丹、彭亨、柔佛，然後再到馬六甲。該書還指出這些國家的民族是馬來族，而不是像以前的歷史著作那樣只是籠統地稱為“番人”（外國人）。謝清高口述的《海錄》是清代另一本重要著作。由於謝清高本人到過馬來西亞，所以他的著作就一直是學者高度重視的著作。《海錄》對咭囒丹、丁加奴、邦項（彭亨）、舊柔佛（新加坡）、馬六呷、沙喇我（雪蘭莪）、新埠（檳榔嶼）、吉德（吉打）、柔佛、文萊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述。《海錄》的記述，是研究明末清初馬來西亞歷史的重要資料來源。

從中國古籍的記載反映出來的古代中國人對馬來西亞的認識，可以看出由於有關載比較簡略，不像記載本國歷史那麽詳細和嚴謹，所以古代中國人對馬來西亞古國的認識也不那麽全面和準確。其原因主要是作者大多數沒有到過馬來西亞，缺乏親身體驗，因此對收集來的資料判斷起來有些困難，何況這些資料轉來轉去，免不了存在錯誤，因而在最後寫成著作時出現一些荒誕的說法。同時，由於專業水平的限制，對馬來西亞古國的地理形勢的描述也不夠精細，這給後來人的研究增加很多困難。當然，中國古籍對其他國家的記載也是如此。

盡管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中國古籍對馬來西亞古國的記述有些簡略，但這也反映了中國古籍對馬來西亞古國的記載是采取比較慎重的態度，不是信口開河亂寫一通。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正史有記述馬來西亞古國新情況時，往往是因為當時有馬來西亞的古國派遣使節訪問了中國，使到撰寫外國情況的作者得到第一手資料（盡管這些資料不夠全面深入），而中國古籍對馬來西亞古國比較詳細記述部分，往往是因為中國派遣使節出訪馬來西亞古國後得到比較多的資料而寫成的，所以顯得詳細和生動。至於民間的著作，最精彩的著作是一些親自到過海外的人所寫下的著作。凡是在某一時代沒有馬來西亞古國到訪或者中國沒有派使節出訪時，或者沒有中國人到過馬來西亞後寫下著作流傳於世，中國古籍中所作的記述基本上采取抄襲以前著作的做法，一般情況下是做一點文字上修改而已，但也不是作者自己發揮想象隨意描述。因此，中國古籍對馬來西亞古國的記述是比較可靠的。從不同時代中國古籍的詳細或者簡單的記述中，我們也許可以看出兩國交往的親疏程度或者馬來西亞古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大小程度。

 ① 即現在 Langkawi。。 ② 一說指新加坡。 ③ 位於柔佛。 ④ 一說位於文萊。 ⑤ 一說位於馬來半島北部。


（張應龍，2005，清代以前中國古籍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述以及史料價值，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

寫於同時代的《文獻通考》增加了關於 977 年渤泥派遣使節訪問中國的經過，稱渤泥的使節是一個叫蒲盧歇的阿拉伯人帶來的[82]。由此可見，渤泥在很長的時間裏與中國官方已經沒有往來了。趙汝適對於渤泥、單馬今、淩牙斯加、佛羅安等所作的記述，在很長時間裏基本成為後來中國其他古籍記述這些國家情況的基礎。

汪大淵是元代中國著名的航海家，青年時代曾經兩次到海外遊歷，到過馬來半島、菲律賓、婆羅洲、爪哇、蘇門答臘、印度、波斯灣、紅海以及東非沿岸。他用 8 年的時間於1349 年寫成《島夷誌略》一書，涉及的國家和地區 220 多個，其中有關馬來西亞的有無枝拔⑦、丹馬令、彭坑（彭亨）、吉蘭丹、丁家盧（丁加奴）、蘇洛鬲⑧、浡泥、都督岸⑨、班卒⑩、龍牙菩提①、龍牙門②、東西竺③、萬年港④等 10 多個古國和地區，所記載的古國和地區遠遠超過以前的著作。在《島夷誌略》一書中，首次提到的地名有無枝拔、蘇洛鬲、都督岸、龍牙菩提、龍牙門、東西竺、萬年港等。汪大淵著作的一個特點就是注意記載這些國家的物產和貿易，中國與這些古國的經濟文化關系，所以《島夷誌略》是這一時期關於馬來西亞古國歷史十分寶貴的資料。汪大淵的記述，成為後來其他著作的主要資料來源。 

①多摩長一般認為在馬來半島；羊支跋在馬六甲以及附近的五嶼。

②一般認為在吉打至玻璃市一帶。

③在柔佛一帶。

④ 約在馬來半島北部。 ⑤ 一說在 Tembeling 一帶。 ⑥ 一說在 Kuala Dungun 或者 Beranang 一帶。 ⑦ 位於現在馬六甲。 ⑧ 位於現在吉打。 ⑨ 位於現在沙撈越 Datu。 ⑩ 一說在柔佛。

此外，元代寫成的《宋史》也首次提到丹眉流⑤，稱丹眉流在 1001 年派遣使節訪問中國[83]。另據《元史》的記載，1320 年元朝派遣使節出訪龍牙門，1325 年龍牙門使節回訪元朝，1286 年丁呵兒（丁加奴）和急蘭亦鱘（吉蘭丹）派使節到達中國[84]。

進入明代（1368 一 1644 年），鄭和七下西洋這個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創舉，不但大大加強了中國與各國的關係，而且大大拓展和加深了中國人對海外的了解和認識。首先，鄭和下西洋大大加強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各種關系。在跟隨鄭和下西洋的隨從中，馬歡、費信、鞏珍分別寫了《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誌》，對以滿剌加王國和浡泥國為中心的馬來西亞歷史進行比較全面和深入的論述。其次，由於這一時期中國與馬來西亞古國的關係得到較大的發展，滿剌加王國和浡泥國經常組成使團到中國訪問，而中國也多次派了使節到馬來西亞訪問。因此在明朝宮廷檔案《明實錄》中保留大量關於明代中國與馬來西亞古國交往的歷史資料，是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歷史檔案。以後，在明代中國其他古籍中，都比較多地介紹馬來西亞古國的歷史、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情況。可以說，明代中國有關馬來西亞歷史的著作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大大超過以前歷史時期。在明代後期民間著作中，以張燮的《東西洋考》最為傑出，它系統地記載了馬來西亞古國的歷史、社會、經濟貿易、民情風俗等方面的內容。第三，由於海上交通的發展，明代留下了中國人的海上交通線記錄，在《鄭和航海圖》和《順風相送》、《指南正法》這三本著作中以及張燮的《東西洋考》中，對中國到馬來西亞的海上航路作了詳盡和清楚地記載，史料價值非常高。中國人對海外國家的交通方向和距離的認識不再像以前那樣的含糊和籠統了。

（接上）在赤土國的港口受到赤土國王派來的婆羅門僧侶所率領 30 多艘船的迎接，之後，再經過 1 個多月的行程，終於到達赤土的國都。《隋書》對中國使節在赤土國所受到的款待以及赤土國王宮的情況予以非常詳細的描述。《隋書》還介紹赤土的面積、王室情況、官職、城市、民俗、宗教、氣候、物產以及赤土的鄰國、到中國的地理距離等方面的內容。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赤土國是一個國力強盛、經濟繁榮，並具有較高技術水平的大國。《隋書》關於赤土國的記述，幾乎成為後來中國古籍關於赤土國情況的樣本，後來的其他著作基本上是摘錄《隋書》所記述的情況。

唐代（618 一 907 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強盛的時代，對外關系比以前更加密切。寫於801 年的《通典》首次提到另一個古國哥羅國②，並稱從漢代時中國就知道這個國家。《通典》介紹了哥羅國王的姓名、王寶、城市、車隊兵器、稅收、物產、民俗等情況。令人驚訝的是，哥羅國屬下有 24 個州，打仗時一個戰鬥單位（一隊）配有大象 100 頭，每頭大象配有士兵100 人。《通典》還首次詳細介紹丹丹國國王姓名、官制、法制、人口、物產等方面的情況，指出丹丹的人口有 2 萬多家，設有州縣加以管理。關於哥羅和丹丹的情況以《通典》的記述最為詳細。《通典》還首次提及邊鬥國③、都昆國④、拘利國⑤、比嵩國⑥，並指出這些國家在隋代時中國人就知道了。此外，也首次提到多摩長國和羊支跋①這兩個地方[78]。

① 一說位於吉打至泰國 Songkhla、Pattani 一帶，或吉蘭丹至彭亨一帶。 ② 位於現在吉打。 ③一說在吉蘭丹，或者柔佛及新加坡一帶。

④在馬來半島。

⑤在馬來半島西岸。

⑥即皮宗，在馬來半島。

唐代也是中國佛教大盛的時代，不少僧侶紛紛到印度取經，唐代高僧義凈就是其中之一。義凈在赴印度學法取經時經過馬來亞，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到羯荼國②，他本人就在羯荼國居住過。而在此期間，另有一些僧侶經過郎迦戍（即狼牙修）國，根據義凈的記述，其中有義輝、智岸、法振等僧人死於郎迦戍，可惜義凈沒有留下更多的有關馬來西亞古國的資料[79]。

唐代中國對外貿易發達，造船與航海技術也有較大的發展。這一方面的發展反映在古籍中是關於海上航行的記載更加清楚。寫於 1060 年的《新唐書》所引用的賈耽“廣州通海夷道”資料，表明商船從廣州出發後沿著海岸線西行到越南，然後南下馬來亞。從廣州到馬來半島南端的航行時間大約 20 天左右。《新唐書》還新提到位於馬來半島南端一個叫羅越③的國家[80]。

由此可見，隋唐時期（581—907 年）中國人對馬來西亞古國的認識顯然比南北朝時期有進一步提高和擴大，這表現在所記述的國家和地方數目有了增加，記述的內容如王室情況、刑罰、民俗、物產等方面更加細致和具體，尤其關於赤土、哥羅的記述是前代所沒有的，而對於婆利、丹丹、頓遜等國的描述比以前豐富得多。

進人宋代（960 一 1279 年）和元代（1279—1368 年）時期，隨著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中國與馬來西亞的政治、貿易關係進一步得到發展和擴大，尤其是中國與位於東馬地區的浡泥國關系非常密切。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對馬來西亞的記述內容更加全面，更加正確。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兩部重要著作，一部是宋代趙汝適的《諸蕃誌》，一部是元代汪大淵的《島夷誌略》。

趙汝適曾經擔任過福建負責海外貿易事務的長官，叫市舶提舉。由於工作上的關系以及本身負有向皇帝報告的責任，經常向從海外回來的商人以及各國到中國訪問的使者和商人了解海外的各種情況。他所寫的《諸蕃誌》也就是各國概況。《諸蕃誌》首次提到蓬豐（彭亨）、登牙儂（丁加奴）、淩牙斯加（即狼牙脩）、吉蘭丹、日羅亭④、單馬令⑤等國名，並稱這些國家是三佛齊的屬國。《諸蕃誌》對單馬令、淩牙斯加、佛羅安⑥的情況作了比較詳細的描述。《諸蕃誌》對渤泥國的記載最為詳細，包括中國到渤泥的距離，渤泥的社會、經濟、風物人情、貿易政策以及對中國商人優待政策等，同時也記述了渤泥周圍海島的情況[81]。（下續）

《梁書》對狼牙脩和婆利兩個國家的記述比較詳細，主要包括這兩個國家的大致範圍、民情風俗、物產以及宮廷事跡。據《梁書》第 78 卷所記載，狼牙脩的國土面積東西長度是大約 30 天的路程，南北是 20 天的路程，距廣州 24，000 里。首都城墻用磚砌成，設有幾道大門，建有樓閣。國王出門乘坐大象，有儀仗隊隨行。國王以及貴族穿著華麗，一般百姓則以布圍身，女人佩戴裝飾品。《梁書》還提到狼牙脩在此 400 多年前就已經立國，後來在王族中出現一個賢能的人，娶了天竺國的公主，在國王死後繼位為王．這實際上是講狼牙脩印度化的問題。515 年，狼牙脩派遣使節阿撒多訪問中國，其送達的國書有部分內容被《梁書》所摘錄。另據《梁書》第 78 卷的記載，婆利在廣州東南海上，距離不詳，大約需要航行 2 個月的時間。婆利的國界東西長約 50 天的路程，南北寬約 20 天的路程。有 136 個部落，稻谷一年收割兩次。婆利國王的不同之處是頭戴一個高高的金冠，佩戴鑲有珍寶的金劍，出巡時乘坐大象拉的車，上有冠蓋。522 年在位的國王名叫頻伽。婆利國在 517 年和 522 年派使節訪問中國。《梁書》對狼牙脩和婆利的記述在中國古籍中是最詳細的了，在以後相當長的歷史時間裏，其他中國古籍有關這兩個國家基本情況的記述仍然沒有超過《梁書》的記載。

大概可以這樣說，在南北朝時期，中國人對馬來西亞幾個古國的印象是這些國家距離中國十分遙遠，氣候炎熱，土產豐富，國土面積廣闊，流行佛教或印度教（婆羅門教），國王穿戴華麗，具有較高工藝制作水平，先後派遣使節訪問中國等，但對這些國家的具體地理方位還是不清楚，描述的對象主要是國王和王族。

到了隋代（581—618 年），隨著中國的統一，中國對外關系得到更大的發展。公元 607年，隋朝皇帝楊廣派遣常俊、王君政出訪當時東南亞的大國一－赤土國①，這是歷史上中國首次派遣使節訪問馬來西亞。毫無疑問，這次訪問使到中國對馬來西亞有了第一手的感性認識。寫於 7 世紀初的《隋書》對此有非常詳細的記載。《隋書》對婆利的記述比以前的著作多了婆利國王的姓名、官職、兵器、祭祀的內容。

《隋書》對赤土的記載無疑在中國古籍中是非常詳細和精彩的。據《隋書》第 82 卷的記述，607 年隋朝皇帝楊廣派遣常駿、王君政出訪赤土，他們從廣東出發後經過大約 20 多天的航行到達狼牙須。

（六）一般文集

在中國古代一些私人文集中，由於作者擔任過某種官職或者因為有某種經歷，所以他們撰寫了一些重要的文章或者政策建議，這些文章或建議被收錄到私人文集中去。涉及馬來西亞的重要文件主要有宋濂寫的《渤泥國入貢記》[72]、胡廣寫的《渤泥國恭順王墓碑》[73]、朱紈寫的《海洋賊船出沒事》[74]、吳桂芳寫的《議阻澳夷進貢疏》[75]等。其中宋濂寫的《渤泥國入貢記》和胡廣寫的《渤泥國恭順王墓碑》是關於明代中國與渤泥關系的重要資料。


二 古代中國人對馬來西亞的認識

古代中國人對外國的了解取決於中國人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廣度和深度，也有賴於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歷史意識。從歷史上看，古代中國人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以及了解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受到具體歷史環境的制約，受到交通技術發展水平的制約。隨著中國交通技術水平的發展，隨著中國與其他國家政治經濟關系的發展，中國人對外部世界了解也不斷加深和擴大，對外部世界的認識越來越清楚和準確。

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而言，《漢書·地理誌》“粵地條”是中國最早記述中國到印度海上航路的資料，也是世界上最早記載這條航路的資料，一向受到學者的重視。

這段資料記載中國使者約在公元前 2 世紀時從中國南方出使印度的過程。盡管認定這段資料所記載的地名到底在現在什麽確實位置學者們還存在爭議，但中國到印度的航路無疑是經過馬來西亞的，有的學者認為這段資料中的“皮宗”就是位於馬來半島的北部。但是，即使“皮宗”就是古代馬來半島的一個地方，《漢書·地理誌》也都沒有提供比一個地名更多的情況，這也是學者們比較難以確定具體地方的原因之一。“皮宗”這一名稱也許可以看作是古代中國人對馬來西亞的最初認識。

從漢代以後，中國的使節、佛教僧侶和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比較多的往來中國與印度和東南亞之間，尤其到南北朝時期（420—589 年），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逐步南移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國對東南亞的了解也比以前更加清楚。三國時期（220—265 年），吳國派康泰、朱應於公元 227 年出使中南半島，他們將所經過的地方以及傳聞的東南亞古國情況寫成著作，可借這些著作早已散失，現在已經無法看到，但他們的著作顯然對後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從公元 5 世紀中葉到 7 世紀中葉的 100 多年裏，馬來半島和婆羅洲一些國家不斷派遣使節出訪中國，與中國建立了關系。馬來西亞古國使節的到訪，使中國人有了直接接觸海外情況的機會，因此，在當時中國南方幾個王朝如宋朝（420—479 年）、梁朝（502 一 557 年）、陳朝（557 一 589 年）的正史中均有了關於馬來西亞古國狼牙脩①、婆皇②、丹丹③、婆利④的記載，並記述了這些古國的方位、氣候、風俗、物產、社會、政治、歷史的簡單情況。這是古代中國人對馬來西亞古國的初步認識。

公元 488 年寫成的《宋書》，是中國官方正史中首次記載馬來西亞的婆皇、斤陀利⑤和婆利等古國的著作。其中，對婆皇國的記述較多，除了記載婆皇國自公元 442 年至公元 466年先後 7 次派遣使節訪問中國外，還提到中國皇帝授予婆皇國使節“將軍”稱號的事情。此外，也提到斤陀利國和婆利國信仰佛教的情況，但對這幾個古國的其他情況則是空白的[76]。

稍後的《梁書》首次提到狼牙脩、丹丹、頓遜⑥，並對幾個古國的情況有了一些描述，特別提到丹丹和幹陀利兩個國家的佛法大盛，並稱頓遜是當時東南亞一個海上貿易的中心之一，每天參加貿易的人數達 1 萬多人（這可能是一個誇張的說法），“珍物寶貨，無所不有”［77］。

① 大約位於現在吉打至泰國 Nakhon Srithamarat 一帶。
② 一說位於現在彭亨一帶。
③ 位於吉蘭丹一帶。
④ 位於現在婆羅州北部一帶，包括沙撈越和沙巴。
⑤ 一說位於吉打和霹靂的 Kintan.
⑥ 一說位於馬來半島北部。

（二）類書

類書是一種記載歷史、政治、制度、經濟貿易、交通、地理、氣候、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型著作。資料豐富，取材廣泛，條理清楚。記載有關馬來西亞古國情況的大型類書有《通典》[16]、《唐會要》[17]、《太平禦覽》[18]、《冊府元龜》[19]、《玉海》[20]，《通誌》[21]、《文獻通考》[22]、《明會要》[23]、《明會典》[24]、《三才圖會》[25]、《續通典》[26]、《清朝通典》[27]、《續文獻通考》[28]、《清朝文獻通考》[29]、《宋會要輯稿》[30]、《古今圖書集成》[31]等等。

（三）雜史

雜史是指官方編修的正史以外的歷史著作。中國民間一向有編修歷史著作的傳統，編寫者有的是政府官員，有的是民間文人，其著作的水平也參差不齊。通常來說，民間編寫的歷史著作不少史料價值較高，歷來是歷史研究者十分重視的資料來源。由於民間著作沒有像官方著作那樣受到政治因素的較大影響，而有的著作是作者利用本人的親身經歷加上參考有關史料寫成的，所以，民間歷史著作往往保留了許多官方歷史著作所沒有的資料。同時，民間著作的資料也常常是官方編寫歷史著作的資料來源，官方在編寫歷史著作時，必然要收集民間著作作為參考，尤其在記述外國的情況時更是如此，有的甚至是從民間著作抄襲過來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有關馬來西亞古國情況的雜史主要有《嶺外代答》[32]、《諸蕃誌》[33]、《雲麓漫鈔》[34]、《島夷雜誌》[35]、《皇明鴻猷錄》[36]、《皇明象胥錄》[37]、《咸賓錄》[38]、《皇明世法錄》[39]、《前聞記》[40]、《獻征錄》[41]、《罪惟錄》[42]、《國榷》[43]、《弇山堂別集》[44]、《菽園雜錄》[45]、《五雜俎》[46]、《西園聞見錄》[47]等。

（四）地理誌

中國一向對地理研究予以高度重視，中國官方將掌握各地地理情況看成治理國家的一個重要部分。歷代的各種書籍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的著作，在記述地理情況時通常都與記述戶口、民情、物產、交通等方面結合起來。在論述全國性的地理著作中，通常都包括了他們所知道的外國概況。所以，在有關地理方面的著作中，保留了不少關於外國情況的重要資料。

記載馬來西亞古國情況的地理誌主要有《異域誌》[48]、《大德南海誌》[49]、《明一統誌》[50]、《皇明四夷考》[51]、《皇輿考》[52]、《武備誌》[53]、《鄭和航海圖》[54]、《殊域周咨錄》[55]、《東西洋考》[56]、《環宇通誌》[57]、《海語》[58]、《西洋朝貢典錄》[59]、《順風相送》[60]、《指南正法》[61]、《海國聞見錄》[62]、《大清一統誌》[63]、《皇清職貢圖》[64]等。在這些著作中，《鄭和航海圖》和《順風相送》、《指南正法》無疑是十分詳細的海上交通路線圖。

（五）遊記

在中國古籍中有為數不多的遊記，這些遊記是作者根據親身經歷而寫下的著作，因此在中國古籍中其史料價值非常高。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中國古代記載馬來西亞歷史的遊記主要有義凈寫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65]、汪大淵寫的《島夷誌略》[66]、馬歡寫的《瀛涯勝覽》[67]、費信寫的《星槎勝覽》[68]、鞏珍寫的《西洋番國誌》[69]、王大海寫的《海島逸誌》[70]、謝清高口述的《海錄》[71]等。除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只有很少的記載之外，其他著作的內容都非常豐富。

（（張應龍，2005，清代以前中國古籍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述以及史料價值，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所））

張應龍，清代以前中國古籍有關馬來西亞的記述以及史料價值

一 記錄古代馬來西亞歷史的中國古籍基本情況

中國自古有著記述歷史的傳統。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古代中國的歷史學堪稱發達，中國歷代的歷史學家都推崇和堅持客觀記載歷史的傳統，所以中國古代的歷史著作是比較嚴謹和客觀可靠的。

中國古代的歷史著作類型包括官方的歷代正史和宮廷實錄，百科全書式的類書，民間的雜史，遊記和地理誌等等。

就清朝前期（1644－1840 年）的中國古籍而言，記述馬來西亞歷史的中國古籍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一）正史

正史是指由官方組織編寫的記載中國某一朝代的歷史著作。中國很早就有由官方組成人員撰寫歷史的傳統，起初是當代人寫當代的歷史，如《漢書》[1]等，到後來則由新王朝組織人員撰寫前一王朝的歷史，從而保持某個王朝歷史的完整性。編寫官方王朝歷史的作者一般學術水平較高，而且具有收集資料以及其他方面的便利條件，所寫的著作通常比較嚴謹，史料價值較高。從漢朝（公元前 206 年一 220 年）到清朝（1644—1911 年）1000 多年歷史中，除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 220—589 年）部分王朝的正史如《三國誌》,《晉書》,《魏書》,《南齊書》，《北齊書》,《周書》之外，歷代正史都有關於馬來西亞諸古國的記述。記載馬來西亞古代歷史的中國古籍有《漢書》、《宋書》[2]、《梁書》[3]、《陳書》[4]、《隋書》2[5]、《南史》[6]、《北史》[7]、《舊唐書》[8]、《新唐書》[9]、《宋史》[10]、《元史》[11]、《明史》[12]、《明實錄》[13]、《清史稿》[14]、《清實錄》[15]等等。

安焕然·遥望东马，怀想渤泥

对西马人来说，东马来西亚一直是一个虽不陌生，却又很生疏的地方。

遥望东马，从矇昽的历史中寻找神话和传说，以及翻阅古代文献，遥想著有一个叫做渤泥的王国。这个国家与中国的因缘，至少千年。

在Dusun人的传说里，有说他们是华人的后裔，据说这与京那峇鲁山的神龙传说有关。相传有中国人叫宝公的，劫了神龙宝石。又依据苏禄王室家谱记载，元朝末年有个叫黄升平（黄总兵）的中国人，受元朝皇帝之命，前来寻找京那峇鲁山顶上神宝之宝，后来黄升平不归，以其女嫁汶莱苏丹，其后代即为今汶莱王家之始祖。

翻查中国史籍，渤泥国很早就被记载。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指说，「渤泥」首见于唐末樊绰《蛮书》。《宋史》则写成勃泥，《诸蕃志》作渤泥，一作佛泥，均是Borneo之译音。当年渤泥的辖地，当包括今之汶莱以及东马砂拉越和沙巴。

中国文献记载，渤泥国有两次朝贡宋代中国的记录。一次是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次是元丰五年(1082年)。渤泥国第一次遣使进贡中国，曾递交国书给宋朝皇帝，《宋史》卷489〈外国传〉收载了经译官译成「华言」的国书全文。该份国书提及，渤泥国之所以得以朝贡中国，是因先前有位叫蒲卢歇的航海贸易商人驾船到来渤泥。蒲卢歇自称是从中国来的，原本欲到爪哇（闍婆国），不料遇风吹袭，船破，不得去，被迫停靠渤泥的港口。渤泥国人闻有海商船只「自中国来，国人皆大喜，即造舶船」，并令商人蒲卢歇当响导，来到中国朝贡。这则历史实录应是渤泥国正式与中国建交之始。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也记载了这则史实，但其所记的渤泥国使节不是蒲卢歇，而是蒲亚利。

不论是蒲卢歇还是蒲亚利，我在〈寻找阿都拉的表亲〉一文讨论过，唐宋元之中国蒲姓族人，实是当年一批波斯或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经商到来中国，留居中土的侨民后裔，华化后的「土生蕃客」。宋元时期，著名的蒲寿庚家族是拥有雄厚资本的跨国海商集团。福建泉州则是他们的大本营，在财势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元交锋之际，双方都想拉拢他。

蒲卢歇或是蒲亚利，与蒲寿庚海商集团有无关联，至今尚不得而知。但，有意思的是，1972年汶莱博物馆人员在汶莱市爱丁堡桥头路旁一座马来人坟山发现了一块志明宋代的中文墓碑。1973年，马来亚大学的傅吾康和陈铁凡发表一篇重要学术论文：《最近汶莱发现的公元1264年中文墓碑的初步报告》(A Chinese Tomb Inscription ofA.D. 1264, Discovered Recently in Brunei: A Preliminary Report)，首次将这块墓碑披露于世，震撼学界，公认这是至今发见，全东南亚年代最早的一块中文碑石。

该墓碑碑文全文是：「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从碑文看，碑主是泉州一位姓蒲官员，生前当过泉州判院的官，死后葬于汶莱。立碑时间「景定甲子」是南宋理宗景定五年，亦即公元1264年。立碑人是他儿子蒲应甲或蒲应、蒲甲兄弟二人。

「蒲公」是谁？尚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今之汶莱，昔之渤泥，至少在宋代就已与中国往来，波斯、阿拉伯穆斯林华化后裔因海洋贸易的关系，确实流寓于此。

千年神话，千年史话。魔幻流寓：中国人、华人、阿拉伯商人、穆斯林、蒲公、Abu和Ali的故事，婆罗洲雨林书写，太多传奇。

2004年8月，应南方学院东马学生的盛情邀清，携同家人第一次到沙巴州，纯粹旅游。在首府亚庇，东马生充当导游，知道我的兴致，第一站就带我们到沙巴州博物馆。博物馆不大，珍藏竟让人惊叹连连，尤其是中国陶瓷和瓦瓮专柜特区，唐、宋、元、明、清，历代中国外销陶瓷器皿系谱，无声而傲然地陈列著。

（原刊《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论集》，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权转载，特此鸣谢。）

作者简介：安焕然，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原副校长。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硕士。《星洲日报》专栏作者。著作有《小国崛起：满剌加与明代朝贡体制》（2019）、《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2017）、《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论集》（2010）、《本土与中国学术论文集》（2003）等。

崔永元·征集“家·春秋”大學生口述歷史影像記錄

2014年，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會、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我的歷史”公益項目等聯合發起“家·春秋—大學生口述歷史影像記錄計劃”。作為湖南唯一的合作夥伴，本報特面向湖南高校的學生，征集優秀的口述歷史紀錄影像作品參賽。

“家·春秋”計劃旨在通過參與、培訓和傳播，逐漸在年輕人和普通人中培養從身邊搶救歷史記憶、人人都來做口述史的觀念和基本方法。喚起公眾、社會、公共機構對口述歷史的重視，喚醒更多的力量一起來留存、守護歷史的記憶。入選的志願者將獲得口述歷史學家的指導，並獲得一定的經費支持。另外，新歷史合作社還將於11月13日至14日在深圳發起首屆當代歷史記錄者大會，屆時諸多口述歷史機構與學者將在會議上亮相。

11月中旬，本報將聯合湖南圖書館、新歷史合作社等，共同搭建湖南口述歷史的研究實踐平臺，打造面向青少年的口述歷史培訓基地，聚合廣泛的口述歷史參與群體，匯集歷史學術等機構以及學者加入到口述歷史領域中。

問答

口述歷史為什麽越來越被關注？

口述史是一種非常民主的歷史，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進來。

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口述歷史的發展有不同的速度和原因。在蘇聯口述史發展的原因是它可以找回大量被禁止的記憶；在拉丁美洲，口述史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角色，找回那些被政治壓迫的人的真相；在澳洲，這跟土地的權利和當地人群的權利有關；在歐洲，我想口述史興起的原因是口述史可以給我們另一種觀察歷史的角度。口述史是一種非常民主的歷史，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進來，普通人和專業口述史學家，這個可以給我們一個對歷史的主觀性的認識，同時也是普通人的聲音。（羅伯特·珀克斯，英國國家圖書館口述歷史館館長）

中國的口述歷史經歷了怎樣的發展？現在是怎樣的狀態？

要探索口述歷史的多元方式，實現紀錄片、社區計劃、網站、APP等成體系的口述歷史發展

中國口述歷史發展基本上有三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收集中國近現代歷史上重要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口述資料的實踐。第二個階段：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這個時期西方口述歷史概念引入中國，中國口述歷史逐步發展。第三階段：21世紀以來，中國口述歷史實踐與研究爆發式發展。

20世紀90年代，口述歷史在中國得到廣泛應用。一方面是實體社區口述歷史研究，比如校史、少數民族史、商業和企業史、農村等。更為廣泛的是虛擬社區的研究，其實就是對每個群體的口述歷史研究。目前中國社區口述歷史的呈現方式不夠多元，主要呈現方式是研究出版物。口述歷史最大的價值在於聲音和思想，所以我建議探索口述歷史的多元方式，實現記錄片、展覽以及社區計劃、網站、博客、APP等成體系的口述歷史發展。（楊祥銀，溫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所所長）

如果我們準備做一個口述歷史項目，該如何取捨？

有四個可供參考的標準跟大家分享：

對於這個問題，我有四個可供參考的標準跟大家分享。我想第一個是要界定主題，這個主題是跟現在公眾的需求和興趣相關的，大眾對它有興趣的東西。第二個是搶救性的考慮，人都會老去，人們的記憶也會褪色，所以我們應該考慮一些即將老去、即將被遺忘的人們。第三個原則就是前瞻性，或者說對未來的預期，這個比較難預計，但我們應該盡量去選擇一個主題，這個主題所產生的資源體系，下一個時代或者說50年後的人們仍然會覺得它有用，仍然能夠發揮它的服務。第四點就是它的獨特性，我們選擇一個主題應該考慮它不是很多單位、很多地方都在做的，而是具有自己的獨創性和獨特性。（布萊恩·肯農，美國楊伯翰大學歷史教授）

我是一名中學老師，經常帶著中學生做口述歷史，您有什麽好的建議？

把人生生活和史學的歷史課結合起來，是一個最好的方式，我覺得這樣有價值，而且十多年前我就想做這個工作。我覺得現在中學生的歷史學得實在是太枯燥，把歷史這門學科都給毀掉了。現在的歷史課本改了幾次教材，但還是沒有脫離宏大記憶的範疇。我覺得學歷史是一個最深重、最活潑和人生有直接關系的學科，被改成了一個整天背“賠了多少銀子，賠了多少土地”的資料。所以我覺得把人生生活和史學的歷史課結合起來，這實在是一個最好的方式。（作者定宜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據10月28日相關互動討論整理，整理/記者 劉玉鋒 匡萍）

前進的方向：採取行動帶來改變

認識到正在進行中的數字化轉型，正在重塑當今經濟和社會並將在未來持續進行，二十國集團同意繼續在以下事項上開展密切合作。基於此，二十國集團將：

（1）鼓勵建立多層次交流，包括政府、私營部門、民間社會、國際組織、技術和學術群體等利益相關方以及行業組織、勞工組織等其他各方分享觀點，促進數字經濟合作。

（2）鼓勵二十國集團成員交流政策製定和立法經驗，分享最佳實踐。

（3）鼓勵通過數字經濟方面的培訓和研究合作使二十國集團中的發展中國家受益。

（4）歡迎和鼓勵聯合國、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電信聯盟、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組織，在重要的政策問題方面開發更好的實用、相關、適當的指標，譬如數字經濟中的信任、電子商務、跨境數據流動、物聯網等問題。

（5）期待包括經合組織在內的相關國際組織和感興趣成員做出努力，加強宏觀經濟統計中的數字經濟測度問題研究，包括對各國統計機構開展自願性“良好實踐”調研，並組織由統計學家和數字企業參與的數字經濟測度源數據研討會。

（6）與二十國集團工商界活動（B20）、二十國集團勞動會議（L20）、二十國集團智庫峰會（T20）等其他團體積極互動，與工商界、民間社會、學術界交流觀點，就如何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交流意見。（2022-01-20 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愛思想平臺）

愛墾網評析：

1 到了2030年，作爲南海重要部分的印度尼西亞將成爲世界七大經濟體；

2 印度尼西亞新首都座落於東加裡曼丹的努山達拉；

3 印度尼西亞的文創産業受到G20關注，見：A Creative Recovery: A G20 Roadmap and Special Focus on Indonesia ；

4 G20數字經濟框架可支援南海婆羅洲文創産業；

5 上述G20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夥伴關繫，可對照其文創産業立場與行動。

延續閱讀 》陳明發談布爾迪厄—絲路文化再生産學說

                                                                    Georges Braque, Violin and Pitcher,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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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知識產權

中新社北京2018年8月28日電 (記者孫自法)由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版權局、商務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共同主辦的2018年「一帶一路」知識產權高級別會議，28日在北京開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會議致賀信，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了出席會議的嘉賓代表，中國國務委員王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出席開幕式並致辭。來自「一帶一路」沿線近60個國家的知識產權機構、國際及區域組織以及駐華使館代表，同東道主知識產權領域政產學研各界代表共聚一堂，圍繞「包容、發展、合作、共贏」的會議主題，共商知識產權合作大計，共謀「一帶一路」知識產權事業發展大局。

弗朗西斯·高銳表示，感謝中國政府對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合作所作出的努力和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工作的支持。此次「一帶一路」知識產權高級別會議的召開，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知識產權和知識產權國際合作。

他說，當前，全球面臨著數字化帶來的多重挑戰，尤其是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對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新的要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願與各國一道，加強溝通，增進合作，共同促進全球知識產權體系建設，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事業發展和經濟繁榮。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主持開幕式並做會議首場主旨報告。他指出，推進「一帶一路」知識產權合作，促進經濟發展，實現共同繁榮，「始終是我們的合作宗旨和共同目標」。要發揮好知識產權在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關鍵是要凸顯知識產權的市場和經濟屬性，加強與產業發展的緊密結合，大力推動專利、商標、版權、地理標誌等工作，支撐創新型經濟、品牌經濟、文化產業和特色經濟發展，提高經濟發展水平。

申長雨還對進一步深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合作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共同推進更深層次的知識產權合作；二是共同推進更加完善的知識產權基礎保障；三是共同推進更加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

2018年「一帶一路」知識產權高級別會議為期兩天，與會代表還將圍繞「知識產權在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發展全球知識產權體系及共同策略，應對數字時代全球知識產權體系面臨的新挑戰——法律、最佳實踐及合作」等議題展開深入交流討論。(完 / 2018年08月28日 來源：中國新聞網)

臺灣文化發展的重要根源–華人離散經驗

「離散」帶有遠離家園的意味。因旅行、經商、留學、移民或被迫離開家園的人，在與傳統對話後，常會產生不一樣的觀念與視野，有可能因此帶動發展，產生社會效益與經濟能量，甚至促成整個社會的改變。例如原本偏好高粱酒與飲茶的臺灣人，現已逐漸偏好紅酒、香草茶。又如科學園區裡盛行的靈修活動，已與園區人設計的產品、生活價值、對孩子的想法、對中國傳統的態度等產生密切的互動關係。這些現象足以顯示：臺灣正在一點一滴架構屬於自己的文化，而其發展根源之一就是來自四面八方的華人離散經驗。

從4D看華人離散經驗

現代史上所能看到的離散論述，大都是猶太人和非洲人寫的，事實上華人的離散經驗也極為複雜、龐大，只是論述不多。為求建立一個探討臺灣現代文化的模型，清華大學外文系廖炳惠教授以華僑故事為背景，從離鄉（Displacement）、失落（Dislo-cation）、差異（Difference）、歧出（Disjuncture）等4D角度探討全球華人的離散經驗。

早期華人為求更好生活而離鄉，現在卻出現為了心靈成長，放棄優渥生活，遠赴紐西蘭、南非的移民者。這些人不再眷戀單一祖國或特定辯證關係，他們能與不同地區移民建立協調、合作關係，在族群認同上具有豐富開放的面向。然因離鄉經驗的複雜性，導致產生文化上的失落感，而這種失落情結的產生主要因為文化差異。

早期人們以族群、性別和膚色做為文化差異主軸，80年代後，這樣的差異主軸卻被白人所接納與喜愛。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新華人文化展現出過度的世界文明觀，他們比原鄉和新地方的人更世故，在認知層次上更前衛，對於兩地產生的視野提出不一樣的批判，也就是一種歧出的論述，這使得離散研究更具有參考和研究價值。

不可諱言地，臺灣現代文化的發展也受到很強烈的影響。譬如中藥、氣功，以及令身體與氣更加圓融的理念都非常中國化，但其日益普及的原因，部分是由於西方科學對其中某些療效的驗證。又如西方新的觀念為國內科技研究與產業發展注入新血，進而造就臺灣的經濟奇蹟。追根究柢，臺灣的變化發展和近百年來華人的離散經驗有關。[張志玲｜ 《科學發展》特約文字編輯（文字整理）資料來源:《科學發展》2007年6月，414期，73頁]

深圳「國際民間交流中心」超30家 助力「僑交會」

（2016年06月06日 來源：深圳僑報）

日前，記者從深圳市僑商智庫研究院(簡稱「僑商智庫」)了解到，作為僑商智庫全球化的網絡資源，「國際民間交流中心」的建設已經進入快車道。目前，海外分中心已達30餘家，遍布五大洲。「國際民間交流中心」的建設在服務「一帶一路」戰略、助力深圳國際化發展、為「僑交會」平臺提供信息及渠道支持的作用正在突顯。

為「僑交會」永不落幕埋下伏筆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中，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希望「走出去」，開拓海外市場；很多海外僑胞則希望走進來，參與中國經濟建設。應勢而生的亞投行和「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勾勒了中國的對外開放格局。然而，要真正實現「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政府的引導、企業的參與必不可少，民間組織的角色同樣不容忽視。去年8月，在深圳成功舉辦的首屆「僑交會」上，以僑商智庫為依托成立的「國際民間交流中心」正式揭牌，為實現「永不落幕的『僑交會』」埋下了伏筆。

將近一年時間，被官方和民間高度關註的「國際民間交流中心」如今進展如何？在第二屆「僑交會」籌備工作開始進入沖刺階段，記者從僑商智庫得到了一個讓人興奮的答案。

記者了解到，「國際民間交流中心」的中長期計劃是在深圳設立總部，在全球布點，首批設立海外區域分支機構50家和國內區域分支機構50家，總部和分中心采取自籌費用的運營方式。工作方式是創建並運營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交流合作平臺，使招商與投資的雙方在這個平臺上互通有無，交換信息，促成項目成交。在此平臺上，以華人、僑商為紐帶，以互聯網、大數據為工具，匯集全球僑商、社團組織、商協會和政府相關部門等機構資源，促進全球經濟、商貿、文化等領域的信息交流與合作。目前，離首批設立全球海外區域分支機構50家的目標只差一步之遙。

深圳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市僑聯主席、市僑辦負責人馬勇智表示，成立「國際民間交流中心」有助於整合全球華僑華人資源，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把當地的情況、商業信息搞準，把價格搞實，擰成一股繩辦大事。同時，也真正幫助廣大海外華僑華人參與中國的經濟建設，讓他們也能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

一個是引擎 一個是渠道

「以『僑交會』為引擎，以『國際民間交流中心』網絡為渠道，利用國際投資基金的資金支持，聯合項目產業基地及創新創客企業孵化器，共同打造一個國際產業交易平臺。」僑商智庫「國際民間交流中心」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心最大的特點是與當地有實力的社團組織共建當地的分中心。通過每個分中心進行信息收集、挖掘、分析，為「僑交會」兩大平臺——國際產業交易服務平臺、外貿產品交易合作平臺的運營提供信息及渠道支持。

目前，第二屆「僑交會」招展工作進展順利，國內板塊已經完成85.1%的招商任務，800個展位已售出681個，國際板塊已經完成82.8%的招展任務，600個展位已售出497個。僑商智庫方面表示，隨著第二屆「僑交會」的舉辦，「國際民間交流中心」建設步伐將進一步加快。其聯手僑商、社團、商協會以及政府部門，實現合作聯盟，充分發揮海外分中心在當地的資源優勢，幫助企業「走出去」和「引進來」的作用也將越來越突顯。

「一帶一路」上的「珍珠鏈」

深圳是全國和全省重點僑鄉，蘊藏在廣大華僑華人、港澳同胞和歸僑僑眷中的豐富資源，為深圳經濟特區的建設與發展作出過巨大貢獻。如何進一步發揮僑務工作優勢，抓住深圳打造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樞紐城市的重大機遇？ 不久前在深圳舉辦的第十二屆文博會上，來自全球38個國家和地區的近百名僑領、僑商、華文媒體代表聚焦第二屆「僑交會」時，紛紛對「國際民間交流中心」的運作給予了極大的關註，把「國際民間交流中心」的建設比作「一帶一路」上的「珍珠鏈」。

深圳市副市長艾學峰此前在僑商智庫調研時也指出，「國際民間交流中心」在這方面大有可為，一方面通過加強信息匯集分析和挖掘，及時掌握海外僑情新變化；另一方面，「國際民間交流中心」是在市僑辦、市僑聯的指導下創辦的，相對其他民間組織，「近水樓臺先得月」，有更多的機會與政府互動交流，做到官、民有機融合，及時地掌握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此外，利用深圳與世界各地建立的友城及設立在海外分中心的關系，充分發揮當地民間骨幹力量，可讓「一帶一路」走得更順暢。

記者還了解到，市僑辦、市僑聯目前已和僑商智庫簽署了合作協議，共建「國際民間交流中心」的計劃正在穩步推進。「國際民間交流中心」的建設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民間外交的新紐帶

記者手記

改革開放3餘年來，深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城市更新、配套設施升級、城市保障性項目的推進等為這座城市的下一步騰飛積蓄了能量，深圳走向國際化的步伐正在加快。

「國際民間交流中心」自成立以來，得到海內外僑界、商界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期間共接待來自荷蘭、法國、西班牙、比利時、愛爾蘭、德國、英國、俄羅斯、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亞、日本、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的海外團體100餘次。可以這麽說，「國際民間交流中心」為深圳與世界搭建了又一座民間外交的橋梁，通過民間外交大力宣傳深圳的城市形象，為促成深圳與世界各國在各領域的合作交往，為深圳在全世界遍結友好城市和友好交流城市充當了絕佳的「紅娘」，深圳國際化建設的步伐也因此而更快了。 (柯東波)

（续上）第三位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西班牙即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显然，与西班牙讨论的话题，与两个邻国各有不同。

但细节也不少。

16，中国的承诺和希望。中国领导人告诉桑切斯：中方愿进口更多西班牙优质商品，希望西班牙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公平公正，西方现在堪忧啊。

17，欧洲你要战略自主。这句话很坦率，领导人说：发展好中欧关系，需要欧方坚持战略自主；中欧理应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合作者、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好朋友。欧洲没有战略自主，都跟着美国跑，很多就不可能了。

18，西班牙的承诺。桑切斯也作出了积极承诺：西班牙愿与中方保持坦诚沟通和对话，不断增强互信，加强互利合作。而且，西班牙将致力于推动欧盟同中国开展对话合作。

19，乌克兰危机。对西班牙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话题，中国领导人也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即：中方立场一以贯之、清晰明确，就是劝和促谈、政治解决。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放弃极限制裁施压。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

20，西班牙很赞赏。按照新华社通稿，桑切斯也介绍了西班牙有关看法，表示西班牙积极评价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文件，赞赏中方为政治解决乌危机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当然，这些细节，都是基于中方的新闻报道，桑切斯随后也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看外电报道，他对中方反对在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等立场，确实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些细节背后，我总觉得，还有不少看点。

第一，这是很高难度的外交艺术。一个下午，会见三个不同的领导人；同样的场所，不同的谈话内容。一些话热情洋溢，一些话绵里藏针，一些话也是在做工作。将朋友搞得多多的，将敌人搞得少少的。什么是外交艺术？这就是外交艺术。

第二，外国领导人在北京的感动和希望。看了一下，安瓦尔确实很感动，一些话很发自肺腑。桑切斯确实很期待，期待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李显龙就不用说了，中新毕竟有“两个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还是和平最好，发展最紧要。 

第三，2023春天外交正渐入高潮。一个下午，三位总理（首相），接下来，看行程，除了日本外相、德国外长也要来北京外；领导人层面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要来，巴西总统卢拉康复后，很快也要来。肯定，接下来还有一大波的外国领导人。 

疫情3年，耽误了很多事，挑战真不少。好在疫情终于过去，该恢复的恢复，该加强的加强。 

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2023年04月01日；北京日报客户端）

習近平：一次罕见的外交攻势，这20个细节很有看头

一个下午，在北京会见了三位总理（首相），坦率地说，这是近年来非常罕见的外交举措。读新华社稿件，很多话更是意味深长，值得细细体会。

哪三位？

分别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这三个国家，都是议会制，国家执政大权，事实上是总理或首相掌握。

外交无小事，细节很重要。

完全个人看法，至少20个有意思的细节吧。

1，标杆。很特殊的一个词，被中国最高领导人用来形容中新关系：中新是重要合作伙伴，中新关系……不仅有力推动了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也为地区国家树立了标杆。标杆，那就有榜样的作用。

2，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我们知道，中国外交布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但新加坡，用领导人的话说，则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简单，不一般。

3，高质量。不是虚头巴脑，而是高质量。因为中新关系，将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请注意，前面的几个定语。

4，“两个最”。中国领导人评价：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程度最深，同中国利益融合最密切。

5，愿同中国合作的国家共享发展机遇。这句话，很耐人寻味的，中国给世界提供了机遇，但中国“愿同新加坡等愿意同中国合作的国家共享重要机遇”。其中的内涵，大家可以细细体会，不合作，那就对不起了。

6，严正立场。中国领导人告诉李显龙：我们应坚决反对霸道霸凌，明确抵制“脱钩断链”，不允许任何国家剥夺亚洲人民追求更美好幸福生活的权利。态度是很明确的。

7，李显龙的信心。李显龙的话，也很有高度：我看到中国各地都在迅速恢复经济活力，我对中国经济的韧性抱有坚定信心。

8，台湾问题上承诺。在两岸关系上，新加坡地位很特殊。但李显龙很明确：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认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都在一个中国政策基础上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9，新加坡的警告。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鼓吹“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会带来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这应该也是新加坡说得最到位的一次了。

10，不选边站队。李显龙说：即使有竞争，也要基于相互尊重与信任，不能非黑即白，选边站队。这应该也是有所指的。

这都是基于新华社通稿的细节，很有意思吧。很多话，含而不露，但深意存焉。

和安瓦尔的会谈，同样很有看点。要知道，这还是安瓦尔执政马来西亚后第一次访华。

11，中马命运共同体。看新华社通稿，领导人告诉安瓦尔：你此访期间，双方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必将开启两国关系新的历史篇章。既然是命运共同体，那关系肯定不一般了。

12，新机遇。领导人说，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将为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带来新机遇。

13，坚决抵制。领导人告诉安瓦尔，中马同属亚洲文明，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亚洲文明，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坚决抵制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合力建设好共同家园，而且，双方要深化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交流互鉴……一些话，应该也是有所指的。

14，喜悦之情无以言表。最有看头的，是安瓦尔的表态。看央视同期声明，安瓦尔对中国领导人说：“主席阁下，我在此同您会面喜悦之情无以言表。如您所知，您在很多马来西亚人民之中拥有极高威望。我认为您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给世界和人类文明带来了新的希望，您的远见卓识的意义超出中国范畴，影响着地区，影响着世界，让我们感到惊叹。我非常欣赏您的领导能力，珍视我们的友谊。”看视频，安瓦尔确实是发自内心，别有感触。

15，马来西亚的承诺。安瓦尔表态：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过其他国家，近期中方成功促成沙伊北京对话，再次表明中方为促进和平发挥的建设性作用。马方反对阵营对抗和强迫选边站队。东盟作为独立自主的力量，将为避免地区形势紧张升级发挥积极作用。

这次访问，相信安瓦尔确实内心很激动，中马关系，将上一个新的台阶。（下续）

盧桂霞·會館出版刊物意義深遠

目前好些宗鄉會館依然定期出版會刊。這是繁瑣的工作，但意義深遠。進入數碼化時代，有些會館與時並進，將會務活動信息都放上網，讓有興趣的會員自行觀看閱讀。這能節省印刷費，省時省力，可在第一時間知道會館的情況，尤其對較年輕的會員，這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事。但對年紀較大、或對電腦科技不太熟悉的會員，卻是一件苦差，最後可能放棄不看了。所以會館還是會定期出版會刊或常年報告，這是會館應繼續秉持的傳統。

會刊中報道了會館的近況，如發展方向、即將舉辦的活動或剛舉辦過的活動盛況、人事的變遷等，傳遞信息，並加強聯繫。會刊也有軟性的文藝作品，讓會員認識同鄉冩作人。再者，飲水思源報道原籍的風土人情、新面貌等，可增進新知識，促進彼此間的了解。

例如安溪會館出版會訊半年刊，除刊載活動信息外，也收集個人小品，印刷後分送會員、海外鄉親及本地社團。這有助於聯繫感情，互通有無。再如福州會館印刷《三山季刊》，刊載福州的風俗文化、曆史傳統、方言趣談等。海南陳氏公會出版《椰韻》，除介紹海南民謠、海南書畫家外，也收集鄉賢奮鬥的成功故事，這可讓會員了解會館的發展史，也對後人有諸多的鼓勵。

再如晉江會館在刊物信息中，刊載三代同堂慶中秋的盛況，讓老中青三代人同樂，進而呼籲秉承先賢拼搏、謙恭的精神，群策群力，爲會館和國家社會的和諧貢獻力量。永春會館的刊物登載執委會就職典禮、報道宗鄉活動與世界局勢。李氏總會有《李緣》、岡州會館、花縣會館、海南陳氏公會等等，都定期出版會訊。

從長遠來説，這些會訊刊物是公會不朽的資産，可以長久流傳，讓對會務髮展有興趣的會員慢慢閱讀，而作爲公會新的領導班子，更應該翻閱過往的曆史、活動記錄，以繼往開來，大家從長計議，在未來能有新的一番作爲。相反地，如果是數碼化的資料，未必能達到同樣的效果。

其次，年長的領導人也許對電腦科技的使用不是很熟練，或對科技有抗拒的心理，即使想多了解會務情況，也因力不從心，學習速度慢而放棄。這樣説來，數碼化比不上印刷的刊物來得務實和親切了。

出版會訊從收集、挑選資料、撰文，到排版、校對、修訂、送往印刷，最後分派、寄到會員家中及有關社團，甚至海外同鄉會，這都得花費時間和精力，但意義深遠，值得延續。（2023年5月2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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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華教需具備4要素·陳友信：包括走向國際化

（怡保27日訊）馬來西亞獨大教育機構主席拿督陳友信指出，華教發展在21世紀需要具備4大要素，包括多元進取校園文化、重視新科技的學習、走向國際化和訓練具備未來能力的學生。

他説，隨著全球教育改革浪潮時代變迭，以及我國政局已有變化，“華文教育”的發展結合新一代及友族人士跨族群的需求及融合了多元性的特質。

他今天在怡保培南獨中，爲2023年獨中復興運動50週年教育研討會主持開幕，緻詞時如是表示。

（愛墾配圖：馬来西亞國境最北的華文獨中：沙巴古達培正）

他説，“華教”的定義是具有馬來西亞本土文化特質的“華文教育”系統，而在21世紀的華教需具備4大要素。

“首先是多元進取校園文化、中華文化的熏陶和人文素養的塑造。根據數據，超過90%的馬來西亞華裔家長把孩子送到華小接受基礎教育，反映華社對母語教育的重視和認可。”

他認爲，華校之所以能廣受家長歡迎，積極的校園文化和良好的校風是關鍵要素，華教理念著重先成人後成才，強調人文素養，貫徹自律、自重、自強的精神。

“根據教育部的數據，2010年至2020年，非華裔學生佔華小學生人數從11.84%提高至19.75%，顯示華小辦學獲非華裔家長的青睞。”

他續説，華小是我國最具有多元族群的學校，2006年至2022年全國華文獨中非華裔生人數從663人增至1541人，增加了878人，暴增132%。

他也説，其次是重視新科技的學習，培養創新思維能力，在高科技時代下，獨中教育要與時俱進，必須更專業化以因應未來挑戰，培養符合就業市場未來需要的人才。

他指出，新時代重視的是智慧而非僅是知識，辦事能力而非僅是學歷，團隊精神而非僅是個人的卓越，因此獨中教育務必定期檢討教學綱要及注重全人教育，使得華校畢業生在走入社會之後，擁有更強競爭力及執行力。

他也表示，華教走向國際化，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獨中得思考如何增加外國學生，有助提昇校園多元文化，讓學生有國際視野以及擴大朋友圈，也能推進統考朝向國際化、公開化的目標。

他指出，依據數據2022年大馬華文獨中的外國學生有687人，佔全國華文獨中學生總人數的1%，比例實則很低。

他表示，另外是訓練具備未來能力的學生，21世紀必備的能力包括協作力，也就是團隊精神和整合能力，溝通與表達能力。

他説，其次則是抗壓力，即心理風險及情商指數，包含了面對未知及接受失敗繼續進取的特能，接著是競爭力，也就是必須能洞察自我強弱、堅持不懈及擔當能力；最後是學習力，也就是終身學習及主動學習的能力，跨領域、跨國界的學習。

另一方面，霹靂董聯會主席顏登逸緻詞時表示，新一代家長對教育專業有更高的要求，而人工智能的普及和大數據的時代挑戰下，因此獨中教育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他説，國內教育環境已從單元教育的打壓，轉變成多元教育的競爭，國際學校與私立學校林立，以及在家教育崛起，顯示新一代的家長，對孩子的教育專業有更高的要求。

他表示，ChatGPT的問世、人工智能軟件的普及和工業4.0時代下的大數據、5G等新時代技術的挑戰下，獨中教育該如何回應？要培養怎樣的孩子？未來的孩子需要怎樣的能力，才不會被人工智能取代？

“這些擺在眼前的問題，已顯示獨中教育改革刻不容緩，獨中經過50年的發展之後，已走到了十字路口，一個必須重新作出省思的分水嶺。”

他也解釋，該研討會共有約27名發表人，來自馬來西亞、中國和香港等教育專家、學者、華教工作者，以及參與者包括350名全馬各地的董事長、校長和教育工作者。

他也希望在連續3天舉辦的研討會能透過衆人的集思廣益，重新省思《獨中建議書》如今的時代意思，也希望能爲獨中未來50年的發展，提供一個戰略性的方向思考。

出席嘉賓包括霹靂董聯會總務黃志偉和研討會主任黃仲賢。(27.5.2023 東方日報)

[第37屆全國華人文化節]張金祥：辦不曾辦過的文化活動極具意義

（芙蓉11日訊）第37屆全國華人文化節，不僅傳承傳統活動，也突破性舉辦多項不曾辦過的活動，包括“馬來西亞華人地方史研究–民辦文物館工作坊”、花燈製作比賽、“尋寶活動”等，讓文化節更具有意義。

工委會主席張金祥表示，他們通過“馬來西亞華人地方史研究–民辦文物館工作坊”，讓更多人對採集華人歷史及設立文物館的重要性有所了解。

他説，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花燈製作比賽不僅反應熱烈，且參賽作品更是令人眼前一亮，因大家結合了傳統技術及創新，把手藝、本土造型融入一起，同時，更難人可貴的是，部分作品也融入了濃濃的中華文化的元素。

“至於尋寶活動，更是青年團絞儘腦汁，把沿路的各個籍貫會館納入路線圖內，讓參與者每到一個會館，皆可以從中了解各籍貫的風俗及歷史，活動也獲得一家大小參與，進而帶動年輕及孩童加深對中華文化的了解”

張金祥披露，上述活動之前並不曾在全國華人文化節內出現過，換言之，上述多元化的各類活動，是本屆華人文化節最具爲突破性活動，也令大家感到鼓舞。

他稱，通過各式各樣的文化活動，不僅吸引了全國各地民衆踴躍參與，甚至獲得一家大小參與，進而通過活動帶動年輕及孩童們認識及了解華人文化，這是他們要看到的結果。

另一方面，他也表示，雖然他們欲從傳統文化中注入新元素或多元化，但歷史不能被更改。

“因此，每一屆的全國華人文化節都有指定的模式需要遵從，即全國華團文化大會升旗禮自創立以來，每年的升旗禮皆會在檳州華人大會堂舉行，旨在紀念檳城是首屆的華人文化節發源地，並提醒華團謹記中華文化傳承及發揚的使命。”

“與此同時，馬六甲華人文化起點的三寶山則作爲點燃華人文化節火炬起點，這是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節堅持的傳統。”

黃俊棠：因堅持及使命，傳統文化流傳至今

森美蘭中華大會堂主席黃俊棠表示，淵源流傳的傳統文化，它是有賴大家的堅持及一股使命，才得以流傳到今天。

他説，文化要發光發熱、開枝散葉必須要有海納百川的胸懷才可以流傳至5000年。

“同時，華團、中文媒體及華教是維護及捍衛中華文化的砥柱中流，也是把文化發揚光大及永續傳承的重要堡壘。”

他指出，由森華堂輪值主辦的第37屆全國華人文化節，終於順利及成功的舉辦，且也獲得森州內政經文教團體熱烈的響應及參與。

黃俊棠披露，第37屆全國華人文化節的主題“天工開物，文化古今”，及副題“紥根、傳承、開創、永續”，最主要目的是吸引年輕人，因紥根本身的意義及目標，就是要讓大量年輕人參與其中。

他感到非常欣慰及滿意的是，本屆文化節展開的一系列活動中，很多活動都達到上述的目標，皆獲得年輕、小孩，甚至攜帶一家大小到來參與的民衆，將文化繼續傳承下去。

他續説，這一次全國華人文化節的亮點，則是在各式各樣活動中他們都有邀請友族參與，甚至在火炬行、中秋節及大遊行活動中，不僅邀請他們參與，更是把友族文化節目也融入在裡頭。

“這可謂是一股屬於馬來西亞式文化大交流，融入了多元文化、種族的文化大匯演。”

他認爲，通過傳統活動讓各族可以彼此包容及加深和認識彼此的文化。（發佈於 2022年09月11日 東方日報 • 報導：林麗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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