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七，「有些目標的實現只能依賴硬實力——這是毫無疑問的」。約瑟夫·奈認為，解決所謂「朝核」與「伊核」問題，只有使用硬實力才能取得預期效果。這一觀點值得懷疑。因為，任何硬實力都離不開軟實力，否則硬實力就是一堆毫無靈性和智慧的廢物。特別是他認為軟實力並沒有影響朝鮮和伊朗擁核，顯然不確切。其實，在面對任何所謂威脅時，美國政府向來都是軟硬兼施。在解決「朝核」和「伊核」問題等國際對話、協商與會談當中，美國也是這樣做的。例如，在所謂「朝核」和「伊核」問題的博弈中，處處可見美國的軟實力，而談判被中斷與破裂，無不與武力（硬實力）威脅存在關聯。如果美國政府根本不考慮朝鮮的合理安全關切，只知尋求朝鮮半島「無核化」，那近於緣木求魚。

其八，「軟實力很難把握——這個觀點部分正確」。約瑟夫·奈認為，政府能夠傳播大眾文化，但不能改變大眾文化，所以軟實力的核心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他實際上認為軟實力的創造主體既有政府組織，也有非政府組織，其中非政府組織難以控制。但不論是政府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作用並不相同，故不能僅僅依據非政府組織數量的多少來衡量軟實力的強弱。約瑟夫·奈曾以美國非政府組織多、中國非政府組織少來斷定美國軟實力如果打90分，中國軟實力則只能打60分。顯然，他完全忽略了國情差別，認識過於簡單。事實上，中國的文化軟實力主要來自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五千多年源遠流長的民族精神與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緊密融合，在中央堅強領導的政治組織優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作用下，其實力之強大，絕非西方非政府組織所能望其項背。

其九，「軟實力與當下的恐怖威脅無關——這是個錯誤觀點」。約瑟夫·奈認為，西方需要用硬實力來對付本·拉登這樣的極端恐怖分子，但在伊斯蘭世界的內戰中，需要適時贏得人心的戰略，軟實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這里，又一次顯示出約瑟夫·奈認識的片面。消除恐怖主義是人類的共同責任，但反恐必須標本兼治。從長遠看，治本更加重要。只有清除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才能根除恐怖主義。約瑟夫·奈把「反恐」僅僅歸結為伊斯蘭世界的內戰，顯然有撇清美國因素之嫌，這可另當別論。但他認為對付本·拉登式的極端恐怖分子只能使用硬實力，可能有點絕對化了。事實上，美國在伊斯蘭世界所做的「爭取人心」的事情，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問題是，美國對伊斯蘭文化的偏見、對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對以色列的偏愛，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掠奪，才是滋生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的「土壤」。因此，軟實力必須以公平正義為前提和基礎。

三、「文化軟實力」研究及其理論創新

「軟實力」概念傳播到中國後，中國學者基於中國文化的背景，對其進行研究和闡釋，結出了極具中國特色的理論果實。1993年，中國有學者曾提出「軟權力」（實則是「軟實力」）概念及其內涵，其中包括政治系統和政治領導、民族士氣和民族精神、國際形象、對外戰略、確定國際體制的能力以及科學技術等范疇。

經過十多年發展，中國學者開始自覺地從不同視角推動「文化軟實力」深化研究。

（一）中國學界深化研究文化軟實力的五個維度

（1）關於「文化軟實力」的內涵研究。包括歷史生成、語義分析、外延遞減、文化功能等著眼點。有學者則基於廣義或狹義文化、文化功能整合、文化創生力、文化在綜合國力中的作用等視角進行研究。

（2）關於文化軟實力構成要素研究。包括「資源要素說」（即從文化軟實力資源的來源分析其構成要素）、「合力要素說」（即從文化軟實力的「力」的具體表現來切入）。

（3）關於文化軟實力特征屬性研究。包括無形性、非強制性、人性化及作用時間持久性；內容結構的層次性、作用方式的隱蔽性和實施效果的不確定性；社會主義導向性、時代性和民族性。

（4）關於文化軟實力實踐研究。重點是梳理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成就；也有學者揭示文化軟實力建設存在的問題及面臨的困難；還有學者揭露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的蛀蝕和破壞；另有學者則著眼於學習借鑑國外文化軟實力發展經驗。

（5）關於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路徑。對這個維度，學者們的討論和研究比較多。他們多是從宏觀視角提出一些對策建議，諸如「五化能力」「四種戰略」「系統十力」等；也有學者專注於從某一具體領域，比如文化體制改革視角、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角、提升國際話語權視角等進行研究。

總體來看，這期間「文化軟實力」研究是與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同頻共振的。盡管這些研究見仁見智，各有優長，也難免各有偏隘，但畢竟標志著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已經告別了那種照搬西方、囿於介紹約瑟夫·奈觀點的「模仿階段」，真正進入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階段，為文化軟實力研究理論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

其一，「軟實力是指文化的實力——這個觀點僅部分正確」。約瑟夫·奈在批駁這段引文時，認為某個國家軟實力主要源於那個國家的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對外政策。他認為，其中「文化」只是軟實力的來源之一。顯然，他對「文化」在「軟實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不夠深入。因為軟實力的所有要素都無法和文化切割；離開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對外政策」就無從談起。政治價值觀的取向和對外政策的思路，均與提出者、制定者和規劃者的文化視野、文化功底、文化偏好密切相關，因此文化必然滲透到軟實力的各個環節和要素。因此，文化並非僅僅是「來源之一」。

其二，「經濟實力是軟實力——情況不是這樣子的」。認為經濟實力等同軟實力，顯然站不住腳。不過，約瑟夫·奈認為，經濟實力能夠轉化為軟硬兩種形式的實力，經濟制裁是硬實力手段，財富吸引是軟實力。約瑟夫·奈在這里最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區分「經濟實力」和「經濟制裁」。「經濟實力」是硬實力，而「經濟制裁」則是制定和實施某種懲罰性的經濟政策和策略，屬於智慧創造過程，是一種「軟」實力；即便「經濟實力」比較弱的國家，同樣可以利用自身經濟資源的某種特點而具有的相對優勢制裁對手，迫使對手改變政策，這也是一種軟實力。約瑟夫·奈把經濟制裁簡單地等同於硬實力，顯然欠妥。

其三，「軟實力比硬實力更仁慈——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約瑟夫·奈認為，由於軟實力通常被當成硬實力的替代物，所以主張以道德為重的學者和制定政策的人經常使用軟實力。同任何形式的實力一樣，軟實力既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關鍵看誰掌控這種實力、如何運用這種實力。

約瑟夫·奈的反駁還可以更深一步。事實上，硬實力本身也是中性的，不存在善惡之分。硬實力僅當被掌握並運用於不同性質的行為時，才有善惡之分。因此，當硬實力被用來維護正義時，它便是「仁慈」的；當硬實力被用來踐踏正義時，它一定是殘暴的。軟實力不同於硬實力，它並非中性的。軟實力屬於意識形態，本身就有正負之分，並不都「仁慈」。服務於霸權主義和侵略者的軟實力，不可能是仁慈的，而服務於維護世界和平正義的軟實力，本質必然是「仁慈」的。

其四，「硬實力能夠衡量，而軟實力則很難——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約瑟夫·奈認為，對軟實力資源進行量化是可能的，比如可以測量和比較文化溝通能力、外交資源等；可以通過民意調查來量化一個國家吸引力的變化。事實上，即使硬實力，也不那麼容易量化，對硬實力資源表面上准確的測量在很多情況下是膚淺的，可以成為「有形的謬論」。

上述觀點表明，約瑟夫·奈並沒有嚴格區分「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理論界限。軟實力是相對於硬實力而言的：一切有形的、可以計量的、能表現出強制性作用的實力都是硬實力。而軟實力所以稱之為「軟」，恰恰因為它是無形的、柔性的、難以計量的，表現為精神、情感、智慧、形象、吸引、凝聚、感召等影響力。約瑟夫·奈認為「民調」可以量化軟實力，這種看法也有點簡單化。因為，每個「民」都是活生生的個體，有不同的經歷、處境、知識結構、價值取向和判斷，所以依據「民意調查」來評價軟實力難免存在誤差，甚至是顛覆性誤差。因此，針對軟實力的評價，僅靠「民意調查」的量化研究是不行的，必須進行深入的定性研究，才能觸及問題本質。

對「硬實力資源」的評價，如果完全離開文化軟實力考量和辯證思維，僅僅依據量化研究，那就不僅是什麼「有形的謬論」的問題，而且有時甚至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例如，軍隊數量和武器裝備可以計算其科技含量、數量和威力，但計算結果並不等於戰斗力（硬實力）。軍隊的戰斗力必然是各種要素所形成的合力，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軍人的理想、信念、智慧、忠誠和勇氣，而這些恰恰歸屬於無法計量的文化軟實力范疇。

其五，「歐洲關注軟實力的應用，而美國則關注硬實力的使用——確實如此」。約瑟夫·奈認為，歐洲成功地運用軟實力，使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獲得了它想要的結果，而美國的行為則表現出似乎軍事實力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理念，但應注意的是，單純依賴軟實力或硬實力中的任何一種都不正確，應把二者有效結合成「巧實力」。事實上，在「軟實力」應用上如何評價歐美異同，需具體分析，不應一概而論。現在看來，英國已經「脫歐」，約瑟夫·奈對歐洲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評價，顯然與事實落差很大。但他主張軟實力和硬實力應有效結合，無疑是正確的。

其六，「布什政府忽視了美國的軟實力——這個觀點比上一個觀點更正確」。約瑟夫·奈認為，布什在第一任期內因忽視軟實力而付出了高昂代價，而在第二任期內則顯示出對軟實力更多的關注，開始重視對外政策的價值，增加了公共外交的預算。顯然，約瑟夫·奈屬於民主黨人，他批評布什政府，可以理解，但是，他對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評價是片面的，完全稱不上「更正確」。事實上，布什政府雖然沒有使用「軟實力」概念，卻並沒有忽視軟實力運用。無須多舉，布什的就職演說，乃至其一系列國際戰略權謀，就是其對軟實力的表達和運用。

第三，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導致美國軟實力衰落。

約瑟夫·奈稱，傳統觀點認為，一個國家的實力主要體現為戰爭能力，即軍事能力，隨著20世紀中葉「核時代」的到來，美國和蘇聯不僅擁有工業力量，還擁有核武器和洲際導彈。

然而，當今時代，美國實力的基礎正在發生轉移，單純使用軍事力量越來越受到限制。一是核武器盡管威力巨大，爆炸後破壞性比較強，但理論上一般不會使用，除非極端情況。二是民族主義興起，使得通過霸權來控制覺醒的民眾越來越困難。三是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發生巨大變化，後工業時代社會主義國家更多地關注社會福利而不是榮譽，因而除非生存受到威脅，他們已厭惡戰爭。四是對當今人類社會的大多數國家而言，使用武力會嚴重損害他們的經濟實體。

綜合以上情況，約瑟夫·奈認為，在當今國際優勢較量中，軍事實力已不再起主導作用，而經濟實力的影響力將變得越來越大；美國要想保持強大，必須關注軟實力。在《伊拉克戰爭之後的美國實力與戰略》一文中，約瑟夫·奈批評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及之後采取的外交戰略：「世界是不平衡的。如果有人質疑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實力，那麼伊拉克戰爭無疑很好地消除了人們的質疑。」

但他同時認為，美國政府過分關注國家間軍事力量的不均衡是錯誤的，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使得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評論家摸不著頭緒，仍在黑暗中前行，不知如何應對。

在21世紀，美國仍是實力最強的國家，但對越來越多的事務失去控制。盡管美國在傳統事務上應用硬實力游刃有餘，但這些措施不能適應由於全球化和技術民主化所帶來的世界政治轉變。美國缺乏處理國際和國內一些沖突的能力，這些衝突主要是監控轉型發展威脅美國安全的問題。在處理當今社會的一些關鍵問題，如國際金融穩定、反毒品、疾病控制尤其是新型恐怖主義時，單純使用軍事力量並不能取得成功，且有時候軍事力量的使用會產生不良後果。

因此，應重視使用軟實力。約瑟夫·奈還深刻檢討了美國冷戰後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由此遭受的災難與仇視，以及帶來的軟實力衰落，即美國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體現的價值觀對其他國家產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受到質疑。就如何更好地發揮美國的軟實力，他提出了短期、中期、長期戰略。最後，他告誡美國，「與硬實力不同，軟實力的運用更不能實行單邊主義，這是美國還沒有認識到的事實。為了與世界有效地溝通，美國首先需要學會傾聽。」

約瑟夫·奈關於美國「單純使用軍事力量越來越受到限制」的分析有其道理，但他把美國權力的局限僅僅歸結於「美國冷戰後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軟實力的衰落」則是片面的，未看到問題本質，即美國霸權主義貪婪掠奪的實質。

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實際采納了約瑟夫·奈的觀點，更多地運用了美國的軟實力。然而，美國以功利性為目的的軟實力策略只能在短時間內產生一點戰術效益，不可能改變大的戰略格局，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也不會成功。

二、約瑟夫·奈「軟實力」思想的主要問題

約瑟夫·奈說：「當我提出軟實力這個概念時，我認為它是一個學術概念，以彌補國際關係學者對權力思考方式的不足。」但事實上，約瑟夫·奈是把「軟實力」當作政治武器的。約瑟夫·奈於2022年9月發表新作《面對中國崛起，美國有哪些應做與不應做的事》。盡管約瑟夫·奈並不是主張打「新冷戰」的反華強硬派，不贊成在經濟上和中國「脫鉤」，也不認為「妖魔化」中國有利於美國，但是，約瑟夫·奈始終站在維護美國霸權主義的立場上，這是一以貫之且旗幟鮮明的。只有看清楚這一點，才能正確理解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宗旨和運用「軟實力」的策略。

不可否認，約瑟夫·奈闡述「軟實力」功能、作用、影響，對一系列國際問題作出有參考價值的分析，是他對國際政治學的貢獻。但是，他沒有對「軟實力」概念給出一以貫之的界定，諸多觀點也不夠嚴謹。特別是他的一些「軟實力」觀點因缺少辯證思維而經不起推敲。例如，他曾「提醒」別人對「軟實力」進行「再思考」，而事實上他在提醒過程中的某些論斷同樣需要再思考。

《軟實力的再思考》一文中，針對一些人關於軟實力的看法和觀點，約瑟夫·奈進行了回應。這也是約瑟夫·奈比較集中闡釋他的軟實力思想的一篇文章。但是，他的「再思考」存在明顯不夠嚴謹之處，經不起推敲。主要有以下九個方面。

“呼唤型造物”（Evocative Object）

中美俄“意念战”

新纪元运动

2004年，在比較各國軟實力時，約瑟夫·奈提出，在大眾文化領域，「蘇聯文化談不上具有軟實力」；「封閉的體制、缺乏吸引力的流行文化、笨拙的外交政策，這一切都意味著，冷戰期間蘇聯在軟實力方面從來就不是美國的真正對手」。從軟實力資源角度看，與美國力量最接近的競爭者是歐洲。亞洲國家也具有豐富的軟實力資源。依他的觀點，在亞洲的日本是軟實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但總體上亞洲國家軟實力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但是，到2013年，約瑟夫·奈又有新的判斷，認為亞洲的軟實力到2025年會顯著提升，甚至可以達到歷史上最好水平。

單從學術角度看，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無疑是一個貢獻。這個概念形象地概括了思想、文化、精神、情感、制度、話語權、國家形象等影響力的「柔軟」共性。從這一「共性」出發，約瑟夫·奈認為蘇聯解體是因為「在軟實力方面從來就不是美國的真正對手」。但他這種觀點是在蘇聯解體14年之後提出的，而在他的「軟實力」開山之作中他對蘇聯的力量還是敬畏的。因此，「從來」一詞，有些欠妥。就事實而言，十月革命勝利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蘇聯文化軟實力可謂生機勃勃，充滿吸引力。僅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不知影響了多少國家的熱血青年。約瑟夫·奈本人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承認，「戰後早期，蘇聯從這些戰略軟資源中獲益頗多，諸如共產主義、跨國的共產主義機構等。」

約瑟夫·奈認識上的偏頗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他僅僅把「軟實力」看成外交戰略和國際博弈的權謀，完全沒有重視軟實力對國內的影響；其二，他沒有從發展演變的角度來衡量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興衰，把蘇聯解體時的軟實力等同於蘇聯全部歷史的軟實力；其三，他提出「軟實力」的宗旨是在論證美國得以在世界上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這顯然有違各國人民對國際民主與世界和平的期盼。

第二，利用信息革命提升「軟實力」，以彌補硬實力的不足。約瑟夫·奈敏銳注意到，信息革命極大地提升了軟實力作用，即提升了意見、文化和政策的吸引力。信息革命、技術進步以及全球化並不能取代某個國家，但會愈發增加國際政治的複雜性。他認為，21世紀美國要想繼續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領導實力，取決於以下因素：美國經濟保持強勁、社會不衰退；保持現有的軍事實力但又不過度軍事化；不因憑借自己的力量而變得過度單邊主義和傲慢，以致浪費其軟實力資源；不會發生重大災難性事件，使得美國朝著孤立主義方向發展；以更廣闊的、更富有遠見的視野綜合全球利益來重新界定國家利益。

他還分析了非政府組織、信息和通信領域的技術革命對軟實力的影響，認為「信息革命正在造就跨國界的團體和網絡。跨國公司和非政府機構（包括恐怖組織）將發揮更大作用。很多這樣的組織吸引我們的公民加入他們的跨國聯盟，形成它們自己的軟實力。」「信息和通訊領域的技術革命分散了政府的權力，使得個人和團體能夠在世界政治中發揮過去只有政府才能發揮的作用。」

在《權力大未來》（The Future of Power，2011）中，他從全球事務的權力分配出發，探討了21世紀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和軟實力，分析了軟實力資源如何適應信息時代，以及運用巧實力時為何不能僅僅依靠軍事實力。約瑟夫·奈看到，以往由政府控制的信息現在大眾也可以操縱，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非政府組織和普通百姓很容易獲得軟實力資源；非政府組織和普通民眾可以在家中對政府發動網絡襲擊，甚至制造令全世界感到恐懼的安全威脅。因此，網絡時代的主權國家增加了軟實力的「新邊界」。約瑟夫·奈對網絡無政府狀態表示十分憂慮，他說：「不受監管的網絡世界正變得日益危險，這不僅僅對網絡空間本身造成影響，而且對經濟、地緣政治、民主社會，以及戰爭與和平等基本問題都有嚴峻影響。」「在全球軍事沖突領域，計算機網絡已成為除傳統的陸、海、空、天四大領域之外的第五個領域。」 

約瑟夫·奈關於網絡的見解是睿智的，深刻地反映了網絡給非政府組織所增加的能量，以及給政府組織提出的嚴峻挑戰。他看到了非政府組織和網絡信息相結合，將發揮過去只有政府才能發揮的作用。特朗普主政四年的美國政府幾乎從反面印證了約瑟夫·奈15年前的告誡：21世紀，美國已經很難「繼續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領導性的實力」，美國經濟不再「保持強勁」、社會已經「衰退」。當此之時，特朗普卻把「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傲慢」推向了極致；只求選票，不顧民生，乃至造成了大量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這是美國軟實力衰敗無法掩蓋的證據。特朗普連任總統的夢碎，顯然有其軟實力失敗導致的必然性，而媒體巨頭特別是互聯網巨頭對特朗普的限制和封殺，無疑加劇了其因軟實力失敗而招致的競選連任的失敗。

爱垦APP：“意念科学”（Noetic Science）

伊纽欣（Viktor Inyushin）是位哈萨克生物学家，在1970年代提出了生物能量场理论，特别是“生物等离子体”概念。其研究与“心智科学”没直接关系，但可被视为对这一领域的间接贡献，特别是在探讨人类意识与物质世界相互作用的前沿课题时。

“意念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关注意识、精神力量与物理现实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框架内，生物能量场理论，特别是关于“生物等离子体”的研究，强调了看不见的能量场（如人体电磁场）与健康、意识的关系。这与“意念科学”中的某些理念（如意识的能量）有某种呼应。虽然伊纽欣的研究主要以生物学和物理学为基础，但他提出的理论拓展了关于人体和意识的非传统理解，这与“心智科学”的探索方向有相似之处。

从这个角度来看，伊纽欣的研究为探索意识和物质之间关系的科学领域（包括“意念科学”）提供了另类的生物物理学视角，尽管他没有直接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

从“意念科学”或“心智科学”的范畴来看，個人的“直观能力”或“第六感”，若结合上在地传统智慧（native wisdom / local knowledge），其量子原理价值值得关注

从“意念科学”或“心智科学”的角度来看，个人的“直观能力”或“第六感”是与意识、认知的前沿研究息息相关的领域，而这些概念在量子理论中也找到了可能的基础。如量子纠缠、波粒二象性等量子现象可以被视作解释人类意识或直观能力的潜在机制。若结合在地传统智慧（native wisdom），可以为探讨这些超常感知或直觉能力提供文化和经验的补充视角。

在地传统智慧通常强调人与自然的深层联系与和谐。对某些文化传统，直观能力或第六感，被视为与宇宙能量交流的方式。量子物理中诸如非定域性（non locality）和超距作用（action at a distance）等概念，可能与这些古老智慧在某种程度上契合，形成对超感知能力的物理学解释。这种结合可能为理解人类潜意识与宇宙之间的联系提供新的理论框架。

爱垦網可将这些现象可命名为“宇宙诗性”或“全息诗性”，并且有其象征性和学术价值。“宇宙诗性”可以传达出一种诗意的、与宇宙和谐共鸣的意识体验，表达了人类意识与宇宙本质之间的深层联系。它可用于描述个人直观能力或第六感如何与更广泛的宇宙能量和信息场连接。

“全息诗性”则暗示着每个意识或个体都如全息图一样，包含了整个宇宙的信息。这与量子力学中的全息理论相关，即宇宙中的每个部分都反映着整体。这种概念适合描述个体意识如何反映更大的宇宙秩序和信息。

因此，“宇宙诗性”或“全息诗性”不仅具有哲学和象征意义，还能够在量子理论与认知科学的语境中被学术界接受，用于解释直觉能力与量子世界的潜在联系。

提一提具体的实际例子做参考——

1.量子纠缠与古老的宇宙联系观念

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指两个或多个粒子可以在距离很远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同步变化，彼此影响，仿佛没有物理距离的存在。这种现象与一些古老智慧中的“万物相连”或“宇宙一体”的概念类似。例如，许多传统文化认为个体的意识与宇宙中的其他事物通过一种不可见的力量相连。量子纠缠的发现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支持，表明即使相隔遥远，事物之间仍可以通过超越常规时间与空间的方式相互影响。

一个著名的实验是1970年代由阿兰·阿斯佩（Alain Aspect）进行的量子纠缠实验，证明了量子粒子可以瞬时影响彼此，挑战了经典物理学中局域性（locality）的概念。这与古代哲学中“心灵感应”或“神秘感知”的思想在某种层面上类似，即个体可以通过某种超自然的方式感知到远处或他人的状态。

2.超距作用与中国气功中的能量传递

超距作用是指物理系统之间在没有直接接触或相互作用媒介的情况下发生的影响。这与中国气功中的“气”的概念类似，气功修炼者相信可以通过“气”的传递影响远处的个体或环境。在气功的实践中，“气”被认为是一种无形的能量，可以通过意识或意念传递并对物体或人体产生影响。这与超距作用的概念相契合，因为两者都强调通过某种看不见的机制产生的非局域性作用。

3.古印度哲学中的“阿卡莎”与量子场

古印度哲学中的“阿卡莎”（Akasha）被视为宇宙的基本能量场，万物源于此并在其中相互联系。这类似于量子场论（Quantum Field Theory）中的量子真空或零点能量场的概念，后者是能量与信息的基础，所有粒子都从中涌现并相互作用。在量子场论中，真空不是空无，而是充满了潜在的能量波动，这与“阿卡莎”作为宇宙根本能量的观点有着相似的思想框架。

这些实例展示了古代智慧中超感知或宇宙连结观念，与现代量子物理学理论在哲学上的契合点。这并不意味着古人直接预见了现代物理学的发现，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展示了，从不同文化和科学角度探索人类意识与宇宙本质之间关系的可能性。（爱垦網内部探讨/评注记录）

爱垦APP：克里希那穆提和拉兹洛

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公元1895年5月12日—公元1986年2月16日），印度哲学家。是近代第一位用通俗的语言，向西方全面深入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学家。

欧文·拉兹洛（匈牙利语：László Ervin，1932年—），美籍匈牙利裔科学哲学家、系统理论家、整体理论家、古典钢琴家。

二人的理论在某些层面上存有共通点，尤其是在“意识”以及“整体性”（wholeness）这一概念上的探讨。但是要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与“意念科学”（Noetic Science） 挂钩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先说克里希那穆提的的哲学。其思想核心是对“自我意识”的彻底觉察和超越。他倡导通过内省和观察来摆脱既有的心理模式与社会框架，从而达成心灵的自由。他否认任何既定的宗教、哲学或教条，认为真理无法通过外部权威获得，而只能通过自我觉知和对现实的清晰洞察来实现。对他来说，思想（thought）本身是一种局限，而真正的理解来自于“无思”（no thought）的直接觉察。

“意念科学”则是一种研究意识与物质世界相互作用的跨学科领域，旨在探讨心灵、意识、直觉等现象对现实的影响。它探讨了意识可能超越物质，且能够通过思想、冥想、集体意识等方式影响物理世界。这与克里希那穆提对意识的探讨具有某种相似性，特别是在超越常规思维的可能性方面。

再来就谈谈欧文·拉兹洛的理论。身为一位系统理论家，提出了“Akashic Field”（阿卡西场）的概念，认为宇宙中的一切都通过一个量子场相互连接。他的观点与量子物理学有一定关联，认为意识和物质的相互作用，可以通过一个更大的整体框架来理解。Laszlo强调整体性和宇宙统一的思想，认为个人和宇宙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二人的理论可能整合吗？

Krishnamurti强调个人的内心解放和“无中心”的思维，而Laszlo则关注宇宙的相互关联与整体性。二者虽然在具体思想的表达上有差异，但在意识的本质和统一的整体观方面存在潜在的整合可能：

1.对意识的探讨：克里希那穆提的超越思想的觉知，与拉兹洛对意识场的探讨可以产生对话，尤其是在两者都认为意识具有超越性。

2.整体性：克里希那穆提的“无中心”观念与拉兹洛的宇宙整体性概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虽然克里希那穆提更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而拉兹洛更偏向于系统的宇宙观。

3.超越思想的实践：克里希那穆提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对思想的超越，而拉兹洛的理论则可以为这种超越提供一种科学的解释框架。

因此，从哲学上看，克里希那穆提的个人解放与拉兹洛的宇宙整体性可以相互补充，特别是在如何通过意识觉醒来实现个人与宇宙的深层联系这一点上。然而，克里希那穆提的反教条和反体系立场，可能会对拉兹洛的较为系统化的科学探索保持距离。这种整合更多可能在意识与物质关系的探索上，而非具体的实践方法，这值得有兴趣的爱垦網网友关注。（爱垦網内部探讨/评注记录）

爱垦APP：德勒兹与塞尚的画

德勒兹在讨论艺术，特别是塞尚的画作时，受到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理论的影响，尤其是梅洛庞蒂关于感知、身体经验和世界之间关系的观点。这些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关键方面，帮助德勒兹理解画作中的情感的真切描绘以及某种感觉的永久保存：

感性地理学中的共情与地方记忆：德勒兹的感性块理论也启发文创提供者如何构建共情和地方记忆。通过创造感性块，文创体验者可以将地方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的生活打包成一个完整的体验，让参与者在短暂的体验过程中，感受到地方的“脉动”。

这种方式可以通过故事化的叙事、电影、戏剧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来实现，让参与者沉浸其中，感受到地方文化的情感深度。例如，一个地方的历史故事可以通过戏剧演绎、配合实地场景的互动体验，让参与者在情感上与地方发生共鸣，进而生成深刻的地方记忆。

持续创新与地方文化的更新：德勒兹强调变化和变异的必要性，文创体验提供者应当时刻保持创新的灵感，不要固守单一的地方文化表现形式。地方文化本身是不断变动和发展的，文创提供者可以利用现代科技、当代艺术等方式，与地方文化传统进行创新性的结合。

例如，通过数字科技，将地方文化转化为虚拟现实体验或沉浸式互动，或者通过跨领域合作，将地方文化与时尚、设计、音乐等其他创意领域结合，创造出全新的地方感体验。这不仅能吸引更多年轻的受众，还能让地方文化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保持活力。

地方感与集体情感的共创：德勒兹的“感性块”理论可以帮助文创提供者构建集体记忆与共创空间。地方感不仅是个体的体验，也是集体情感的共鸣。通过设计能够激发集体情感的体验活动，文创提供者可以在地方感和感性地理学中引入更多共创元素，邀请当地居民、游客或外界创作者共同参与。

这种共创体验可以通过集体艺术创作、社区活动、地方节庆等形式进行，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成为地方感生成的一部分。在这种过程中，地方感不再只是静态的传统文化，而是不断被重新创造和更新的文化生态。

德勒兹的情动哲学，特别是关于感觉者与被感觉物之间的生成性和不可逆性的理论，为文创工作者提供了重新发掘地方感和感性地理学的有力工具。通过将这些概念运用于文创体验的设计中，文创工作者可以：

打破静态的地方文化展示，转而构建动态生成的地方感。
强调体验的独特性与不可逆性，创造个性化、深度化的感知体验。

将体验者从“观察者”转变为“生成者”，通过共创激发地方文化的创新活力。

设计多感官的互动，创造具有层次感的地方感性体验。
通过感性块和多维情感体验，构建地方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

爱垦APP：德勒兹经营地方感

德勒兹关于感觉者（sentant）与被感觉物（senti）之间的不可逆性及其生成性概念，为经营“地方感”和“感性地理学”的文创体验提供者带来新生命。这些概念适合地方文化的发掘和传承，因为它们能够激发一种更加深层次的感知体验，并且强调时间、空间和情感的独特性；为文创提供者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帮助他们在地方文化与感性体验的结合中发掘出新的创作可能性，激发地方文化的持续活力。

地方感的动态构建：德勒兹的生成性思想提醒文创提供者，地方感并非静态的、固定的传统，而是随着时间、空间和体验不断生成的。在经营地方文化时，不应仅仅将其当作“遗产”进行展示，而要将其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体验场域，通过多感官的体验（视觉、听觉、嗅觉等）让参与者感受到地方的多重层次。

地方感的构建应当结合具体的历史、地理、文化元素，同时关注到个体的情感体验，使参与者能够通过与地方的互动，生成自己独特的地方记忆。德勒兹的不可逆性观点意味着每一次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文创提供者可以通过设计多样的互动活动，鼓励参与者每次都有不同的感知。

感性地理学中的时间和不可逆性：感性地理学涉及将人们的情感与地方联系在一起，德勒兹的不可逆性理论为这一领域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它也是感知体验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交织。文创体验提供者可以利用这一点，通过设计体验活动来呈现地方的历史变迁、当下的情境以及未来的可能性，创造一种具有时间感和延续性的感性地理学体验。

不可逆性意味着参与者每次的体验都是不同的，文创提供者可以设计活动，使得每个体验者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感受到不同的情感与文化联系。这种体验不仅让人感受到地方的深度，还让他们在与地方互动中产生独特的情感连接。

从“观察者”到“生成者”：德勒兹的理论强调感知者与被感知物之间的交互作用，文创体验提供者可以借此推动参与者从单纯的“观察者”角色，转变为“生成者”。在地方感和感性地理学的文创体验中，参与者不仅是观看和接收地方文化的内容，还可以通过参与活动创造新的感知与体验。

例如，通过互动式的文化工作坊、社区活动、艺术创作，参与者成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在与地方的互动中生成新的感知和记忆。这种生成性的体验过程能够使地方文化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参与者对地方感有更深的情感连接，成为地方文化的传播者和创新者。

感知的深度体验与多感官互动：德勒兹的感性理论启示文创提供者，可以设计出更多层次的、多感官的互动体验。地方感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感受，它还涉及到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的多重参与。通过这种多感官的互动体验，参与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地方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例如，一个关于地方传统手工艺的文创体验项目，不仅可以展示手工艺品，还可以通过触摸材料、聆听制作声音、闻到工艺品的气味等方式，让体验者感受到完整的制作过程。这种多感官的体验不仅能够带来更深层的感知，还能够帮助参与者更好地记住和理解地方文化。

爱垦APP：情感素：非人稱力量

德勒兹提到「情感素」（affect）是「生命的、非人称的力量」，主要是源于他对情感和感知的理解，超越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德勒兹将情感素视为一种脱离个体经验的力量，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能动性的存在。换句话说，情感素视为生命本质的一种动力，它超越了具体个体的生命定义，不依赖个体经验，而是贯穿于生命的生成与变化中，是一种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力量。

生命的力量 (Puissance de vie)：德勒兹认为，情感素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是一种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力量。这个「生命」不仅限于个体的生物学层面，更是广义的生命流动，是持续变化的创造力。因此，情感素与生命的本质相关，它不断流动、转化，打破了世俗或旧有框架对生命的界定。

非人称的力量 (Non personnelle)：德勒兹在这里强调的是情感素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情感经验或个体认知。它不属于某个主体，而是一种超越个体界限的力量。在他的哲学中，个体并不是世界的中心，相反，世界中的力量和情感常常作用于个体，而不为个体所拥有。这种力量不仅在人类之内运作，也在人类之外流动，连接人与自然、人与非生命之间的关系。

超越旧有生命个体的定义：德勒兹试图打破传统的生命个体观念，认为生命不是固定的个体，而是处于持续的生成和流动之中。情感素体现了生命力量的流动和变化，超越了我们对个体和主体性的界定，体现为一种「生成」（becoming）。这种生成强调了跨越物质、身体、时间和空间的潜在联系和变化，情感素因此成为了生命动力的具象化。

德勒兹的创造性哲学：德勒兹哲学核心之一是“差异”和“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他批判线性、固定的生命观，转而强调变化、生成和流动。情感素体现了这种动态的哲学观：它不仅仅是个体感受的汇集，更是超越个体、社会结构甚至物质层面的力量，能够推动新的生命形式和存在方式的产生。

情动地方志
情感素：非人稱力量
德勒兹时间观
弗洛姆 To Have or To Be
德勒兹经营地方感
感觉建构非肉身公式

时间、空间和体验
情动转折
日日新，又日新
新文创
德勒兹的“平面”
文创造物身体
德勒兹的“身体”概念 II
“感觉-被感觉”的影响
感觉者和被感觉物
情动地方志
情感素：非人稱力量
德勒兹时间观
弗洛姆 To Have or To Be
德勒兹经营地方感
感觉建构非肉身公式
感性转折 vs 混融哲学
不可逆性及其生成性

爱垦網评注·Body-道体

德勒兹的“Body”概念与中华哲学中的“道体”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尤其是在对自然、宇宙和存在的整体性理解上，都强调存在的动态性与生成性。两者的差异，在于“Body”更具突破性、差异化和变革性，而“道体”则更加和谐、自然和有机。若能在创意领域中结合，将形成一种既具有创造性变革又尊重自然和文化整体性的平衡实践。

德勒兹的“Body”

德勒兹关于“Body”（身体）的概念，并非传统的物质性身体，而是一个更广义的存在状态或“平面”。在德勒兹的哲学中，身体是生成、力量、差异与多重关系的集合体。他借用了斯宾诺莎的思想，认为身体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多种力量和能力的汇聚，存在于无数关系、变化和过程之中。这种“身体”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能动性，始终在与世界、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变化。

在德勒兹的概念中，“身体”更像是一个场域，它不仅包括物质的层面，还涉及精神、力量、情感等多重维度的动态生成。对于德勒兹来说，身体与世界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一种过程性存在，体现了他所推崇的“生成”概念。

“道体”

“道体”是道家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特别是《老子》和《庄子》思想的体现。“道体”指的是“道”作为宇宙本体和万物生成的根源。它无形无象、不可见不可名状，却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和运行之道。道体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超越了具体的物质存在，它是宇宙的根本法则和内在秩序。

在道家哲学中，“道体”体现了宇宙的整体性和内在秩序，包含了世界的生长、发展和变化的法则，是万物从无到有、从生到灭的背后力量。“道体”虽然无形，但它无处不在，是万物的源头，也是万物存在的基础和归宿。

相似性

整体性与动态性：无论是德勒兹的“身体”概念，还是道家哲学的“道体”，都强调了存在的整体性和动态性。两者都拒绝将世界、存在视为固定的、静态的实体，而是通过流动、变化、互动来理解世界。

在德勒兹的哲学中，身体是一个多重力量和关系的动态场域，不断生成、变化和流动。

在道家哲学中，“道体”是宇宙的根本法则，万物从道体中生成，又最终归于道体，体现了“生生不息”的循环。

去本质化的视角：德勒兹的身体概念与道体的另一个相似点是两者都拒绝了传统的“本质”或“实体”观念。对于德勒兹，身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关系网络，而非一个固定的本质。类似地，“道体”并不具有具体的形态或本质，而是超越任何定义和分类的存在状态。

不同点

西方与东方的哲学背景：德勒兹的“身体”概念植根于西方的现代哲学，尤其是尼采、斯宾诺莎和柏格森的思想传统，强调“生成”、“差异”和“去中心化”。身体在德勒兹的哲学中具有一定的“反抗性”，它打破传统哲学对固定本质和身份的追求。
“道体”则来自东方的道家思想，虽然它也强调生成和流动，但道家哲学更注重与自然和宇宙的和谐。道家强调无为、顺应自然，认为通过对“道”的理解，可以达到与宇宙的整体性融为一体。

生成的方向性：德勒兹的“生成”和“身体”概念更多地强调差异和突破，试图在固定的秩序中发现新的可能性。而“道体”虽然也是生成万物的源泉，但它更强调一种自然的自我调节与和谐，变化与生成是在整体的平衡与道的引导下进行的。

整合与启示

如果将德勒兹的“身体”与“道体”进行类比，可以说两者都对宇宙的生成、变化与流动有着深刻的理解，且都超越了静态的、固定的存在观。然而，德勒兹的“身体”更具有变革性，打破传统的秩序并不断创造新的可能性，而“道体”则更侧重于与宇宙的和谐与顺应。在文创领域，这种整合可以为创意实践提供两个不同但互补的视角：

生成的突破性（德勒兹）：文创实践中，可以通过不断打破既定形式，探索新颖的表达方式和创意模式，追求差异和多样性。

生成的和谐性（道体）：另一方面，创意的生成可以与自然、社会、文化保持和谐，强调创作与环境、文化背景的协调与顺应。

爱垦网评注·批判德勒兹

德勒兹的身体与艺术思想提出了充满创造力和革命性的见解，影响深远，但也引发了不同学者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他的理论复杂性、抽象性、与传统美学和伦理学的分歧、以及对主体性的重新定义上。

概念的过于抽象与难以应用

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BwO）和“光滑空间”等概念在哲学、艺术和身体论述中十分抽象，这使得一些学者批评其理论难以直接应用于实际的艺术创作和文化批判中。

批评：这些复杂的概念对普通读者和艺术实践者来说，理解和应用具有很高的门槛。德勒兹的哲学尽管充满创造力和启发性，但其理论的语言和逻辑常常难以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找到直接的对应。回应：这种抽象性是其哲学的优点，因其为创造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而不是固定的规则。理论的复杂性反映了世界本身的复杂性，鼓励艺术家和思想者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和应用。

主体性的解构与人文主义的对立

德勒兹的思想颠覆了传统的主体性观念，他认为主体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流动、分散的。这种“去主体化”的思想与传统人文主义美学的观念产生了冲突。

批评：德勒兹过度解构了主体性，将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削弱，使人类在道德选择和创造性行动中失去了主体地位。这种观点可能削弱艺术中的个体创造力，并模糊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的主导关系。回应：他的目标并非抹杀主体，而是打破传统西方哲学中对主体的过度简化。德勒兹认为，主体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不断变化的生成体，而非固定的本质。这种生成性恰恰为艺术创造力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鼓励超越个体中心的多样化表达。

对美学与艺术本质的质疑

德勒兹对艺术的看法常常被视为对传统美学的挑战，特别是他对经典美学理论（如康德、黑格尔）提出质疑，认为艺术不应只关注形式、风格或理性。

批评：德勒兹对美学的重新定义，忽略了艺术作品的形式美感、技艺和美学判断，而过分强调艺术的生成性和非理性因素。这种观念可能导致对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评价体系的削弱。回应：德勒兹并不否定美学，而是主张艺术应超越既定的形式，进入“生成与差异”的领域。在他看来，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美的呈现，还在于其通过打破固有框架，创造新的感知和体验方式。

政治与伦理维度的缺乏

有些批评者认为，德勒兹的艺术与身体理论过于关注形而上学和哲学层面，而忽略了艺术在社会、政治和伦理维度上的责任和作用。德勒兹的理论虽然具有解放性，但并未明确提出如何在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境下实践这种解放。批评：德勒兹的哲学虽然打破了传统权威的结构，但它在如何处理具体的社会压迫、政治不公和伦理问题时显得不足。其理论虽然强调多样性和生成，但并未提供实际的路径来应对全球性的问题，如社会不平等、性别歧视或种族问题。回应：德勒兹的思想正是在挑战传统政治与伦理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创造力的社会实践方式。通过解构现有的权力结构，他为新的政治和伦理关系的出现铺平了道路。这种“微观政治”的视角不仅限于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个体和集体层面的变革。

艺术家与观众角色的混淆

德勒兹认为，艺术作品与观众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观众在观看作品的过程中也参与了作品的创造。这种去中心化的观念引发了一些艺术界和美学家对艺术家身份的质疑。批评：德勒兹的理论模糊了艺术家与观众的边界，削弱了艺术创作中艺术家的主导地位。这种观念可能导致艺术创作的概念化和去个性化，艺术作品失去了其作为“完成品”的地位。回应：这种去中心化的观念是一种民主化的艺术实践，鼓励观众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消费者。艺术不再是封闭的静态实体，而是一个持续变化的生成过程，观众的感知、情感和体验都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身体与欲望的极端解构

德勒兹与加塔利对身体和欲望的极端解构，尤其是“无器官的身体”和“欲望机器”理论，受到一些伦理学家和社会学者的批判。批评：德勒兹和加塔利对欲望的非传统定义和身体的去结构化，可能导致对自我调控和社会道德的忽视。尤其是“无器官的身体”被批评为一种过度抽象的概念，可能在伦理层面上引发危险的后果，因为它削弱了身体的整体性和生命的有机性。回应：欲望在德勒兹的理论中并不是原始的冲动，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推动身体不断生成与变化。他们强调，德勒兹的目标是通过打破传统的身体和欲望观念，解放身体和欲望的潜能，重新定义创造性实践和身体经验。

愛墾APP·梵高繪畫「身體」（Body）

愛墾APP·梵谷情动素

[A: Affects P: Percepts P: Powers]

梵谷的創作過程，有德勒茲的感情素（affect）理論可詮釋的地方嗎？

愛墾APP: 狄尔泰可能这样分析普希金的诗

让狄尔泰来分析普希金的诗歌，他的分析方式将与雅各布森的语言结构分析显著不同，因为狄尔泰更注重诗歌背后的人类体验和历史情境，而非语言的形式和结构。

而雅各布森通过对普希金诗歌的细致分析，说明了诗性功能如何通过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来传达和强化意义。这不仅仅是对语言形式的关注，更是在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相互影响的关系。雅各布森的这些分析为他的诗性功能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展示了语言如何通过其内在的组织和形式结构来触发读者的情感和理解。

诗歌作为个人体验的表达: 狄尔泰的“认知体验”理论强调诗歌是诗人内在情感和生命体验的直接表达。因此，狄尔泰可能会关注普希金创作这首诗时的个人经历、情感状态以及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他会探讨这首诗如何反映了普希金对生活、爱情、时间和记忆的内在体验。

例如，在分析《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时，狄尔泰可能会关注普希金如何通过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某个特定瞬间的深刻记忆和情感。这首诗的主题围绕着记忆与爱情的关系，狄尔泰可能会解读这些情感体验如何构成了诗歌的核心，并探讨诗人如何通过这些内在的体验来理解自己和世界。

诗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狄尔泰认为文化和历史背景对理解人类体验至关重要，因此他可能会把普希金的诗歌放在其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下进行分析。他可能会探讨普希金生活的19世纪俄国如何影响了他的创作，以及这些历史背景如何在诗歌中体现出来。

例如，狄尔泰可能会研究俄国社会对爱情、记忆和情感表达的普遍观念，并探讨普希金如何通过个人体验的方式回应或反映这些观念。他可能会关注诗歌中的情感如何与当时的历史事件或文化潮流相呼应。

体验的普遍性与个体性: 狄尔泰也会关注普希金的个人体验如何超越个体，成为一种普遍的、共鸣的情感。他可能会讨论普希金的诗如何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人类体验，并探讨读者如何通过阅读这首诗来分享或共感诗人所表达的情感。

在分析《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时，狄尔泰可能会探讨读者如何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理解和感受诗中所描绘的瞬间与爱情的情感。这种体验不仅属于普希金个人，也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体验，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

[爱垦APP情动转折 Affects-Percepts-Powers] 2025，愛墾網創立16載；陳明發博士在从事人力资源開發16年的基础上，轉入文創研究與推廣至今也已28年。浮生44个春秋，雖不算焦頭爛額也沒啥獎項可領，但自告奮勇的事還幹得不少。實踐多了，面對自己原創的或經手發佈出去的6萬筆左右內容，多少有些领悟。自信還有點前瞻的價值。現陸續整理出來，答謝這麼多年來默默支持著我們的國內外友好。有些事恐怕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更不是一個人可能完成。現留點檔案，有緣並有能力的人若及時看到，對鄉土轉型或有參考價值。

The Interplay: Aesthetic Creativity and MeaningMa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ation and affects in Vico's aesthetics is a dynamic cycle where conative drives fuel emotional experiences, which in turn inspire further creative acts. This interplay can be seen as follows:

Conation (Drive to Understand and Create): The human desire to make sense of overwhelming experiences (like natural phenomena) leads to creative acts such as storytelling, mythmaking,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Affects (Emotional Response): These creative acts are deeply rooted in affective experiences. Emotions are not just responses but actively shape the narratives and symbols humans create. For instance, the fear of thunder becomes a story of a god’s anger, transforming raw emotion into a shared cultural narrative.

Cycle of Poetic Wisdom: The affects feed back into conation, as the stories and symbols humans create influence how they feel and respond to the world. This continuous feedback loop shapes human culture and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

Vico’s Legacy: Affective and Conative Dimensions of Art

Vico’s in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ation and affects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art and aesthetics. Art is not merely an intellectual pursuit; it is an embodied practice deeply entwined with the conative will to create and the affective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This perspective aligns with modern theories of embodied cognition and affective turn in aesthetics, which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emotion and motivation in the creation and reception of art.

Conclusion

In Vico’s aesthetics, conation and affects are inseparable forces driving the human capacity for creativity, symbolmak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This synergy highlights how human beings navigate their existence through a poetic interplay of will, emotion, and expression, forming the bedrock of what Vico termed poetic wisdom.

相关：呼唤型造物  evocative object  The Etymology of Vocative Linguistic Theory on Vocative  Conation & Affects Vivo's aesthetics         当符号呼唤象征

APP Iconada: The relations amongst Conation + Affects within Vivo's aesthetics

In the context of aesthetics, particularly within Vico's philosophy,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nation (the aspect of mental processes related to desire, will, and drive) and affects (emotions, feelings, and moods) are deeply intertwined, reflecting a dynamic interplay that shapes human experience and creative expression.

Vico’s Poetic Wisdom and Aesthetic Experience

Giambattista Vico, a key figure in early aesthetic philosophy, emphasized the role of imagination and poetic wisdom (sapienza poetica) in shaping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For Vico, aesthetics was not merely about beauty but about how humans construct meaning through language, metaphor, and myth. This construction is driven by a conative and affective synergy, where inner desires and emotions guide the creation of symbolic forms.

Conation as Creative Impulse

Conation refers to the motivational aspect of human behavior that propels action—essentially, it is the drive or will behind our actions. In Vico’s aesthetics, conation is seen as a vital force that pushes individuals to engage with the world and create meaning. This creative impulse aligns with Vico’s idea that early humans, when faced with natural phenomena like thunder or lightning, responded not just with fear but with a profound drive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through myth and metaphor.

Affects as Emotional Engagement

Affects, on the other hand, are the emotional currents that color human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Vico’s framework, affects are not just passive responses but active, transformative forces that shape how we perceive and interpret experiences. Emotions like awe, fear, joy, and wonder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oetic wisdom, as they are the raw materials from which early humans constructed their first myths and rituals.

讨论理论的实际应用和影响

教育领域：探讨这些理论在文学教育中的应用，如何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创作实践：讨论作家和诗人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指导创作，提升作品的深度和感染力。

示例问题：
“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如何在现代广告创作中得到体现？”

“感性转折的理念在教育中的应用”

探讨跨学科的关联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讨论这些文学理论与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之间的关联，探究文学体验的生理和心理机制。

文化研究：探讨文学理论在文化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影响和应用。

示例问题：

“阅读文学作品时的大脑活动如何支持认知诗学的观点？”

“克里斯蒂瓦的理论如何影响当代文化研究？”

提出批判性和反思性的问题

质疑和挑战：对已有理论提出质疑，探讨其局限性和可能的改进方向。

未来发展：讨论这些理论在未来研究中的潜力和可能的发展趋势。

示例问题：

“认知诗学在处理非西方文学作品时是否存在局限？”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些文学理论将如何演变和适应？”

结合当代趋势和技术

数字文学：探讨在数字时代，这些传统文学理论如何适应和解释新的文学形式，如电子文学、互动叙事等。

社交媒体和传播：讨论文学性在社交媒体和现代传播渠道中的体现和变化。

示例问题：

“认知诗学如何解释互动式数字小说的读者体验？”

“在社交媒体时代，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如何体现于短文本和表情符号中？”

爱垦APP: 扩大为人文科学研究的视野

（续上）引入更多相关理论和学者

探索其他理论家的观点：提出其他关于情动转折、认知诗学、文学理论或语言学相关的学者和理论。，例如保罗·莱考夫（Paul Lakoff）的概念隐喻理论、蒂姆·赖利（Tim Reilly）的情感认知理论等。

比较不同学派：讨论不同学派之间对于同一概念的不同解读，探讨其异同点和各自的贡献。

示例问题：

“保罗·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如何与认知诗学相关联？”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在文学性方面的观点有何差异？”

结合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案例研究：选取特定的文学作品，运用认知诗学、克里斯蒂瓦或雅各布森的理论进行具体分析，加深对理论的理解。

多元解读：探讨同一作品在不同读者或文化背景下的解读差异，体现认知与文化因素的影响。

示例问题：

“德勒兹在讨论艺术，特别是塞尚的画作时，如何受到梅洛庞蒂现象学理论的影响？”

“克里斯蒂瓦的互文性理论在解读现代诗歌时有何应用？”

情動叙事學研究
愛墾APP:情動叙事學名家

爱垦APP: 人文科学视野下的克里斯蒂瓦和雅各布森

虽说关注的角度和理论基础有所不同，在认知詩學的人文科学视角下，朱莉娅·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和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诗性探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语言与符号学的交汇

罗曼·雅各布森是语言学和符号学领域的先驱之一，他提出了“诗性功能”（poetic function）的概念，强调语言的自指性，即语言在文学作品中不仅仅传达信息，还通过形式、声音、韵律等方式创造美学效果。雅各布森的理论为认知诗学提供了基础，尤其是在探讨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对读者理解和审美体验的影响时。

克里斯蒂瓦的符号学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也对认知诗学产生了影响。她认为文本之间的关系和符号系统的运作方式是理解文学性的重要途径。认知诗学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会借鉴这些符号学理论，以揭示读者如何通过认知机制处理和解码文本的符号意义。

诗性与认知过程

雅各布森的诗性功能探讨语言的形式和结构如何影响文学作品的效果，这与认知诗学的关注点一致。认知诗学探讨了这些形式和结构如何通过读者的认知过程被感知、理解和欣赏。比如，隐喻、韵律和叙事结构等文学手法，如何激发读者的认知反应，是认知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克里斯蒂瓦提出的“符号”与“象征”两个层次（semiotic and symbolic）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与认知诗学中的情感和认知维度的探讨相呼应。认知诗学关注读者如何在阅读过程中调动情感和理智，通过理解“象征性”的语言结构和“符号性”的情感内涵来产生文学性的体验。

互文性与读者的认知网络

克里斯蒂瓦的互文性理论指出，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基础，而认知诗学则探讨读者如何通过这种互文性网络构建自己的认知地图。这种网络不仅仅是符号和意义的连接，还包括读者的个人经验、文化背景和历史记忆。这种综合性理解使得认知诗学能够与克里斯蒂瓦的理论对话，共同探讨文学如何通过认知和文化网络产生深远的影响。

认知诗学与克里斯蒂瓦和雅各布森的诗性探讨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在语言的符号学、互文性和认知过程的研究上。虽然它们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但都致力于揭示文学作品如何通过语言和符号激发读者的情感和认知反应。认知诗学从认知科学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这些探讨，揭示了人类大脑如何在处理文学性时运作，从而为理解和创造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

APP Iconada: Horizon of Expectation

"Horizon of expectation" (Erwartungshorizont) is a concept central to Hans Robert Jauss's reception theory, which explores how readers interpret literary texts within their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Jauss,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theory, argues that a reader's understanding of a text is shaped by their own "horizon of expectation," which includes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 historical period,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compare with: The Dream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poetic and cultural-creative experiences, the horizon of expectation helps us understand that each reader brings their own set of expectations and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s to a text. This horizon is not static; it evolves over time as cultural norms and societal values change. Consequently, the same literary work can be interpreted in various ways depending on when and by whom it is read.

For example, a poem written in the 19th century might be understood differently by contemporary readers compared to its original audience. Modern readers might bring new perspectives influenced by contemporary issues, which can shif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m's themes, language, and aesthetics.

Jauss's theory emphasizes that this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ader’s horizon and the text contributes to a richer and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It also highlights how cultural and creative experiences are not fixed but continually redefined by changing expect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This concept encourages a more flexible and historically informed ap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 acknowledging that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artistic works are subject to ongoing reinterpretation.

三、呼喚型文本翻譯的現狀

整理的文獻中有眾多的譯本研究和翻譯策略總結，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呼喚型文本翻譯的種類和數量都是非常多的，其中又以應用翻譯體裁為主。如文獻中所涉及的企業簡介、公示語、高校簡介、旅游文本、電影片名、中文菜單等翻譯，都屬於呼喚型文本的翻譯。應用翻譯體裁注重信息傳遞，注重效果表達，文本的「信息」和「呼喚」功能突出，根據呼喚型文本的翻譯策略進行翻譯，可以順利地達到翻譯的目的。同時，大量的應用翻譯實踐也證明了，將文本類型與翻譯策略結合起來，這一辦法是可行的。

由於交際翻譯本身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所以關於呼喚型文本的翻譯理論和策略主要以交際翻譯為主。其他翻譯理論在呼喚型文本翻譯中的應用和研究仍然存在巨大潛力。另外，呼喚型文本翻譯的研究是可以選取某一角度進行深化的，如以呼喚型文本中的「廣告」為例，可以進行翻譯補償的策略研究，並且呼喚型文本翻譯強調以讀者為中心，與「歸化翻譯」又有相似之處，也值得我們進行挖掘研究。

四、結語

當然，無論翻譯理論還是翻譯策略，都必須依靠譯者扎實的語言基本功和翻譯能力，它們只是在翻譯的宏觀策略上為譯者指明了方向，代替不了具體的翻譯操作和技巧。呼喚型文本的核心是讀者，所以在翻譯時，譯者應發揮主觀能動性，服務於讀者。如綜合運用交際翻譯、翻譯補償理論，又不一味地追求交際翻譯和言後對等，造成譯文有失偏頗。

參考文獻：

[1]Newmark，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New York： Prentice Hall，1988.

[2]Newmark，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Pergamon Press.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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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陳譜順，胡勇.呼喚型文本的翻譯補償——以廣告的翻譯為例[J].江西教育學院學報，2011，（32）5：103-105.

作者簡介：

周濤，大連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
凡淑麗，沈陽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

聯系：qyzylordemedia@yandex.com
原載：校園英語·中旬 2017年4期

關鍵詞：翻譯理論；呼唤性翻譯；文獻綜述；呼唤性语篇；文本類型理論 呼喚型文本 翻譯理論 文獻綜述；

情感与身体经验的融合

愛墾APP: 维雅克对“詩性”的共识

愛墾APP: 無器官身體の企業大學

在去中心化的教育體系中，民間團體（如非營利組織、社區團體或企業）主導教育，會帶來一種靈活性和多元化的教育生態。這種模式可以參考Corporate University（企業大學）的運作方式，結合德勒茲的「平面」和「身體」理論，民間團體本身辦教育將促成一種更具生成性和去中心化的學習方式。以下是這種模式的具體情況：

愛墾APP:

以下意念科學的論點與德勒茲的哲學核心概念依然可以找到諸多共鳴，尤其是在對物質、意識以及存在本質的流動性和生成性理解上。

「我們的世界肖似一個巨大的量子信息網絡」：德勒茲的「平面」（Plane of Immanence）恰好呼應了這個觀點。在德勒茲的哲學中，所有的存在和思維都在同一個平面上相互作用，世界本身是一個無休止的、流動的信息網絡。平面代表著萬物之間的相互連接，這與量子信息網絡的概念非常相似，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通過這種網絡彼此影響、生成和變動。

「『真實』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流動或變動的」：這個觀點直接呼應了德勒茲關於「生成」（becoming）和「差異」（difference）的哲學思想。在德勒茲看來，現實並不是靜止或恆定的，而是不斷處於生成之中。萬物都處在持續的變化和轉變中，沒有任何事物是最終固定的。這與「真實是流動或變動的」觀點完全一致，德勒茲通過他的哲學揭示了現實的動態和不斷生成的本質。

「想要用意念影響物質，念頭必須非常專注，而且動機強烈」：這個論點可以通過德勒茲的「無器官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來理解。無器官身體並不是指沒有身體，而是指去除了特定功能的身體，使其能夠與外界力量（如意念）自由互動。在德勒茲的哲學中，強烈的動機和意念可以重新組織「無器官身體」的能量狀態，從而影響物質世界。這種專注和強烈的動機就像一種重新配置身體能量的過程，從而在現實中產生效果。

「物質並不是固態和穩定的，甚至不是任何東西」：德勒茲的「皺褶」（Fold）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這一觀點。皺褶表明事物的內外界限是流動和可變的，物質並不具有固有的、永恆的形態，而是在不斷地折疊、展開和變化。物質不是某種固定的實體，而是多層次的、動態的生成結構。這個觀點與量子物理中物質不是固態或穩定的概念相吻合，在德勒茲的框架下，物質同樣是通過持續的折疊和生成來存在的。

「生物體歸根究底是由電子之類的粒子構成，所以任何磁方向的激烈改變，理應深深影響他們的生理過程」：這個論點可以通過德勒茲對「力」（force）和「密度」（intensity）的探討來理解。在德勒茲的哲學中，所有的生命和物質過程都是力量和密度的變化。生物體作為一個動態的力量場，對外界的影響極為敏感。這種力量和密度的變化直接影響到物質的存在形態，因此磁場的改變可以影響生物體的生理過程。德勒茲對身體的理解同樣強調它是流動的、可塑的，受到外界力量的深刻影響。

「這些粒子獨自發出的能量小得難以想象，證明了次原子物質與零點能量場的不斷交換能量」：在德勒茲的「平面」概念中，這種能量的交換是存在的基礎。所有事物，包括最微小的粒子，都參與到能量的流動和交換中，形成一個統一的平面。零點能量場和次原子物質的能量交換，體現了德勒茲所描述的萬物之間的能量流動性，所有物質和力量都相互作用，共同組成存在的整體。

「移去零點能量場，所有的物質將會垮陷」：這個論點與德勒茲對「基礎平面」的描述一致。德勒茲的哲學強調，所有的存在都基於一個內在的、持續生成的平面。零點能量場可以被看作這個基礎平面的物理對應體，移去它，物質將失去存在的根基。這與德勒茲的「平面」概念相符，物質的存在依賴於其在平面上的能量交換與互動。

「心靈顯然是以某種方式與物質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德勒茲的「皺褶」概念再次成為關鍵。皺褶消除了心靈與物質之間的固定界限，心靈與物質通過折疊互相影響和轉化。心靈不僅僅是獨立的意識，它與物質世界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通過皺褶相互滲透，構成一種動態的關係。這種相互連接體現了心靈與物質的統一性，並表明兩者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流動的。

這些意念科學中的觀點不僅與德勒茲的核心哲學概念相呼應，還進一步豐富了德勒茲對物質、意識、能量流動和生成性的理解。德勒茲的「平面」、「無器官身體」和「皺褶」提供了一種動態、非線性和非二元的視角，能夠很好地解釋這些意念科學的理論框架。

愛墾APP: 情動模態的多元交織～～維柯、雅各布森和克里斯蒂瓦的「詩性」思維，為海德格爾（以及尼采、柏格森、德勒茲）所生成的「情動」模態，提供了一種深刻的、多層次的視角，使得我們可以從語言、符號、身體和情感的交織中發現新的關聯和洞見。這三位思想家各自的理論能夠補充和擴展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及其對情感和情動的理解，創造出一種跨學科的創新性框架。讓我們從維柯、雅各布森和克里斯蒂瓦的獨特「詩性」思維入手，探討其如何與海德格爾尼采柏格森德勒茲方程式結合，生成新的「情動」模態。

維柯的詩性智慧與情動模態

維柯在《新科學》中提出的「詩性智慧」是通過感性、形象和寓言來理解世界的原始認知方式。維柯認為，詩性智慧不僅是一種文學技巧，更是一種根植於人類經驗、情感和文化的原初思維模式。它讓人類能夠在理性和語言發展之前，通過象征和隱喻的方式來理解和表達對世界的感知。

在與海德格爾的「情動模態」結合時，維柯的詩性智慧提供了一個情感與語言的原初聯系。情動模態的生成不僅是通過存在的體驗，還通過詩性智慧的象征性和寓意性結構。維柯的思維模式使得情感不僅是個體對世界的反應，而是通過象征和隱喻形式凝結為集體的認知模式。這意味著情動不僅是個體體驗的流動，而是文化與語言的創造性生產，情感通過詩性智慧形成一種新的理解世界的方式。

維柯的貢獻

詩性智慧與情感的原始聯系：維柯的詩性智慧展示了情感與象征符號的原始結合，這種結合在海德格爾的情動模態中可以被視為情感如何通過文化符號進行表達和傳遞。

象征與情動的互構：維柯的象征主義提示我們，情動不僅是身體的生成過程，它還通過詩性智慧中的象征系統進入文化和集體經驗，從而構成情動的社會維度。

雅各布森的詩性功能與情動模態的生成

雅各布森作為語言學家，提出了語言的「詩性功能」，即語言不僅傳達信息，還具有一種自指性功能，關注語言形式本身的意義。雅各布森認為，詩性功能在語言中是通過對形式、音韻、節奏的強調，創造出一種特殊的感知和情感效果。

在雅各布森的詩性功能下，情感和情動模態可以通過語言的形式和聲音的結構性產生和放大。語言不僅是傳遞信息的工具，還可以通過其形式和結構喚起強烈的情感反應。海德格爾的情動模態在雅各布森的影響下，語言和符號成為情感的生成場域。語言的詩性結構，如押韻、重復、節奏等，不僅在美學上具有意義，也在情動的體驗中生成新的情感動能。這種形式美學的作用使情感不僅是存在論的體驗，而是通過符號和形式被進一步深化和擴展。

雅各布森的貢獻

語言的形式與情動的共鳴：雅各布森展示了語言的形式如何塑造和放大情感體驗，情動模態因此不僅通過身體和世界生成，也通過語言的形式結構得以重塑和再現。

詩性功能的情感生成力：詩性功能通過對形式的自指，使得語言成為情動模態的構成要素，從而將情感體驗與語言的形式美學結合起來。

克里斯蒂瓦的符號界與情動模態的深層互動

克里斯蒂瓦的符號界（semiotic）與象征界（symbolic）的分野，為情感和語言的互動提供了深刻的心理分析基礎。她認為符號界是語言發展之前、通過身體、節奏、音韻和情感表達的領域，而象征界則是理性化、語言化的秩序。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在個體的主體生成過程中持續互動。

克里斯蒂瓦的符號界與象征界的二元結構，與海德格爾的情動模態具有深刻的關聯。情感的生成和體驗不僅是在理性語言中表達出來的，它還通過符號界的身體性、音韻和節奏的非理性力量得以體現。海德格爾尼采德勒茲的情感哲學通過克里斯蒂瓦的符號界獲得了一種情感語言之間的流動模式，情動模態因此成為一種既包含身體律動、感知與節奏，又與理性語言互動的複雜結構。

克里斯蒂瓦的貢獻

符號界與身體性情動的交織：克里斯蒂瓦將符號界中的非語言情感力量引入情動模態，提示情感不僅通過語言表達，還通過身體、聲音和感官體驗生成。

象征界與情感表達的平衡：象征界的語言秩序和符號界的身體律動之間的張力為情動模態提供了新的理解路徑，即情感的表達不僅是理性的，還包含了無意識和身體性的生成性力量。

綜合影響：詩性思維與情動模態的新發現

當維柯、雅各布森和克里斯蒂瓦的「詩性」思維與海德格爾、尼采、柏格森、德勒茲的情感哲學結合時，情動模態的複雜性得到進一步深化。這些詩性思維不僅通過語言和符號的結構塑造情感，還揭示了情感生成與文化、符號、身體和語言之間的動態互動。這種互動表明：

1. 情感的文化創造性：維柯的詩性智慧展示了情感與文化象征的創造性聯系，情感不僅是個體體驗，也通過文化符號系統得以傳遞和轉化。

2. 語言的情動生成力：雅各布森的詩性功能提示我們，情感不僅通過經驗產生，還通過語言形式和結構（如押韻、節奏）進行情感的生成和深化。

3. 身體符號的情感流動：克里斯蒂瓦的符號界與象征界的互動展示了情感如何在語言理性和非理性身體體驗之間流動，從而為情動模態增添了新的複雜性和深度。

在這種結合下，情動模態不僅是一個存在論的現象，它成為了身體、語言、符號和文化的多維度交織。這種交織揭示了情感不僅僅是個體心理體驗，還涉及更廣泛的文化、符號和身體的生成性力量，詩性思維因此為情動模態提供了新的理論維度和創新性的發現路徑。（相關）

[摘錄：邁克爾·哈特 | 情動何益:《情動轉向》前言 ]

為著舉例說明情動的視角——到現在為止，我對此只是以哲學術語來加以闡述的——是如何有益於社會科學研究的，請允許我簡要說明，我自己是如何運用這一視角來理解在勞動和生產的主導形式中的新近變化的。作為擴展兩種相當不同的研究潮流的一種方式，我使用「情動勞動」（affective labor）這一術語。

第一種研究潮流，是由美國的女性主義者所發展出來的研究組成的，這關乎社會性別化的勞動形式，這些勞動形式以一種核心性的方式涉及情動——比如感情勞動（emotional labor）、關愛、親屬工作（kin work），或者母性工作（maternal work）；這些研究同時考量在薪資經濟和非薪資經濟中此種活動的性質和價值。

第二個潮流主要涉及法國和意大利經濟學家和勞工社會學家的寫作，他們運用認知勞動（cognitive labor）和新的知識無產階級（new cognitariat）這樣的概念，試圖去理解生產實踐和勞動市場整體所不斷增強的知識特質。「情動勞動」這一術語旨在將源於這兩種不同的潮流的元素結合起來，同時去理解新的生產形式的物質性和知識性的方面，認識到此類勞動同時涉及理性智能和激情或感覺。 

僅僅為著說明被這一情動范疇所認定的活動之范圍，讓我們舉些例子：想想醫護人員、空服人員、快餐食品工人以及性工作者——所有這一切都是被強烈地社會性別化的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活動都生產情動。將這些活動認定為情動勞動的形式，不僅突出了其產品所共享的共通品質，也突出了這一事實：在所有這些活動中，都同時牽涉到身體和心靈；類似地，理性和激情，智能和感情也一起被運用。如同我先前所說，就這些勞動形式而言，情動視角要求我們將跨越兩種分野之間的，亦即跨越心靈與身體之間，和跨越理性和激情之間的關係作為一種問題提出。再者，對這樣的、從概念上集合一系列生產活動之勞動范疇的認定，在很多方面都是有用的——例如廓清這一勞動范疇和其他東西的區別，以及闡明這一范疇之中的各種分野和層級。

最後，對情動勞動范疇的認定使得人們可以更進一步：將它與各種其他的、其產品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物質性的東西的勞動形式一起加以考量，也就是說，將情動的生產與符碼、信息、理念、意象等此類東西的生產一起加以考量。這一分析性的認可意味著新的政治可能性，揭示了在一系列的勞動活動中所共有的新的和被強化的剝削形式；最重要的，是開啟了拒絕和解放的政治組織和集體性實踐的道路。我舉關於情動勞動概念的例子的目的，只是為了指出情動視角在一個研究領域中的潛在功用，表明它是如何迫使我們聚焦於這種問題式的對應，這種對應跨越了其兩個基本的分野，也即心靈與身體之間、理性和激情之間的分野，同時表明它所揭示的新的人類本體論是如何直接影響政治的。

本書頗具創見性的文章提供了一系列其他的例子，表明情動視角在范圍廣泛的領域中，以種種研究方法來進行研討時所具有的力量。例如，一些文章的作者在有組織的性工作者、醫護人員，以及模特從業人員中，使用田野調查的方式，來對情動的功用進行調查。另外一些文章利用微生物學、熱力學、信息科學以及電影研究的話語，從技術的角度來重新思考身體和情動。還有一些文章在移民和戰爭的語境中探討了創傷之情動。

所有這些文章，都貫穿著對情動的力量和情動為研究和實踐所提出的政治可能性的嚴肅理論反思。這些文章的原創性由此為未來的工作開辟了一些道路。總體而言，它們為我們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使得我們相信，在學術研究領域，確實存在著一種值得人們將其稱為情動轉向的重要趨勢。

〇本文選自《生產（第11輯）：德勒茲與情動》，汪民安、郭曉彥主編，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為閱讀及排版便利，本文刪去了部分注釋與參考文獻，敬請有需要的讀者參考原文。[詳見]

夢想的破滅具有教育意義

他知道，只有在感到自己愛著別人的氣氛里他才能更好地創作。愛情，這未免言過其實，微微滲入肌膚的快感有助於文學工作，因為這種樂趣壓倒了其他樂趣，比如社交的樂趣，以及普遍認可的樂趣。即使這種愛情帶來幻滅，它至少可以用同樣的方式觸動心靈的表層，否則心靈會變得毫無生氣。因此，為了使作家先與別的人既疏遠又適應，隨後再讓一架超過了一定年限，有停頓趨向的思想機器開動起來，欲望對作家來說不無裨益。……夢想是無法實現的，這一點我們明白；如果沒有欲望，我們也許就不會夢想，夢想是有益的，為此人們可以看見夢想的幻滅，夢想的幻滅具有教育意義。

保持孤獨

我感到現在在我身上，精神生活已經開始了，完全能夠像獨自在書房里那樣在客廳、賓客們中間繼續進行思考。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即使有那麼多人在場，我仍能保住自己的孤獨。因為，就像一些重大事件並不能從外部影響我們精神力量的強弱，一名平庸的作家即使生活住驚心動魄的時代仍然只能是一名平庸的作家，出於同樣的理由，世上危險的是人們所作的社交安排。然而就它本身而言，它並不能使你變得平庸，就像一場可歌可泣的戰爭不會把一個撇腳詩人變得超凡出眾一樣。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愛墾APP:「Conatus」的字源與意義～～Conatus源自拉丁語動詞conari，意為「努力、嘗試、企圖」。作為一個名詞，「conatus」在拉丁語中意指「奮力、傾向、意志驅動的努力」。它表達了一種有目標、有方向的內在驅動力。這一概念在哲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特別是被斯賓諾莎（Spinoza）用來描述事物本身為了自我保存而展現的內在意志。

詞根解析

「con-」：表示「共同」或「合力」。
「ari」：動詞詞尾，意為「去做某事」。

「Conative/Conation」的發展與演變

「Conative」與「Conation」分別是英語中的形容詞與名詞形式，直接繼承了拉丁語「conatus」的核心意義，指向一種有意識的意志或努力。

「Conation」名詞

指向心理學或哲學中的意志驅動的行動傾向，即通過意圖、目標或動機促成某種行為的能力或動力。

「Conative」形容詞

描述那些與意志努力相關的活動、過程或心理狀態，強調目標導向的行動過程。

字源聯系

核心的「努力」與「驅動」

「Conatus」和「Conation」之間的聯系可以歸結為「努力」（effort）這一核心概念。無論是從拉丁語的「conatus」到英語的「conation」，都強調了內在的推動力和目標導向的行動。

哲學背景

在斯賓諾莎那裡，「conatus」被用來描述事物固有的自我保存本能（一種存在的傾向）。

在心理學領域，「conation」被視為與認知（cognition）和情感（affection）並列的第三個心理維度，強調人的意志力和執行力。

結合審美維度的理解

從維柯（Vico）的角度來看，「conation」可以理解為推動人類詩性智慧（poetic wisdom）的核心動力。早期人類面對世界的不確定性和神秘時，通過「conatus」驅動的努力，創造出神話、隱喻和象征。這種創造活動本身既是意志的努力（conative），也是情感的表達（affective）。

總結

「Conatus」與「Conation」的字源學聯系強調了內在驅動力、意志和目標導向的努力。二者在不同語言和學科中都圍繞這一核心概念展開，體現了人類在面對世界時，通過內心的努力和情感的作用，實現意義和創造的過程。

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須熟讀古人佳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時必有句調奔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

畢卡索的《格爾尼卡》在瓜達拉哈拉戰役（即瑪律羅小說的部分故事背景）結束後一個月，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四十三架德國空軍的亨克爾式轟炸機襲擊了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小鎮格爾尼卡（Guernica）。一架接一架的轟炸機在午後的陽光中飛臨小鎮上空，對這個古老而神聖之地毫無防禦的屋頂、教堂以及廣場進行掃射和轟炸。襲擊結束後，格爾尼卡的七千居民中有一千六百人遇害，七○％的城鎮被毀。這是一次令人震驚的暴行。在此之前，巴勃羅‧畢卡索已經接受了西班牙政府的委託，為將在一九三九年舉行的巴黎世界博覽會創作一幅油畫。在接受委託之後，他已經拖延了一段時間。

他憎恨佛朗哥，並且在當年年初創作了一首充滿暴力意象的詩〈佛朗哥的夢想與謊言〉（Dream and Lie of Franco），旨在譏諷佛朗哥，並在詩中將佛朗哥描述為一條可憎的、幾乎不成人形的多毛蛞蝓。經過數月的猶豫之後，格爾尼卡遭受的空襲終於刺激他投入創作。在空襲發生後幾星期內他便拿起了畫筆，憑著心中燃燒的怒火，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完成了這幅長二十五英尺、寬十一英尺的巨型油畫。畢卡索生平第一次允許觀眾觀摩他的創作過程。他的伴侶朵拉‧瑪爾（Dora Maar）一直在場，用相機記錄下這幅作品的進展；保羅‧艾呂雅也是這個觀摩小組的成員，他和克利斯蒂安‧澤爾沃斯（Christian Zervos）、安德烈‧瑪律羅、莫里斯‧雷納爾（Maurice Raynal）和讓‧卡蘇（Jean Cassou）一起，看著畢卡索卷起袖子創作，過程中他們時常談到哥雅（Goya），因為哥雅的作品曾記錄了拿破崙戰爭的恐怖。

這幅畫作是畢卡索四十年藝術生涯的集大成之作，充滿深刻的內省和個人感悟，同時具有更加廣闊的意義。它表現了一場黑白噩夢中一同受到驚嚇的女人、公牛和馬。小說家克勞德‧羅伊（Claude Roy）當時還是一名法律系學生，他在巴黎世博會觀賞完《格爾尼卡》後，認為它是「來自另一顆星球的資訊。它蘊含的暴力讓我目瞪口呆，以一種我從未體驗過的焦慮讓我啞口無言」。赫伯特‧里德說：「藝術界很長時間都沒有里程碑了。一個時代必須有一種榮耀感。藝術家必須對他的族人有信念，必須對他出身的文化有信心。這種心態在現代社會中已經絕跡了。即使有所謂的紀念碑，也只會是那些消極意義的紀念碑，也就是幻滅、絕望和毀滅的紀念碑。我們時代最偉大的藝術家也不可能脫離這個窠臼。畢卡索的巨作就是一幅毀滅的紀念碑，是他極高天賦創作出來的憤怒和恐懼的吶喊。」

《格爾尼卡》超越了畢卡索所有的作品。畫面中有瘋狂、尖叫的女人；有在痛苦中嘶鳴、眼球膨脹、痛苦不堪的馬；還有邪惡的公牛。所有的意象都支離破碎，被戰爭和喪親之痛扭曲了容貌。它們全都是黑白的，馬的軀幹上還帶著報紙的痕跡。懷著深深的絕望，畢卡索暗示著即使他的紀念碑也可能並不比一張報紙的壽命更長久。正如羅伯特‧休斯所寫道的，《格爾尼卡》是最後一幅偉大的歷史繪畫。它也是最後一幅重要的政治題材繪畫作品，「意在改變大多數人思考和感受權力的方式」。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戰爭畫家」的作用將因戰爭攝影的出現而遭到淘汰。在戰爭初期，一九四○年的秋天，畢卡索住在被德軍占領的巴黎，納粹調查了他的資產。他們搜查了他在銀行的保險櫃，將那裡存放的他的畫作清點造冊。然後他們搜查了他的公寓。一個軍官在一張桌子上發現了《格爾尼卡》的照片。他檢查了照片，說：「這是你幹的？」

「不，」畢卡索回答說，「是你們幹的。」

本文摘自《現代心靈：一部20世紀思想史，看懂人類思想脈絡如何形塑當今世界，未來又將去向何方》
作者：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譯者：張鳳、楊陽
出版社：商業周刊

藝術源起～興觀羣怨～呼唤～愛墾網的音樂隱喻

陳明發〈思無邪〉將孔子的文化觀念與中國文學傳統的形成，以及其對後現代情感狀態的呼應連接了在一起，不能不作以下進一步的思考～～

1.詩、樂、禮：三位一體的教育方法～～- 孔子將「詩、樂、禮」視為教育的重要內容，其核心在於培養全面的人格。這種方法不僅關乎知識的傳授，還關乎情感的涵養和倫理的內化。

詩的作用： 《詩經》中「溫柔敦厚」的美學旨趣不僅體現在禮的教化功能上，也通過詩歌的抒情性引導人們體驗和表達豐富的情感。孔子提出「興觀群怨」，正是對詩歌情感功能的肯定。

2.為何保留《詩經》中「男歡女愛」的詩歌？

情感的真實性：孔子沒有因《詩經》中一些涉及「男歡女愛」的詩歌而將其刪去，反而強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這表明孔子認為這些詩歌的情感表達是自然純真的，沒有邪惡之心，符合「禮」的倫理基礎。

審美與倫理的統一：孔子對禮的理解並非僵化和禁欲式的。他認為禮並不排斥人的自然情感，而是通過規范情感，將個體的情動轉化為符合社會秩序的行為。比如，《詩經·關雎》中對愛情的描寫雖細膩感性，卻將「君子好逑」置於「禮」的框架中，體現了情感的雅化。

情感教育的開放性：保留這些詩歌體現了儒家的**開放與包容**，承認並尊重人類自然情感的多樣性。這種開放態度也為中國文學保留了抒情傳統的根基。

3.儒家與後現代「情動」（Affects）狀態的契合

情動與生命的流動性：後現代對情動狀態（affects）的關注，強調情感作為人類經驗中的一種流動性力量，不受傳統道德或理性的絕對約束。儒家通過《詩經》等文學作品將情動納入禮樂文化，正契合這一點——既肯定情感的真實性，又通過禮使情感更有方向性和社會意義。

文學傳統的傳承：孔子保留「男歡女愛」的詩歌，為後來的文學作品保留了一條感性表達的通路。由此，《離騷》、《長恨歌》、《西廂記》等後世經典都延續了這一傳統，將個人情感的豐富性與文化價值的深度結合，構成中國文學中的獨特情感景觀。

宗教與儒家對情感的態度對比： 相較於某些宗教對情感的抑制或禁欲要求，儒家文化顯得更為親近人性。在儒家觀念中，情感是人之為人的重要特質，必須正視和引導，而不是否定或壓抑。這種態度無疑與後現代對情感體驗的尊重形成了歷史的呼應。

4.儒家傳統對當代美學與情感研究的啟示

情感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統一：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在於如何將個人的自然情感（如《詩經》中的愛情）與社會倫理（如「禮」）相融合。這種方式為後現代情感研究提供了一種實踐范式：情感既是一種自發的生命現象，也是文化塑造與社會調節的對象。

文學傳統的生命力：孔子對《詩經》的態度體現了一種審美智慧：文學的價值在於其能觸及人類情感深處，同時超越情感的表層，進入更廣闊的文化意義領域。這種智慧不僅保留了文學傳統的生命力，也為當代文學與美學的創新提供了啟發。

孔子保留《詩經》中「男歡女愛」的詩歌，展現了儒家文化對情感的尊重與包容，為中國文學保留了一種開放而充滿生命力的情感表達傳統。這種傳統不僅影響了後世的文學發展，還在後現代美學與情感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對話價值。正如您所言，儒家的情感觀比某些宗教更貼近人類真實的「情動」狀態，提供了文化與生命之間深刻而和諧的連接。

丹納·藝術哲學：希臘的雕塑～～濫用戰艦和軍隊，揮霍從美洲掠取得來的金銀，虛擲最優秀的子弟的熱血，攸關國家性命的熱血，消耗在窮兵黷武，一次又一次的十字軍上面；那種固執，那種風魔，使西班牙在一個半世紀以後民窮財盡，倒在歐羅巴腳下。

但是那股熱誠，那種不可一世的聲威，那種舉國狂熱的熱情，使西班牙的臣民醉心於君主政體，為之而集中他們的精力，醉心國家的事業，為之而鞠躬盡瘁。他們一心一意用服從來發揚宗教與王權，只想把信徒、戰士、崇拜者，團結在教會與王座的周圍。異教裁判所的法官和十字軍的戰士，都保存著中世紀的騎士思想，神秘氣息，陰沉激烈的脾氣，殘暴與偏狹的性格。

藝術家不是孤立的人。我們隔了幾世紀只聽到藝術家的聲音；但在傳到我們耳邊來的響亮聲音之下，還能辨別出群眾的複雜而無窮無盡的歌聲，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聲一樣，在藝術家四周齊聲歌唱。只因為有了這一片和聲，藝術家才能成其為偉大。 在各人特有的差別中始終保持同一家族的面貌。

和魯本斯一樣，他們喜歡表現壯健的人體，生命的豐滿與顫動，血液充沛，感覺靈敏，在人身上充分透露出來的充血的軟肉，現實的，往往還是粗野的人物，活潑放肆的動作，鋪繡盤花，光豔照人的衣料，綢緞與紅布的反光，或是飄蕩或是團皺的帳帷簾幔。到了今日，他們同時代的大宗師的榮名似乎把他們湮沒了，你們可以看到同樣暴烈與可怕的人物，同樣的凶殺和離奇的結局，同樣突如其來和放縱的情慾，同樣混亂，奇特，過火而又輝煌的問題，同樣對田野與風景抱著詩意濃郁的感情，同樣寫一半敏感而愛情深厚的婦女。（引自：第一章）

我們現在把這個原則應用於人，先應用在人的精神生活方面，以及以精神生活為對象的藝術，戲劇音樂、小說、戲劇、史詩和一般的文學。在這里，特徵的重要的次序是怎樣的呢？怎樣確定各種變化的程度呢？——歷史給我們一個很可靠很簡單的方法；因為外界的事故影響到人，使他一層一層的思想感情發生各種程度的變化。

時間在我們身上刮、刨、挖掘，像楸子刨地似的，暴露出我們精神上的地質形態。在時間侵蝕之下，我們重重疊疊的地層一層一層剝落，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容易開墾的土質好比松軟的沖積層，完全堆在浮面，只消鏟幾下就去掉了；接著是粘合比較牢固的石灰和更厚的砂土，需要多費點兒勁才能鏟除。

往下去是青石、雲石、一層一層的片形石，非常結實，抵抗力很強；需要連續幾代的工作，挖著極深的坑道，三番四復的爆炸，才能掘掉。再往下去是太古時代的花崗石，埋在地下不知有多少深，那是全部結構的支柱，千百年的攻擊的力量無論如何猛烈，也不能把那個岩層完全去掉。 浮在人的表面上的是持續三四年的一些生活習慣與思想感情；這是流行的風氣，暫時的東西。

一個人到美洲或中國去游歷回來，發現巴黎和他離開的時候大不相同。他覺得自己變了內地人，樣樣都茫無頭緒；說笑打趣的方式改變了；俱樂部和小戲院中的詞匯不同了；時髦朋友所講究的不是從前那種漂亮了，在人前誇耀的是另外一批背心，另外一批領帶了；他的胡鬧與駭人聽聞的行為也轉向另一方面；時髦人物的名稱也是新興的；我們前前後後有過「小爺」、「不可思議」，「俏哥兒」、「花花公子」、「獅子」、「根特佬」，「小白臉」、「小浪蕩」。

不消幾年，時行的名稱和東西都可一掃而空，全部換新；時裝的變化正好衡量這種精神狀態的變化；在人的一切特徵中，這是最浮淺最不穩固的。——下面是一層略為堅固一些的特徵，可以持續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大概有半個歷史時期。我們最近正看到這樣的一層消滅：中心是一八三〇年前後。......

愛墾APP: 柳敬亭（1592—約1672年）作為明末清初最著名的評話藝術家，以其獨特的說書技巧和深厚的表達功力聞名。他的技藝在當時不僅影響文人雅士，如侯方域、錢謙益、吳偉業等人，還被文學作品和戲曲創作借鑑。即使在當今這個注意力碎片化的時代，柳敬亭的許多方法依然非常實用，尤其是在知識傳播、公眾演講、內容創作等領域。

1. 語言的「松緊有度」——節奏控制: 「以繁馭簡，以簡馭繁。」

柳敬亭的表演特點之一是擅長調節語速、節奏，讓聽眾始終保持注意力。他的說書不只是平鋪直敘，而是通過快慢結合、抑揚頓挫、輕重錯落，來制造懸念、突出重點，讓觀眾「跟著他說走」。

在現代的應用

短視頻或播客：用快節奏傳遞信息，但關鍵點放慢語速或留白，讓聽眾更好消化信息。

演講和授課：用變化語速來引導聽眾的專注力，比如快速講背景信息，慢速強調核心觀點。

內容寫作：文章可以在關鍵處留白或換行，給讀者「喘息空間」，制造節奏感。

示例： 演講時，可以用「講三句快話，停頓兩秒」的方式讓觀眾跟上你的節奏。
短視頻創作者可以在高潮部分放慢語速，讓用戶期待後續內容。

2. 巧用「未盡之意」——懸念與留白:「止而不盡，言在意外。」

柳敬亭善用「留白」和「意外之筆」，不會把故事講死，而是讓聽眾自行推想。他擅長在關鍵時刻欲言又止、拋出疑問，讓觀眾保持好奇心，甚至讓他們自己「接下去講」。

在現代的應用

知識傳播：演講或短視頻可以在關鍵問題處停頓，讓聽眾思考，增加互動感。

廣告與營銷：用「留白營銷」制造懸念，比如某品牌的廣告文案不直接說明產品，而是讓用戶自己想像其效果。

寫作與新聞：新聞標題可以用「你絕對想不到……」的方式吸引注意力，短篇內容可以用「至於後來如何，你猜呢？」讓讀者自行腦補。

示例：柳敬亭講《水滸傳》時，講到武松過景陽岡：「他抬頭一看，只見……嘿嘿，且慢，且聽下回分解。」（懸念感十足，讓觀眾欲罷不能）現代短視頻可模仿，如：「AI 未來會如何影響你的工作？其實答案比你想的更……（停頓）。」

德勒兹辭典：INTENSITY強度～～「強度」是德勒茲哲學項目中的一個關鍵概念:「強度」作為了其本體論領域的「強度性的虛擬」（intensive virtual）出現；作為了其倫理道德和政治思想願景的那種肯定性和創造性欲望出現；作為了他的美學理論中的「情感」（affect）出現；作為了他決定選擇先驗經驗主義的方法論的動機存在； 並作為了差異理論（差異化與分化；differentiation / differenciation）的保證人。

德勒茲的「生成」本體論（ontology of becoming）譴責了我們在完全根據事物及其性質進行思考時所犯的錯誤，因為通過賦予廣延和廣延量級（extension and extended magnitudes）以特權，我們繞過了廣延（先驗幻象；transcendental illusion）這一概念本身的強度性（intensive）起源。在德勒茲這樣的「力的本體論」（ontology of 『forces』）中，力指的是力之間的關系。力只能通過它們所呈現的結果來體驗；而力場（force-fields）的結果是廣泛的和性質上的。因此，先驗經驗主義要求我們去感知構成了廣泛存在（extensive being）的強度——著名的德勒茲式的「sentiendum」[拉：感性存在/感性質]。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感性/感覺」（sensing）不能通過對我們的感性（sensibility）進行的普通練習來實現。強度（Intensity）可以被記憶、想象、思考和表達。強度本身不是實體，它們是虛擬但真實的事件，其存在方式是：在事件狀態中實現自身。[The Deleuze Dictionary by Constantin V. Boundas]（下續）

三、塔可夫斯基：雕刻時間

與布列松的「間隙與懸置」不同，塔可夫斯基的時間影像是一種連續流動的、質地厚重的時間場，德勒茲稱之為：

「時間的物質性——純粹時間的雕刻（sculpture du temps）」

1. 長鏡頭與時間密度

塔可夫斯基以他著名的長鏡頭風格，讓影像本身承載「時間的厚度」。在如《潛行者》（Stalker）、《犧牲》（Sacrifice）或《鏡子》（The Mirror）中，時間不再是由剪輯控制的節奏，而是被攝影機注視的空間之內部節奏。

例如：

• 水的流動、風的吹拂、塵埃的漂浮、人物的遲緩步行……這些「幾乎沒有劇情的畫面」，正是時間自身在影像中的展現。

• 空間成為承載時間的容器，並非舞台。這種關係與「時間即事件本身」的觀點一致。

德勒茲寫道：

「塔可夫斯基讓時間穿越影像，使空間不再是承載動作的容器，而是時間自身在其中得以顯現的平面。」

2. 記憶、夢境與時間的裂縫

塔可夫斯基的電影經常處理夢境、記憶與歷史的模糊地帶。這些夢境不是主觀內在心理的表達，而是一種去主體化的記憶運動。他不斷讓過去「滲入」當下，使時間不是線性的，而是充滿裂縫、折返、共存。

這與德勒茲所說的「晶體影像」（l'image-cristal）概念密切相關：

• 現在與過去不再是連續，而是被複數的時間表面所折射。

• 記憶不是回顧，而是內部時間的自我折疊。

• 現實與虛構、夢與清醒、現在與過去開始「共時化」。

四、布列松與塔可夫斯基的對照：間隙 vs 流動

五、時間影像的哲學意義

對德勒茲來說，布列松與塔可夫斯基的共同點是，他們使電影擺脫了時間作為敘事工具的功能，轉而成為時間本身的展現形式。他們不是讓我們觀看時間的敘述，而是與時間本身共同生成經驗。

這樣的影像挑戰我們觀看的慣性，讓我們暴露於非人稱、非劇情、非心理的時間狀況中。觀影者不再是觀察者，而是被時間「穿越」的場域。

若你想更深入讀這一部分的原文，建議直接查閱：

• 《時間-影像》第五章〈光學與聲學狀況〉（Les situations optiques et sonores pures）

• 第六章〈時間影像的晶體〉（L’image cristalline）

• 相關導演章節中對布列松與塔可夫斯基的專節

愛墾APP:德勒兹在《時間-影像》（L'image-temps）第二部分中，德勒茲對布列松（Robert Bresson）與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分析，是他整體電影哲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段落之一。在這一部分，德勒茲揭示出「時間影像」的結構與張力，並通過這兩位導演的作品闡釋非動作主導的時間如何在影像中顯現。

一、時間影像的誕生背景（導論）

首先，德勒茲區分了「運動影像」（l'image-mouvement）與「時間影像」（l'image-temps）：

運動影像（源自古典電影如好萊塢、希區考克、甚至黑澤明等）依賴感知-動作-情感三聯的連貫鏈條，是柏格森意義上的「感知—運動圖式」。

時間影像則是在這條鏈條崩潰後出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電影的斷裂與再生，呈現「純粹時間」而非動作的過程。這種影像主要展現在導演如布列松、塔可夫斯基、安東尼奧尼、侯麥等人的作品中。

二、布列松：間隙與行動的懸置

去心理學化、去戲劇化的主體

德勒茲將布列松的電影視為「行動與情感的懸置機器」。他的人物幾乎總是內向、沉默、動作極簡，他們的選擇既非自由也非命運，而是處於兩者之間的某種「等待」（attente）或懸置。這是時間影像的起點：當動作失效，角色只能承受時間。


例如，在《扒手》（Pickpocket）中：

主角的手成為影像的焦點。這些手的動作既非表演也非象徵，而是一種純粹機械的節奏。

時間不再由行動推進，而是由遲疑、重複與空白所構成。

這種延遲與懸置製造出「空白的間隙」（interstice vide）：觀眾被迫與影像一起等待某種尚未到來的變化。

「布列松創造了一種純粹的光學與聲學狀況，一種脫離行動的知覺模式。」——德勒茲

2. 反表演與反心理劇

德勒茲強調布列松的演員是「模特兒」（modèles），而不是角色或演員。他們的表情和肢體不再是內心狀態的象徵，而是純粹的外部機械節奏。

這種「去心理學」的處理方式，使角色變得無法被心理學理解，反而凸顯出他們與時間的純粹關係——不是作為歷史時間的主體，而是作為「時間的承受者」。

（續上）冷不丁，我父親笑了起來，問熊彼特：「約瑟夫，你還記得從前說起『自己最希望被人記得是什麼人』的事兒嗎？」熊彼特大笑起來，連我都被感染了。

熊彼特30來歲時說過一句名言。當時他已經出版了自己最初的兩部經濟學巨著，正是躊躇滿志之時，於是放出狂言，說自己最希望被人記得是「歐洲漂亮姑娘們最棒的情人，歐洲最了不起的騎士，有可能還是全世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熊彼特說：「沒錯，這個問題對我仍很重要，只是我現在有不同的答案了。」

他一定看到了我父親臉上吃驚的表情，因為他繼續說：

「你知道，阿道夫，到我現在這個年紀，已經明白光是被人記得寫過幾本書、提出過一些理論，還遠遠不夠。除非他給別人的生活帶去了不同，要不然，這個人的生活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我父親去看望熊彼特的原因之一，是他聽說熊彼特病得很重，活不了太久了。我們拜訪熊彼特5天以後，大師便去世了。

我從來沒有忘記那次談話。我從中學到了幾件事情。

首先，人必須自問，最希望被人記住的是什麼地方。

其次，人應當隨著年紀增長有所改變。不光是變得更成熟，也要隨著世界的改變而改變。

最後，為別人的生活帶去不同，是一件值得被銘記的事情。

我講這個長長的故事，原因很簡單。所有我認識的長時間保持高效的人，都曾經學到過跟我類似的事情。

不管是高效的企業管理者還是學者，不管是一流的軍人還是一流的醫生，或者教師、藝術家，都適用這一點。

身為咨詢顧問，我曾跟許多企業、政府、大學、醫院、歌劇院、交響樂團、博物館合作，在此過程中，每當我跟人共事，我總能找出這個人成功的奧妙。對方無一例外地對我講述過跟我類似的故事。

1.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因此，「人，尤其是從事知識工作的人，該如何保持效力」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做幾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就可以了。」

第一件事，擁有威爾第在《法斯塔夫》中賦予我的那種目標或願景。

不停奮斗，意味著人走向成熟，而非老化。

第二件事，我發現保持效力的人會像菲迪亞斯那樣看待自己的工作：神祇看得見。

他們不願意隨隨便便地完成工作。他們尊重自己工作的完整性。事實上，他們尊重自己。

第三件事，這些人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在歲月裡養成了不斷學習的習慣。

他們或許不像我那樣，在60多年裡每隔三四年就學習一門新科目。但他們不斷嘗試。

他們並不滿足於昨天所做的事情。最起碼，他們對自己的要求是：不管做什麼，都要做得更好。更多的時候，他們要求自己用不同的方式來做得更好。

第四件事，保持活力，不斷成長的人還時常回顧自己工作的績效。

我發現，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做16世紀耶穌會士和加爾文派教士最初想到的事情。

他們把自己行動和決定的結果記錄下來，將之與自己的期待對比。很快，他們就知道自己的強項是什麼，知道自己該怎麼改進、調整和學習。

最後，他們知道了自己不擅長做的事情，故此也就知道了該放手讓別人去做的環節。

每當我讓一位卓有成效的人講一講能解釋他們成功的經歷，我總是一遍又一遍地聽說，在他們換了工作、崗位、任務的時候，有位過世很久的老師或上級激勵、教導了他們，要他們徹底思考自己新工作、新崗位、新任務的要求是什麼。

而這些要求，跟他們從前從事的工作和任務完全不同。

2.為自己的發展和定位負責

所有這些做法背後最重要的一點是，個人，尤其是從事知識工作、努力保持效率、不斷成長和改變的個人，必須對自己的發展和定位負責。

這可能是一個最新穎的結論。

當今的組織，不管是企業還是政府機構，都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組織負責個人的定位，提供個人所需的經驗和挑戰。

據我所知，這方面最合適的例子就是大型企業人事部，或是它所仿效的原型，傳統軍隊的人事部。我知道，傳統人事部門的員工再負責不過了。可我想，他們必須學著改變。他們不能光顧著做決策，更必須成為老師、教練、顧問和參謀。

我深信，知識工人的個人發展和定位之責，必須由當事人來承擔。每個人都應該負責任地捫心自問：我現在需要什麼樣的工作崗位？我現在有資格從事什麼樣的工作？我現在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經驗，掌握什麼樣的知識和技能？

當然，這些決策也不能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來做，還必須根據組織的需求來思考，根據對當事人優勢、能力和技巧的外部整體評價來拿捏。

個人發展的責任必須要成為自我發展的責任；個人定位的責任，必須成為自我定位的責任。如若不然，知識工人不可能在漫長的工作年限中保持高效和生產力，並不斷成長和發展。（網摘；原題：彼得·杜拉克：一流高手，無非是做好了這4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