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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百年蛻轉 HYR

                                                               （Source： https://avax.news/touching/Jumpolog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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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楨： 劄記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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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Photo： Woman's Reborn by Valentina Eleonora Costa， www.facebook.com/pages/Valentina-Eleonora-Costa-Photography/1442858...）

陳明發《為友誼一起活動》

今天聽了一位小夥子一番話，覺得現在新一代可比上一輩人精明多了。

他說，對於群體活動，新一代和老一代的人之間不同的是：


上一代人為一個使命而活動；新一代卻是為了友誼而有所為。

                                                                       Source：https://www.signupgenius.com

意思是說，老一代的人為了一個“共同的使命”，可能本著“大局為貴”的精神，而“忍氣吞聲”、“忍辱負重”去參與某項活動。

現在的年輕人可不這麼想，他要是看不出某人有令人真誠喜歡的地方，他是不會和那人一道“打拼”的。

不管那所謂的“使命”有多偉大。

不過，喜歡也只是一個開始。

假如有人“假假的”地要和年輕人friend，企圖套他/她的想法假公濟私，或借花獻佛，第一次没看出其真面目，而讓此人討了便宜，起初可能會覺得無所謂，當著是學了一次乖就是了。

以後，可不會再這麼天真了，作賤了自己還被懵在鼓裏。

（June 27, 2012 ）

Dokusō-tekina 《停尸間》

想到有些社团正經八百的搞“腦力激荡”活動，我就狂笑不已。

領導一臉嚴肅像是在主持自己公司董事會。

參與者誠惶誠恐害怕分分鐘踩到地雷。

就算天才的創想偶爾經過，探個頭進來，也以為自己來到了停尸間，落荒而逃。

有夢的組織，就像真的發夢那樣，在游戲的歡愉中找答案。

（June 12, 2012）

陳明發博士《快樂語言：聰明的轉折》

人生苦短，却苦多；很矛盾，不是？

在大部分人眼裏，人生絕少精彩絕倫的事。

如果不覺得起床、工作、下班、跟家人或朋友吃飯，是一快樂的事，快樂恐怕會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要找到高職，人人肯定，有寬裕的金錢、完美的婚姻，或是到東歐旅行才快樂，這樣的心境，要時時快樂恐怕是艱難的事。

如果能自我培養一份感受“美”的‘自身生存技術’，那麼，一部書、一個午間小歇、一頓簡單的下午茶、院裏風鈴木落得一地的鮮花、商業街一位街頭藝人的美好街舞......都會是常常使我們快樂的好夥伴。

上篇：陳明發博士《明確的語言模式》

美學‘自身的技術’：通過對古希臘羅馬時代，具有生存美學意義的‘自身的技術’的重建，通過對基督教之後的‘自身的技術’的批判，建構和實施由我們自身依據審美愉悅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生存美學。

                                (Photo Appreciation: Parallel Life by Marco Casella)

陳明發《疫後振興文化：矢量概念》

科學講究測量。踏進一間房子，覺得熱或冷，它有度量，是溫度測量的結果。24度就是24度，28度就是28度，在既定的一點上，它是沒有方向的零維的量。

假如我們覺得24度不夠冷，可調節冷氣機，它牽涉到了電流，這是一種有一維方向的量。電流無論多複雜，它的方向也只有兩種：順時鐘或逆時鐘；向內或向外；從A點到B點,從B點回A點。可以用正負來表示，屬於標量。想像射箭運動中的箭靶，比較好理解。但是，如力量（F）這種二維以上維度有方向的量，其方向存在無數種可能，無法簡單用數字表示。稱為矢量，可想像為射箭運動的那把箭，可能的過程與結果具有一時難以分辨的可能方向，因爲它涉及力矩、線速度、角速度、位移、加速度、動量、沖量、角動量、場強與速度等變數。

這是我們面對疫後振興工作可參考的概念框架。（參考《百度》）

陳明發《投訴部》


這裏是投訴部；它的功能是被投訴。（陳明發《世說新語 2021》34）

身為人力資源發展咨詢顧問多年，看過好些組織的“怪象”，有的企業人力資源部有專人負責輔導與投訴事務，偏偏這個部門是最先要被批評的單位，叫老闆好生尷尬。

許地山·民族英雄

每日都聽見你在說某某是民族英雄，某某也有資格做民族英雄，好像這是一個官銜，凡曾與外人打過一兩場仗，或有過一二分勛勞的都有資格受這個徽號。我想你對於“民族英雄”的觀念是錯誤的。曾被人一度稱為民族英雄的某某，現在在此地擁著做“英雄”的時期所榨取於民眾和兵士的錢財，做了資本家，開了一間工廠，驅使著許多為他的享樂而流汗的工奴。曾自詡為民族英雄的某某，在此地吸鴉片、賭輪盤、玩舞女和做種種墮落的勾當。此外，在你所推許的人物中間，還有許多是平時趾高氣揚，臨事一籌莫展的“民族英雄”。所以說，蒼蠅也具有蜜蜂的模樣，不仔細分辨不成。

魏冰叔先生說：“以天地生民為心，而濟以剛明通達沈深之才，方算得第一流人物。”凡是夠得上做英雄的，必是第一流人物，試問亙古以來這第一流人物究竟有多少？（許地山《危巢墜簡》 給樾人）

站起來，我們來做個遊戲

1970年代未來學/趨勢學名著《第三次浪潮》作者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年10月8日－2016年6月27日），本來對戲劇並無特別興趣。可是，在談體驗業時，提到了謝克納那時候還剛剛開始的環境戲劇實驗，並將之作為體驗業的一種象征。他很欣賞一位劇評家所做的比較：

當《69年的狄奧尼索斯》（Dionysus in 69，下圖）在紐約演出的時候，一位評論家用這樣的話，總結了該劇的編導理查·謝克納（Richard Schechner）的理論：

“傳統的戲劇總是這樣對觀眾說：‘坐下，我來給你講個故事。’可不可以同時還這樣說：‘站起來，我們來做個遊戲。’”

謝克納的戲正是這樣做的。在這個從歐里匹得斯那兒得到靈感的戲里，觀眾真的被邀請參加舞蹈，一起來慶祝酒神狄奧尼索斯的儀式。


這樣的對比也許會使人覺得，在傳統的戲劇中觀眾就是被動的接受者，事實並非如此。譬如當年的《白毛女》完全是用傳統形式演的，並沒有任何觀眾參與的特別設計，那些看完之後立刻報名參軍的青年農民看戲時肯定非常衝動，然而還是坐在那兒看完了至少大半場戲。

布萊希特和迪倫馬特的戲劇也讓人安靜地坐在那里看故事，但卻用奇特的故事逼著他們動腦筋想問題。和傳統的看戲方式相比，迪斯尼式的遊樂讓人在身體上活動起來，腦子卻大大“減負”了；而參與式的環境戲劇，則叫人在身體和頭腦兩個方面都充分第挖掘潛能。（孫惠柱：看戲、遊樂與托夫勒的“體驗業” 2008-05-29 《爱思想平台》）


體驗設計·延續閱讀 》

《叙事行動公共藝術》觀察

旅遊·把故事說好的快意

玩得哥和妹

文化旅遊

DESIGN-DRIVEN 設計力創新

福建惠安美女文創

有笑聲的領導術

第一個將英文單詞“Humour”譯成中文的是王國維，翻譯為“歐穆亞”。此後，“humour”出現多種譯法，李青崖意譯為“語妙”，陳望道譯為“油滑”，易培基譯為“優罵”，唐桐侯譯為“諧稽”，林語堂譯為“幽默”。最終是林的譯法普及開來，林也被稱作“幽默大師”。

在上海，林語堂創辦了《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雜誌，提倡幽默文學。他說：“人生在世，還不是有時笑笑人家，有時給人家笑笑。”

林語堂（1895－1976年）認為，中國人除了正經話只有笑話，所以，他提倡：“在高談學理的書中或是大主筆的社論中，不妨夾些不關緊要的玩意兒的話，以免生活太乾燥無聊。”

林語堂說：“幽默也有雅俗不同，愈幽而愈雅，愈露而愈俗。幽默固不必皆幽雋典雅，然以藝術論，自是幽雋較顯露者為佳。”

林語堂在《一夕話》中寫道：“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幹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

林語堂的幽默感大概來源於父親。林父是個牧師，一次下午佈道，教堂裏的男人困得打瞌睡，女人則在聊天，無人聽講。林父在講壇上向前彎著身子說：“諸位姊妹如果說話的聲音不這麼大，這邊的弟兄們可以睡得更安穩一點兒了。”

童年時，林語堂和二姐看了林紓翻譯的小說，便一起口編長篇小說，講述一位法國偵探“庫爾摩斯”的故事，騙母親取樂。等母親發覺孩子們在逗她，才喊道：“根本沒有這種事，你們說來逗我樂的。”到廈門上學後，林語堂則和哥哥一起捉弄母親。一次，他們從廈門回家時，打算由一個人扮成乞丐，到門口向母親討水喝，其他人則從背後撲到她身上，嚇她一跳。

林語堂在杭州玉泉買一銅雀瓦，付款後對攤主說這是假的。攤主嚴詞詰問：“你為什麼要買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專門收藏假古董的。”

法國的公園或街上，常有男女熱情擁吻。林語堂見了，便笑嘻嘻地用法語大聲叫喊：“1、2、3、4、5、6……”數他們親吻的時間能維持多久。

一次，林語堂赴美國紐約夜總會，因著長袍、銜煙鬥，某美國紳士誤以為他是唐人街洗衣店的老板，故問他開什麼店。林怒答：“我是林語堂。”然而對方追問：“那麼，做點什麼買賣？”林幽默答道：“我出賣《吾國與吾民》。”

二戰期間，面對法西斯的威脅，林語堂竟異想天開，想以幽默來防止戰爭。他說：“派遣五六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幽默家，去參加一個國際會議，給予他們全權代表的權力，那麼世界便有救了。”

辜鴻銘論男子多妻，曾以一個茶壺可配四個茶杯作比。林語堂以《金瓶梅》中潘金蓮之語：“哪有一隻碗裏放了兩把羹匙還不沖撞的麼”加以反駁，可謂旗鼓相當。

林語堂有時發刻薄之言：“不管怎樣，無論怎樣混法，能混過這上下五千年，總是了不起的，說明我們的生命力很頑強。”

林語堂又言：“文人不敢罵武人，所以自相罵以出氣，這與向來妓女罵妓女，因為不敢罵嫖客一樣道理。”

功利主義破犬儒？

迪克·基耶斯(Dick Keyes)在《看穿犬儒主義》(Seeing through Cynicism)一書中指出，許多人不相信對愛情和婚姻的永久和超功利價值。第一個原因是自己經歷了這方面的不幸遭遇，或者看到過太多的破裂婚姻和離婚家庭。他們不相信婚姻可以“天長地久”，把婚姻視為一種為男女雙方彼此提供方便的可長可短的互利關係。

第二個原因就是功利主義。具有中國特色的性關係功利主義在男女雙方都有。一方面，許多男的，尤其是那些有錢有勢的“理想型”男士，要麽養情婦或二奶，要麽有外遇。另一方面，許多女的，尤其是年輕美貌，受過高等教育的，不是想釣金龜，就是願意當“小三”。他們對愛情和婚姻抱功利主義、虛無主義、犬儒主義的態度，把性關係當作赤裸裸的買賣。

禮物關係代表與功利主義和犬儒主義不同的觀念，但是，光憑觀念是無法改變另一種觀念的，所以還談不上是糾正時弊的良藥。功利主義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形成和擴散的。我只是要說，美國一對結婚七十年的年逾90的老夫妻，相隔15個小時先後辭世，他們的愛情和婚姻是幸福的，也讓我們許多人感覺到了這種幸福。（徐賁：當今中國犬儒社會文化的困境與出路，2016-01-27， 愛思想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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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EARCH OF MY SENSES 追隨感官

文創領導

韵文化：气韵、神韵

《媒体愛墾》內容重點推薦

自吹

霍華德·加納《領導大師風雲錄》札記 （1）

我將丘吉爾與愛因斯坦都視為領導人物—都是對其他人的思想、行為與（或）感情造成極大影響的人。丘吉爾經由他在許多場合發表的談話與演說，以一種直接方式施展他的影響力。因此，我稱他為直接領導人。愛因斯坦則透過他研發的理念，以及這些理念演變成理論或論文的方式來影響他人，因此，他應該算是一位間接領導人。（霍華德·加納著《領導大師風雲錄》，1997年，台灣遠流出版事業，9頁）


陳明發《休息，為了走不同的路》

疫情起伏，不容樂觀，衷心希望諸位友好都平安無恙。 居家抗疫，發現過去走了世界好些地方後，現在有機會安下心來靜靜反思，發現最有趣，最神秘的景點，還是自己的家，特別是和家人的共同記憶，還有那瑣瑣碎碎收藏在抽屜裏的老照片、舊東西。 過去參與過許許多多的群體工作，常常聽見人們說讓世界看見我們（的地方、景點、目的地），可是我們究竟真正看見自己多少？ 當世界真的走向我們了，我們能說的故事，能比以前更多、比網上材料更深入、精彩嗎？ 謝謝每一天睡醒，總有很多朋友互相勉勵：“休息，為了走更遠的路”。 我說：“休息，為了走不同的路”。我就用這句話和大家互相鼓勵，直到我們下一回有機會面對面深聊。 在渾渾亂亂、棲棲惶惶的歷史時刻，小百姓如何安身立命？找不到厚厚的原著來啃無所謂，愛墾網幫你整理了一些至少可以自我領航的劄記，推動自己在續航以前，先想一想自己未來不同的路，往哪裏走。

霍華德·加納《領導大師風雲錄》札記 （2）不一樣的領導力
Howard Garnder: Leading Minds: An Anatomy of leadership 為什麼愛因斯坦、史隆及甘地......都有那麼多的追隨者？

關於領導的作品多如過江之鯽，但多數的作品忽略了領導中最關鍵的一個成分，亦即領導人與被領導人的心靈狀態。

本書作者加納認為，領導的關鍵之鑰在於創造並且具體體現一個有效的故事。領導人領導的對象如果不是專家，他就得處理被領導人未啟蒙前的心靈。領導人必須把被領導者在小時候所學得的世界觀及聽到的故事納入考慮。

加納的研究對象囊括了性質分歧的各領域領導人，從物理學家歐本海默、通用汽車總裁艾夫瑞·史隆、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到聖雄甘地，加納重現這些領導人所敘說的故事，並描繪這些故事與其敵對故事之間的衝突。

閱讀本書能讓讀者更加了解各組織及國家領導人所採取的領導形式，從而選擇出最適合的領導人；也讓有志於成為領導人的人得以洞悉領導的訣竅，成為一個有效的領導人。

霍華德．加納（Howard Gardner）

一九四三年生於美國賓夕法尼亞洲斯克蘭頓，是美國發展心理學家。1983年提出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s），打破傳統對人類智慧的刻板印象，是影響當代教育最深遠的創見之一。目前為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認知與教育學教授，並擔任哈佛大學「零點計畫」（Project Zero）共同主持人。他的研究精闢，並於一九八一年獲得麥克阿瑟論文獎；一九九零年，他成為獲得路易斯維爾．葛羅梅爾（Louisville Grawemeyer）教育大獎的第一個美國人。著有二十餘本著作，包括《創造心靈》、《超越教化的心靈》、《心靈的架構》、《開啟先河的人》、《心智解構：發現你的天才》、《MI開啟多元智能新世紀》、《決勝未來的五種能力》等國際暢銷書。

譯者簡介·譚天

台大政治系畢業，曾任《聯合報》編譯中心主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譯著有《戈巴契夫傳》、《身先士卒》、《巴頓將軍》等二十本書，現專職譯著。

序·智慧導讀（評論家 公孫策）

語言與典範的領導

這本書有別於其他我讀過的所有關於領導的書。

如果是「那些」書，寫一篇導讀對我而言，可能駕輕就熟。因為古今中外的領導人大致上耳熟能詳，他們的成功方程式也不難歸納。可是這一篇導讀卻寫得我心虛極了。因為，不怕讀者見笑，我自忖尚未能充分領會書中的真意。但即使以我能夠領會的部分，我已經敢於向讀者推薦本書。並且鄭重建議，就如我自己會做的，將此書再看、三看，相信每一次都會有新的收穫與心得。

這不是一本故事書（而我最擅長的正是故事書），但作者明確的定義了領導力的方程式：敘述故事＋言行合一＝領導力。並且特別強調，使用「敘述」(relate)而不使用「說」(tell)故事，是因為領導人除了用言語表達，還必須透過自身的典範，來表達他們的故事，從而影響信眾。

這個觀點令我對下述這個故事，有了新的體認。

戰國時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與韓非齊名的申不害，擔任韓昭侯的宰相十五年，讓韓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

最初申不害以法家理論遊說韓昭侯，昭侯說；「法治很難推行的啊！」

申不害說：「那都是因為主君輕易接受左右的請託關說，才難以推行啊！」

韓昭侯答應不再接受關說，一切依法行事。

後來，申不害推薦他的堂哥任官，韓昭侯沒有批准，申不害露出不悅表情。

韓昭侯說：「我是應該接受先生的請託，而破壞先生建立的制度呢？還是遵行先生的法制，拒絕先生的請託呢？」

申不害為此回家閉門思過。

《韓非子》書中，以這個故事說明：欲行法治，必須摒除「人治」。

看了本書關於典範領導的分析之後，乃多了一層體會：說故事以推行法治的是申不害，可是身體力行以建立典範領導的是韓昭侯。韓昭侯的成功方程式，史書上只有說他「重用申不害」而已，好像功勞都是申不害的。其實不盡然，若不是韓昭侯的典範領導，申不害的政治改革很可能無法克竟全功。

直接領導與間接領導

作者用以詮釋領導力的例子，不限於「權力領袖」（包括政治和商業領袖），同時將人類學家、科學家與教育家納入，以之詮釋「直接領導」與「間接領導」，這也是本書的獨特見解之一。我特別在意他將文化人類學者瑪格麗特．米勒列為第一位領袖人物的深意，也就是他歸納「領導心智四大要素」中的首項：我們的「靈長類傳承」。這不是「人為萬物之靈」式的驕傲，反而是回歸人類「生物本質」的一種謙卑。易言之，領導不是高調的引領與統馭，而是謙卑的溝通與說服。

這一點可以由作者對「聖雄」甘地的格外推崇文字中感受得到：甘地認為他是可以拯救「他的人民」的唯一人選，他的精神是高調的；但是「對甘地而言，僅有一個故事是不夠的，還要在生活中具體實踐」，這就是「言行一致，以身體力行為說服」。此亦所以甘地的理念雖然是印度民族主義，但是他中能成為舉世景仰師法的世界級領袖──因為他的行為典範可以放諸四海皆準。

讀正史、看故事書、讀偉人傳記，讀者常懷「複製成功」的憧憬，但事實上時空無法重現，人物也無法復生。成功的經驗是有用的，可是古人的經驗又如何運用於未來世界？

本書作者對此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透過對「六大趨勢」的觀察，他展現「這些趨勢都在二十世紀初已現端倪，而且直到近年都沒有緩和現象」。包括仍被目為危言聳聽的「全球性毀滅的可能性」，以及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即時通訊」在內。

對趨勢的預言或許並非作者的強項，可是分析歸納領導本質，卻是本書卓然不群的獨到功夫。隨時密切注意趨勢的變化（包括本書與其他書），然後以本書之「內功」印證、分析當代各領域俊傑的領導魄力（敘述故事＋言行一致），將令你大有所獲。這正是我所說，我會不時拿出本書「複習」的原因。

霍華德·加納《領導大師風雲錄》札記（3）領袖的敘事創意

霍華德·加納（同下，18頁）將領導人說故事時所發揮的創意，分類成三個等級：

1.一般領袖：只是可能有效地敘述他或她的團體的傳統故事；不會設法延伸其當代聽眾的意識。我們可以檢討最常見的、一般的領導人的言行與生活方式而得知一個群體的普通故事，但我們經由這種方式不大可能預知這個群體未來的走向。

2.創見領袖：敘述一種在一國之眾中未為讓人察覺的故事，或是一種在他或她的專業領域中未為其他組成分子察覺的故事，同時這位領導人還能為這個故事帶來新的重點或衝擊。他們沒有創造出全新的故事。他們主要的成就，其實在於他們認知了一些已經存在於文化，但多年來一直沒有聲音或一直遭忽略的故事或主題。在藝術界，一些自比為新古典派、新浪漫派，甚或新現代派的藝人，其實也是在設法重振已經無人運用的主題或形式。這些力圖革新的領導人在面對當代與之對立的潮流與故事之際，設法拾得早先時代的榮耀率真，他們有可能成功地重塑其時代一些

3.遠見領袖：最可貴的敘事領導，他們不滿於敘述一些當代的故事，不滿於重述一種很久以前或不久以前曾經流行的故事，結果他創造出一個新的故事，一個過去大多數人聞所未聞的故事。並且在將這個故事傳達他人的過程中，至少取得某種程度的成功。除了古自古以來公認的摩西、孔子、耶穌、釋迦牟尼與默罕默德等先知，現代的甘地與莫內也稱得上是有遠見的領袖。（延續閱讀 》 敘述並具體體現故事）

霍華德·加納《領導大師風雲錄》札記（4）敘述並具體體現故事

領導人主要經由他們敘述的故事而達成他們的效率。我在這裡使用“敘述”（relate）而不是用“說”,故事，是因為用語言來表達一個故事，不過是溝通的一種方式而已。藝術領域的領導人，能夠以他們選定的藝術表達媒介來影響他人，這種藝術表達媒介或是奏鳴曲的樂章，或是一段舞蹈的姿勢；科學家透過其專業領域贊同的符號系統的巧妙操作進行領導，這些符號系統或是理論物理學家的數學方式或是神經生理學的解剖學模式。除了將他們的故事與人溝通以外，領導人還要將這些故事具體化。這就是說，他們不必然需用許多文字或用一連串選定的符號來敘述他們的故事。像馬歇爾這樣的領導人可以透過他們本身的生活方式，透過他們自身的典範來表達他們的故事，設法影響他們的信眾。（同下，17頁）（延續閱讀 》 領導人的定義）

霍華德·加納《領導大師風雲錄》札記 （5） 領導人定義

我所謂的領導人定義如下：一個人若以其言論與（或）個人典範，對相當多的其他人的行為、、思想與（或）感覺構成相當影響，則這個人就是領導人。領導人的聲音影響他們的世界，最後也影響到我們的世界。（同下，15頁）

延續閱讀 》

（圖：尚·莫內 Jean Monnet 1888—1979，間接領導人典範，法國經濟學家與外交官，獲世人譽為促進歐洲團結的主要人物）

霍華德·加納《領導大師風雲錄》札記（6）

故事可分成三大類：有關自我的故事，有關群體的故事，以及有關價值與意義的故事。我無意認為一個故事只能適合於其中一個類型，也絕非主張領導人所說的一切故事都必然能夠分毫無誤的納入這種分類法。但是我相信領導人所說的故事，絕大多數都是為了反應人類對自我有更佳的理解的需求，為反應存在於人們文化周遭的群體，為反應具有價值與意義的問題而創的。事實上，最廣義的故事——如敘述、遠見、夢想與實際言行——都是在它一方面能夠滋養心靈（或了解），同時又能培養一種歸屬感與安全感時才會最具效力。就此而言，不論其宗旨與復雜程度，每個幼兒在朝較大社會邁入第一步時，領導人的故事都會對幼兒面對的基本課題再生影響。經我觀察過的每一個主題，聽眾在許多複雜程度不同的層次上面對故事。這些故事彼此互相鬥爭，我的假設是，學術較低的說法（那些以五歲或十歲心靈為對象的說法）並不能為學術程度較高的說法輕易取代。（霍華德·加納，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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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華德·加納《領導大師風雲錄》札記（7）遠見領導

當一個人在一個傳統領域或學術範圍內提供領導時，他可以認為他的觀眾的聽眾已經對這些故事、形象以及領域的其他具體表現相當精熟。簡單地說，他溝通的對像是專家。特別是在當代這個“飢渴”於遠見的時代，遠見在大多數領域都獲得甚高評價。也因此，儘管成為一位具有遠見之士絕非易事，但有遠見的人至少有合理的機會得以成功地重塑一個領域。（20頁）

但還有一種面向一般民眾、非專家的領導人，力某重塑一個政治實體（例如國家）或一個廣義組織（如教會或軍隊）。他們所面對的是社會成員不會尋求一個不熟悉的故事或一種新形式的了解——除非發生危機。事實上，情勢幾乎總是不利於有遠見者。（是故）他們在透過向群眾敘述的故事與他們的言行舉止進行直接領導時，對群眾的看法是典型的包容性看法——他們設法讓更多的人納入其影響圈內。（2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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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華德·加納《領導大師風雲錄》札記（8）故事競爭力：領導人的影響力最主要取決於他或她所敘述或具體體現的那個特定故事，以及群眾對那個故事的接受程度。............故事不僅為他們效力，最後也對其他人發生影響。............這些故事有關他們自己與他們的群體，有關他們來自何處以及他們將往何處去，有關什麼事情值得害怕，什麼事值得奮起對抗，什麼事為他們的夢想。............不過群眾並非是一塊單純的空白字板，等著領導人寫上第一個或最好的故事。事實上，群眾的組成分子本身已經在家庭、學校，或在他們個別的專業中獲知許多故事，領導人的故事——無論是傳統或新奇的故事——必須與許多其他既存的故事相競爭，如果新傳統的故事要獲得成功，他們必須移轉、補充，或以若干程度勝過早先的故事，並且勝過當時持反對看法的“反故事”。依達爾文的論點之一，文化的基因促使各種故事彼此相爭，只有最強壯的故事才有機會奪得主控權。（頁24/25）

《第九篇》

《第十篇》

霍華德·加納《領導大師風雲錄》札記9：故事競爭力——（領袖）必須不僅考慮哪些已經“播出”的特定故事，還必須考慮領導人那套故事最後置身的所在。基於同樣的道理，領導人一生的特定具體言行，與無數已經固存於群眾只覺中形形式式的早先形象與既有觀念處於競爭地位。..........若要人接受，故事必須有足夠的背景，必須鉅細靡遺才能使群眾安心地依樣而行；只有這些輔助的特性都已十分知名以後，領導人才能指望群眾“依計行事”。（26頁，故事競爭力）

對任何領導人而言，故事都是重要的，要想影響廣大群眾的領導人，會發現他們本身總是忙著發表一些簡單的故事。（36頁）

霍華德·加納《領導大師風雲錄》札記10生動的願景——我有意使用“故事”與“敘述”這些名詞，而不使用“訊息”或“主題”這些名詞。談到故事，我要請讀者注意一個事實，就是領導人會為他們的信徒提出一個生動的遠景；而不只是一個標題或一幀照片，而是隨著時間流逝一幕幕展現的劇本中，領導人與其信徒都是重要演員或英雄。他們一起走上一個旅途以追尋某些目標，在旅途中，他們可以預期將碰到某些必須克服的障礙與險阻。領導人與群眾在許多故事中溝通，但其中最基本的故事必須與認同的問題有關。因此，有效的領導人必須能傳達一種新版本的群體故事。這裡的有效涉及適切——故事必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性時期對群眾構成意義，例如告知他們處身何處以及應往何處去。以艾琳諾·羅斯福的那個簡短的故事為例——一個外表平凡而在背景與資源上極為特出的女性，可以改善苦難人們的命運。這樣的故事在二十世紀的中葉頗為適切；同樣的故事若是早五十年提出恐怕會被人視為不切實際，若晚五十年提出恐怕會遭一副恩人氣派之譏。（26頁）

盧周來：“故事”如何影響經濟決策與宏觀經濟——（續上）資本與勞動這對矛盾的持久博弈，在經濟敘事表現為“奸商”敘事與“邪惡工會”敘事二者的交替與反復。在歷史上，在數不清的文學家、思想家以及社會大眾所制造的敘事中，企業家經常被視為“無情冷漠奸詐的賺錢機器”，不僅要為貧困、通脹、失業等這些經濟現象負責，還被認為制造了戰爭、不平等、社會衝突等人類災難。當然，反過來，在奧地利學派、芝加哥學派等“自由派”經濟學家的敘事中，企業家又成為推動歷史進步與社會發展的主角，而前者敘事中被認為代表公平、道德、為被剝削者求解放的工會，在後者的敘事中，不僅是推動通脹與失業的真正元兇，而且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攔路虎”，是蒙著正義外衣的“邪惡力量”。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盡管席勒並沒有進行這樣的綜合性總結，但無論從現代經濟史還是從席勒在著作中梳理的“經濟敘事史”來看，當一國宏觀經濟走向蕭條之前，關於資本市場與房地產泡沫的敘事、關於節儉的敘事、關於企業或資本不道德的敘事、關於勞動力可能會被技術替代的敘事等，往往會越來越流行。這種流行一方面可能是經濟繁榮過程中積累的矛盾已經到了危險地步的征兆，而另一方面，這種流行又成為宏觀經濟真正走向蕭條的重要推手。一直到宏觀經濟走向下一個繁榮周期，相反的敘事則往往會取而代之。

對這一規律的認知，可以幫助宏觀調控當局，在使用慣常的經濟工具之外，還應該通過更好地引導“經濟敘事”進行反周期操作。比如，在當下中國，那些能夠激發資本市場信心，有利於提升消費水平、有利於企業經營環境的經濟敘事，應該予以鼓勵。

作為首次系統研究“經濟敘事”的經濟學家，席勒與其搭檔阿克洛夫還清醒地認識到，敘事不僅影響個人決策與宏觀經濟，還深刻地影響著經濟學發展及經濟學家個人的學術選擇。

阿克洛夫就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在美國，自由放任派經濟學家為了證明政府的官僚主義和低效率，常常反復向受眾講這樣的故事：“《十誡》有二百九十七個字，《獨立宣言》有三百個字，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有二百六十六個字，但物價管制局最近的一項卷心菜價格調控方案的指導意見有兩萬六千九百一十一個字。”這個“故事”最早流行於一九五一年初，由一位脫口秀經濟評論員說出。而實際上，物價管制局從沒有過關於調控卷心菜價格的方案，上述“故事”傳開後，物價管制局為辟謠專門做了聲明，但並沒有阻止住對政府調控持敵意的經濟學家和共和黨人繼續傳播這個“故事”。直到現在，這個“故事”還不斷被本該非常嚴謹的學者作為實證，用來攻擊對手並宣傳自己的主張。

席勒則列舉了一個更離奇的事。眾所周知，“拉弗曲線”被認為是推動當年里根政府大規模減稅的重要理論。經濟學家拉弗提出這一理論是在一九七四年，但它的流行，則得益於時任《華爾街日報》社論主筆萬尼斯基（Jude Wannisk），他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書裏，以親歷者身份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拉弗曲線”最早的版本，是拉弗與白宮兩位高官及萬尼斯基在華盛頓特區名為“兩大陸”（Two Continents）的餐廳共進牛排時，在一張餐巾紙上畫出來的。該書出版時，拉弗本人親口否認了這一說法：“那家餐廳使用的餐巾是布做的，而我母親從小就教育我不要褻瀆美好的事物。”然而，正如“敘事經濟學七大構想”中所認為的那樣，拉弗本人的澄清未得到傳播，那位記者關於拉弗在餐巾上畫出“拉弗曲線”的故事，卻因其足夠符合人們對偉大經濟學家的想象如病毒般傳播開。更為離奇的是，萬尼斯基去世後，萬尼斯基的夫人宣稱，在她丈夫的遺物中發現了那方畫有“拉弗曲線”的餐巾。這方餐巾竟然又被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作為館藏，成為後來那些主張減稅政策的經濟學家口中的“流行性敘事”。

作為本篇劄記的結束，我最後想說的是，在紛繁複雜的經濟社會中，作為普通人，要學會聽故事，還要警惕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所蒙蔽；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當局，要了解流行性故事背後的經濟風向標，並有目的地引導故事的流行；作為經濟學家或思想者，則要學會講好故事，既助推經濟社會發展，同時又能更好地推銷自己的觀點與理念。這應該是閱讀席勒《敘事經濟學》對我最重要的啟發。（《敘事經濟學》，羅伯特·席勒著，陸殷莉譯，中信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 （愛思想 2022-06-09）

《千高原》六種「戰爭機器」

德勒兹和伽塔利合著的《千高原》在對反著「國家」的社會型態，提出了「游牧」學的社會凝聚型態。特別是針對「戰爭機器」這個概念，從游牧學的觀點出發，德勒茲與瓜達希為當代的文化創作者，提供了六種截然不同的「戰爭機器」變樣，這正是值得今日台灣社會的「弱機構」或「群組織」參考的構造原則，它們在目標、對象、空間和社會形式四個方面的訴求都不一樣，無法一概而論。

第一種「戰爭機器」其實與戰爭無關，它的本質是一個運轉於未紋理化的平滑空間的野根莖，是一種游牧的社會型態，它的目標可以是自由決定造一座橋、建一座實驗建築、提供空間團體條件創作音樂，或者創立一種台灣的現代咖啡科學、隘勇線遺址調查，某種區塊鏈為基礎的閱讀社群媒體，某種協作式的VR或動畫攝影棚。

1987年解嚴前夕在三芝飛碟屋進行「拾月」演出計畫，2003年在台東都蘭金樽部落海岸發展出來的「意識部落」實踐，都屬於這種突發性的聚集、野根莖式的文化創作。

第二種「戰爭機器」則與革命運動的戰爭機器有關，譬如太陽花運動，抗拒的是全球資本主義公理化的運作，連帶地對於立法者與執法者的「同意」也全面加以擱置，是超越了「國家－資本－國族」三角結構的實質社會運動。

這種革命式的戰爭機器不必然訴諸暴力，而是讓「所有人可以流變為非主流化的任何事物」，從原本的社會角色與社會想像跳脫出來，構造另一種社會生活型態。

2010年陳界仁在北美館發起的反花博運動，姚瑞中連續多年構造的「海市蜃樓：蚊子館行動」，都有這種帶領文化藝術界重返平滑空間的抗拒性。

第三種「戰爭機器」就是正面與國家的紋理化對立，像霧社事件、噍吧哖事件，或520農民運動，都是為了保衛平滑空間與游牧科學的對等性，而用局部性的「戰術之舉」對抗總體性的「國家戰略」。

第四種「戰爭機器」就是由國家本身動員，用以達成國家政治目的的的保全、紋理化、疆域化、保衛或擴張領土運動。

第五種「戰爭機器」是歷史的法西斯主義動員的總體戰，它向全世界宣戰，卻也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戰爭機器鋪陳了未來的道路。德國納粹、日本軍閥所發動的帝國主義式戰爭、美國二戰所發動的全面反擊，已將經濟擴張與軍事行動掛鉤、將重工業的發展與擴張國土資源的軍事行動掛鉤在一起，這是一種完美解決古典資本主義生產過剩難題的戰爭機器方案：資本擴張與累積變成了戰爭的真正目標，殖民主義讓位於新殖民主義，冷戰結構便是在這種戰爭機器的構造下完成的。

第六種「戰爭機器」便是我們今日所面對的真實處境，戰爭機器已脫離了國家的掌控，而且還將國家吞併於其中，今天的國家，不過是「資本－國家－國族」這個三角結構中的一個資本主義市場公理變項而已。

它透過全球化，滲透進整個社會組織，直抵個人欲望、身體治理與符號編碼的細微之處，以新自由主義的安全化面貌，把都市空間更新紋理化、官僚與公司機構節段全面吸納運作、以皇家化的專家科學取代游牧式平等勞動不分知識階級的科學、透過網路社交媒體的大數據全面細緻編碼所有的個人資訊與欲望指標，將這四個方面全部集中於「資本累積」的單一目標上。

正因如此，傳統的「交陪境」已不足以抗拒這種主流化的「資本累積」邏輯，「弱機構」與「群組織」的連帶，及其各種變形力量，讓所有人可以流變為非主流的所有事物，才是未來游牧機器、抗拒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邏輯的新型戰爭機器的希望所繫。（龔卓軍·野根莖：弱機構．群組織．戰爭機器 5 & 6）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叢林法則

上個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一句話備受側目。場景是德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他說：「在國際體系中，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你就得上菜單去。」赤裸、粗暴的這番話，在看似溫文儒雅的布林肯嘴中吐出，大概讓很多人瞠目結舌。

沒人敢去譴責他，因為再不濟，美國就坐在餐桌上，誰若敢招惹老美，那就可能真上了菜單。但這話畢竟引發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對於此話的解讀也此起彼落。被美國視為唯一競爭對手的中國，反應尤其值得關注。

《環球時報》就發了一篇「社評」嚴肅以對。評論說，此話就等於中文的「不為刀俎即為魚肉」，並諷道，其「所揭露的弱肉強食世界觀，透著森森的冷酷和寒意」。其意是，中國既不操此觀，也不認同。果然，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隔天就拿出同時出席慕安會的王毅「雙贏論」進行對比，一邊是「餐桌菜單論」，一邊是「多輸不是理性的選擇，共贏才是人類的未來」的「雙贏論」，然後問，你要選擇哪個？

布林肯此言所以引發注目，是因過去美國從來都用十分瑰美的憧憬，將人們帶入一個烏托邦似的夢境。在那裡，人類彷彿可藉由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崇高價值，打造出沒有爭端、不再恃強凌弱，公義與憐憫成了唯一尺繩的人間樂園。現在，美國竟突然不唱此調，反而哼起叢林法則的殺戮旋律，全球一時適應不了，在所難免。

美國絕非一夕變臉，將近半年以來，美國每天提供武器資助以色列在加薩走廊狂轟濫炸，又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屢次一票否決停火決議，這一真實本質理應早已被看得十分清澈。

但在言語上作出一番赤裸告白，意義仍然不同凡響。它既涉及美國戰略與地緣思維的轉變，也源自美國國勢的衰落，兩者彼此交互作用。民主黨主政一貫奉行自由主義外交政策，但兩年前俄烏戰爭打響，拜登打造的民主抗俄聯盟鏖戰兩年後卻逐漸居於下風，遭致包括米爾斯海默在內的現實主義學者強烈批判；而所以如此，則又與美國債台高築、勢衰力微，息息相關。

川普這樣孤立主義色彩濃厚的總統所以能夠捲土重來，還儼然即將再度入主白宮，就反映了這一自由主義價值外交思維已經陷入失敗的事實。布林肯此說無論有意識或無意識，都是美國價值外交面臨崩解，不得不急速向現實主義轉身的一個風向標。「餐桌論」不再講究絲毫價值，只論利害，甚至還語帶威脅。他事實上是在警告恐已離心離德的盟邦，若敢琵琶別抱，就要將它送入火爐中煎炸。

已故政治學者山謬˙亨廷頓早就說過，「西方贏得世界不是因為其思想、價值觀或宗教上的優秀，而是因為它在採取組織暴力上的厲害」，只是「西方人常常忘記這個事實」。現在，布林肯不過是從自我吹噓太久的價值迷湯中甦醒過來罷了。

但看到這句話最該心驚的應該是民進黨。蔡英文最愛提跟美國「理念相近」，賴清德更以為有朝可以「走進白宮」，然而連斯文的布林肯都已扯下遮羞布，誰還管啥「理念」或價值？對於美國，必要時賣了台灣都沒有心理障礙。重點在於，亨廷頓沒活著看到美國組織暴力的衰朽，而民進黨老愛挑弄北京，更忘了在西太平洋，組織暴力「最厲害」的並不是美國！（原題：兩岸觀策／布林肯「餐桌菜單論」民進黨最該心驚；2024-03-03 聯合報／ 記者黃國樑）

有能力思考和设想我们无法思考和设想的事情

在电影《后翼弃兵》(The Queen’s Gambit)出来前，没有人认为国际象棋刺激有趣。关键在于，把在某件事上特别优秀的人展现给观众。这些人有你完全搞不清的技能，这里面有一种类似性感的吸引力。我觉得这就是让《奥本海默》如此迷人之处，也是让我们剧中的角色如此迷人之处：他们有能力思考和设想我们无法思考和设想的事情，但他们仍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仍面临着我们其他人面临的许多非常人性的挑战。（原题：主创谈网飞版《三体》：中国元素为何大幅减少？亚历山大·伍Alexander Woo联合HBO热门电视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 创作者戴维·贝尼奥夫和D·B·魏斯担纲Netflix版《三体》连续剧；本文作者：CHRIS VOGNAR，2024年3月22日，纽约时报中文版）

爱垦注：《奥本海默》克里斯多福·诺兰编剧和执导，赢得2024年奥斯卡金像奖7大奖项，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配乐和最佳剪辑

[南宋] 蘇洵〈六國論〉白話譯文

六國滅亡，不是武器不銳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於割地賄賂秦國。割地賄賂秦國，自己的力量就虧損了，這是滅亡的原因。有人說：「六國相繼滅亡，全都是由於割地賄賂秦國嗎？」回答說：「不割地賄賂秦國的國家因為割地賄賂秦國的國家而滅亡。因為他們失去了強有力的外援，不能單獨保全。所以說：『弊病在於割地賄賂秦國』啊！」

秦國除用攻戰的方法取得土地之外（還得到諸侯的割地賄賂），小的就獲得城鎮，大的就獲得都市，把秦國由受賄賂得到的土地與戰勝而得到的土地比較，實際上有一百倍，把諸侯賄賂秦國所失去的土地與戰敗所失去的土地比較，實際上也有一百倍。那麼秦國最大的欲望，諸侯最大的禍患，當然就不在於戰爭了。

回想他們的祖輩父輩，冒著霜露，披荊斬棘，因而才有一點點土地。可是子孫們看待它卻很不珍惜，拿它來送人，就像拋棄小草一樣。

今天割去五座城，明天割去十座城，然後才能睡上一夜安穩覺。待起床一看四周邊境，秦國的軍隊又打來了。那麼，諸侯的土地有限，暴秦的欲望沒有滿足；誰送給它土地越多，它侵犯誰就越急。

所以不用打仗，誰強誰弱、誰勝誰敗就已分得清清楚楚了。六國落到滅亡的地步，按理本來應當這樣。古人說：「用土地侍奉秦國，就像抱著柴草救火，柴草沒有燒完，火就不會熄滅。」這話說得在理啊！

齊國不曾割地賄賂秦國，最後也隨著五國滅亡，為什麼呢？這是因為它跟秦國交好而不幫助五國啊。五國滅亡之後，齊國也就不能幸免了。燕國和趙國的君主，起初有遠大的謀略，能夠守住自己的土地，堅持正義不賄賂秦國。因此燕國雖然是個小國，卻滅亡在後，這是用兵抵抗的效果啊。

到了燕太子丹用派遣荊軻刺殺秦王作為對付秦國的策略，才招致滅亡的禍患。趙國曾經與秦國多次作戰，敗少勝多。後來秦國又兩次攻打趙國，李牧接連打退了它。等到李牧因受讒言被趙王殺害，都城邯鄲就變成秦國的一個郡，可惜它用兵抵抗卻沒能堅持到底啊。

況且燕趙正處在其他國家被消滅了的時候，可說是智謀已盡，力量單薄，戰敗而亡國，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啊。假使當初韓、魏、楚三國都各自珍惜自己的土地，齊國不依附秦國，燕國的刺客不去秦國，趙國的良將李牧還活著，那麼勝敗存亡的命運，如果與秦國較量，也許還不容易估量呢。

唉！如果六國把賄賂秦國的土地封賞給天下的謀臣，用侍奉秦國的心意禮遇天下非凡的人才，齊心協力向西對付秦國，那麼我擔心秦國人連飯也咽不下喉呢。可悲啊！有這樣的形勢，卻被秦國積久的威勢所脅制，土地天天削減，月月割讓，以至於走向滅亡。

治理國家的人切不要讓自己被敵人積久的威勢所脅制啊！六國和秦國都是諸侯，他們的勢力比秦國弱，可是還有能夠不割地賄賂而戰勝秦國的形勢。如果憑著一統天下的大國，卻自取下策反而重蹈六國滅亡的覆轍，這就又在六國之下了！

創作背景

《六國論》的歷史背景應從兩個角度著眼：一是蘇洵論述的六國滅亡那個歷史時期的情況，借以了解蘇洵立論的根據；二是蘇洵所處的北宋時代的歷史狀況，借以明確蘇洵撰寫《六國論》的針砭現實的意義及其寫作上的特點。

北宋建國以後，鑑於唐末藩鎮割據，五代軍人亂政，因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解除節度使的權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員到地方管理財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軍，將地方的政權、財權、軍權都收歸中央。

為了防范武將軍權過重，嚴令將帥不得專兵，甚至外出作戰，也必須按皇帝頒發的陣圖行事。將官經常輪換，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致使軍隊沒有戰斗力。這樣的措施雖然杜絕了軍閥擁兵作亂，但是也造成軍事上的衰頹。

北宋建國後一百年間，北宋軍隊與遼、西夏軍隊大小六十餘戰，敗多勝少。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導致官僚機構膨脹和軍隊不斷擴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軍費開支浩大，政府財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實不限制兼並的政策，土地集中現象嚴重，貴族佔有大量土地，社會矛盾尖銳。

政治上的專制腐敗，軍事上的驕惰無能，帶來外交上的極端軟弱。到蘇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遼和西夏上貢大量銀兩以及商品。這樣賄賂的結果，助長了遼、西夏的氣焰，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極大地損傷了國力，帶來了無窮的禍患。也就是說當時的北宋四周環伺，政策上求和，積貧積弱，而蘇洵正是針對這樣的現實撰寫《六國論》的。（百度百科）

註：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北宋文學家，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蘇軾和蘇轍的父親，父子三人被稱為「三蘇」，均名列「唐宋八大家」，有《嘉祐集》傳世。曾任校書郎、主簿等微官，追贈為光祿寺丞，贈太子太師。

愛墾整理·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是社會變革的先導，是社會活力的來源。

愛墾評註：唯必須優先考慮國情生態；這樣才可能引進福柯諸子的解放理論。

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

在思想認識上，探索有利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條件。從學理上講，對思想解放本身及其內涵有更准確的認識

思想解放意指觀念的轉化、認識的深化，進而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它既體現在觀念領域，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思想解放的本質在於實事求是，也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

根據世界觀/價值觀的需要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從而可能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世界觀/價值觀結合方法論，確保了思想解放的正確方向，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變得可能。

充分挖掘並有效激活傳統中華文化中的優秀因子，使之與新時代的具體實際有機結合、與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彼此契合，更好地發揮思想解放的作用。

（參考：任姍姍·從思想解放的內涵看「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2024-06-17；來源:人民日報）

愛墾整理·思想契合

歷史和實踐是思想解放的根本所在，有需同特定的時代和民族國家現實需求相結合。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形成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才可能打開創新空間。

合理對待和准確運用新思維，特別是避免把它教條化、形式化、經驗化、實用化，這是原則性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批判教條主義和主觀偏見的錯誤，構成了思想解放的一個基本要素。

弘揚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從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創新性出發，深入闡釋思想解放的意義，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不斷促進中華文明的繁榮與發展。

對新思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關係的把握，能實現由「自在」「自發」到「自為」「自覺」的根本性進步；也是文明觀的決定性進階，打通了中華文明道路和新历史阶段道路之間的連續性，貫通起來形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展現出不同於西方現代化及其文明形態的全新圖景。

新思想與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外部因素要相互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在地文化就有必要契合，這才是本區域現代文明的「內核」，是推動區域文明生命更新的根本動力。

延續閱讀：從思想解放的內涵看「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副主任楊洪源，2024-06-17，中國社會科學報

愛墾整理·立足新時代

審視解放思想時所遇上的基本構成要素，必要手段包括批判教條主義和主觀偏見的錯誤，為的是研究新情況並解決新問題。

每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問題，人們正是通過提出、分析和解決時代問題來推動時代進步與社會發展的。站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只有對歷史發展大勢和時代進步潮流做出總體性的觀照，正確地認識、深刻地把握、有效地解決時代問題，明確並完成中心任務，才能更好地彰顯作為思想解放的重大意義。

對國情相異的歷史進展得出的規律性認識的深刻總結，為的是結合多元路綫全面推進各在地國的偉大復興。于包括中華文明在内的深厚歷史基礎上，對時代問題的深刻把握和對中心任務的明確闡述，提升為一種思想解放。

把見國道路的開辟與發展歸結為各自文明史積淀的結果，既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又厚植了它的文化根基。

展現出不同於各来源相異的現代化方式的全新圖景，彰顯出本土所具有的賡續古老文明、植根共同大地、文明更新產物等特性，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樹立了典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名副其實的可靠方案。

延續閱讀：

講好廣袤大地的故事

是新思維，就立足新時代

構想中的漢字思維研究

「錢學森之問」與「錢學森之痛」

在地復興迎機遇

文化創意產業應該被列進大健康領域？

延續閱讀：從思想解放的內涵看「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副主任楊洪源，2024-06-17，中國社會科學報）

愛墾整理·講好南海民族故事～～南海各國都是由各民族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工作是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至關重要的工作。艱苦創業多年，逐漸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尊重。向世界講好南海民族共同體故事，能夠有力增進在地民族認同感與自豪感，為世界各國處理民族問題提供本區域方案和智慧，對促進國際互信以及推動與世界各國人民攜手共建命運共同體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南海共同體是新思維理論與區域創新實踐、在地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新時代核心工作概念。鑄牢在地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是新時代的民族工作主線。通過講好民族團結的生動故事，不僅有利於在國內加深各民族間的相互理解與支持，而且有利於在國際上展示本區域作為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和諧景象，為國際社會提供正面案例，即如何在尊重多元文化和促進民族發展的同時，維護區域社會穩定，從而提升東盟國際形象。

「和平性」是本區域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例如，和平、和睦、和諧一直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直傳承的理念。歷史和實踐證明，各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不管多強大也不會給任何國家帶來威脅，在地民族偉大復興也必將通過在地民族的團結奮鬥、自力更生來實現，我們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通過講述在地民族共同體故事，向世界展示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係，可以更好地樹立民族政策的成功典范，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們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和諧共生理念的認識，消除誤解與偏見，營造有利於南海發展的國際輿論環境。

在地民族共同體故事滿載著多彩的民族文化意蘊，凝結了在地民族在不懈奮斗中的智慧結晶，彰顯了人類文明多樣性的璀璨光芒。通過敘述各民族的奮鬥歷程，搭設跨文化的溝通橋梁，旨在使絲路故事傳播至全球每一個角落，同時也讓國際社會更深入地認知南海，在推進全球文明演進中展現區域氣度與責任擔當。我們秉承自信與積極態度，讓在地優秀傳統文化跨越國界。同時以開放和包容心態，吸納世界優秀文化精髓，為命運共同體建設添磚加瓦。

講好歷史長河中的民族融合和發展過程要認識到，一部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在地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再以中國为例，自秦以來，無論是漢民屯邊、邊民內遷還是秦漢的列國文化交融、魏晉南北朝的「五胡」入華、隋唐五代的華夷一體、遼宋夏金的共奉中國、元的胡漢一家、明的中外匯通、清的在地一家都深刻地展示著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既是在地民族大一統的制度安排，也是各民族融合發展的制度基礎。

與此同時，邊關互市、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等商貿往來，以及莎車王父子護西域、奢香夫人鞏固邊防、瓦氏夫人抗倭、東北抗聯等各民族共同抵抗外敵入侵等歷史事件，也都展現了各民族之間的緊密聯系與共同奮鬥。講好各民族在歷史長河中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和在地民族生生不息戰勝苦難的奮鬥史，有助於深刻詮釋各民族共同締造的在地文明，向世界准確展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在地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過程。

除了大陸歷史案例，東盟各國也多有類似的故事，正待在南海共同精神下，一道挖掘、二度開發。

延續閱讀：

講好廣袤大地的故事

是新思維，就立足新時代

構想中的漢字思維研究

「錢學森之問」與「錢學森之痛」

在地復興迎機遇

文化創意產業應該被列進大健康領域？

新思維結合好故事

Spice Island 香料群島

如何走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強國之路

擴大文化流量，創新推動文化可持續發展。當前，中國需要優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存量，擴大文化流量，盤活文化資源，發揮樞紐作用，實現文化可持續發展。

無論是物質文化遺產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著明顯優勢。根據202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5屆世界遺產大會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擁有57項世界遺產，位列世界第二。豐富的文化資源為中國建設文化強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法國的「法語優先」「文化例外」政策與意大利的「文物憲兵」「藝術補貼」制度都為中國提供了優化文化資源存量的經驗，即要聚集文化資源，尤其是異質文化資源，並發揮文化資源存量的規模效應和相互聯結效應。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文化存量會不斷被消耗，因此，不斷引進文化流量就成為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縱觀世界文化強國的發展之路可以發現，創意在文化流量擴能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極具原創性與藝術性的法國設計、創意城市與音樂之都——意大利博洛尼亞、廠房變藝術聚集區鼻祖——美國紐約SOHO區、不斷推陳出新的日本動漫與韓國影視劇等無不展現出創意的力量。

創意是文化發展的源泉，中國可以不斷深化文化與創意的融合，加強傳播路徑的創新、文化與產業融合的創新、技術創新，以創意為文化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盤活特色文化資源，打造世界文化樞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紅色革命文化等是建設文化強國的基礎文化資源，要更好利用特色文化資源，充分發揮中國文化的價值。

對此，文化經紀人充當著文化樞紐的角色。文化經紀人是指與文化市場相關的眾多行業的經紀人群體，如傳承人、經紀人、拍賣師、創客、藝術大師等，他們能夠聚集文化資源並將其加工成文化產品並投入市場運作，發揮著開發差異性的文化產品和促進文化傳播交流的作用。開發差異性的文化產品是指文化經紀人根據市場需求對文化內涵進行創新與特色挖掘，搭配旅游設施與服務實現文化牽引，促進旅游發展，從而最終發揮文化的市場價值。

促進文化傳播交流是指文化經紀人通過提升文化旅游的競爭力，從而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旅游者，並通過普及文明知識，使游客都能夠成為文化使者，共同傳承與發揚文化精神。同樣地，這一機制可以應用於國家文化的分配協調中，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配合政府部門建設文化強國，堅持文化生產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群眾共建共享。

除此之外，還要打造世界的文化樞紐，進一步發揮文化樞紐的集聚、引領和輻射作用，將中國建成世界文化要素調配中心；積極加入重要國際文化組織，提升國際文化話語權；因地制宜地制定產業目錄，開發特色文化產業，擴大文化影響力；建設國際文化交易中心，推動中國文化行業標准走向世界；創新文化生產，推出特色文化內容，完善收入分配和文化補貼制度；發掘文化市場，引領文化消費方式，進一步釋放文化消費新活力。

提質升級文化輸出，推動文化市場國際化發展。促進中國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具有重要意義，有助於贏得世界理解和尊重，提升中國國家形象。[31]對於國內而言，提質升級文化輸出可以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文化需要，樹立人民文化自信。隨著中國數字文化貿易迅速發展，影視劇、網絡文學、網絡游戲、創意產品等在海外市場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中國對外文化貿易額於2021年首次突破2000億美元，同比增長38.7%。[32]

然而，文化產品輸出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技術密集型產品輸出仍存在不足。因此，中國亟需補齊文化輸出的「短板」，充分挖掘中華文化的深層內核，實施中華文化標志建設工程，融合文化創意，打造文化IP，統一文化價值與產業價值，提升文化市場的國際化新高度。

從宏觀層面應提出系統的文化強國評價指標體系，為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方向和指引，並將文化強國指標評價體系與國際接軌。同時，還可以從中觀或微觀層面構建文化評價指標，將文化的分類、參與主體、文化活動的社會影響等因素納入考量，構建具有層次性和結構性的文化強國評價指標，適當增加飲食、服飾、電影等社會娛樂文化指標的佔比，讓文化指標體現國民文化偏好，深入挖掘特色文化，實現文化高質量發展，推動我國從「文化大國」向「文化強國」轉變。

健全文化政策體系，推動文化高質量發展。近年來，我國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文化產業發展、文物保護等出台了相關政策，有效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就文化政策領域而言，近幾年政策支持主要集中在文旅融合、國家文化公園、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創意產業園等方面，人才培育、本土文化保護、文化出口、文創設計等領域的扶持政策相對較少。同時，文化政策效果有待增強，具體表現為財政補貼效果最顯著，其次是金融扶持政策、稅收優惠政策以及人才支撐政策相對較不理想。針對以上問題，可以從積累文化資源存量和建設文化樞紐兩條路徑入手解決。

在積累文化資源存量方面，可以借鑑意大利「藝術補貼」「千分之五」政策經驗，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公民之間建立緊密聯系，調動個體參與文化保護的積極性；充分挖掘文化創意的潛力，擴大文化增量，健全文化創意生產制作、版權保護、產品銷售等支持政策，加大文化創意、文化出口、文化保護等文化政策支持力度。在建設文化樞紐方面，可發揮文化經紀人的引領作用，扶持優勢文化企業，打造知名文化品牌，加大文化產品出口力度，進一步擴大中國文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鄒統釺，文化強國的科學內涵與路徑探索； 原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11月下。）

調動個體主動性·發揮市場調節作用

世界文化樞紐：美國通過競爭性保護扶持文化產業發展。美國作為文化熔爐，融合匯聚了眾多國家文化。以「美式英語」為例，powwow（巫師）來自印第安語、cookie（甜點）來自荷蘭語、semester（學期）來自德語、tofu（豆腐）則由中國的詞語音譯而成。同時，美國也是文化輸出國家，如《老友記》《權力的游戲》等電視劇、《功夫熊貓》等好萊塢電影和聖誕節等節慶活動在全球范圍內都具有廣泛影響。除此之外，便捷營養的美式快餐、注重休閒感的美式穿搭等都作為美國的文化樞紐廣泛傳播。

一方面，美國通過調動個體主動性，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繼而推動了市場化的文化產業競爭，這在美國形成文化樞紐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與法國不同，藝術在美國被視為一種私人責任，而非公共責任，國家主要是作為文化活動的監管者，通過鼓勵和支持發揮私人的主動性來推動文化發展。在美國，直接公共支出在文化發展資金中的權重相對較低，多是以對私人捐款提供稅收優惠進行間接支持。具體來說，美國文化政策模式的特點是相信市場，這使得私人主動性（特別是非營利部門）在文化活動的生產和資助方面佔據主導地位。[25]另一方面，美國文化樞紐的形成也離不開國家的文化保障政策。美國主要從資源供給、需求匹配、導向管理、成本抵扣這4個方面來保障文化機構發展、扶持美國文化產業，具體措施是利用稅收激勵提升資源供給、通過設置准入限制精准匹配資源、依靠財政資金實施導向管理、借助稅費減免緩解運營負擔。[26]美國的文化保障政策盤活了大量的社會資金，並使其緊密精准地運用於需要扶持的文化領域之中。

「文化出海」：日韓兩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日本將文化發展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1996年7月，日本文化廳發布《21世紀文化立國方案》，將「文化立國」戰略作為新的文化發展重要目標；21世紀第二個十年，日本政府在《日本再興戰略——JAPAN is BACK》文件中提出「酷日本（Cool Japan）」國家戰略，這一戰略主要包括五大產業：時尚、生活方式、招待服務業、地方傳統制品和內容產業（動漫、音樂、電影、電視、游戲等）。此外，日本還將「酷日本」理念用於文化外交，在全球范圍內推廣「酷日本」品牌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以拉動日本經濟增長、提高文化軟實力。

韓國也將文化產業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1990年，韓國政府正式發布了《文化發展十年規劃》，強調「文化要面向全體國民」；1998年，韓國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國」戰略，並確立21世紀國家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為文化產業，文化產業的發展地位由此在韓國登上了新高度。此外，韓國陸續頒布了《文化產業發展5年計劃》《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電影產業振興綜合計劃》《文化韓國21世紀設想》等計劃，發布了《設立文化地區特別法》《出版與印刷基本法》等法律保障政策。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高附加值、產業關聯性強的特征，能夠推動提升國民素質、傳播國家文化形象，而出口高附加值文化創意產品則能夠提升文化樞紐的集聚效應。日本通過發展二次元動漫產業，將日本動漫文化和文化創意產品廣泛傳播至世界各地，動漫產業也因此成為日本的文化樞紐，發揮了巨大的集聚效應。據《動漫產業報告2022》顯示，2021年日本動漫國際市場收入比2020年增加了740億日元（106%），從1.24萬億日元增加至1.31萬億日元，這比2019年的1.2萬億日元增加了1130億日元（109.4%）。2021年，日本在國際市場上與美國簽訂了動漫產業有關合同292份，此外還分別與加拿大簽訂239份、與中國簽訂199份、與韓國簽訂186份。[27]日本的動漫產業還輻射到圖書音像制品、周邊衍生品、版權出口日用品等行業，與動漫相關的音樂、游戲等也被帶動起來，從而形成日本文化產業鏈條。[28]

不同於日本著力發展動漫產業，韓國致力於在世界范圍內發展影視文化產業和游戲產業。《來自星星的你》《太陽的後裔》《請回答1988》等韓國影視作品在國際上引發反響，韓國電影《寄生蟲》更是獲得了第92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據統計，2021年，韓國娛樂文化市場總值為161億5千7百萬美元，同比增長57.8%；音樂和影像知識產權出口額為94億530萬美元，同比增長40.3%。[29]除影視產業之外，韓國的游戲產業也擁有不可小覷的實力，韓國游戲出口額在2020年高達72.5億美元，佔文化產業出口額的66.9%。可見，「韓流」的文化影響力已經逐漸內化為其國家的文化軟實力。

Hilman-Chartrand和McCaughey認為國家在支持文化發展的過程中表現為四種角色：調解人、贊助人、建築師、工程師。[30]美國通過鼓勵以放棄稅收的形式進行私人捐贈來促進藝術發展，體現了調解人國家的類型；英國的特點是依靠與政府「保持距離」的機構向文化部門分配公共資源，體現了贊助人國家的類型；法國和意大利體現了典型的建築師國家類型，具有文化高度官僚化的特征，關鍵決策由文化部集中作出；日本和韓國則扮演著工程師和建築師結合的角色，希望通過文化發展促進文化外交。這四種角色雖然在理論上相互排斥，但是在實踐中，大多數國家都將其中的一些或全部角色進行結合。我們可以看到，各國發展文化的方式、目的、手段、路徑不盡相同，國家在促進文化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政府對公共資金的分配方式、對文化的投入方向和投入程度等方面。中國可以有選擇性地借鑑其他國家的文化發展經驗，因地制宜地發展本國文化，走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強國之路。（下續）

文化強國的國際經驗借鑑

法國的戛納國際電影節、美國的好萊塢、日本的動漫等耳熟能詳的國際文化產品在世界范圍內廣受喜愛，為本國聚合文化資源、調控世界文化資源提供了載體與平台。分析可以發現，法國和意大利是通過聚合文化資源、積累文化資源存量和傳承發展機制而成為文化強國；美國是利用其強大的統籌協調能力，發揮文化樞紐作用而成為世界文化中心；日本和韓國則是轉向海外市場，尋找文化發展的突破口。這些國家的文化發展路徑為我國建設文化強國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國際經驗。

積累異質文化資源存量：法國「法語優先」與「文化例外」政策。法國通過踐行「法語優先」和「文化例外」原則對現有文化資源本體進行保護，重視和保護異質文化資源成為法國文化維持可持續競爭力的重要原因。「法語優先」原則體現為法國尤其重視法語在建設文化強國以及培育國民文化自信中的作用，為保護法語這一語言遺產，法國於1994年通過了《法語語言使用法》（又稱「杜蓬法」），確保了法語在日常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有效避免了「文化殖民」現象。同時，法國還計劃在歐盟力推語言「法語化」。馬克龍政府為保護法語文化，對法語的使用作出硬性規定，如企業在廣告中必須使用「amour」，禁止使用英文中的「love」等。采取相似政策的還有意大利，其執政黨提議立法規定在正式場合必須使用意大利語，任何違反行為將面臨最高10萬歐元的罰款，這一提案已得到了意大利總理梅洛尼的支持。[22]

「文化例外」原則體現了法國對本土文化強有力的保護態度。1993年10月，法語國家首腦會議上通過了有關「文化例外」的決議，提出「世界貿易談判中應當通過特別法案，將文化產品從其他工業產品和服務產品中區分開來，將精神文化產品置於世界貿易談判的范圍之外」。「文化例外」作為法國文化的基本原則，反映了法國堅決的文化保護態度，其本質是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與構建。

法國的文化管理模式既不像美國的「放養式」管理，也不同於英國的「一臂之距」機制，而是采取了政府「全權管理」的模式，主要表現為公共權力對文化發展的高度干預。政府通過發布強有力的文化政策，構建起了文化傳承、資金支持、法律支撐的文化保護網絡，增強了獨特文化資源的可持續競爭力。因此，法國在博物館、視覺藝術、電影和視聽、書籍、音樂、表演藝術等文化領域擁有較完備的支持體系。以電影行業為例，法國國家電影中心於1959年設立了「電影產業資助賬戶」，同年，《電影資助法》誕生，該法律規定強制征收電影票特別附加稅（對每張售出的電影票強制征收10.72%的稅），這筆資金將納入電影產業資助基金賬戶，通過自動性資助和選擇性資助兩種方式資助法國本土電影發展，法國這一電影資助制度為法國電影的創作生產提供了制度和資金保障。[23]總體來看，法國文化政策基本遵循以下幾條主線：保護多元文化；平等享有文化和藝術教育的權利；國家改革和文化政策的權力下放；保護知識產權和藝術財產以及數字全球化背景下的作者權利。得益於對文化資源本體和文化生產傳承機制的強有力保護，法國的文化資源存量不斷擴大，並形成以「優雅」著稱的文化氛圍。

保護文化資源完整性和可持續性：意大利「文物憲兵」與「藝術補貼」政策。「文物憲兵」與「藝術補貼」這兩項文化保護政策共同發揮著聚合並累積文化資源的重要作用。1969年，意大利設立了保護文化遺產憲兵部隊（簡稱「文物憲兵」）這一執法機構，有效打擊了各種文物犯罪活動，使意大利眾多的文化遺產免於損害，在保障意大利文化遺產的完整性上發揮了巨大作用。在保護文化資源方面，不同於法國著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傳承路徑的保護，意大利擁有數量龐大的文化遺產，更多側重於保護物質文化資源，通過文化政策保護文化遺產的完整性。意大利國家文化遺產與文化活動部（MiBAC）作為意大利中央政府管理機構，主要負責文化事務管理，具體表現為MiBAC在各區設立監管局，並由地方政府負責各區的文化事務發展和管理。

意大利文化遺產保護經費除了直接從國家獲得財政補貼外，通過「千分之五」「藝術補貼」等稅收激勵政策獲取的資金也是其重要來源。經濟危機以來，意大利對文化遺產的財政投入逐年下降，在近幾年才略有提升，2016年國家對MiBAC財政方面投入為21.2億歐元（佔國家財政的0.26%）。[24]2006年1月20日，意大利頒布意大利會議總統令，發起「千分之五（5 per mille）」項目，即納稅人可指定自己所繳納個人所得稅的5‰用於支持非營利組織、大學、科研、醫療研究等公益事業。2014年7月29日，意大利出台了「藝術補貼（Art bonus）」政策，以「藝術補貼」為代表的稅收激勵政策為意大利文化發展提供了多元資金來源，緩解了文化遺產保護財政緊缺的問題，為文化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注入了新鮮動力。捐款人可以在「藝術補貼」網站上選擇意向的捐款項目，捐贈額的65%可用於稅收抵扣。不同於「千分之五」政策，「藝術補貼」政策中捐款人信息、捐款使用情況是公開的，這能發揮公眾監督的作用，因此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為了進一步激發民眾自覺保護文化遺產的積極性，並為保護文化遺產籌集資金，意大利還推出了文化彩票、鼓勵自由捐贈、出讓公共文化資產使用權等一系列措施，多元的資金來源不僅有利於文化保護，也強化了人們自覺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下續）

在文化強國建設中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魂、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體、以西方現代文明成果為用。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既要注重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又要善於汲取世界各國文化的精華。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中國式現代化以其可持續性摒棄西方現代化的弊端，走出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11]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大國的發展進程，既是經濟總量、軍事力量等硬實力提高的進程，也是價值觀念、思想文化等軟實力提高的進程。」[12]「文化強國」戰略是強國體系的基礎，[13]只有進一步明確中國文化強國的理論基礎和實現路徑，合理借鑑世界文化強國的發展經驗，才能持續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愛墾評註：本文不代表平台立場，任何引述純粹作為學術思考、辯證用途。例如，文中提到“魂”、“體”與“用”，似乎是處在文化主客體明顯分開的狀態，對于不採納此視角的海外社群，這無疑是值得更深探討的方向，從而找到更適宜國情民風的文化復興、文創强国的路徑。）

文化強國的理論基礎構建

文化強國表現為國家文化實力的提高和國家戰略能力的強大。國家戰略能力的強弱主要取決於綜合國力以及對綜合國力的調動能力這兩方面因素。[14]同樣地，文化強國的發展水平也取決於國家文化資源存量和調動文化資源的能力。文化資源存量是指聚合國家文化資源，最大可能地發揮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是資源聚攏的方向；調動文化資源的能力指分配調控世界文化資源，發揮文化樞紐作用，將文化資源價值最大化的能力，是資源調配的方向。

聚合文化資源，形成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離不開文化資源的累積，尤其是異質資源的存量。先看微觀領域例證，從資源的累積特征出發，Dierickx和Cool認為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離不開資源的長期積累，資源存量帶來的規模效應和相互聯結效應會使資源發展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這個過程中時間和經濟成本較高，競爭對手短時間內難以超越，企業繼而得以維持競爭優勢。[15]同樣地，在宏觀領域，文化強國要想在文化領域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也離不開文化資源的積累。然而，就資源的范疇而言，並不是擁有了大規模的資源存量就可以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具備有價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資源才是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16]彼德拉夫也持有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需要具備資源異質性、不完全移動性、競爭的事前限制以及競爭的事後限制。[17]因此，挖掘中國飲食、戲曲、皮影等異質文化資源，累積資源存量並形成文化資源發展路徑是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一環。

發揮文化樞紐作用，優化文化強國的資源調控能力。根據維基百科（Wikipedia）的定義，樞紐（Hub）本意為連接軸和車輪之間的核心部分，後引申為發揮連接外圍作用的中央核心結構。《辭海》中也將其解釋為「重要的地點，事物的關鍵之處」。樞紐一詞的應用最早可追溯到我國南朝著作《文心雕龍》，書中寫到「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雲極矣」。此處的「樞紐」一詞意為「關鍵」，指事物的關鍵之處。可見，「樞紐」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指重要的地點或部分，二是指發揮著重要作用的關鍵之處。基於樞紐一詞衍生出了交通樞紐、樞紐經濟[18]、高等教育樞紐[19]、旅游樞紐[20]、文化樞紐等概念。文化樞紐（Cultural Hub）可大可小，從社區場館、博物館、城市到國家都可以作為文化樞紐，發揮著展示、調配、集散文化資源的作用。文化樞紐不僅可以在橫向的地理空間尺度調控文化資源，還可以跨越時空起到縱向信息交流軸的作用，具有形態多樣、多維融合的特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借鑑弗利德曼、薩森與卡斯特爾思的世界城市中心理念，判斷一個世界城市的標准不是其擁有多少資源，而是全世界多少資源是由其調配。[21]作為一個文化強國，「強」不在於擁有多少文化資源存量（Stock）而在於擁有多少流量（Flow），即調配世界文化資源的能力。文化樞紐作為文化強國的重要標志，能優化文化強國的資源調控能力，推動文化強國聚合異質文化資源，而成為先進文化的發源地、文化要素（人、財、物）的調配與交易中心和文化資產（地標、企業）的聚集地。由文化強國的理論邏輯構成可知（見圖1），文化強國具備以下5個特征：世界先進文化的發源地、世界文化市場交易中心、文化人才高地、文化地標聚集地、文化產業總部基地。縱觀世界文化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向世界源源不斷地輸出本國先進文化；美國、日本、韓國等國作為文化交易中心不斷推動文化成果交流；英國、法國吸引了世界級的文化人才；中國、意大利等國聚集了眾多世界文化地標；多數文化產業將總部基地建在美國，等等。總體來看，不同國家的文化發展之路可以為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提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