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愛墾納達採用我的照片:2016/3/15,台南古都馬拉松

（中國）陶東風教授《社會身份》

有福柯研究者指出：“對福柯而言，簡單明了的（如基於階級的）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y）這個觀念是難以接受的。他認為個體對其身份的理解是隨環境變化的。不同的因素——如性別、人種、民族和宗教信仰——可能在某一時間非常重要，而在另一時間變得無關緊要。我們都有許多潛在的身份，也屬於許多不同的群體。”[7]一個印尼的女子，可能同時是一個律師、是一個穆斯林、一個女兒，又是一個女性主義者等等。這些身份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有時會相互矛盾；其中的哪個身份獲得支配地位，要取決於具體的語境，不可能一概而論。

其實，這種多種身份理論，是基於福柯對人、自我、主體性等的反本質主義的理解。他認為，我們關於人的觀念、我們的自我和主體性，不是自然給予的，而是社會、文化、歷史的建構。人不具備固定不變的、單一的特性或本質。相反，“我們是一個話語、機構和關係網的產物，總是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因此，盡管我們認為自己是擁有某些不變特性的統一而具體的個體，事實上我們是許多不同的人：在家中的我們和上班的我們不完全相同，面對一個法律案件的我們，和與寵物或戀人共處的我們不同。我們在不同的地點和時間裏有什麼樣的主體，是什麼樣的人取決於一個文化的法規、話語和思想。這些東西決定了我們可以說什麼，想什麼，做什麼，以及在一個歷史環境裏我們要怎麼樣生活。”那麼，一個人到底是誰？“哪個也不是，哪個又都是，這只能取決於這個人所處的環境。”[8]

註釋：

[7]【澳】J. 丹納赫等《理解福柯》，劉瑾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01頁。
[8]【澳】J.丹納赫等《理解福柯》，劉瑾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42頁。

見：陶東風 杜安：回到發生現場與本土文化研究的超越（愛墾網）

彭凱平：把文化作為一種觀念

心理學研究文化的其中一種方法，是把文化作為一種觀念。最有名的一個例子，就是對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比較研究。個人主義是公認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它強調個人的獨立、個人的意志、個人的追求，將人生的最高目標定義為自我的實現。

與之相反的一種觀念叫做集體主義。集體主義並不等同於無私，也不等同於社會主義，而是說在某種程度上，個人的行為是由集體的目標來決定的。這個集體的目標可能是家庭、社會、朋友，總而言之集體主義強調的不是個人。集體主義強調社會規範和責任、強調共同的信仰、強調一致性、強調合作、強調某種程度上犧牲自我的利益。（見《彭凱平：文化與心理：探索及意義》2）

尼哈馬斯·哲學家：理論體系與生活藝術

美國哲學家尼哈馬斯（Alexander Nehamas）把哲學家區分為兩種，一種是“理論哲學家”或“體系哲學家”；另一種是“生活藝術的哲學家”，後者為具個人風格或個人獨特性的哲學家，這種哲學家他列舉的有：Montaigne、 Nietzsche、Foucault、Pascal、Schopenhauer、Kierkegaard、Emerson、Thoreau 等等。（Nehamas, 1998: 3ff.）

這些人當中有的一般不把他們歸類為哲學家，如 Montaigne, Pascal, Thoreau， 甚至傅柯能否算是哲學家都會有所爭議，有人把他當作史學家。不過這類問題在傅柯看來可能根本不存在，他不會安分於傳統的範疇或區分，越界創新是他的天性。（黃瑞祺，2013，《傅柯的“主體性與真理”初探》，見黃瑞祺主編《理論的饗宴》，臺北碩亞，頁 117-1464 ）

（Barbara Licha：Wire sculpture/ drawings by Polish born Australian artist Barbara Licha. These figures are very much trapped and caged, but I love the spaces they create and inhabit, they seem to be dancing their frustrations out before us.）

趙毅衡，論坎普：艷俗的反諷性再生

坎普是一種特殊的風格，在各種藝術體裁中，尤其在廣告中，近年來使用越來越多。對坎普的研究卻越來越少。坎普經常被混同於常見的搞笑、幽默、諷刺。坎普實際上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符號修辭方式，它是一種有意的過分艷俗，到如此一種程度，以至它不能再被當作艷俗，反而成為推翻艷俗的手法。因此它是一種非常細膩的反諷，一種口是心非的艷俗，用過分艷俗來推翻艷俗。這種手法要達到目的，分寸就必須拿捏的很準，對文化語境也要考慮周到，不然接收者會誤會。但是一旦用得恰到好處，效果可以非常出色。（趙毅衡，論坎普：艷俗的反諷性再生，2020，《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20年05期）
                           （A Very This-Season Guide to Susan Sontag’s Essay “Notes on Camp”）

柏格森：綿延地思、根據綿延思、在綿延中思，每一個存在都是發光的。

康德與柏格森在時間觀上的差異，從根本上體現了康德主義與柏格森主義哲學之間的區別。康德的哲學繼承了自柏拉圖以來的理智哲學傳統，這種哲學像崇尚光明一樣去推崇理性，認為確定的、不可懷疑的、真實的知識，必須依靠理性之光的照耀。

依據這種哲學，世界依照理性的秩序來確立，它一以貫之地遵從因果必然律的規定，自由的王國被嚴格劃定在邏各斯的秩序之外。然而，柏格森借由真正的綿延（時間）所引入的是流變的世界，它是一種區別於理智哲學體系的柏格森主義，它剝奪了只有太陽才能發光的特權; 理性能力的擁有者，在這個世界中不再具有立法者的地位。每一個存在都是發光的，因而世界上的一切都能夠自己照亮自己。

在這種新的哲學中，近代以來笛卡爾—康德式的沈思已經失效，它需要的是新的沈思方式，即綿延地思、根據綿延思、在綿延中思。（劉松青摘 / 原題《邏各斯的退隱——柏格森對康德時間觀的批判》/ 作者單位：中國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 / 《哲學文摘》2014 年 02 期 / 原發期刊：《哲學分析》2013 年第 4 期 第 50-61 頁）

                                                                                            （ Britain B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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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詞交織體現意識流動

鵝卵石在建築師手裏轉變為實體, 而它並不是為建築而生就的。 鑿石頭的鑿子的叮當聲，在他並不是形而上學的證據。面對蒼白的芬蘭灣的漂礫, 烏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體悟到特有的對預言的恐懼。如可憎的巫術, 花崗巖巨石無言的伶牙利齒讓他激動。

‘從山上滾落, 躺在峽谷裏, 是自身脫落, 還是被思想之手拋下’, 此處丘特切夫所描摹的石頭就是詞。物質在這偶然的墜落中發出的聲音, 便是清晰的語言。只能用建築應答這一挑戰。

阿克梅派恭敬地撿起丘特切夫之石, 將它置於阿克梅派（編註：Acmeist Poetry）大廈的地基之上。”(曼德爾施塔姆,1987 :168 -172)

按曼德爾施塔姆的理解, 丘特切夫在詩中將石頭與石頭滑落而發出的聲響做了分離, 這形象地闡釋了柏格森對運動兩個因素的劃分。

石頭是具體的, 在空間中是可分的,石頭的墜落過程則是不可分的。作為一名醉心於文化重建的詩人, 曼德爾施塔姆由此認識到自己的使命, 即讓單詞在相互交織(即運動) 的過程中, 體現意識流動的特征, 以傳遞“在這偶然的墜落中發出的聲音”。(見（胡學星，2005，柏格森與曼德爾施塔姆詩學，《山東外語教學》，2005 年第3 期，總第106期)


（編註：“阿克梅”是在希臘語 άκμη (akme)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即“人類最好的年齡”。）

羅蒂“想象力”概念的意義

西方美學史上，對於想象力最重要的理論闡發，來自康德美學。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的“想象力”概念，是從認識論角度解決“人的認識如何可能”。

《判斷力批判》中的“想象力”，則從想象力與知性關係角度，區分了優美和崇高；從想象力自由遊戲角度，論及天才和藝術創造。

海德格爾《康德與形而上學疑難》，從存在論視域闡發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將之理解為形而上學奠基，其對康德“想象力”的闡發，不僅試圖發掘康德思想中的現象學資源，而且試圖建構自己的基礎存在論。

阿倫特《康德政治哲學講稿》從政治哲學的視域，闡發康德《判斷力批判》“先驗想象力”概念，即強調康德的“想象力”是“使不在場的變為在場”的能力，從而使個體能夠超越私人領域達至對政治共同體的關切。（李曉林《論理查德·羅蒂“想象力”概念》，2018，文藝理論研究2018 年第5 期）（編註：Richard Rorty，1931年－2007年，美國哲學家））

詩性文化：讓民眾成為民主外在的制約力量

按照羅蒂的邏輯，“強力詩人和烏托邦革命家”，應該是“自由主義的反諷主義者”。

然而，成為一個最低限度的自由主義者相對容易，成為一個不斷自我質疑的反諷主義者卻很困難。

困難的原因，“強力詩人和烏托邦革命家”，不僅從思想上更容易陷入，柏拉圖主義的“宏偉”和浪漫主義的“深奧”，而且也更容易沈迷於“領袖”“先知”“神父”“精英”的身份幻覺中。

他們的“想象力”既有促進社會完善的一面，也有可能使烏托邦想象，演變為現實中的集權主義和專制主義，所以與其寄希望於他們成為反諷主義者，不如寄希望於民眾的啟蒙，讓民主成為外在制約力量。（李曉林《論理查德·羅蒂“想象力”概念》，2018，文藝理論研究2018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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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蒂“想象力”概念的意義

民主的外在制約

讓文學取代宗教、哲學主導地位

“想象力”概念的意義 / 時間病患 / 充分起作用的人

與時間和好的輕鬆關係

福柯·關懷自身

羅蒂·想象力與移情作用

羅蒂作為後現代哲學陣營中的一員，已經放棄了神學和傳統哲學的語匯，所以他將人類團結的基礎放到“想象力”。

羅蒂舉例說，富人對於窮人的幫助不是基於哲學或宗教信念，不僅是富人感到安全了，“也是因為他們的想象力，足以把握到窮人是什麼樣的”( 《實用主義哲學》323) 。

羅蒂的這個例子，對於富人幫助窮人的原因，並未提供“共同人性”之類依據，也並非對於“想象力”一詞的濫用，從杜威“移情投射”角度，可以說明富人能夠經由想象力達至對於窮人悲慘狀況的體察、情感的敏感度得以提升。（李曉林《論理查德·羅蒂“想象力”概念》，2018，文藝理論研究2018 年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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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華：身體詩學：一個基於身體概念的理論圖式（12）

棲居的詩學

令人瘋狂的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的詩學轉向與莊子哲學

別讓“互聯網+”遮蔽了“詩意”

海德格爾：詩人何為

德里達的“補充”與海德格爾的“在場”

我們如何得體地描述生活世界

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 1937~）

巴迪歐在現代哲學可說是自成一家，與在法國流行的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浪潮相反。這些流行的思想（跟從海德格的思路）提出顛覆形而上學、本體論在哲學的位置，嘗試思考傳統哲學的外界／他者（outside/other）。

巴迪歐卻反其道而行，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本體論－－數學本體論（mathematical ontology）用以抗衡解構主義、後現代等思潮。巴迪歐在Logics of Worlds中統稱這些思想為“民主唯物主義”（democratic materialism），因為他們相信這個世界只有身體與語言（There are only bodies and languages），而不同的身體與語言都擁有同等存在的權利；巴迪歐把自己的哲學稱為唯物辯證，認為這個世界只有身體與語言，除了真理（there are only bodies and languages, except that there are truths）。

在一個“懷疑的解釋學”（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流行的年代，巴迪歐重提真理不免顯得不合時宜；他致力尋求重新獲得存在、真理和主體的概念，他聲稱他所尋求的概念既不是後現代主義的，也不是現代主義的。政治上，巴迪歐是個堅定的極左，嚮往馬克思主義傳統。與喬治·阿甘本和斯拉沃熱·齊澤克一樣，他是大陸哲學部分反後現代主義的重要人物。

從德希達、傅柯等到羅蒂、奎恩等，哲學從不同角度懷疑真理的絕對性，而邏輯、哲學、歷史真理等傳統真理概念（真理符應論，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 的確有很多漏洞。因此，我們對巴迪歐哲學的第一反應都是一種懷疑－－在一個不再相信絕對的年代，我們還能談論真理嗎？(每日頭條 哲學園)

齊澤克（Slavoj Zizek, 1949年——）

斯洛維尼亞社會學家、哲學家、文化批判家和心理分析理論家，也是目前歐美有名的左翼學者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他大概是當今在世最多人知道的哲學家，他將拉岡與黑格爾的理論套用到好萊塢電影、推理小說、男女性事、甚至沖水馬桶的設計上，他就像一位魔術師，從魔術帽之中快速變出不同的戲法，使人目不暇給，因此被稱為“文化理論界的貓王”。

然而，他的哲學家身份卻備受質疑，為甚麼呢？他乍看根本沒有自己的思想，而只有創造性地挪用他人（主要是黑格爾與拉岡）的概念、理論。更為人所詬病的是，他不斷重復自己過往著作中出現過的論點，甚至笑話，他後來的所有著作只是《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的改寫。

齊澤克還是有一條模糊但確實存在的理論主線，拉岡的精神分析是齊澤克的理論起點，但他並不僅僅把佛洛伊德與拉岡當作手到拿來的概念工具箱，拉岡對齊澤克整體思想的影響有很多方面，其中一個重要的面向即在於主體的理論。

我們都知道笛卡兒與沙特等的主體理論，指主體是絕對自主、自由，是透明的。相反，拉岡肯定由佛洛伊德所提出的無意識主體，指人自己以為自己能意識到自己的心理活動，其實都是無意識的運作的結果。

跟隨佛洛伊德的理論，拉岡進一步認為主體是空洞的東西：欠缺的欲望不可能被滿足，主體使用語言作言說與表達欲望，主體也是能指鏈條進行縫合效應的運作結果。

主體的誕生本身就是一個缺口，一種甚至缺乏著缺乏本身（lacking lack）的存在。(每日頭條 哲學園)

喬姆斯基

艾弗拉姆·諾姆·喬姆斯基（英語：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可說是現代最為大眾熟悉的學者之一：他出位的政治觀點（無政府工團主義）與社會評論影響了不少人，而他自己也是一個非常活躍的政治活動家。但他之所以成為這極具影響力的學者，源於他偉大的學術貢獻－－他為現代語言學奠定了基礎，更被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

他的語言學理論不但革新了語言學本身，更對計算機科學、分析哲學、認知科學等有深遠影響。喬姆斯基語言學推翻了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也修正了流行一時的行為主義語言觀。

對大眾來說，語言學可能只是一門專門的學問。但在喬姆斯基手中，對語言的理解最終涉及對語言跟人的關係的反思，而喬姆斯基式的語言學超越了語言學的界限，踏進了哲學、科學等領域。(每日頭條 哲學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