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即垃圾：危機之後的文學》總序

一個文叢的起源往往是一段無意識的文本聚集的歷史。

在寫作的漫長漂泊中，過去和未來的文本，已被時間的洪流所席捲，散佈於浩瀚書海的各個角落。總有人徜徉於這書海的兩岸，拾撿思想的殘片，或揚帆遠航，追趕寫作之餘波。這些閱讀者、評論者、闡釋者，或有某種收藏的癖好，在心中秘密地繪制寶物的地圖，以便進行一場無止無盡的文本打撈工作。就這樣，他們的冒險再次成為了一部作品，一本回憶錄，一座博物館。那裡的每一張紙頁，都是被遺忘之物的神秘面容。斷片、圖譜、蒙太奇、檔案……如此之多名字命名的只是同一門古老的藝術。然而，比這記憶的藝術更為古老，且在書物的終結之後繼續存在的東西，乃是構成星座的無形之線，造就地貌的深層力量，世代相傳的隱秘譜系。或許，正是這些東西在被挖掘的文本發出召喚之前，讓它們以一種若即若離的方式，發生了聚集。而今天所謂的「文叢」的使命，不過是探索那一次次聚集的未知的邊界罷了。

在這個意義上，文叢代表了邊界的生產和開拓：不僅是劃界的行為，更是極限的運動。它要求從界限的一邊越向另一邊，從此岸到達彼岸。

卡戎就誕生於兩個世界之間的這場越渡。

但卡戎是誰？擺渡者。擺渡什麼？來自別處的理論，陌異的思想。為什麼擺渡？因為總有一個聲音持續而急切地要求著它：「帶我過這急流」（Fahr mich durch die Schnellen）。可這聲音屬於誰？屬於語言本身。它是什麼樣的？或許是最詭異的；無疑是最為切心的私語，一個難以言說的秘密，同時又被他者所持有，飄於杳不可知的外部；總在夜裡悄悄地襲來，如同一個亡魂。亡魂？是的，擺渡發生在一個被詛咒了的邊界，它所攜帶的正是靈薄的語言，第三類語言。這裡難免會有危險？是的，會有迷津和船難，但請相信卡戎，相信其眼中之火會照亮前頭。可沒有赫拉克勒斯的神力，又如何擺渡呢？一槳一棹，一筆一劃，唯有漫漫的勞作，這是書的命運。

誠然，一個時代總有它的讀物。卡戎之書所懷有的欲望，絕不只是被這個健忘的時代閱讀。這不是說書以某種超越時間的方式謀求永生（永生的幻覺由來已久，但火焰見證了它的破滅），相反，書總必須准備好面對它的缺席，把自身化為蹤跡的速朽。然而，蹤跡的消失裡仍有一絲不可抹除的剩餘，速朽的記憶裡或有一個飄蕩的回音，那恰恰是書留下的問題。在根本上，每一本書都是名副其實的問題之書。卡戎之書必將攜著問題到來，通過一次次的擺渡，發起對邊界的追問，而如此的追問，乃是思的虔誠。

白 輕
2015 年9 月

目錄

總序

編選說明

擺渡者

文學的危機 /羅歇·凱盧瓦

文學中的恐怖 /讓·波朗

文學如何可能？ /莫里斯·布朗肖

論作為斗牛術的文學 /米歇爾·萊里斯

幸福、情色與文學 /喬治·巴塔耶

文學與語言 /米歇爾·福柯

從科學到文學 /羅蘭·巴特

文字涂抹地 /雅克·拉康

逃逸的文學 /吉爾·德勒茲

文學的觀念 /茨維坦·托多羅夫

文學之物 /肖薩娜·費爾曼

文學與精密科學 /米歇爾·塞爾

為了一種文學再生產的理論 /皮埃爾·馬舍雷

論文學共產主義 /讓-呂克·南希

文學思想之思 /茱莉婭·克里斯蒂娃

文學在思考什麼？ /阿蘭·巴迪歐


(《文字即垃圾：危機之後的文學》，作者: 米歇爾·福柯 / 德勒茲 / 拉康 / 布朗肖 / 巴特 / 巴塔耶 / 巴迪歐 / 南希 / 等；出版社: 重慶大學出版社；出品方: 拜德雅；出版年: 2016-8-1）

故宫：發現「中紋」之美——中華符號數字化創意設計

2019年3月28日，由故宮博物院、中國紫禁城學會及金山辦公軟件共同發起，中國紫禁城學會和金山辦公軟件聯合承辦的「發現『中紋』之美——首屆中華符號數字化創意設計大賽」在故宮博物院正式啟動。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中國紫禁城學會會長馮乃恩、金山辦公軟件首席執行官葛珂、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研究所研究員閻崇年、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素等各界專業人士出席本次發布會。與會專家從書儀、服飾、建築等專業領域深入闡述了以故宮為代表的「中紋」的文化內涵，並從傳統文化進行數字化並落地應用的角度，提出借助互聯網科技力量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價值的創新設想。

此次大賽的目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通過廣大設計師對源於故宮的「中華符號」的創意設計，將其演繹成為具有中華美學理念的現代符號，並建立「中華符號庫」，將五千年的文化沉淀轉為數字化永久保存；以故宮文化符號為基礎，由金山辦公軟件開發設計「金山辦公軟件-故宮版」，形成中文特色的專屬辦公軟件，成為國人傳揚民族文化的數字化載體；啟動線下訓練營「紋學院」，通過邀請專家導師對故宮文物的文化闡釋和符號解讀，定期招募學員進行研修和設計實踐，在設計理念及創作思路上給予幫助和引導，以完成「發現美-演繹美-創造美」的過程，為中華符號與互聯網的完美結合提供源源不斷的新生力量。

「中紋」是指中華文化背景下的紋理圖案，涵蓋中華文化中的主要符號元素，包括附著於書法、繪畫、器物、建築、織物等物質載體上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在中華文化符號元素上，故宮博物院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寶庫，佔地106萬平方米的木結構古建築群、186萬餘件（套）跨越各個時代的文物，承載著中華文化數千年積淀的文化精品，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發現「中紋」之美，就是要通過發現故宮博物院建築、文物中蘊含的各種符號，解析中華文化的美學密碼。

此次活動將通過符號提取 - 符號演繹（設計）- 符號應用三個環節，讓中華傳文化符號成為現代人工作、學習、生活中視覺識別和意境交流的媒介，從而實現讓故宮博物院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目標。活動以金山辦公軟件為應用平台，讓大眾在日常生活、學習和辦公場景中使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和認可。

據悉，「發現『中紋』之美——首屆中華符號數字化創意設計大賽」活動將貫穿2019年全年，分為發現中華符號、再塑中華印象、重拾中華書儀、慢品中華韻味四個階段，活動將營造出以故宮文化為核心的大眾應用場景，使之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實現現代與傳統、科技與文化的完美呈現，彰顯故宮文化的無窮魅力。 (2019-03-28 故宫博物館)

愛墾評註：可纳入詩性語言元素。

愛墾網編輯：文創教育4.0關鍵詞

無形資產（invisibleProperty）分為知識型和權利型，知識型無形資產的資產構成主要是依靠高度密集的知識、智力、技術和技巧及其可能帶來的高附加價值，如專利技術、馳名商標、計算機軟件、工業產權等；權利型無形資產的資產構成主要依靠特許權利可獲贏利條件的關係，如土地使用權、礦業權、專營權、進出口許可證、生產（設計）許可證、僱員關係、顧客關係、代理銷售關係、原材料供應關係等。知識經濟時代決定經濟發展的主要不再是貨幣資產、權力和自然資源，而主要是知識、名牌、專利、信息等無形資產；不再是以「勞力經濟」加「自然資源經濟」，而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

無形資產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漸進過程，其內涵與外延也處於不斷變化中。根據1993年7月1日實施的中國《企業會計准則》第31條的規定：無形資產是指企業長期使用而沒有實物形態的資產，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版權）、土地使用權、非專利技術、商譽等。事實上企業無形資產還應包括廠商字號、產地名稱、計算機軟體件、企業形象設計、科技成果權、專營權；進出口許可證、特種營業許可證、生產許可證、榮譽稱號、稅收優惠、融資優惠等優惠政策；市場信息、營銷渠道、管理方法等經營秘密；礦業開采權、水電使用權、通訊權、租用權；人才及企業家。（金吾倫主編《創新理論新詞典》，2001，吉林人民出版社，291頁）

陳明發博士：從組織無形資產到智慧資本

創意是一種摸不著、看不見的資本。這已不是什麼新事物。根據Krogh（2000）等人所透露，瑞典一家成立於1855年的國際保險與金融機構Skandia, 早在1980年就已經發現，以財務與實體資產為目標的傳統會計方式，完全無法反映知識密集型企業的真正資產。因為，它們都是無形而又難以數字化的事物，例如員工的才幹、市場關係、更靈活的工作流程與技能等能耐......。這些無形資產，吸引了許多企業在收購別的組織時，願意付出遠超過其帳面價值的代價。從傳統公司的三五倍，到電腦軟件公司的五十、一百倍。

如何定義與計算企業的無形資產呢？斯堪迪亞公司為了開發有關的統計工具，組織了一個隊伍探索整十年，終於在1991年成立了智慧產權部門，由其中一位研究團隊的要員Leif Edvinson出任副總裁。這位賴伊夫對智慧資本概念所做的貢獻，為他贏得無數的榮譽。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是英國BBC1998年度的金頭腦（Brain of the Year）冠軍大獎得主；亞軍是比爾蓋茨和包羅麥卡尼！

賴伊夫離開Skandia之後，還成為全球頭一位智慧產權知識經濟學教授，在瑞典隆德大學開課。他曾做過一個很妙的比喻，傳統的會計原則可以確定公司停車場所停放的汽車價格；可是卻無法確定車主會開車上那兒去。賴氏的智慧資本概念，由人力和結構兩種資本所組成。這些名堂，都因為他而成了今天商場的常識。

而創意經濟之父約翰霍金斯（John Howkins，2001），則把人力、結構與智慧三者拆開來平行探討，並提出「創意資本」。對企業來講，擴大這名詞叫「組織創意資本」，是很自然的事。

                                                           （Source: https://www.pinterest.com）

在賴氏和霍氏的理論基礎上，我考慮到一點：在互相依存與影響的動態經濟環境中，組織的變革行動，無法孤立於外在的網絡；因此，不能少了社會資本。我嘗試架構起一個新的方程式：組織的智慧資本等於“人力+結構+社會x創意”的結果。

足夠的財力，給企業帶來土地、機械、廠房、原料與辦公室設備等生產條件。這些摸得著、看得見的財務與實體資產，怎樣達到更高的生產力、回酬率，或為企業應許一個何等動人的未來，卻需要能催生變革的創意資本。

約翰霍金斯曾說，創意經濟的「原料就是人的才賦：擁有新式且原創概念的才賦，以及把這些概念轉化為經濟資本和可銷售產品的才賦。」在新的方程式中，這「人的才賦」是決定人力、結構、智慧與社會四大資本含量的因素。也就是說，組織成員的創意，能否有效釋放四者的經濟潛能。

企業生產不管怎麼變革，當然還是離不開傳統的資源。設計師的招牌設計，固然少不了木料、合成材料、玻璃或金屬，少不了割切的機械，裝配時還是要釘子、膠水等。這些實質資源，對每家企業來說都大同小異。可是，組織要是發揮其集體的創意，從人力角度來說，鼓舞設計師願意更長時間的工作，同時能放下身段和客戶交流；並結合公司原來有的智慧資產，如自家擁有專利的材料，打造出足以贏獎的嘔心瀝血之作；而企業在管理結構上，也有很好的設計師入股、出國觀摩等獎勵計劃；而這系列的新家具，也得到傳媒網絡的大事推廣、傳播其引人入勝的故事，同樣價碼的原材料所造出來的售價，往往不可相提並論。

不管是那條路上的創新，成敗都在領導。在生成“智慧資本”的情境中，頭頭站起來講故事，可不是為了娛樂部下，博取大家開心的掌聲，而是為了給企業的創新盛舉累積資本；組織創意資本。因為故事能给組織带来想像力；能想像，才有創意。

（2000年陳明發原創企業内訓文本，收入：愛墾網編〈文創教育4.0關鍵詞 〉）

（續上）讓觀眾感悟科學文化的內涵

通過演講和對話，觀眾會感受到科學文化的基本內涵——開放、交流和會通。李輝表示，這種內涵與本屆浦江創新論壇的主題「開放的創新生態：創新與全球鏈接」契合，中國打造全球開放的創新生態，必須厚植開放、交流和會通的科學文化，這也是舉辦此次文化論壇的意義所在。

論壇上，科學技術部黨組成員、科技日報社社長張碧湧將發表題為《以創新文化軟實力涵養科技硬實力》的演講，揭示創新文化與科技創新的關聯。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原部長呂薇研究員的演講主題是《全民科學素質與科學文化》，分析提高全民科學素質與科技發展的關係。

作為主賓國代表，巴西科學技術創新部副秘書長奧索裡奧·科埃略·吉馬良斯·內托將發表題為《巴西國家創新體系中的技術轉移》的演講。說起巴西，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足球和桑巴，這個金磚國家其實在科技創新方面也實力不俗，在農牧業、綠色能源、納米科技等領域有較強的科研優勢，所以奧索里奧副秘書長的演講值得關注。

牛津大學工程科學系與古典藝術系雙聘教授唐娜·寇茲的演講題目是《開放與鏈接：互聯網技術助推文化遺產全球共享》。唐娜致力於利用互聯網技術，讓全球各大博物館的數字藏品關聯在一起，從而以更多元、立體的方式呈現在公眾面前。通過她的演講，觀眾將更深入地了解新技術在文化遺產傳播方面的價值。唐娜的工作很好地體現了科學文化的開放、交流和會通。（原題：以文化軟實力涵養科技硬實力；来源：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 2023-09-14）

當下再思考「李約瑟之問」
「李約瑟之問」是研究中國科學和創新文化繞不開的一個問題，由英國學者李約瑟提出：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為什麼近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誕生？相關研究統計顯示：從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比例一直在54%以上，然而到了19世紀，驟降為只佔0.4%。這個巨大的落差，讓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

論壇上，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梅建軍將作《「李約瑟之問」與文明互鑑的意義》演講，討論李約瑟提出的「文明滴定」與「文明互鑑」的意義相通。對不同文明進行比較、分析的觀點，可以為新時代中國創新文化建設提供啟發。

以色列未來學家阿迪·約菲將帶來對科技未來發展趨勢的思考。她把以色列獨特的創新文化與未來思維方法相結合，自2006年以來，一直為企業提供服務，為其所處行業提供量身定制的發展方向預測，幫助企業為未來做好准備。

阿迪·約菲阿迪·約菲

作為歐盟的代表，西班牙赫羅納大學教授阿爾伯特·薩巴特·科爾將與觀眾分享《歐盟視角的數據和人工智能系統的倫理自我評估》。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展，我們的社會文化、法律法規、管理制度等正在做出適應性改變，這位西班牙學者的演講令人關注。

作為浦江創新論壇的舉辦城市，上海的科學和創新文化有什麼特點？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紀志剛將以徐光啟和李善蘭為聚焦點，講述《幾何原本》在中國的兩次翻譯，詮釋「文明交流互鑑是推動歷史進步的重要動力」。他的演講會提供歷史上科學文化的土壤催生創新的精彩案例，揭示西方科學文化參與構建海派文化的歷史邏輯。

論壇的最後一個環節是圓桌討論。在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王元的主持下，巴西科學技術創新部副秘書長奧索裡奧、中國科協宣傳文化部部長郭哲、以色列未來學家阿迪、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袁北星、教育部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將展開一場跨地域對話，引發觀眾對論壇主題的進一步思考。

以文化軟實力涵養科技硬實力

對創新和科學文化的思考有歷史性、地域性兩個維度。

各國正在塑造怎樣的科學文化？中國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需要怎樣的科學文化？9月9日上午，2023浦江創新論壇·創新文化論壇將在東郊賓館舉行。時隔幾年，文化論壇回歸浦江創新論壇，探討科技創新背後的文化土壤，關注中國新時代創新文化建設。這場論壇邀請到哪些演講嘉賓？他們將與觀眾分享哪些研究成果和觀點？記者采訪了本次論壇承辦方的專家，讓讀者對論壇亮點先睹為快。

兩個維度看科學和創新文化

2023浦江創新論壇·創新文化論壇的主題為「追光：創新的精神與動力」，由科學技術部和上海市政府主辦，科技日報社、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上海市科技工作黨委、上海市科委、同濟大學、解放日報社、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承辦。

為何確立這一主題？承辦方的詮釋是：科學文化是科學技術發展和創新的精神土壤和動力之源。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在勇攀科技高峰的道路上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科學文化。「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鑑而豐富」。中西科學文化交流的先驅徐光啟曾發出感慨：「欲求超勝，必先會通。」交流、會通，是科學文化的基本內涵。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持續深入發展。培育與時俱進的科學文化是各國科技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一些思考與研討正當其時——各國正在塑造怎樣的科學文化？中國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需要怎樣的科學文化？本次論壇邀請多位國內外專家，圍繞科學文化這一議題展開探討，以促進科學文化的互鑑。

「我們對於科學文化和創新文化的思考與研討，有歷史性、地域性兩個維度。」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李輝研究員說，歷史性維度聚焦中國，從明代上海人徐光啟推動中西文化交流、引進歐洲科學技術，到近現代中國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學習和追趕，再到改革開放後科技的快速發展……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的科學文化和創新文化是如何發展的？如今，我國正在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這一歷史使命需要怎樣的科學和創新文化土壤？

除了歷史性維度，地域性也是此次論壇的一個維度：本屆浦江創新論壇主賓國巴西、創新的國度以色列、科技領先國家英國……多個國家以及來自本屆浦江創新論壇主賓省湖北的專家將發表主旨演講，並參與圓桌討論，探討自己所在國家和地區的科學和創新文化。（原題：以文化軟實力涵養科技硬實力；来源：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 2023-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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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技術預見始於20世紀90年代，並於2000年後形成系統性的技術預見研究。2003年，中國科學院開展了「中國未來20年技術預見研究」，並於2009年發佈了《創新2050：科技革命與中國的未來》，描繪2050年中國在能源、人口健康、空間與海洋等18個重要領域的科技發展路線圖。之後，還有許多研究機構開始了對中國未來科學技術、經濟、產業等方面的研究，力量分散，遠見不夠。

其實科學技術預見非常重要，二戰之後美國曾經有的一個研究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就是一個十分經典，十分成功的科學預見報告。它對美國戰後科學技術發展，成就全球領先貢獻很大。2022年美國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也是這樣一個科學技術預見法案。然而這些報告與法案本身不是未來產業預見的報告，因為科學技術本身不是產業，但會深刻影響未來產業的發展。對科學技術進行預見的需要一方面是科學技術自身發展的要求，以便制定科學技術發展戰略進行資源有效配置，另一方面則是幫助我們對未來產業形成與發展進行預判。

預見未來產業的五個方面

進行未來產業佈局的前提是要對未來產業形成發展的方向、重點，由此導致的資源配置規劃進行研究，這就是要對未來產業發展進行預見研究。未來產業預見研究很重要，是確定未來產業佈局前期重要研究工作。為此可以專門設個研究院，或者在現行產業研究院中專門設這一機構。預見的科學性與理論方法准備有關，於是建立和開展未來學學科建設，培養未來學研究人才十分重要。顯然，所謂的戰略科學家不能沒有未來學的理論造詣。我以為預見未來產業可以有五個方面入手：

1、從人類未來需求預見入手。人類未來的需求是未來產業產生發展的邏輯起點，未來產業是未來社會的供給，因此未來產業產出的產品與服務需要與人類社會的未來需求相適應，才能持續生存發展。然後人們並不知道他們未來究竟具體需要什麼，這樣就給了我們做需求預測一個挑戰。現行對消費者未來消費的預測是建立在現行需求基礎上的，最多是短期有效。我以為中長期對需求的預測是困難的，但有一個基本邏輯又是正確的，這就是未來的產品與服務必須符合人們的本性欲望，如果說人們的本性欲望是健康，低碳，安全、和諧，便利等，那麼未來產業供給的產品與服務就必須符合這些人們一個或多個方面的本性欲望才行。例如如我們可以斷定人們對未來會追求個性化消費，於是從今天到未來肯定會有一大批個性化產品或服務產生，現行的科學技術、生產技術也都會為此准備，所謂工業「4.0」智能生產技術看、數據分析等就是為此而准備的。

2、從破壞性創新、突破性技術進步預見入手。未來的破壞性創新或突破性技術進步是有可能導致原創產品或服務的產生，進而有可能發展形成未來產業。從這個角度進行預見其實是科學技術未來發展趨勢的角度來對未來產業進行預見。而破壞性的創新和突破性的技術進步首先可能與通用技術發明創造的未來重大突破有關，甚至有可能改變整個現行的世界，改變我們人類的生活方式。不久前出現的ChatGPT以及延伸各種相關專有技術和後來的產品與服務不是即將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嗎？ChatGPT可以看做時下人工智能方面的破壞性創新。破壞性創新或突破性技術進步源於科學基礎研究的突破，所以預見未來產業所以要從科學基礎研究的進展，要從通用性技術的變化來預見。

3、從現行不同技術之間的融合創新發展方面進行預見。現行不同技術之間的融合創新可能在未來產生新產品、新業態和新模式，導致未來產業形成。例如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就是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結合，進而形成新型電信服務、信息服務、IT 服務等，創造出適應社會需求的新型產業。今天現實中有各種各樣看上去沒有關聯的技術與產品，未來它們或許由於某個方面的技術進步就導致了融合，聯接了起來，進而形成未來新型的產業，例如數字新技術。

4、前沿新技術與傳統產業嫁接融合創新也可能形成未來需要的產業。未來前瞻的通用技術專有技術或工藝制造技術嫁接到現在傳統產業和企業的技術和產品中去，通過這種嫁接與融合創新，可能形成新型技術與產品。比如說人工智能這樣的前沿技術可以嫁接到我們現在的各種各樣產業裡面去，加入到家居行業未來就可能形成未來的智能家居行業，嫁接到醫療制造設備行業就可能形成智能醫療設備行業，等等。這就是前沿技術跟現行產業的融合可能導致未來產業的發展。

5、不同的現行產業之間、現行產業與未來產業之間深度融合創新，也可能產生新的適應未來需求的產業。今天我們已經看到產業發展的趨勢就是產業的邊界模糊化了，融合性加強，例如制造業與服務業已經開始了深度融合，因此我們有理由通過推測現行產業之間，現行產業跟未來產業之間未來的融合，可能形成未來新型的產業。（原題：芮明傑： 未來產業預見的五個路徑；來源：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

芮明傑：前瞻科學技術是選擇未來產業的路徑

（續上）通用技術是指基礎性的可以支持很多領域的科學和技術研究與應用發展的技術，例如算法、數據獲取與分析技術、人工智能技術、信息通訊技術、生物基因技術、量子科技等。算法就是一個通用技術，今後凡是人工智能應用的方面，都跟基本算法有關係。而數據、大數據數據獲取分析技術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有應用這樣的技術，所以它是一個通用性的技術。通用技術雖然也是未來產業所需要的，但並不直接導致一個產業。

專有技術是指在通用技術基礎上，結合不同應用領域進一步深化研究發展形成的新技術。專有技術是在某一個領域裡面的特有的技術，如新能源技術、減碳技術、航天技術、量子通信技術等等。專有技術的特點是只能適應於某個特有的領域，比如說航天技術就只能適合航天領域，通用技術跟專有技術的區分就在於一個是普適性的，一個是專有的，兩者也有相關的關系。

如果從產業的角度上來講，上述技術創新的成果即便十分偉大，是突破性創新，但如果沒有工藝制造技術，這個技術成果就無法轉化為產品，或者轉化為產品卻沒有辦法大批量生產，而且質量與品質還不穩定。所以工藝技術、制造技術是產業化關鍵的技術之一。在工藝制造技術裡面，其中一個環節就是新產品模具開發設計，因為有了模具才能有標准化的產品生產，模具的開發其實也是一種創新。有一些產品很粗糙，首先是因為這個模具不行，於是生產出來的東西就很粗糙。

要成就一個新產業，僅僅有其中一個方面的技術成果是不行的，需要這三類技術的協同創新互相銜接才行。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以為目前的一些前瞻科學技術未來就一定能夠成為產業，現在投入研發進行技術創新，盡管這個技術創新成果十分重大，也僅僅是成就未來產業的一個可能而已。所以從科學技術進步趨勢角度判斷未來產業具體是什麼只是一條路徑，某個前瞻科學技術不等於就是某個未來產業，但可以導引與支持未來產業誕生、成長與成熟。

由於選擇與布局未來產業對中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以及中國未來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確立十分重要，需要新的理論與方法幫助深入研究未來產業。

(本文作者：芮明傑；原題：前瞻科學技術是選擇未來產業的路徑；見：2023-08-01復旦大學EMBA項目教授識局）

芮明傑： 未來產業預見的五個路徑

全球地緣政治變化導致全球科技與產業發展競爭非常激烈，各國政府不僅考慮現今與近期未來的產業發展優勢，而且積極考慮中長期科技進步與未來產業的競爭優勢問題。於是未來產業是什麼？其對未來人類生活工作有什麼樣的影響，對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會是一種什麼樣的介入與作用？選擇與佈局什麼樣的未來產業方與未來之發展趨勢一致？等等問題就放到了全球各國的面前，於是對「未來產業」的預見與佈局謀劃應運而生。

技術預見只是一個重要路徑

佈局未來產業，就必須預見未來產業是什麼樣的產業。盡管今天與未來前沿性技術並不等於未來產業，因為創新成功的技術成果只有轉化為商業成功，即轉化為有較大市場空間的產品或服務時，產業才真正形成。這個過程我稱之為產業創新。產業創新是由企業最終來完成的，只有把技術成果創新為新產品，然後進行生產工藝創新與管理創新，使之可以真正生產出來可以適用，並能夠創新拓展出市場空間進而商業化成功才算完成。產業創新是所有新型產業形成發展的必由之路，它不同於技術創新。但未來產業一定是現在看來十分前沿技術支持的。如「量子技術」是前沿技術，它不是產業，但它是支持量子通信產業的關鍵技術，也是支持量子計算機產業的關鍵技術。因此從前沿科學技術入手，從對前沿技術發展的預見進而預見未來產業是什麼，然後再考慮怎麼才能推動未來產業順利成長與發展，就順理成章。

技術預見在發達國家早就有之，上個世紀80年代，著名的未來學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的書中就預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直至未來的文明即第三次浪潮。托夫勒認為：第三次浪潮的社會有五個重要的特征：1）生產工具在目前為以電子計算機、互聯網為代表的高價值低價格工具; 2）經濟活動涉及的資源主要是人的腦力; 3）經濟所需的主要能源為人的腦力; 4）經濟運作的典型主體目前處於萌芽狀態，為小團體或個人企業; 5）文化的主要表征包括去中心化，混沌主義，但總體上不明確。

四十多年過去了，托夫勒也於2016年7月2日在洛杉磯家中去世，享年87歲。他應該是已經看到了當年他的許多預見在今天已經一一驗證了。我們今天的人類生活與社會發展不是已經1）計算機互聯網已經成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社會已經離不開計算機與互聯網；2）資本已經不再這麼重要，而知識與人力資本已經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3）人的腦力已經是社會最重要的資源，將來人工智能可能成為替代人腦的替代物；4）今天海爾公司倡導的「人單合一」式的平台經濟、小微經濟正在快速發展；5）而與互聯網發展相關的平台經濟的出現正在導致去中心化。（原題：芮明傑： 未來產業預見的五個路徑；來源：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

未來產業的五大基本特征

從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以及未來動態競爭優勢的保持來看，佈局未來產業是十分重要的。短期來看，佈局未來產業是推動中國與地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戰略性舉措，也是產業體系現代化長期謀劃的考慮。長期來看，如果說目前中國戰略新興產業發展起步不久，與發達國家相比尚處下風，競爭優勢需要努力建立，那麼未來產業的佈局則是爭取中國未來產業體系在全球全面領先的關鍵一步，意義十分重大。

從目前人類社會對未來的期盼以及目前科學技術進步趨勢來看，我們所選擇未來15至30年形成的新產業應該有如下特征。

第一個特征是具有綠色低碳新形態。未來產業本質上和形態上都是綠色低碳的產業，因為我們對於碳達峰與碳中和的承諾，以及全球共同應對氣候、碳排放的努力，都會要求未來形成的新產業應該是低排放低污染環保清潔的產業，而且技術進步也為此做好了准備。

第二個特征是各類前沿技術的新結合。未來產業，既有通用技術的創新應用，又有專有技術與工藝技術的協同結合。更重要的是未來產業還是許多跨領域的前沿技術融合交叉結合創新形成的。換句話說，未來產業具有前瞻性領先性的未來先進技術密集特性。

第三個特征是創造未來社會新需求。未來產業是未來的供給，而且是有大量需求的供給。未來產業通過突破性的技術與產品或服務創造了未來市場上的大需求。從歷史角度看，我們現在的很多產業實際上都是一百年前的未來產業，比如說汽車產業、計算機產業、互聯網信息產業等等，都是技術創造形成產品或服務，創造了大量的需求而成就的產業。由於這些產品本質上符合人類的基本需求特性，通過努力才能夠在市場上獲得成功。

第四個特征就是催生發展新空間。未來產業形成發展之後，它一定給當時的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效用，同時它還可能帶來更多的發展新空間，例如量子計算機如果成為產業即成為大規模可以使用的產品或服務，那麼可以想像出這個產業一定還會給我們帶來許多衍生的其他產品與服務，就像當年的計算機促成後來的互聯網一樣。

第五個特征是引領未來發展新動能。我們佈局的未來產業是希望其將來能夠成為當時引領發展的領軍型產業，不光自己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還需要其能夠具有帶領當時其他產業發展進步的功能，這樣的話此未來產業就具備了未來經濟產業發展的新動能，就像今天的半導體產業已經成為幾乎所有產業領先發展的關鍵。

佈局未來產業意味著要選擇培育有上述特征的若干產業。那麼怎麼選擇呢？是否通過對現今科學技術發展趨勢的把握，對前瞻科學技術的預見就可以選擇？

前瞻科學技術不等於未來產業

佈局未來產業的關鍵困難是我們難以判斷今天正在發展進步的前瞻科學技術是否就一定導致未來產業。

前瞻性技術並不等於未來產業，因為創新成功的技術成果只有轉化為商業成功，即轉化為有較大市場空間的產品或服務時，產業才真正形成。這個過程我稱之為產業創新。產業創新是由企業最終來完成的，只有把技術成果創新為新產品，然後進行工藝創新與管理創新，使之真正生產出來可以適用，並能夠創新拓展出市場空間進而商業化成功才算完成。產業創新是所有新產業形成發展的必由之路，它不同於技術創新。未來前瞻技術轉變為未來產業一定也要經過這個過程。如「量子技術」是前瞻技術，它不是產業，但它是支持量子通信產業的關鍵技術，也是可以支持量子計算機產業的關鍵技術。未來產業一定是由現在看來十分前瞻的技術支持的。

歷史已經證明並不是所有的技術創新結果都可以形成新產業，不能簡單只從科學技術研究趨勢來判斷未來產業發展的可能，因為科學技術是產業發展的支持，但其本身不是產業。技術可以分為三大類：通用技術、專有技術、工藝技術。（下續）

芮明傑·前瞻科學技術是選擇未來產業的路徑——導讀·未來產業是指未來相當長時間（未來15—30年）中形成的新興產業。它是面向那時人類社會美好需求的，由未來突破性關鍵技術驅動的，未來可能會發展成戰略性、前瞻性的新產業。

「未來產業的佈局是爭取中國未來產業體系在全球全面領先的關鍵一步，意義十分重大。」芮明傑教授在發表於《社會科學報》上的一篇文章中，為我們闡述了什麼是未來產業，未來產業對人類生活工作有什麼樣的影響，同時指出，前瞻科學技術不等於未來產業，我們需要新的理論與方法幫助深入研究未來產業。

全球地緣政治變化導致科技與產業發展競爭非常激烈，各國政府不僅考慮現今與近期的未來產業發展優勢，而且積極考慮中長期科技與未來產業的競爭優勢問題。於是未來產業是什麼；其對未來人類生活工作有什麼樣的影響，對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會是一種什麼樣的介入與作用；選擇與佈局什麼樣的未來產業方向與未來之發展趨勢一致，這些問題是全球各國必須面對的，中國也不例外。

我們定義的未來產業是指未來相當長時間（未來15—30年）中形成的新興產業。它是面向那時人類社會美好需求的，由未來突破性關鍵技術驅動的，未來可能會發展成戰略性、前瞻性的新產業。

今天來看，這樣的未來產業是代表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新方向，目前尚處於科學技術探索萌芽期，未來有可能孵化成熟和實現產業轉化，能夠為國民經濟提供重要支撐和巨大帶動作用的潛在產業，一定對人類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促進和引領作用。

(本文作者：芮明傑；原題：前瞻科學技術是選擇未來產業的路徑；見：2023-08-01復旦大學EMBA項目教授 I 識局）

錢學森在全國思維科學大會的講話

（續上）當看到日本的智能機研制無成功的希望, 才逐漸醒悟, 1990年把主攻方向調整為「支持智能應用的先進計算機系統」;「1996年將主題的目標擴充為以研究『適應互聯網環境、面向智能應用的高性能計算機系統』為主的主攻方向」, 從而很快研制出曙光系列高性能計算機, 以及天演、天闊、浪潮等國產高性能服務器, 滿足了國內需要, 打破了國外對高性能計算機的壟斷, 初步建立以國產曙光系列計算機為主的國家高性能計算機網[15], 縮短了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

智能接口技術, 是國家「八六三」計劃306主題中使計算機具有智能中文處理能力的研究課題, 是思維科學工程技術層次最緊迫的研究任務。中科院自動化所的成果較突出。80年代後期, 他們在聯機手寫漢字識別系統基礎上, 解決了漢字字符串的排序問題, 大大減少了個人書寫習慣對識別效果的影響, 建立了世界最大的400萬字手寫體漢字樣本庫。日本模式識別專家、神戶大學田中榮一教授稱贊說:「我認為在日本沒有哪一個手寫漢字識別系統能夠比得上你們的系統。」[16]90年代研制成功集成型聯機手寫漢字識別系統, 漢王公司開發成功我國第一個面向智能化的中文平台——863OFFICE99辦公套件, 於1998年12月授權美國微軟公司, 在中文WINCE平台的掌上電腦中全面采用聯機漢字識別技術。

在脫機手寫漢字識別系統的研制成果中, 清華大學、北京郵電大學與自動化所的成果都達到了實用化的水平。在印刷體漢字識別技術方面, 中科院自動化所研制成功「全自動印刷體漢字識別系統」[16]。 錢學森充分肯定了戴汝為在漢字識別技術研究方面的貢獻, 說「他對AI有比較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 不搞機械唯物論, 搞人與機的辯證統一, 成功地解決了計算機識別手寫漢字的問題——一個初級的計算機圖像識別」1。

錢學森非常重視我國古典文學藝術對研究形象思維的意義。在錢老這些思想的啟發與指引下, 戴汝為等從1994年秋開始, 對計算機春聯藝術進行了大膽的探索, 經過5年努力, 研制出初步的計算機春聯藝術系統。建立了有4 700副春聯的語料庫、1 000多韻律詞的基本詞庫, 使計算機能夠自動生成一些比較簡單的春聯。如, 對上聯「春回大地」, 可生成「福滿人間」、「福滿山川」、「喜到神州」等下聯; 對上聯「黨開致富路」, 可生成「人過幸福年」、「民盡報國心」 等下聯; 對上聯「爆竹一聲除舊」, 可生成「桃符萬點更新」、「梅花萬點更新」 等下聯 [17]。這是計算機模擬人的思維、特別是形象思維研究上的重要成果。

錢學森提出的「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 不僅對系統科學、思維科學有重大的理論意義, 而且對國家各個領域重大、複雜問題的決策具有巨大的實踐價值。1992～1996年, 在國家「八六三」計劃306主題的支持下, 開發了綜合集成的宏觀經濟智能決策支持系統 (MEIDSS) 。1999年, 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支持下, 開展了「支持宏觀經濟決策的人機結合綜合集成體系研究」。這是進一步的實踐。錢學森提出的「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研討廳體系」從理論探索階段進入大規模的實驗研究階段, 是思維科學工程技術層次的重要內容。

4 為建立、發展思維科學而奮斗

近20年來,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突飛猛進, 各種信息大量湧現, 計算機已經成為人們處理信息的重要工具。然而, 現在的計算機所能夠處理的僅僅是符號, 所能模擬的僅僅是部分抽象思維, 無法模擬形象思維。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智能機研制熱潮, 想解決這個問題, 但沒有成功。因為人們對形象思維還缺乏研究。因此, 20世紀90年代, 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到人腦。十年又過去了, 仍然沒有突破。從這20年的歷程可以看到, 錢學森20年前倡導建立思維科學具有明顯的前瞻性、預見性。

思維科學是正在建立的新興科學, 屬於新生事物。一些學者在思維科學的不同層次進行了研究與探索, 取得了一些成果, 發表了一些論著, 這是很有意義的。認真、全面地研讀錢學森近二十幾年關於思維科學的文章、講話、信件, 就不難看到他所倡導建立的思維科學的全貌。把思維科學作為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11個大部門之一, 其中包含三個層次, 就能恰當地認識與估價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其中的價值; 只要協同工作, 長期努力, 就能建立起完整的思維科學體系。錢學森關於思維科學研究道路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 那就是理論聯系實際, 沒有理論指導是不行的; 在當前, 新一代計算機的研制、人工智能顯然佔有突出地位。

我們的任務是, 跟上現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形勢, 全面、凖確地理解、宣傳錢學森關於思維科學的思想, 為思維科學的建立與發展而共同奮斗!

[15] http://www.863.org.cn/information/info0401.html[EB/OL] 鏈接1

[16] http://www.ai.ia.ac.cn[EB/OL]

[17] 費越.漢語語義的多層次集成研究及春聯藝術系統設計[D].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 1999

（原題：1984年錢學森在全國思維科學大會的講話；2021-07-05 思維科學中的基礎科學）

（續上）模式識別原來是認知心理學研究人類認知的知覺過程的一個重要概念, 基本內容是將感覺信息與長時記憶中的相關信息進行比較, 以確認它與記憶中的哪類信息有最佳的匹配。德國的涅曼教授認為, 對於簡單的模式, 識別指的是分類; 對於複雜的模式, 識別指的是描述。概括來說, 人的模式識別有兩個要點: 認知 (cognition) 與識別 (recognition) [13], 都與形象思維密切相關。用計算機進行的模式識別是對人的模式識別的模擬, 在西方屬於人工智能的重要內容, 在我國則屬於思維科學中的技術科學。錢老認為, 國外的模式識別完全是用邏輯思維, 實際上, 模式識別不光是邏輯思維, 還有形象思維, 以及經驗的因素。

70年代初, 受日本實施的「模式信息處理計劃」的影響, 中科院自動化所的戴汝為、胡啟恆注意到模式識別的重要性, 尤其是用模式識別解決「人機接口」的誘人前景, 開展了模式識別的研究, 1974年研制出手寫數字識別系統, 用於信函自動分揀。80年代初, 戴汝為與普渡大學的美籍華人傅京孫教授合作, 開展了模式識別的理論研究, 建立了一種新的模式識別方法——語義句法模式識別方法, 即「語義法」, 更接近人腦模式識別的實際, 引起國內外的重視。1982年戴汝為向錢老匯報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在錢老的指導下, 開辟了把模式識別與思維科學——特別是形象思維聯系起來的新的科研領域。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模糊屬性自動機為聯機手寫漢字識別系統的研制打下了理論基礎。

90年代以後, 在錢學森提出的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方法論的指導下, 在完成一系列國家級重大科研課題的同時, 模式識別的理論與方法又有新的進展。例如, 針對人工神經網絡的特征選取方法、模擬形象思維子結構檢測器方法與模式識別中的「反向傳播」模型的缺陷, 提出了競爭學習算法;針對不同模式識別方法的適用范圍與局限, 提出了集成型模式識別方法, 從而使各種不同方法得以互補, 提高總體性能。

模式識別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錢學森倡導建立的思維科學體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是近20年來思維科學中技術科學層次的主要成就。

在技術科學層次上另一項重大成果是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方法論的形成, 這是1990年錢學森和于景元、戴汝為在「一個科學新領域——開放的複雜巨系統及其方法論」一文中提出的。第一, 所謂「從定性到定量」, 不僅包含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的結合, 而且是從形象思維的定性認識開始, 再到抽象思維的定量認識, 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 符合人類認識與改造世界過程中的思維活動實際。第二, 「綜合集成」的內容, 既包括現有的一切知識, 也包括以往的所有知識; 既包括一般人的知識, 更包括各種專家的知識;不僅包括已經成文、形成理論的科學知識, 而且還包括尚未成文的實踐經驗與體會, 因此是「大成智慧工程」。第三, 在這個「綜合集成」中, 人機結合、以人為主是核心內容, 使人與計算機發揮各自的長處, 實現人機互補, 這是與西方認知科學強調把人排除在外的自主式計算機系統完全不同的路線。第四, 這是現代科學技術條件下實現知識創新的有效途徑, 其中, 發揚學術民主, 調動每個成員的積極性, 發揮集體思維的優勢, 是這個方法論的獨到之處。

3.3思維科學的工程技術層次 

思維科學的工程技術是運用思維科學的理論直接改造客觀世界、解決具體問題和實踐性最強的學問, 主要內容有智能計算機研制、人工智能、計算機軟件技術、計算機模擬技術、密碼技術、情報資料庫技術、文字學等, 見圖1。 

新型 (智能) 計算機研制, 雖然要依靠物理元件的制造技術, 但是最根本的是設計指導思想必須以對思維、特別是形象思維的本質與規律的認識為根據, 在形象思維研究尚未取得突破以前, 不可能研制出真正的智能計算機。錢學森把智能機研制作為思維科學的一項工程技術, 把它與形象思維的研究聯系起來, 是很深刻的; 他倡導建立思維科學, 把形象思維作為思維科學研究的突破口, 就是為智能機的研制提供理論基礎; 同時, 也把智能機研制作為推動思維科學、特別是形象思維研究的動力與實踐, 二者相輔相成。 

錢老非常重視新一代計算機的研制, 一再強調智能機的研制是現在和今後50年的尖端技術, 是我國21世紀的重大戰略問題。但是, 我們不要跟著外國人走, 要結合我國的實際走自己的路。1985年他明確指出: 所謂第五代計算機有兩種含義: a. 第二代巨型機; b. 第一代智能機[3]。「第二代巨型計算機比較成熟, 可以通過論證, 在一段時間後立即開始研制, ……第一代智能機, 根據前面講的情況, 現在還不成熟, 只能是預研, 但因為它重要, 要認真安排課題」[6]。錢老1992年在給汪成為的信中指出:「我不以為能造出沒有人實時參與的智能計算機。所以奮斗目標不是中國智能計算機, 而是人-機結合的智能計算機體系。」[14]國家「八六三」計劃306主題15年的實踐證明, 錢老的這些見解是非常正確的。「八六三」計劃306主題開始時, 由於「受『跟蹤性』的選題思路影響較深, 立項論證時慣於遵循『國外正在搞什麼』」, 因此1986年把主攻方向與外國一樣定為「智能計算機系統」。（下續）

[ 3 ] 錢學森.我國智能機的發展戰略問題———1985年5月26日在「全國第五代計算機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講話[R] 鏈接1

[ 6 ] 錢學森.關於「第五代計算機」的問題[J].思維科學, 1985, (2) :9～10 鏈接1

[13] 戴汝為.形象 (直感) 思維與人機結合的模式識別[J].信息與控制, 1994, 23 (2) :76～80 鏈接1

[14] 王壽雲等.開放的複雜巨系統[M ].杭州: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6.279～280 鏈接1

4) 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不同, 「抽象思維比較簡單, 一步一步推論下去, ……可以說是線型的。而形象思維呢?……不是線型的, 是多路並進的; 不是流水加工, 而是多路網絡加工」[9]。「所以不宜把形象思維納入抽象思維的路子; 而這個毛病是容易犯的。我以為形象思維似重在整體, ……。豐富的實踐及知識是形象思維的基礎, 這與抽象思維很不一樣」[11]。

5) 形象思維對智力開發具有指導意義, 與人工智能的發展、智能機的研制直接相關。人工智能與智能機所面臨的主要難題就是以形象識別為基礎的形象信息的加工處理問題, 如果找不到形象思維的規律, 那麼人工智能與智能機就難以前進。錢老指出:「思維科學的研究, 我仍然以為其突破口在於形象思維學的建立, 而這也是人工智能、智能機的核心問題。因此, 這也是高科技或尖端科學技術的一個重點。我們一定要抓住它不放, 以此帶動整個思維科學的研究。」[4]

靈感思維是錢學森在倡導建立思維科學過程中，提出的一種不同於形象思維與抽象思維的新的思維形態, 並把靈感思維學作為思維學的四個組成部分之一。他充分肯定了靈感在創造性思維中的作用。他認為, 不論文藝工作者還是科技工作者, 要創造、要突破, 得有靈感;靈感出現於大腦的高度激發狀態, 高潮為時很短暫, 瞬時即過; 它與潛意識有關, 在潛意識裡加工, 而整個加工過程我們並不知道, 得到結果才與顯意識接通;它常是在半醒狀態下出現, 因為這種狀態下的思維活動框框少, 容易出現大跨度的飛躍。靈感並不神秘, 它也是來源於社會實踐, 沒有實踐經驗的小孩不可能產生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的靈感。錢學森關於靈感的這些思想, 不僅突破了以往的禁區, 破除了靈感的神秘性, 而且在我國近20年來出現了靈感研究的熱潮, 推動了創造性思維研究的深入。

社會思維是錢學森倡導建立思維科學過程中提出的一個全新概念。有社會意識、社會心理, 那麼社會思維也就合情合理。社會思維學, 「要研究人作為集體來思維的規律, 它與集體的相互關係相互影響」。社會思維早就存在。我國南宋淳熙二年 (公元1175年) 就有「鵝湖之會」, 國外大資本家的參謀們也有社會思維, 他們要進行策劃; 至於各種學術討論會就更多了, 而且, 「哪一個學術中心學術討論搞得好, 這個中心的學術成果就多」。錢老還認為, 社會思維屬於系統學問題, 系統是有層次的, 「清一色的組織是出不了好東西的, 反而變成了閉塞」[1];「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工程 (metasynthetic engineering) , 就是以人-機結合的方法搞社會思維。由此實踐再上升為理論, 即社會思維學; 所以社會思維學的路子好像有了」[4]。「社會思維的規律用一句話, 就是我們黨的民主集中制: 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 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鵝湖之會』不也有幾條會規嗎? 那就是集中領導。而學生可以不同意老師, 那就是民主了」[12]。

錢學森關於思維學的思想, 在80年代中期以後, 隨著認識的提高而有所發展。在1995年3月16日給戴汝為的信中[4], 對思維學的內容與范圍重新做了界定:「思維學就只有3個部分: 邏輯思維, 微觀法; 形象思維, 宏觀法; 創造思維, 微觀與宏觀結合。創造思維才是智慧的泉源; 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都是手段。」「到今天, 我們對邏輯思維研究得最深; 對形象思維只是搞了個開端; 對創造思維則尚未起步。對思維學我刪去靈感 (頓悟) 思維、社會思維和特異思維, 加了一個創造思維。也把從前的抽象 (邏輯) 思維簡稱為邏輯思維, 形象 (直感) 思維簡稱為形象思維。」

錢老對思維學的重新界定, 澄清了許多模糊認識, 但在理解上有兩點應特別注意: 第一, 對靈感 (頓悟) 思維錢老一直都很重視, 只是對它在思維學中的地位卻一再降級, 最後於1995年將它從思維學中拿掉。這不是說靈感思維不需要研究, 只是不把它作為思維學中一個單獨的思維形態, 而作為創造性思維的一種形式, 放到心理學中去研究, 因為它更多地涉及人的心理激發狀態, 特別是涉及潛意識問題, 人無法控制; 而思維科學研究的是人類能夠控制的思維活動。第二, 把社會思維學從思維學中去掉, 並非社會思維不值得研究, 只是不再把它作為思維學中的一部分, 因為社會思維不是與抽象思維、形象思維按照同一標准劃分出來的思維形態, 而是屬於在集體討論中相互激發狀態下的思維活動, 基本思維形態仍然是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

3.2思維科學的技術科學層次

在錢學森的思維科學體系中, 技術科學是把思維學的基本理論應用於工程實踐的中間環節, 主要內容包括模式識別、結構語言學、數理語言學、情報學、科學方法論等, 見圖1。

錢學森非常重視模式識別問題, 認為「建立形象思維學要通過研究語言和識別圖形」。他說:「以前模式識別工作一直是用相關統計法, 也就是把圖形不同部位的數據 (色彩和濃淡) 用數理統計計算相關函數, 以相關函數的分佈來識別圖形。這個方法計算量非常大, 顯然不會是人腦用的辦法, 人腦識別圖形幾乎是瞬時的! 近年來模式識別已經轉入所謂語義法, 效果比統計法好。」[1]

錢老的學生戴汝為院士關於模式識別的研究與應用，就是在錢老的直接關懷與指導下進行的。他的研究成果浸透著錢老的心血。

[ 1 ] 錢學森主編.關於思維科學[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18, 21, 22, 24, 131～133, 137, 141, 151, 199

[ 4 ] 趙光武, 王　霽, 盧明森.思維科學研究[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9.Ⅰ, Ⅳ～Ⅵ, 597, 602～603

[12] 錢學森.1994年10月10日致曾傑的信[A].曾傑, 張樹相.社會思維學[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鏈接1

（續上）他認為, 在思維科學的基礎科學——思維學中, 只有邏輯學對抽象思維的研究比較成熟。能夠用數理邏輯形式化的思維活動都可以由計算機來模擬, 因此一再強調要重視邏輯學。他在「北京地區第一次思維科學研討會」上的發言中說:「我認為思維學實際上是從哲學演化來的。……我們以前搞電子計算機時就已經犯了錯誤, 對數理邏輯不夠重視。……有個世界著名的軟件專家叫Dijkstra, 他說了一段心裡話:『我現在年紀大了, 搞了這麼多年軟件, 錯誤不知犯了多少, 現在覺悟了。

我想, 假設我早年要是在數理邏輯上好好的下點功夫的話, 我就不會犯這麼多的錯誤。不少東西邏輯學家早就說了, 可我不知道。要是我能年輕20歲的話就要回去學邏輯。』我看這是經驗之談, 說明搞技術沒有理論指導是不行的, 而我們研究思維科學要從哲學的邏輯學吸收營養。」[9]他在給搞人工智能工作的同志的信中, 一再提醒要重視現代邏輯學、特別是模態邏輯的發展, 要吸收邏輯學家參加課題研究。

錢老一直關注文藝理論工作者關於形象思維的探索, 認為我國古代文學藝術是研究形象思維的豐富源泉。在北京地區第四次思維科學研討會上的講話中, 他說:「研究形象直感思維, 我最早說的一個途徑是計算機、人工智能和智能機; 上次講, 還有一點辦法, 即從邏輯去研究, ……。現在想研究形象直感思維, 再找個來源, 那就是文藝詩詞。」「我們要研究形象直感思維, 恐怕要回過頭去, 對文藝詩詞要下點功夫。」[4]錢老1994年9月18日在給戴汝為、錢學敏的信中明確指出:「既然文學創作中要運用抽象 (邏輯) 思維、形象 (直感) 思維和靈感 (頓悟) 思維, 那我國幾千年古老的文學作品不就是三種思維的結晶嗎?那我們為什麼不從中國的賦、詩、詞、曲及雜文小品中學習探討思維學呢?它們是最豐富的源泉呀。」他以對聯為例作了具體分析:「從思維學角度看, 對聯的過程是: 出聯的上聯是給出一個結構, 請應聯的下聯人按此給定結構去找零件, 字、詞填入這個結構, 思維就在於搜索思想庫找材料。這就是對聯答對聯的思維學——搜索入結構。」「所謂形象 (直感) 思維則是與上述答對聯相反的: 有材料, 但無結構。思維的任務是找形象, 即結構。相反, 不也相成嗎? 我們總結中國極為豐富的對聯文學, 不能為研究形象 (直感) 思維做貢獻嗎?知道形象 (直感) 思維是從零碎材料找結構不就是一個開端嗎?從思維學的角度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是值得的。」[10]

3 思維科學的體系結構與基本內容

錢學森把思維科學作為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11大部門之一, 包括三個層次: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和工程技術, 它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橋梁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思維科學的體系如圖1。

圖1 思維科學體系結構Fig.1 System structure of noetic science

3.1思維科學的基礎科學層次

1984年前後錢學森認為, 思維科學的基礎科學包括思維學與信息學, 並著重對思維學進行反復的分析與說明, 指出思維學由抽象 (邏輯) 思維學、形象 (直感) 思維學、靈感 (頓悟) 思維學和社會思維學四部分組成。

關於抽象思維學, 他強調以下基本觀點:

1) 人類對抽象思維研究得最早、最充分、比較成熟, 找到了一些規律, 形成了邏輯學。這是電子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的理論基礎, 能夠用數理邏輯形式化的抽象思維, 計算機都可以模擬。這是馮·諾依曼式計算機的最大成功。

2) 抽象思維只是人類思維的一種形態, 批駁了「人的思維, 就是邏輯, 就是抽象思維」的觀點, 指出「這在我國是很有影響的, 許多人就是抱住這點不放, 並搬出經典著作來作為根據」。其實, 「把人的思維僅僅看成是抽象思維是不對的」[1]。

3) 邏輯學屬於抽象思維學, 尤其是數理邏輯, 但它的范圍比較窄, 僅僅限於形式邏輯;抽象思維學要比數理邏輯廣泛得多, 「抽象思維中還有辯證思維」[1]。

4) 人工智能必須吸取忽視邏輯的教訓, 堅持以邏輯學——數理邏輯為理論指導, 注意邏輯學的新發展。

錢學森把形象思維學擺在思維學的突出地位, 作為思維科學研究的重點與突破口:

1) 在錢老倡導建立思維科學之前, 形象思維問題只在文學藝術領域內討論。1979年版《辭海》把「形象思維」理解為「藝術思維」。錢老則認為, 形象思維是全人類普遍使用的與抽象思維相並列的基本思維形態。1981年初錢老明確指出:「形象思維不但文藝工作者使用, 其他人包括自然科學家、工程師也經常使用。」[5]這就把形象思維從文學藝術領域擴展到人類的全部思維活動, 尤其是科學技術領域。這對思維科學的建立與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2) 在人類認識的發展史上, 形象思維早於抽象思維, 是錢學森反復強調的基本觀點。他說:「人認識客觀世界首先是用形象思維, 而不是用抽象思維。就是說, 人類思維的發展是從具體到抽象。……從人的發展來看, 一般講, 語言先於思維, 是指抽象思維而言的, 形象思維是在語言以前就有的。」[1]

3) 把形象思維與人們「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的實踐經驗、體會聯系起來, 認為這些實踐經驗、體會是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 抽象思維無法說清楚;如果找到形象思維的規律, 就可以「把前科學的那一部分、別人很難學到的那些科學以前的知識, 即精神財富, 都可以挖掘出來, 這將把我們的智力開發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1]。他同時提醒, 在運用經驗、形象思維等概念時要有點警惕性, 弄不好就會犯錯誤, 變成經驗主義。

[ 1 ] 錢學森主編.關於思維科學[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18, 21, 22, 24, 131～133, 137, 141, 151, 199

[ 5 ] 錢學森.系統科學、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J].自然雜志, 1981, (1) :5, 6, 9 鏈接1

[ 9 ] 楊春鼎.形象思維學[M ].合肥: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 1997.185, 190

[10] 錢學森.科學的藝術與藝術的科學[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4.135～137 鏈接1

錢學森不僅具有豐厚、扎實的自然科學功底, 而且參與了大量的工程實踐, 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他高瞻遠矚, 自覺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分析、處理科學技術與管理方面的各種問題, 善於總結實踐經驗, 並上升到理論。他還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 對西方音樂有良好的修養。這就為他倡導建立思維科學, 重視形象思維與靈感, 把形象思維作為思維科學研究的突破口, 提供了豐厚的底蘊。

從20世紀30年代「形象思維」的概念傳入我國開始, 到80年代初, 已經進行了三次討論, 特別是50—60年代的討論, 多數人都已承認形象思維的存在。這不僅為他提供了認識基礎, 而且也為他倡導建立思維科學打下了廣泛的社會基礎。把形象思維從文學藝術領域擴展到科學技術、教育等領域, 從而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 是錢老的新貢獻。

2 思維科學的研究對象、研究道路與思想來源

錢學森在1979年4月23—24日給中央黨校所做的「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報告中, 明確提出:「我們要把邏輯學擴大為思維學, 包括一部分我們已經研究得很多的而且很有成績的邏輯思維, 還包括其他的人的思維過程。這在外國已逐步地引起重視, 他們是從搞機器人、人工智能這個方面考慮的。搞人工智能、機器人, 就要搞一個人工智能、機器人的理論。這個理論, 他們叫認知科學。我們用『思維學』可能確切一點, 就是包括邏輯思維, 也包括其他的各種思維過程, 形象思維等等, 研究它們的規律。」這些論斷奠定了思維科學的理論框架、研究方向與基本道路。《哲學研究》1980年第4期首次發表了他的文章「自然辯證法、思維科學與人的潛力」。在後來的一系列文章、講話與書信中, 錢老進一步充實、完善了思維科學的思想, 並逐漸形成體系。

2.1建立思維科學的動力與思維科學的研究對象

錢學森在第一篇關於建立思維科學的文章中, 明確指出:「現代科學技術的實踐, 正預示著更重大的變革: 思維科學的出現。」「引出這項變革的是電子計算機。」後來又反復強調「推動思維科學研究的是計算機技術革命的需要」[5];「智能機的出現也將是一次技術革命」[6]。

錢學森早期提出的思維科學的研究對象, 主要強調三個方面: 第一是強調有意識、自己能夠控制, 自己不能控制的下意識不屬於思維科學的研究對象; 第二是強調「思維形式而並非思維內容」, 「思維規律而不是其具體過程和結果」[7]; 第三是強調思維是意識的一部分, 「不能把比思維更廣泛的意識放到思維科學部門中來探討[1]。後來, 針對國外把感覺、知覺、記憶等作為重要研究內容, 國內有人把信息的獲取、傳輸、存儲等作為思維的環節、過程, 納入思維科學, 以及有些人常常混淆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腦科學的界限等情況, 1995年錢老對思維科學的研究對象與范圍重新做了界定, 指出「我們要進一步分清什麼是人體科學, 什麼是思維科學。……所謂感覺和知覺都是人體科學中神經心理學要研究的領域……。只處理所獲得的信息, 那才是思維學的研究課題」。「思維學是研究加工信息, 而不是研究如何獲得信息, 那是人體科學的事」。「思維學的任務就是怎樣處理從客觀世界獲得的信息」[4]。

2.2思維科學的研究道路

關於思維科學的研究道路, 錢學森的認識是發展變化的。1981年初他認為, 一條途徑是比較古老的心理學的方法: 人自己內省, 即自己考察自己的思維過程; 另一條途徑是微觀的方法, 即從神經元入手的腦科學方法。到1983年, 隨著對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認識的提高, 將思維科學的研究道路調整為: 一條是腦科學的路, 從微觀上弄清神經元在思維中的活動機制, 這雖然是根本之路, 但在短期內卻不可能有突破, 「所以要開辟第二條途徑, 要用電子計算機來模擬人腦的部分功能, 也就是試著改變電子計算機的操作運轉程序, 直至電子計算機也能出現如同大腦的功能, 盡管還是局部的功能」[1]。

1984年全國首屆思維科學研討會肯定了第二條研究道路。後來, 錢老反復強調這條道路的重要性。1987年2月28日他說:「從1984年後這三年看, 我們在那個會上討論的結果還成立, 即從人腦結構開始發展我們的理論是行不通的, 那太難了。我們希望腦科學發展快點, 但不得不說我們不能靠他們。那怎麼辦? 我們還有一條路, 就是思維科學的基礎科學, 思維學的路, 也就是從宏觀而不是從微觀, 不從腦神經細胞做起。思維學就是要從宏觀開始找人的思維的規律, 研究這個規律。這個規律你怎麼驗證? 不能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你必須按這個規律做出機器, 如果這個機器果然有人的思維的功能, 你就對了。……這是我們1984年那個會的結果, 說發展思維科學, 要同人工智能、智能機的工作結合起來。」[8]5月16日再次明確指出:「原來我強調的, 是從實踐提高, 實踐是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的發展, 特別是人工智能、智能機。從這個發展出發, 在理論上提高, 上升到思維學。」[4]

「思維科學要走人工智能和智能機這樣一條路」[3], 是錢學森倡導建立思維科學過程中始終堅持的基本觀點, 也是他為思維科學研究確定的正確道路。

2.3思維科學的思想來源

錢學森在反復強調從人工智能的發展, 智能機的研制中總結經驗, 上升到理論這條根本道路的同時, 也很重視其他方面的思想來源。其中, 一是邏輯學, 一是我國古代的文學藝術。

[ 6 ] 錢學森.關於「第五代計算機」的問題[J].思維科學, 1985, (2) :9～10 鏈接1

[ 7 ] 錢學森.1980年7月1日致吳廷嘉、沈大德的信[J].中國社會科學, 1980, (6)

[ 8 ] 錢學森.關於思維科學的研究[J].思維科學, 1987, (3) :3, 4

盧明森·錢學森與思維科學

（本文作者：盧明森；單位：北京聯合大學 應用文理學院，北京 100083；原載《中國工程科學》 2002年 第4卷 第2期；頁碼 8-15；收稿日期： 2001-11-28 修回日期： 2001-12-14 發布日期： 2002-02-20；關鍵詞：認知科學 ; 思維科學 ; 抽象思維 ; 形象思維 ; 創造性思維 ; 模式識別）

摘要：文章分析了錢學森倡導建立思維科學的背景和必要性，介紹了錢學森關於思維科學研究的對象、基本道路、思想來源的一系列論述，闡述了錢學森倡導建立的思維科學是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的11個大部門之一，它包含基礎科學、技術科學與工程技術三個層次，分別介紹了各個層次近20年來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思維科學是錢學森院士在20世紀80年代初倡導建立的一個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並列的科學技術部門。在短短的20年中, 雖然其理論體系尚在建立中, 但已經參與了一些國家重大科研課題的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並在科學技術、社會經濟管理、教育改革等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中的形象思維、創造性思維已成為各個方面競相研究的熱點。這是錢學森為中國人民乃至全人類做出的又一貢獻。

1 倡導建立思維科學的背景

錢學森倡導建立思維科學並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而是信息時代科學技術革命的迫切需要, 既有廣泛的國際背景, 又有自身深厚的基礎與國內根源。

1.1認知科學的產生與發展提供的經驗教訓

認知科學是以電子計算機的產生與發展為其物質、技術基礎, 以計算機與人腦相類比為其前提的。它有兩個基本假設:物理符號系統假設與啟發式搜索假設。前者認為, 任何系統, 如果具備輸入符號、輸出符號、存儲符號、復制符號、建立符號結構與條件性轉移這六種功能, 就表現出智能;反之亦然。

後者認為, 一個要求具有一定智能加以解決的問題, 要通過在一個問題空間 (即問題表達) 中, 用有選擇的搜索加以解決。這是認知科學的兩塊基石。著名認知科學家H. Simon教授則進一步地將其概括為: 認知科學 = 認知心理學 + 人工智能。其中, 認知心理學「著重研究利用計算機仿真技術建立人的認知模型」; 人工智能「著重研究如何運用人的知識經驗使機器、首先是計算機智能化。」[1]

錢學森對認知科學的發展進行了科學的分析。第一, 近30年電子計算機的發展表明, 它引起了一場新的技術革命, 能夠模擬、代替人的部分思維功能。第二, 計算機之所以能夠模擬人的部分思維, 是因為邏輯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 總結出很多抽象思維的經驗教訓, 發現了一些規律。因此, 只要能夠講清道理, 進行形式化的思維活動, 都可以由計算機來模擬。

第三, 認知科學的路線與方法有嚴重缺陷, 特別是一些強人工智能學者, 把人的精神看作是「肉體的電腦」, 把思維等同於算法, 甚至認為只要算法、程序足夠複雜, 痛苦與快樂、對美麗與幽默的鑑賞、意識與自由意志就會自然地湧現出來[2]。顯然, 其方法論屬於還原論, 其世界觀是機械唯物論。

第四, 物理符號系統所處理的僅僅是符號, 現有計算機所模擬的僅僅是初級抽象思維, 還無法模擬高級抽象思維, 因為受現有計算機結構與功能的局限, 以及對高級抽象思維——辯證思維、形象思維、創造性思維還缺乏研究, 還沒有找到規律。根據這種認識, 他倡導建立思維科學; 為了與「認知科學」 (cognitive science) 相區別, 他認為用「思維科學」 (noetic science) 更確切。 

1.2新一代計算機提供現實動力與具體實踐

1981年10月, 日本正式宣布要用10年時間研制第五代 (即智能) 計算機, 在世界上引起強烈反響。錢學森敏銳地指出:「這就給我們帶來了一個信息: 到21世紀, 一個國家要能在世界上站得住, 就必須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3]他把第五代計算機的研制作為推動思維科學研究的現實動力與具體實踐。

1984年8月3日, 錢老指出, 日本人考慮的第五代計算機所包含的新內容主要就是圖像識別系統, 這就突破了單純邏輯思維的框框, 包含了形象思維的因素。但是, 人類對形象思維還缺乏研究, 這是思維科學研究面臨的最大問題。

1985年5月26日錢老批評國際上第五代計算機研制中存在的嚴重忽視理論的傾向, 提倡理論聯系實際, 指出「智能機和人工智能的理論就是思維科學。……而思維科學的發展也恰恰要靠智能機、人工智能的工作。我們也可以說用思維科學來指導智能機的工作, 又用智能機的發展來推動思維科學的發展」[3]。

1990年10月4日錢老在給戴汝為的信中進一步明確, 「我們的目的是設計制造能代替一部分人的腦力勞動的智能機」;「智能機是現在及今後50年我國的尖端技術」。「智能機和人工智能是工程技術, 屬思維科學的應用層次; 而上面提到的知識系統或知識系統學則屬應用科學, 是思維科學的中間層次; 所以智能機的工作最終也將有助於思維學的研究, 思維學屬思維科學的基礎科學層次」[4]。

注釋

1 錢學森1993年1月3日給李德華的信

1.3深厚的科學藝術修養提供堅實的文化底蘊

錢學森1984年在全國思維科學大會的講話（續）

到了50年代以後，脫氧核糖核酸的螺旋結構才搞出來, 到7O年代末期在細菌中發現了「轉座子」(transposon)，才證明麥克林托克在4O年代末提出的理論是正確的。

但在40年前, 大家頭腦裡不可能有今天的分子遺傳學概念，而她是超越了那個時代的，那當然不完全是科學推理。她的工作方法也似與眾不同，有時候，她一個人想問題，跑到樹蔭底下捉摸，冥思苦索。

她在獲得諾貝爾獎金後說：「我這麼多年來，確實得到許多愉快的經歷，我的經歷就是問玉米，要玉米給我解決問題。我給玉米出題，然後我就等著，從玉米生長的表現得到回答」。她認為，她跟玉米的關係好像是朋友關係，可以對話似的。所以，很難說她那些工作完全是依靠抽象(邏輯)思維。

我們既要認識到經驗的重要性，又不要犯經驗主義的錯誤。在運用經驗時，切忌硬套,死抱着過去的老經驗不放。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毛病恐怕還很多。

所以，我們在運用經驗、形象思維或者相似論這樣一些概念時，要有一點警惕性，弄不好是會犯錯誤，變成經驗主義了，變得思想很保守。所以我以為如何正確運用「類比推理」是個問題，要是機械地運用這種類似推理，就要犯錯誤，就會變成套框框。

反過來講，人認識客觀世界首先是用形象思維，而不是用抽象思維。就是說，人類思維的發展是從具體到抽象。比如，小孩子的思維也是認形象思維開始，然後到袖象的，你跟很小的小孩子講道理是講不通的。

一般講，語言先於思維，是指抽象思維而言的，形象思維是在語言以前就有的。

這樣說來，形象思維應該是我們當前研究思維科學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因為它這麼廣泛，涉及到人類很大一部分知識，很大一部分精神財富，但我們現在對它卻不怎麼了解。

首先在心理學方面，現在興起來的認知心理學，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認知心理學也涉及到模式識別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比如認字，人認字的本事大得很，寫得很潦草的字，也難不住人。用機器去認，就不行了。

其次還有語言問題。入聽話的本事也是很大的，比如我在這兒講話，即便我的話裡毛病很多，可能文法也不對，還有些語氣詞夾在裡頭，但大家可能都聽得懂。一個人的口音很重，也可以聽懂。要是機器，就不行。這裡邊是不是有個形象思維的因素?

第三個方面是人工智能，什麼計算機下棋呀，專家系統呀等等，這裡問題就更多了。對於一位熟練的人來說，那是沒有問題的，他覺得該這麼辦就這麼辦。但是，他是怎樣做出決定的?

為什麼一下子就看得那麼清楚，這是不是跟形象思維有關係? 因為，可以肯定的一條是，那不完全是推理。

再者，中國科技大學的陳霖同志認為，圖象或者模式識別跟圖形的拓朴學有關係，是一個整體分析問題。過去，不用拓朴觀點，不用整體分析觀點的路子可能走錯了。這個概念是陳霖同志在美國提出來的，很受重視，這可能是一個新的途徑。當然它聯系到視覺的生理心理學問題。

必須指出，生理學家、腦科學家們對視覺確實下了很大功夫。但是人的視覺是很複雜的，研究了這麼長時間，也出了不少成果，但是直到觀在，根本問題沒有解決。這不是指光的信息是怎麼進去的，而是指人腦是怎麼處理這個信息的

比如熟練的外文打字員，為什麼打得那麼快? 如果程序是：人看到一個宇，然後反射到腦子裡，再由肌肉去控制手指頭，那就慢得多了。實際上，這裡面是個什麼關係? 所以在視覺生理心理學方面，有很多材料可能對於我們研究形象思維學是有幫助的。我們要吸取這方面的成果。

第四是文藝理論、美學，這當然跟形象思維有密切關係，不少同志從前說，文藝只有抽象思維，沒有形象思維。後來毛澤東同志說還是形象思維。

第五，就是人體特異功能。人體特異功能怎麼跟形象思維有關係呢? 因為從已經做的一些實驗來看，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耳朵認字，或者認出密封在裡面的東西，這個過程是很複雜的。

第六，聯系起來，還有個做夢的問題。人在醒覺時得不到對問題的答案，可以在夢裡得到，在夢裡怎麼得到答案的?

夢裡的情況都跟形象有關係。再者，跟做夢有很密切關係的是靈感。我們這兒說的是形象思維，不是靈感恩維，但是靈感思維裡的一些觀察結果，將會有助於我們研究形象思維。關於靈感問題，我在後面還要講。

第七，最後一點，就是心算神童，這些人的情況是很有意思的。在前不久我見到中國科學院半導體所的王守覺同志，他對我們國家的一位心算神童史豐收曾進行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研究，他認為，史豐收所以算得那麼快，是他腦子裡記住了一些具體的數值計算結果，他有個很大的儲存庫。

以上我說的恐怕還不全，我的意思是，要綜合一切可以利用的素材，加以整理，把它構築成一門形象思維的學問，形象(直感)思維學。當然，在運用這些素材時，我們要采取嚴肅的態度。

我建議把形象(直感)思維作為思維科學的突破口。因為它一旦搞清楚之後，前科學的那一部分、別人很難學到的那些科學以前的知識，即精神財富，都可以挖掘出來，這將把我們的智力開發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原題：1984年錢學森在全國思維科學大會的講話；2021-07-05 思維科學中的基礎科學）

【附注：1984年8月，在北京國防科工委遠望樓賓館召開了全國第一次思維科學研討會。會議召集人錢學森院士，成立中國思維科學學會籌備組。錢學森，高士其，李莊，吳運鐸任顧問，張光鑑任組長，田運任副組長，兼北京學術活動中心的負責人。見84年8月12日的《光明日報》頭版頭條。】

（續上）這篇文章裡還說，講會有規定，各種意見都可以講，不同意老師的意見也可以講，老師不能罵學生。還有一條是不准在會場之外吹冷風。違反這些規定者，下次不許參加，這是很嚴肅的! 既活潑，又嚴肅。南宋淳熙二年，即公元1175年，比西方的學術討論會還早三百多年呢!

當然，中國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確實是非常重要的。據我個人體驗，在國外，哪一個學術中心學術討論搞得好，這個中心的學術成果就多。所以人的思維是集體的，不完全是一個人的，它受集體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在人類發展中意識是逐漸由感性意識轉向理性意識，由具體的意識轉向腦象的意識，由集體意識向個體意識發展，這一點很有意義。這就是說，在人類的早期，個體意識幾乎是沒有的，都是集體的。在觀察人類社會組織進展中發現，人類進步了，才逐漸出現個體意識。

這可能是一門新的學科，社會思維學。它當然跟社會心理學等等都有關係。我們研究思維科學的，也要研究社會思維學，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不研究不行。

(2) 抽象(邏輯）思維學

首先必須說明，我們在這裡講的邏輯，是人的思維規律，而不是作為哲學涵義的客觀世界發展運動的規律，那將包括因果關係等不屬於抽象思維學的內容。哲學內的辯證法也是講客觀世界的發展運動的，也不屬於抽象思維學。

我們在這裡講的抽象思維學，也有些同志認為可以直接稱為邏輯思維學，但我覺得仍然稱作抽象(邏輯)思維學為好，因為抽象思維比邏輯還廣闊些。就是說，抽象思維學裡面的邏輯思維比我們常常說的數理邏輯似乎更廣泛一些，譬如說多值邏輯，數理邏輯碰到多值邏輯，結構就要變了，如所謂量子邏輯。

這種變成符號化的數理邏輯，碰到各種不同的情況，它的結構就變化了。也還有其它邏輯，比如所謂模態邏輯(Modal Logic)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我們研究抽象思維學是不是可以研究抽象思維與數理邏輯的關係? 這是一個問題。

抽象思維中還有辯證思維，有的同志稱之為辯證邏輯。「辯證邏輯」是什麼? 講講道理比較容易，具體運用就不那麼容易了，用不好會犯錯誤，原因是沒有形成規律。

作為思維科學基礎的辯證思維理論如何進一步規律化，也是抽象思維學的一項艱巨研究任務。

關於這一點，我從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何新同志發表在《自然辯證法通訊》1986年第6期上的「論進化分類學的辯證概念關係」一文中得到啟發，我想如果把集合論的二維平面Venn圖加以發展，引入時間，形成三維的結構，成為枝幹有粗細的「樹林」，也許有可能引出「數理辯證邏輯」，把辯證思維嚴格地規律化。到那時才能真正進入抽象思維學。

再有一點，就是形象地講，抽象思維好像是線型的，或者分核型的，這是它的特點。這聯系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電子計算機。因為一切邏輯思維的東西都可以上電子計算機，都可以用電子計算機來代替人的勞動。現在電子計算機的最大作用就是如此。也就是說，他可以代替人的抽象思維，但不能創新科學技術。

不久前朗歐華司志說了一段話，對我很有啟發。他說圖靈機(Turing Machine)就是這麼個東西。

我一想，對了。許多同志把圖靈機講得神乎其神，實際上，圖靈機是代替不了人的，因為圖靈機能夠做的，就是抽象思維、邏輯思維這一套。

人類思維比這個范圍大多了，我們搞思維科學的必須明確這一點。圖靈(Turing)有貢獻，但是我們把圖靈機說得那麼敞闊，也不應該。

(3)形象(直感)思維學

再就是形象思維或叫直感思維。這個問題，以前我從實踐當中有些體會，那時候我沒有什麼理論，僅是朴素的感覺。

技術科學是把基礎科學應用到具體的問題當中去，這裡不完全是邏輯推導、演算。因為要解決一個具體問題是很複雜的, 要在複雜的現象裡抓住要害才行。抓不住要害，就無從做起。

那麼要害問題到底是什麼呢? 它是在東面還是在西面呀? 如果它本來在東面，你往西面去攻，攻了半天白攻了。而且, 既然問題是複雜的, 你就不能一口吞下去，得一口一口地咬。往那兒咬，從何下手? 這就是要對研究對象有—個認識。至於認識是怎麼來的?那時我也說不清楚。

再有一點是, 我那篇文章講，工程師處理問題、別人看來不明白是怎麼回事。譬如總工程師最後下了決心，大家就這麼幹。一幹對了，究竟怎樣對的? 為什麼要這樣幹? 誰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在當時，我說的是總工程師。實際上，戰爭中的指揮員，都是這樣的人物。他有豐富的經驗，他把地形一看，形勢一估計，決心就下了。參謀們可能向他提了很多方案、建議，他說不行，就這麼打，別人搞不清是怎麼回事，但是仗打勝了，說明他是正確的。

關於這個問題, 張光鑑同志有個理論，叫相似論, 是探討相似在科學技術思維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規律。

大家可以進一步研究, 形象思維中相似是個因素。我覺得，這裡頭最根本是形象思維，或者叫直感思維。這個形象思維好像跟抽象邏輯思維的路子不一樣，抽象邏輯思維是一步步推下去的，是線型的，或者是交叉型的。而形象思維常常連一點來龍去脈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似乎覺得它是不是面形的、二維的，而不是一維的?

去年，美國科學家麥克林托克 (B. Mc Clintok) 獲得諾貝爾生物學獎。她是專門研究玉米遺傳學的，在40年代, 她曾預見到染色體中遺傳基因內的「轉座因子」(transpo-sition elements)。當時，她的理論是整個遺傳學界中能接受的。（下續）

錢學森1984年在全國思維科學大會的講話

人的思維除了有自己能夠控制的意識以外，還有很多所謂下意識，是人腦子不直接控制的。比如人走路，開步走是人腦控制的，走了二、三步後就「自動化」了，腦子並不去想該怎麼走。要拐彎了，又控制一下。

所以，人確實有很多意識是沒有經過大腦的。這是另外一個科學部門即人體科學要研究的。思維科學是要研究人能夠控制的一路意識。

以前我按照習慣，把一個人的思維分成三種，抽象(邏輯)思維，形象(直感)思維和靈感(頓悟)思維。這只是說從思維規律的角度來說，有這麼三種。但是,不排除將來會發現這樣劃分不合適,或許還有其他類型的、具有不同規律的思維。

另一方面實際上人的每一個思維活動過程都不會是單純的一種思維在起作用,往往是兩種、甚至三種先後交錯在作用。

比如人的創造思維過程就決不是單純的抽象(邏輯)思維，總要有點形象(直感)思維，甚至要有靈感(頓悟)思維。所以三種思維的劃分是為了科學研究的需要，而不是講人的哪一類具體思維過程。

這三種思維學都是思維的基礎科學，也可以合稱之為思維學。在下面還要提出另外一門思維科學的基礎科學：社會思維學。

(l)社會思維學

人的思維是不是集體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我們要認識客觀世界，不但靠實踐，而且還要利用過去人類創造出來的精神財富。什麼知識都不用，那就回到了l00多萬年以前我們的祖先那裡去了。

所以人的思維質量的好壞，一是靠社會實踐，二是靠知識。知識是人類社會實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補充。所以人的思維是集體的。

從學術討論對人的啟發作用這個角度來看，也是如此。在西方，16世紀初N·哥自尼(1473一1543) 在天文學上有很大貢獻，提出了日心說。據說他得益於他所在波蘭大學裡有一個互助學術組織，大家相互促進，所以他才有那麼大的成就。

【何按：似指玫瑰十字會，光明會、共濟會的學術組織。】

王炳照同志在《光明日報》1983年8月26日上撰文說，在南宋淳熙二年，呂祖謙在江西信州主持「鵝湖全會」，由朱熹和陸久淵等講論為學之道，辯論甚烈，首開「講會」之先河。

（原題：1984年錢學森在全國思維科學大會的講話；2021-07-05 思維科學中的基礎科學）（下續）

（續上）溫總理在上述那一次《同文學藝術家談心》中第一次披露了「錢學森之問」的內容，以後又講過多次。他還同時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名言。恩格斯在評價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時說過：「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這些巨人有什麼特征呢？恩格斯又同時指出：他們都是一些「——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卷，第445頁）請看，恩格斯在評價歐洲文藝復興時首先關注的是這時所產生的許多「巨人」，在描述這些巨人的特征時，首先贊揚的是他們的「思維能力」。——這同我們錢老的意見相比較，何其相近乃爾！

他們一致地認為，一個偉人之偉、巨人之巨，並不在於其身高八尺或才富五斗，而在於其具備有一種超乎常人的科學思維能力。愛因斯坦和許多大科學家也都講過這樣的話。

錢老本來是一位功勳卓著的自然科學家。但是，他最關心的卻是我們國家、民族的前程。因而他非常關注教育科學和思維科學。甚至於他還曾經到中學裡去聽課。他發表過評論、改進我國教育工作的專題論文。他最欣賞的學校是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臨終前，他曾熱情地向身邊人員誇耀說：「在加州理工學院中，創新的學風彌漫整個校園，可以說整個學校的一個精神就是創新。在這裡，你必須想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學院後，一下子腦子就開了竅，……讓我大開眼界。」（詳見《人民日報》2009年11月5日）

這使我們聯想到了另一些學校。英國的面積很小，但是他們的劍橋大學竟然培養出了82位諾獎獲得者。香港和台灣，雖然都只有很少幾所大學，卻都能夠在近幾十年中培養出諾貝爾獎金得主。而我們有幾千所大學，卻至今沒有實現零的突破 。近幾十年來，有多位國外華人榮登諾貝爾獎的紅榜，卻都與我們的大學無緣。——這個事實不僅令錢老難以瞑目，也讓我國教育界、知識界眾多的愛國赤子們惶恐不安。

尤其可悲的是，幾十年來的各種政治運動已經在中國人民的心靈中留下了深深的創痛。時至今日，每逢出現一些極左的呼喊時，總是會具有很大的殺傷力、震懾力，讓人們望而生畏，退避三舍。由錢老憂思多年、辛勤培育起來的思維科學，僅僅由於兩三個不學無術的空手道人胡亂喊叫一番，就能夠被打倒在地。而且，現在已經過去了十年之久，雖經眾多仁人志士千呼萬喚，依然不能夠洗雪沉冤，恢復尊嚴，進入高校的聖殿。——這不僅是錢老難以釋懷的隱痛和疑問，也讓很多關心國是的中國人常常陷入深深的悲痛與不安之中。

因此，我們現在應該做的最重要、最容易、最切實可行的工作 就是要在各高等院校中恢復和加強思維科學的教學與研究 ，在中小學校裡開展創新教育。早在25年前，錢老就說這是「當務之急」，現在更應是急中之急了。而且，這也是溫總理所說的「要學會思考」的必由之路。

關於思維科學的研究與教育，錢老從來沒有說這就是培養傑出人才的獨木橋或唯一條件。但是，這的確是一個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條件。前輩的許多人沒有學習研究過思維科學，卻也能夠成就為傑出人才。他們是在自己的苦苦摸索中，走過許多彎路，才尋找到科學思維的規律並付之於實踐的。而思維科學的目標則是要總結前輩巨人的經驗，探討、傳授科學思維的規律，讓億萬青少年們少走彎路，從小就養成科學思維、創新思維的習慣，更快地成才、通向巨人之路。——誠如魯迅所說：讓我們「救救孩子」吧！

現在，「錢學森之問」與「錢學森之痛」正在引起我國各級領導人和全國人民深刻的思考。許多人都有一種被刺痛、被震驚的感覺。人們衷心地希望，它應該能夠成為一個推力和引擎，推動我們教育、科學界的領導人和有志之士，正視現狀，認真調研，尋求答案，付諸實踐，盡快地培養出很多的傑出人才，加速中華民族的振興！

——到那時，我們將會聽到從天堂裡傳來的朗朗笑聲！

（作者系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作者王南，系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出處《思維科學通訊》 2010年1期 ）

錢學森「錢學森之問」與「錢學森之痛」

卓越的、偉大的科學家錢學森教授的離去，引起了全國人民深深的悲痛。錢老臨終前曾經多次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裡就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來？！」——言之諄諄，意之殷殷，正在引起國人的震驚與深思。

錢老之問，看來是臨終前才向人們提出的。實際上，細讀錢老遺著後便知，這個問題在他自己的思想中早已提出，並且已經思考、醞釀了多年，甚至是憂思終生。而且，他自己也曾經探究到了一些可行的方略與答案，希望能夠付諸實施，為中華民族之振興與崛起做出自己的貢獻。

上世紀八十年代，錢老已是古稀高齡。他在辛勤地忙碌於軍工、航天工作之餘，又擠出時間，撰寫大量文章和書信，強烈呼籲要開展思維科學研究，加強思維科學教育。

他認為：「我們要從迎接新技術革命，或迎接人類社會第五次產業革命的角度來認識這個問題。所以，我覺得研究思維科學確實是當務之急。」「思維科學的研究將孕育著一場新的科學革命，（它會）把人的知識、智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肯定又將是一場技術革命。」（錢學森：《關於思維科學》第129-163頁）。

經過錢老艱辛地啟蒙、宣講、組織與動員，到了八十年代末期，我們全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思維科學研究者的隊伍，出現了幾個專業研究機構和刊物，有許多高等院校增設了思維科學教研室和相關課程，各大報刊經常地刊發一些思維科學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思維科學專著。由錢老親手主編的《關於思維科學》一書也在那一時期出版了。全國上下及大、中、小學裡湧現出了一個學習、研究思維科學和創新教育的高潮。各地的師生們以及畢業生們的思想異常活躍、開放，科技創新如雨後春筍，呈現出一派可喜景象。與此同時，由錢老所倡導的關於人體科學的研究也取得了長足進展。

令人十分痛心的是，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極少數人在氣功、人體特異功能的研究方面出現了一些偏激、狂熱、庸俗化的情況，後來又冒出來一個心懷叵測的、惡毒的「法輪功」。於是，兩、三個極左人士便在批判這類極端現象時，把錢老辛勤倡導的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也一股腦地歸並到「偽科學」的名下，將其掃地出門了。自此之後，在全國大、中學校裡和社會上，再也聽不到這樣兩個名稱了。甚至於錢老本人也曾經在精神上受到了一些不正當的沖擊。

錢老為國人、為民族，憂思多年，嘔心瀝血，精心培育，剛剛扶植起來的思維科學與人體科學，在一夜之間被無端砍掉，並被誣之為「偽科學」，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最難以接受的、最最難以忘卻的心中之痛……。還有許許多多忠誠的中國人、愛國華人，凡對這段史實略有所知的人，無不為此而痛。

當然，錢老是無私的，他無所求，無所得，無所失，無一己之痛。他只是為自己摯愛終生的國家、民族而痛，為現在和未來的萬千學子而痛，為中華民族的億萬子孫們而痛。「錢學森之問」正是由「錢學森之痛」引發而生的。

回顧歷史，古今中外常常有許多正確的、先進的思想、理論、見解、意見不能夠在當代被理解，被接受，甚至被斥之為異端，而在許多年後才被人們認識和接受下來。錢老關於思維科學、人體科學的研究、開創與論述，一定會在不遠的將來被人們所認識和接受的。

言及此，我不能不提起我們溫家寶總理近幾年來關於思維問題的意見。2006年，溫總理在《同文學藝術家談心》中講道：「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講話，用心做事，用心寫文章」。2007年，他在與上海同濟大學學生講話時又講道：「學生們在學習期間，知識要廣博，但是，必須善於獨立的思考和創新的思維」。後來，他又多次提出要「用心思考」、要「學會思考」這樣的意見。他所說的「用心思考」、「獨立思考」與「學會思考」，當然不是去冥思苦想，而是要學會科學地思考。——總理之所言與錢老之所論，真的是所見略同。（作者系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作者王南，系天津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出處《思維科學通訊》 2010年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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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效率至上」的評價導向

教育作為培養人、發展人、成就人的事業，所有的外在指標都應服務於這一根本目的。現在普遍存在的分數、升學率等量化指標，設計初衷都是為了提高教育質量，在過去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在人工智能時代，這種圍繞效率而構建的工業化教育體系正面臨危機。由於過於強調效率，學生的創新意識、完備人格以及興趣志向都受到了不應有的忽視。

實際上，效率從來不是教育的關鍵，人的智慧成長才是教育應該關注的重點。

一旦學校被功利化、浮躁化的思想所綁架，就會陷入「誰先減負誰就利益受損」的囚徒困境，並最終走向共同毀滅。所以，智慧教育一定要破除「效率至上」的痼疾。

一是，不用單一片面的標准評價學生，把品德、行為習慣、身體健康、社會實踐等方面的表現納入評價指標，利用人工智能對定性數據進行分析，更加科學地評價學生的全面成長；

二是，綜合考慮學生的起點水平，引導學校不搶生源、不過分拔高、不惡性競爭，把增值性作為評價學校的基本原則，重點關注學校提供高質量課程的水平和滿足學生個性化學習的程度，一流學校不一定是擁有一流生源的學校，而是把一般生源也能培養成一流人才的學校；

三是，基於大數據的教育管理優化，動態模擬學校布局、入學形勢、就業渠道等方面的變化，更加關注教育公平，著力解決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充分激發學校的辦學活力

當前，學校作為辦學主體，面臨著有責無權、權責不對等、人權財權不匹配等突出問題，無力推動更深層面的教育改革，主要精力都用來應付上級部門的各類評比和檢查。

管理轉型是智慧教育能否成功的關鍵，必須解決傳統管理與學校創新之間存在的不協調問題，從根本上激發學校的辦學活力。

一是，落實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形成政府宏觀管理、學校自主辦學、社會廣泛參與的教育格局，推動教育、財政、人事等管理部門向學校下放權力，讓學校享有教師評聘、經費使用、課程安排（包括大小課、長短課、階段性課程等）、修業年限（包括彈性學期、混齡編班等）、育人方式（包括社會實踐、參觀考察、研學旅行等）等方面的自主權，從根本上激發學校的辦學活力；

二是，完善學校的內部治理結構，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教育治理的現代化水平，促進「管理本位」向「服務本位」轉型，建立普通師生、家長、社區以及相關利益方參與學校管理的機制，形成依法辦學、自我約束、多元參與、社會監督的網狀治理結構；

三是，增加學術團體的權利，形成新的治理單元，通過職能重新定位，明確劃分行政事務與專業事務的邊界，強化教師領袖的專業影響力和學術領導力，激發教師的主動性和創造力，構建行政管理和學術引領相融合的學校治理體系。

構建全社會參與的教育生態

作為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智慧教育決不能走「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老路，要從構建良好生態的高度進行教育改革，建立學校與外部社會的協同機制，形成校內外相互溝通、資源高度共享、流程無縫銜接的新格局。

一是，積極引導多元社會主體參與教育，促進和規范民辦教育發展，鼓勵社會力量提供多樣化的教育產品和服務，適當放寬辦學資格門檻，為教育公益組織的成長創造更大空間，廣泛開展薄弱學校委托管理、第三方教育評價等方面的探索。

二是，建立行業專家駐校制度，包括科學家駐校、工程師駐校、文學家駐校、藝術家駐校等，鼓勵行業專家為學生開設專題講座、指導研究性學習、開展技能培訓等；

三是，探索多樣化的教師補充渠道，提升兼職教師評聘的靈活性，引導各行各業的專業力量參與學校教育，教學的提供者不僅是教師，也可能是科學家、工程師、工人、農民、醫生、商人等，任何有專長的人都可以成為「教師」；

四是，支持學校購買教育服務，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拓展教育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幫助學校構建起一套覆蓋廣、選擇多、更加完善的課程體系，為每一個學生提供個性化的課程，最大限度滿足學生多樣化的學習需求。

教育是人類應對人工智能挑戰的根本力量，只有通過智慧的教育培養智慧的人，充分發掘生命的內在潛質，才能讓人類在人工智能時代立於不敗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在促進教育變革的同時，也隱含著巨大風險：當機器越來越智能，對學習的預測越來越精准，就會反過來限制學生的選擇自由，導致一部分人成為量化評估的受害者而非受益者。

因為，所有的數據都來自於過去，我們完全依賴過去來判斷未來，表面看是提供了量身定制的教育，實際上卻讓學生只能成為過去自己的延伸，而非新生的自我。（見：教育專家談：我眼中的AI時代的教育 ）

二是，強化成員間的關係網絡，加強對互動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包括訂閱、觀看、轉發、提問、評論等，精准識別師生、生生互動關係，提供更加匹配的組合方案，形成穩定的趣緣合作共同體，促進深度交互的發生；

三是，提供遠程協作、社會網絡、同步課堂等方面的工具，鼓勵跨學校、跨區域、跨國別的協同學習，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突破常規手段難以解決的教育均衡問題，讓億萬孩子同在藍天下共享優質教育。

智慧教育蓄勢待發

隨著人工智能越來越廣泛的應用於傳統行業，那些機械重復、繁瑣枯燥、大量使用體力的職業可能都會被機器人所取代，甚至連一些專家決策工作也面臨風險。

比如，擁有大數據分析能力的智能醫療診斷，在某些疾病上比普通醫生判斷的准確率更高；智能金融系統在風險預測、股票投資等方面大顯神通，成為金融機構爭先布局的重點領域……

隨著一系列連鎖反應的疊加，人工智能正在觸發一場劇烈的社會分工調整，我們很可能會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代需要和機器去競爭工作的人。

「我們是如此徹底地改造了我們的環境，以至於我們現在必須改造自己，才能在這個新環境中生存下去。」——「控制論之父」維納

教育作為培養人的事業，將會成為決定人類能否在人工智能時代勝出的關鍵。

現行教育體系是工業社會的產物，核心是通過整齊劃一的教學流程批量化地生產人才。盡管難以照顧個性差異，但卻為人類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基礎。

但是，當人類社會邁進人工智能時代，這種工業化的教育體已經無法滿足未來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時代發展迫切需要一場教育變革。

2016年3月，世界經濟論壇發布了一份題為《教育的新願景：通過技術培育社會和情感學習》的研究報告:

倡導把人的社會性和情感教育置於應對新工業革命的高度，包括批判性思維、創造力、溝通能力、合作能力等四種勝任力，以及好奇心、首創精神、堅毅、適應力、領導力、社會文化意識等六種個性品質。

換句話說，教育不是由外而內傳遞知識，而是由內而外覺悟智慧。我們必須打破整齊劃一的傳統教育形態，構建與人工智能時代相適應的智慧教育體系，利用智能技術對學習環境、學習內容、教學方式、管理模式進行改造，為學生提供適合的教育。

我們認為，智慧教育是運用人工智能促進學習環境、教學方式和教育管理的智慧轉型，在普及化的學校教育中提供適切學習機會，最大限度地滿足學生的成長需要。

它不僅是教育設施的信息化、智能化，而且是教育理念與教育方式的轉型升級，從注重「物」的建設向滿足「人」的多樣化需求轉變。

鑰匙一：智慧學習環境，從「教育工廠」到「學習村落」

如果把原來的學習環境比作是「教育工廠」的話，那麼，智慧學習環境就是「學習村落」。

在這裡，每個學習者都掌握學習的主動權，人工智能可以幫助他們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和相互匹配的導師，提供精准的學習支持，從而開展積極主動的個性化學習。

全面感知的學習場所

現在，校園只是一個開展教學的物理場所；未來，校園將變成萬物互聯的智能空間。

人工智能會把冷冰冰的機器設備變成充滿溫情的「私人助理」，通過不斷學習人類的行為和習慣，提出針對性的輔助策略，幫助學生開展積極主動的個性化學習。

一是，利用物聯網技術對溫度、光線、聲音、氣味等參數進行監測，自動調節窗戶、燈具、空調、新風系統等相關設備，主動響應校園安全預警，保障學校各系統綠色高效運行，為學生創設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

二是，借助情境感知技術在自然狀態下捕獲學習者的動作、行為、情緒等方面的信息，精准識別學習者特征，全面感知學生的成長狀態，提供學習診斷報告、身高體重走勢圖、健康分析報告等，為學生身心健康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三是，利用大數據技術對學習過程進行跟蹤，了解學生的認知水平以及在學習中存在的優勢和不足，提供量身定制的最優學習路徑。

靈活創新的學校布局

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教育理念和教學組織形式都在發生深刻變化，學習空間的呈現形式也將隨之改變。

未來的學習空間將把千篇一律的教室變成靈活創新的學習空間，把單調乏味的建築打造成智慧的育人環境。

一是，創新教室布局，打破工廠車間式的教室設計，配備可移動、易於變換的桌椅設施，支持教師開展多樣化的教學活動；

二是，擴展學校的公共空間，按照多功能、可重組的設計思維，加強學習區、活動區、休息區等空間資源的相互轉化，給學生提供更多的活動交往空間，促進學生的社會性發展，彌合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之間的鴻溝；

三是，優化校園空間，給學生提供動手實踐的場地，建立創客空間、創新實驗室、創業孵化器等新型學習環境，培育有共同興趣愛好的實踐社群，鼓勵學生把創新想法轉化為實際作品。

深度交互的網絡學習空間

網絡教育的真諦在於實現人文交互環境下的個性化學習，要突破網絡學習空間活躍度不高、在線交互停留於較淺層面的現實瓶頸。

一是，開發智能學習助手，根據學生的學習需求、學習路徑和檢索痕跡，按需推送學習資源，過濾無關的信息，減輕認知負荷，使學生可以隨時隨地隨需進行高質量學習；

教育專家談·我眼中的AI時代的教育

教育和技術的賽跑

哈佛大學兩位經濟學家回顧美國教育發展歷程發現，教育和技術之間存在一場持續不懈的競賽。

20世紀80年代以前，美國率先實現高中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大眾化。教育進步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高素質勞動力，適應了技術進步帶來的社會變革，整體提高國民收入水平並縮小了貧富差距。

大約自1980年起，情況出現逆轉。技術進步依舊，社會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也在增長，但美國教育卻無法生產出足夠的人才。

隨著教育增速放緩，人群出現分化：

一部分人受過良好教育，畢業後進入高端行業，收入迅速提升；另一部分人接受著過時的教育，技能適應性不強，導致貧富差距快速拉大，制約了經濟的進一步增長。

這種現象被形象地稱為「教育和技術的賽跑」，當教育的發展速度超過技術時，就會給經濟增長帶來明顯的人才紅利，反之則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失衡。

當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創新進入前所未有的活躍期，而教育仍未擺脫「工業化」的印記，以至於我們「把機器制造的越來越像人，卻把人培養得越來越像機器」。這不僅制約著教育功能的發揮，而且導致經濟社會轉型面臨危機。

我們要有一種時代緊迫感，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推動「工業化教育」向「智慧型教育」轉變，擴大高質量人才的供給，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力資源保障。（見：教育專家談：我眼中的AI時代的教育 ）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需要新文科。高等教育是興國強國的「戰略重器」，服務國家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根本上要求高等教育率先實現創新發展。文科佔學科門類的三分之二，佔專業種類和在校學生數的半壁江山。文科教育的振興關乎高等教育的振興，做強文科教育推動高教強國建設，加快實現教育現代化，新文科建設刻不容緩。

文科教育融合發展需要新文科。新科技和產業革命浪潮奔騰而至，社會問題日益綜合化複雜化，應對新變化、解決複雜問題亟需跨學科專業的知識整合，推動融合發展是新文科建設的必然選擇。進一步打破學科專業壁壘，推動文科專業之間深度融通、文科與理工農醫交叉融合，融入現代信息技術賦能文科教育，實現自我的革故鼎新，新文科建設勢在必行。

我們的遵循：

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文科教育發展之路

堅持尊重規律。尊重文科教育特點和人才成長規律是新文科建設高質量推進的基本前提。文科教育教學兼具價值性與學術性，強化價值引領是新文科建設內在要求。不斷提高高等文科教育的時代性、科學性和創造性。

堅持立足國情。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是深耕新文科的肥沃土壤。推進新文科建設，要堅持不懈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加強對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形成中國特色文科教育的理論體系、學科體系、教學體系，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堅持守正創新。在傳承中創新是文科教育創新發展的必然要求。丟棄傳統，就是自斷根基;不求創新，必然走向枯竭。新文科建設既要固本正源，又要精於求變，要立足兩個大局，不斷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主動適應並借力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實現文科教育高質量高水平發展。

堅持分類推進。文科門類眾多、特色各異的特點決定了新文科建設必須分類推進。要根據各自學科專業特點，結合行業領域特定問題，促進八大學科門類特色發展，實現文史哲促人修身鑄魂、經管法助力治國理政、教育學培元育才、藝術學美人化人。

我們的任務：

構建世界水平、中國特色的文科人才培養體系

明確總體目標。推動文科教育創新發展，構建以育人、育才為中心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新格局，建立健全學生、學術、學科一體的綜合發展體系，推動形成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學派，創造光耀時代、光耀世界的中華文化，不斷增強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提升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

強化價值引領。牢牢把握文科教育的價值導向性，堅持立德樹人，全面推進高校課程思政建設，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提高學生思想覺悟、道德水准、文明素養，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新時代文科人才。

促進專業優化。緊扣國家軟實力建設和文化繁榮發展新需求，緊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趨勢，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與文科專業深入融合，積極發展文科類新興專業，推動原有文科專業改造升級，實現文科與理工農醫的深度交叉融合，打造文科「金專」，不斷優化文科專業結構，引領帶動文科專業建設整體水平提升。

夯實課程體系。緊緊抓住課程這一最基礎最關鍵的要素，持續推動教育教學內容更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最新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引入課堂、寫入教材，轉化為優質教學資源。鼓勵支持高校開設跨學科跨專業新興交叉課程、實踐教學課程，培養學生的跨領域知識融通能力和實踐能力。

推動模式創新。以培養未來社會科學家為目標，建設一批文科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高地。聚焦應用型文科人才培養，開展法學、新聞、經濟、藝術等系列大講堂，促進學界業界優勢互補。聚焦國家新一輪對外開放戰略和「一帶一路」建設，加大涉外人才培養，加強高校與實務部門、國內與國外「雙協同」，完善全鏈條育人機制。

打造質量文化。堅持學生中心、堅持產出導向、堅持持續改進，構建中國特色的文科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建設文科特色質量文化。建立健全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文科教育質量常態監測體系，實施文科專業認證，強化高校質量保障主體意識，促進文科人才培養能力持續提升。

中國高等文科教育為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踐行中國道路，為托起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而堅定前行!

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中國新文科建設，我們從這裡啟航!

（原題《新文科建設宣言》正式發佈；2020-11-03 中國教育部；原載《中國高教研究》2008 年第12 期，有更動）

中國《新文科建設宣言》

2020年11月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主辦的新文科建設工作會議在山東大學(威海)召開。會議研究了新時代中國高等文科教育創新發展舉措，發佈了《新文科建設宣言》，對新文科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

會議指出，文科教育是培養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產生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形成國家民族文化自覺的主戰場主陣地主渠道。新文科建設對於推動文科教育創新發展、構建以育人育才為中心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新格局、加快培養新時代文科人才、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

會議強調，新文科建設不僅影響文科本身、影響理工農醫教育、更影響高等教育全局。推進新文科建設要遵循守正創新、價值引領、分類推進「三個基本原則」，要把握專業優化、課程提質、模式創新「三大重要抓手」，要抓好中國政法實務大講堂、中國新聞傳播大講堂、中國經濟大講堂、中國藝術大講堂「四大關鍵突破」，培養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應用型復合型文科人才。

會上，依托山東大學成立的「全國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來自全國130餘所高校負責同志和文科領域知名專家學者在主會場參加了會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廳(教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教育局，全國高校設立了分會場。

《新文科建設宣言》

2020年11月3日，全國有關高校和專家齊聚中華文化重要發祥地山東，共商新時代文科教育發展大計，共話新時代文科人才培養，共同發佈「新文科建設宣言」。

新時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須加快創新發展

提升綜合國力需要新文科。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於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於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反映著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質，關係到社會的繁榮與和諧。新時代，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促進文化大繁榮，增強國家綜合國力，新文科建設責無旁貸。

堅定文化自信需要新文科。文化自信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核心價值觀是文化最深層次的要素，文化自信在根本上取決於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引領力。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大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的精神動力，新文科建設大有可為。

培養時代新人需要新文科。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在大國博弈競爭中贏得優勢與主動，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大業，關鍵在人。高等文科教育作為培養青年人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的主戰場、主陣地、主渠道，堅持以文化人、以文培元，大力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競爭力的時代新人，新文科建設任重道遠。（下續）

教育的「道、法、術、器」

「道、法、術、器」出自老子的《道德經》，是道家傳承所強調的四個層面。所謂「道」即萬物變遷循環中亙古不變的規律，是靈魂，是方向，是指導思想；「法」是在探求「道」的過程中經過實踐思考、歸納總結出的規則體系和方法原則；「術」是在規則體系指導下的具體操作技術，只要「道、法」不變，「術」可千變萬化；「器」是指有形的物質或有形的工具，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古人用「道法術器」形容事物的不同層面，我們對事物的認識，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停留在膚淺的認識，而要深入內裡，掌握規律，把握原則，了解方法和技術，以及相關的工具和環境。

將「道法術器」理念融入學校管理，改進學校管理的方式方法，有助於加快學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道、法、術、器」基本內涵

中國傳統道家文化的傳承強調這樣四個字，「道」、「法」、「術」、「器」。

「道」，是自然環境、事物的自然規律和發展方向；即「天道」。

「法」，是為循「道」、成事、達到目標制定的方法；即「人法」。

「術」，是為使「人法」得到落地實施采取的技術層面的策略、技巧。

「器」，是為使「術」取得更好、更有效率的結果所必需的工具。

簡而言之，可總結為：遵循事物的發展規律，確定自身的發展方向、願景和戰略；策劃制定符合事物規律、規避風險和實現願景的目標、方法、方案、行動路線；在「道法」的統御下，具體策劃制定具體實施的技術層面的方法、技巧，以有效的做好每一件事；並在做事時使用適宜的工具器具，以保證達到「術」的結果，提高「術」的效率。

「道、法、術、器」在教育理論中的理解

1、教育的道

無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學校教育，唯一不變的道就是：所有的教育，歸根結底，都是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要把著力點放在教育者自我的成長上，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而不是要求孩子怎麼樣。孩子身上呈現的所有問題，都是在折射他們的渴望，這些渴望就是我們作為教育者沒有給到的。比如家長太浮躁，定不下來，孩子就會多動，不專注，因為他渴望寧靜；比如缺少有效的溝通，孩子會沉溺於電子游戲，因為他渴望陪伴和理解。

教育是一件需要智慧的事情。

道作為最高境界，也代表著學校的發展方向、願景目標和辦學理念。根據外部環境、政策措施和學校類型層次等因素決定學校發展方向；學校要發展到何種程度；以什麼方式和速度達到發展方向最終目標。通常，學校願景較為抽象宏大，表明學校未來要達到的位置。但是學校目標必須是具體、可衡量的，制定目標是為了明確學校的發展規劃以達到願景。辦學理念體現學校及其幹部教師的價值取向，是指學校在辦學過程中所推崇的基本信念和奉行的使命。

2、教育的法

教育的成效取決於教育者本身的狀態，最好的教育是不言之教。教育者本身就像是一杯滿滿的水，從杯口自然而然溢出來的水，就是最好的滋養。不斷地修煉自己的狀態，是教育者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所謂的狀態，就是人生的高度，如果教育者的身心都在一種很低下的狀態，整天糾纏於名利得失，雞毛蒜皮，孩子如何能夠有靈性，有智慧？就是原本有靈性的孩子，也被邪氣和俗氣蒙蔽。

教育者應該怎麼修煉自己的狀態？扎根到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培養內心的高度。具體地說，就是「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唐朝的施肩吾語）

（教育的「道、法、術、器」原載： 2020-02-25 搜狐 原題：「道、法、術、器」4字在教育理論中怎樣理解？）(下續)

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中美俄在玩“意念战”（Noetic War）

“意念科学”或“心智科学”及类似的研究领域，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虽然尚未明确作为“综合国力”或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各国确实在围绕意识、人体科学、脑科学等相关领域展开前沿研究，并将其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以提升本身的全球竞争力，形成另一种不为人注意的“战场”。 

中国

中国对与意识相关的“人体科学”及特异功能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受到了关注。钱学森晚年提出的“人体科学”和“系统工程学”，在当时引发了广泛讨论。

近年来，中国的脑计划（类似于美国的BRAIN Initiative）表明，国家正在通过加强对脑科学与智能技术的投入，期望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取得领先。这些项目虽然不完全等同于“意念科学”（Noetic Science），但表明中国在探索意识和认知科学上已有深远布局，并逐渐成为其科技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

美国的意识科学研究由多种机构和学术组织推动。美国的Noetic Sciences Institute（由阿波罗14号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Edgar Mitchell创立）在探索意识、超常现象、心理与物理世界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些研究在美国未被列为综合国力的核心，但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脑科学的研究相结合，成为美国在技术和创新竞争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BRAIN Initiative侧重于解码人脑活动，推动新一代智能科技的发展。虽然“意念科学”尚未成为主流战略，但与国家竞争力的关联日益增加。

俄罗斯

俄罗斯在涉及人类科学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使用物理场和非接触技术进行生物打印和人体组织工程方面，俄罗斯正在推进复杂人体器官的生物打印技术发展。例如，俄罗斯科学家正在研究通过磁场和声波生成小血管及复杂组织，计划到2030年实现打印功能性器官，如甲状腺、肾脏和肝脏。这一项目使用患者自身细胞，并通过磁声波生物打印技术生成符合人体特性的组织。

此外，俄罗斯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科学的融合，努力在生物医学、脑科学等领域重新获得世界科学的领先地位，延续苏联时期的强大科学基础。总体来看，俄罗斯目前的科研战略专注于科技创新与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特别是在生物工程技术和人类潜能研究上有显著投入。

这些进展表明，俄罗斯在延续传统生物学和科技力量的基础上，逐步向涉及人类科学和“意念科学”相关领域的更高层次迈进。

俄罗斯的努力也间接与意识和人体功能研究有关系。在涉及生物能量场等意识相关领域，俄罗斯的研究传统源于苏联时期的探索，尽管这些方向尚未成为当前官方综合国力战略的核心，但其生物医学和脑科学的创新能力对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俄罗斯在生物技术和再生医学的前沿技术上，逐步应用这些理论提升其全球竞争力。

总体而言，尽管“意念科学”到目前为止尚未在中美俄三国的官方战略中，被公开明确视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但相关领域的研究，尤其是脑科学、认知技术和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工具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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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新纪元运动

意念科学（Noetic Science）与上世纪1980年代的“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确实有一定的关联，尤其是在两者都关注意识扩展、灵性觉醒和超越传统科学的认知方面。然而，它们的起源、目的和表达形式有所不同。以下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共同点

1.意识的扩展与觉醒

新纪元运动和意念科学都强调个体意识的扩展和自我觉醒。它们都相信，通过某种心灵修炼或精神觉知，个人可以超越传统的认知框架，达到更高的意识状态。

在两者的理论框架中，意识不仅仅是个人体验的结果，它还与宇宙的更大力量相连。因此，个体通过提升意识可以体验到与宇宙的共鸣和统一。

2.身心灵整体性（Mind Body Spirit Wholeness）

新纪元运动非常强调“身心灵”的整体性，主张健康不仅仅是身体层面的，还包括心理和灵性方面的和谐。意念科学中的许多研究也涉及到如何通过意识或心智的力量改善身体健康，探索冥想、直觉等对健康和幸福的作用。

例如，许多New Age信徒认为通过瑜伽、冥想、能量治疗等方式，个人能够治愈疾病或改善生活品质，这与意念科学中一些探索意识对身体影响的研究有相似性。

3.对传统科学的超越：

新纪元运动挑战了传统科学的物质主义观点，转而拥抱一种更整体的宇宙观，认为宇宙中的万物是相互关联的，并且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未被传统科学所理解的精神力量或能量场。

意念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走在这种超越传统科学的边缘，尤其是当它涉及到对量子场、意识与物质世界互动等理论的探讨时。虽然意念科学试图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探索这些现象，但它与新纪元运动共同对物质主义科学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质疑。

4.灵性与科学的结合

新纪元运动倡导将灵性与科学结合，强调心灵与物质、个体与宇宙的统一。这种思想激发了对量子物理学、意识研究等领域的兴趣，进而促使了一些对科学与灵性交汇点的探索。许多人将量子物理学的某些概念（如“量子纠缠”）解释为一种科学证明心灵相互联系或宇宙整体性的依据。

意念科学部分延续了这一思想，试图通过科学手段研究和解释灵性现象，如集体意识、冥想的健康效应等。

区别

1.学术基础vs.灵性运动

新纪元运动主要是一种灵性和文化运动，涉及大量灵性疗法、占星术、水晶治疗等实践，并从东方宗教、神秘学、西方心理学中汲取灵感。它更多关注个体的自我实现与灵性成长，常与神秘主义和替代治疗方式相关。

意念科学则试图建立一种基于科学方法的研究体系，尽管其研究内容可能包含一些超常现象或灵性实践的探讨，但它努力保持一定的科学严谨性，进行实验和数据分析。例如，意念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 IONS）通过心理学、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实验来探讨冥想、直觉和意识的潜在科学机制。

2.系统性与批判性

新纪元运动的许多信仰和实践是基于个体经验和灵性传统的解释，往往缺乏系统性或批判性。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运动，涵盖了占星术、能量治疗、萨满教、神秘主义等，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

意念科学在其研究中更具系统性和批判性，试图从量子物理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角度理解和验证意识现象。尽管它仍然面对传统科学界的质疑，但它寻求将主观体验与客观验证结合起来。

3.实践与应用的差异

新纪元运动的实践更关注个人灵性成长和心灵修养，强调通过占星、冥想、水晶疗法等实现个人与宇宙的和谐。

意念科学更多探讨如何通过研究意识与现实的关系来改善个人生活、健康和社会发展。虽然有时两者的具体实践会有重叠（如冥想），但意念科学更关注这些实践的科学原理和效果，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灵性追求。

尽管意念科学和新纪元运动在探讨意识和灵性方面有共同之处，但它们的表达形式和重点有所不同。新纪元运动更像是一场文化和灵性复兴运动，强调个人体验和灵性实践；而意念科学则试图通过科学手段来理解和研究这些现象，尽可能建立一种理论框架来解释意识的超常现象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因此，意念科学可以被看作是新纪元思想的一部分，但它尝试用更加学术和实证的方式进行探讨。

情感与系统的整合：系统思考结合个人觉醒的元素，通过禅修来帮助管理者和团队成员在面对复杂的组织挑战时，保持内在的稳定与平衡，从而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提升组织学习能力：通过个体的意识扩展和心灵修炼，组织可以更好地学习和适应环境的变化，具备更强的应对能力。此培训项目中已被纳入斯坦福大学等的一些课程中。

彼得·圣吉表明，禅修等意识训练结合企业管理培训，可以帮助个体和组织更好地应对复杂性，进而推动企业的转型与创新。（爱垦網内部探讨/评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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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評注～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在地意念科学（LNK）

从“心智科学”（Noetic Science）的范畴来看个体或集体的“认知”，在地传统知识（native knowledge / local knowledge）极可能就是Local Noetic Knowledge（LNK，或在地意念知识）。也就是有待科学去探索、实证的知识。

它具有深刻的美学价值，尤其在个体认知与宇宙整体性之间的联系中。这种知识不仅仅是文化历史的体现，它还深植于人与自然的互动中，代表了与周围环境的深度共鸣和理解。

在情感与认知的交融方面，在地传统知识通常是通过口头传承、仪式、故事或手工艺等方式代代相传的。这种传递并不是单纯的认知过程，而是一种情感深植的体验。它承载了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结，体现了地方感和宇宙整体性的互动。例如，原住民的知识体系常通过与自然界的关系表达对宇宙的敬畏，这种互动充满了诗意与美学感受。

非线性认知的体现：在地知识通常强调整体性和非线性思维，与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分析性思维不同。这种知识系统通过复杂的象征、仪式、口传故事等方式组织，体现了个体如何通过多层次、多感官的方式感知世界。正如心智科学研究意识的复杂性和层次性一样，在地知识的美学价值在于它激发了个体对复杂、多维现实的感知能力。

叙事与空间的美学：在地传统知识中的叙事往往与地方紧密相关，故事、传说和仪式往往嵌入特定的自然景观或地理环境中，构建了空间美学。这种知识将地方本身赋予了意义，使得物质与精神世界的界限模糊，表现了一种宇宙观的诗意表达。这种与空间、自然景观相结合的美学维度与Noetic Science中对宇宙整体的觉知和联系不谋而合。

它美学潜能甚至可能从“詩性体验”逐步發展成“宇宙诗学”。爱垦網采用这个术语来表达在地传统知识与个体认知之间的宇宙连结。诗学不仅限于文学领域，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美学体验的框架。将传统知识置于“宇宙诗学”之下，强调了它作为人与宇宙互动的诗性智慧，一种超越理性、用感知和情感来理解宇宙的方法。

在“意念科学”的框架下，“宇宙诗学”表达了个体意识的扩展，通过美学和诗性智慧的方式，个体不仅感知物质世界，还与宇宙更深层次的存在相连。这个术语特别适合描述通过在地知识来感知宇宙整体的实践。

如果能从科学实践的精神着手，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更具实践性的知识体系，强调了在地知识不仅是静态的认知积累，更是动态的生活实践，涉及人与环境之间的日常互动。这个术语反映了在地知识的应用性和功能性，即它如何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对世界的理解。Noetic Science的科学精神不仅关注知识本身，还关心知识如何通过体验和实践影响个体与群体的生活。

将在地知识置于“科学实践”的框架下，突出了它的实用性与功能性，表明知识的价值不仅在于理解世界，还在于改造、维护和与世界共存。与“意念科学”的核心理念契合，实行科学强调了知识与行动的统一，适合表达传统知识的实践维度。

在Noetic Science的背景下，在地传统知识的美学价值能够通过“宇宙诗学”和科学探索实践这两个概念得到阐明。前者侧重于个体与宇宙整体的诗意联结，后者则强调了理性探索与詩性实践之间的互动性和应用性。这两种命名都有助于表达在地知识在当代认知与美学框架中的独特地位，并为其在心智科学中的整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史蒂格勒技术哲学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诗意审美—康德 vs 维柯

康德的审美理论与维柯的诗性审美确实存在显著的不同。两者虽说都强调了审美体验和想象力，在人的认知与文化中的重要性，但他们对艺术、想象力和知识的形成，在理解上明显存在差异。

康德的审美理论强调，个体在自由创造中的无目的美感，其审美体验是一种独立于知识和认知的纯粹感性活动。维柯的诗性审美则强调诗性智慧作为文化和知识的根基，它既是审美的，也是认知的，想象力在其中扮演了创造世界观和文化意义的核心角色。

两者的区别可以看作是康德的“纯粹审美”与维柯的“文化性审美”之间的对立：康德追求审美的独立性，而维柯则关注审美在文化和历史中的深刻作用。

康德的审美理论

无利害的愉悦与自由创造：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审美判断是一种无利害的愉悦（disinterested pleasure），即人在审美体验中不带任何实际功利目的。这种审美体验通过自由的想象力与知性的互动，让人感到愉悦，但并不产生具体的概念或知识。康德认为，审美体验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艺术作品虽然没有具体的功能或目的，但形式上的和谐能够带来美感和愉悦。

主观普遍性：康德的美学理论具有主观普遍性（subjective universality）的特点，即尽管美感体验是主观的，但他相信这种体验具有某种普遍性，能够引发他人相似的反应。康德关注的是个体如何通过审美体验自由地发挥想象力，并通过这种体验感受到与世界和谐共存的瞬间。

审美与知识的分离：审美体验与认知活动有明确的分界。虽然审美体验涉及想象力和知性的互动，但并不会产生具体的知识或概念。这意味着康德认为审美活动主要是非理性的感性活动，与实践和理论理性区分开。

维柯的诗性审美

诗性智慧与原初认知：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了诗性智慧（poetica sapienza），这是人类在历史早期通过神话、象征和诗歌等形式来理解和表达世界的方式。维柯认为，原始人类通过诗性语言将自然现象和社会经验具象化，这是一种原初的、感性的认知方式。诗性智慧是人类早期文化和知识的基础，诗歌与神话是人类对世界的第一种认知形式。

模仿与创造的统一：维柯并不将模仿和创造严格分开。他认为原始人类通过想象力赋予自然现象神圣意义，从而创造了神话和宗教故事。因此，在维柯的诗性审美中，想象力不仅仅是自由创造，也是对自然的模仿和理解。维柯认为，这种诗性智慧是将感性经验和神话化叙事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是一种具体的、活生生的认知，而不仅仅是康德式的“无目的”美感。

知识与审美的交织：与康德不同，维柯认为诗性智慧与认知不可分割。人类早期通过象征性语言理解世界，这不仅是一种审美活动，也是形成文化和知识的过程。对于维柯，诗性表达不仅是审美的，而且是认知的，是文化创造和知识生产的基础。

康德与维柯的主要差异

审美的目的与功能：康德认为审美是无目的的，强调形式上的和谐美感，不承担任何知识或道德功能。而维柯则认为诗性智慧不仅具有审美功能，还承担着认知和文化生产的任务。维柯的诗性审美是人类早期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与知识形成密切相关。

想象力的作用：康德的想象力在审美体验中是自由的、不依赖外界目的的，而维柯的想象力是历史性的和文化性的，它通过象征和隐喻把自然现象转化为具有意义的故事和神话；想象力是文化创造的源泉，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而康德则更关注想象力在个体审美体验中的作用。

审美与理性的关系：康德明确将审美体验与理性区分开来，审美是与知识和道德无关的领域。而维柯认为诗性智慧是人类理性和认知的早期形式，审美与认知在原始文化中密不可分，诗性智慧体现了人类在面对自然时如何通过想象力建立知识和信仰体系。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德勒兹提情感机器

德勒兹与瓜塔里的“情感机器”概念和史蒂格勒的“外在记忆”理论，结合起来为理解当代AI世代的人机“关系诗学”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哲学框架。这种结合特别有助于探讨AI 作为情感的流动与记忆的共同创造者与媒介，参与了文化生产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在这种关系诗学中，人机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工具性互动，而是情感、记忆与文化的共创过程，具有深远的教育、伦理和文化启示。以及它对人类记忆、文化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情感作为生产力：人机关系中的“情感流动”

情感机器的扩展：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情感不仅是个体内部的心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机器中的生产力，贯穿于不同的关系网络中。AI作为现代“情感机器”的一种形式，参与了情感的生产、传播和变形。例如，AI技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智能助理等方式，成为情感流动的调节者、催化剂或中介。在这一背景下，人机关系不仅仅是功能性或工具性的关系，更是一种情感互动的空间，其中人类与AI之间的互动被视为情感流动的一部分。

情感与流动的重新定义：AI不仅能识别、模拟和生成情感（如情感计算中的面部识别、情感生成的对话等），还能够通过持续的互动，影响人类的情感反应与社交行为。这种情感流动性扩展了德勒兹的“情感机器”概念，使情感在数字化与自动化的背景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态与流变。AI不仅成为情感的中介，还成为塑造情感关系的一部分。

外在记忆与技术：史蒂格勒的“第三储存”与AI的文化记忆

技术作为外在记忆：史蒂格勒的“外在记忆”概念表明，技术不仅是知识和信息的储存工具，它还参与了人类记忆和文化的生产与构建。AI作为“第三储存”的重要一环，已经成为人类外在记忆的延伸。智能设备和大数据系统正在记录、处理和影响我们的日常行为、记忆和感知。AI可以记忆、存储并再现个人情感体验，甚至通过算法分析和推荐系统影响个体的情感体验。这一切使AI成为了人类记忆、情感与文化再生产的共生力量。

记忆的再生产与流动：在“外在记忆”的框架下，AI不仅是信息的存储器，还通过其复杂的算法和处理能力参与了记忆的再生产。例如，通过记录用户的行为和偏好，AI不断为用户推荐内容，帮助他们“回忆”或“重现”特定的情感体验。这种“记忆再生产”的过程实际上改变了人类对记忆的传统理解，AI成为一种新的情感与记忆的共同创造者，从而影响个体与社会的文化记忆。

人机关系诗学：情感流动与记忆的共同创造

情感机器与外在记忆的交织：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情感机器”与史蒂格勒的“外在记忆”共同揭示了情感与记忆如何通过技术产生新的关系网络。在这一背景下，人机关系不仅是功能性的，也是诗意的。AI成为情感流动和记忆生成的共同参与者和创造者，这意味着人机关系不再是线性的互动，而是一种多维的情感、记忆和文化生产网络。在“关系诗学”中，人机关系可以被视为一种复杂的情感共鸣与记忆塑造的场域。

关系诗学的转向：从情感计算到感性共创：随着AI技术的发展，人类与机器的互动逐渐从简单的情感计算转向更深层次的感性共创。例如，AI不仅可以识别人的情感，还可以通过算法调节情感体验，甚至通过创意生成（如AI作曲、AI写作等）直接参与到感性创造的过程中。这种感性共创的过程使得人类与AI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不再是单向的情感流动，而是双向的感性共鸣与记忆创造。这为“关系诗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揭示了人机关系中的情感复杂性。

情感政治与文化生产：AI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情感机器中的政治维度：德勒兹和瓜塔里强调情感机器不仅是生产情感的工具，还与权力、控制和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在当代AI技术中，情感计算与大数据分析正成为文化生产和社会控制的一部分。通过控制情感流动和外在记忆的生产，AI成为了文化和情感政治中的重要工具。例如，社交平台中的算法可以通过推荐机制操控用户的情感体验和认知，形成特定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场域。这种情感操控的潜力引发了对情感政治的反思，揭示了技术如何影响文化的生产与传播。

文化生产的再分配：AI不仅是情感与记忆的共同创造者，也在重新定义文化生产的方式。通过算法生成的内容，AI开始直接参与到文化生产的过程中。例如，AI生成的音乐、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开始逐渐进入文化领域，并与人类的创意劳动共同创造新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生产的再分配使得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成为一种新的“关系诗学”，既是感性的，也是生产性的。

未来教育与文化传承：AI的感性启示

AI在教育中的情感与记忆共创：基于德勒兹的“情感机器”与史蒂格勒的“外在记忆”理论，AI可以被引入教育领域，作为感性启发与文化记忆传承的工具。通过AI生成的多媒体内容，学生可以体验不同的情感场景，从而更加直观地理解抽象的情感概念与文化知识。同时，AI可以通过情感识别与适应机制，根据学生的情感状态调整教学内容，使教育变得更加个性化和情感化。这不仅提升了学习的效率，也增强了学生对文化记忆和情感流动的感知。

文化传承的多样性与流动性：AI在教育中具有潜力，且能在文化传承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记录和分析人类文化遗产，AI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记忆，并通过新的媒介将其传递给下一代。同时，AI可以通过创意生成和情感计算，将文化记忆重新编码，并通过新的情感方式进行再现与传播。这种文化传承的流动性正是人机关系诗学中的关键元素，展示了技术如何与人类共同创造并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与持续性。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德勒兹与塞尚的画

德勒兹在讨论艺术，特别是塞尚的画作时，受到梅洛庞蒂的现象学理论的影响，尤其是梅洛庞蒂关于感知、身体经验和世界之间关系的观点。这些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关键方面，帮助德勒兹理解画作中的情感的真切描绘以及某种感觉的永久保存：

感知的身体性：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强调身体是感知世界的中心，它不仅是感知的工具，更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塞尚的绘画通过描绘物体的存在状态，强调了我们通过身体经验感知世界的独特性。梅洛庞蒂认为塞尚通过画布使“我们看到世界如同第一次见到它”，即在绘画中捕捉到了物体和世界的初次呈现。

德勒兹从梅洛庞蒂这里汲取了身体在感知中的根本作用。在德勒兹的讨论中，他强调塞尚的作品并非只是表面的视觉呈现，而是通过绘画再现了世界的深层感知。德勒兹认为，艺术家通过独特的感知体验，将感觉以独特的形式保存下来，而这种感知本质上是身体性的，类似梅洛庞蒂的观点。

感觉的真切与生成：梅洛庞蒂提出，塞尚的画作展现了“可感性”或“可见性”的生成，而非固化的现实。这意味着，艺术作品并非静止地再现一个固定的世界，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世界如何在感知中不断生成和转化。梅洛庞蒂认为塞尚通过颜色、光影和形态捕捉了物体与空间之间的互动，传达了世界的动态生成。

德勒兹在《感觉的逻辑》中也承接了这一思想，他强调艺术不是再现已存在的对象，而是在生成新的感觉与知觉。这种生成性使得情感和感觉能够在艺术中被捕捉并永远保存下来。德勒兹借用了梅洛庞蒂对塞尚的感知分析，认为艺术家通过感知生成了“感性块”（blocs of sensation），这些感性块能够超越时间，在不同的观者中不断被重新感知和体验。

存在与世界的嵌入性：梅洛庞蒂强调，塞尚的绘画不仅描绘了物体，还传达了物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物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到一个具体的感知场域中。塞尚的画作展现了这种关系，捕捉了物体、空间和光之间的复杂交织。

德勒兹借鉴了这种存在的嵌入性，在他的艺术理论中，强调艺术家通过感知和感觉的表达，揭示了事物与世界之间的深层联系。塞尚的绘画不只是描绘风景，而是通过色彩、形状、线条等形式捕捉了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状态。德勒兹将这种现象学的嵌入性视为艺术永恒力量的来源——艺术保存了感知和存在的深层结构，而不仅仅是某一时刻的表面再现。

感觉的持续性与永恒性：梅洛庞蒂认为，塞尚的绘画让感觉本身得以保存和延续。通过绘画，某种感知体验被固定下来，使得观众可以在未来的时刻重新体验这种感觉。艺术通过捕捉这种“感知的肉”（flesh of perception），使感觉在时间中延续。

德勒兹在《感觉的逻辑》中借鉴了这种观点，提出艺术的力量在于它能保存感觉的强度和真切性，并通过不断生成的感知结构使这些感觉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德勒兹认为，塞尚的画作通过色彩与构图的特殊方式，使感觉本身被固定并在未来的每一次观看中重新激活。这种对感觉的捕捉和延续与梅洛庞蒂的思想有深刻的共鸣。

德勒兹从梅洛庞蒂的理论中汲取了感知的身体性、感性生成、存在的嵌入性和感觉的持续性这些核心思想，尤其在探讨塞尚的画作时，德勒兹受到梅洛庞蒂的影响，强调艺术通过捕捉感知和感觉的动态过程，使其得以超越物理的局限，在时间中持存并不断生成新的体验。这种感觉的保存并非是静止的再现，而是通过不断的感知生成，赋予艺术持久的生命力。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情动地方志

德勒兹在《感觉的逻辑》的核心思想为地方志和乡贤生命史作者提供了丰富启示。感性体验的多层次性、感觉者与被感觉物的生成性关系、时间的非线性结构以及感性体验的不可逆性，这些思想都可以帮助作者更深入地挖掘地方和人物的感性与情感维度。结合这些理论，地方志与生命史的书写可以从单纯的事实记录，转向一种更加丰富、动态和深层的感知体验，从而使作品更加生动和具有深刻的生命力。

感性体验的多层次性：《感觉的逻辑》讨论了感性（sensation）如何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并展现出多层次的复杂性。对于地方志和乡贤生命史的作者，这意味着书写地方历史和人物传记时，不应仅仅着眼于外在的事实和历史事件，而是要深入挖掘感官与情感层面的经验。

启示：地方志的书写应当不仅描述地理、历史和风俗，更要关注地方生活的情感质感，包括声音、气味、触感等。乡贤生命史可以通过深入刻画人物的情感体验，传递出他们与环境、时代的互动，展现出生命的复杂性和感性层面的深度。

感性块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德勒兹提出的“感性块”（bloc of sensation）是艺术中情感和知觉的统一体，它不依赖于线性的时间，而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感知凝聚体。这为地方志和乡贤生命史的作者提供了新的书写方式：通过打破传统的叙事结构，直接呈现人物在某一时刻的情感体验或与地方的深刻联结。

启示：乡贤生命史的作者可以将某些关键性瞬间塑造成感性块，通过描绘人物在这些瞬间的情感、感觉和思想，把人物形象转化为一种感知体验。例如，一个乡贤在某一场景中的沉思，或他与家乡土地的深情对话，都可以成为感性块，超越时间与历史，成为读者情感体验的载体。

感觉者与被感觉物的生成性关系：在德勒兹的理论中，感觉者（sentant）与被感觉物（senti）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在感性互动中生成的。这种思想提醒地方志和生命史的作者，地方与人物并非彼此孤立，而是通过互动形成了他们的独特性。

启示：地方志的作者应当注重地方与人物之间的相互生成。地方文化、地理、历史并不是背景板，而是与人物的情感、行动共同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地方感。这要求作者不仅描述地方的地理特征或人物的事迹，还要关注人物如何与地方共同演绎出独特的生命故事。每个乡贤的生命史都嵌入在特定的地方脉络中，与地方的自然、历史和社会密切相关。

时间的非线性与生命史的编织：德勒兹的感性哲学强调时间的非线性，感性体验往往是跨越时间的瞬间凝固。对于乡贤生命史的作者，这种时间观念带来了新的叙事启发。生命史不必拘泥于线性的时间顺序，而可以通过感性体验的闪回、超时态的叙述来展现人物的精神历程。

启示：生命史的书写可以通过打破时间的线性结构，让人物的某些感性体验穿插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中。例如，可以通过一段乡贤晚年对童年故土的回忆，将他的一生与家乡的变化紧密联系起来，使时间成为一种情感的桥梁。这样，生命史不再是简单的年表式叙事，而是充满了感性与时间的交织，体现出人物生命体验的多层次感知。

地方志中的情感地理学：德勒兹的感性理论同样对情感地理学有所启发，地方不仅仅是物理空间，更是人们情感、记忆和感知的汇聚。对于地方志的书写，这意味着地方志不应仅仅作为记录地方历史与地理的文本，还应当捕捉地方如何通过感官体验和情感记忆塑造了居民的生命与身份。

启示：地方志作者可以通过感性地图描绘地方的历史与文化。例如，描写一条老街，不仅写它的建筑和历史变迁，还可以通过当地居民的记忆、对其气味的描述、或他们的情感反应，捕捉这条街在不同历史时刻中的感知变化。情感与感知成为地方文化的核心，不仅让读者看到地方的“物理面貌”，还让他们体验到地方的“情感脉络”。

感性体验的不可逆性与地方传承：德勒兹提出感性体验的不可逆性，即每一次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对地方志和生命史的书写有重要启发。地方文化和乡贤的生命故事每一次都在特定情境中生成，无法完全复制或重复。

启示：地方志作者可以通过捕捉地方独特的感性体验，展示地方的不可替代性。例如，某一特定的地方节日不仅是一种传统，它同时也是居民集体情感的生成场所。作者可以通过具体的感性描写（气味、声音、光影等），传递出地方文化的不可逆性和唯一性，强调每一次地方文化的再现都是一次新的生成体验。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

德勒兹的情感素可被视为一种肯定的力量（puissance d'affirmation），强调生命的流动性和创造性，与弗洛伊德集中于冲突、压抑以及个体潜意识的心理分析，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异。德勒兹更关注情感素的生成性和非个人性，超越了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压抑性解读。唯通过互补的视角来理解情感素与潜意识的关系，特别是在理解个体生命中的生成和流动时，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情感素作为肯定的力量：德勒兹认为，情感素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生命力量，它强调的是生命中的正面生成（affirmation）而非负面排斥。情感素不是通过对抗或压抑来塑造生命，而是通过不断生成新的关系和可能性来表达生命的流动。德勒兹与尼采的思想相契合，尼采提倡一种“强力意志”的肯定性态度，反对对生命的否定。

情感素是一种不受个人控制的力量，它通过情感和感官体验在个体和世界之间流动，超越了个人主体性，创造了一种生命的延续和扩展。这种肯定的力量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和自由，不被传统的社会规范或心理压抑所束缚。

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与压抑：弗洛伊德的理论则主要围绕压抑（repression）和潜意识（unconscious）。他认为，个体的心理结构中存在深层的冲突，这些冲突通常通过压抑作用来维持个体的心理平衡。潜意识中的欲望和冲动由于不符合社会规范，会被压抑到意识之外，形成内在的紧张和矛盾。这种压抑力量更多表现为否定性，通过否定或压制某些不被允许的欲望来构建个体的心理结构。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个体的潜意识充满了未解决的冲突，这些冲突通过梦、无意识行为、症状等形式表现出来。心理分析的任务是揭示这些潜意识冲突，以帮助个体理解自己的压抑过程。

德勒兹与弗洛伊德的差异与冲突

肯定与否定：德勒兹的情感素强调的是肯定的生成和流动，而弗洛伊德的理论更关注个体内部的冲突与压抑。德勒兹批评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过于依赖于个体的病态分析，过分关注压抑和负面情感，而忽视了生命本质中的积极力量和创造性。

个人与非个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集中于个体的潜意识，它强调个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及其冲突。而德勒兹的情感素则是非人称的力量，它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超越个体、社会的，更接近于一种普遍的生命动力。这使得情感素不仅在个人身上起作用，也作用于人与环境、人与世界的关系中。

生成与分析：德勒兹关注生成、变化与可能性，而弗洛伊德的分析模式更倾向于解构和分析个体的内心冲突。德勒兹希望突破主体性和固定的身份认同，推崇一种不受压抑的生命能量，而弗洛伊德则将主体性和自我视为精神分析的重要课题。

潜意识的不同理解：虽然德勒兹与弗洛伊德都谈及潜意识，但他们对潜意识的看法有所不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更多的是个体被压抑的欲望和冲动的存放处，而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千高原》及《反俄狄浦斯》一书中重新定义了潜意识，认为潜意识是生产性的，而非压抑性的。他们提出潜意识不是个体内在冲突的产物，而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和集体力量的创造性场域，涉及多种生命流动的交织与变动。

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尽管德勒兹的情感素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存在哲学上的分歧，但两者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互补理解。弗洛伊德揭示了个体潜意识中的压抑力量和社会规范对个人欲望的影响，而德勒兹则扩展了对生命力量的理解，强调了潜意识作为一种积极的、生成性的力量。因此，情感素在弗洛伊德的框架中可以被视为个体突破压抑结构后所释放的力量，而在德勒兹的哲学中，它则是生命本质的一部分，随时都在流动和转化。

感觉者和被感觉物
情动地方志
情感素：非人稱力量
德勒兹时间观
弗洛姆 To Have or To Be
德勒兹经营地方感
感觉建构非肉身公式

爱垦网评注·

在《电影1》（Cinema 1）中，德勒兹关于“情感素（affect）”的概念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尤其是将情感素定义为一种“实质”，即力量或质性，并将其描述为“被表达的东西”（exprimé; expressed）。这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有深远的启示，特别是在创意过程和内容生产中的情感表现与传达。

德勒兹关于情感素的理论在文化创意产业中具有重要意义。情感素作为一种力量和被表达的东西，驱动着创意的生成过程，使文化创意产品不仅仅是功能性或叙事性的作品，更成为情感体验的核心载体。通过这种情感素的传递，文化创意产业能够与观众、消费者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系，增强文化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影响力。同时，情感素的生成性和跨文化特性为文化创意产业在全球化语境中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创意动力。

情感作为创作的核心动力

德勒兹将情感素（affect）视为一种力量，这意味着情感不是被动的体验或附属的状态，而是一种驱动创作的能动性因素。在文化创意产业中，情感素不仅仅是作品中的内容或主题，而是推动创作过程的核心动力。

创意驱动：情感素是文化创意中的核心能量。无论是电影、音乐、设计、广告等，创意的表达往往通过情感传递给观众。这种情感素是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桥梁，使创意内容能够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提升作品的影响力。

情感的塑造：在创作过程中，创意工作者可以有意识地通过情感素来塑造作品的情感体验。例如，电影导演通过视觉、声音、节奏等元素来激发观众的情感反应；设计师通过颜色、材质、布局传递情感信息。这些情感素通过其“力量或质性”作用于观众，引发深刻的情感反应。

情感素作为内容的表达与体验

德勒兹认为情感素是被表达的东西，它不仅仅是隐含在作品之中的情感，而且是通过作品所传递的、可以感知到的情感。在文化创意产业中，这意味着作品不只是表达一个思想或讲述一个故事，而是直接传递一种感受或体验。

情感体验的设计：文化创意产品，尤其是电影、广告、游戏等，已经从单纯的叙事转向更加注重情感体验的设计。创作者通过各种形式的媒介（影像、音乐、互动设计等），让观众或用户不仅仅理解作品的内容，更直接感受到作品传递的情感质性。

即时情感的传递：情感素作为被表达的东西，意味着它具有一种直接性和即时性。在文化创意作品中，观众可以迅速地感知到这些情感，并在观看、使用或参与的过程中被这些情感素触动。这增强了作品的情感张力和互动性。

情感素作为文化产品的附加价值

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产品（如电影、音乐、品牌等）越来越注重情感的附加值，而情感素的概念正好提供了理论基础。情感素不仅是一种附加的感受，而是文化产品的核心价值之一。

品牌情感附加值：在品牌营销中，产品或服务的情感素通过广告、设计、品牌故事等方式被传递给消费者。这种情感素不仅仅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还建立了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结，使品牌具有长期的忠诚度和市场竞争力。例如，奢侈品牌通过创造独特的情感氛围来强化其在消费者心中的象征意义。

作品的情感共鸣：情感素使得文化创意产品超越了功能性，成为情感体验的载体。例如，一部电影的情感素可能让观众感到共鸣、兴奋、悲伤或激动，这些情感体验超越了电影的叙事结构，成为观众与电影之间的深层连接。

情感素与文化内容的普遍性与独特性

德勒兹认为情感素具有一种独特的“力量或质性”，这意味着每个作品的情感素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但同时它又是一种可以在不同文化和语境中共鸣的普遍力量。对文化创意产业来说，情感素的这种特性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的关键。

情感的跨文化传播：情感素作为一种力量，它的作用在于即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依然能够引发共鸣。这对文化创意产品的国际传播和多样化消费市场至关重要。例如，电影中的某些情感场景或音乐中的情感表达，往往能超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直接引发全球观众的情感共振。

情感的独特表达：虽然情感具有普遍性，但每个创意作品的情感素都带有其独特的文化烙印。创作者通过对情感素的精妙处理，使得作品在全球化的文化市场中依然保有独特性和文化辨识度。

情感素与生成中的文化创意

德勒兹的“生成”概念强调的是一种不断变化和生成的动态过程，而情感素作为一种力量和质性，正是生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对文化创意产业来说，情感素的生成意味着创意的不断更新与发展。

创意的生成性：情感素作为被表达的东西，它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创作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情感质地。文化创意产品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情感素，并在不同的媒介形式中生成独特的情感体验。例如，一部电影的情感素在编剧、导演、演员的多重参与下，生成了不同层次的情感质地，最终呈现给观众的感受是多重生成的结果。

动态的情感表达：文化创意产业需要不断适应市场和观众的变化，情感素作为生成的元素，帮助创意产品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保持活力和吸引力。创作者可以通过更新情感表达的方式，创造出具有持续吸引力的文化产品。

“平面”vs文创
情动转折
日日新，又日新
新文创
德勒兹的“平面”
文创造物身体
德勒兹的“身体”概念 II
“感觉-被感觉”的影响
感觉者和被感觉物
情动地方志
情感素：非人稱力量
德勒兹时间观
弗洛姆 To Have or To Be
德勒兹经营地方感
感觉建构非肉身公式
感性转折 vs 混融哲学
不可逆性及其生成性

Creat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Freelancing

Gig Economy: The rise of freelancing and the gig economy is a significant trend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Creative professionals increasingly work independently, relying on digital platforms to find work and market their products.

Entrepreneurial Mindset: There is a strong focus on entrepreneurship, with many creatives starting their own businesses or pursuing hybrid careers that combine multiple streams of income.

Cultural Capital and Soft Power

Cultural Capital: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seen as a key driver of cultural capital, where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products are leveraged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influence.

Soft Power: Nations and cities are increasingly us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s tools of soft power, promoting their culture abroad to enhance their global influence and attractiveness.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 and Ecosystem Development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here is a growing trend towards collabor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ectors, such as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the arts. Thi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is seen as essential for fostering innovation and addressing complex global challenges.

Ecosystem Building: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viewed as an ecosystem, where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supportive environments for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Democratization of Culture: There is a push towards making culture and creativity accessible to a wider audience, breaking down barriers to participation. This includes efforts to increase access to cultural education and reduce the digital divide.

Co-cre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rise of participatory culture, where audiences are not just consumers but also creators, is a significant trend. This is facilitated by social media and other digital platforms that enable user-generated content.

Value Beyond Economics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for its broader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beyond mere economic value. This includes its role in community building, identity formation, and contributing to overall well-being.

These philosophies reflect the complex and evolving nature of the glob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economy, which is deeply interconnected with broader global trends and challenges.

APP Iconada：Philosophy of the Glob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Economy today

[A: Affects P: Percepts P: Powers]

The mainstream philosophy of the glob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economy today is shaped by several key principles and trends that reflect broader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changes. Here are some of the dominant philosophie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Emphasis on Diversity: There is a growing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This involves supporting a wide range of voices, perspectives, and cultural expressions, particularly those from marginalized or underrepresented communities.

Global vs. Local: The global creative economy balances the tens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which often promotes homogeniz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This is reflected in efforts to protect and promote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while engaging in global markets.

Sustainability and Ethical Practi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The creative economy is increasingly aligning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SDGs, particularly in promoting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This includes reduc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promoting social equity in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goods.

Ethical Consumption: Consumers are more conscious of the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ir purchases, leading to a demand for transparency, fair trad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Digitalization and Innov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has transformed the creative economy, enabling new forms of crea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This includes the rise of digital platforms, streaming services, and the use of AI in creative process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re is a strong emphasis on innovation with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his involves not onl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also new business models, such as the gig economy, crowdfunding, and subscription services.

Application in Public Life: In daily interactions, the use of vocative forms (like calling someone by their name or title) demonstrates how language reflects and reinforces social norms and relationships. Understanding this can help in navigating social interactions more effectively.

Conative (Behavior and Intentionality in Communication):

Sapir’s Perspective: Sapir’s theory also touches on the idea that language is not just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 tool for action and intention. The conative function of language, which deals with the speaker’s attempt to influence the listener, aligns with this view. It reflects how language is used to motivate, persuade, or express desires, which are crucial aspect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pplication in Public Life: Recognizing the conative aspect of communication can be vital in public speaking, marketing, and everyday persuasion. It emphasizes how people use language not just to convey information but to achieve specific outcomes, such as convincing others or motivating them to act.

Vocation (Cultural Values and Identity through Language):

Sapir’s Perspective: Sapir argued that language is a key element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at it reflects the values and beliefs of a society. The concept of vocation, which involves one’s calling or professional identity, is deeply rooted in cultural values and societal expectations. Language around vocation can reveal how cultures value certain professions or life paths.

Application in Public Life: In terms of vocation, language plays a role in shaping and expressing one’s identity and societal role. For example, the way people talk about their jobs or careers reflects not only personal identity but also societal norms and values around work and purpose. Understanding this can be crucial in career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Social Pragmatics and Public Life

Integration in Social Pragmatics: By applying Sapir’s theory, we can see that these terms—vocative, conative, and vocation—are interconnected through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how language functions in society. Vocative forms reveal social relationships, conative language reflects intentions and motivations, and discussions of vocation express cultural values and identiti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public life, understanding these aspects can enhanc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mprove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help individuals navigate societal expectations. For instance, a deeper awareness of how language shapes perceptions of vocation can inform career guidance practices, whil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ative function can improve persuasion and leadership skills.

Academic Significance

The unification of these concepts through Sapir’s theory could be of academic interest, particularly in fields like sociolinguistics, anthropology,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t offers a holistic view of how language functions not just as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but as a central element in the social fabric, influencing identity, behavior, and societal roles.

By connecting these terms through the lens of Sapir’s theory, we can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shaping human experience and social life, making this a potentially fruitful area for academic exploration.

Academic Relevance

The distinct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mean that each term has its own specialized context. While "vocative" might be discussed in studie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conative" is relevant in psychology or education, and "vocation" is important in discussions of sociology, theology, or career counseling.

While the terms share a common root, their divergence into different fields—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theology—suggests that their meanings and uses have evolved in distinct ways. This divergence might be of academic interest when examining how language and concepts evolve and specialize over time with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Edward Sapir, a prominent figure in linguistics, emphas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thought, and culture. He believed that language shapes our perception of reality and that cultural patterns influence language use. Sapir’s linguistic theory, particularly his ideas about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al behavior, could indeed provide a framework for unifying the concepts of "vocative," "conative," and "vo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pragmatics in public life.

Unifying these Terms through Sapir’s Linguistic Theory

Vocative (Linguistic Interaction in Social Context):

Sapir’s Perspective: Sapir highlighted how language is deeply embedded in social interaction. The vocative case, which involves directly addressing someone, is a prime example of how language functions in social contexts. It reflects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cultural norms within a community. For instance, the way someone is addressed (formally or informally) can indicate their social status, relationship to the speaker, or cultural context.

APP Iconada: The Etymology of "Vocative", "Conative" and "Vocation"

The words "vocative," "conative," and "vocation" share a common etymological root, but they have diverged significantly in meaning and usage. Their shared origin is in the Latin verb "vocare," meaning "to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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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ymological Sense

Vocative

Origin: From Latin *"vocativus,"* derived from *"vocare"* (to call).

Meaning: In grammar, the vocative case is used for directly addressing someone or something. For example, in the sentence "O Zeus, hear my prayer!" "Zeus" is in the vocative case.

Conative

Origin: From Latin *"conatus,"* the past participle of *"conari"* (to attempt, to try), which comes from *con-" (intensive prefix) + *"nare"* (to be born, to strive), not directly from "vocare." However, there's an indirect conceptual link in terms of effort or striving toward a goal, often implied in a "calling."

Meaning: "Conative" refers to the aspect of mental processes that involve striving, effort, or willful action. It is often contrasted with cognitive (related to knowing) and affective (related to feeling) processes.

Vocation

Origin: From Latin *"vocatio,"* meaning "a calling," derived from *"vocare"* (to call).

Meaning: "Vocation" refers to a person's occupation or profession, especially when it is seen as particularly suited to them or as a calling, often in a spiritual or moral sens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orth Academic Attention:

Linguistic Category

"Vocative" is a grammatical term, focused on sentence structure and syntax.

"Conative" is a psychological term, dealing with aspects of human behavior and motivation.

"Vocation" is more of a sociological or theological term, concerned with a person's role or calling in life.

Conceptual Framework

"Vocative" operat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inguistics and communication, dealing with how language functions in direct address.

"Conative" belongs to the domain of psychology, particularly in discussions of motivation, will, and intentionality.

"Vocation" is a term used in discussions of career, purpose, and sometimes spiritual or religious lif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Models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This theory explores how cultural goods and creative skills are valued economically. Conation and affects intersect here, as motivated creators leverage their emotional and cultural capital to produce works that resonate with audiences and accrue economic value.

Creative Class Theory (Richard Florida): Florida’s theory emphasize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reative class” whose work is driven by both conative and affective factors. The theory highlights how motivation 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drive innovatio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reative cities and industries.
Emotional Economies: This concept focuses on how emotions are commodified and circulate within the market. Conation is critical here, as motivated cultural entrepreneurs capitalize on affective trends to create products that meet emotional needs, driving consumer engagement and loyalty.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the Creative Economy

Creative Entrepreneurship: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ation and affects helps cultural entrepreneurs craft emotionally resonant marketing strategies, develop products that align with their personal motivations, and connect authentically with audiences.

Cultural Policy and Support Systems: Policymakers can better support the creative economy by fostering environments that nurture both the motivational and emotional aspects of creative work. This includes funding programs that recognize the affective labor involved i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rovide resources to sustain motivation in challenging times.
Market Differentiation: The emotional appeal of cultural products can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saturated markets. Conation drives creators to innovate, while affects ensure that these innovations resonate on an emotional level with consumers.

In the cultural creative economy, conation and affects are intertwined forces that drive both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cultural goods. Conation provides the motivational backbone that propels creators toward action, while affects infuse cultural products with emotional depth and market appeal. Understanding this dynamic relationship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how creativity fuels economic and cultural vitality, shaping not just individual careers but entire creative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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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Iconada: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nation" & "Affects" within the Cultural Creative Economy Study

In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creative econom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ation (motivation and volition) and affects (emotional experiences) is critical as these elements shape how creative professionals, artists, and cultural entrepreneurs engage with their work, influence markets, and drive 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intersection impacts everything from individual creativity to broader economic and cultural dynamics, making it a crucial area of focus for understanding how the creative economy functions.

Conation in the Cultural Creative Economy

Role of Motivation and Will: Conation involves the drive to innovate, take risks, and pursue culturally creative ventures. In the cultural creative economy, conative factors like passion, resilience,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re essential for succes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individuals and businesses that must navigate uncertain markets, competition, and the fluctuating demands of cultural consumers.

Goal Directed Behavior: Conation propels cultural creators to set goals, whether producing a new art form, launching a cultural enterprise, or advocating for social change through creative means. This goaloriented behavior underpins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and dynamism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where success often hinges on persistence and strategic action.

Affects in the Cultural Creative Economy

Emotional Engagement Affective states greatly influence how creators connect with their audience. Positive emotions can enhance creativity and foster a deeper connection between cultural products and consumers. The affective appeal of cultural goods (art, music, fashion, etc.) often drives market value, as these products resonate emotionally with audiences.
Impact o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affective dimension extends beyond creation to the consumption of cultural products. Emotional responses to media, art, and design shape consumer preferences and trends, which in turn influence the economic viability of creative ventures. For instance, a film that evokes strong emotional reactions is likely to perform better commercially.

Interaction Between Conation and Affects in the Cultural Creative Economy

Synergistic Dynamics: The interplay between conation and affects is crucial in cultural production. Motivated creators who are emotionally engaged with their work are more likely to produce innovative and resonant cultural products. This synergy fuels the creative cycle, from ideation to market engagement.

Emotional Labor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Cultural creators often perform emotional labor, channeling personal feelings into their work, which can be both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a challenge. Conative skills, such as resilience and selfmotivation, help manage the emotional ups and downs of creative work, ensuring sustained productivity even when facing emotional exhaustion or market pressures.

Adaptive Strategies: In the volatile cultural creative economy, conation helps creators and entrepreneurs adapt to change. Emotional adaptability, coupled with strong motivational drives, allows cultural workers to pivot in response to shifting market demands, emerging trends, or personal setba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