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迪厄《超越性》

人的精神生命的超越性，一方面使人的生存能力本身，成為一種活生生的生命力，成為不斷地突破原有能力狀態的新的可能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使人的生存意向，始終朝著新的可能的超越層次發展。

這一切，使人的生存的實際基礎的實際條件，對人來說，只成為他生活的起點和出發點，而不是生存的範圍和過程。（高宣揚，2002）

《貴在自得·為而不有》

在活得更好這條路上的成功越大，儒家文化就丟失得越大，最終為類似於科學主義的東西所取代？

非意識形態化的儒家，仍然對我們有吸引力。例如，儒家思想中的“貴在自得”，“為仁由己”，“己欲仁斯仁至矣”，“歲寒而知松柏之後凋”的特立獨行，其中強調的道德自主性與通過個人修養，來擺脫動物性以及拒絕媚俗，均能給現代人有所啟示。當然，另外還有許多其他方面。


我自己體會最深的，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觀，在我看來，所謂的天人合一，強調的是，人的內有的資源（良知）與外在的道的合而為一，(用我自己的通俗的話來說，即人的生命意義在於社會的善)，並認為這是使人擺脫生命有限性與空虛感的重要文化資源。

孟子所說的“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指的就是這個。當然這話說起來很長。......需要個人去體悟。


“貴在自得”這句話出典於宋儒張总，梁啟超曾經把做學問時的超功利態度稱之為“為而不有”。大意就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因為我們在耕耘中已經獲得精神之樂，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可見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超功利的價值觀。

這樣一種以知識審美為追求的人生態度，對於應對西方競爭性文明的世俗化的浪潮的挑戰，恰恰是對症之方。如果再加上治學思考中去實現社會責任，那你在自得之樂外，更增加了一種使命感，那就達到一種更高的境界，也更上一層樓了。（見《蕭功秦：傳統文化可以給我們什麽精神資源》）

福柯：主動反抗的藝術

巴迪歐可能會認為，朗西埃為了維護藝術理念，在現代性中所包含的平等許諾，而犧牲了把握具體藝術作品之激進新意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在朗西埃看來，巴迪歐把藝術的真理只留給那些，能夠重新定義其媒介潛能的特殊實踐，如此做法很可能蛻變為劃分界線的另一種方式。界線的一邊，是藝術，另一邊，則是普通人簡單的享樂，後者曾被格林伯格貶斥為媚俗的生活。然而，朗西埃和巴迪歐所致力的哲學事業，卻有著重要的共通點。這種哲學不被懷疑或去神秘化的邏輯指引，但卻忠於福柯對批評的定義，即：批評是一種“主動反抗的藝術”——這樣的實踐總會把哲學引回藝術身邊，盡管前者永遠不可能讓後者滿足。(文/ 尼克・鮑姆巴赫（Nico Baumbach）譯/ 杜可柯)

上一節：解構閱讀 の 双重閱讀

黃秀香《解構理論》

解構閱讀 の 閱讀的遊戲

一般觀點，文學是主人，批判是靠文學養活的寄生蟲，然批判不僅靠文學養活且要扼殺文學，因此批判與文學的關係是一種典型的寄生現象。傳統的本文中總是存在者許多薄弱環節，解構批評旨在透過這些環節的解構，來攻破形而上學的堡壘，形象點說，這些環節為解構批評提供了寄生於期間的縫隙。

解構批評家棲居其間，一同參與運作（重寫），進而改變本文固有的運轉，產生出意義的不確定性來。德希達認為，每次閱讀都像是對本文進行切割或裁剪。人們總是希望快刀斬亂麻，然，剪不斷理還亂，結果反而在傷口處生出許多東西來。

我們從傷口處鑽進，與作者一塊玩遊戲，於是“原文”不再具有優先性，或是說“不存在任何原文”。因此，我們閱讀某一作品，實際上是和作者一塊兒進行創作，玩嫁接遊戲，再所謂原文中一植入（創造出）新的東西。

這種移植，不是簡單地由外部帶進來，它既可從外部移入，也可從其內部移植。而其狀態區分不出誰是母體，誰是寄生體。（黃秀香，2003，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黃秀香·社會工作從普遍的合法性，到彼此的理解与尊敬

十八世紀之前，在人際關係和倫理道德觀念被認為是正確而適當的，這種正確性和適當性並沒有在概念上、觀念上得到反思和論證，因其無不同文化體系的挑戰、接觸、對立和交流，所以大家都有普遍性的經驗（范瑞平，1997）。

概括而論，傳統倫理是典型的信仰體系，是行而上學的人性觀。理性思維未從信仰體系抽離，而在其中表現出來。如亞里斯多德、柏拉圖的體系、基督教的體系、儒家的體系等都是整套的體系。從後現代的特色就是“多元化”，就以哲學、倫理學上而言，無法辦到以理性來證明正確的觀點。

就倫理學的論證而言，為何我們不能由理性來架構、證明一套完整的、唯一正確的體系？

主要原因是任何一套體系，都需要由一些基本的前提出發。基本的前提、假設是不能被證明的，因此後現代給哲學家一個不利的環境，無法證明一個正確的論點。

後現代，哲學不能證明某一種倫理體系，生活方式是唯一正確的（范瑞平，1997）。

此時在理論上，社會工作融合生態與系統理論，發展出生活模式的社會工作處遇方法。所以，社會工作採生活模式理論企圖綜合許多新的處遇模式，克服傳統瓶頸，建立新的介入模式。（黃秀香，2003 ，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黃秀香·反對類别化

社會工作自1970 年代後，強調接受服務者自行敘述觀點，取代社工者的自我價值判斷，此與後現代強調非標準化、反對普及性規則，及反合法性的觀點是一致的。

同時，後現代的反類別化也提供實務工作者一個反省的機會。

如對案主群的分類－如區分為障礙者與非障礙者、低收入戶與非低收入戶、災民與非災民、獨居與非獨居老人、單親與非單親等；及各種類別下的等級區分，如重度、中度、輕度障礙，中、低收入戶等的區隔意義，此區分類別是為控制資源的分配及工作者工作上的方便，對服務使用者毫無意義，且此種區分客觀嗎？公平嗎？

後現代社會工作質疑類別化是社會工作藉此控制案主， 別無意義（Howe，1994）。（黃秀香，2003 ，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現代與後現代的交集

後現代是現代的延續，甚或是兩者交集的關係。社會工作是“現代”（即當時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的產物，一開始就針對當時資本主義或工業化、都市化社會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的解決而來的，社會工作可說是為了解決“現代”弊端與困境，是屬於“後現代”對“現代”的批判與對抗，尤其社會工作服務對象，也是針對當時社會的非主流社會的邊緣族群，因為他們被“現代”社會的主流主群所壓迫，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所以當“後現代”質疑與批判點，正是社會工作所存在的訴求與價值－要為社會的弱勢者爭取平等機會，為其代言，且強調“雙重焦點”（dual focus）和“人在情境中”（person-in-situation）的社會結構改變，就如基變社會工作（radical social work）主張。）（黃秀香，2003，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福柯·生存美學與‘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

福柯一生所關懷的基本問題，始終是我們自身的生活命運；為此，他既要探討我們自身的現狀及其歷史運作機制，又要尋求我們自身實現自由的審美生存的出路。生存美學就是在這樣的理論關懷的脈絡下提出來的。福柯晚期回答訪問者的提問時，將自己的所有這些研究，概括成‘關於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 (l’ontologie historique de nous-mêmes) (Foucault, 1994：IV, 223; 383; 609)。

這樣一來，‘關於我們自身的歷史存在論’，既概括了福柯所從事的整個研究活動的基本內容及其研究方法、策略和基本方向，也突出地顯示他晚期所探索的生存美學的核心問題：‘關懷自身’(souci de soi)。



‘我們自身’究竟是誰？為什麽我們是現在這個樣子？為什麽我們是這樣地思想、行為和生活？為什麽我們非要按照現在的模式進行思想、行為和生活？我們是否可以不這樣？我們有沒有別的可能的模式或方式，進行我們自身的思想、行為和生活？我們有沒有可能找到‘另類的’生存方式？所有這一切，就是福柯所時刻思考的重點。

正因為這樣，在研究西方哲學史方面，福柯的重點，不是建構體系化的抽象理論，而是探索近代西方哲學究竟有沒有、怎樣和如何思考‘我們自身’的命運問題。福柯認為，從笛卡兒到康德以前，基本上是將重點放在自我意識的主體化。只有從康德開始，近代哲學才產生了新的轉機，因為哲學家們開始關心我們自身的現狀。（高宣揚：福柯的生存美學，2005）

陳明發《允許背叛》

柏格森主義的生命力來自它允許人們背叛它；其命脈在被背叛時才得以延續。因爲柏格森認為，大寫的哲學是一種恒常在變異的運動。運動帶來不斷的變化與差異，這就是創造精神的真髓。

最美妙的變異，無非就是自我背叛。

當一位創作人在計劃投進一項新創作時，例如“重復”若干年前的一項盛舉，如果一切的觸覺與考量都離不開那原來的盛舉，在創作過程中感受不到、看不見“越界”、“解域”的嘗試，依然“也是”、“還是”曾有的“所是”，那麼，那曾有的生命流泉去了哪裏？


難道是因爲乾枯而未能繼續綿延？


原來的活動稱得上“盛舉”，肯定有它的創想，而創想之所以稱得上創想，是因為它具有繼續綿延的生命力，並取得與當下時空有所交會與互動的新進展。

“重復”與復制是兩回子事，復制是原型的仿冒；“重復”則是當時的精神的演進，帶出新的不一樣的面貌與實質。（29.3.2021）

陳明發《發酵》

話說研讀散文詩時，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有的作者把他的散文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像讓自己两三歲的女兒看来更可愛些一樣。然後，叫它“散文詩”。

有趣的，當然不止這一個，此前已寫了些探討。未在社媒發表的部分，目前放下讓它發酵。

暫時擱下，對自己與在討論中的事情，應該是聰明的决定。我總不能老是那麼“信心滿滿”、“自以為是”；倒很期待以後的自己能打敗現在的我。

畢竟，作為主體的“創作”，是我、概念與文字“三位一體”的跨界合作。老讓我的個人意識，配合文字，欺壓概念，以方便“表達”，那恐怕是一種“非法侵入”。

最根本的，什麽才是散文詩?

若從已出版的書籍，或已發表的論文裏，淘寶似地摘三两段出來，然後說 “是” 或“不是”，可能在短時間內就能解决這困惑。

但想想不管何人，對馬雲的“多才多藝”有多傾倒，阿里巴巴做中間人套利的那玩意兒，最近在中國出事了。這事對創作人，應該有點文化隱喻才是。

入口那些書或論文來代勞，把他們的努力轉成順手現成的腌漬物，坦白說，只是自大地把作者降為外勞，太對不起人家的心血啦。

更不符他們原來提倡的創造精神。

我不習慣吃淹漬物，此時還是選擇“不確定”吧。 (28.2.2020 )

柏格森：綿延地思、根據綿延思、在綿延中思，每一個存在都是發光的。

康德與柏格森在時間觀上的差異，從根本上體現了康德主義與柏格森主義哲學之間的區別。康德的哲學繼承了自柏拉圖以來的理智哲學傳統，這種哲學像崇尚光明一樣去推崇理性，認為確定的、不可懷疑的、真實的知識，必須依靠理性之光的照耀。

依據這種哲學，世界依照理性的秩序來確立，它一以貫之地遵從因果必然律的規定，自由的王國被嚴格劃定在邏各斯的秩序之外。然而，柏格森借由真正的綿延（時間）所引入的是流變的世界，它是一種區別於理智哲學體系的柏格森主義，它剝奪了只有太陽才能發光的特權; 理性能力的擁有者，在這個世界中不再具有立法者的地位。每一個存在都是發光的，因而世界上的一切都能夠自己照亮自己。

在這種新的哲學中，近代以來笛卡爾—康德式的沈思已經失效，它需要的是新的沈思方式，即綿延地思、根據綿延思、在綿延中思。（劉松青摘 / 原題《邏各斯的退隱——柏格森對康德時間觀的批判》/ 作者單位：中國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 / 《哲學文摘》2014 年 02 期 / 原發期刊：《哲學分析》2013 年第 4 期 第 50-61 頁）

                                                                                            （ GoPro D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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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爾施塔姆·詞的交際

曼德爾施塔姆提出“詞的交際”觀點, 對俄羅斯文學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對布羅茨基等詩人的創作有直接影響。

當時的未來派詩人馬雅可夫斯基，曾提出“不是思想產生詞, 而是詞產生思想”的觀點, 並著手獨創新詞。(韓津-廖夫·奧蓋, 2001 :62)

相反的, 曼德爾施塔姆強調，應珍惜經典語言, 主張“為表達語言中尚未命名的事物(這正是詩人要傳達的) , 應該從已有的詞匯中誘發出所需要的含義, 這就需要將詞推向它的鄰居。”(曼德爾施塔姆,2000 :9)(見（胡學星，2005，柏格森與曼德爾施塔姆詩學，《山東外語教學》，2005 年第3 期，總第106期)

                        （El pensador, Oriol Jolonch Clariana）

讓時間從虛擬落腳土壤上


陳明發按：時間，在哲學上是與人的存在有關的大議題。冠毒的威脅創造了思考生命的緊迫性，其實也是我們正視自己的時間、自己的生命的契機；我們要在疫情後活下來，但這回要活得更有意義，更豐饒。“愛墾網”努力讓大家在尋常日子中，一窺哲學家對時間觀念的揭示。

“慢活”，是一道我們可能步入哲學聖堂親近大師見解的秘境。

輕鬆人生才嚐得到生活中的種種美好，包括日常食物的美味與故事，與自身內在的互動才可能定時與及時展開。感情生活才談得上豐饒；因為那個時刻，時間才可能從虛擬落腳土壤上。少了生活，一切的文化生產失去基礎。

當自己同時間的關係呈現出健康的趨向時，渴望加快速度的念頭消失了，或至少消減了。當你有更多的空餘時間，讓自己慢下來或重新充電時，你就不會太緊張，整個身心都能得到調整，總體說來你會更平和淡定。

對采納彈性工作制的雇主來說，這種平和淡定得到了回報：員工工作效率提高了，思維放慢了。當員工再度來上班時，都感覺精神飽滿。他/她已經把家裏安排得井井有條的：房子清理乾凈了，食品也購買了，衣服洗乾凈了，孩子們也愉快，

不上班的時候，他們不光休息、調養，還思考問題。在大腦裏醞釀工作，所以再回到辦公室的時候，常常能做出更審慎的、更好的決定，而不總是對所有的事情現場才做出反應。（奧諾德《放慢腳步》【39】）

                                                                                               （Don't Look Down Art）

柏格森的生命哲學 vs 達爾文進化論

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對達爾文進化論的普遍有效性表示質疑。在對達爾文進化論、突然變異等生物進化理論進行剖析之後, 柏格森得出結論:

“我們絲毫不懷疑: 對環境的適應是進化的必要條件。十分明顯, 倘若一個物種不去順應強加給它的生存條件, 那它便會消失。

但是, 承認外界環境是進化，必須慎重考慮的力量, 與宣布外界環境是進化的直接原因, 這完全是兩回事。後一種是機械論的理論。⋯⋯實際情況是, 適應造成了進化運動的種種曲折性, 卻並不決定進化運動的各個總體方向, 更不決定進化運動本身。” (柏格森,2000 :91 - 92)

按柏格森的觀點, 外部環境顯然不是促成生物進化的直接原因。(見（胡學星，2005，柏格森與曼德爾施塔姆詩學，《山東外語教學》，2005 年第3 期，總第106期)

                                        （Source of Photo：The Seeds That Sowed a Revolution）

德里達：創造成見的破裂

德里達的詩性哲學場域建構，是從“解構”開始的。德里達說：“我們的話語無疑是屬於形而上學的對立物體系的。我們只要用某種策略安排，讓它在這個領域和自己的努力範圍之內，反對它自己的種種策略，就可以產生一種混亂的力量並擴散到這一體系，從各個方面對其裂解並劃定邊界。這樣我們就能顯示出那種成見的破裂”。［1］（P376）這可以看作是德里達對西方傳統文化宣戰的綱領。當然德里達已經意識到西方傳統文化的強大，但他義無返顧、勇往直前，采取種種策略，決心將強大的西方傳統文化予以徹底消解。


德里達把解構的第一個目標指向傳統形而上學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在德里達看來，理性主義是設定意義先於語言的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代名詞，而理性主義的秘密就在於預先設定的意義理論“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它不僅充當著所謂的“真理”“價值”的權威，而且還限製、束縛了自由遊戲創造的可能性。因此，必須予以徹底“顛覆”之。


德里達在《論文字學》中說：“傳統哲學的一個二元對立中，我們所見到的惟有一種鮮明的等級關係，絕無兩個對項的和平共處，其中一項在邏輯、價值等方面統治著另一項，高居發號施令的地位”。［3］（P303）

譬如，傳統哲學中的真理／謬誤、理性／感性、靈魂／肉體、本質／現象、同一／差異、必然／偶然、意義／形式、理智／情感、肯定／否定、能指／所指、言語／文字、在場／缺席、中心／邊緣等“二元對立”，都是前一項統治著後一項。

前一項是高級的，是人們應該努力追求的。後一項是墮落的，是人們應該盡量予以修正、避免或超越的。在德里達看來這一切都是傳統形而上學臆造的白色神話。（韓廣信，2004，論德里達的詩性哲學與哲性詩學）

[1] 王.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I].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學理論[I].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

世界十大哲學問題如何認識

八、整體論

二十世紀的哲學家大多數都表現出整體論傾向，有的是在真理觀方面，有的是在語言的意義方面，有的是在科學哲學的理論驗證方面。

達梅特認為這種整體論太極端了，他主張，意義的最小承載單位是語句，為了充分理解其意義，必須理解這個語句所屬的能夠自成系統的語言體系，但不必是整個語言。

解釋學的整體論以一種悖論的形式出現，這就是所謂的「解釋的循環」。人們認為，在理解和解釋過程中，我們只能從部分開始，但要理解一個局部的意義，必須對整體的意義有理解，但理解整體又只能從理解部分著手。

結構主義者特彆強調整體的重要性，以及整體對於部分的優先性。他們認為，事物（人類、社會、神話、詩歌、語言等等）處於一個具有結構的整體中，只有通過認識整體中各要素之間的關係，才能充分認識某一要素。以德里達為代表的後結構主義者反對這種整體觀，竭盡全力消解這種整體結構說。

他們認為，一個整體結構意味著有限性，容納不了具有無限性的東西，也意味著中心、等級、秩序，這是必須解構的形上學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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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STILL EXHIBIT

40 YEARS OF DANCE 1

世界十大哲學問題如何認識

九、因果性

因果問題或歸納問題，是休謨在二百多年前提出的：我們能從過去太陽從東方升起推出它以後也必然如此嗎？我們能從理性上證明，從有限事例歸納出全稱判斷是合理的嗎？

康德明白休謨的問題不能從經驗上和邏輯上予以證明，他把因果性劃歸先天範疇，說這是人腦為自然界立法。J·S·穆勒企圖作出正面證明，他的證明依靠兩個前提：

每一事必有一原因，同因產生同果，這實際上是循環論證。

本世紀的哲學家決定不再重複康德和穆勒的老路，以另外的方式解決因果性或歸納問題。

凱恩斯的證明依賴下列原理：僅僅是時間空間中的位置不影響事物的其他屬性、事件的其他特徵，這一解答並不成功，因為時空中位置的變化意味著，與其他事物的關係不同了。

他和布羅德還提出了另一個原理“有限獨立變化原理”：物體種類有限，給定一物體某些屬性，其他屬性可以大致確定地推論出來。但這個原理的成立得自經驗，因此構不成對歸納原理的獨立證明。

鑒於這種以及其他正面證明的明顯失敗，哲學家們另尋出路：在承認因果性或歸納原理不可證明的前提下給出另外的說明，主要是用機率統計方法解決從個別過渡到一般，以或然性代替必然性。

羅素提出科學研究最低限度需要的五個公設，它們是：准永久性公設，可以彼此分開的因果性公設，時空連續性公設，結構公設以及類推公設。

這些公設不保證事情必然如此，但肯定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如此，它們說明一種不能達到必然性的期待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的可信性。

在研究此問題的哲學家中，萊辛巴哈的態度最為積極，他認為可以用機率方法對休謨問題作出正面解決。他認為，歸納推理雖然不能在邏輯上找到合理根據，但並不是任意的，他的歸納推理的理論目的就在於在未來事物不確定的狀態下在一種等級秩序中找到最優者。嚴格的因果陳述不過是機率為1的機率陳述的極限情況，科學陳述的機率在0和1之間，在這種意義上，歸納原則是科學陳述的正當的預設。

卡爾納普對於歸納邏輯的基本原理下的功夫最多最深。他一方面承認休謨對於因果性的否定是無法反駁的，另一方面看到科學家和普通人每天都在使用歸納推理，他致力於對歸納原理進行適當的形式化，用合理的指標指出其有效性。他認為因果性意味著原則上的可預言性，而在對前件的完備描述和對後件的預言之間存在著邏輯關係。

波普走的是一條相反的路，他不是從必然性退縮到或然性，以一種弱的形式正面回答歸納問題。他從根本上否定科學定律是從經驗觀察歸納而來，他認為科學理論是大膽的猜測，其機率越高則內容越貧乏。但是，科學假說畢竟需要推出可觀察結果，這就有一個觀察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假說的問題，衡量這種驗證度還是需要對歸納邏輯的原理進行研究。

這裡無法具體說明凱恩斯、萊辛巴哈、卡爾納普、波普的歸納邏輯理論，但總的可以說，這些理論雖然對歸納邏輯的發展有其貢獻，但基本上是有重大缺陷的，並不為人們普遍接受。

直覺是每個人都體驗過的認識方式，極之而言即“不思而得，不慮而知”，因此個別哲學家認為它源自於“本能”，從而與人的“理智”對峙起來。[36]

馬利坦卻並不這樣看待“創造性直覺”，而是認為它雖然源於無意識，免去了邏輯推理的過程，但仍然出現於意識之中，並說：“詩人不是不知道這種直覺，正相反，這種直覺是他的藝術的頭條妙訣和最可貴的見地。”(與原譯文略有出入)況且，直覺只“涉及到我們的精神的——不是動物的——無意識的活動的存在”[37]。

科學家們承認，至今對於人類的思維活動的研究，相對來說還處於較低的水平。現在我們還疆能主要從自然科學領域某些“巨人”的現身說法中得到些這方面的啟示。

周義澄的《科學創造與直覺》一書，很全面地為我們勾勒了直覺認識論的歷史發展景觀，其中對20世紀兩位大科學家的重點評述尤其值得我們注意：愛因斯坦認為直覺是科學創造的先決因素，僅僅依靠經驗，再加上邏輯推理，還是不夠的。法國大數學家彭加勒認為直覺不僅在科學發明中不可少，而且還是科學發現和證明的工具：他提出與創造性的直覺活動有關的“不自覺的工作”這一無意識現象，其功不下於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有關“無意識的思維和意志”的大量研究工作。[38]

從這里我們可以管現“無意識”，並非都是非理性的“不毛之地”，對於人類來說，它先前就已經歷過不知多少代人理性的耕耘，尤其是本主的長期努力，而且，“創造性直覺”實際上離不開開始時有意識的研閱、練習和冥搜苦索(盡管這些不屬於直覺的範疇，至多為“無意識”活動作了些準備)，直覺本身也就是為了將“無意識工作”的成果向意識開放(盡管有時難免帶些稚拙和朦朧的東西)。“無意識”就像地下礦藏一樣，我們的種種精神能量，包括稟受的自然和社會的氤氳之氣，以及被忘卻的或成為“積習”的歷史經驗，都在那里儲放著，有待創造性直覺去開采。

也許對柏格森的非理性主義的直覺說,也有必要多說幾句。

柏格森是20世紀較充分、詳盡地論述直覺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的創造性作用的一位哲學家。他的缺陷在於將直覺置於“本能”之中，而且過於強調它與邏輯分析的分立；但他認為“所謂直覺，就是一種理智的交融，這種交融使人們自己置身於對象之內，以便與其中獨特的、從而是無法表達的東西相符合”[39]，即我國古人常說的“物我合一”，這對於詩性直覺的想像作用有所闡示。

以上從我國古典詩論、詩和語言的起源、詩在藝術中的作用以及詩性思維的特征等方面論證詩是原創性的思。

“思”與“思維，就像“詩”與“詩歌”一樣，基本上同義；但是，漢語的早首詞往往比多音詞的涵義稍廣一些，“思”與“詩”也不例外，前者兼有思維行動與思維成果諸義，後者不僅指狹義的詩作，還指廣義的詩意等。我們只能說原創性的思，代表詩的最主要的本質，還不能說這種思只有詩一種。

[36]亨利•柏格森：《創造性進化》(第二章：生命與意識)，紐約,1928年，176頁。他認為理智趨向對無生命物質的認識，而本能則趨向於生命的意識；“所謂的直覺就是無功利的而又自我意識的本能，它能夠極大限度地反映和放大它的認識對象。”
[37]雅克•馬利坦著，劉有元、羅選民等譯：《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80、78頁。

[38]同注[34]，第87—105、208—224頁。

[39]柏格森：《形而上學導言》，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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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哈哈蒂：房子能浮起來嗎？06

柏格森

柏格森

(陳聖生《論詩是原創性的思》(原載《中國詩學》第6輯，南京大學版出版社1999年出版 見2018-08-14搜狐平台)

如果這樣，那和科學活動密切相關的現代技術呢？海德格爾不同意一般人理解的現代技術受制於科學的思路。相反，現代科學的本質恰恰是有現代技術的促逼本質所決定的。所以，真正得救的希望就在於返朴歸真，回到技術活動的「技藝」性，也就是「詩性」產出或制作活動中去。

斯蒂格勒並不認同海德格爾的這種帶有強烈浪漫主義色彩的「返鄉」「歸隱」式的保守主義的拯救方向，相反，他關注現代科技的發展，更重視現實生活中的當下「得救」或「立地成佛」，這就涉及他對胡塞爾和前期海德格爾經典的超越論現象學傳統的另一突破，而這一突破集中體現在他的「溯—行」（retroactivity）概念上。

斯蒂格勒的「溯行」首先指的是「返回」，然後是「行進」或「行動」，是返回中的行進。我們知道，「返回」是現象學哲學的核心概念。從胡塞爾的「超越論還原」，海德格爾「朝向事情本身」的「拆建」或「一躍」，以及德里達的「解構」都是這個哲學思路的表現。顯然，這個思路還可以追回到屬於哲學正宗的「笛卡爾式的懷疑」，甚至蘇格拉底—柏拉圖式的「和陰影作戰」。

但是，斯蒂格勒這裡所展示的「溯行」道路是在其導師德里達的「延異」概念的影響下，並沿著其對胡塞爾晚年《論幾何學的起源》一文的著名分析思路展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斯蒂格勒將德里達的方向凸顯出來，推向極端，而這個方向，也正是號稱要克服傳統形而上學的後期海德格爾實際所推進的方向。

因此，以胡塞爾和前期海德格爾為代表的經典現象學的徹底還原性「回溯」道路與後期海德格爾、德里達以及斯蒂格勒所代表的後—現象學的迂回延異性的「溯—行」道路之間有著某種根本性區別。這個區別就在於是將「溯行」道路本質把握為連續性、統一性的還是斷裂性和離散性的？關於這一區別，德里達《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引論》一書的漢語譯者方向紅教授曾有一段話切中要害。

他在該書的「譯者後記」中這樣寫道：「路漫漫其修遠兮，返回的道路是暢通無阻還是荊棘叢生布滿歧義？胡塞爾小心翼翼地選擇了前者，而德里達則堅定地選擇了後者。」德里達是否從一開始就如此「堅定」姑且不談，但後來隨著以「延異」概念為核心的後現象學「解構」哲學的形成，德里達「選擇後者」的立場一定是越來越「堅定」。

例如，斯蒂格勒就沿循德里達的說法，指出胡塞爾一生探究起源和創生問題，其間五個階段，從早年的《邏輯研究》，到晚年的《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現象學》，無一不困境重重。所以，一部現象學的歷史，或者任何思想，乃至「世界歷史」本身，無非就是一部重重疊疊的「困境史」。

但德里達專門拈出《幾何學的起源》，著重指出其存在著不同解釋的可能性，無疑給斯蒂格勒將現代技術的本質理解為「第三級滯留」提供了靈感。在斯蒂格勒看來，如果我們將胡塞爾現象學的一個個「時代」不再看作「連續階段」和「靜態構成」，那麼，這一重又一重的相疊相加的困境就會表明：「胡塞爾現象學的每個『時段』，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延異』著對困境的解決。貫穿著這一過程，胡塞爾將超越論的領域擴大，最終變成某個『我們』的超越論歷史。

而在此擴展過程中，還原就變成了『再激活』。」不同的地方在於，斯蒂格勒一方面不再將這種「溯原」和「再激活」視為一單純的先驗論或超越論的意識過程，不是簡單的胡塞爾式內在的時間意識或「記憶」的「回—顧」（retro-spection），也非在海德格爾式「良知」聲音召喚下，在極端情感或情緒中驚醒的「決斷而行」，而是實實在在地在作為人類後種系生成發展的技術演進過程的「世界歷史」或「世間歷史」中的「事件發生」。在這一世間歷史的事件發生中，既有良知召喚和應答，更有天機天命的禮物「給予」。

另一方面，這一「溯源」流程不是一帆風順的「暢通無阻」，而是充滿著間斷、間歇、縫隙、裂變、衝突、錯失的延異性「滯留」，這才是斯蒂格勒理解的「溯—行」（retro-activity）。

斯蒂格勒又將這種顯現現代技術本質的「溯—行」描畫為「流程的蒙太奇（疊續）」（the montage of flux），它不僅表明是連續性的時間「流程」，更是一個又一個的「疊續」和「重新—疊續」，這是充滿著「斷裂」和「延異」的連續，唯有這樣，「向死而生」的自由和激活才真正成為可能。所以，斯蒂格勒才會說：「流程的統一就是蒙太奇（疊續），在這一疊續中，每一個新物都是回憶的重新—疊續（re-montage）。

與此同時，它讓『現今對象物』『拼裝出來』（monte），得以過去，並造就出曾經。」這一說法恰恰就構成了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的最為精要之處，也將他的哲學思考與其經典現象學前輩的思考，諸如胡塞爾的「意識與時間」、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區別開來，開出後現象學時間思考的一片新天地並指出新的拓展方向。


(原題：技術與時間：從海德格爾到斯蒂格勒；作者王慶節，澳門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2022-11- 2016 載《哲學分析》2022年第5期 ；關鍵詞：技術；時間；第三級滯留；斯蒂格勒；海德格爾；)


延續閱讀：

韵文化：美、标致

直覺·時間性

韵文化：风雅、高雅 ~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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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慕課·思潮篇

（續上）例如，語言哲學家索緒爾就曾這樣批評過語音中心論者，說他們以為語言學如果不以語音而以文字為中心，就好像讓我們去看一個人，不要去看他本人，而要去看他的畫像一般。但是，問題並不在於否認「原初的」經驗，而在於如何理解這一經驗以及如何達到這一「原初性」。

海德格爾雖然對胡塞爾處處叛逆，但在這一點上仍舊擺脫不了傳統陰影的糾纏，或者用斯蒂格勒的話說，「他還是從根本上沿襲了胡塞爾對時間的分析」。例如，他所講的「上手物」與「現成物」、現象（Phaenomen）與現像（Erscheinung）、本真與非本真、源初與衍生，以及前所提及的「歷事生發」與「世界歷史物」、古希臘的技藝與現代技術之間的關係，都有一個「源初」和「衍生」的關係。

再往深處說，這些在存在者層面上的、在世界之中存在著的流淌物，都和存在本身發生著某種「超越論」的關係。而「超越論的」這個關鍵性的概念，按照近代康德哲學的經典解釋，指的就是：「在……之先而又使得……成為可能。」所以，在幾乎所有經典現象學家看來，全部現象學的終極任務，就被設定為「回到事情本身」或「向著事情本身」。

這個「向著事情本身」，一方面出於一個信仰，即預設某種「本真」「實在」的在先存在。一切與事情本身有違的，不那麼純粹和原初的東西，都是「非本真的」和應當被「懸置」和有待被「拆建」的；另一方面，大多現象學家似乎又毫不懷疑地相信，經由現象學的「徹底的」還原方法，我們可以去偽存真、去蔽澄明，達到這個源初的經驗或事情本身。

這樣就構成了經典現象學的兩個基本信念或信仰：一是純粹的和絕對源初的「事情本身」，二是徹底還原性的「回到」或「向著」。如果套用當代美國哲學家奎因對現代邏輯經驗主義「兩個教條」的說法，我們不妨將這兩個信念稱為「經典現象學的兩個教條」。

[3]

斯蒂格勒的後—現象學突破：

在第三級滯留中的延異性 「遺產」

漩渦與溯行性再生

斯蒂格勒的批判和突破就在此處發生。首先，斯蒂格勒抓住了在胡塞爾和海德格爾那裡的「遺產」概念，這是和胡塞爾「第三級記憶」或「滯留」的理解關聯著的概念。在胡塞爾那裡，時間流淌是滯留中的一個個「實際給出的當下點」，而這些個當下點都「以滯留的方式得到大致輪廓」，而「每一滯留在自身中就是一連串的變形，而這些不斷的變形則以得到大致輪廓的方式來承載過去的遺產。」應當說，海德格爾繼承並發展了胡塞爾的這個概念，用來討論他的世界歷史性或世間歷史性。

但斯蒂格勒在海德格爾的「遺產」理解那裡讀到了兩點新意。第一，「遺產」不再「始於感知，且唯獨始於感知，亦終於感知」，即不再是意識滯留或者作為意識現象的「回憶」，而是「無生命體驗的已經在此」。第二，「遺產」不再僅僅是消極性的和衍生性的流逝，而更是一種積極性的「可能性財富」。它以「漩渦」的方式被激活，甚至不斷被激活。

斯蒂格勒眼中的記憶技術，從拼寫文字、宗教信仰、建立國家，到現代的記憶工業化、網絡信息、生物技術等等，不斷地為作為「有限的」「誰」（who）的「我」或者「人」添加作為「什麼」（what）的載體，這些載體，作為人的身體和智能的延伸的「代具」，一代一代被保存下來，得以滯留，並且在滯留的「流程動力學」的漩渦中，一方面不斷地「補余」「充實」，另一方面又在等待激發和激活的偶遇和天命天機的來臨。

例如，最早的「火藥」，也許就僅僅是煉丹術士的發明用來尋求長生不老的丹藥或煉丹原料。「藥」作為「代具」和「遺產」，遇到機遇的「漩渦」，就在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展開為戰場上敵對雙方用來相互廝殺的武器「彈藥」。我們今天日常生活中已經須臾不可離的，從電話演化而來的「智能手機」，大概也是如此。

實際上，中後期的海德格爾在其一系列著名論述，例如《藝術作品的本源》和《追問技術》等作品中，已經或多或少涉及斯蒂格勒的這一思路。例如，海德格爾在「追問技術」中提出關於現代技術之本質的「集—置架」意象，並借詩人荷爾德林，斷言「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拯救」，這並非空穴來風。

「置架」或「集—置架」在意象上和西方文化中的另一核心意象，即「十字架」也許有某種聯想性關聯。我們看到，無論斯蒂格勒的「漩渦」，海德格爾的「集—置架」，還是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既蘊含死亡的危險，又指向得救和新生的希望，這應該是斯蒂格勒和海德格爾都想從對技術與時間的嚴肅哲學思考中得出的洞見和結論。當然，斯蒂格勒對現代技術本質的看法與海德格爾有著實質性的不同。海德格爾對現代技術的未來並不樂觀。

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一文中，他更多地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藝術和詩，或者古代意義上的「技藝」，而非現代技術的自救上。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他談到藝術創造活動和藝術作品時，除了作為「真理自行設置入作品」的藝術活動之外，還列舉了作為「建立國家」的政治活動、作為「鄰近於最具存在者特性的東西」的哲學神學活動、作為進行「本質性奉獻」的宗教祭祀活動，以及作為「思想者追問」的存在召喚的運思活動，等等。

但在那裡，海德格爾恰恰排除了「科學活動」，因為「科學決不是真理的原始發生。科學無非是一個已經敞開的真理領域的擴建（Ausbau），而且是用概念性的把握與論證那在此領域內顯現為可能的和必然的正確之物來擴建的。」科學活動因其不夠「源初」，因其「不思」而被排除。（下續）

「人一出生，就立刻老得足以死去。」斯蒂格勒正是從海德格爾的這一立場出發來開始他對「技術與時間」的批判性思考。在斯蒂格勒的眼中，「技術」或「技術體系」不再是人類用來克服自身功能性「欠缺」的「工具」，而是在更深的層次上彰顯這種本質性欠缺的「義肢」或者「代具」。

基於這一理解，在「時間」境域背景下的「技術」過程就首先不是什麼「連續」「流淌」「延伸」，而就其原本而言，是伴隨著「延—異」「變形」和「迷失方向」而來的「新生」或「再生」。

或者換句話說，斯蒂格勒和海德格爾一樣，認為「技術」的時間性本質不再僅僅是連續，承繼和演進性的「生生不息」，而更是充滿裂隙、斷層和接續性的「向死而生」。所以，斯蒂格勒才會說：「成為技術的就是一種在根源處的撕裂出去，而社會創生（socio-genesis）則是和技術創生（techno-genesis）的重新合流成一。」

斯蒂格勒這句話換用我們日常容易理解的語言表達出來就是：任何社會生活中的更新和革新都和技術的創新密不可分，兩者的實質均不僅在於是從某種深藏不露的根源處生長而出，而更加是以「撕裂」的方式突破出來或「嫁接」上去。

[2]

經典現象學的「兩個教條」

如果斯蒂格勒僅僅停留於此，他就並未真正地超出海德格爾，甚至並未超出他的老師德里達「延異」的洞見。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第二篇關於親在生存在世的「向死而在」或者「向死而生」的分析中，讓人嘆服之處更多的是前半截的「向死」，而非後半截的「而在（起來）」或「而生（下去）」。海德格爾依據「良心的召喚」而來的，在直面由於畏死情態而展露出的虛無中的「決心狀態」，向來被認為是《存在與時間》的最為薄弱之處，甚至敗筆。

這也許就是斯蒂格勒建議我們從《存在與時間》54—60節討論「良心召喚」和「決心狀態」，直接切換到73—75節討論世界歷史的部分去探究海德格爾生存論時間觀之奧秘的原因。海德格爾的「世界歷史」概念並非我們漢語中講的與中國歷史相對的「世界歷史」，也非作為我們歷史學認知的客觀對象的世界歷史物。

世界歷史（Die Weltgeschichte）說的是親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歷事」生發過程（Geschehen），它同時又離不開在這一過程中得以照面的存在物（上手物和現成物），即「世界歷史物」（das Weltgeschichtliche）的「內世界的歷事發生」（das innerweltliche Geschehen）。所以，這個「世界歷史」和「世界歷史物」不妨翻譯和理解為「世間歷史」和「世間歷史物」。親在在世既在「世界之中」，又在「歷史」之中，世間萬物無一不是「世界歷史物」或「世間歷史物」。

顯而易見，這裡的「內世界的歷事發生」是與胡塞爾的「內在的時間意識」（das innere Zeitbewusstsein）相接應的概念，「內世界的」相應於「內在的」，「歷事發生」相應於「時間意識」。我們甚至可以說海德格爾的這一理解是對胡塞爾「內在的時間意識」概念批判的結果。這裡，在此「內世界的歷事發生」中的「世界歷史」和「世界歷史物」就不再是「與世隔絕的」的無世界、無歷史的「諸個主體的一一相續的體驗流」，而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著、發生著，有起伏生滅，悲歡離合的親歷存在的生存在世，以及與這種生存在世密切相關的作為遺存物的「遺產」和「遺留物」。

正是借助於海德格爾這一「世界歷史」和「世界歷史物」的在世時間性的概念，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第2卷第4章中對胡塞爾的第三級「滯留」（Retention）或「記憶」（Erinnerung）的說法進行反思，並發展出他的關於「技術與時間」問題的核心思路。

在胡塞爾的內在時間意識的現象學分析中，第三級滯留相應於初始滯留和第二級滯留而言。在時間意識的流淌中，位居第一位的是作為活的當下的直觀經驗，這是活潑潑的、生鮮生猛的經驗或體驗，它作為某個時間流的底層得到留置和在我們往後的回憶想象追述記錄流傳中得到不斷和多重級別的留置和疊加。胡塞爾將這種最初的經驗稱為初始記憶或滯留，它們並不如傳統經驗論告訴我們的那樣，是直接的感官經驗的結果，相反，它們是在經過了「徹底的」現象學還原所剩餘的「純粹在那裡」，或者說是「活的當下」。

胡塞爾將後來由想像回憶而形成的經驗稱為第二級記憶，又將經過文字、圖像、故事、實物等遺留物記載保存下來的經驗稱為第三級記憶，這是個有著一連串疊加和弱化流逝過程而來的記憶或滯留。

所以，滯留是一個在時間中流淌和累積的連續和連續統概念，是從過去到現在，從現在再到未來。在我看來，胡塞爾的這個說法依然含有傳統經驗論和經驗心理學的影子。

例如在休謨的經驗理論中，原初經驗就叫作印象，這是活生生的、第一手的經驗，而後來的回憶、想像、思想、語言、文字、圖像記載下來的經驗就叫「觀念」。相應於原初性的經驗而言，後面這些由於時間的遠近，就離原初經驗越來越遠，失去鮮活的特性。所以他們必須以原初的一手經驗為准，方能得到真正的知識。語言學中關於「語音」和「文字」孰先孰後也有過類似的爭執。(下續)

「技術」與「時間」是當代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的三卷本巨著《技術與時間》討論的主題。斯蒂格勒從「技術」，尤其是從現代工業技術的角度來看時間以及存在，構成當代法國哲學發展的一道靚麗風景線。幾乎和自柏格森之後的大多數當代法國思想家一樣，斯蒂格勒關於技術與時間的思考也至少部分地在海德格爾思想的刺激和背景下進行。

尤其是在《技術與時間》第2卷第4章中，斯蒂格勒盡管主要借用胡塞爾內在時間意識的現象學分析思路進行批判性思考，但海德格爾的幽靈和影響隨處可見。本文將圍繞斯蒂格勒與海德格爾關於技術與時間現象的不同思考這個話題，重點討論斯蒂格勒關於「第三級滯留」作為技術之本質的理解，揭示他如何通過「遺產」和「溯—行」這兩個關鍵概念的提出和剖析，對包括胡塞爾和前期海德格爾在內的經典現象學家的傳統思路進行繼承、批判和突破。

[1]

現代技術的「促逼」本質與埃庇

米修斯的「迷失方向」

海德格爾從希臘思想關於「技術」本質的存在論思考出發來探究現代技術的本質，就此而言，斯蒂格勒的思考明顯屬於海德格爾思想的延伸。我們知道，在海德格爾那裡，「技術」的本質，不像現代一般人理解的那樣，在於其「工具性」或「有用」。

相反，從希臘古詞「 techne 」的詞義分析出發，海德格爾指出，「 techne 」一詞的原本詞義在於「帶上前來」（hervorbringen），這樣就和另一標明「真理」的古詞「 aletheia 」（去蔽）聯系起來。所以，「技術」過程與其說是某種圍繞和朝向某個特定目的和設定目標展開的工具性實現過程，倒不如說是更加原始原初的「技藝性」「制作」（ poesis ）的真理性顯現、閃現和展露過程。

通過討論這種真理性的展開，海德格爾不僅區分「自然性」的開放（ physis ）與技藝制作的「帶上前來」，更區分了古代技藝式的「帶上前來」與現代技術的「促逼」（Herausfordern）式的「帶上前來」，即對作為「存置物」（Bestand）的貨品的「訂制」（Bestellen），而正是通過對這後一點的分析考察，海德格爾向我們展示出以控制論為特征的現代技術的「集—置架」（Ge-stell）本質。這個現代技術的本質性過程與近代知識論將事物視為「對象物」（Gegenstand），即人類認知活動的觀念「表象」（Vorstellung）在形而上學的層面上相互呼應，在根本上是同一個過程。海德格爾關於技術本質的追問不僅關涉真理的本質，同時也和海德格爾關於時間與存在的學說不可分割。技術作為「帶上前來」的開顯過程，不僅是真理性的「去蔽」，也同時是奠基於「時間性」的存在和生存過程。

「時間性」的存在與生存過程，按照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的分析，又被區分為「本真」與「非本真」兩種樣態。一種是海德格爾稱之為以「（過去的）現在—（當下的）現在—（將來的）現在」為核心展開的無窮性的傳統數理線性時間觀，另一種則是植根於親在（Dasein）「親臨存在」與「存在親臨」的有限性的生發和爆發性時間，以融匯「曾在—現在—將在」三維相生相爭，相契相合於一體的「向死而在」的生存在世時間觀。海德格爾將後者視為本真的原初性的時間，而前者則是衍生的、特殊的、非本真的時間。由於對真理、時間、技術的本質持不同的理解，我們的存在和世界也就展現出不同的樣態。

應該說，斯蒂格勒關於「技術」與「時間」本質的思考，是接續著海德格爾的思路展開的，同時，這也是對胡塞爾、海德格爾所代表的超越論現象學傳統的批判性發展，是對其面臨的伴隨著當代技術發展所出現的問題和挑戰的回應和嘗試性解答。首先，在現象學時間觀內部，海德格爾所代表的以「向死而在」的「到時」生存論時間觀實質上可被視為對胡塞爾早期「流形論」意識時間觀反叛的開端，而斯蒂格勒關於希臘神話「普羅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神話的解釋以及對後者存在論地位的強調，實質上是呼應和加強了海德格爾的這一「叛逆」。

普羅米修斯神話代表的是人類歷史中技術進化演進的發展趨勢。在這個趨勢下，「『技術系統』不停地演進並不斷地彰顯出其他別的系統在建構『社會凝聚力』方面的失效和無能」。顯然，這一關於技術本質的解釋背後有著對「時間延伸」的本質性理解。埃庇米修斯神話則不然，它揭示一種「迷失方向的原初性」，因為這種「迷失方向」源自作為人類本性的「缺失性」。

斯蒂格勒關於埃庇米修斯神話的解釋讓我們不由自主地想到海德格爾關於親在存在（编註：此在，Dasein）的「向死而在」的「會死性」分析中著名的「罪責」或「債責」（Schuldigsein）的討論。「債責」當然是一種「虧欠」，但在作為人的生存「向死而在」的親在那裡，這種「虧欠」首先說的不是什麼在存在者層面上的功能性意義上的欠缺，而是在存在論層面上的「總是虧欠」，在此意義上，「債責」就成為「罪責」，是人的「原罪」，或者說是人有生而來就必然要去背負的「十字架」。(下續)

王慶節·技術與時間：從海德格爾到斯蒂格勒

摘要：「技術」和「時間」是當代法國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關注的主題。斯蒂格勒從現代工業技術發展的角度出發，對經典現象學的時間觀，以及對奠立在這一時間觀基礎上關於現代技術的本質理解進行了批判性考察。斯蒂格勒受到海德格爾對作為現代技術本質的集置—架（Ge-stell）的存在論分析的影響，將親在的時間性本質理解為不同於「內在的時間意識」（inneres Zeitbewusstsein）的「內世界的歷事發生」（innerweltliches Geschehen）。斯蒂格勒對胡塞爾的「第三級滯留」的批判性解釋導致他和以胡塞爾、早期海德格爾為代表的經典現象學的「兩個教條」之間出現了一種激進的和後現象學的決裂。而斯蒂格勒對「遺產」作為可能財富的「漩渦」和對「溯—行」作為「流動的蒙太奇」的分析，則引導他開創出當代技術和時間哲學的一個新方向。

目次

一、現代技術的「促逼」本質與埃庇米修斯的「迷失方向」

二、經典現象學的「兩個教條」

三、斯蒂格勒的後—現象學突破：在第三級滯留中的延異性「遺產」漩渦與溯行性再生

(原題：技術與時間：從海德格爾到斯蒂格勒；作者王慶節，澳門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教授。2022-11-16 載《哲學分析》2022年第5期 ；關鍵詞：技術；時間；第三級滯留；斯蒂格勒；海德格爾；)

創作第一首詩

（續上）在伴隨著我創作第一首詩的懶散的漫步的過程中，我碰上了鄉村小學的校長，一個熱切的社會黨人，一個好人，極為愛戴我的父親（我再一次歡迎這個形象），總是拿緊緊的一束野花，總是在微笑，總是在出汗。我一面有禮貌地和他談論父親突然進城，同時卻同樣清晰地不僅注意到他的枯萎著的花朵、飄垂的領帶和鼻孔肉渦上的黑頭粉刺，而且還注意到了遠處傳來的杜鵑低沉的啼聲、停落在大路上的一隻西班牙女王蛾的閃光，以及記憶中對我去過一兩次的鄉村學校通風良好的教室裡的圖片的印象（放大了的農業害蟲和大鬍子俄國作家）；還有——繼續開列出一份表格，它不能充分表現整個過程那超凡的簡明——某個完全不相關的回憶的悸動（我丟失的一個記步器）從相鄰的一個腦細胞裡釋放了出來，我正在咀嚼的一根草莖的味道和杜鵑的啼聲及豹紋蝶的飛去混合在一起，而在所有時間裡我一直都濃烈地、安詳地感覺到自己多層次的意識。

他滿臉笑容，彎腰欠身（以一個俄國激進分子的過於熱情的方式），往後退了幾步，轉過身，步子輕鬆地繼續前行，而我也拾起了我那首詩的思路。就在我幹別的事情的那短暫的時間裡，在我已經串起來了的詞語身上似乎發生了些什麼：它們看起來不像在被打斷前那麼光彩奪目了。我腦子裡出現了一些懷疑，我經營的會不會是假貨。幸運的是，這挑剔感覺的冷光的閃現並沒有持續多久。我試圖表現的那激情又一次佔據了主導地位，把它的媒介帶回到幻想的生活中去。我審視的行行詞語再度變得如此奪目，它們小小的胸脯鼓起，制服整齊，使我把從眼角注意到的萎靡不振歸結為純粹的想像。......

當我把目光集中在一座腰形的花壇上的時候（並且注意到一片粉紅色的花瓣躺在肥土之上，一隻小螞蟻正在察看著它腐爛了的邊緣），或者是琢磨著一棵白樺樹幹深褐色的中間部分，那裡的薄得像紙一樣的、有芝麻點的樹皮被某個小無賴剝掉了，我真的相信這一切會被讀者透過我的像untrae roz或zadumchivoy beryoz這樣的詞語的神奇面紗感知到。那時我並沒有想到，那些可憐的詞語不僅不是面紗，事實上，它們根本不透明，成了一堵牆，人們只能夠從中分辨出我模仿的大大小小的詩人的老掉了牙的零星東西。

多年以後，在一個異國城市的骯髒的郊區，我記得看見了一道木圍欄，上面的木板是從別的什麼地方來的，顯然已經被用做過巡回馬戲團的圍牆。一個多才多藝的招徠觀眾的人在上面畫了動物；但是拆下這些木板然後又把它們草草釘在一起的人必定是個瞎子或者瘋子，因為現在圍欄上出現的只是動物被肢解了的部分（而且有的還倒著）——一塊黃褐色的腰腿部分，一個斑馬頭，一條象腿。（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說吧，記憶：自傳追述》第11章）

延續閱讀：In Search of My Senses 追隨感官 1.6

一切詩歌都是和位置有關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切詩歌都是和位置有關的：試圖表明一個人就被意識所接受的宇宙而言的位置，是一種亙古及今的強烈欲望。意識之臂向外探伸摸索，越長越好。阿波羅身體自然的一部分是觸角而非翅膀。維維安·布拉德馬克，我的一個研究哲學的朋友，在晚年常常說，科學家看到空間中一點上發生的一切，而詩人則感受到時間中的一點上發生的一切。他陷入沉思之中，用魔杖般的鉛筆輕輕叩擊膝蓋，而在這同一瞬間，一輛汽車（紐約州的牌照）在路上開過，一個小孩砰地關上鄰家房子門廊的紗門，一個老人在土耳其斯坦一片霧蒙蒙的果園裡打哈欠，一顆熔渣灰顏色的沙粒在金星上被風吹得翻滾著，格勒諾布爾的一位叫雅克·希爾斯的博士戴上了閱讀用眼鏡，無數這類瑣事在發生著——所有這一切都在形成事件的瞬間的和透明的有機體結構，而詩人（坐在紐約州伊薩卡的一把草坪椅上）則是這一切的中心。

那年夏天，要我開發「宇宙同步」（再次引用我的那位哲學家的話）的任何寶藏實在是過於年輕，是做不到的。但是至少我確實發現，一個希望成為詩人的人必須具備同時思考幾件事情的能力。......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切詩歌都是和位置有關的：試圖表明一個人就被意識所接受的宇宙而言的位置，是一種亙古及今的強烈欲望。意識之臂向外探伸摸索，越長越好。阿波羅身體自然的一部分是觸角而非翅膀。維維安·布拉德馬克，我的一個研究哲學的朋友，在晚年常常說，科學家看到空間中一點上發生的一切，而詩人則感受到時間中的一點上發生的一切。他陷入沉思之中，用魔杖般的鉛筆輕輕叩擊膝蓋，而在這同一瞬間，一輛汽車（紐約州的牌照）在路上開過，一個小孩砰地關上鄰家房子門廊的紗門，一個老人在土耳其斯坦一片霧蒙蒙的果園裡打哈欠，一顆熔渣灰顏色的沙粒在金星上被風吹得翻滾著，格勒諾布爾的一位叫雅克·希爾斯的博士戴上了閱讀用眼鏡，無數這類瑣事在發生著——所有這一切都在形成事件的瞬間的和透明的有機體結構，而詩人（坐在紐約州伊薩卡的一把草坪椅上）則是這一切的中心。

那年夏天，要我開發「宇宙同步」（再次引用我的那位哲學家的話）的任何寶藏實在是過於年輕，是做不到的。但是至少我確實發現，一個希望成為詩人的人必須具備同時思考幾件事情的能力。（下續）（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說吧，記憶：自傳追述》第11章）

延續閱讀：

福柯

夢：私我的神話

In Search of My Senses 追隨感官 1.1

In Search of My Senses 追隨感官 1.7

In Search of My Senses 追隨感官 1.6

40 Years Of Dance 2 直覺·時間性

符號：情境中，非言語維度的互動（續上）讓我們將這種觀點往前推進一步，關注到對語言有一定掌握的孩童。當母親給孩童唱搖籃曲時，歌詞共享著「睡覺吧小寶貝」這樣一種社會含義，它構成了一種象徵；另外一方面，母親唱歌時的節奏、音調以及其他一些聽覺元素則表達著符號維度。現在，想象一下假如母親用一種平直的語調去讀這些歌詞，而不是用溫柔的音調去唱並且配合一些表演。那麼，這很可能對孩童沒有什麼作用。

與之相反的，假如用一種大聲的、憤怒的命令語氣去表達這些歌詞的話，那肯定會有一些作用的。在這種情境中，非言語維度的互動（例如哭泣的音量與頻率，母親聲音的音調與音色）或許可以很好地闡明克里斯蒂娃所提出的「符號」概念。在藝術的語言中，由於藝術家對修飾編碼的熟練操控，符號往往以更為多樣和複雜的樣貌出現。

這種符號是由音節效果或者語音效果構成的，它們將語言系統推回到聽覺產物的基礎驅動控制中去。詞語的選取和排序、重復、特定組合以及獨立於語言交流功能之外而運作的聲音，這些都構成了符號功能，這種符號功能能夠為某種說法方式或者文本內容增加一些潛在的含義。在視覺語言中，構成符號的音節效果將系統推回到了視覺產物的基礎驅動控制中去。

色彩、視覺記號以及獨立於圖像或圖標之外而運作的形式元素喚起了感知或情感，而此種機制則與這些感知或情感相關。這里最為重要的是，植根於口頭語言和視覺語言運用之中的的驅動力，或者說身體衝動是如何引發形成多種或多重含義的。這種以符號的形式表達出來的驅動或者衝動，往往是貫穿於語言之中的。

在創作實踐中，生成文本元素或者語言的符號特性都反映著一種言說主體的變遷、彰顯著一種游戲或取樂的能力，這種游戲或取樂的能力掙脫了符號規則所帶來的一切限制。這種符號特性在表征代碼（現象文本）與言說（或聽覺、視覺）主體的碎片體或驅動體之間構建起了一種關聯機制。這種關聯機制則預示著某種「先鋒」的概念以及對先鋒的反叛。由此，實踐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對象徵規則的接納，同時也是對規則的反叛（從而對規則進行革新）（Kristeva 1986：29）。

里昂·S·魯迪耶茲（Leon S. Roudiez）曾指出，符號與象徵之間的關係可以被理解為用兩種不同的絲線織成的一塊布料。那些由身體衝動或感知所織就的部分與語言的符號特性相關，通常也被稱作「生成文本」。字母的某種組合方式以及某種發音（例如詩歌中的頭韻法以及擬聲法）等都是與詞義本身無關的生成文本。那些產生於社會文化框架、語法以及其他一些規則制約下的語言元素則是一種象徵特性，也被稱作「現象文本」（Roudiez 1984：5）。

與靜態的織布相區別的是，語言具有流動性，且由於個體、社會乃至歷史上對語言的運用使得語言不斷發生著變遷。克里斯蒂娃的研究有如下兩個重要的關鍵點：第一，語言必須要被言說或者被聆聽、必須要被置於過程之中才能夠具備含義，才能夠對我們施加影響；第二，這種被置於過程之中的語言必須同我們的生理過程、情感與感知息息相關，它才能夠具備含義並影響我們。

當符號與象徵不能充分的相互關聯時，語言、交流乃至社會聯結將失去意義與價值。由此，我們可以領會到，對於克里斯蒂娃的「作為物質過程的語言」的研究來說，「主體與實踐」具有怎樣的重要性。創造性實踐或者語言的運用，它們都包含有一種符號與象徵之間的聯結，一種語言與我們人生經驗之間的聯結。 （克里斯蒂娃眼中的藝術；埃絲特爾·巴雷特，2020-01-18；重庆大学出版社；思想家眼中的藝術叢書，182 pages）

目錄

作為物質過程的語言

符號與象徵

否定、拒斥與意義生成

實踐與經驗藝術、經驗與革命

第二章作 為實踐的闡釋

欲望與語言

作為實踐的闡釋：經驗的符號論

符號分析法與X功能

作為互動分析的闡釋

實踐與戲謔

第三章 藝術與情感

什麼是情感

為什麼精神憂郁

憎惡與暴力

精神分析法、精神憂郁症與藝術

藝術中的死亡與耶穌復活

什麼是愛

作為哀悼之做的敘事

第四章 賤斥、藝術與觀眾

作為文化啟蒙的「賤斥」

為什麼恐懼

「賤斥」與空間

「賤斥」與反常

「賤斥」、愉悅與升華

「賤斥」、藝術與觀眾

比爾.漢森

誰的視覺？誰的情感抒發？

第五章 作為實踐的研究：一種行動范式

為什麼「反叛」

反叛的三種形式

違反禁忌的反叛

操演性、科學以及新物質主義

講故事：作為重復與反叛的回憶療愈

誰能反叛？取代、組合、游戲

女性主義攝影技巧以及多重愉悅

結語

符號與象徵

母體並不是一種靜止不動的容器，她主要感知著聲音（語音節奏）與語言韻律。這種互動與交換的空間或場所，促使形成了克里斯蒂娃稱之為符號「母體空間」（chora）的理論，它烙下了經驗的最初印記、它是一種用以被遵循的尚且稚嫩的語言信號。

「母體空間」是身體衝動、能量載荷以及精神印記之間的一種聯結體，它構成了一種「不可言喻」的整合體，它不為形式所讓步，卻因其效能而為人所知。「母體空間」與始終處於活動狀態中的身體活力相關，並且始終尋求活有機體的能力最大化。

它是搏動強度、張力與張力釋放之間的一種組合體，而這一系列活動產生於同生命系統之上或之外的事物的互動過程中。「母體空間」的運轉先於語言的習得，它依照優先於語言的一套邏輯體系對前語言空間進行組織規劃。這種運轉或者說符號功能是通過生物驅動與能量釋放構建起來的，它們最初圍繞在母體周圍，堅持作為一種象徵模式而存在，這種象徵模式貫穿於主體的整個生命之中，支配著個體與他者之間的種種聯結。

它們清晰呈現出了一種身體與外在事物之間的、身體與語言之間的連續統一體(Kristeva 1984:27)。既然身體必然的被牽涉進我們同語言的碰撞中，那麼現在我們或許理解了，「符號」是一種另類的語言「代碼」，是一種「身體認知」，盡管它們將自身融入到了意義的傳達中去，而這些意義則是被表征於社會關係之中的。我們可以通過對新生嬰兒同母親之間的互動進行思考，去領會「非言語」維度或者說「前語言」維度的作用。

就算嬰兒尚未被安置於語言范疇之中、或者尚未被牽涉到任何事物之中，母親的一個微笑或者注意力的轉移仍可以被嬰兒所感知或者理解。嬰孩對於哭泣或者微笑的反應逐漸在其身體、生理以及社會環境之中構建起了一系列互動與效能。新的意義與行為（實踐）產生自嬰孩的生理反應（非言語事件）與家長的養育反應（既有語言行為也有社會調停行為，如被認可的撫養方式）的結合體，並且非言語反應或者未經調停的反應可能因嬰孩哭泣的聲調與強度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下續)

埃絲特爾·巴雷特：克里斯蒂娃眼中的藝術

編輯推薦：作者多年的教學以及同藝術家共事的經驗告訴我們，概念與觀點就像工具一樣，只要有用處它們就有探究價值。本書的大部分內容與思路都是建立在此種觀念之上的。當然，這里也有一些疑問（這些疑問也構成了我們踏上征途的路徑圖）：克里斯蒂娃哪些方面的研究與藝術家最相關？她的研究如何闡釋實踐與創作過程？如何使用克里斯蒂娃的觀點來解讀藝術品？她的研究如何闡釋藝術家與藝術品之間，藝術家、藝術品與觀眾之間，藝術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最後，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否能揭示出藝術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與功能？

除了關注實用性而外，還必須向大家介紹克里斯蒂娃整體思想的核心主題，這些核心主題詳盡闡釋了克里斯蒂娃的美學觀與傳統美學概念的區別，而傳統美學概念仍然在影響著實踐、教學與藝術解讀。區別的核心在於克里斯蒂娃所提出的「語言的雙重性」觀點以及她所闡釋的身體與思想、理智與情感、生理過程與社會過程之間的關係。我們同「物體與理念」之間不期而遇之後的殘餘便是藝術的語言，這種相遇是活態的、具有感知力的；由此，藝術的語言具有一種特殊的體現價值，此種價值同遵循學術准則和既定品味標准的價值完全相悖。本書對這些主題展開了探討。

內容簡介：對於克里斯蒂娃來說，在這個充斥著便捷圖像的世界里，藝術或者審美經驗這種實踐塑造了主體（自我感知）以及客體，這個客體能夠轉換意義與感知。《克里斯蒂娃眼中的藝術》這本書檢視了克里斯蒂娃思想中的幾個關鍵概念，闡明了它們與藝術家之間的密切相關性，以及它們在解讀藝術品過程當中的應用。

埃絲特爾·巴雷特（Estelle Barrett）列舉了梵高和畢加索的畫作、當代女性主義畫家的作品、比爾·漢森（Bill Henson）的攝影作品以及范·索韋林（Van Sowerine）的動畫影片，並由此論述了克里斯蒂娃的理論是如何闡釋藝術家和藝術品之間的關係，藝術家、藝術品和觀眾之間的關係，以及藝術與知識之間的關係的。

通過這些關係，她探討了克里斯蒂娃的哪些研究可以揭示出藝術在社會當中的角色與功能，她將克里斯蒂娃的思想融會貫通，並指出了其與視覺文化之間的相關性。（克里斯蒂娃眼中的藝術；埃絲特爾·巴雷特，2020-01-18；重庆大学出版社；思想家眼中的藝術叢書，182 pages）

陳明發（舒靈）的詩〈孤獨〉

陳明發（亦筆）的詩〈所以我寫詩〉

陳明發（亦筆）的詩 1977〈傘〉

意大利都靈聖卡羅廣場〈尼采的驚悚〉

夢：私我的神話

夢：私我的神話 26 神話

40 Years Of Dance 2 直覺·時間性

40 Years Of Dance 哲學問題

陸志韋序《語言論—言語研究導論》摘錄

第七章與第八章談語言沿流。沿流是語言的無意識的精神表現。原文叫drift，大意是指語言的歷史就像是一條河的流動，緩慢的，表面上看是迂迴曲折的，但是最终可以看出有一定的流向，是預先决定了的。譯成“沿流”是勉强的。两章所說的有點像現在所謂的語言發展的内部規律，可又不盡然。作者說的不在乎總結發展規律是什麽，而是企圖解释為什麽會有這樣那樣的規律。同時作者又不止一次着重申明，語言發展的最基本的心理因素是我們一無所知的。因此，我們唸這两章書，可能會覺得似懂非懂。

（《語言論—言語研究導論》（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原書出版于1917年）[美國]愛德華·薩貝爾（Edward Sapir）著，陸章元譯，陸志韋較訂，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1977年8月初版）

第七章：語言，歷史的産物，沿流
第八章：語言，歷史的産物，語音規律

愛墾APP: 海德格爾、柏格森和德勒兹眼里的時間～～在《時間與存在》（Zeit und Sein）中，海德格爾對「時間」的定義與他的存在論思考緊密相關。他並未將時間視為傳統意義上的線性、客觀實體，而是將其與「存在」的本質性聯系作為核心。海德格爾提出「時間」並非一種獨立的外在流逝，而是與「此在」（Dasein）的存在經驗密不可分，是存在的視域。

他在《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中展開了這一思想的基礎，並在《時間與存在》進一步討論。海德格爾認為，時間不是線性和均質的，而是通過人類存在的體驗來揭示的。此在的存在本質是一種「向死而在」（Sein-zum-Tode），人通過死亡意識和對未來的向往去揭示自己的存在可能性。因此，時間不是外部的鐘表時間，而是此在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懷」（Sorge）中的體驗。

他還提出，時間通過一種「三重統一」的結構來顯現，即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相互作用。海德格爾將這種結構視為此在如何在歷史和世界中體驗自身的方式。在這種視角下，時間成為存在得以被揭示的條件。


德勒茲受到了柏格森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在時間哲學、生成理論、以及對直覺和差異的理解上。盡管德勒茲從尼采的身體哲學中汲取了重要的思想資源，他對柏格森的時間與生命哲學同樣產生了深厚的共鳴，並將柏格森的某些關鍵概念融入了自己的哲學體系。

時間與持續（Duration）

柏格森對時間的理解，即他區分的「空間化的時間」和「持續的時間」（la durée），深刻地影響了德勒茲。柏格森認為，傳統的理性哲學將時間看作是可以量化的、像空間一樣分割的，這是對時間的誤解。他提出，真實的時間是一種內在的流動，是不可度量、不可分割的「持續」，這是一種主觀體驗的時間。

德勒茲通過這一柏格森的時間觀念，發展出了自己對時間的多樣性和生成的理解。德勒茲在《時間與差異》中，討論了時間的不同模式，並提出了柏格森所影響的「時間的非線性」觀念，認為時間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生成的。在他的電影哲學中，德勒茲進一步闡述了兩種時間的形態：「運動圖像」和「時間圖像」。這一區分直接受到了柏格森對時間的哲學探討的啟發，尤其是柏格森關於時間的質的變化和不可還原性。

生成與差異

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特別是他的「生命的綿延」（élan vital）概念，極大地影響了德勒茲對生成（becoming）的理解。柏格森認為，生命的本質是創造性，是一種持續不斷的生成和變異，而不是機械的、預設的運動。這與德勒茲對「生成」概念的理解不謀而合。

德勒茲從柏格森的「綿延」中提取出生成哲學的要素，提出生命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斷在變化、生成中表現自己。生成並不追求一個終點或目標，而是永遠在運動中。這種哲學視角影響了德勒茲的許多著作，特別是在《差異與重復》一書中，德勒茲發展了柏格森的生成觀，提出了一個基於差異而非同一性的存在觀。德勒茲認為，傳統哲學中過分強調靜止和統一，而忽略了差異和變化，這與柏格森對生成和持續性流動的強調高度契合。

直覺與思維方式的重塑

柏格森在其哲學中非常強調直覺（intuition）的作用，認為直覺是一種超越分析的認知方式，能夠幫助我們直接把握事物的流動性和複雜性。理性則過於依賴抽象和簡化，只能處理靜態的對象，無法真正理解生命的動態本質。

德勒茲不僅接受了柏格森的直覺觀念，還將其融入了他自己的哲學方法中。德勒茲認為，傳統哲學常常試圖通過靜態的、理性的方法來理解世界，而他與柏格森一樣，認為這種方法是不充分的。德勒茲提出一種「哲學作為創造性思維」的方法，強調通過直覺和感性來打破傳統的二元對立，直面生成和差異。

虛擬與現實

柏格森提出的虛擬與現實的區分在德勒茲的哲學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柏格森認為，虛擬（virtual）並非不真實的，而是未被現實化的潛在可能性，它與現實（actual）相對應。虛擬是潛在的，但並不等同於不存在，反而是存在的一部分。

德勒茲將這一柏格森的虛擬概念發展為自己的「虛擬現實」框架。他認為，現實世界中充滿了虛擬的潛在可能性，虛擬並非未被實現的幻象，而是生成過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這種虛擬與現實的互動構成了世界的不斷生成與變化。德勒茲通過對虛擬的重釋，進一步探討了生成、潛力和創造性的問題。

運動與圖像

在德勒茲的電影哲學中，他直接引用了柏格森對運動和圖像的討論。柏格森在《物質與記憶》中探討了運動和意識的關係，認為意識是不斷變化的運動和記憶的結果。德勒茲基於這一觀點，提出了電影中的「運動圖像」（movement image）和「時間圖像」（time image）的概念，探索了電影如何通過圖像和運動表現時間的流動性和生成性。

德勒茲認為，電影能夠通過圖像的變化捕捉到時間的非線性、生成性和虛擬性，這一思路直接源於柏格森的時間哲學和運動理論。他的電影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柏格森的哲學發展而來的。

德勒茲受到了柏格森的多方面影響，尤其在時間、生成、直覺、虛擬與現實等關鍵概念上。柏格森的哲學為德勒茲提供了新的思維工具和方法，幫助他構建了一套動態、生成性和差異性的存在哲學。在柏格森的思想基礎上，德勒茲發展出了更為複雜的生成哲學體系，強調生命和世界的持續創造性流動。這種柏格森式的生命流動性與尼采的權力意志共同構成了德勒茲哲學的兩個重要維度。

愛墾APP:夢·時間與情動時分～～結合海德格爾與柏格森的「夢、時間與存在」理論，以及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對情感、身體體驗與社會互動的重新關注，確實為人類創造力的潛能提供了全新維度的探索。這種跨學科的整合不僅深入挖掘了夢境和時間在存在體驗中的核心作用，還通過情動的力量，揭示了情感在創造力中的關鍵角色——

夢作為情感與象征的源泉

柏格森的「綿延」與夢境的創造性：柏格森將夢境視為一種非線性的、象征性思維的表現。在他的時間哲學中，夢境中的「綿延」（durée）打破了傳統的邏輯時間序列，讓個體體驗到更深層次的感知與記憶交融。夢的象征性表達讓潛意識中的感受、想象與經驗匯聚，形成一種獨特的情感素材。這種素材恰恰是創造力的來源——它讓人能夠在打破現實邏輯束縛的狀態下，創造出新的象征、隱喻和創意概念。

海德格爾的「此在」與夢境的存在體驗：海德格爾將「此在」看作一種在世界中展開的存在體驗。夢境可以被看作是個體在非理性、無意識狀態下的一種「本真性」的體驗，夢中的感受、情感和體驗可以成為個體重新審視自我與世界關係的橋梁。這種無意識的探索常常激發出深層次的創造力——通過夢境，個體可能更深入地感受到與存在的關係，從而將其轉化為藝術、文學、音樂等創造性表達。

情動轉折與創造力的情感維度

情感流動激發創造力：情動轉折理論強調情感是個體與社會互動的核心，情感通過身體流動並影響感知、判斷和行動。情感流動並非線性的，它是一種對內外刺激的即刻反應，正如夢境中情感的無意識流動一樣。這種情感與感知的流動性為創造力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因為情感往往超越了理性，激發了更深的聯想與像徵。

馬蘇米與「情感事件」的瞬時性：Brian Massumi的理論強調情感與事件的瞬時性，認為情感在個體尚未意識到的微小時刻發生，這種時刻可以被視為創造力的種子。夢境正是情感瞬時性和非理性思維的交織，在夢中我們常常超越了現實的限制，將情感轉化為獨特的視覺、情節和隱喻。這種夢中的情感流動與創造力息息相關，為藝術家、作家等創造性工作者提供了全新的創意素材。

時間的非線性與創造力的擴展

柏格森與海德格爾的非線性時間觀：柏格森的「綿延」和海德格爾的「存在時間」都突破了線性時間的束縛，強調時間的主觀性和體驗性。柏格森認為創造力來自於打破線性時間的限制，而海德格爾則認為「本真性」的存在體驗可以讓個體重新掌控自己的時間觀。夢境中的非線性時間體驗讓人自由穿梭於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這種對時間的主觀體驗為創造力的表達提供了更多元的維度。

夢境中的時間扭曲：夢境通常不遵循現實中的時間邏輯，過去的記憶、現在的感知和未來的願景在夢中交織，這種時間的扭曲為創造力的想象力開辟了新的路徑。在夢中，個體可以打破時間的束縛，體驗到新的敘事和結構方式，這正是創意過程中所需的非線性思維。

情動詩性：情感與創造力的結合

創造性工作的情感維度：在情動詩性（Affective Poeticity）的框架下，夢境不僅是象征性思維的場域，也是情感最為真實和自由的表達。在夢中，情感不再被現實邏輯所壓抑，情感流動和象征表達的結合能夠為個體創造性工作提供豐富的素材。海德格爾對「情感狀態」的理解與柏格森對「無意識想象」的分析共同揭示了情感在創造力中的核心地位。

象征性轉化的創造潛力：夢境中的象征往往是個體內心深處的情感體驗的轉化。在藝術創作、文學表達中，這些象征性思維可以被轉化為複雜的視覺、情節或語言表達，成為創造力的重要驅動力。通過情動轉折理論的理解，夢境中的情感符號被轉化為創造性表達的關鍵要素。

結合海德格爾和柏格森對夢、時間與存在的理解，以及情動轉折理論對情感和身體體驗的關注，我們可以發現夢境作為情感和時間體驗的交匯點，成為人類創造力的重要來源。夢中的象征性思維、情感流動和時間扭曲能夠為創造性表達提供全新的素材和思維路徑，而情動轉折的理論則進一步揭示了情感在這一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這種綜合視角有助於挖掘人類內在的創造力潛能，超越理性束縛，進入情感、象征和時間體驗交織的豐富領域。

愛墾APP:布萊恩·馬蘇米時間概念~~布萊恩·馬蘇米的時間概念與捕捉瞬間的理論，在夢、存在、情動之間的作用，建立在他對「情動」（affect）作為一種超越語言和認知的、即時的、未定義的力量的獨特理解上。以下是夢、存在和情動如何通過馬蘇米的時間理論相互作用的探討——

時間的瞬間性與情動

馬蘇米(Brian Massumi)將情動視為一種瞬間性體驗，它超越了傳統的情感分類，甚至超越了認知層面的感知。他強調情動具有「即刻性」和「前語言性」（pre-linguistic），即情動發生在我們意識能夠捕捉和分類之前。在這一點上，情動類似於時間的瞬間性，尤其是他所提出的「時間的沉降」或「時間中的洞」的概念。

馬蘇米的時間觀不限於線性或連續的時間流動，而是強調時間在情動中產生裂隙或中斷，這種瞬間性打開了某種超越時間的虛擬空間。在這種瞬間中，情動打破了現實與非現實的界限，構成了一種類似於夢境般的狀態。夢作為一種非線性時間和未被意識捕捉的體驗，與情動在這一瞬間的突破性時刻產生共鳴。

夢與情動：虛擬性與未成形的潛能

夢境是虛擬時間的典型表現形式，在夢中，時間不再按照現實的因果律運作，而是通過情感、感知和記憶的碎片在一種潛在性或虛擬性中流動。夢的時間概念不是線性、現實的時間，而是一種不斷生成的時間場域。在這一點上，馬蘇米的情動理論為我們理解夢境提供了重要的視角——夢境作為一種虛擬性的事件，在其瞬時的情感爆發中，展現了情動的無意識維度。

在夢境中，個體無法完全掌控情動的流動，而這種不可控的情動恰恰展示了馬蘇米所說的「未成形的潛能」，即在事件發生之前或超出事件的時刻，情感和感知如何以一種跨越邏輯和線性時間的方式展現。這種「虛擬時間」的體驗和夢境的流動狀態相似，都體現了時間的潛能和未被實際化的狀態。

存在與情動：非主體性的共鳴

在馬蘇米的理論中，情動是一種非主體性的力量，它超越了個體的主觀感受和意識層面的控制。這種非主體性的情動，直接指向了存在的某種原始性。與海德格爾的「此在」不同，馬蘇米關注的是情動如何在身體中運作，如何超越主體的思維框架，並在非自覺的層次上展開。因此，情動成為一種存在論層次的體驗，它揭示了個體如何通過瞬間性的情動接觸到某種「更深層次」的存在體驗。

馬蘇米認為，情動不是個體內部的一種封閉體驗，而是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網絡中的瞬間爆發，類似於存在本身在某個瞬間的生成。存在不是通過線性的時間發展被展現出來的，而是在事件的中斷和瞬時反應中浮現出來。這個過程可以看作是通過夢境或情感波動來體驗的，它揭示了情感如何在時間的裂隙中生成存在的意義。

情動與事件：夢境、存在、情感的瞬時流動

馬蘇米的理論強調事件和情動是瞬時的，是一種在時間的中斷中突然發生的現象。夢境則恰恰是這種情動在虛擬時間中表現的典型形式。夢中沒有明確的因果關係和邏輯聯系，而情感、感知和記憶以一種非線性的方式被重新編排和塑造。正如馬蘇米所言，情動是瞬時的，是一股跨越時空、打破認知框架的力量，夢境也是如此，它在意識邊界之外的虛擬領域生成情感的意義。

情動在這種瞬時的事件中，發揮著打破現實時間流動的作用。它將主體從連續的時間流動中帶出，並將主體置於一種類似夢境的時空中。在這一瞬間，情動打破了因果和時間的限制，夢、存在和情感的界限變得模糊。這種模糊正是馬蘇米所關注的時間「沉降」的瞬間，在這種時刻，主體處在既是夢境又是現實的交界處。

夢-存在-情動的三重交織

夢：馬蘇米的時間觀念與夢境的虛擬性有著緊密聯系。夢作為一種非線性的、潛在性的時間經驗，體現了情動如何在時間的瞬間中展開，而不是在連續的時間流動中展現。

存在：馬蘇米的情動理論不僅揭示了身體層面的情感爆發，還暗示了情動如何在瞬間生成存在的意義。這種存在不是通過認知和語言表達的，而是在情感的即時反應中顯現，類似於海德格爾討論的「此在」在時間中的展開。

情動：馬蘇米強調情動的瞬時性和非主體性，情動通過打破時間的連續性而生成事件。在這一點上，情動既是夢境的生成力量，也是存在意義的即時浮現。

馬蘇米的時間概念因此不僅僅是物理時間的反映，而是情感、夢境和存在之間的動態交織，在瞬間的爆發中生成新的體驗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