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重點工作

九、強化政策保障和體制機制創新

（三十一）健全鄉村振興多元投入機制。堅持把農業農村作為一般公共預算優先保障領域，壓實地方政府投入責任。穩步提高土地出讓收益用於農業農村比例。將符合條件的鄉村振興項目納入地方政府債券支持范圍。支持以市場化方式設立鄉村振興基金。健全政府投資與金融、社會投入聯動機制，鼓勵將符合條件的項目打捆打包按規定由市場主體實施，撬動金融和社會資本按市場化原則更多投向農業農村。用好再貸款再貼現、差別化存款准備金、差異化金融監管和考核評估等政策，推動金融機構增加鄉村振興相關領域貸款投放，重點保障糧食安全信貸資金需求。引導信貸擔保業務向農業農村領域傾斜，發揮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作用。加強農業信用信息共享。發揮多層次資本市場支農作用，優化「保險+期貨」。加快農村信用社改革化險，推動村鎮銀行結構性重組。鼓勵發展漁業保險。

（三十二）加強鄉村人才隊伍建設。實施鄉村振興人才支持計劃，組織引導教育、衛生、科技、文化、社會工作、精神文明建設等領域人才到基層一線服務，支持培養本土急需緊缺人才。實施高素質農民培育計劃，開展農村創業帶頭人培育行動，提高培訓實效。大力發展面向鄉村振興的職業教育，深化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完善城市專業技術人才定期服務鄉村激勵機制，對長期服務鄉村的在職務晉升、職稱評定方面予以適當傾斜。引導城市專業技術人員入鄉兼職兼薪和離崗創業。允許符合一定條件的返鄉回鄉下鄉就業創業人員在原籍地或就業創業地落戶。繼續實施農村訂單定向醫學生免費培養項目、教師「優師計劃」、「特崗計劃」、「國培計劃」，實施「大學生鄉村醫生」專項計劃。實施鄉村振興巾幗行動、青年人才開發行動。

（三十三）推進縣域城鄉融合發展。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暢通城鄉要素流動。統籌縣域城鄉規劃建設，推動縣城城鎮化補短板強弱項，加強中心鎮市政、服務設施建設。深入推進縣域農民工市民化，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同常住人口掛鉤、由常住地供給機制。做好農民工金融服務工作。梯度配置縣鄉村公共資源，發展城鄉學校共同體、緊密型醫療衛生共同體、養老服務聯合體，推動縣域供電、供氣、電信、郵政等普遍服務類設施城鄉統籌建設和管護，有條件的地區推動市政管網、鄉村微管網等往戶延伸。扎實開展鄉村振興示范創建。

領導幹部要樹牢群眾觀點，貫徹群眾路線，多到基層、多接地氣，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發揮農民主體作用，調動農民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強化系統觀念，統籌解決好「三農」工作中兩難、多難問題，把握好工作時度效。
（原題：國務院關於做好2023年全麵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2023-02-13 來源：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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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扎實推進宜居宜業和美鄉村建設

（二十四）加強村莊規劃建設。堅持縣域統籌，支持有條件有需求的村莊分區分類編制村莊規劃，合理確定村莊布局和建設邊界。將村莊規劃納入村級議事協商目錄。規范優化鄉村地區行政區劃設置，嚴禁違背農民意願撤並村莊、搞大社區。推進以鄉鎮為單元的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積極盤活存量集體建設用地，優先保障農民居住、鄉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空間和產業用地需求，出台鄉村振興用地政策指南。編制村容村貌提升導則，立足鄉土特征、地域特點和民族特色提升村莊風貌，防止大拆大建、盲目建牌樓亭廊「堆盆景」。實施傳統村落集中連片保護利用示范，建立完善傳統村落調查認定、撤並前置審查、災毀防范等制度。制定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建設指引。

（二十五）扎實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加大村莊公共空間整治力度，持續開展村莊清潔行動。鞏固農村戶廁問題摸排整改成果，引導農民開展戶內改廁。加強農村公廁建設維護。以人口集中村鎮和水源保護區周邊村莊為重點，分類梯次推進農村生活污水治理。推動農村生活垃圾源頭分類減量，及時清運處置。推進廁所糞污、易腐爛垃圾、有機廢棄物就近就地資源化利用。持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

（二十六）持續加強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公路養護和安全管理，推動與沿線配套設施、產業園區、旅游景區、鄉村旅游重點村一體化建設。推進農村規模化供水工程建設和小型供水工程標准化改造，開展水質提升專項行動。推進農村電網鞏固提升，發展農村可再生能源。支持農村危房改造和抗震改造，基本完成農房安全隱患排查整治，建立全過程監管制度。開展現代宜居農房建設示范。深入實施數字鄉村發展行動，推動數字化應用場景研發推廣。加快農業農村大數據應用，推進智慧農業發展。落實村莊公共基礎設施管護責任。加強農村應急管理基礎能力建設，深入開展鄉村交通、消防、經營性自建房等重點領域風險隱患治理攻堅。

（二十七）提升基本公共服務能力。推動基本公共服務資源下沉，著力加強薄弱環節。推進縣域內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提升農村學校辦學水平。落實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推進醫療衛生資源縣域統籌，加強鄉村兩級醫療衛生、醫療保障服務能力建設。統籌解決鄉村醫生薪酬分配和待遇保障問題，推進鄉村醫生隊伍專業化規范化。提高農村傳染病防控和應急處置能力。做好農村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層層壓實責任，加強農村老幼病殘孕等重點人群醫療保障，最大程度維護好農村居民身體健康和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優化低保審核確認流程，確保符合條件的困難群眾「應保盡保」。深化農村社會工作服務。加快鄉鎮區域養老服務中心建設，推廣日間照料、互助養老、探訪關愛、老年食堂等養老服務。實施農村婦女素質提升計劃，加強農村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健全農村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和關愛服務體系，關心關愛精神障礙人員。

八、健全組織領導的鄉村治理體系

（二十八）強化農村基層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突出大抓基層的鮮明導向，強化縣級抓鄉促村責任，深入推進抓建促鄉村振興。全面培訓提高鄉鎮、村班子領導鄉村振興能力。派強用好駐村第一書記和工作隊，強化派出單位聯村幫扶。開展鄉村振興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整治。持續開展市縣巡察，推動基層紀檢監察組織和村務監督委員會有效銜接，強化對村幹部全方位管理和經常性監督。對農村員分期分批開展集中培訓。通過設崗定責等方式，發揮農村員先鋒模范作用。

（二十九）提升鄉村治理效能。堅持以建引領鄉村治理，強化縣鄉村三級治理體系功能，壓實縣級責任，推動鄉鎮擴權賦能，夯實村級基礎。全面落實縣級領導班子成員包鄉走村、鄉鎮領導班子成員包村聯戶、村幹部經常入戶走訪制度。健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機制，全面落實「四議兩公開」制度。加強鄉村法治教育和法律服務，深入開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區）」創建。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完善社會矛盾糾紛多元預防調處化解機制。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台。推進農村掃黑除惡常態化。開展打擊整治農村賭博違法犯罪專項行動。依法嚴厲打擊侵害農村婦女兒童權利的違法犯罪行為。完善推廣積分制、清單制、數字化、接訴即辦等務實管用的治理方式。深化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組織開展全國鄉村治理示范村鎮創建。

（三十）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深化農村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拓展文明實踐中心、縣級融媒體中心等建設，支持鄉村自辦群眾性文化活動。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深入實施農耕文化傳承保護工程，加強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利用。辦好中國農民豐收節。推動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風易俗規范，強化村規民約約束作用，員、幹部帶頭示范，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推進農村喪葬習俗改革。

五、推動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

（十七）做大做強農產品加工流通業。實施農產品加工業提升行動，支持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中小微企業等發展農產品產地初加工，引導大型農業企業發展農產品精深加工。引導農產品加工企業向產地下沉、向園區集中，在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主產區統籌布局建設農產品加工產業園。完善農產品流通骨干網絡，改造提升產地、集散地、銷地批發市場，布局建設一批城郊大倉基地。支持建設產地冷鏈集配中心。統籌疫情防控和農產品市場供應，確保農產品物流暢通。

（十八）加快發展現代鄉村服務業。全面推進縣域商業體系建設。加快完善縣鄉村電子商務和快遞物流配送體系，建設縣域集采集配中心，推動農村客貨郵融合發展，大力發展共同配送、即時零售等新模式，推動冷鏈物流服務網絡向鄉村下沉。發展鄉村餐飲購物、文化體育、旅游休閒、養老托幼、信息中介等生活服務。鼓勵有條件的地區開展新能源汽車和綠色智能家電下鄉。

（十九）培育鄉村新產業新業態。繼續支持創建農業產業強鎮、現代農業產業園、優勢特色產業集群。支持國家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示范園建設。深入推進農業現代化示范區建設。實施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計劃。實施鄉村休閒旅游精品工程，推動鄉村民宿提質升級。深入實施「數商興農」和「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鼓勵發展農產品電商直采、定制生產等模式，建設農副產品直播電商基地。提升淨菜、廚房等產業標准化和規范化水平。培育發展預制菜產業。

（二十）培育壯大縣域富民產業。完善縣鄉村產業空間布局，提升縣城產業承載和配套服務功能，增強重點鎮集聚功能。實施「一縣一業」強縣富民工程。引導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向縣域梯度轉移，支持大中城市在周邊縣域布局關聯產業和配套企業。支持國家級高新區、經開區、農高區托管聯辦縣域產業園區。

六、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

（二十一）促進農民就業增收。強化各項穩崗紓困政策落實，加大對中小微企業穩崗傾斜力度，穩定農民工就業。促進農民工職業技能提升。完善農民工工資支付監測預警機制。維護好超齡農民工就業權益。加快完善靈活就業人員權益保障制度。加強返鄉入鄉創業園、農村創業孵化實訓基地等建設。在政府投資重點工程和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推廣以工代賑，適當提高勞務報酬發放比例。

（二十二）促進農業經營增效。深入開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升行動，支持家庭農場組建農民合作社、合作社根據發展需要辦企業，帶動小農戶合作經營、共同增收。實施農業社會化服務促進行動，大力發展代耕代種、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社會化服務，鼓勵區域性綜合服務平台建設，促進農業節本增效、提質增效、營銷增效。引導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總結地方「小田并大田」等經驗，探索在農民自願前提下，結合農田建設、土地整治逐步解決細碎化問題。完善社會資本投資農業農村指引，加強資本下鄉引入、使用、退出的全過程監管。健全社會資本通過流轉取得土地經營權的資格審查、項目審核和風險防范制度，切實保障農民利益。堅持為農服務和政事分開、社企分開，持續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

（二十三）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實搞好確權，穩步推進賦權，有序實現活權，讓農民更多分享改革紅利。研究制定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30年試點工作指導意見。穩慎推進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切實摸清底數，加快房地一體宅基地確權登記頒證，加強規范管理，妥善化解歷史遺留問題，探索宅基地「三權分置」有效實現形式。深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探索建立兼顧國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有效調節機制。

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鼓勵依法自願有償轉讓。鞏固提升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成果，構建產權關系明晰、治理架構科學、經營方式穩健、收益分配合理的運行機制，探索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資產參股等多樣化途徑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健全農村集體資產監管體系。保障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合法權益。繼續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深入推進農村綜合改革試點示范。（下續）

（七）加強高標准農田建設。完成高標准農田新建和改造提升年度任務，重點補上土壤改良、農田灌排設施等短板，統籌推進高效節水灌溉，健全長效管護機制。制定逐步把永久基本農田全部建成高標准農田的實施方案。加強黑土地保護和坡耕地綜合治理。嚴厲打擊盜挖黑土、電捕蚯蚓等破壞土壤行為。強化干旱半干旱耕地、紅黃壤耕地產能提升技術攻關，持續推動由主要治理鹽鹼地適應作物向更多選育耐鹽鹼植物適應鹽鹼地轉變，做好鹽鹼地等耕地後備資源綜合開發利用試點。

（八）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扎實推進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加快構建國家水網骨干網絡。加快大中型灌區建設和現代化改造。實施一批中小型水庫及引調水、抗旱備用水源等工程建設。加強田間地頭渠系與灌區骨干工程連接等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支持重點區域開展地下水超采綜合治理，推進黃河流域農業深度節水控水。在干旱半干旱地區發展高效節水旱作農業。強化蓄滯洪區建設管理、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災害防治，加快實施中小水庫除險加固和小型水庫安全監測。深入推進農業水價綜合改革。

（九）強化農業防災減災能力建設。研究開展新一輪農業氣候資源普查和農業氣候區劃工作。優化完善農業氣象觀測設施站網佈局，分區域、分災種發佈農業氣象災害信息。加強旱澇災害防御體系建設和農業生產防災救災保障。健全基層動植物疫病蟲害監測預警網絡。抓好非洲豬瘟等重大動物疫病常態化防控和重點人獸共患病源頭防控。提升重點區域森林草原火災綜合防控水平。

三、強化農業科技和裝備支撐

（十）推動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堅持產業需求導向，構建梯次分明、分工協作、適度競爭的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加快前沿技術突破。支持農業領域國家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制造業創新中心等平台建設，加強農業基礎性長期性觀測實驗站（點）建設。完善農業科技領域基礎研究穩定支持機制。

（十一）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完成全國農業種質資源普查。構建開放協作、共享應用的種質資源精准鑑定評價機制。全面實施生物育種重大項目，扎實推進國家育種聯合攻關和畜禽遺傳改良計劃，加快培育高產高油大豆、短生育期油菜、耐鹽鹼作物等新品種。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種產業化步伐，有序擴大試點范圍，規范種植管理。

（十二）加快先進農機研發推廣。加緊研發大型智能農機裝備、丘陵山區適用小型機械和園藝機械。支持北斗智能監測終端及輔助駕駛系統集成應用。完善農機購置與應用補貼政策，探索與作業量掛鉤的補貼辦法，地方要履行法定支出責任。

（十三）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加快農業投入品減量增效技術推廣應用，推進水肥一體化，建立健全秸稈、農膜、農藥包裝廢棄物、畜禽糞污等農業廢棄物收集利用處理體系。推進農業綠色發展先行區和觀測試驗基地建設。健全耕地休耕輪作制度。加強農用地土壤鎘等重金屬污染源頭防治。強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風險管控。建立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監測制度。出台生態保護補償條例。嚴格執行休禁漁期制度，實施好長江十年禁漁，鞏固退捕漁民安置保障成果。持續開展母親河復蘇行動，科學實施農村河湖綜合整治。加強黃土高原淤地壩建設改造。加大草原保護修復力度。鞏固退耕還林還草成果，落實相關補助政策。嚴厲打擊非法引入外來物種行為，實施重大危害入侵物種防控攻堅行動，加強「異寵」交易與放生規范管理。

四、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 

（十四）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壓緊壓實各級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責任，確保不鬆勁、不跑偏。強化防止返貧動態監測。對有勞動能力、有意願的監測戶，落實開發式幫扶措施。健全分層分類的社會救助體系，做好兜底保障。鞏固提升「三保障」和飲水安全保障成果。

（十五）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內生發展動力。把增加脫貧群眾收入作為根本要求，把促進脫貧縣加快發展作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扶志扶智，聚焦產業就業，不斷縮小收入差距、發展差距。財政銜接推進鄉村振興補助資金用於產業發展的比重力爭提高到60%以上，重點支持補上技術、設施、營銷等短板。鼓勵脫貧地區有條件的農戶發展庭院經濟。深入開展多種形式的消費幫扶，持續推進消費幫扶示范城市和產地示范區創建，支持脫貧地區打造區域公用品牌。財政資金和幫扶資金支持的經營性幫扶項目要健全利益聯結機制，帶動農民增收。管好用好扶貧項目資產。深化東西部勞務協作，實施防止返貧就業攻堅行動，確保脫貧勞動力就業規模穩定在3000萬人以上。持續運營好就業幫扶車間和其他產業幫扶項目。充分發揮鄉村公益性崗位就業保障作用。深入開展「雨露計劃+」就業促進行動。在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實施一批補短板促振興重點項目，深入實施醫療、教育幹部人才「組團式」幫扶，更好發揮駐村幹部、科技特派員產業幫扶作用。深入開展鞏固易地搬遷脫貧成果專項行動和搬遷群眾就業幫扶專項行動。

（十六）穩定完善幫扶政策。落實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政策。開展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發展成效監測評價。保持脫貧地區信貸投放力度不減，扎實做好脫貧人口小額信貸工作。按照市場化原則加大對幫扶項目的金融支持。深化東西部協作，組織東部地區經濟較發達縣（市、區）與脫貧縣開展攜手促振興行動，帶動脫貧縣更多承接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持續做好單位定點幫扶，調整完善結對關系。深入推進「萬企興萬村」行動。研究過渡期後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常態化幫扶機制。

中國鄉村振興計劃

中國二十大擘畫了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守好「三農」（農業、農村和農民）基本盤至關重要、不容有失。必須堅持不懈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全社會之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要立足國情農情，體現中國特色，建設供給保障強、科技裝備強、經營體系強、產業韌性強、競爭能力強的農業強國。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為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打下堅實基礎。

一、抓緊抓好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

（一）全力抓好糧食生產。確保全國糧食產量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要穩住面積、主攻單產、力爭多增產。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強化藏糧於地、藏糧於技的物質基礎，健全農民種糧掙錢得利、地方抓糧擔責盡義的機制保障。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開展噸糧田創建。推動南方省份發展多熟制糧食生產，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發展再生稻。支持開展小麥「一噴三防」。實施玉米單產提升工程。繼續提高小麥最低收購價，合理確定稻谷最低收購價，穩定稻谷補貼，完善農資保供穩價應對機制。健全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增加產糧大縣獎勵資金規模。逐步擴大稻谷小麥玉米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實施范圍。實施好優質糧食工程。鼓勵發展糧食訂單生產，實現優質優價。嚴防「割青毀糧」。嚴格省級和政府耕地保護和糧食安全責任制考核。推動出台糧食安全保障法。

（二）加力擴種大豆油料。深入推進大豆和油料產能提升工程。扎實推進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支持東北、黃淮海地區開展糧豆輪作，穩步開發利用鹽鹼地種植大豆。完善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實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試點。統籌油菜綜合性扶持措施，推行稻油輪作，大力開發利用冬閒田種植油菜。支持木本油料發展，實施加快油茶產業發展三年行動，落實油茶擴種和低產低效林改造任務。深入實施飼用豆粕減量替代行動。

（三）發展現代設施農業。實施設施農業現代化提升行動。加快發展水稻集中育秧中心和蔬菜集約化育苗中心。加快糧食烘乾、農產品產地冷藏、冷鏈物流設施建設。集中連片推進老舊蔬菜設施改造提升。推進畜禽規模化養殖場和水產養殖池塘改造升級。在保護生態和不增加用水總量前提下，探索科學利用戈壁、沙漠等發展設施農業。鼓勵地方對設施農業建設給予信貸貼息。

（四）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樹立大食物觀，加快構建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植物動物微生物並舉的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分領域制定實施方案。建設優質節水高產穩產飼草料生產基地，加快苜蓿等草產業發展。大力發展青貯飼料，加快推進秸稈養畜。發展林下種養。深入推進草原畜牧業轉型升級，合理利用草地資源，推進劃區輪牧。科學劃定限養區，發展大水面生態漁業。建設現代海洋牧場，發展深水網箱、養殖工船等深遠海養殖。培育壯大食用菌和藻類產業。加大食品安全、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力度，健全追溯管理制度。

（五）統籌做好糧食和重要農產品調控。加強糧食應急保障能力建設。強化儲備和購銷領域監管。落實生豬穩產保供省負總責，強化以能繁母豬為主的生豬產能調控。嚴格「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考核。完善棉花目標價格政策。繼續實施糖料蔗良種良法技術推廣補助政策。完善天然橡膠扶持政策。加強化肥等農資生產、儲運調控。發揮農產品國際貿易作用，深入實施農產品進口多元化戰略。深入開展糧食節約行動，推進全鏈條節約減損，健全常態化、長效化工作機制。提倡健康飲食。

二、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六）加強耕地保護和用途管控。嚴格耕地佔補平衡管理，實行部門聯合開展補充耕地驗收評定和「市縣審核、省級復核、社會監督」機制，確保補充的耕地數量相等、質量相當、產能不降。嚴格控制耕地轉為其他農用地。探索建立耕地種植用途管控機制，明確利用優先序，加強動態監測，有序開展試點。加大撂荒耕地利用力度。做好第三次全國土壤普查工作。（原題：國務院關於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2023-02-13 來源： 新華社）

Abstract From: G20 CULTURE MINISTERS’ MEETING, KASHI CULTURE PATHWAY

11 We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support policies that promote the contribution of those working in the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sectors, with a view to strengthening frameworks to sustain decent work and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ctors and industries and in line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otably by: 

11.1. Enabling the ratification and/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 including the UNESCO 2005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and the 1980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he Artist, as relevant – towards shap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that support the creation,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f and access to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11.2.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towards enhancing the status of artists and cultural professionals – addressing socio-economic rights and artistic freedom – online and offline –based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ramework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as well as applicable to all professionals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ctors and industries, independently from their employment status –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adequate remuneration systems, and the extension of adequate and comprehensive social protection to cultural professionals, notably by enabling linkages between culture and labour policies, facilitating a transition to the formal economy as relevant and mobilizing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otably UNESCO and ILO; 

11.3. Investing in skills training and research to support capacity building, institutionalized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rtists and cultural professionals, notably towards expanding access to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upskilling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ctors and industries, targeting practitioners, in particular women and youth and other marginalized and vulnerable groups, building on public support and existing cultural training institutions, developing and updating training standards, investing in talent develop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as well a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networks such as the G20 Network of Cultural Business Management Training Institutions; 

11.4. Supporting cooperation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including by enabling inclusive North-South and South- South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of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notably to expand equitabl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markets and the mobility of artists and cultural professionals in a spirit of solidarity andcultural exchange.

（Abstract From: G20 CULTURE MINISTERS’ MEETING, KASHI CULTURE PATHWAY, Outcome Document and Chair’s Summary， Varanasi, 26 August 2023）

Abstract From: G20 CULTURE MINISTERS’ MEETING, KASHI CULTURE PATHWAY

4.Levera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e

4.1. Recognising the benefit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digital technologies – that encompass web-based and frontier technologies such as 3D modell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cluding generative AI, virtual or augmented reality, gamification, robotics, and information and data produced by earth observation systems – for the documentation, interpretation, presentation, preservation, protection and recovery, research, promotion, dissemin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ing long term preservation of digital documents – we underline the import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n digital technology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particularly in the face of growing threats linked to conflicts, disasters or climate change – while further underlining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ctors and industries, enabling access to new audiences, promoting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fostering cross-cultural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cultural markets; 

4.2. Further recognising the importance of creating a digital ecosystem grounded on principles of inclusivity, equity, accessibility, trustworthiness, divers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at includes safeguards to protect users from risks posed by disinformation, misinformation, hate speech, privacy loss and other online harms, which also fosters the creation and promotion of divers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ntent, information and news online, as well as uphol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ackles online piracy and protects artistic freedom, including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of artists and cultural professionals, notably by granting safeguards for their fair remuneration; 

4.3. Stressing the need to overcome digital divides,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ontinuous knowledge sharing, enabling access to culture through unbiased digital tools supported by digital literacy, skills training, with due consideration for inclusive digital access, narrowing the gender digital divide, in particular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Multifaceted and transversal dimension, building on existing frameworks, where possible, through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otably UNESCO, OECD, UNCTAD – and statistical institutions at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level, including in the Global South with a view to sust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creative  econom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ile also shedding light on the economic weigh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creative economy worldwide, including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as appropriate.

跨國策展團隊由菲律賓策展人派屈克．佛洛雷斯（Patrick Flores）、韓國策展人金聖淵（Kim Seong-Youn）及臺灣策展人謝佩君（Hsieh Pei-Chun）共同組成提出「地緣詩學」的策展概念。有別於地緣政治較為強烈而絕對意識形態的劃分，「地緣詩學」提供策展領域如何理解世界運作方式的另一種視角，以詩性的踏查重新探尋自二戰後東亞與東南亞的「政經環境」、「日常生活實踐」、「民族國家」與「區域典範」等議題，並藉由探討地理與藝術的關係，營造出獨特且理性與感性兼具的對話空間。

跨國策展團隊呈現多維度視角

其中，派屈克．佛洛雷斯（Patrick Flores）為現任菲律賓大學藝術研究學系教授及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副館長，也曾受臺北市立美術館之邀，擔任第59屆威尼斯美術雙年展臺灣館「公眾活動」總召集人，具有豐富的策展與研究經驗。此次策展他提出相對於地緣政治，我們可以從藝術的角度回應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政治與社會議題。韓國獨立策展人金聖淵為現任釜山雙年展執行委員會董事，常年耕耘釜山藝術產業及培育藝術新秀教育，並引領釜山的替代性藝術運動。透過本次策展，他思考在不安的時代下，藝術究竟能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種功能，是否能藉由藝術創作將世界串聯起來，以共同反思當前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臺灣策展人謝佩君面對此次展覽主題時，則主張藝術創造具有重組時空與地理環境的潛能，並質問在藝術實踐的過程中，是否能開啟面對政治與社會議題的另一種思維。本次策展團隊的組成，在兩位資深策展人與新秀策展人的跨國合作下，透過多元豐富的視角與觀點相互對話，既富有詩意又帶有反思意味。重量級藝術家以多元創作形式，共創多元的對話空間。

本次展覽邀請來自日本、韓國、泰國、印尼、越南、菲律賓、以色列與臺灣共15組／位藝術家，以各自的創作方式與作品回應展覽議題。如韓國藝壇重量級數位藝術創作先驅李庸白，展出其經典的錄像與裝置作品，其中〈天使士兵〉藉由柔和而看似靜止的畫面，呈現士兵穿越假花叢林的過程，反映戰爭時期的資本主義，以及華麗外表下所隱含的緊張對立關係。韓國藝術家雙人組合文敬媛與全濬浩（Moon & Jeon）的作品〈自由村落〉為一錄像創作計畫，以源自70年前的文物為楔子，透過在影像中穿梭於時空的物件，呈現彷彿時間停止流轉社會樣貌，探討當前社會的矛盾與限制。活躍於當代藝術圈的印尼藝術家馬哈拉尼．馬羌那嘎拉（Maharani Mancanagara），藉由繪於木板上的炭筆繪畫、印製於布料上的報導文字等大型裝置作品，重現祖父輩的歷史記憶，並體現歷史敘事的不完整性與動態性。臺灣藝術家常陵則展出油畫作品《戰前準備》系列，以偽預言的創作方式反思歷史的覆蓋與竄改，以及圖像、線條和個人記憶裡對歷史紀錄的影響。臺灣藝術家王湘靈則展出現地製作的聲音裝置〈回應〉，呈現自身的生命經驗，並探討時間與空間的不確定性與不同的觀看可能。藝術家郭俞平則以〈我的胃裡沒有午飯，脖頸在尋覓陽光，腦子求索著愛情，靈魂裡有慌亂，心裡則有一股刺痛〉，探討歷史的離散、移民的歷史書寫，以及新移民女性的身分認同、知識體系及不同身分之間的轉化與融合。

除了展覽之外，本次聚焦於亞洲藝術的主題展更將於12月3日舉辦跨國連線的藝術家座談會，邀請三位策展人，以及印尼藝術家馬哈拉尼．馬羌那嘎拉、日本藝術家鎌田友介、泰國藝術家帕蒂普．蘇薩桑泰（Prateep Suthathongthai）、臺灣藝術家常陵與郭俞平等齊聚國美館，與身處國外以線上與會的藝術家們共同討論展覽議題，並與現場觀眾交流，透過策展人和與藝術家面對面的機會，一同探索身處於亞洲地緣環境的我們，應如何面對及思考當前的政經環境及如何重塑僵固的意識形態。

國美館期待本展能以詩意的美學與富有歷史情感的呈現，建立一個有機的公民空間，提供觀者激辯與省思的場域，從而以多元的角度理解當代世界的面貌。「地緣詩學：瀕危世界的多變特質」將自2023年12月2日展至2024年3月10日，更多有關展覽及藝術家座談會之相關資訊，敬請密切關注國美館官方網站及Facebook粉絲專頁。（原題：國美館「地緣詩學：瀕危世界的多變特質」展覽 以詩意美學探索亞洲地緣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多元面貌；日期：2023-11-30 台灣文化部）

藝術展·地緣詩學：瀕危世界的多變特質

由臺灣美術館主辦的「地緣詩學：瀕危世界的多變特質」於2023年12月2日至2024年3月10日展出，此次跨年度國際特展由3位國際策展人共同策劃，聚焦於亞洲當代藝術家共計約55組件作品，旨在以詩意而感性的方式探索地緣政經環境、意識形態與生命形式的各種可能性與關係。

今（30）日於臺北舉辦記者會，由國美館陳貺怡館長主持，韓國策展人金聖淵、臺灣策展人謝佩君，遠道而來的藝術家帕蒂普．蘇薩桑泰（Prateep Suthathongthai，泰國）、鎌田友介（日本）、馬哈拉尼．馬羌那嘎拉（Maharani Mancanagara，印尼）、徐平周（韓國）、臺灣藝術家常陵、王湘靈及張紋瑄等皆出席盛會。

國美館陳貺怡館長表示，18世紀啟蒙時代，孟德斯鳩提出「地緣政治」的概念，但1989年後一般認為冷戰已結束，但其實之後世界局勢丕變，戰爭不但並未結束，還以各種形式在國際間展開。1990年代之後，很多策展人與藝術家把「地緣政治」作為策展與創作的主題，本展即是以藝術的方法來探討地緣政治的問題，並聚焦在亞洲區域。

韓國策展人金聖淵表示，本次展出作品根據不一樣的國家文化有不同的解讀，特別是有些作品與戰爭有關連，尤其在籌備展覽過程中，我們的世界也正發生戰爭，所以本展是在很有意義的時間點舉辦，且不單單是作品很精采，展場空間也有相應的呈現。臺灣策展人謝佩君提到，本展的關鍵字是「集體」的概念，她在與其他二位策展人的討論中，得到更多不同的觀點與突破，雖然這次臺灣藝術家的作品媒材與主題皆不盡相同，但藝術家都認為臺灣是東亞的會面點而非衝突點。菲律賓策展人派屈克．佛洛雷斯（Patrick Flores）透過錄影表示，展出這些藝術品就是傳遞他們的想法到這個世界，這個展覽讓我們了解世界雖然危機重重且多變，但多變正代表世界有改變的可能。

國美館原訂今（2023）年辦理第9屆亞洲藝術雙年展，然因前年疫情之故將第18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臺灣館往後推遲了一年（2023年）辦理，故同步影響本館亞洲藝術雙年展改至2024年辦理。雖因雙年展辦理時程的更動，國美館對於亞洲當代藝術的發展與推介仍保持高度關心，本次特別以專題策劃的方式，邀請亞洲地區中青輩三位策展人攜手合作，並各自薦選、邀請5位藝術家，匯聚不同的觀點同台展出。

邱誌勇·記憶的藝術性想像，以及數位性轉化

當代數位科技已扮演猶如社會中樞神經系統的角色，「數位轉向」（digital turn）似乎也已是不爭的事實，且打造此般的數位天地，促使許多人深信「機器優於人類」的命題。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人類紀裡的藝術》指出，這種始於1993年數位轉向的科技震撼中，透過網路科技的全球開放網絡，超工業化的系統透過遠程──行動的網路，對遠程的對象進行控制，致使整體社會運作體系轉化成人們所熟悉的數位經濟。隨著數位時代的全面到來（包含大數據、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科技的普及），大規模「數位化」世界圖景的景致既是歷史性的，也是增補性的當代生存樣態，整體且普遍的人工智能化而引發一系列社會文化、地緣政治、生存環境、生命倫理等人類生活世界的改變。

甚至，人們生活經驗藉由技術所構成的景況已不言而喻。如同唐．伊德（Don Ihde）在《科技與生活世界》所述，科技技術以物質文明中各種人工物的形式存在於我們的環境之中，且深深地影響人們的行動、知覺與理解方式，然而，當「數位無所不在」，人類社會卻悄悄地進入所謂的「後數位情境」（Post Digital Condition）。羅素．戴維斯（Russell Davies）便曾言，後數位應該是下一個激動人心的階段，它不是舊秩序的回歸，而是人們開始「在屏幕之外進入世界的地方」（in the world beyond the screen）。梅爾．阿利森貝格（Mel Alexenberg）在《後數位時代的藝術未來》一書中清楚地定義所謂的「後數位」（post-digital），指涉的是一個在人類與數位科技間關係快速變遷下的藝術創作，以及藝術如何更關切人類的生存實際景況，而非數位科技本身。

王新仁　明日的路徑　2019　演算音像　尺寸依場地而定（圖版提供：王新仁）

那麼，是什麼樣的「新人類景況」值得藝術家透過創作實踐的策略來彰顯呢？貝爾納．斯蒂格勒將環境科學研究中所提呈的「人類紀」概念，轉化到人文社會的當代哲思中，開啟關於人類生存樣態的討論。在巨量資訊的運作邏輯將一切量化、測定、校準，以便讓後數位的人類世界更加標準化之際，人類已經與其環境一樣，都被轉換成資料，且能被資訊設備簡化成可測定的、可更新修改的數量。

無所不在的巨量資訊運算公司根據從每個人身上蒐集到的「數位足跡」，直截了當地造成了數位個體。而根據馬克．莒甘（Marc Dugain）與克里斯多夫．拉貝（Christophe Labbé）的《裸人》一書，這種巨量資訊公司所抱持的自由意志主義，更不計一切代價爭取科技進步。從人機、跨物種系的混雜，從「以人類為中心」的思維（即人類被其他物種所取代的人文主義），轉向「人類其實早已是科技主體的賽博格」思維，在這個轉向的過程裡，是賽博格自身的演化史，它涵蓋所有知識領域，從生物學、地質學、資訊學、神經醫學、文化、藝術領域……，疊合積累成「人類紀」（anthropocene）。

本文以筆者於國立台灣美術館策畫「後數位人類紀：國際科技藝術展」中受邀之藝術作品為例，說明本文命題「記憶的藝術性想像，以及數位性轉化」，此一命題主要在於彰顯藝術家如何運用實體物質與虛擬真實景觀圖象，共同展現日常生活物件重新轉化與再組裝配置的記憶圖象。王新仁的〈明日的路徑〉以3D實景掃描與波函數塌縮演算法表意台灣原生地貌在每一次觀看過程中，都能產生似真若假，也別於現實的新組成。王新仁藉由資訊演算形塑而成的數位空間可謂是一個動態的世界，軟體程式可能為使用者開創了些許特別的領域與經驗範疇。（見《藝術家》2019年4月527期）

《旅人的凝視》（續）

而對旅遊地來說，因為相機的出現也發生了變化，Urry舉例說某種「民族舞」的編排，甚至就考慮了攝影，演員停在某處不動，就是為了給觀眾拍照。而我想到的例子，是這次田野trip途中，在「未被開發」的旅遊地，「導遊」抱歉說沒有觀景臺，而遊客抱怨說「拍出來不好看，還有什麽意思」。

而「電子化和網絡化」同「全球化」一樣，是所有2010年再版的書一定要加入的。digitalistation and internetisation意味著photos travel faster and cheaper，除此以外，Urry的論述無甚新奇。

第八章performance

其實主要是回應了對遊客凝視的批評，認為強調了「眼睛」，即視覺在西方文化中的霸權，而忽略旅遊其實是一種「全身性」的活動，所以從90年代開始有所謂performance turn，後者強調embodied and multi-sensuous nature of gazing,以及complex social relations and fluid power geometries comprising，簡言之，旅遊不僅僅是「看」，旅遊不僅僅是「遊客」看「當地人」。而這兩點的提出，為「旅遊行為」中的struggle和resistance提供了空間。

表演概念在旅遊研究中的應用，再次強調了遊客間的互動，以及遊客與當地人的互動，那些戲假情真或者真情假戲，p201說得好，旅遊經歷的好壞不僅取決於當地風景，看到什麽，吃到什麽，還取決於跟什麽人在一起，體驗到了何種服務, the tourist’s emotional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s with a given place depend as much upon the quality of their co-travelling social relations as upon the place itself.而且，在後旅遊時代，在後福特時代，跟什麽人在一起和體驗到何種服務的重要性不斷上升。

很好玩的一段是把tourist team類比成戈夫曼的total institution， 這個和更大的社會網絡暫時隔離開，導遊像是獨裁者，規定什麽該看，怎麽看。「合影」時刻的表演，是一種”staged intimacy”。

而不同遊客對某地的解碼不同，也導致他們在同一空間有不同的表演，那麽這個時空就包含著沖突。在這裏，Urry再次強調了他的「遊客能動性」立場，p213 how the camerawork of tourists is concerned not only with “consuming places” or hegemonic “place myths”, but also with self-presentation and “strategic impression management” enacted by teams of friends, couples and especially families through “family gaze”.對我的研究而言，這些的意義都在於使得「背包客」成為旅遊者的一個反例，因為至少就我第一輪田野而言，「一個人旅遊」是非常重要的標簽。

第九章risk and future，自從1992年Beck的風險社會出版以來，好像這也是逃不開的話語之一，而Urry這章裏從旅遊業角度講的「風險」，主要是旅遊地的疾病，生態問題，安全問題（小到偷竊大到恐怖襲擊），還有「黑色旅遊」（大屠殺紀念館，參觀被殖民地）和「冒險旅遊」中的問題，第三是無所不在的監視系統（omnipresent surveillance），即便是上面說的現代人最理想的英雄-flaneur，放到今天也無法逃脫無所不在的電子監視系統了。

最突出和現實的問題，是大眾旅遊（the spread of mass tourism）帶來的後果：擁擠，資源浪費……在這個問題上，Urry引用了Hirsch（1978）「Positional Economy」的觀點，來抗衡大眾旅遊使得「旅遊」這件事民主化了。資源永遠是稀缺的，好位置永遠是人人想要的，在一場每個人都在跑的競賽中，你的跑動只是使得你相對位置不變而已，這個邏輯下，「旅遊的階層化」從來也沒有，而且將來也不會消失。不過Urry也指出了，positional economy理論適用於romantic gaze和anthropological gaze這樣的情況，而對collective和mediated gaze影響不大（p226）。因為對後兩者來說，「旅伴」和「呈現出來（相對於體驗到）」更重要，所以對旅遊地的安靜，與世隔絕，特殊，要求沒那麽高。

針對位置經濟帶來的旅遊地永遠稀缺的情況，Walter 1982年提出應該倡導” get away from the tendency to construct the tourist gaze at a few selected sacred sites, and be more catholic in the objects at which we gaze”，簡言之，「看什麽不重要，處處是景，在於怎麽看」。

Urry進一步指出，其實「擁擠，品味，旅遊地」三者間，有著微妙的關係，「討厭擁擠」是一種典型中產階級的心態，對於工人階級來說，一大幫子人熱熱鬧鬧在海灘喝酒聊天，並無任何問題p227。這一點，挺有意思。

說完「風險」，就說說「未來」吧。在Urry規劃的未來圖景中，中國的中產階級們是絕不容忽視的對象。p230 in 2006, an editorial in the China Daily exhorted the Chinese to “unleash consumption” and this not only generated the world”s largest car market, but also hugely increase the number of Chinese visitors worldwide. China has 30 years come to be central to global tourism, although during the Maoist period up to the mid-1970s mobility was seen as a bourgeois vice. Many destinations across the globe report that they are redesigning themselves to cater for Chinese visitors…

石油（能源）危機和氣候變暖問題對2050年旅遊業的影響可能導致三種結果：更地方化；全息體驗代替「親身」；公共交通更加發達，也會使得迪拜這樣的銷金窟成為傳說。


（作者：讓我想個名字，Tourist Gaze 3.0 讀後，2014-11-20 豆瓣）

《旅人的凝視》（續）

早在1985年，Feifer就提出post-tourism，而後旅遊有三個特點，第一，後旅遊不用「親身體驗」，因為發達的媒體網絡和豐富的意象；第二，不在乎什麽高雅文化，嚴肅目的，「the world is a stage and the post-tourist can delight in the multitude of games to be played.第三，p114 “most important, the post-tourist knows they are a tourist and tourism is a series of games with multiple texts and no single, authentic tourist experience.

在這一切過程中，本來應該「親身體驗」的tourism迅速地被mediated。p116 tourist gaze and media gaze highly overlap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甚至出現了「虛幻與現實的倒轉」，先有哈利波特和魔戒這樣的虛幻作品，再有哈利波特主題園和新西蘭作為旅遊地的大熱。

Urry自己在這一章的總結中，說有三個重點，”de-differentiations between multiple domains; the proliferating middle-class taste wars and many aspects of the mediatising of tourism”,而p118 “we ended with exploring the notion of the 「post-tourist」 involving de-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everyday and tourism”.

第六章place, building and design，很明顯這章是在談「旅遊空間」。除卻說現代城市規劃如何把「被觀看」「適合遊覽」的因素考慮進來（購物村，民俗區……），以及分析一類特別的景點——博物館；我更感興趣的是「誰」以「何種方式」穿越了空間？由本雅明思想發展而來的Flaneur是一個很著名的概念，在城市中的遊蕩者，觀看者，161 the flaneur was the modern hero, able to travel, to arrive, to gaze, to move on, to be anonymous, to be in a luminal zone，這個不具名的人，穿越的空間，是被鮑曼稱為public, but not civic的空間，比如車站，機場。

MacCannell筆下對「博物館，民俗村」等旅遊空間的討論，重點在「意義的缺失」上，這是現代體系馴化他者的他者性otherness of the other的證據，而活動在其中的人，「原住民」不僅是表演者，這個空間，這一切都是非生產性，非創造性的，而且提供了environmental bubble，旅遊者只是和旅遊者在一起，根本無所謂真實；Urry提到Hewsion的論述，即保護遺產活動不過是利益集團為了賺更多的錢，但是Urry不同意，我前面也說了，他的文化觀是Fiske的，他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參與者，本身就有普通人，是bottom-up的過程；並且，在博物館，民俗村，各種地方參觀的遊客，是有能動性的，他們的decode是多樣性的。現代博物館重視互動設計，就是「寓教於樂」，提升人們的參與度。

話已至此，這個爭論就變成了社會學了「structure-agency」之間關係的爭論了，相信前者的，站在mass society，相信後者的，站在吉登斯reflexivity。

但另一種評述space的思路是鮑曼的，就是大量為「遊客」準備的空間，比如shopping mall, airport, 是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還是削弱了？鮑曼的回答是後者，他甚至用流浪者和旅遊者來隱喻整個後現代世界的人類狀況，這種「我只是經過」「我們只是消費關係」的關係，bad news for morality.

第七章vision and photography是比較給我驚喜的一章。它圍繞三個問題，第一，「視覺」如何在各器官中「脫穎而出」，成為現代社會最倚賴的器官；第二，照相術的發明與普及（popularisation），這是關於「記憶」和「形象」的一次革命，也是對時空的一次改寫；第三，照相術的數字化。

「視覺的霸權化」，Urry歸因於從16世紀開始的科學研究過程，「眼睛」在「觀察」「實驗」中的核心作用，在照相術出現以前，上層旅遊隨身攜帶的Claude glasses就是frame自然的證據。

1840年照相術的出現，是Urry把tourist gaze定在這個時間段的重要因素，而照相術的根本魅力在於「毫不費力地把時空固定下來」，由此「objectify the world as an exhibition」。照相術和人類「超越時空」願望相呼應，由此大大改變了這個時代的圖景。1859年，Oliver Wendall發明了更為便捷的照相機。值得註意的是，早期的照相術和相片以代替旅遊的方式滿足了人們旅行的欲望，而不是激發，在這個意義上，柯達Kodak的出現是革命性的。1880年代末，柯達的出現p170”re-made and re-scripted photography as leisurely family-centred performance”.換言之，是柯達「教會了人們如何在鏡頭面前共度時光」，並且教會人們利用鏡頭給體驗賦予意義p179 tourist places are woven into the webs of stories and narratives that people produce as they construct and sustain their social identities (Hsiu-yen Yeh,2009)。旅遊進一步私人化，家庭化。因為關於柯達的這部分講得太好，我覺得在寫中國旅遊史的部分，必須把照相機這部分加進來。而「背包客」的攝像，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反柯達」的，他們獨來獨往，不熱衷於被拍，也不熱衷於共度時光。所以很有意思。鑒於照相術的「廉價」「方便」，和大眾旅遊一樣，「民主化」的同時擺脫不了「庸俗」的罪名，所以p187 it is unsurprising to see the unproductive tourist-traveller dichotomy postioned around photography.

這個意義下的情況就是，不同社會階層享有著完全不同的「旅游」體驗。那這到底是「差異化」還是「無差異化」？而且，不同階層享有不同的旅游體驗，放到今天難道就不成立了？百萬富豪的背包旅行和月薪三千的背包旅行，到底異同在哪裡，值得深究。

進一步地，後現代盡管挑戰高雅文化通俗文化之間的界限，去光暈化（攝影術相對繪畫，其實這也發生在「現代」啊），但是在消費層面要求個性服務，即差別化，迪斯尼化。由此，「去差別化」顯然也不能概括後現代的特質。

所以，Urry在這部分用「差別化-去差別化」來界定「現代-後現代」，是不恰當的，各個相面是沖突的。

不管怎麼說，接著往下講。從現代到後現代，特別是文化上的轉變，背後的social force到底是什麼？Urry的觀點是工人階級的分化和中產階級的細化（數量壯大）（p102 the weakened collective powers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heightened powers of the service and other middle classes have generated a widespread audience for new cultural forms and particularly for what some term 『post-tourism』）

對於這幫中產階級的消費問題，Urry用了Bourdieu在Distinction（1984）的分析，各個階層所做的就是不斷加強界限和壁壘。p102 in such struggles a central role is played by cultural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education and the media.而文化領域的生產規則是不同於經濟領域的 （its own logic, currency and rate）教育和媒體對於文化領域的資本再生產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兩個行業的從業人員被布迪厄稱為service class,他們不佔有經濟資本比如土地，行業准入依賴的是教育，言行，布迪厄對service class（服務階層，包括知識分子，媒體從業人員）的評論是，他們在旅游中因此尋求the culturally most legitimate and economically cheapest practices的活動，也故意挑戰工作和休閒這種傳統界限，比如在工作時穿的很休閒。

在這群人中，又尤其要注意those whose work is predominately symbolic，比如廣告，媒體p103，注意他們對fashion和style的追求。這群「新興中產」未必被「傳統知識分子」，old cultural-capital establishment接受，所以會對嚴肅文化，高雅文化有一種挑戰，也對傳統文化資本「去神秘化」，他們創造的文化都是travel faster，在「今日先鋒」與「第二天就爛大街」之間迅速轉換著。這就造成了一種奇異的混雜（stylistic melting-pot），新舊，懷舊與未來風，自然與人工……

進一步地，布迪厄認為這群人和old petiti bourgeoistie對pleasure的理解有很大不同，老式中產以「節制」為美，為道德，新中產則不同，they urge a morality of pleasure as a duty.而且求新求變。

Urry認為媒體對「去差異化」的文化影響至深，用梅羅維茨的觀點說p105 the media and new media are significant in reducing the importance of separate and distinct system of information and pleasure.

而追溯這群新中產的成長，回到1960年代，他們的青春期充滿反叛和權威的衰落，而且介於青少年和成人之間的那段時間又拉長了（an immensely extended luminal zone derived from the decline in parental authority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period when one is neither child nor adult. (Martin, 1982)）所以媒體界，文化界的很多規則都重寫了。這群人極為矛盾，又懷舊，又崇尚新的。一方面是the loss of historical sense，一方面是媒體發達圖景下的three-minute culture. 不斷換台，immediate consumption purchase。

這群人的品味對旅游業的影響巨大，首先是在旅游地問題上，the prioritization of 『culture』 over a particular construction of 『nature』 or 『natural desire』.其次，要求使用的東西「純自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末, Independent報紙發起的 『Campaign for Real Holidays』，說旅游被現成的系統綁架，號召不去那些重度商業化的地方，real holiday makers依賴盡量少的旅游機構。但是這種提倡其實也很快被大旅游公司收編，「我們提供一對一服務」。

在這個80年代末發起的運動中，有很多值得強調的地方，p108travel rather than tourism, individual choice, avoiding the package holidaymaker, the need to be an educated traveler, and a global operation that permits individual care and attention.他們對 『real』或者 『natural』的強調其實無甚新奇，也和當時的鄉村保護運動結合在一起，和農業，工業在英國社會中的角色發生變化有關。對鄉村的迷戀，本身就是時代變遷的一個符號，p109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here between postmodernism and this current obsession with the countryside. the attractions of the countryside derive in part from the disillusionment with the modern。是戰後對「現代性」的祛魅和反思。但是，鄉村作為tourist gaze, normally has erased from it farm machinery, labourers, tractors, motorways…這個現象就是MacCannell說的將東西「博物館化」，這不再是一個生產性，創造性場所，empty。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組織專門experience it physically的活動p111

但是他這段引的文獻全是80年代的，必須考慮的是三十年後的適用度如何。（下續）

延續閱讀：

陳明發（舒靈）的詩《夜雨》

這章第三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站在國家層面，旅游業是不是可以作為發展經濟的一種手段，如果是，要注意的利弊是什麼」。p63 特別提到中國作為一個例子，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in the late 1960s the state sought to prevent the growth of tourism. when this changed in the mid-1970s, western visitors were so unusual that they were often applauded as celebrities. But by 2020 China is forecasted to be the world's leading tourist destination and tourist-generating country.而且，tourism is a striking symbol of post-war reconstruction.

「發展旅游業有哪些黑暗面」？（旅游）色情業，「落後和原始的形象以吸引觀看者」，資源浪費（迪拜作為例子）是三個最重要的problem。所以Urry最後問得好，development for whom？

第四章 working under gaze 中，又提到了在experience economy中，後福特主義時期的消費者要求得到「個性化，親切真實」服務的問題，只是這章的重點放在了hospitality industry從業人員身上，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The Managed Heart：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一書中對空服人員flight attendant的研究堪稱經典（1983年出版，2003再版，2012年三版）。

背包客在這個問題上的特殊之處在於，他不把自己定位為「消費者」，所以老是想去看「後台」，也要求人家以後台對待TA，但是對從事在服務業的人員來說，要求「真實，emotional」恰恰是「精密的表演，關於真實的表演」，比「一般性表演」還累。p80 『the smile needs to appear authentic with the competent service performer smiling personally』.

批判者的觀點是後福特主義時代的服務業使得從業人員alienate from one‘s true feelings and identity，但是Urry倒是用實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些在旅游行業做研究的人發現，有些飯店工資低，發展前景也不好，但是做的人很開心，那是因為他們並不把工作當成工作，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聽起來非常不資本主義，但是，是的。

p95 提到背包客作為游客和「臨時打工者」（或自助者）的角色，challenge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host and guest.

第五章 changing tourist culture 主要是把旅游現象放在了more wide-ranging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with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下，而第三章只講了經濟。這個跟我的研究關系很密切，因為我就是把年輕背包客放在社會轉型的背景下談。

1980,1990年代以來最大的changing culture就是modern 與postmodern的糾纏。Urry的說法是「現代是一個不斷制造差異，並且結構化差異的過程」，p98 modernism, then, is to be understood as a process of differentiation, especially as we have seen here, of th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various cultural spheres both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後現代（pp98-99），恰恰相反，是de-differentiation，文化的東西不再有hierarchy，不再有光暈，觀眾的參與方法，參與度都得到提升，而且甚至連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presentations』 and 『reality』 都值得質疑。

於旅游而言，在現代（mass production-mass consumption）框架下，是把旅游者同等對待，打包放到一個個造好的package，運到一個個市場中，這是大生產時代，是大眾消費時代，是Thomas Cook的時代，消費者是homogeneous mass（p101 central to the modern is the view of the public as a homogeneous mass and that there is a realm of values serving to unify the mass. Within tourism, the idea of the modern is reflected in the attempt to treat people within a socially differentiated site as similar to each other, with common tastes and characteristics, albeit with those being determined by the providers of the service in question.），

後現代中的旅游，是anti-auratic和anti-elitism的，人們不再追求高雅藝術和日常生活之間的等級森嚴界限分明，而是popular pleasure，被旅游地的形象復制品包圍著，消費著這些復制品。這個過程，可以用照相術取代繪畫理解。

但是，Urry又指出，後現代的消費者，需要被差異對待。p102 part of postmodernism's hostility to authority is the opposition felt by many to mass treatment. Rather, people appear to want to be treated in a more differentiated manner…這就是前幾章說的emotional economy，「喊每個客人的名字，而不是他們的編號」。

好了，自相矛盾問題來了，前面不是還說現代社會不是制造差異嗎，mass production-mass consumption時代下差異在哪裡？如果說，所謂「現代」是生產社會，大規模生產，無差別對待消費者，即「麥當勞化」，但是社會結構方面，又是分工和社會階層壁壘的深化，即「差別化」，稍微有點說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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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慕課·文創篇

接下來，Urry回顧了自己理論的來源，他把1840界定為this is the moment when the 『tourist gaze』，理由主要是大眾交通（collective travel）；旅游意願（the desire for travel）；和照相術的出現與普及（the techniques of photographic reproduction），這三點奇跡般的同步結合。涉及旅游的話語（discourse），在19頁列舉了些： education, health, group solidarity, pleasure and play, heritage and memory, nation.而比較新興的旅游，包括一些「國際盛事」的創造（p21）和adventure tourism（冒險旅游）等等。

Mobile world一小節是全球化時代旅游發生的一些變化，主要是初版的1990年，全球化究竟意味著什麼還不清晰。今天，『time-space compression』下，倒是沒有跡象說virtual and imaginative travel 會代替corporeal travel,但是不同旅游方式modes of travel之間的差異縮小（p23 de-differentiated） （這也就是「背包客」要和「大眾旅游者」進行身份區別越來越困難的原因）

第二章mass tourism主要是回答why did the tourist gaze develop among this industrial working class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what revolution in experience, thinking and perception led to such novel and momentous modes of social practice?

這一章節中，industrial working class始終是活動的主體，收入增加，城市化使得城市擁擠（1901年，英國80%的人口生活在town以上的行政區域），使得人們有逃離擁擠的欲望；整個社會的rationalism帶給旅游系統的規范化成熟化（Thomas Cook對商業旅游發展的巨大貢獻）；而且工作效率增加的前提下，有時間給制度性休假p35。

特有意思的是，我看到1860年代，基於工廠，pubs, churches, clubs的集體度假甚至是「馴化工人」的一種手段的時候，甚至笑出來，這跟中國歷史上「工會組織旅游」不是一模一樣嘛（p36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feature of such holiday making was that it should be collective, factory, whole neighborhood。另外就是旅游地的發展，或者一個地方發展成為何種旅游地resort hierarchy），在英國的語境下，除了scenic attractiveness外，還取決於land ownership pattern。是小塊土地各自為王，還是土地通過買賣整合成大塊，極大影響了當地形象的呈現。

當旅游還沒有進入大眾時代時，所有的景點都還在南邊（傳統貴族，倫敦所在），19世紀後期，北部崛起。

20世紀英國的改變是，私家車擁有量上升，飛機的democratization，各種各樣的休閒運動俱樂部，holiday camps(家庭為主，且以孩子為主)，海邊度假的興起，holiday-with-pay movement（1945年法案生效）。
這章相當於是在回顧英國大眾旅游發展歷史，很多不熟悉的地名和歷史時期，不過倒是幫我回憶起在巴斯的旅游經歷，有些意思。

第三章economy主要是把旅游作為一個產業放在世界經濟變化的背景下談，一則是從Fordist mass consumption 到post-Fordist differentiated consumption的背景（p51）下，旅游業發生哪些變化；第二是旅游對世界經濟（本國經濟）的影響。

「旅游為什麼可以帶來經濟效益」？Urry用了Colin Campbell於1987年的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的觀點，即imaginative pleasure-seeking是驅動因素，Urry覺得旅游業的發展特別適合。但是對Campbell的兩個批評是，第一欲望不是autonomous的，Campbell沒有強調媒體，廣告等對欲望的塑造，；第二是他忽略了福特時代（生產中心，標准化消費）到後福特時代（消費中心，個性化）的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轉變。

把旅游帶入大眾化時代，要特別提一個人Thomas Cook，大概是天才般的營銷人員吧，發明了今天還在用的優惠券，旅游套餐，guidebook，介紹去一個地方哪些該看，值得看……p52 TC realized that 『mass tourism』 has to be socially and materially invented and organized through producer expertise…Cook turned expensive, risky, unpredictable and time-consuming individual travel into a highly organized, systematized and predictable social activity for the masses, based upon expert knowledge. (Brendon, 1991)

後福特時代的文化工業，特別要提 『experience economy』，以及這個現象最好的案例——迪斯尼化disneyization. Ritzer當年用麥當勞化來概括福特主義的精髓，Bryman用迪斯尼來指代variety and different對於後福特主義時代的消費的重要性。
全球化情境下的變化，一個是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tourist sites(p55)，英國是傳統鄉村，法國是浪漫都市……; 一個是independent travel的增長；p56 with increased leisure time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moving away from the standardized package holiday and seeking many more forms of leisure activity, including independent travel (Desforges, 1998)…Urry將其歸因在Web2.0的興起； p57 the internet makes possible a 『networked economy』..make the tourism 『product』 more individual and flexible.而且，網絡是個大社區，open online participatory culture (electronic word-of-mouth), 59 highlights how consumers have become part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3.0較之前兩版的增刪，主要是對新趨勢和『tourist gaze』這個理論提出受到的批評/挑戰的回應。套用原話，the concept of the tourist gaze receives mor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including its 『darker』 sides，具體指p15: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gazer and gazee within tourism performances, different forms of photographic surveillance and the changing climates that the global tourist gaze seems to generate) . Three new chapters examine the tourist gaze in relation to photography and digitization, recent analyses of embodied performances within tourism theory and research, and the various risks of tourism.

所以3.0共有九章，分別是theories，mass tourism，economy，working under gaze, changing tourist culture, vision and photography, place, building and design, performance, risk and future。下面主要是就每章的核心問題和對我的研究有價值的點展開探討。

第一章Theory.首先還是介紹了為什麼要用『gaze』這個詞，『highlights that looking is a learned ability and that the pure and innocent eye is a myth』。把「個人行為」背後的「社會機制」揭露出來，是所有社會學研究的第一步。Urry說『to depict vision as natural or the product of atomized individuals naturalizes its social and historical nature, and the power relations of looking』。但是真的，我看完整本書，都沒覺得他對power relation的分析有很多，多透徹，在他的體系裡，這不是重點。甚至，從p97 we have so far conceptualized the tourist gaze as being distinct from other social activities and occurring at particular places for specific periods of time這句話來看，他其實是把tourist gaze等於tourism的。

而且，他應該也不想把自己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關於「mass tourist」（more or less emptied of meaning, a commercialized cliché）是不是只會消費，是不是cultural dope的問題上，他也用了福柯彌散的權力觀，甚至Fiske的文化觀，這個跟MacCannell始終批判的立場完全不同。

「旅游」的社會意義一則體現在越來越龐大的人群，即從individual travelers to 『mass society tourist』，從而圍繞旅游業發展出來一套成熟完整的系統，或者說，這套系統也是現代社會有機部分。Urry為「大眾旅游」的出現劃定的1840年特別有意思，在此之前，『travel was expected t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cognitive and perceptual education of the male English upper class』.18世紀的英國，人們有一年一度休假，去做生意也去countryside度假，，但是19世紀以前，除了上層，很少有人（中下層）為了做生意或工作以外的原因出門。p6：…it is this which is the central characteristic of mass tourism in modern societies, namely that much of the population in most years travels somewhere else to gaze upon it and stay there for reasons basically unconnected with work.換言之，旅游行為是作為「休閒」的一種，從日常生活裡分離出來。研究旅游，是研究一群人在特定時空的特定（消費）行為。

第二種完全不同的分析旅游的視角是，旅游者可以作為「現代人」整體的一個比喻metaphor，人在旅游中的狀況，反而「更能」說明人在現代社會中的狀況，這跟研究瘋癲，自殺等所有社會越軌的邏輯是一樣的。潛在的邏輯是，因為旅游離開日常（routine；regulated，organized work），離開家（home），所以更能體現日常normal society中的某種特征。而在這個問題上，我看到現在，最哲學的思辨，莫過於「旅游反映了現代人如何處理『不同』」這個命題。「值得旅游」的前提，總是「不同」，所以整個旅游系統，就是現代社會處理「不同/他者」的一種方式，看起來最溫和，不起眼的方式，其實是把他者的他者性馴化甚至吞噬（Mac Cannell），或者，作為旅游者（消費者），你對「不同」不承擔責任，所以鮑曼才會說，『the tourist is bad news for morality』。（但是如何處理『不同』，著重點還是在於自己-他人關係，這跟我想通過研究背包客來研究他們的『自我』還是有一點偏差，只是提醒自己）

所有關於背包客的社會學研究，都想走第二條路，從朝聖者pilgrim開始，到nomad，vagabond，明顯都是借這群人比喻整個社會現象，而我研究中國的背包客，也無非是為「轉型社會中的中國年輕人」這個整體，找個代表性意象而已，這跟做富士康工廠中的80後工人，有本質性的不同。

Urry對旅游研究的理論梳理並無新奇，從Boorstin 『pseudo-event』，『environ-mental bubble』這些對大眾旅游著名的批評開始，到MacCannell的『staged authenticity』。 MacCannell把所有旅游者都比喻成現代社會版本的朝聖者，動機是對真實性的尋求，對於Boosrstin和MacCannell之間的關係，Urry這句說的特別好p11「MacCannell argues that 『psuedo-event』 result from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ourism and not from an individualistic search for the inauthentic」。所以M的理論是從「個人」層面上升到了社會。而rite-de-passage，是把關注點放在旅游者本身。

對MacCannell的兩點挑戰，第一「尋找真實性」並不一定是所有旅游者的動機，「尋找不同」（out of ordinary）才是；「不同」並不意味著「真實在別處」，可能意味著刺激，新鮮；第二，post –tourists在乎的不是「本質性」，而是「體驗」和「快感」，這就根本不在乎舞台真實或者表演之類的，重要的是「我的體驗」，而「交友」也是重要動機之一。這兩點都對我的研究有重要的啟發，因為我的研究對象，我都將其frame為「熟練的大眾旅游者」（experienced mass tourists），在這個意義上，真不真實，在動機裡真的不是特別重要的成分。這一切，都是因為「旅游」這件事的意涵在過去幾個世紀發生了變化。

Urry·觀光客的凝視

『Tourist Gaze』和『Staged Authenticity』一樣，是旅游社會學最著名的概念。同名書籍出版於1990年，2002年再版，2011年出版叫做Tourist Gaze 3.0。這個書名，就充分反映了John Urry的個性：學術和業界，誰也不落下，傳統與時尚，我志在兼得。想想Dean Mac Cannell的the tourist副標題叫做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看就仍是在經典社會學框架內。真有意思。

我只看了3.0，對於『tourist gaze』之前的理解在各種文獻中接觸到，無非是借福柯的gaze來寫旅游者，觀光客的凝視是社會建構而成，觀光經驗的建構來自符號的消費與收集，觀光客的凝視是符號化的凝視，有浪漫的/個人的，也有集體的。Urry 特別強調了旅游中的視覺經驗（vision），更強調gazer- gazee之間社會權力關係的操作(operate)與展演(display/performance)。所以我在看3.0之前的預估是，這會是本很理論的書。但結果，我更願意用「接地氣」來形容。對於Giddens和Urry的閱讀，對「好的英國學者是什麼樣的氣質」有些直觀感受，非常經驗主義，非常實用，但是不至於沒有反思，庸俗或者沒有關懷，但是你要想在裡面找到「激情，想像力，創造力」是會失望的，大概這樣。

3.0的前言裡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是他提了1990,2002以來，到第三版2011年，「旅游」在世界范圍內有幾個新趨勢，1）旅游一則是現代人反思的方式（通過旅游反思），一則本身變成了反思的對象；2）亞洲（特別是中國）的中產游客數量劇增，對整個全球旅游業的圖景有影響，（p25中國90年代出現的西方世界主題公園和21世紀越來越多的在全世界的中國游客）；3）圍繞旅游的象征signs制造仍然更加關注；4）販賣「生活方式」的跨國公司（brand producers, Nike，Gap, easyJet, Body Shop, Hilton, Starbucks， p28）以更深刻的方式繼續影響著旅游業。之所以出現這幾個趨勢，我自己的理解是，一則是旅游與日常生活關係更緊密，界限更模糊(increas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behaviours that are 『home』 and 『away』)，「儀式化」程度降低；二則是互聯網的出現和全球化進程的深入，以下還會涉及。（作者：讓我想個名字，Tourist Gaze 3.0 讀後，2014-11-20 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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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掀熱話 Netflix勢成串流股王者？

(原載：https://hk.finance.yahoo.com 更新日期： 2024年4月1日）

《三體》是內地著名科幻小說，今次再掀全球熱話主要是由於串流平台Netflix (NFLX)將其改編為劇集。

由小說改編做網劇的《三體》成為了網絡熱話，而且因有不同版本引起討論，在這股熱潮下，串流股有無機會再炒高？

《三體》Netflix版熱播

《三體》是內地著名科幻小說，今次再掀全球熱話主要是由於串流平台Netflix(NFLX)將其改編為劇集，而去年1月已有一套騰訊版的《三體》登場，所以在中港兩地就引起了對兩個版本的比較，看哪個更貼近原著，並附以不同角度分析。雖然Netflix版被指有不少重要情節被大改動，但作為劇集看對其他地方的人依然有吸引力，所以《三體》在Netflix多個地區的播放榜都擠身前幾位。

一套具話題性的熱門劇集的確可以幫助平台上客，而付費會員數目是平台增長的關鍵。作為契機，串流平台股會否再次彈起？

Netflix 股價接近歷史高位

要數追劇熱的受惠者自然是播《三體》的平台Netflix。實際上，Netflix重新攀登上2021年近701美元的歷史高位頂峰只是差很短距離，上周五(29日)收報607.3美元，即只要再升約15.4%左右就到。Netflix近兩年股價表現也有力回升，2023年升65.1%，2024年年初至今則升了24.7%，跑贏了標普500指數今年一成的升幅。

（编註： 21.5.2024 每股640 美元。）

Netflix股價之所以有表現，主要是因為用戶再有增長，而且管理層定下的策略也兌現，所以支持股價上揚。去年第四季業績，收入88.33億美元，按年增長12.5%，超預期的87.2億美元；純利9.38億美元，每股盈利2.11美元。在用戶增長方面，按年增12.8%，按季增5.3%。2023財年的營運利潤率達21%，超過20%目標。自由現金流達69億美元。此外，公司預期透過加價等方法，今年首季業績都傾向樂觀，收入按年增長13.2%，較去年第四季加速。營運利潤率為26.2%，亦保持擴張。Netflix下次在4月18日就會派成績表，所以打算買都要考慮業績因素。

Netflix股價之所以有表現，主要是因為用戶再有增長，而且管理層定下的策略也兌現，所以支持股價上揚。

Disney+ 有Taylor Swift

在Netflix外，另一隻具潛力的串流股要數迪士尼(DIS)，公司2024年年初至今升幅達35.5%。去年第四季，迪士尼收入按年大致持平，達235.5億美元，稍稍低於237.1億美元。經調整每股盈利按年升23%至1.22美元，遠高於市場預期的0.99美元。迪士尼的收入增長雖然欠動力，但在削減成本及提高效率支持下，盈利能力提升。

Disney+現正熱播Taylor Swift 的熱門演唱會電影《Taylor Swift: The Eras Tour, Taylor's Version》。

包括Disney+、Disney+Hotstar及Hulu的串流業務是關注重點，上季收入按年升15%至55.5億美元，而營運虧損由9.84億美元按年大幅收窄至1.38億美元，主要受惠加價，而且廣告費也有增長。管理層目標在2024財年結束前串流業務開始能有盈利，如能實現相信能刺激迪士尼股價走勢。

不過，要留意4月3日迪士尼會舉行股東會投票，維權投資者Trian Fund Management想提名Nelson Peltz及另一人為董事（編註：已贁北），另Blackwells都想提名3人為董事。董事局潛在變動對公司是一項變數，因此短綫不妨等投票後作部署。

愛墾编註：

創意有價：國際市場更有價；而國際市場少不了跨界（包括跨國）的視野與創造力。

（續上）讓觀眾感悟科學文化的內涵

通過演講和對話，觀眾會感受到科學文化的基本內涵——開放、交流和會通。李輝表示，這種內涵與本屆浦江創新論壇的主題「開放的創新生態：創新與全球鏈接」契合，中國打造全球開放的創新生態，必須厚植開放、交流和會通的科學文化，這也是舉辦此次文化論壇的意義所在。

論壇上，科學技術部黨組成員、科技日報社社長張碧湧將發表題為《以創新文化軟實力涵養科技硬實力》的演講，揭示創新文化與科技創新的關聯。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創新發展研究部原部長呂薇研究員的演講主題是《全民科學素質與科學文化》，分析提高全民科學素質與科技發展的關係。

作為主賓國代表，巴西科學技術創新部副秘書長奧索裡奧·科埃略·吉馬良斯·內托將發表題為《巴西國家創新體系中的技術轉移》的演講。說起巴西，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足球和桑巴，這個金磚國家其實在科技創新方面也實力不俗，在農牧業、綠色能源、納米科技等領域有較強的科研優勢，所以奧索里奧副秘書長的演講值得關注。

牛津大學工程科學系與古典藝術系雙聘教授唐娜·寇茲的演講題目是《開放與鏈接：互聯網技術助推文化遺產全球共享》。唐娜致力於利用互聯網技術，讓全球各大博物館的數字藏品關聯在一起，從而以更多元、立體的方式呈現在公眾面前。通過她的演講，觀眾將更深入地了解新技術在文化遺產傳播方面的價值。唐娜的工作很好地體現了科學文化的開放、交流和會通。（原題：以文化軟實力涵養科技硬實力；来源：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 2023-09-14）

當下再思考「李約瑟之問」
「李約瑟之問」是研究中國科學和創新文化繞不開的一個問題，由英國學者李約瑟提出：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為什麼近代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誕生？相關研究統計顯示：從6世紀到17世紀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佔比例一直在54%以上，然而到了19世紀，驟降為只佔0.4%。這個巨大的落差，讓李約瑟覺得不可思議。

論壇上，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梅建軍將作《「李約瑟之問」與文明互鑑的意義》演講，討論李約瑟提出的「文明滴定」與「文明互鑑」的意義相通。對不同文明進行比較、分析的觀點，可以為新時代中國創新文化建設提供啟發。

以色列未來學家阿迪·約菲將帶來對科技未來發展趨勢的思考。她把以色列獨特的創新文化與未來思維方法相結合，自2006年以來，一直為企業提供服務，為其所處行業提供量身定制的發展方向預測，幫助企業為未來做好准備。

阿迪·約菲阿迪·約菲

作為歐盟的代表，西班牙赫羅納大學教授阿爾伯特·薩巴特·科爾將與觀眾分享《歐盟視角的數據和人工智能系統的倫理自我評估》。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展，我們的社會文化、法律法規、管理制度等正在做出適應性改變，這位西班牙學者的演講令人關注。

作為浦江創新論壇的舉辦城市，上海的科學和創新文化有什麼特點？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紀志剛將以徐光啟和李善蘭為聚焦點，講述《幾何原本》在中國的兩次翻譯，詮釋「文明交流互鑑是推動歷史進步的重要動力」。他的演講會提供歷史上科學文化的土壤催生創新的精彩案例，揭示西方科學文化參與構建海派文化的歷史邏輯。

論壇的最後一個環節是圓桌討論。在中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王元的主持下，巴西科學技術創新部副秘書長奧索裡奧、中國科協宣傳文化部部長郭哲、以色列未來學家阿迪、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袁北星、教育部基地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將展開一場跨地域對話，引發觀眾對論壇主題的進一步思考。

以文化軟實力涵養科技硬實力

對創新和科學文化的思考有歷史性、地域性兩個維度。

各國正在塑造怎樣的科學文化？中國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需要怎樣的科學文化？9月9日上午，2023浦江創新論壇·創新文化論壇將在東郊賓館舉行。時隔幾年，文化論壇回歸浦江創新論壇，探討科技創新背後的文化土壤，關注中國新時代創新文化建設。這場論壇邀請到哪些演講嘉賓？他們將與觀眾分享哪些研究成果和觀點？記者采訪了本次論壇承辦方的專家，讓讀者對論壇亮點先睹為快。

兩個維度看科學和創新文化

2023浦江創新論壇·創新文化論壇的主題為「追光：創新的精神與動力」，由科學技術部和上海市政府主辦，科技日報社、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上海市科技工作黨委、上海市科委、同濟大學、解放日報社、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承辦。

為何確立這一主題？承辦方的詮釋是：科學文化是科學技術發展和創新的精神土壤和動力之源。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在勇攀科技高峰的道路上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科學文化。「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鑑而豐富」。中西科學文化交流的先驅徐光啟曾發出感慨：「欲求超勝，必先會通。」交流、會通，是科學文化的基本內涵。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持續深入發展。培育與時俱進的科學文化是各國科技發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一些思考與研討正當其時——各國正在塑造怎樣的科學文化？中國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需要怎樣的科學文化？本次論壇邀請多位國內外專家，圍繞科學文化這一議題展開探討，以促進科學文化的互鑑。

「我們對於科學文化和創新文化的思考與研討，有歷史性、地域性兩個維度。」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李輝研究員說，歷史性維度聚焦中國，從明代上海人徐光啟推動中西文化交流、引進歐洲科學技術，到近現代中國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學習和追趕，再到改革開放後科技的快速發展……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的科學文化和創新文化是如何發展的？如今，我國正在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這一歷史使命需要怎樣的科學和創新文化土壤？

除了歷史性維度，地域性也是此次論壇的一個維度：本屆浦江創新論壇主賓國巴西、創新的國度以色列、科技領先國家英國……多個國家以及來自本屆浦江創新論壇主賓省湖北的專家將發表主旨演講，並參與圓桌討論，探討自己所在國家和地區的科學和創新文化。（原題：以文化軟實力涵養科技硬實力；来源：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 2023-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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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授權

IP授權是藝術介入鄉村文創的營造核心和關鍵行動。藝術介入視野下的IP特指文創IP，是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立體開發和授權運營。文創IP不同於文化IP(Intangible Property)，也不同於法律IP(或IPR，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但又與後兩個概念息息相關。文化IP特指一個國家和民族有影響力、知名度的無形資產，具有明確的價值觀、鮮明的形象和動人的故事等特征，文創IP也具有這樣的特征。

法律IP是一種現代法律術語，包括專利、商標和版權(著作權)，是一種智力財產得到法律保護的私人權力。文創IP必須以法律IP為基礎，以確權的內容和明確的主體為開發前提。因此，文創IP是以法律IP為權利基礎，以文化IP為權利內涵，包括了價值觀(世界觀)、故事性、形象化、多元演繹和商業授權等內涵。

結合韓國國立安東大學金時範教授在IP授權的理論與實踐，可以得出一套IP授權評估量表，包括五個一級維度、十一個二級指標：核心的世界觀/價值觀維度，包含象征性(Symbol)指標；鮮明的形象性維度，包含品牌(Brand)、唯一性(Unique)、識別性(Image)指標；感人的故事性維度，包括故事元素(Story)、認同性(Identity)、知識性(Knowledge)指標；多元演繹維度，包括適用方法(Manual)、媒體平臺(Media)指標；商業變現維度，包括狂熱的愛好者(Mania)、特定的市場(Market)指標。藝術介入鄉村文創的第二項行動策略就是對文創IP授權評估量表的靈活運用。

在四川白馬花田開展藝術鄉創的實踐中，北京大學鄉創團隊為白馬花田設計了「花田小白」的IP形象，形象呆萌有趣，結合了巴文化的巫術傳統和土家族的通靈信仰，賦予這個「二次元」形象以新村民的人格化特征，作為白馬花田的守護精靈，能守護人的夢境。（見：向勇·新發展階段鄉村文創的價值邏輯、行動框架和路徑選擇 （4）。（2022 年 01 期 藝術學理論）

金時範先生（Mr Kim Si-Bum）是韓國國立安東大學創意工業研究院教授，執教文化市場推廣、內容授權、卡通人物相關業務及創意工業等學科。他亦是Characterline Inc.的創立人，掌管知識產權及創意業務學院，創造Varim及Gaby品牌後，更將两個品牌授權予流動電話、網絡、報章、採購業及主題公園。他曾擔任一家專門在網上提供3D動畫製作軟件的互聯網公司主席，亦曾任一家資訊科技公司顧問，協助生產含有全球定位系統的高爾夫球場搜尋器。他現時擔任韓國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及韓國文化振興協會(KOCCA)的顧問，協助這两家韓國政府機構推動韓國文化業務，包括卡通、動畫、電視劇、音樂及遊戲等方面的發展。

他多次獲邀遠赴日本、台灣、丹麥、中國、孟加拉、烏茲別克、蒙古、柬埔寨、阿聯酋、馬来西亞及韓國擔任演講嘉賓，並建立及開展名為「領導學院」及「文化內容策劃及市場推廣專業商務課程」的培訓計劃，亦與其他作者合著《內容產業》(Contents Industry)、《文化內容的主要原則》(Principal of Cultural Contents)及《有勇有謀－二十出頭即當上行政總裁》(Becoming CEO with Idea and Guts at Twenties)等著作。

于悠悠·文化創意產品意義附加的維度思忖（下）

2. 文化底蘊的積淀

文化資源是創意產品內在意義深化的源泉。無論是自然文化遺留給創作者所帶來的靈感，或是人類歷史文化所沉淀下的物質或非物質文化財富，文化元素的汲取和文化內涵的捕捉都給創作者積累下厚重的文化底蘊，拓展了產品精神創新層面的廣度和深度，故而，文化的注入是創意產品附加價提升的重要因素。民族文化特色的符號提取，傳統社會歷史的元素凝練，都能以有形或無形的方式滲入文創產品，實現產品內容價值和文化意義的不斷增值。例如以光緒國書為原型的聖旨筆記本，以西周毛公鼎為設計元素的飾品……都是通過文化供給和創意營造，用文化像徵提升商品的內在價值，透射出產品對于中國傳統價值觀和民族優秀文化的秉承，其無形而深遠的文化意義得到承續和深化。從文化符號的創意轉換，實現消費者對于文創產品文化觀念的認同和文化價值的想象延伸。

3. 生活情懷的滋養

生活情懷的注入為創意產品帶來觀念素材和高附加意義。情懷是含有某種特殊情感的心境，是對某類生活方式的追逐或認可。生活中林林總總的情愫供給都給創意產品固化記憶、物化心境提供主題，例如基于鄉土情結的鄉村旅游衍生產品開發，或是基于懷舊情懷的童年產品體驗營銷，主打民族情懷的中國風創意物件制造，以及倡導小資情懷的精致創意居家用品設計……都是以某種潛意識追尋的個人情結或某類普適性的生活觀念為熱點，在產品中賦予其像徵意義，通過創意體驗、服務或制造的形式，觸動著某一類人群心底塵封的情結。正如以慢生活為賣點的798「熊貓慢遞」店，設計創意信箋供消費者在未來幾年後慢遞而出。誠然，在當今快節奏的生活下，情懷也常被濫用，成為產品的噱頭，越來越少人為品牌架空的情懷主義買單。

4. 情感共鳴的喚醒

情感是創造者、文化創意產品和消費者之間天然連結的橋梁。特殊寓意的寄托、感情信息的注入和背後故事的挖掘，都能引起消費者與創造者之間的情感共鳴，建構消費者與產品「對話」的語境，喚醒其感性的消費動機，使其對產品的功能性依附升華到情感性依附。創意產品的文化符號、藝術靈感、生活像徵和情感基因，通過故事導入的方式發生化合作用，並與消費者的情感串聯，讓情感的釋放在文化創意產品上得以落腳與回歸。故事驅動往往能使產品故事化、擬人化，由無生命的「物」變成飽含情感的「生命體」，觸碰到消費者內心柔軟的一隅，使其為之感動、留戀、欣慰，並將情感轉移在產品上，為文創產品增添更多的符號價值和更有溫度的情感意義。

5. 信仰理念的追尋

信仰是產品深層意義的最後探尋，也是產品理念的驅動和品牌發展的圭臬。文化創意產品對于信仰理念的樹立，能與消費者向往的某種特質發生精神層面的關聯，滿足消費者自我價值的彰顯。從傳遞快樂信仰的可口可樂，到以超越極限的信仰的紅牛，抑或是以品質為准則、以完美為信仰的蘋果，不同產品對不同理念的追逐，都契合著一類消費者的內在沖動，同時，文化創意產品與人類更高層次心理需求的對接，也為其增添了靈動的精神價值。

（二）五維融合的「車輪模型」

藝術、文化、生活、情感、信仰這五個關鍵詞可大致作為創意產品價值疊加的視角，通過藝術價值、文化價值、觀念價值、情感價值、精神價值的價值遞進，實現產品的創意增值和意義附加。在創意產品意義增加的維度劃分中，以「藝術審美的浸潤」和「文化底蘊的積淀」為基礎，文化稟賦的藝術化包裝是絕大多數產品創意再造的首要途徑，文化價值、藝術價值的重塑也是增進產品意義的基礎。「藝術審美的浸潤」帶來「藝術價值」，使人在感知產品「藝術價值」之間產生「審美共振」；「文化底蘊的積淀」使人對產品生發的「文化價值」產生「文化認同」。「生活情懷的滋養」和「情感共鳴的喚醒」是意義創新的更高級別迭進。這個界域內以觀念價值和情感價值為觸發點，不拘囿于消費者對外在形式、服務的嘗鮮性體驗，而更關注產品在情懷關照和情感培養下的潛在意義。「生活情懷的滋養」使文化消費者選擇與之「品味契合」的產品，以彰顯個人與產品「觀念價值」的一致；「情感共鳴的喚醒」以「情感價值」締連，激發人們的「感性接受」。「信仰理念的追尋」是創意產品意義附加對精神價值的求索。

文化創意產品的意義添加使其深入地完成個體符號價值、像徵意義的迭進。因此，文化創意產品應該更多地關注藝術、關照文化、觸摸情感、觸碰情懷、觸發信仰，使消費者與其產生審美共振、文化認同、品位契合、感性接受、精神對位，從而不斷地涵養價值、增賦意義、生發內涵。

（本文作者：于悠悠；單位：北京舞蹈學院，見：2017-02-07 搜狐；版權申明：來源：本文刊發于《北京文化創意》雜志，歡迎分享。【文創前沿】微信公眾號將會為讀者更多地推送文章和資訊，更及時地傳遞相關政策，追蹤業界動態，解析創意案例，分享理論成果，弘揚人文精神，旨在助推文化繁榮、文創發展！感謝伙伴們傾情關注！【歡迎投稿】；微信公眾號：【文創前沿】；投稿或合作郵箱：bjcc0820@163.com）

于悠悠·文化创意产品意义附加的维度思忖(上)

創意經濟已經成為當今社會發展的經濟形態，以文化積累和創意營造為本的文化創意產業，作為創意經濟浪潮中的支柱型產業，其產品的創新加速、創意加值、意義加增成為文創工作者關注的焦點。對于技術迭代火速、花樣日趨繁雜的文化創意產品而言，其高附加價的賦予是文化產業鏈的投入核心。因此，如何為文創產品的附加生命、增加價值、添加意義值得我們思考。

一、文化創意產品的附加價值

（一）文化創意產品的屬性與特征

文化創意產品同時具有經濟屬性和文化屬性，其經濟屬性決定了文創產品以其有形資本或者無形資本為內驅力，創造經濟效益，實現經濟轉型升級，而文化屬性又要求文創產品不能將「文化只做無聲無息的經濟催化劑，而是隨著經濟、社會與科技快速發展的腳步，讓文化自身成為一種在全球市場可以買賣流通的商品或服務」，成為不僅是促進經濟發展的無形力量，也是民族文化傳播的創意名片。

文化創意產品的文化屬性和經濟屬性，使得創意生產者需要在符號價值和商品價值之間尋求平衡，從施振榮先生提出的「微笑曲線」中不難看出，在產品研發、制造、營銷的過程中，應更多關注能產生高附加值的最左端—研發設計，以及最右端—品牌營銷，而處于中間的制造環節附加值最低，由此可有效提升產品價值。可見，「創意」充溢著整個文化創意產業鏈環節，無論是研發內容的意義賦予、制造過程的故事添增，還是營銷手段的情境打造，都關乎全面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

（二）文化創意產品的意義附加與價值附加

功能價值是文化消費者對文化創意產品的基礎考量，「文化產品產品如果要提高競爭力，也需要在功能價值基礎上增加像徵價值」，添加內在意義，使其超越物質載體的純使用價值，而更多訴諸于對于藝術元素的萃取、審美體驗的重構、文化基因的溯源和生活理念的接引，進而從功能價值越遷到具備普通商品所不及和無法復制的符號價值。在科技革新、設計巧妙、制作精良等外部表征的創造性更迭下，使產品所賦予的人文情懷、情感內蘊、信仰觀念等內在價值得以生發，最終實現持續穩定的經濟價值。

二、文化創意產品意義附加的維度思考

文化創意產品是功能價值、審美價值、文化價值、體驗價值、情感價值等多元雜糅，其軟性維度的深化能推動創意產品由「外觀創新」逐步轉向「概念創新」，最終實現隱性價值和附加意義的增疊。從文化創意產品意義增添的視域，可歸納為如下五個關鍵詞：藝術、文化、生活、情感、信仰。

（一）文創產品意義附加的五大緯度

1. 藝術審美的浸潤

藝術的加工和審美的陶染是文創產品意義增添的基礎路徑。一般商品到創意產品的躍遷首先便是其對藝術的萃取與應用。從外觀的藝術設計創作，到內容的藝術語匯創新，文化創意產品給消費者營造出藝術化的審美體驗。無論是對色彩、形狀、線條、質感等藝術語言的把握，還是對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等藝術元素的汲取，抑或是想象與聯想、意識與無意識、形象與抽象等藝術思維的融通，人們對美的需求、對藝術的崇尚和對新奇的藝術審美體驗的期待，都使得文化創意產品的附加意義，在藝術和美學的浸潤中得以綿延。正如丹麥頂級生活創意產品MENU以「柔極簡」為其美學理念，在每一件創意生活品中融入中西方視覺藝術設計元素，瓷盤的雲紋、瓶頸的雕花、燭台的造型……在使用價值上附加了很高的審美價值和藝術價值，單單放著都是很好看的藝術品。

（本文作者：于悠悠；單位：北京舞蹈學院，見：2017-02-07 搜狐；版權申明：來源：本文刊發于《北京文化創意》雜志，歡迎分享。【文創前沿】微信公眾號將會為讀者更多地推送文章和資訊，更及時地傳遞相關政策，追蹤業界動態，解析創意案例，分享理論成果，弘揚人文精神，旨在助推文化繁榮、文創發展！感謝伙伴們傾情關注！【歡迎投稿】；微信公眾號：【文創前沿】；投稿或合作郵箱：bjcc0820@163.com）

文化創意產業應該被列進大健康領域？

出版是核心文創產業之一

它與攝影、繪畫、設計、互聯網等

其他核心文產也息息相關

而書籍已經成了醫療的一部分

大家在談「人機結合」的同時

閱讀自然成了醫藥科技與身心感知

跨界融合、互相支援的利器

世界沉溺於高科技、大數據

而忽略了人心最需要的

其實是高觸感、深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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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報·2024巴黎奧運會｜大馬奧運會隊服難看？

（吉隆坡2024年6月25日訊）AI的設計完勝人腦設計的馬來西亞奧運代表團隊服？

2024年巴黎奧運會馬來西亞代表團隊服出爐後備受批評，被認為沒有創意及設計難看。有網民發揮創意，用人工智能（AI）設計大馬隊服，效果遠比現有設計出色。網民評論說，AI設計的隊服美感和動感均贏了整條街。（原題：2024巴黎奧運會｜大馬奧運會隊服難看？網民用AI設計似乎更勝一籌，25.6.2024 中國報）

编註：除了最後一張圖；其它的都是AI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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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強國之路

擴大文化流量，創新推動文化可持續發展。當前，中國需要優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存量，擴大文化流量，盤活文化資源，發揮樞紐作用，實現文化可持續發展。

無論是物質文化遺產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著明顯優勢。根據202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5屆世界遺產大會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擁有57項世界遺產，位列世界第二。豐富的文化資源為中國建設文化強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法國的「法語優先」「文化例外」政策與意大利的「文物憲兵」「藝術補貼」制度都為中國提供了優化文化資源存量的經驗，即要聚集文化資源，尤其是異質文化資源，並發揮文化資源存量的規模效應和相互聯結效應。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文化存量會不斷被消耗，因此，不斷引進文化流量就成為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縱觀世界文化強國的發展之路可以發現，創意在文化流量擴能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極具原創性與藝術性的法國設計、創意城市與音樂之都——意大利博洛尼亞、廠房變藝術聚集區鼻祖——美國紐約SOHO區、不斷推陳出新的日本動漫與韓國影視劇等無不展現出創意的力量。

創意是文化發展的源泉，中國可以不斷深化文化與創意的融合，加強傳播路徑的創新、文化與產業融合的創新、技術創新，以創意為文化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盤活特色文化資源，打造世界文化樞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紅色革命文化等是建設文化強國的基礎文化資源，要更好利用特色文化資源，充分發揮中國文化的價值。

對此，文化經紀人充當著文化樞紐的角色。文化經紀人是指與文化市場相關的眾多行業的經紀人群體，如傳承人、經紀人、拍賣師、創客、藝術大師等，他們能夠聚集文化資源並將其加工成文化產品並投入市場運作，發揮著開發差異性的文化產品和促進文化傳播交流的作用。開發差異性的文化產品是指文化經紀人根據市場需求對文化內涵進行創新與特色挖掘，搭配旅游設施與服務實現文化牽引，促進旅游發展，從而最終發揮文化的市場價值。

促進文化傳播交流是指文化經紀人通過提升文化旅游的競爭力，從而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旅游者，並通過普及文明知識，使游客都能夠成為文化使者，共同傳承與發揚文化精神。同樣地，這一機制可以應用於國家文化的分配協調中，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配合政府部門建設文化強國，堅持文化生產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群眾共建共享。

除此之外，還要打造世界的文化樞紐，進一步發揮文化樞紐的集聚、引領和輻射作用，將中國建成世界文化要素調配中心；積極加入重要國際文化組織，提升國際文化話語權；因地制宜地制定產業目錄，開發特色文化產業，擴大文化影響力；建設國際文化交易中心，推動中國文化行業標准走向世界；創新文化生產，推出特色文化內容，完善收入分配和文化補貼制度；發掘文化市場，引領文化消費方式，進一步釋放文化消費新活力。

提質升級文化輸出，推動文化市場國際化發展。促進中國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具有重要意義，有助於贏得世界理解和尊重，提升中國國家形象。[31]對於國內而言，提質升級文化輸出可以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文化需要，樹立人民文化自信。隨著中國數字文化貿易迅速發展，影視劇、網絡文學、網絡游戲、創意產品等在海外市場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中國對外文化貿易額於2021年首次突破2000億美元，同比增長38.7%。[32]

然而，文化產品輸出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技術密集型產品輸出仍存在不足。因此，中國亟需補齊文化輸出的「短板」，充分挖掘中華文化的深層內核，實施中華文化標志建設工程，融合文化創意，打造文化IP，統一文化價值與產業價值，提升文化市場的國際化新高度。

從宏觀層面應提出系統的文化強國評價指標體系，為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方向和指引，並將文化強國指標評價體系與國際接軌。同時，還可以從中觀或微觀層面構建文化評價指標，將文化的分類、參與主體、文化活動的社會影響等因素納入考量，構建具有層次性和結構性的文化強國評價指標，適當增加飲食、服飾、電影等社會娛樂文化指標的佔比，讓文化指標體現國民文化偏好，深入挖掘特色文化，實現文化高質量發展，推動我國從「文化大國」向「文化強國」轉變。

健全文化政策體系，推動文化高質量發展。近年來，我國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文化產業發展、文物保護等出台了相關政策，有效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就文化政策領域而言，近幾年政策支持主要集中在文旅融合、國家文化公園、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創意產業園等方面，人才培育、本土文化保護、文化出口、文創設計等領域的扶持政策相對較少。同時，文化政策效果有待增強，具體表現為財政補貼效果最顯著，其次是金融扶持政策、稅收優惠政策以及人才支撐政策相對較不理想。針對以上問題，可以從積累文化資源存量和建設文化樞紐兩條路徑入手解決。

在積累文化資源存量方面，可以借鑑意大利「藝術補貼」「千分之五」政策經驗，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公民之間建立緊密聯系，調動個體參與文化保護的積極性；充分挖掘文化創意的潛力，擴大文化增量，健全文化創意生產制作、版權保護、產品銷售等支持政策，加大文化創意、文化出口、文化保護等文化政策支持力度。在建設文化樞紐方面，可發揮文化經紀人的引領作用，扶持優勢文化企業，打造知名文化品牌，加大文化產品出口力度，進一步擴大中國文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鄒統釺，文化強國的科學內涵與路徑探索； 原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11月下。）

調動個體主動性·發揮市場調節作用

世界文化樞紐：美國通過競爭性保護扶持文化產業發展。美國作為文化熔爐，融合匯聚了眾多國家文化。以「美式英語」為例，powwow（巫師）來自印第安語、cookie（甜點）來自荷蘭語、semester（學期）來自德語、tofu（豆腐）則由中國的詞語音譯而成。同時，美國也是文化輸出國家，如《老友記》《權力的游戲》等電視劇、《功夫熊貓》等好萊塢電影和聖誕節等節慶活動在全球范圍內都具有廣泛影響。除此之外，便捷營養的美式快餐、注重休閒感的美式穿搭等都作為美國的文化樞紐廣泛傳播。

一方面，美國通過調動個體主動性，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繼而推動了市場化的文化產業競爭，這在美國形成文化樞紐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與法國不同，藝術在美國被視為一種私人責任，而非公共責任，國家主要是作為文化活動的監管者，通過鼓勵和支持發揮私人的主動性來推動文化發展。在美國，直接公共支出在文化發展資金中的權重相對較低，多是以對私人捐款提供稅收優惠進行間接支持。具體來說，美國文化政策模式的特點是相信市場，這使得私人主動性（特別是非營利部門）在文化活動的生產和資助方面佔據主導地位。[25]另一方面，美國文化樞紐的形成也離不開國家的文化保障政策。美國主要從資源供給、需求匹配、導向管理、成本抵扣這4個方面來保障文化機構發展、扶持美國文化產業，具體措施是利用稅收激勵提升資源供給、通過設置准入限制精准匹配資源、依靠財政資金實施導向管理、借助稅費減免緩解運營負擔。[26]美國的文化保障政策盤活了大量的社會資金，並使其緊密精准地運用於需要扶持的文化領域之中。

「文化出海」：日韓兩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日本將文化發展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1996年7月，日本文化廳發布《21世紀文化立國方案》，將「文化立國」戰略作為新的文化發展重要目標；21世紀第二個十年，日本政府在《日本再興戰略——JAPAN is BACK》文件中提出「酷日本（Cool Japan）」國家戰略，這一戰略主要包括五大產業：時尚、生活方式、招待服務業、地方傳統制品和內容產業（動漫、音樂、電影、電視、游戲等）。此外，日本還將「酷日本」理念用於文化外交，在全球范圍內推廣「酷日本」品牌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以拉動日本經濟增長、提高文化軟實力。

韓國也將文化產業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1990年，韓國政府正式發布了《文化發展十年規劃》，強調「文化要面向全體國民」；1998年，韓國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國」戰略，並確立21世紀國家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為文化產業，文化產業的發展地位由此在韓國登上了新高度。此外，韓國陸續頒布了《文化產業發展5年計劃》《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電影產業振興綜合計劃》《文化韓國21世紀設想》等計劃，發布了《設立文化地區特別法》《出版與印刷基本法》等法律保障政策。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高附加值、產業關聯性強的特征，能夠推動提升國民素質、傳播國家文化形象，而出口高附加值文化創意產品則能夠提升文化樞紐的集聚效應。日本通過發展二次元動漫產業，將日本動漫文化和文化創意產品廣泛傳播至世界各地，動漫產業也因此成為日本的文化樞紐，發揮了巨大的集聚效應。據《動漫產業報告2022》顯示，2021年日本動漫國際市場收入比2020年增加了740億日元（106%），從1.24萬億日元增加至1.31萬億日元，這比2019年的1.2萬億日元增加了1130億日元（109.4%）。2021年，日本在國際市場上與美國簽訂了動漫產業有關合同292份，此外還分別與加拿大簽訂239份、與中國簽訂199份、與韓國簽訂186份。[27]日本的動漫產業還輻射到圖書音像制品、周邊衍生品、版權出口日用品等行業，與動漫相關的音樂、游戲等也被帶動起來，從而形成日本文化產業鏈條。[28]

不同於日本著力發展動漫產業，韓國致力於在世界范圍內發展影視文化產業和游戲產業。《來自星星的你》《太陽的後裔》《請回答1988》等韓國影視作品在國際上引發反響，韓國電影《寄生蟲》更是獲得了第92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據統計，2021年，韓國娛樂文化市場總值為161億5千7百萬美元，同比增長57.8%；音樂和影像知識產權出口額為94億530萬美元，同比增長40.3%。[29]除影視產業之外，韓國的游戲產業也擁有不可小覷的實力，韓國游戲出口額在2020年高達72.5億美元，佔文化產業出口額的66.9%。可見，「韓流」的文化影響力已經逐漸內化為其國家的文化軟實力。

Hilman-Chartrand和McCaughey認為國家在支持文化發展的過程中表現為四種角色：調解人、贊助人、建築師、工程師。[30]美國通過鼓勵以放棄稅收的形式進行私人捐贈來促進藝術發展，體現了調解人國家的類型；英國的特點是依靠與政府「保持距離」的機構向文化部門分配公共資源，體現了贊助人國家的類型；法國和意大利體現了典型的建築師國家類型，具有文化高度官僚化的特征，關鍵決策由文化部集中作出；日本和韓國則扮演著工程師和建築師結合的角色，希望通過文化發展促進文化外交。這四種角色雖然在理論上相互排斥，但是在實踐中，大多數國家都將其中的一些或全部角色進行結合。我們可以看到，各國發展文化的方式、目的、手段、路徑不盡相同，國家在促進文化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政府對公共資金的分配方式、對文化的投入方向和投入程度等方面。中國可以有選擇性地借鑑其他國家的文化發展經驗，因地制宜地發展本國文化，走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強國之路。（下續）

文化強國的國際經驗借鑑

法國的戛納國際電影節、美國的好萊塢、日本的動漫等耳熟能詳的國際文化產品在世界范圍內廣受喜愛，為本國聚合文化資源、調控世界文化資源提供了載體與平台。分析可以發現，法國和意大利是通過聚合文化資源、積累文化資源存量和傳承發展機制而成為文化強國；美國是利用其強大的統籌協調能力，發揮文化樞紐作用而成為世界文化中心；日本和韓國則是轉向海外市場，尋找文化發展的突破口。這些國家的文化發展路徑為我國建設文化強國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國際經驗。

積累異質文化資源存量：法國「法語優先」與「文化例外」政策。法國通過踐行「法語優先」和「文化例外」原則對現有文化資源本體進行保護，重視和保護異質文化資源成為法國文化維持可持續競爭力的重要原因。「法語優先」原則體現為法國尤其重視法語在建設文化強國以及培育國民文化自信中的作用，為保護法語這一語言遺產，法國於1994年通過了《法語語言使用法》（又稱「杜蓬法」），確保了法語在日常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有效避免了「文化殖民」現象。同時，法國還計劃在歐盟力推語言「法語化」。馬克龍政府為保護法語文化，對法語的使用作出硬性規定，如企業在廣告中必須使用「amour」，禁止使用英文中的「love」等。采取相似政策的還有意大利，其執政黨提議立法規定在正式場合必須使用意大利語，任何違反行為將面臨最高10萬歐元的罰款，這一提案已得到了意大利總理梅洛尼的支持。[22]

「文化例外」原則體現了法國對本土文化強有力的保護態度。1993年10月，法語國家首腦會議上通過了有關「文化例外」的決議，提出「世界貿易談判中應當通過特別法案，將文化產品從其他工業產品和服務產品中區分開來，將精神文化產品置於世界貿易談判的范圍之外」。「文化例外」作為法國文化的基本原則，反映了法國堅決的文化保護態度，其本質是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與構建。

法國的文化管理模式既不像美國的「放養式」管理，也不同於英國的「一臂之距」機制，而是采取了政府「全權管理」的模式，主要表現為公共權力對文化發展的高度干預。政府通過發布強有力的文化政策，構建起了文化傳承、資金支持、法律支撐的文化保護網絡，增強了獨特文化資源的可持續競爭力。因此，法國在博物館、視覺藝術、電影和視聽、書籍、音樂、表演藝術等文化領域擁有較完備的支持體系。以電影行業為例，法國國家電影中心於1959年設立了「電影產業資助賬戶」，同年，《電影資助法》誕生，該法律規定強制征收電影票特別附加稅（對每張售出的電影票強制征收10.72%的稅），這筆資金將納入電影產業資助基金賬戶，通過自動性資助和選擇性資助兩種方式資助法國本土電影發展，法國這一電影資助制度為法國電影的創作生產提供了制度和資金保障。[23]總體來看，法國文化政策基本遵循以下幾條主線：保護多元文化；平等享有文化和藝術教育的權利；國家改革和文化政策的權力下放；保護知識產權和藝術財產以及數字全球化背景下的作者權利。得益於對文化資源本體和文化生產傳承機制的強有力保護，法國的文化資源存量不斷擴大，並形成以「優雅」著稱的文化氛圍。

保護文化資源完整性和可持續性：意大利「文物憲兵」與「藝術補貼」政策。「文物憲兵」與「藝術補貼」這兩項文化保護政策共同發揮著聚合並累積文化資源的重要作用。1969年，意大利設立了保護文化遺產憲兵部隊（簡稱「文物憲兵」）這一執法機構，有效打擊了各種文物犯罪活動，使意大利眾多的文化遺產免於損害，在保障意大利文化遺產的完整性上發揮了巨大作用。在保護文化資源方面，不同於法國著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傳承路徑的保護，意大利擁有數量龐大的文化遺產，更多側重於保護物質文化資源，通過文化政策保護文化遺產的完整性。意大利國家文化遺產與文化活動部（MiBAC）作為意大利中央政府管理機構，主要負責文化事務管理，具體表現為MiBAC在各區設立監管局，並由地方政府負責各區的文化事務發展和管理。

意大利文化遺產保護經費除了直接從國家獲得財政補貼外，通過「千分之五」「藝術補貼」等稅收激勵政策獲取的資金也是其重要來源。經濟危機以來，意大利對文化遺產的財政投入逐年下降，在近幾年才略有提升，2016年國家對MiBAC財政方面投入為21.2億歐元（佔國家財政的0.26%）。[24]2006年1月20日，意大利頒布意大利會議總統令，發起「千分之五（5 per mille）」項目，即納稅人可指定自己所繳納個人所得稅的5‰用於支持非營利組織、大學、科研、醫療研究等公益事業。2014年7月29日，意大利出台了「藝術補貼（Art bonus）」政策，以「藝術補貼」為代表的稅收激勵政策為意大利文化發展提供了多元資金來源，緩解了文化遺產保護財政緊缺的問題，為文化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注入了新鮮動力。捐款人可以在「藝術補貼」網站上選擇意向的捐款項目，捐贈額的65%可用於稅收抵扣。不同於「千分之五」政策，「藝術補貼」政策中捐款人信息、捐款使用情況是公開的，這能發揮公眾監督的作用，因此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為了進一步激發民眾自覺保護文化遺產的積極性，並為保護文化遺產籌集資金，意大利還推出了文化彩票、鼓勵自由捐贈、出讓公共文化資產使用權等一系列措施，多元的資金來源不僅有利於文化保護，也強化了人們自覺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下續）

在文化強國建設中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魂、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體、以西方現代文明成果為用。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既要注重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又要善於汲取世界各國文化的精華。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中國式現代化以其可持續性摒棄西方現代化的弊端，走出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11]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大國的發展進程，既是經濟總量、軍事力量等硬實力提高的進程，也是價值觀念、思想文化等軟實力提高的進程。」[12]「文化強國」戰略是強國體系的基礎，[13]只有進一步明確中國文化強國的理論基礎和實現路徑，合理借鑑世界文化強國的發展經驗，才能持續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愛墾評註：本文不代表平台立場，任何引述純粹作為學術思考、辯證用途。例如，文中提到“魂”、“體”與“用”，似乎是處在文化主客體明顯分開的狀態，對于不採納此視角的海外社群，這無疑是值得更深探討的方向，從而找到更適宜國情民風的文化復興、文創强国的路徑。）

文化強國的理論基礎構建

文化強國表現為國家文化實力的提高和國家戰略能力的強大。國家戰略能力的強弱主要取決於綜合國力以及對綜合國力的調動能力這兩方面因素。[14]同樣地，文化強國的發展水平也取決於國家文化資源存量和調動文化資源的能力。文化資源存量是指聚合國家文化資源，最大可能地發揮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是資源聚攏的方向；調動文化資源的能力指分配調控世界文化資源，發揮文化樞紐作用，將文化資源價值最大化的能力，是資源調配的方向。

聚合文化資源，形成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離不開文化資源的累積，尤其是異質資源的存量。先看微觀領域例證，從資源的累積特征出發，Dierickx和Cool認為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離不開資源的長期積累，資源存量帶來的規模效應和相互聯結效應會使資源發展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這個過程中時間和經濟成本較高，競爭對手短時間內難以超越，企業繼而得以維持競爭優勢。[15]同樣地，在宏觀領域，文化強國要想在文化領域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也離不開文化資源的積累。然而，就資源的范疇而言，並不是擁有了大規模的資源存量就可以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具備有價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資源才是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16]彼德拉夫也持有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需要具備資源異質性、不完全移動性、競爭的事前限制以及競爭的事後限制。[17]因此，挖掘中國飲食、戲曲、皮影等異質文化資源，累積資源存量並形成文化資源發展路徑是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一環。

發揮文化樞紐作用，優化文化強國的資源調控能力。根據維基百科（Wikipedia）的定義，樞紐（Hub）本意為連接軸和車輪之間的核心部分，後引申為發揮連接外圍作用的中央核心結構。《辭海》中也將其解釋為「重要的地點，事物的關鍵之處」。樞紐一詞的應用最早可追溯到我國南朝著作《文心雕龍》，書中寫到「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雲極矣」。此處的「樞紐」一詞意為「關鍵」，指事物的關鍵之處。可見，「樞紐」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指重要的地點或部分，二是指發揮著重要作用的關鍵之處。基於樞紐一詞衍生出了交通樞紐、樞紐經濟[18]、高等教育樞紐[19]、旅游樞紐[20]、文化樞紐等概念。文化樞紐（Cultural Hub）可大可小，從社區場館、博物館、城市到國家都可以作為文化樞紐，發揮著展示、調配、集散文化資源的作用。文化樞紐不僅可以在橫向的地理空間尺度調控文化資源，還可以跨越時空起到縱向信息交流軸的作用，具有形態多樣、多維融合的特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借鑑弗利德曼、薩森與卡斯特爾思的世界城市中心理念，判斷一個世界城市的標准不是其擁有多少資源，而是全世界多少資源是由其調配。[21]作為一個文化強國，「強」不在於擁有多少文化資源存量（Stock）而在於擁有多少流量（Flow），即調配世界文化資源的能力。文化樞紐作為文化強國的重要標志，能優化文化強國的資源調控能力，推動文化強國聚合異質文化資源，而成為先進文化的發源地、文化要素（人、財、物）的調配與交易中心和文化資產（地標、企業）的聚集地。由文化強國的理論邏輯構成可知（見圖1），文化強國具備以下5個特征：世界先進文化的發源地、世界文化市場交易中心、文化人才高地、文化地標聚集地、文化產業總部基地。縱觀世界文化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向世界源源不斷地輸出本國先進文化；美國、日本、韓國等國作為文化交易中心不斷推動文化成果交流；英國、法國吸引了世界級的文化人才；中國、意大利等國聚集了眾多世界文化地標；多數文化產業將總部基地建在美國，等等。總體來看，不同國家的文化發展之路可以為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提供經驗。

鄒統釺·文化強國的科學內涵與路徑探索

【摘要】「建成文化強國」是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之一。在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建設文化強國應聚合文化資源，形成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發揮文化樞紐作用，優化文化強國的資源調控能力；選擇性地借鑑他國文化發展經驗，因地制宜地發展本國文化。走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強國之路，要擴大文化流量，創新推動文化可持續發展；盤活特色文化資源，打造世界文化樞紐；提質升級文化輸出，推動文化市場國際化發展；健全文化政策體系，推動文化高質量發展。

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1]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藍圖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論是實踐的指導力量，文化強國建設離不開全面科學的文化強國理論指導。當前，學術界圍繞文化強國的內涵、理論基礎及建設路徑等問題開展了大量研究。然而，文化強國建設仍面臨著理論指導薄弱、發展經驗不足等困境。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升我國國際文化話語權，未來還需加強文化強國理論建設，借鑑國際文化發展經驗，進一步探索文化強國建設路徑，走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強國之路。 

文化強國的基本內涵

林頓、泰勒認為文化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成員所共享並互相傳遞的知識、態度、習慣性行為模式等的總和。[2]文化由藝術、文學、生活方式、習慣、價值體系、信仰組成，它所具有的獨特精神、情感、智力以及物質特征會在某一社會群體中得以體現。關於如何理解文化強國的基本內涵，除了考慮文化的一般性定義外，還需考慮與文化有關的可操作性定義，如「文化領域」「文化周期」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提出，文化領域包括文化和自然遺產、表演和節慶、視覺藝術和手工藝、出版物和文學、視聽和數字媒體、設計以及創意服務。此外，還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存檔和保護、教育和培訓、裝備和輔助材料這四個橫向領域，以及旅游業、體育和娛樂這兩大相關領域。[3]

「文化強國」是指一個國家具有強大的文化力量，擁有發達的文化產業，能在全球范圍內發揮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目前，國內學術界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對其進行定義。一是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強國』中的『強』是一個具有比較性的修飾詞，因此，『文化強國』一詞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強於其他國家的文化」[4]。二是從文化影響力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可以通過生活方式進行傳播，並在日常生活中引導別國人民，這樣的國家可被稱為文化強國。[5]三是從手段與目的角度來看，強調文化強國是目的與傳播途徑的統一，既要把文化作為傳播工具，發揮文化在強國建設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又要把文化作為目的，實現文化自身的發展與繁榮。[6]四是從標志角度來看，一是「一綱四目說」。「一綱」即構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四目」即文化強國所要呈現的四個新局面：全民創新、社會文化豐富多彩、人民權益得到保障、人民素質得到全面提高。[7]二是「五大高地說」。文化強國應是五大高地：文明高地、文化人才高地、文化資源高地、文化產業高地、文化交易高地。[8]三是「六力強大說」。文化強國體現在具有先進的文化生產力、強盛的文化創造力、巨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引領力、強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影響力。[9]不同學者從多個角度對文化強國的內涵進行了探究。[10]

（鄒統釺，文化強國的科學內涵與路徑探索； 原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11月下。参考文獻請看原文；【關鍵詞】文化強國 可持續競爭 文化樞紐 中國式現代化 文化高質量發展 【作者簡介】鄒統釺，絲綢之路國際旅游與文化遺產大學副校長，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校長助理，中國文化和旅游產業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旅游目的地開發與管理、文化與「一帶一路」。主要著作有《旅游目的地地格理論研究》、《國家文化公園的整體性保護與融合性發展》（論文）等。 ）

印度舉行民間藝術節，身體彩繪老虎表演舞蹈

當地時間2015年8月31日，印度喀拉拉省德里久爾鎮，舉行一年一度的民間藝術節慶祝豐收。印度藝術家們將身體彩繪成老虎模樣進行舞蹈表演「虎舞」。這是一種以捕捉老虎為主題的娛樂性民俗舞蹈，顏色豔麗多彩，以在每年慶祝豐收的歐南節上娛樂民眾。

（2015年09月01日 | 來源：中國新聞網）

海南三亞舉行人體彩繪活動·模特扮老虎表演

2017年3月8日，「三八」婦女節，三亞宋城彩色動物園舉行人體彩繪活動，多名模特身體被彩繪成老虎的模樣在動物園內進行表演，她們用行為藝術的方式呼籲忙碌的女性們要懂得釋放壓力、還原自我。

圖為模特被彩繪成老虎模樣在動物園內表演。

(新藍網·浙江網絡廣播電視台 2017-03-10)

中国的文化商贸已赶上美国白宫速度；

特朗普遇刺现场还在乱糟糟，

中国设计出品的纪念文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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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姿势 This Is American Super Hero。

这是中国超市 This is China Super Market。

馬来西亞文創人的産業理解

資金往往是文創產業中最常見的問題；文創者陷入創意和盈利之間的兩難，也是再平常不過的事。然而，要將文創產業發展成事業，文創者就必須具備商人思維，這是不爭的事實。平民市集聯合創辦人林璺澤和手集團創辦人兼藝術總監吳聖雄分享他們的經營法則與心得，告訴你大馬文創產業究竟能否賺錢。（原題：大馬文創產業能否發展成事業？文創者必須讀懂的事；作者：羅詠琦
；詳見：October 17, 2023 theinterview.asia）

延續閱讀：陳明發博士 《文創技能系列 75 》：創意人 生意人 得意人

劉金祥·文創：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梁代大文論家劉勰語，出自劉勰《文心雕龍》) 作為正在迅速崛起和蓬勃發展的綠色朝陽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滿足中國社會各界文化需要和廣大民眾精神需求的新興業態，以及新時代的突出人文亮點和重要經濟支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把握時代脈搏、聆聽時代聲音，堅持與時代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用明德引領風尚。文化產業發展規律表明，文化創意產業品牌是文創工作者精心研究和悉心生產的精品佳構，也是展現新時代變革中的旌鼓旗幡。大凡具有較高知名度和影響力的文創產品，都是以時代精神為統領而涵育、打磨和淬煉出來的。

廣播影視、動漫、音像、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工藝與設計、雕塑、廣告裝潢、服裝設計、軟件和計算機服務等領域的大部分文創產品，更為注重挖掘、融入和展示傳統文化元素、情感元素、價值元素，並將其名稱、形象、故事等形成IP並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因此，這些文創產品的創意傳播能力大幅攀升，在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發中國精神、展現中國風貌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和積極功效。

盡管與承載著不同時代世道人心、濃縮著不同時代社會萬象的經典文藝作品不同，但具有較高知名度和影響力的文創品牌，在某種意義上也參與構築了新時代中國的精神高地和民族的人文情懷，承載著中華燦爛文明，延續著中華歷史文脈，維系著中華民族精神。

縱觀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經歷了從引進學習到探索創新的發展階段，並逐漸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發展方式和發展路徑。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也面臨著新的使命，特別是在以互聯網為依托的產業升級和消費升級的語境下，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和實踐需要更加注重產學研的融合，更加專注於探索優質文化產品的生成和推進新型文化業態的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中國文創工作者不斷激發發展新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的熱情，銳意進取，融合創新，借鑑經驗，整合資源，通過對文化資源的開發、創造和提升，共同構建反映新時代精神、契合大眾心理、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文創新模式、新機制，使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呈現出良好態勢和獨特優勢。尤其是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緊抓時代機遇，順應文創潮流，以文化為靈魂，以創意為核心，以創新為動力，在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中逐步注入更多文化元素、創意要素和知識要素，加速做大文化創意產業，不斷提升當地整體競爭力和自主創新能力。可以預見，通過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來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傳播力，是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們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戰略選擇。

為人民群眾提供和奉獻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化創意產品，既是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任務，也是當代中國文創工作者自身價值的重要體現。而要確保文化創意產業始終堅持正確的價值取向，秉持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的基本原則，就必須堅持與時代同步、與社會同行，大力倡導和弘揚時代精神，這不僅是對文創產業發展的根本要求，更是文創產業發展的本質特征。

回望中外文創發展歷程，不難發現，眾多文創產品之所以能夠在漫長歲月中廣布流傳，且至今依然為人們所喜愛和青睞，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著名品牌均從某一側面折射和傳遞出特定歷史時期的時代足跡與時代精魂。可以說，正是因此，不同時代的文創產品才氤氳著不同的時代氣息、時代精神與時代氣質，才呈現出不同時代的面影、烙印和特征，才成為不同時代社會生活和人文精神的形象寫照。新時代文創工作者只有遵循和發揚因時而興、乘勢而變這一基本精神品格，才能與時代同頻共振，才能使文創產品隨時代演進而蓬勃興起。

綜上，當下中國提升全球范圍內的跨文化創意傳播能力，一方面要深入挖掘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另一方面要准確把握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宗教的文化特點，開展故事化傳播、情感化傳播與視覺化傳播，讓國外民眾在審美過程中感受中華文化魅力，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理解。文化創意產業要始終堅持社會效益第一，即不斷推出文化藝術精品，堅持品位、格調、責任而不能一味片面迎合市場，用正確的政治導向、文化導向、審美導向自覺約束和規范生產行為。中國當代文創工作者要積極投身新時代風雲激蕩的改革實踐，把把握時代脈搏、回應時代課題、揭示時代價值作為自己的重要使命，自覺發揚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將文創產品開發寓於時代進步之中，用更多高揚時代旗幡、鏤刻時代足跡、鳴響時代回聲、鐫繪時代圖譜的文創產品回贈給變動不居的新時代，力求使這些體現時代思想深度、文化厚度和精神高度的文創產品，在啟悟人們心智、領略文化魅力、彰顯國家實力、展現時代風采等方面發揮獨特作用。

（原題：發展文創產業是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路徑；來源：光明網-學術頻道2021-05-20 https://；作者：劉金祥 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哈爾濱工業大學兼職教授）

中華文創與《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此名何意？不妨像讀「武松打虎」一樣來讀，那就是「(文)心」(主語)雕龍(謂語)。(1) 按：關於《文心雕龍》書名，有種種說法。此處，強調的是「龍」，認為此名之落腳點是神話中既有形而又無形的「形而上」的神龍。英譯中，往往作並列結構「文心和雕龍」，譯作：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楊憲益、戴乃叠譯作：Carving a Dragon at the Core of Literature。俄譯者理解的《文心雕龍》，為「在文字的心中雕刻龍」「在詞語心中雕刻的龍」「文學思想的雕刻的龍」「文雅詞語的心與雕刻的龍」。(見[俄]瑪麗娜·克拉夫佐娃、李逸津：《俄羅斯〈中國精神文化大典〉中〈文心雕龍〉詞條譯釋》，《語文學刊》2019年第3期。)

「虎」是實有的動物，打「虎」，是人對於動物的應急暴力反抗——雖然，大多數人，在力量上，是無法抗衡虎的。雕「龍」，何為「龍」？一種神話中想像的動物，是靈物，是神靈，是中華民族的圖騰。「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群言『雕龍』也？」(2) 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899頁。

所謂「古來文章」，其實針對的乃是當時的「以雕縟成體」的觀念，在此語中，卻是讓步，卻是否定的對象；「豈取」，古人所不取，乃作者所必取：是「騶奭之群言『雕龍』也」。與「雕蟲」的「雕縟」不同，是「(文心)雕龍」！重點落在「龍」，那個想像的、抽象的、靈性的、華夏圖騰的「龍」。故書名《文心雕龍》，乃在於構建一個心靈世界，那是像「龍」一樣生活靈動的「文」，那是心靈中刻畫(雕)的龍！(駱冬青·論漢字文化學, 2022年4期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黃君良博士：振文創產業·推動文化發展

創意產業是英國首先提出的概念。英揆貝理雅在1997年開始成立工作小組，計劃在英國推 動創意產業，於1998年推出創意產業的發展藍圖。創意產業的概念自提出後，如星火燎原，興起了一股全球熱潮，遍地開花。在21世紀初，兩岸三地相繼提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或稱文化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的規劃方案。「文化創意產業」顧名思義，就是傳統文化與創意的結合而走 向經濟市場的行業。從繼承與發揚傳統文化的角度而論，提振文化 創意產業是推動發展中國文化的新形式。

文化創意產業於21世紀初冒興的原因與全球化趨勢、資訊科技進步及多媒體發達是分不開的。重要一點是科學的應用性、實效性模糊了 學術與實用的區分。同時，也模糊了傳統與現代的界線。

換句話說，新世紀的智慧以先進科技為手段，以消費市場為導向， 以感官審美為尺度，以當代意識為包裝，將傳統文化推向一個重視世 俗情懷的人文主義的新階段，頓然消弭了一堵古老陳舊、艱澀難懂的 觀念壁壘。文化創意產業貫穿日用、旅遊、消費、娛樂、藝術、文教及工商業，透過網際空間和營銷市場，巨細無遺、無遠弗屆地進行文化溝通與交流。市場、消費及相互認同是「文化創意」的自我修復能力，也是一種強大無比的文化交融力量。

文化創意產業與通識教育在創造性、人文性及其現世關懷上體現了共同的特徵。大學的通識教育倡導博雅的人文精神，闡釋歷史文化的時代意義是其中一項重要的貢獻。通識課程兼容並包、博通古今的延伸性、綜合性及廣博性特質為「文化創意」提供 了嶄新的、具創造性的人文空間。它讓學生認識傳統文化的 生活智慧，體驗古人的世界觀及價值觀的應世意義，賦予了傳 統文化一種活潑的現實質感。

本港大專院校可以運用通識教育作為媒介， 發揮創意思維，具當代意識及世界視野地弘揚傳統文化。這是一項文 化工程。通識教育不僅是一處發揮文化創意的理想場地，甚至它 本身就是一份珍貴的文化創意。

相信學生通過大學的通識教育，對文化創意會有更深的了解。 下期仁大開講將從社會學角度說說《普及文化與大眾文化》。（原載於香港文匯報 2020年11月16日；作者：黃君良博士（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主任。研究興 趣：先秦哲學、戰國出土文獻、儒家思想和古典小說。[本文属仁大開講 5] ）

（上續）「他的教練費一個要收4800（令吉），我就說16個教練（總數7萬2000令吉）要我們養，我們養不起，而且中華鼓不是二十四節令鼓，它非常簡單，像跳廣場舞一樣這麼簡單，四節課就能完成，並問收費不用這麼高吧，可能是這兩件事讓他不開心。」

白世音也批評，吳聖雄是以手集團創辦人，而非代表大馬二十四節令鼓協會會長與他們會面，因此是以手集團的名義發出報價單。

「我們在1月13日見了小曼（二十四節令鼓聯合創辦人陳再藩）時，他就向我們推薦吳聖雄，我們與後者見面時，他卻以手集團的身分出現，這點小曼肯定不知道。

白世音指控吳聖雄
蓄意安排同一天撞期

提到鼓活動撞期，白世音指控是吳聖雄蓄意將精英賽安排在同一天，以破壞中華鼓活動，因為他向對方發出的報價表中，已清楚列明活動日期。

她指出，當時雙方因價格問題談不攏後，她曾試圖邀請手集團參與演出，後來在今年3月23日與吳聖雄開會時，對方卻沒有出現，而是派出對方的助理代表，但由於對方與手集團正前往檳城，因此也僅只是通過視訊方式舉行會議。

「當時我不想因為價格談不攏而失去一個朋友，便邀請他們一同演出，同時要求他們開個價，吳聖雄的助理就說會向對方傳達，後來卻不了了之。」

另外，中華鼓籌委會秘書林光亮也向媒體說，中華鼓活動早在今年年初已敲定時間，並非要與第六屆國際二十四節令鼓節暨2024年大馬精英賽（精英賽）撞期。

他指出，中華鼓籌委會在1月24日就前往武吉加裡爾體育館戡查場地，隔天接到對方來函通知，稱9月份能出租的日期僅有9月28日一天，後來他們在1月至5月反覆與武吉加裡爾團隊進行會議後，於5月3日下訂體育場，並成功轉賬支付定金。

「而國際節令鼓節暨全國精英賽是6月8日才公布活動。」

同日鼓動全馬
2活動只相差1小時

大馬二十四節令鼓協會舉辦第六屆國際二十四節令鼓節暨2024年大馬精英賽，不僅與中華鼓活動撞期，兩者僅相差1個小時開始。

當中，精英賽將於9月28下午2時吉隆坡會展中心舉行，由8隊區域賽優勝隊伍與5隊國外觀摩隊負責表演。這項活動也以「馬來西亞區域賽優勝隊伍問鼎魁首，精彩絕倫節令鼓金獎爭奪戰」為特點。

精英賽的支持單位為手集團，以及馬來西亞華總文化諮詢委員會二十四節令鼓推動組。

至於中華鼓則在同一天下午3時，在武吉加裡爾國家體育館舉行，由4000名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孟加拉人及原住民鼓手齊奏中華鼓為特點。

中華鼓籌委會表明活動是為弘揚中華文化為重點，但活動海報也列出了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的標誌。

至於活動的支持單位則是一帶一路經濟合作聯盟總會、全國校長職工會以及世界和諧經貿文化藝術總會。

中華鼓活動傳達正能量

白世音也指出，舉辦中華鼓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傳達正能量，也希望藉此為大馬民眾做出貢獻，留下文化遺產。

「疫情後很多人心裡都是痛苦和煩惱，我們希望透過鼓聲讓他們的心情轉好，過著愉快美好的生活。

她也表明將繼續舉辦這場活動，更指有民眾向她反映說，看到二十四節令鼓會望而生畏，但看到中華鼓這麼簡單，每個都開心快樂，原來打鼓這麼好玩。

她也說，當初邀請手集團一同演出，是讓大家各自表演本身的項目。一來可以來減少孩童看手機的時間，二來也是避免老年人生病。

「不過對方卻動用影響力遏止我們，導致我們被迫向其他管道借鼓調人。

「其實只是一天的活動而已，為何要這樣趕盡殺絕？」
「喝神水」考佳績？活動曾惹議

由新加坡華僑白世音創辦的白世音研究與發展機構致力於推廣「光力量總合」運用，該機構曾於2016年被揭在雪州巴生班達馬蘭華小A校進行「光化」校園負能量儀式，甚至由創辦人白世音誦經，向學生灑「神水」祈福及「喝神水」以提高智慧，考取佳績，而引起爭議。

不過，當時校長澄清，指有關組織是一個非營利組織，並非宗教團體，且提倡正能量，強調所贊助的水並沒有神力，只是較容易讓人吸收，有助增加正能量，更反駁是有心人刻意抹黑和丑化該校，來平息這場風波。

另外，新加坡農糧局也曾於2018年抽查發現，這款堪稱可「減輕人類69%苦難」的「光力量」水以高價出售，但有一批水含糞便和污水中常見的綠膿桿菌，因此下令進口商召回。這起事件當時也被新加坡媒體報導，該國宗教組織也指經過加持的水也不能治病。

根據白世音研究與發展機構官方網站介紹，白世音是新加坡華僑，曾於1992年赴新加坡留學。介紹稱白世音近年來關注農業問題，包括通過光力量總合與有機肥料進行整治，讓農作物免受病蟲害侵擾。

介紹也稱，這樣的搭配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許多瀕臨枯竭的樹木花草，也因此重新煥發新生。

不過，根據白世音提供的《新明日報》在2018年9月11日剪報，報導指新加坡衛生部稱「光力量」水的細菌含量遠低於可導致感染的標准，同時並未有人受感染而舉報，盡管如此，新加坡衛生部表明將繼續監督此事。（原題：獨家｜鼓戰活動撞期，中華鼓白世音：金錢問題交惡；2024年7月30日中國報；記者: 司徒洧齊獨家報導）

他說，在大馬的寬中百年校慶上，也曾在操場上展示200面節令鼓的大型演出而留下經典場面，但寬中就是有200個學生鼓手一湧而上的實力。

「後來，隆中華校慶，也曾在默迪卡運動場上由吳聖雄指揮花了許多時日培訓的400面二十四節令鼓演出。這類深接地氣，因文化、教育、國家盛典而經過汗水排練的大型鼓樂演出，我與陳徽崇老師都贊同，也進行過。因為，在這些過程中，每個參與的學生都能將演出的里程卑性意義與技藝的捶練內化為個人的文化與藝術修養。」

「今年，寬中古來分校慶祝啟用20周年，許多2000年在寬中大操場上參加過『南方之路』大匯演、多少個夜晚在挨罵的采排後半夜才回到郊外老遠住家的寬中學生，二十四年後都深深懷念那場史詩歌舞劇給他們在生命中留下的一抹鮮活色彩。 」

他補充，對於推展24節令鼓達36年的一代代教練與鼓手而言，所謂的大馬或世界記錄，不論是800、4000或1萬人，都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所為為何」的問題。

節令鼓協會復辦精英賽
暫不參與非核心活動

陳再藩說，由於大馬節令鼓協會在2024年會復辦全國精英賽6大賽區區域賽，且要為2026年大馬文化部向聯合國申遺之事，因此在經深入討論後，決定協會2年內暫不參與其他核心之外的活動。

「我向白世音表明，我雖是節令鼓的原創人及協會的執行顧問，她的計劃必得正式向協會提出方可被討論，我是不會代協會做決定的。

「我也記得曾提起，新加坡華樂界曾在新加坡最大的體育館內辦過大型的各種鼓樂大匯演。新加坡的節令鼓隊以節令鼓的『原貌』參與，壯大聲勢，這是沒問題的。」

他說，他對於白女士提議在二十四節令鼓已成為國家非遺的大馬，另以「中華鼓」來申辦世界記錄則有所保留，因基礎何在？

「那是我與白世音女士唯一的一次會面，過後，我不時在想，她究竟是從事光能科學研究？還是白世音文化展演，或更多是一位宣揚光能量救世的『教主』？會面後，我將此事通知協會會長吳聖雄及節令鼓協會理事。」

他說，當時已於7月9日在朋友再度詢問活動時，已回復對方指，這4000人的活動，不在協會能力之內。

「當時對方也回復：『收悉』。」

3月北馬區域賽活動
已宣告9月28全國賽

陳再藩說，疫情之後，節令鼓協會自去年決定復辦第六屆國際鼓節與精英賽之後，立刻從年初展開全國六大賽區初賽及9月28日的總決賽。 這是節令鼓界內（大馬及國際）廣為人知的業內日程。

他說，3月在北馬大山腳舉辦北馬區域賽時，即已公開宣告9月28日全國賽，而各地鼓隊都知道，各區金獎得主，就是要進軍9月28日全國總決賽爭奪總冠軍。

「6月8日，節令鼓協會特地移步到節令鼓原鄉新山參加節令鼓成立36周年紀念及舉行就職典禮，並在富力歌劇院舉辦北中南麥業鼓隊的匯演。那時，慶典上也重提9月28日全國總決賽的日期，而非如林光亮所說的『初次公佈』。」

他說，林光亮在大馬要動用如此多的節令鼓隊來辦4000中華鼓的大活動，卻不知節令鼓節的日程，也許只因他非鼓界人士。

「今年一月之後，我雖偶爾有聽聞節令鼓隊傳說接到不同人馬之聯系，但迄今，中華鼓籌委會從未正式給節令鼓協會發過任何正式信函，因此，協會至少在之前的兩次會議中，都以未接獲公函而無關相討論。」

他還說，協會也未對之前在怡保地方上進行的中華鼓廟會活動有任何表態，但注意到許多學校的節令鼓隊都被征召參與，「節氣」盡被「光能量」取代。（2024年7月30日中國報）

獨家｜鼓戰活動撞期，中華鼓白世音：金錢問題交惡

（2024年7月30日中國報；記者: 司徒洧齊獨家報導）

（吉隆坡30日訊/獨家報導）白世音文化藝術研究協會榮譽會長白世音今日聲稱，兩場鼓活動撞期引發的爭議，其實是源自「錢」的問題，手集團創辦人吳聖雄開出總額252萬2000令吉高價的表演費，讓人感覺「受不了」。

訂於9月28日（周六）舉行的第六屆國際二十四節令鼓節暨2024年大馬精英賽（總決賽）（簡稱精英賽）和最大規模的鼓樂課——中華鼓（簡稱中華鼓）撞期，且時間僅相差1小時，引起爭議。

吳聖雄也是馬來西亞二十四節令鼓協會會長。他昨日與二十四節令鼓聯合創辦人兼國家文化人物陳再藩（小曼）炮轟「中華鼓」活動，會影響馬來西亞二十四節令鼓生態，令他們深感痛心。

白世音今日針對吳聖雄和陳再藩的指控，向本報回應說，吳聖雄曾先後在今年1月22日及3月6日與籌委會開會討論合作事項後，在今年3月9日發出的報價單中，開出了總額252萬2000令吉高價的表演費，其中單是制作費就高達65萬令吉。

「我告訴他，他的收費太高我們受不了，只是一個涉及3000人參與的表演費就要逾250萬令吉，如果按4000人（中華鼓）計算就要收我們300萬令吉，我們還有場地費、交通、伙食、租用巴士、運輸費、醫療隊費用和服務費。

「後來，我們就說制作方面我們有內部團隊負責，有朋友會做，並問制作費省起來可以嗎？（下續）

鼓戰活動撞期，節令鼓陳再藩：改頭換面可悲

（吉隆坡2024年7月30日訊）兩場鼓活動撞期爆發舌戰！二十四節令鼓聯合創辦人兼國家文化人物陳再藩（小曼）今日再批評「中華鼓」活動，連鼓身上的節氣書法，也以「能量水」標誌加以遮蓋；他感受不到光能量的興奮，而是淡淡的悲哀。

「一個外來組織，大張旗鼓要在大馬利用各地學府的二十四節令鼓隊及節令鼓搞4000人世界記錄的大型」聚會」，卻以』中華鼓』名堂取代已成為大馬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達15年的二十四節令鼓，連鼓身上的節氣書法也以』能量水』標誌加以遮蓋。」

陳再潘今日在面子書撰文批評說，4000人「中華鼓」活動的主辦方從頭到尾也未正式致函節令鼓協會，反而只在各地學府及節令鼓隊之間進行游說招攬。

「如此辦文化，我怎樣也找不到一絲對大馬國家非遺的尊重。」

「我問自己，為何有人用號稱達400萬令吉的預算來推動大馬的鼓文化記錄，我卻感受不到光能量的興奮，而是淡淡的悲哀。你們說呢？」

訂於9月28日（周六）舉行的第六屆國際二十四節令鼓節暨2024年大馬精英賽（總決賽）（簡稱精英賽），和最大規模的鼓樂課——中華鼓（簡稱中華鼓）撞期，時間僅相差1小時，引起爭議。

馬來西亞二十四節令鼓協會會長吳聖雄和陳再藩昨日就炮轟「中華鼓」活動，批評這會影響馬來西亞二十四節令鼓生態，令他們深感痛心。

陳再藩今日坦言，自己曾於今年1月13日在一位吉隆坡朋友的要求之下，在新山陳旭年街某茶室禮貌上與來自新加坡的一位中國人，即即文化藝術研究協會榮譽會長會面，但不是如「中華鼓」籌委會秘書林光亮所指的，與「中華鼓籌委會」會面。

他感謝白世音在會面時，對他及二十四節令鼓之文化成就極度贊揚，也感謝該名在吉隆坡的新山人的引見。

「但她說想在新馬（當時確實有說在新加坡）搞場4000人的大鼓匯集，以取得世界記錄，則未在我心中取得共鳴。原因是我與合創節令鼓的陳徽崇老師從一開始，就未曾以追求鼓陣的數量做為推展節令鼓文化的目標。」（下續）

近年來，政府很少認真對待「內在價值」。「社會價值」確實在所有政府的思考中佔據了一席之地，但並未獲得與「經濟價值」同等的重視，這一點從目前的論述中可以看出。

也許新的、明確的文化轉向並不令人驚訝，因為英國最近經歷了多起具有文化形式的危機。這些危機包括公眾對來自歐盟的大規模移民和更廣泛的移民問題的擔憂；英國與歐盟的曖昧關系，這在2016年6月23日的「脫歐」公投中得以體現；本土聖戰主義的存在以及官方和公眾對英國穆斯林社區某些群體社會融合的關注；以及蘇格蘭獨立運動對大英帝國認同的持續挑戰。對於如何解決英國文化運作中的這些缺陷，創意經濟顯然無法提供一條新的路線圖。無疑，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官方文化政策議程才擴大到關注社會包容、為少數族裔和經濟上處於劣勢的年輕人創造就業機會，以及如何應對和利用英國日益增長的多樣性。由於當前的文化危機也是英國國家的危機，英國如何在國際上展示自己——即其「軟實力」和「品牌」的問題——以及如何吸引游客和觀光者，自然也成為了重要議題。

然而，所有這些都與保守黨政府熱情倡導減少對文化部門的公共支持以及鼓勵這些領域的工作者通過籌集更多私人資金來彌補資金缺口的做法相矛盾。最終，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在名義上以文化政策為幌子取消創意經濟的持續重要性並不那麼容易。在提供文化經濟價值的統計數據時，白皮書援引了政府的創意經濟統計數據（DCMS 2016a, 16）。此外，在討論「衡量框架」的使用時，該框架「旨在整合有關文化價值的證據」，白皮書不出所料地指出，評估文化政策的影響在「經濟發展方面最為強勁。對於個人幸福感、教育成就、生活機會和軟實力，還需要更多的工作來完善我們衡量文化產生的具體影響的方法」（DCMS 2016a, 58）。因此，是否這是邁向新道路的第一步，或者——更有可能的——只是舊路上的一個轉折，仍有待觀察。

這篇文章討論了由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AHRC）在2016年4月發佈的一份報告，該報告總結了該研究委員會「文化價值項目」的成果。這個項目的核心在於將個人對藝術和文化的親身體驗置於文化價值探討的中心（Crossick 和 Kaszynska 2016）。該項目旨在質疑經濟價值的優先地位，並試圖重新框定主流話語和政策框架中評估的目的和性質。盡管這一舉措試圖擴展研究委員會在文化研究領域的議程，但也承認「文化價值」的概念「可能被視為一種政策的產物」，因此，研究往往「被公共資金的需求所驅動，這導致了對公共資助藝術的關注」（Crossick 和 Kaszynska 2016，第24頁）。簡而言之，該項目本身不可避免地受到創意經濟議程的框架限制，盡管它試圖擴大辯論的范圍，但仍未能超越原有的認識論障礙。

這一努力試圖擴大學術研究的相關內容，采用了「文化生態」的概念，強調不同的公共資助、商業、第三部門、業餘和參與性實踐之間的相互聯系。雖然需要注意這種現有的複雜性，但「文化生態」這一概念本身也承載了未被深入探討的意義。作者沒有注意到的是，在英國多民族國家深受壓力的背景下，生態隱喻的使用不僅可能被理解為一種美德地將多樣化的文化資助制度和實踐結合起來，也可能——更為顯著地——被視為在國家的組成民族文化之間不經意地豎起圍欄。在蘇格蘭獨立論辯的背景下，英格蘭或蘇格蘭文化生態的潛在政治用途值得考慮。

在一篇尚未發表的關於「文化政策與生態」的論文中，我論述了這種底層整體主義忽視了文化的對抗性特質，並認為文化生態系統的概念將文化生物化，從而使分析者變成了關注其健康和疾病的「醫生」。關於這種治愈思維的實例，參見Holden（2015）和Warwick委員會（2015）。文化生態很容易被改寫為「國家生態」，對身份認同產生深遠影響。Thomas（2016，第73頁）在構建忽視英國其他民族的英格蘭歷史方面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結論

自從創意經濟成為政策對象以來，它逐漸催生了一個支持創意經濟的「創意經濟產業」，這個產業不僅是國家的，也是國際的。學術研究和出版已經成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還有來自政策顧問、創意顧問和由以盈利為目的的思想經紀人和利益團體組織的會議的不斷湧現。

創意經濟思維的擁護意味著文化主要被視為具有可交易的經濟價值。一個自我維持、自我指涉的思想框架已經發展起來，且對批評幾乎免疫。創意經濟思維的無處不在引發了對研究議程如何被制定以及學者在辯論中因此處於何種位置的問題的思考。

指出經濟維度的普遍存在並不意味著其他對文化的評價已經被完全遮蔽。確實存在反向話語，正如所展示的，政策的權宜性意味著可以根據情況做出妥協和采用不同的表達方式。在政策世界之外，許多人仍然為了內在的滿足感、追求美學目標、自我實現和自我發展而參與文化實踐。比如Sennett（2008）所描述的塑造高水平技能的耐心追求或精心制作物品的工藝敏感性，並沒有消失。McRobbie（2016，第13-14頁及第6章）對Sennett理想化的工藝提出了保留意見，尤其是因為他對性別的處理方式。但他的工作仍然為「創意者」的話語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規范性反敘述。

如果我們停止談論創意經濟，會有什麼損失嗎？幾乎沒有。我們仍然有辦法討論人類的創造力和原創性。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清晰地談論那些繼續存在但長期被一個便利標簽遮蔽的多樣化文化實踐，而這個標簽將經濟置於主導地位並如此堅持地塑造了公共話語。這無疑是對重新思考的一種邀請。

(菲利普·施萊辛格: 創意經濟全球正統觀念的發明 / Schlesinger, P. (2016). The creative economy: invention of a global orthodoxy.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0(1), 73–90. https://doi.org/10.1080/13511610.2016.1201651)

觀念的實踐體現

文化政策絕不僅僅關注經濟成果。但其對通過定量衡量問責制的重點關注已經為在文化領域介入的機構設定了參數——無論這些機構是藝術委員會、博物館和畫廊、公共服務廣播公司、歌劇院和管弦樂團還是劇院和圖書館。這將我們帶入“文化中介者”的領域，這個術語由布迪厄（Bourdieu 1984）有影響力地提出。這是一個直到最近才受到關注的領域，現在正在引起學術界的興趣（Smith Maguire 和 Matthews 2014）。

創意經濟正統觀念在英國的影響的一個典型例子可以通過BBC的案例來說明，BBC仍然是英國主要的主流文化和新聞機構，也是全球行使“軟實力”的重要品牌。

BBC的未來定位將在名為《憲章審查》的程序結束後決定。新的《憲章》將持續至2027年。審查旨在作為每十年進行一次的反思期，重新審視BBC的宗旨、范圍和規模，並為英國公眾（進而為越來越多接觸BBC內容的全球觀眾）制定新的協議。

在政治壓力下，BBC試圖重新定義其合法性。為了准備《憲章審查》，BBC向英國政府提交的咨詢文件具有標志性的標題——《英勇創意英國》。不僅僅是標題表明了其加入創意俱樂部的意圖，BBC還表達了其成為「英國的創意伙伴及展示這個國家非凡人才和其偉大公共機構所完成工作的平台」的雄心（BBC 2015, 6）。英國政府對此作出了回應，要求BBC將「支持創意產業[...]作為其運營的核心，注意減少任何不當的市場影響」（DCMS 2016b, 10）。

BBC的案例反映了創意產業思維的日益普及。不斷變化的園丁和愛國營銷者的混合話語，完美地捕捉了關於文化在公共領域中作用的反思性、模式化的討論方式，這種方式貫穿於藝術機構、支持機構、政府乃至高等教育。隨時准備成為創意伙伴的機構通過對國家或全球經濟的有用性來宣揚其美德和相關性。

可以從英國主要藝術和文化組織經常發布的出版物中輕松判斷這種思維的廣泛性。其滲透的深度可以通過我最近對英國文化機構的一些研究來說明，在這些研究中，我與同事們一起揭示了政府政策干預在塑造被官方指定為創意經濟一部分的機構工作中的意識形態力量。盡管這些工作揭示了一些當前英國實踐的特點，但它們具有更廣泛的比較意義。

接下來，我希望以特定意義使用「文化中介」這一術語：描述那些旨在使創意經濟更有效地運作、以符合國家追求的總體目標為使命的公共機構。在這方面，盡管這裡的例子涉及英國的機構，但這些機構所追求的組織理性是全球許多被設立以在文化中進行有目的干預的機構的典型代表。

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這些支持機構所在的獨特制度環境的重要性。它們是由一系列政策理念的獨特歷史以及當下對在競爭性創意經濟中進行干預和建設的相關知識的時尚思考所塑造的。每個機構都與其政治主子和資助者、客戶以及各種規模的企業相連。最典型的是，這些企業大多是中小型企業或微型企業。

我們的一項研究，采用了當代歷史和文化社會學的形式，涉及英國電影委員會（UKFC）的創建、發展和消亡（Doyle et al. 2015）。UKFC是2000年設立的戰略機構，旨在為英國電影產業和文化帶來難以捉摸的「可持續性」。它位於倫敦，機構的生命周期持續了十多年。電影政策在文化和經濟目標之間不斷搖擺，成為現在在英國實施的更廣泛的創意產業政策的原型。盡管進入了數字時代，電影政策仍然保留著某種獨特性，這突顯了在創意產業框架內持續存在的獨立部門的重要性。

經過十年的干預，隨著該機構的消亡，真正根本性的變化並未發生：關鍵是，英國電影業仍然是分散的——「不可持續的」。盡管如此，還是有一些積極的成果：英國電影業的主要支持形式——美國對英國電影制作的外來投資增加了；英國票房收入有所增長；展覽的數字化進程加快；地區電影資助有所增加。諷刺的是，獲得奧斯卡獎的電影《國王的演講》是一個已經消亡的機構的顯著成功，它部分資助了這部電影的制作。

創意產業政策的政治設計者——第一屆新工黨政府——出於工業原因設立了電影委員會。直到那時，主要承擔文化角色的英國電影協會（BFI）成為了從屬機構。這強烈地表明了工業目的相對於文化政策的重要性。十年後，英國電影委員會在2010-2015年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初期，由保守黨部長以所謂的效率理由迅速關閉。諷刺的是，通過將其職能轉移到英國電影協會，花費的錢比節省的還要多。如今，這一機構本身也被重新定位為一個跨越工業和文化優先事項的創意產業機構，這些優先事項常常相互衝突（BFI 2012）。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英國的電影政策已經產生了一堆廢棄的機構——每一個最初都被設立為提高效率的手段。然而，未曾改變的是國家對管理主要文化產業的興趣。

我們的第二個案例涉及對蘇格蘭一家商業支持機構——文化企業辦公室（CEO）的民族志社會學研究。該機構由一群公共部門機構在2001年於格拉斯哥成立（Schlesinger, Selfe, and Munro 2015a）。CEO的成立是創意轉變的真正體現，代表了當時在英國各地發生的類似舉措。

歐盟委員會在全球競爭的背景下尋求一項戰略，這體現在歐洲2020計劃以及為制定歐洲文化議程所採取的步驟中。《綠皮書》指向了自此以來成為戰略關注的「數字經濟」：創建「真正的在線內容和服務單一市場」；一個創新聯盟將「加強CCIs作為創新和結構變革催化劑的作用」；以及知識產權戰略，尤其是「權利的使用和管理」（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6, 8）。

創意產業話語的擴散不均

儘管創意政策的轉變並未在歐盟內部產生統一的思維方式，但毫無疑問，它已經影響了政策制定圈子中關於文化的思考方式。兩個回應例證了這一點。還有其他例子可以提及。

在意大利，2009年歐洲創意和創新年啟動，當地的目標是「提高對創意和創新的認識，這是個人、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關鍵能力」（Rolando 2009, 1）。這涉及到在2007年出版的《創意白皮書》（Libro bianco sulla creatività）後，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由已故經濟學家Walter Santagata主持的《白皮書》集中於工業部門，而不是創意工作的類別。它區分了物質文化、內容產業和藝術與歷史遺產。用Stefano Rolando的話來說，其目的是將「‘美麗與實用’的價值」結合起來。倫敦十年前的創意轉變，並在那時得到了布魯塞爾的認可，促使人們試圖衡量意大利創意部門的總價值，特別是它們佔GDP和勞動力的百分比。

Santagata的報告旨在描繪一個意大利「創意模式」，以促進國家發展並為國際比較建立統計基礎。指定的14個活動領域類似於但顯著不同於英國DCMS的老生常談。它們包括創意城市、設計和物質文化、時尚、建築、知識經濟、廣告、電影、電視、廣播、出版、食品產業、當代藝術、音樂和文化遺產（Santagata 2007, XI）。

各國在包括或排除哪些創意產業方面仍然存在差異，這與各國的不同機構發展有關。在德國，討論「創意產業」的起點是Kulturwirtschaft一詞。2007年，基於其報告《德國文化》，德國聯邦議會同意了一個官方聯邦定義，旨在為研究和分析帶來統計一致性。

「創意產業」一詞通常廣泛適用於那些主要以商業為導向並致力於創作、生產、分發和/或媒介流通文化/創意產品和服務的文化或創意企業。

「文化產業」的定義包括以下核心部門：音樂產業、文學市場、藝術市場、電影產業、廣播、表演藝術、設計產業、建築和新聞界。「創意產業」則包含了廣告業、軟件/遊戲業以及被稱為「其他」的類別。（參見Projektzukunft 2008, 5; Reich 2013, 16 的原翻譯）

這是一種關於分類主題的變體，在這種情況下，創意產業顯然從屬於文化產業。德國和意大利的例子都將分類需求與衡量的願望聯繫在一起，這對於創意經濟的全球治理越來越重要，也是一個像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這樣的機構所關注的政策問題。

到2012年，如何衡量文化創意產業（CCIs）的問題已經正式列入歐盟議程。與其他地方廣泛討論的論點（Cooke 和 De Propris 2011; Cunningham 2014）並行，創新政策也被調整，以納入對創意經濟敏感的“智慧專業化策略”。KEA（2012, 30）受委託“創建一個基準測試框架……或一組指標，以衡量重點關注當地經濟發展的政策通過文化創意產業實現”。新的框架旨在幫助歐洲的地區和城市中心獲取歐盟結構基金，新工具包的核心重點是“影響當地經濟和業務發展的政策工具”（KEA 2012, 3）。儘管不均勻，歐盟內正在建立一種主導的視角。

上述方法延伸至歐洲議會（EP）。在其文化和教育委員會的一份關於如何利用文化促進凝聚力的報告中，呼籲超越經濟的歐洲團結，明確承認當前經濟危機引發的緊張和壓力。該報告談到“範式轉變”，承認“文化的不同維度”之間的聯繫，指出歐洲政策中的關鍵舉措，但也直言不諱地強調這種承認的不足，認為文化不僅僅是“部門而是資源”，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這可能以多種方式增強歐盟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並“保持歐洲烏托邦的生命力”（歐洲議會2012, 10, 15）。

雖然“文化”一詞是根據歐洲議會的廣泛偏好來使用，但其壓倒性的焦點在於其經濟和社會用途，強調了目前重視工具性方法，受創意經濟思維影響的傾向。因此，在布魯塞爾和倫敦，歐洲文化的經濟價值常常以一種熟悉的方式概括：創意部門佔歐洲GDP的3%以上，並雇用了約3%的歐盟勞動力（EC 2016）。

隨著在歐洲發生的這些區域性變化，這些思想的全球化最好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三份創意經濟報告來說明，其中第一份於2008年出版，稱創意經濟為涵蓋所有形式文化工作的“新發展範式”。多樣的政治體制和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塑造了最初在倫敦產生的這些思想的具體接受度。這些思想在東亞、中國和大洋洲已經本土化（Flew 2012）。

現在有人認為，2013年聯合國三份報告的版本對主流話語提出了挑戰，實際上是從內部顛覆了它。人們對於恢復“文化經濟”這一概念寄予厚望——強調文化而非經濟，強調社會而非個體（Isar 2015）。雖然這些觀點並不佔主流，但它們是創意經濟話語的國際反對話語的一部分。

創意經濟的誕生

從日益普及的創意產業談話到現在主導局面的創意經濟的衍生詞，這是一個很短的步驟。我們可以將這個說法解釋為一個邀請，讓我們將指定的產業視為系統地相互連接，作為一個整體。英國商業顧問約翰·霍金斯（John Howkins，2001年）首次有效地推廣了這一概念。像英國文化媒體和體育部（DCMS）一樣，他強調了知識產權的價值以及隨之而來的「全球比較優勢之戰」。從這個角度來看，創意變得有趣，因為它與「人力資本」掛鉤——一種類比的術語，首先定義人類為各種投資對象——以教育為首——這可能會提升勞動品質（Becker，2008年）。

大多數情況下，「創意經濟」一直是一個動員口號。它與一系列相關理念一起被提出——並伴隨相關的實踐干預。這種不斷的概念遊行包括「創意城市」、「創意創新」、「創意技能」、「創意教育」和「創意生態」。此外，隨著過去十年數字革命在各地重塑政策思維，「創意轉向」產生了複合的新詞彙，試圖捕捉當前在生產、流通和消費方面的轉型：「數字創意經濟」就是一個例子。

歐盟提供了一個有啟發性的擴散案例研究。儘管並非所有成員國都以同樣的熱情接受創意經濟的理念，但歐洲委員會（EC）逐漸被贏得，將其視為需要考慮的事情。創意和文化產業（CCIs）是歐洲文化議程的核心，這是歐盟里斯本增長與就業戰略的一部分，該戰略最初於2000年3月提出 [直接引用於Schlesinger、Selfe和Munro（2015a, 15）]。2007年5月，歐洲理事會認可了CCIs在支持里斯本戰略方面可能發揮的作用，而2008年4月，歐洲議會（EP）歡迎理事會和委員會認識到文化和創意對歐洲項目的重要性。

歐洲議會特別提到了一份由布魯塞爾顧問公司KEA在2006年為歐盟委員會委託撰寫的報告《歐洲的文化經濟學》，這無疑為歐盟的「創意轉向」奠定了基礎。隨後出現了大量的其他報告。事實上，創意轉向已經全球化，我們可以注意到另一個主要的當代參考點。《2013年創意經濟報告》（聯合國，2013年）及其2008年和2010年的前身版本為隨後的大量全球辯論和政策工作設定了框架。

歐盟使用CCI這一表述作為一種外交平衡，權衡強調文化產業的國家和強調創意產業的國家之間的利益，但總體上它目前傾向於文化的經濟化。

在為歐盟委員會撰寫的第二份主要報告《文化對創意的影響》中，KEA（2009年，3頁；加重號）進一步重塑了概念景觀，並以這種方式提出了問題：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文化對創意的影響，這是經濟和社會創新的動力。

由於「製造層面的生產力提升已不足以建立競爭優勢」，所需的是「以文化為基礎的創意——這種超越生產的思維使得蘋果成為全球設計領域的巨頭，或使維珍航空提升長途航空的‘體驗’」。從政策角度來看，此論點旨在將創意納入創新政策，其目標之一是「將歐洲打造成創意之地」，並建立新計劃、機構和監管框架以支持「創意和文化合作」。然而，關鍵目標——目前仍在進行中，涉及多方合作——是「建立一個創意指數（包括一套32個指標），旨在評估歐盟成員國的創意環境，並通過藝術和文化促進歐洲創意生態的發展」（KEA 2009, 9）。創意經濟政策議程從一開始就是向各國政府推動政策制定重點轉變的呼籲。

到2010年，歐盟內部達到了明顯的轉折點，此時創意經濟已成為歐盟委員會（EC）既定觀念的一部分。其《綠皮書》（European Commission 2010）是一個總結，涵蓋了文化創意產業（CCIs）可能在任何地方為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以及目前已成為常識的關於它們的性質和角色的討論。《綠皮書》（EC 2010, 5）旨在「捕捉整個歐盟範圍內賦予‘文化’和‘創意’這些術語的各種含義，反映歐洲的文化多樣性」。它將「文化產業」定義為生產和分發商品或服務，這些商品或服務在開發時被認為具有某種特定屬性、用途或目的，能夠體現或傳達文化表達，無論它們可能具有的商業價值。除了傳統的藝術部門（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化遺產——包括公共部門）外，它們還包括電影、DVD和視頻、電視和廣播、視頻遊戲、新媒體、音樂、書籍和報刊。而「創意產業」則是以文化為投入，具有文化維度，儘管它們的產出主要是功能性的。它們包括將創意元素融入更廣泛過程的建築和設計，以及平面設計、時尚設計或廣告等子部門。

（上續）這段引文——反映了15年後的深思——概括了創意經濟信仰體系的核心要點。

然而，並非史密斯的書成為了這一話語的原始基石。回首往事，令人驚訝的是，一份權宜之計的政策文件在生成初步討論框架時竟然產生了如此大的影響力。英國DCMS在第一份《創意產業映射文件》中對創意產業的定義，不僅在英語圈內廣泛引用，而且在全球範圍內廣為流傳。

那些源於個人創造力、技能和才華的活動，具有通過生成和利用知識產權來創造財富和就業的潛力。（1998, 3）

關鍵的一步是將13個不同的文化實踐領域集合起來，將它們指定為「產業」，從而構建了一個新的政策對象，其核心目的是——並仍然是——「最大化國內外的經濟影響」。此外，通過使知識產權的利用變得如此重要，文化價值的複雜性被從屬於經濟價值。

一些人譴責這種方法是新自由主義的極致——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被理解為在自由市場中讚頌個人主義的創業精神。作為一種糾正，在他們關於新工黨文化政策的權威新書中，赫斯蒙達爾赫等人（Hesmondhalgh et al.，2015）正確地指出了英國創意界所追求的更廣泛目標——藝術支出的增加、社會包容的努力、教育抱負等。或許問題在於，這些其他目標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充當了經濟中心性的平衡力。

當然，「創意轉向」是有前兆的。一種有影響力的相關思想歷史解釋認為，概念之旅始於霍克海默和阿多諾（Horkheimer 和 Adorno，1997 [1944]）批判的大眾傳播的「文化工業」。隨後，這種方法被英國的加納姆（Garnham，1990 [1984]）和法國的米耶（Miège，2004 [1984]）等人物重新表述，他們發展了「文化產業」（媒體是其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文化的政治經濟化成為左翼政策制定者追求文化產業政策的知識基礎，作為應對城市衰退和去工業化的一種方式，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尤其是在法國），它還是爭取必要的物質條件以對抗文化帝國主義的一部分（Mattelart, Delcourt, Mattelart 1983）。後來，新工黨在其「創意產業」的比喻中重新編碼了這些關注點。從那時起，無論其支持者的政治色彩或其政治體制的性質如何，這一特定表述已被不斷廣泛地使用。

創意產業思想成為一種可以應用或修改的藍圖。閱讀官方和學術文獻，你會發現「產業」的數量和類型可能會而且確實在不同國家之間有所不同。然後，有時「文化產業」可能會被仔細區分於「創意產業」，文化通常被描繪為更為根本或社會象徵性生產的核心（The Work Foundation 2007）。然而，保持共同且基本未受干擾的是許多國家所追求的總體戰略：即，將創意產業，後來的「創意經濟」，構建為一個可以管理的政策對象，以主要實現經濟，有時也實現社會結果，以提高競爭力。

國家文化的經濟化是一個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吸引力的命題。任何國家都可以採用它，政策轉移已被證明相對容易。創意產業的概念是多變的，可以很容易地本土化以適應當地情況。它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政策，也可以成為聯合國倡導的發展理念（Keane 2007；聯合國2013）。它可以在超國家、國家或次國家層面以及地區或城市中使用。因此，創意國家、地區和城市如今已成為競爭格局的一部分，大家都視之為理所當然。首先，策展機構創造了新的空間，然後它們尋求雇用自己來修剪自己設計的草坪和樹籬。

因此，例如，所謂的「創意地點營造」（Markusen 2014）本質上是一個不安定的、未完成的過程，因為不斷需要找到新的品牌差異化標誌，並制定新的政策，以便在電影、電視、遊戲、大型活動或表演等領域更好地競爭。或者，必須找到新的激勵措施來刺激地球上搜尋位置和重新安置的需求。這意味著文化盛會的市場對於志同道合者和創意顧問的建議需求永遠不會枯竭。學術評論的連續流動也不會枯竭，對新生代的指導在如何最好地準備自己追求創意創業夢想方面的教誨也不會枯竭。

如果英國首先採取了政策措施，那麼在美國，最著名的學術干預最初是由經濟學家理查德·凱夫斯（Richard Caves，2000年）所開創的。他是首位對創意產業進行嚴肅書籍長度分析的人。他的作品避免了現在司空見慣的對該術語的迷戀。他寫到多種「創意產品」具有某種共同特徵——正確地指出，電影、錄音音樂、視覺藝術以及文化活動和表演的製作在成功或失敗的任何計算方面都是高度風險的。凱夫斯專注於相關行業的合同細節和產業組織。他並沒有創建一個統一的政策對象，那是留給其他人去做的。

緊隨其後，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2002年）以完全不同的、更大眾化的風格登上舞台，提出並推崇「創意階級」的崛起。實質上，他向政策制定者售賣了一個具有吸引力的觀念，即幾乎三分之一的美國人可以被歸類為「創意」階級，並且通過確保從事文化工作的人的本地條件適宜，廣泛的地方可以被轉變為創意城市或地區。在這個古德納（Gouldner，1979年）的新階級理論的新潮版中，原本的符號操作知識分子被重新塑造成生產性的創意者。當然，更早的後工業社會理論家如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1973年）已經預示了這樣的思想，但沒有如此響亮的政策影響。

這裡並不是詳細解構這些主張所依據的不同形式話語的地方。在這樣一篇不完全實現的文章中，或許可以讓這些主張存在，並提供偶然的例證，而不是試圖提供詳盡的論證。如果我們以該領域內近期學術作品的匯編作為不同陣營聚集在不同概念旗幟下的存在證據，這些作品就提供了一個有用的標誌，例如，“創意經濟”的擁護者與“文化經濟”的倡導者之間的分歧（Jones, Lorenzen, and Sapsed 2015; Oakley, O’Connor）。對於後者，圍繞這一術語進行集結，可能為那些反對文化經濟化的人提供了一個替代的起點。

**近期話語的政治性**

創意經濟話語的起源確實是政治性的，嚴格來說，因為正是政府所持的立場最常成為這種觀點的主要推動者。鑑於其再生性質，許多話語本身落入了另一個特定的從屬類別，即政策制定和實際實施的專家領域（Maasen, Weingart 2005）。

那些出現在報告、議會辯論和文化領域學術作品中的官方和專家話語，通常不加批判地被媒體報導所循環使用，被不少尋求資金的學者所認真對待，最重要的是，成為在文化領域中行動和影響的中介機構實踐的一部分。這種融入思想和實踐的過程發生在全球系統的各個相互連接的層面上：如聯合國（特別是教科文組織）這樣的世界機構；歐盟（EU）等區域實體內部；當然，還包括各國國內。

要理解某一特定形式的政治話語是如何形成和傳播的，我們需要解釋其存在的條件——特別是生產者的能動性、他們可用的物質和象徵性手段以及他們追求的利益。我們可以將這些話語視為存在於作為競爭空間的知識場域中的：在這些場域中，特定群體和個體通過爭論、提供證據和構建象徵性表徵來追求策略，並且在爭取公眾注意力和在政府及公共機構中獲得影響力的競爭中，展開激烈的角逐。

布迪厄（Bourdieu, 1993）所稱的「神聖化循環」——即名聲的發展——在推銷政策時顯得相當獨特。這與為藝術品或藝術家創造需求的情況不同。相反地，它是一種將某種意識形態充斥市場，以排擠或邊緣化其他替代選擇的過程。要建立和捍衛這種象徵性資本，需要不斷努力確保某一套定義的主導地位。正是這種需要不斷進行的行動來確保定義優勢，解釋了政策領域中持續（即使不斷修改）的話語生產。

如果說在政策政治中，爭取注意力以及隨之而來的佔據可信度的制高點是論爭的核心，那麼資源的分配以準備話語策略在公共領域中的表現如何也變得至關重要。

在制定政策框架方面，結構性優勢通常（但不一定總是）屬於官方和專家來源，這些來源在向媒體報導預製內容時往往會推銷一個相對簡單的敘述。典型例子是，英國政府在2015年的《創意產業經濟估計》中告訴我們，英國每12個工作崗位中就有一個屬於創意經濟，而創意產業佔總就業的5.6%，並且佔英國經濟總營業額的5%（DCMS, 2015, 4）。這成為了頭條新聞——更重要的是，成為了常識。

如果我們僅限於考慮那些出現在公共領域的政策結果，我們將無法認識到，在幕後的政策社群內部，已經進行了大量遊說和操作以偏袒某些選擇。看似權威的聲明通常是政府和相關政策精英內部進行選擇和闡述的隱秘過程的結果。這些過程是隱秘的，因為它們主要在幕後進行。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是秘密的。通過研究，有時可以重建這些過程（Schlesinger, 2009）。

**創意轉向**

所謂的創意轉向是如何變得如此普遍的？所謂的「創意經濟」又應該是什麼？

這個故事可以用多種方式講述。一個具有啟發性的說法如下。1997-1998年間，由英國新工黨（New Labour）政府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領導的首屆政府推廣了「創意產業」一詞，這一術語被確定為國家議程中的重要內容。隨後，這些觀念超越了英國，逐步轉向全球範疇。創意產業的話語在文化、媒體和體育部（DCMS）由新工黨部長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及其團隊作為一個政治經濟項目進行開發。智庫、政策顧問和業界人士提供的專業知識對塑造政策過程起到了重要作用（Hesmondhalgh 等, 2015）。

社會語言學家諾曼·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 2000, 22-23）顯示，「關於全球經濟的假設」導致了對英國與其他國家競爭的強調，這是一個旨在改善英國競爭地位的「重建項目」。在英國，無論哪個政府掌權，這一框架依然存在。

因此，與那些認為知識分子在我們的社會中充其量只是邊緣力量的觀點相反——即他們已經成為僅僅的「解釋者」，而不是鮑曼（Bauman, 1992）所認為的「立法者」——顯然有一批公共政策知識分子渴望通過話語和行動來塑造文化政策的世界。話語和相關政策提案的產生已在英國持續了約二十年，且不僅限於此，因為這些觀念已通過政策空間和機構在全球範圍內流通，並且，這些觀念逐漸深入國際學術研究和教學之中。

回顧過去，前英國文化部長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 2013）——他自己也是政策知識分子的一部分——曾表示：

「1998年——作為新當選的工黨政府的文化、媒體和體育部長，我出版了一本書《創意英國》（Creative Britain）。在書中，我主張藝術屬於每個人，而不僅僅是少數特權階層；而且創意產業——依賴個人藝術創造力而成功的產業——已經從邊緣走向英國經濟的中心，並為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健康帶來了巨大收益。我呼籲將培育和慶祝創意人才作為政治議程的核心。」

The creative economy: invention of a global orthodoxy by Philip Schlesinger
菲利普·施莱辛格: 创意经济全球正统观念的发明

在對不同形式的學術寫作進行反思時，哲學家維廉·弗盧瑟（Vilém Flusser，2002年，第194頁）曾指出，「散文不僅僅是思想的表達，更是將思想作為承諾生活的起點」。這一特定表達方式的優點對於我當前的目的非常具有吸引力，因為這涉及到對一個重要論點的執著追求。弗盧瑟將這種論述風格與他所謂的「論文的學術主義」相對立，後者聲稱具備嚴謹性和超然性。如果他是我們的當代人，寫的是關於創意經濟的文章，他可能會譴責「證據導向政策」的迷信，這正是我要在此描述的話語的關鍵。

這篇文章比我希望的散文風格要少一些，更符合《創新》雜誌30周年紀念文章的要求，自然也必須引用參考文獻，因為許多讀者對細節並不熟悉。略帶論戰的語調是對學究氣和含糊其辭的贊同的一種必要解毒劑。我越來越感到，很難不以贊許的態度、幾乎毫無批判性地談論「創意產業」和「創意經濟」。這些詞匯目前主導著關於文化的政策辯論和媒體討論。這種話語的主導地位已經成為在數字時代重新思考文化和文化工作複雜性的一種概念和實踐障礙。簡而言之，我認為創意經濟的概念越來越模糊和排擠那些在某種程度上不受經濟考慮支配的文化觀念。聰明的政策制定者和精明的政府顧問知道這一點，並且他們的證據建立在不確定的基礎上——至少，他們私下是這樣告訴我的。這類對話中的內容大多不會進入公共領域，因為將文化轉化為經濟價值的權宜之計被認為是當今唯一真正可理解和可銷售的公式。這是我在對這一主題的實證研究和參與中得出的結論之一。

文化分析家喬治·尤迪斯（George Yúdice）描述了一種他稱之為「文化的權宜之計」的特定版本如何主導了公共話語和全球及國家的關鍵機構。他認為，國家對文化的興趣目前通過工具性和功利主義的論據得到了合法化。他首先指出，這是由於全球化世界中移民規模的擴大：這使得「利用文化作為國家的權宜之計」來為公民建立共同的價值體系變得成問題。其次，他認為，在美國，冷戰意識形態競爭的結束導致了對藝術的大量公共補助的撤銷。隨後迅速出現了「文化的擴展概念，可以解決包括創造就業在內的問題。……因為幾乎所有文化領域的參與者都采用了這種策略，文化不再被體驗、重視或理解為超然的存在」。這意味著「藝術家正在被引導去管理社會」，並且成為了一群「管理專業人士」的專門關注對象（Yúdice 2003，第11-12頁）。在後文討論「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時會進一步考慮這一點。

這一專業群體不僅包括文化官僚，還包括學者，這一點我可以作證。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長期深度參與了英國多個與文化和媒體相關的機構的工作，擔任董事會成員或顧問。這一經驗強化了我的看法，即在文化政策領域，對主流思想的務實適應——如果你願意，可以稱之為缺乏信念的順從——是對堅定信仰的一種功能性和非常有效的替代。

由於這篇文章是在剖析一種具有韌性的意識形態，很可能會被志同道合的批評者引用，但在真正關鍵的地方——即那些擁有最大權力來制定文化政策策略和實踐的人——會被忽視。這是一個觀察，當然不是一種抱怨，因為我們可以，也確實會在“知識場域”（借用皮埃爾·布迪厄的說法）中選擇我們佔據的位置，而這些決定適當地塑造了我們隨後追求的策略。正如我以前寫過的關於這一主題的文章（Schlesinger 2007, 2009, 2013）一樣，我知道核心論點將會被創意經濟信徒信仰體系的韌性外殼所反彈。對於志同道合的國際批評同行（Bustamante 2011）的相關工作，也可以說是如此。確實存在一種“對抗性話語”（Vötsch 和 Weiskopf），它批判了創意經濟思想的假設和盲點，但儘管具有分析重要性，這並沒有影響到其看似不可阻擋的進程。因此，在這些問題上被忽視，也許反而賦予了一種怪異的榮譽徽章。這並不是說有興趣的和爭論的各方不能相當禮貌地甚至友好地討論他們的不同觀點。而是當涉及到論點和分析的公開投射時，並沒有出現很大的思想碰撞。相反地，對立的觀點越來越傾向於自我維持和自我封閉。

(Schlesinger, P. [2016]. The creative economy: invention of a global orthodoxy.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0(1), 73–90. https://doi.org/10.1080/13511610.2016.1201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