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垦APP：认知诗学、克里斯蒂瓦和雅各布森互动框

为了扩大三者之间的讨论，可尝试通过提出具体的问题、引入新的理论和学科视角、结合当代文化与科技发展、实际应用分析、个人创作体验，以及进行批判性思考等方式，将现有的讨论引向更深层次和广泛领域。这不仅能拓展现有的知识视野，还能为未来研究或创作提供更丰富的灵感和策略。

提出具体的问题或案例研究

在爱垦網之前的讨论基础上，或可提出与“认知诗学”、克里斯蒂瓦的符号学、雅各布森的诗性理论等相关的具体问题或实际案例。比如：如何通过认知诗学的视角分析某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克里斯蒂瓦的符号与象征理论如何影响创作者的语言选择？通过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具体文本或案例中，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其实际意义和影响。

引入新理论或跨学科视角

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或学科视角，比如情感地理学（Affective Geography）、符号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或其他领域的研究，帮助垦友更全面地理解“认知诗学”和“诗性/文学性”的问题。例如，探讨如何将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与认知诗学结合，分析情感与文学阅读过程中的认知反应之间的关系。这种跨学科的探讨可以丰富讨论的深度和广度。

结合现代文化或科技发展

探讨认知诗学或克里斯蒂瓦的符号学理论在当代科技背景下的应用。比如，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来研究和展现诗性与文学性？这类探讨不仅能扩展垦友对这些理论的理解，也能与当下的文化技术发展相结合，产生新的见解。

拓展讨论至文化创意产业的实际应用

进一步讨论这些理论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实际应用。比如，认知诗学如何影响电影、游戏、艺术创作中的叙事结构？克里斯蒂瓦的互文性如何应用于多媒体创作中？也可以将这些理论与非营利组织或地方文化创意项目结合，探讨它们对情感唤起、社会行动等方面的潜在影响。

引入个人创作体验或具体项目构想

如果垦友有自己在文学创作或文化项目中的实际经验，可以将这些理论与个人的实践结合，探讨它们在具体创作过程中的应用和挑战。也可以提出一个具体项目的构想，并分析如何运用“认知诗学”或“符号学”理论来增强创意和社会影响力。

开展对话式的批判性讨论

通过辩证或批判性的方式对这些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比如：认知诗学是否能够完全解释文学创作中的直觉性和情感性？克里斯蒂瓦的符号与象征理论是否在所有文化背景下都适用，还是存在局限性？通过这种批判性思考，可以激发新的想法，并深化对这些课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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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APP：作為「呼喚型内容」的古詩

在中國古代，書信不僅是交流工具，也常常在詩歌中被用來表達深刻的情感與思想。在這些詩歌中，書信成為了一種「呼喚型物體」，能夠喚起讀者對特定情境、情感和歷史的共鳴——

蘇軾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這首詞是蘇軾寫給亡妻王弗的悼念詞。盡管不是一封實際的書信，但它以書信的形式向亡妻傾訴思念。詞中「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的深情表達，將對亡妻的思念與悔恨通過這封「心靈書信」傳達給讀者。這種書信形式喚起了人們對逝去親人的懷念和共鳴，成為呼喚情感的重要物件。

杜甫的《春望》

杜甫在《春望》中寫道：「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這裡的「家書」成為戰亂中維系家國情感的紐帶。書信的珍貴不僅在於它傳遞了信息，更在於它承載了戰亂時期親人之間深切的思念與關懷。通過這句詩，杜甫將書信的情感價值放大，使其成為讀者共鳴的「呼喚性物體」。

李清照的《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

這首詞中，李清照以「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表達了對丈夫趙明誠的思念。雖然詞中沒有直接提到書信，但這種情感的表達形式與書信的情感功能相似。詞中的情感如同一封寫不出的書信，將思念和愁苦深深植入讀者的心中，形成強烈的情感呼喚。

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在這首詩中寫道：「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首送別詩可以看作是一封隱喻的書信，表達了對朋友的深情厚誼和離別之痛。這首詩通過簡潔的語言喚起了讀者對友誼、離別和人生旅途的思考，具有強烈的情感共鳴效果。

范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

范成大在這組詩中寫道：「最是秋風管閒事，紅欄桿外萬重山。」其中，家書成為了詩人表達鄉愁和思念的重要媒介。書信不僅是思鄉的載體，更成為連接家鄉與遠方的情感紐帶。在詩人的筆下，書信作為情感的承載者，喚起了對家鄉、對親人的深刻懷念。

這些詩歌中的書信或書信形式的表達，不僅傳遞了信息，更深層次地喚起了特定的情感和思想。通過書信這一「呼喚性物件」，詩人將個人的情感、社會的動蕩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深刻聯系展現在讀者面前，使得書信成為了情感共鳴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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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呼喚型文本翻譯的現狀

整理的文獻中有眾多的譯本研究和翻譯策略總結，通過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呼喚型文本翻譯的種類和數量都是非常多的，其中又以應用翻譯體裁為主。如文獻中所涉及的企業簡介、公示語、高校簡介、旅游文本、電影片名、中文菜單等翻譯，都屬於呼喚型文本的翻譯。應用翻譯體裁注重信息傳遞，注重效果表達，文本的「信息」和「呼喚」功能突出，根據呼喚型文本的翻譯策略進行翻譯，可以順利地達到翻譯的目的。同時，大量的應用翻譯實踐也證明了，將文本類型與翻譯策略結合起來，這一辦法是可行的。

由於交際翻譯本身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所以關於呼喚型文本的翻譯理論和策略主要以交際翻譯為主。其他翻譯理論在呼喚型文本翻譯中的應用和研究仍然存在巨大潛力。另外，呼喚型文本翻譯的研究是可以選取某一角度進行深化的，如以呼喚型文本中的「廣告」為例，可以進行翻譯補償的策略研究，並且呼喚型文本翻譯強調以讀者為中心，與「歸化翻譯」又有相似之處，也值得我們進行挖掘研究。

四、結語

當然，無論翻譯理論還是翻譯策略，都必須依靠譯者扎實的語言基本功和翻譯能力，它們只是在翻譯的宏觀策略上為譯者指明了方向，代替不了具體的翻譯操作和技巧。呼喚型文本的核心是讀者，所以在翻譯時，譯者應發揮主觀能動性，服務於讀者。如綜合運用交際翻譯、翻譯補償理論，又不一味地追求交際翻譯和言後對等，造成譯文有失偏頗。

參考文獻：

[1]Newmark，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New York： Prentice Hall，1988.

[2]Newmark，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Pergamon Press.1981.

[3]李玉英，邱晴.呼喚型文本的翻譯補償策略[J].江西社會科學，2011，12：176-179.

[4]趙婧韜.紐馬克的文本類型理論及翻譯方法探究[D].湖南：湖南師范大學，2011.

[5]惠新華.從言後效果對等的角度透視幽默元素的翻譯——走進歐·亨利的幽默藝術寶庫[D].北京：北京語言大學，2011.

[6]崔曉彤.呼喚型文本的翻譯策略 ——以《創意練習30天》（節選）為例[D].山東：山東師范大學，2015.

[7]顧小穎.簡論紐馬克的翻譯二分法：語義翻譯和交際翻譯[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8，（07）：116-117.

[8]陳譜順，胡勇.呼喚型文本的翻譯補償——以廣告的翻譯為例[J].江西教育學院學報，2011，（32）5：103-105.

作者簡介：

周濤，大連外國語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
凡淑麗，沈陽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

聯系：qyzylordemedia@yandex.com
原載：校園英語·中旬 2017年4期

關鍵詞：翻譯理論；呼唤性翻譯；文獻綜述；呼唤性语篇；文本類型理論 呼喚型文本 翻譯理論 文獻綜述；

周濤凡淑麗·呼喚型文本翻譯研究的文獻綜述

【摘要】根據文本的不同功能，彼特·紐馬克（Peter Newmark）將文本分為六大類，呼喚型文本是其中主要的一種文本類型。本文首先介紹了呼喚型文本翻譯的主要內容，然後對相關的翻譯理論、研究現狀進行了文獻綜述，並在此基礎上，對呼喚型文本翻譯研究的前景進行了展望。

前言

尤金·奈達說過，翻譯是「人們所能從事的最複雜的腦力勞動」。而為了做好翻譯，通過仔細分析翻譯文本，對文本的特點進行總結，可以在翻譯策略的選擇和翻譯理論的運用上做到有的放矢，更加有針對性，所以文本類型與翻譯方法的研究就極為必要。本文主要根據彼特·紐馬克的文本類型理論，對呼喚型文本的翻譯研究進行文獻綜述，了解呼喚型文本翻譯的發展歷程，希望對呼喚型文本翻譯的研究現狀進行總結，發現存在的問題，助力於相應的翻譯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過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上對主題詞「呼喚型文本翻譯」進行檢索，搜索到從2004年到2016年的相關論文共41篇。通過對檢索結果進行分類，其中，涉及到呼喚型文本翻譯理論的論文8篇，涉及具體某類呼喚型文本翻譯策略的論文12篇，運用呼喚型文本理論進行譯本分析的論文20篇，既有理論研究又有實踐應用；由檢索結果也可以看出，關於此類研究的論文數量有逐年增多的趨勢，可見呼喚型文本翻譯越來越受到重視；此文獻綜述將以這份檢索結果為基礎，對呼喚型文本翻譯研究進行整理總結。

二、呼喚型文本及其相關翻譯理論

1.呼喚型文本。文本作為翻譯的原材料，其在翻譯過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般來說，我們通常以題材來區別文本，如科技類、文學類等。而英國著名的翻譯理論家彼特·紐馬克則通過語言的不同功能來劃分文本類型。紐馬克在總結布勒（Karl Buhler）和雅各布森（Jacobson）的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將語言的功能分為六種：表達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 ）、呼喚功能（Vocative Function）、審美功能（Aesthetic Function）、寒暄功能（Phatic Function）和元語言功能（Metalanguage Function）。

並根據文本的功能，將文本主要分為表達型文本、呼喚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其中，呼喚型文本主要強調語言的呼喚功能，其核心是呼喚讀者做出反應或行動，引起讀者的共鳴、思考，主要包括告示、說明書、宣傳冊、政治口號、廣告、取悅讀者為目的的通俗小說等。這類文本的特點是以讀者為中心，比如廣告文本的最終目的就是吸引消費者產生消費活動。需要注意的是，很少有文本是純粹某種文本類型，很多文本是三者兼而有之。

因此，呼喚型文本翻譯要以讀者為中心，實現信息的傳遞和對讀者的情感呼應。譯文應該考慮譯文讀者的理解能力，使讀者能夠迅速地理解和接受。鑑於其功能和宗旨，涉及呼喚型文本翻譯的理論也有很多。

2.呼喚型文本翻譯的相關理論。與呼喚型文本翻譯相關的理論主要有：交際翻譯法、翻譯補償策略、言後對等理論。

紐馬克在提出了文本類型理論之後，也提出了相應的翻譯方法。紐馬克翻譯理論的核心是語義翻譯法和交際翻譯。紐馬克對語義翻譯的闡釋是：「譯者只在目的語句法和意義的限制內，試圖再現原作者的准確語境意義」。因此，語義翻譯往往會盡可能地忠實於原文的內容和形式，重視作者的原意。與此相對的是，交際翻譯則試圖傳達原文確切的語境含義，重視傳遞原文的表達效果，重視讀者的理解與接受。交際翻譯給了譯者較大的自由，譯者可以創造性地發揮，實現一定的交際目的。所以，在進行呼喚型文本翻譯時，可以采用紐馬克的交際翻譯法。國內學者關於呼喚型文本翻譯理論的論文大部分都聚焦於交際翻譯。

另一個與呼喚型文本翻譯對應的理論是呼喚型文本的翻譯補償。翻譯作為一種跨語言和文化的交際活動，受到文化習俗、思維方式等方面限制。此外，呼喚型文本翻譯具有的以讀者為中心的傾向，翻譯過程中源語的信息、功能和效果無法准確地傳達出來，就產生了翻譯損失。因此，呼喚型文本的翻譯補償就十分必要。相應的，補償翻譯需要通過一定的翻譯策略來實現，比如轉換法、強化法等。

國內針對呼喚型文本翻譯補償策略的研究還很少，學者李玉英、邱晴的論文《呼喚型文本的翻譯補償策略》以及陳譜順、胡勇的論文《呼喚型文本的翻譯補償—以廣告的翻譯為例》對這方面的理論有較為詳細的闡釋。他們的論文對翻譯補償的類型及呼喚型文本翻譯補償常用的方法進行了總結。

呼喚型文本翻譯以讀者為中心，注重讀者做出預期的反應與行動，所以言後對等也是呼喚型文本翻譯的一個重要原則。根據奧斯汀（J. L. Austin）的言語行為理論，言語行為分為言內行為、言外行為和言後行為。而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翻譯行為，就是要實現翻譯在這三個層面上的對等。其中，言後對等就是使譯文對譯語讀者所產生的效果與原文對源語讀者所產生的效果對等。呼喚型文本翻譯注重讀者的反應，這種效果正是呼喚型文本翻譯所要追求的。呼喚型文本的特點及其翻譯目的都決定了呼喚型文本翻譯實現言後對等的必要。在董愛華的《言後對等和呼喚型實用文本翻譯》中提到了這一點。

此外，還有學者提出了在翻譯呼喚型文本要發揮譯者的主體性，實現功能等值等原則。

愛墾APP: 流散羣體“無器官身體”

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無器官身體」場域可以被理解為超越個人的，它並不僅僅局限於個體的經驗，而是涵蓋了更廣泛的、跨個體和跨領域的生成過程。

無器官身體的非個體性（Impersonal Nature）

在德勒茲和瓜塔里的哲學中，「無器官身體」不僅指某個個體的身體，它代表的是脫離功能性器官結構的力量場域，是欲望、感知、力量和情感流動的開放空間。這個場域是非個人化的（impersonal），超越了個體的界限。它不是指生理學上的身體，也不是由個人欲望、身份或主觀性主導的，而是由力量的流動和生成所構成的。無器官身體是去中心化的，它消解了傳統的個體性，轉而成為一種多重生成、無邊界的場域。

生成過程的集體性與多重性（Collective and Multiplicitous Becoming）：

無器官身體是一種生成的平面，超越了個人的自我認同或心理結構，涉及到集體的、社會的、文化的生成。德勒茲和瓜塔里提到，它是一個開放的平面，可以吸納多種欲望和力量的流動，而這些流動可能來自多個個體、群體、甚至是社會系統。比如，流散族群或社會運動可以被視為一種集體性的「無器官身體」，因為它們也是在不斷生成、解構和重新組織的過程中。

這種生成並不局限於某個個體，而是通過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產生的。它既是個體的生成，同時也是超越個體的，甚至是文化和歷史的生成過程。這表明「無器官身體」涉及到更廣泛的力量體系，而這些體系並非由個體控制。

去疆域化的跨個人維度（Deterritorialization Beyond the Personal）

「無器官身體」與德勒茲和瓜塔裡的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概念緊密相關。去疆域化不僅發生在個人層面上，它常常跨越個體、文化和社會，打破固定的結構和秩序。例如，一個文化群體或社會在遭遇歷史性轉變（如移民、戰爭、經濟動蕩）時，會經歷一種去疆域化的過程，形成一種「無器官身體」的集體狀態。這意味著，去疆域化是一種超越個人的現象，涉及到社會結構、政治體系、甚至全球化過程。

在這種情況下，無器官身體場域成為個人、群體和更大社會力量的交匯點。無器官身體並不僅僅是一個個體的概念，而是一個更廣泛的、多維度的生成過程，涉及到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的不斷交替。

無器官身體與社會機器（BwO and Social Machines）

德勒茲和瓜塔里還將無器官身體與社會機器（social machines）聯系在一起。他們認為，社會結構本身也可以視為無器官身體的一部分。例如，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國家機器或戰爭機器，都是在無器官身體的生成平面上運作的。社會機器由無數個人的欲望和力量構成，但並不等同於個體，它們超越了個體的意圖和控制，成為一種系統性的生成力量。

這表明無器官身體不僅僅是個體的、身體的場域，而是與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緊密相連的跨個體生成機制。

非個體化的欲望機器（Desiring Machines Beyond the Individual）

在德勒茲和瓜塔里的欲望機器（desiring-machines）理論中，欲望同樣不局限於個人的主觀需求或心理，它是生產性的、社會性的，貫穿於無數個體和群體之間的關系網絡。欲望機器在無器官身體的平面上運作，持續生成新的連接和解構，這些生成過程超越了個體的邊界。因此，無器官身體可以被看作是一種集體性的、跨個體的生成力量場域。

無器官身體（BwO）場域確實是超越個人的。它不僅指代個體的經驗或身體，而是代表了生成、去疆域化、再疆域化的跨個人、集體性過程。無器官身體是一種力量流動的開放場域，涵蓋了個人、群體、社會甚至文化層面的生成。通過欲望機器、去疆域化和社會機器等概念，無器官身體擴展為一個超越個體邊界的、多重生成的場所。

愛墾APP: 德勒兹對話意念科學

以下「意念科學」中常見的論點，與德勒茲的「平面」、「無器官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和「皺褶」（Fold）等核心概念可能聯系起來。下面將逐一分析這些概念與德勒茲哲學的關係：

「宇宙有一種無所不在的能量，稱之為『生命體能量』」：德勒茲的「平面」（Plane of Immanence）恰好可以解釋這種無所不在的能量概念。在德勒茲的哲學中，平面指的是一種存在的統一場域，所有的生命和物質都在這個平面上共存、相互作用，不存在等級劃分。這與「生命體能量」遍佈宇宙、連接萬物的觀點相符，所有的事物都在同一個平面上運作，並且能量是這種運作的基礎。

「從外在刺激抽身、向內專注，慈悲心讓腦部躍升到一種充滿能量的高度感官覺」：德勒茲的「無器官身體」概念可以幫助解釋這點。無器官身體是指去掉了功能性或固定用途的身體，能夠超越原有的局限性，進入一種潛能無限的狀態。通過抽離外界干擾，專注內在，個體的身體和意識不再受到原有結構的限制，從而進入一個更高感官覺知狀態，這與德勒茲所描述的超越固定身體形態、激發無窮潛能的無器官身體極為吻合。

「意念能給無生物『充滿』能量」：這個論點可以通過德勒茲的「皺褶」（Fold）概念來理解。皺褶的概念打破了傳統的內外二分法，表明意識與物質之間沒有固定的界限，它們可以相互折疊、相互滲透。意念可以通過皺褶影響無生物，把自身的能量傳遞到物質世界中。這種意識對物質的影響體現了德勒茲關於意識與物質的動態交互和轉化。

「對抗別人的負面意念最有效的方法是唸正教的禱告文」：從德勒茲的角度來看，禱文作為語言的實踐，可以被視作一種重新構造「無器官身體」的方式。通過言語（禱文）的重覆和儀式化，個體可以在平面上重新組織自我，構建出不同的能量狀態，從而抵御外界負面影響。這與德勒茲對語言的生成力量和身體的去功能化過程相呼應。

「宇宙所有物質都與零點能量場互動」：這個觀點可以與德勒茲的「平面」概念直接相關。德勒茲認為，所有事物都在同一平面上相互作用，並且沒有一個獨立的、分離的存在。零點能量場的概念本身就是一種統一的場域，萬物都參與其中，不斷交換能量。這與德勒茲的平面理論的核心思想相符，即所有的生命和物質都在一個統一的場域中運作。

「量子粒子被認為是憑空蹦出來的，導致毫無原因的能量擺動」：這個論點與德勒茲的「差異與重覆」概念相關。德勒茲認為，差異是世界運作的核心，所有的存在都是差異性的表現，而這些差異性的重覆則不斷產生新的變動。量子粒子的隨機出現與消失可以看作是差異的生成與消解，隨機擺動本身是對差異不斷生成的表現。

「意識是一種不受我們身體局限的物質，是一條理分明的能量，有能力改變物質事件」：這個觀點可以通過「無器官身體」來理解。無器官身體指的是一個超越傳統器官功能的存在，意識不再受限於身體的物理結構，而是一種自由流動的能量，具有重塑物質和事件的潛力。德勒茲認為，意識是一種創造性的力量，它可以通過復雜的折疊（fold）作用，影響和改變物質世界。

「以心控物」能力超越時間、空間的限制：德勒茲的「皺褶」理論可以解釋這種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能力。在皺褶的結構中，內外的邊界是模糊的，時間和空間本身也是流動的，能夠被折疊和重新塑造。通過意識的「皺褶」作用，個體能夠跨越物質世界的物理限制，達到與物質直接互動的效果。這種互動可以超越傳統時間與空間的觀念，正如意念科學中的「以心控物」所描述的那樣。

意念科學中常見的論點，如宇宙能量、意識超越物質、禱文的作用等，都可以通過德勒茲的「平面」、「無器官身體」和「皺褶」等核心概念找到哲學上的呼應。德勒茲的哲學強調的是一種流動性、生成性和無界限的存在狀態，與意念科學中的能量和意識的動態互動高度契合。

[廚師親自去菜市場選購]

她對構成她作品的原料的內在質量極為關注，親自去中央菜市場選購最上乘的臀部肉、小腿肉和小牛腿，就好象米開朗琪羅當年為修建朱爾二世的陵墓而用八個月時間去卡拉雷山區挑選最上等的大理石。……這一天使弗朗索瓦絲體驗到偉大創造者的熾熱信心……

[疲倦]

我初來乍到那天，還以為自己永遠也無法在這張床上安歇呢！現在，疲倦已極的四肢要在這里尋求一個支撐。因此，我的大腿、我的臀部、我的肩膀，一個接一個地從各個點上盡量與包著床墊的單子合成一體，似乎我的疲倦有如一位雕刻家，打算取得一個完整的人體模具。

[貌由心生]

他假惺惺低下他那與撲過粉的臉蛋形成鮮明對比的染黑的眼睫毛，使他活像格雷戈描繪的一個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然而這個神甫卻令人生畏，看上去像個被停止職權的神甫。練習他的嗜好和保護這種秘密嗜好的必要性強迫他作出各種妥協，結果恰好把男爵試圖掩飾的東西暴露在臉孔的表面，這東西就是被說成道德敗壞的放蕩生活，實際上，無論出於什麼原因，這種道德敗壞都能一望而知，因為它遲早要具體地表現出來，擴散在容貌上，尤其在面頰和眼睛四周，正如在生理上黃赭增多是一種肝病的表現，令人厭惡的紅斑是一種皮膚病的表現那樣。此外，從前被德·夏呂斯先生埋藏在他自己最隱秘內心深處的邪惡如今卻像油脂一樣，不僅浮現在這種涂脂抹粉的面孔的雙頰，確切地說，下垂的臉頰上，浮現在他那自由放縱而且開始肥胖的軀體的豐滿胸脯、滾圓臀部上，而且現在已溢露於他的言談之間了。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延續閱讀)

讀者反應批評（英語：Reader-response criticism），是文學理論的一種流派，主要關注讀者及其對文學作品的感受。

發展：儘管文學理論長期以來便已關注讀者在創造文學作品的意義和感受中的作用，但現代的讀者反應批評始於20世紀60、70 代的美國與德國。讀者反應批評運動將焦點從文本轉移到讀者[1] ，認為情感反應是批評的合理出發點。 [2] 由於關注讀者的解釋活動，讀者反應批評的實踐不同於支持文本自主性的理論，例如：形式主義和新批評；以及新近的評論運動，例如；結構主義、符號學和解構主義。 [2]

讀者回應批評的代表人物有Norman N. Holland、費許、沃爾夫岡、堯斯 [3]。1929年，瑞洽慈分析劍橋大學生的誤讀，成為讀者回應批評的重要先驅；在《文學探索》 （Literature as Exploration, 1938）中，路意斯·羅森布萊特指出，教師應避免強加任何「對作品做出正確反應的先入為主觀念」。

讀者反應批評，認為讀者是積極的代理人，賦予作品「真實的存在」，通過解釋來完成作品的意義。讀者反應批評中，文學是一種表演藝術，每個讀者都可以創造自己的、獨特的、與文本相關的表演。另一方面，讀者反應批評，認為閱讀仍是由文本決定，且受詮釋傳統限制，從而避免描述的主觀性。 [3][4]  讀者反應批評與形式主義和新批評理論完全對立，後兩者忽視讀者在文學作品再創作中的作用。[5] 新批評強調，只有文本的內容才是文本意義的一部分，訴諸作者的權威或意圖，乃「意圖謬誤」（英語：Intentional fallacy）；而訴諸讀者心理，則為「感應謬誤」（英語：Affective fallacy）

註腳

Das, Bijay Kumar.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Fifthe Edition. New Delhi: Atlantic Publishers & Dist. 2007: 214. ISBN 978-81-269-0457-0.

Johnson, Nan. Reader‐response and the pathos principle. Rhetoric Review. 1988-03-01, 6 (2): 152–166. ISSN 0735-0198. doi:10.1080/07350198809359160.

Bennett, Andrew. Readers and Reading. Oxon: Routledge. 1995: 32. ISBN 978-0-582-21290-9.

許銘全. 讀者反應批評. 台灣文學辭典資料庫. [2023-08-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2-02）.

Fragoulaki, Maria. Kinship in Thucydides: Intercommunal Ties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Oxford: OUP Oxford. 2013: 26. ISBN 978-0-19-969777-9.

文獻

Tompkins, Jane P. (ed.) (1980).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018-2401-X.

Tyson, Lois (2006). 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 2nd edn. Routledge, New York and London.

（原載：https://zh.wikipedia.org）


相关：呼唤型造物  evocative object  The Etymology of Vocative Linguistic Theory on Vocative

接受美學 

(續上) 從AI年代的情動書寫来說，人的孤獨與異化這話題，是越来越来需要深入發展。隨著科技的進步，特別是社交媒體的興起，現代社會的孤獨感反而顯得更加嚴重。許多學者已經就這一現象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孤獨感與科技的關係：盡管社交媒體本質上是為了連接人們，它往往卻加劇了孤立感。用戶被社交媒體上的表面聯系所取代，深層次的人際互動減少。研究顯示，人們在社交媒體上不斷與他人比較，尤其是那些看似「完美」的生活，反而導致了更強的孤獨和不滿足感。這種現象被稱為「社交媒體悖論」（social media paradox）——連接越多，孤獨感卻越深。

研究案例

Jean Twenge 在她的著作《iGen》中分析了科技對千禧一代和 Z 世代的影響，發現這些人群中孤獨感的增加與社交媒體的使用有很大關係。她指出，雖然社交媒體為人們提供了即時的社交連接，但長時間的使用卻往往與更高的抑郁和孤獨感相關。

Sherry Turkle 在《Alone Together》中探討了「我們孤獨但一起」的現象。她認為，科技帶來的「淺層聯系」使人們無法建立深層次的情感連接，導致了更大的孤獨感。她也指出，社交媒體讓人們逃避現實中的社交互動，進一步增強了這種孤獨感。

Julianne Holt-Lunstad 的研究表明，孤獨感和社會隔離感與健康問題（如心臟病、抑郁症）的風險增加有關。她的研究同樣提到，社交媒體雖然增加了互動的表象，但卻削弱了現實世界中更具情感深度的互動。

在這些研究中，學者們一致認為，盡管科技和社交媒體旨在加強人際聯系，但實際效果往往是負面的。科技讓我們接觸更多的人，但也讓人們在真正情感上的聯系變得稀缺。因此，現代社會的孤獨感在科技的推動下不僅沒有減弱，反而顯得更加嚴重。

這與作家韓江在作品中對現代個體孤立與存在危機的探討不謀而合。她在小說中表現出的個人疏離、痛苦以及對社會的反抗，也可以視作對現代科技和社交媒體時代孤獨感的文學回應。

Sherry Turkle 在《Alone Together》中探討了科技，尤其是社交媒體、智能手機等技術，如何影響了人類的關係和自我認知。她的核心論點是：

科技與孤獨的悖論：盡管科技本意是為了連接人們，然而它實際上在許多情況下加劇了人類的孤獨感。人們越來越依賴數字設備進行社交，而不是面對面的互動。這種虛擬連接往往是「淺層次」的，無法替代深層次的情感交流。

人與機器的關係：Turkle 強調了人類與技術（如人工智能、機器人）的關係日益緊密，這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方式。她指出，社交媒體上的互動方式更多是基於即時反饋和自我展示，而不是實質性的情感交流。

情感的偽裝：社交媒體讓人們有機會通過精心編輯的內容來展示「完美」的生活，掩蓋了真實的情感狀態。這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變得更加表面化和短暫化，反而增加了孤立感。

從「一起孤獨」到「孤獨中的連接」：Turkle 指出，我們表面上看似被連在一起，但實際上，人們在科技的幫助下變得更加孤立。特別是通過手機、社交媒體等平台，人們常常失去了面對面溝通的能力和欲望，轉而沉浸在數字世界裡。

數字時代的自我認知：她探討了人們在技術中尋找自我確認的現象。例如，許多人通過社交媒體的「點贊」或評論來衡量自身的價值，而這可能導致自我認知的失衡。

《Alone Together》的關鍵觀點在於，雖然科技讓人們變得表面上更為連接，但實際上，它削弱了人們的情感聯系，反而使孤獨感和疏離感更為嚴重。

Sherry Turkle 的研究引發了關於現代科技對人際關係和社會影響的廣泛討論，並為如何在人類與技術之間找到平衡提出了重要的思考。

愛墾APP：70後存在主義對抗孤獨～～存在主義對1970年以後出生的學者與作家，包括韓江（Han Kang），依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尤其是在個人存在、自由、死亡、孤獨和人類處境的探討上。雖然存在主義作為一個哲學流派在20世紀中期達到了高峰，但其核心思想繼續影響後來的文學創作，尤其是那些關注人類個體在荒謬世界中的掙扎的作家。

通過呼喚的覺醒：在海德格爾的哲學中，呼喚促使個體意識到自己與存在的關係，而互相呼喚則可以促使個體意識到，自身與他者或世界的深層關係。兩者都牽涉一種覺醒過程，只不過海德格爾的側重在於對「存在」的覺醒，而互相呼喚更多是涉及情感或文化意義上的覺醒。

超越日常：海德格爾的呼喚試圖讓個體超越日常的瑣碎生活，進入一種更加本真的存在狀態；互相呼喚也是讓個體超越單一的自我，進入一種與他人、與文化的更深層次互動。

差異點

方向性：內在 vs. 互動：海德格爾的呼喚是一個個體化、內在的過程，是一個人對其本真性的覺醒，側重的是個體與自我的關係。而互相呼喚則是一種雙向互動，它不僅僅是個體覺醒，還包括個體與他人、與世界之間的互動性喚起。互相呼喚更注重關係性和共同創造的動態過程。

社會性與共創：互相呼喚概念涉及人與人、人與環境的共創過程，強調的是一種共同創造的體驗和情感共享的過程，特別是在文化創意和情感表達中。這與海德格爾的個體性呼喚不同，後者更關注個體如何通過自我反思而獲得對自身存在的深刻理解。

文化與情感的呼喚：互相呼喚更多與文化、情感和創意的領域相關。例如，在地方文化創意和情感體驗中，我們討論的是如何通過故事、文化符號、情感空間喚起共同的體驗，而這種呼喚往往是基於文化互動的。在海德格爾的呼喚中，文化因素的考量相對較少，它更多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存在論思考。

應用上的差異

海德格爾的「呼喚」主要應用於個體的哲學反思與存在問題，它是內向的，旨在讓個體認識到自己在世中的獨特性和責任感。

互相呼喚則可以應用於文化創意、文旅體驗、地方文化再生產等領域，它更具有社會性和實踐性，旨在通過情感和文化的共鳴，達到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的深層次聯系和共同創造。

總結

海德格爾的呼喚哲學關注個體對存在的反思和覺醒，而愛墾討論的互相呼喚概念則側重於人與人、人與文化之間的互動和共鳴。兩者都涉及喚起意識的過程，但海德格爾的呼喚是內在的、單向的，而互相呼喚是雙向的、關係性的，它不僅是個體的覺醒，也是群體的共創過程。在文創領域互，相呼喚尤其重要，因為它強調了通過情感和文化互動，創造出一種共享的意義和體驗。

愛墾APP: 情感、欲望與身體體驗～～海德格爾的「呼喚」（Ruf）哲學源自他的存在論，尤其體現在《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中對「良知呼喚」（Gewis-sensruf）的討論。對於海德格爾而言，「呼喚」代表了來自存在本身的呼喚，促使「此在」（Dasein）轉向自身的本真狀態，重新思考其在世存在的真實性。海德格爾強調「呼喚」並非源自外部，而是一種內在的召喚，是此在面對自己生存困境時的一種覺醒。良知的呼喚使人意識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沉淪狀態，並促使個體掙脫這些瑣碎和分散的生活，重新獲得對「存在」的深刻理解。

海德格爾「呼喚」的關鍵特點：

個體化的內在召喚：海德格爾的呼喚是對個體的召喚，使其從「非本真」的生活狀態中蘇醒，回歸其真實的「本真」（Eigentlichkeit）存在。它是一種個體性的體驗，強調個體在面對存在時的責任。

引導本真性：通過呼喚，海德格爾希望個體能夠放下日常「閒言碎語」（Gerede），回歸對存在的思考，這種呼喚是一種內心的自我覺醒和反思。

無聲的、未明確的：呼喚不是通過言語發出，而是通過一種無聲的、未明言的方式進行。這與語言和邏輯分析無關，而是通過一種感性的覺察和存在的感知來實現。

現在來看我們討論的「互相呼喚」（reciprocal evocation）概念，它與海德格爾的呼喚哲學有一些共同點，但也存在重要差異。

相似點

喚起感性的回應：兩者都涉及喚起一種感性或情感上的反應。無論是海德格爾的存在呼喚，還是我們討論的互相呼喚，都強調在個體內部激發一種深刻的意識覺醒或情感共鳴。

愛墾APP:個體或群體情感體驗的具身化：吉爾·德勒茲的視角～～吉爾·德勒茲的理論，尤其是他關於情感、生成、以及「無器官的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 BwO）的思想，提出個體或群體的情感體驗，可以通過轉化成為更具動態性和流動性的「身體」得以增強。德勒茲，特別是在與費利克斯·加塔利的合作中，提出了一種哲學框架，認為身體不僅僅是一個生物學上的或靜態的實體，而是一個持續變化和與其他力量、情感、體驗不斷連接的表達場域。

德勒茲理論中支持這一觀點的關鍵概念：

「無器官的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 BwO）：德勒茲和加塔利的「無器官的身體」概念指的是一種逃脫了社會規范、結構或生物決定論所施加的僵化組織和固定功能的身體。他們將身體視為一種強度或流動的平面，在這個平面上，情感、欲望和體驗自由地循環和互動，而不受器官或結構預設功能的限制。

情感體驗，無論是個體的還是群體的，都是在無器官的身體上具身化的，而這個身體始終處於「生成」的狀態，而不是固定不變的。情感的「身體」不是一個靜態的形式，而是一個充滿潛能的場域，其中情感、感受和強度不斷流動並重塑自我或集體。在這個意義上，身體成為了情感可能性的場所，而非一個具體的形式。

例如：一場抗議運動可以被視為情感強度的集體身體。社區中的共同憤怒、希望或改變的欲望，並不僅僅體現於個體身上，而是在通過行動、符號和互動表達這些情感的集體之中得以具現化。

情感與生成

在德勒茲的思想中，情感不僅僅是一種個人情緒，而是一種穿越身體並將其連接到更大集合體或環境的前個體力量或強度。情感是非個人的、變革性的，存在於意識思維之外，具有創造新主體形式的能力。

情感的體驗引發生成，這是一種打破主體或群體固定身份的轉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個體或群體不斷被欲望、環境和情感遭遇所影響，並重塑自我。

因此，個體或群體的情感體驗不僅存於自身內部，還通過擴展和轉化成新的具身形式——德勒茲稱之為生成。這些生成不受生物身體的限制，而是延展到新的物質、社會和關系構造之中。

例如：一個面對危機的社區中，個體的恐懼情感可能會演變為集體的「生成韌性」，恐懼轉化為集體的團結、新的社會實踐以及增強的社區紐帶。這種集體的「身體」不僅僅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存在，更是一種持續的情感轉化過程。

組裝體

德勒茲的組裝體（assemblage或agencement）概念指的是身體總是更大關系網絡或系統的一部分。這些組裝體由物質和非物質成分構成，包括情感、欲望、社會結構和環境因素。

個體或群體的情感體驗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總是屬於更大的組裝體。情感體驗轉化為「身體」的過程發生在這些體驗與其他身體、力量和結構互動時，創造了新的集體存在形式。

組裝體是動態且流動的，不斷在情感和欲望流動的驅使下形成、解體和重組。在這個意義上，情感的身體是一種暫時的、不斷變化的組裝體，反映了個體或群體內部持續的生成過程。

例如：一個將藝術、音樂和社區凝聚在一起的文化節就是一個組裝體，在這個組裝體中，個體的情感（喜悅、懷舊、慶祝）與集體的文化表達互動，形成了一種短暫但充滿力量的「身體」之共享體驗。這個身體不是一個穩定的形式，而是情感力量、欲望和社會實踐的活躍互動。

德勒茲理論中的情感體驗具身化

在德勒茲的哲學框架中，個體或群體的情感體驗可以通過生成的持續過程、無器官的身體的流動性以及組裝體的動態來增強為「身體」。這個「身體」不是一個固定的生物實體，而是一個情感流動和強度的場所，在這裡，轉化、連接和新主體性、集體性形式的生成始終在進行。

因此，德勒茲的思想讓我們看到，情感體驗的具身化是一種更為廣泛和動態的過程——創造出新的身體，既有個體的，也有集體的，這些身體不斷進化，並被情感力量所重新定義。


[後記] 2025，愛墾網創立16載；陳明發博士轉行文創研究與推廣第28年。雖然焦頭爛額沒啥獎項可領，但自告奮勇的事還干得不少。實踐多了，面對自己原創的或經手發布出去的5、6萬筆內容，多少有些心得。自信還有點前瞻的價值。現陸續整理出來，答謝這麼多年來默默支持著我們的國內外友好。有些事恐怕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更不是一個人可能完成的。在泛政治的社會，更無異於緣木求魚。現留點檔案，有緣並有能力的人若及時看到，對鄉土轉型或有參考價值。

文创造物身体 德勒兹的“身体”概念 II 感觉者和被感觉物 情动地方志

村上春树的《挪威森林》：崩潰前，直子自我迷失了

直子名言：“死人永远是死人，但我们必须继续生活。”

直子是村上春樹小說中一位充滿脆弱感的角色。她曾與渡邊有過深厚的情感連接，但她始終無法從過去的創傷中走出，特別是她深愛的初戀男友的自殺給她帶來了無法愈合的心理創傷。直子的一生似乎都在自我封閉中度過，她無法與外部世界建立穩定的情感紐帶。最終也選擇了自殺，結束了她無法承受的內在痛苦。

                                                             （電影版《挪威的森林》中的綠子 [水原希子飾]）

情動轉折：直子的轉折點在於她內在的孤獨與外界無法對接的情感痛苦。她的情感發展從對過去的留戀到對生命的徹底失望，情感的壓抑與失落一步步導致她走向絕望和崩潰。這一情感的轉折過程表現為從渴望被理解到徹底的隔離，最終她的內心痛苦再也無法承受。

直子因內心的創傷而失去了自我，在無法承受情感痛苦的情況下，選擇了自殺。直子壓抑在過去的創傷中，無法釋放自己的痛苦，最終選擇了結束生命。直子始終處於無法與外界建立連接的孤獨中，精神上的孤立使她走向毀滅。

《挪威森林》：重塑情感前，緑子生存的欲望不息

綠子是《挪威森林》中與直子形成對比的女性角色，她像徵著某種生命力和生活的希望。她與渡邊的關係是開放和健康的，雖然她也經歷了痛苦和困惑，但她並沒有像直子那樣被孤獨和死亡所吞噬。綠子展現了一種堅韌，她的情感發展更趨向於接受現實和內心的複雜性，最終重建與外界的聯系。

情動轉折：綠子的情感發展從失落與不確定，逐漸轉向一種堅韌的生命力。這種情動的轉折體現在她與渡邊的關係中，從對失落的痛苦理解走向了對生活的接受。她通過情感的波動逐漸重新找到生活的意義與方向。

綠子雖然經歷了情感困惑，但她通過與外界建立新的聯系，最終找到生活的意義。綠子雖然也有痛苦，但她通過情感波動和與渡邊的聯系找到了生活的力量。綠子則逐漸從孤獨中走出來，嘗試與世界建立新的聯系，尋找新的情感歸屬。

自我身份的迷失與抗爭：因為社會、家庭或個人創傷，三人都經歷了自我身份的模糊或迷失，但情感的轉折方向有所不同：英慧通過身體上的拒絕釋放壓抑，直子則在孤獨中絕望，两人最终都走向崩潰和孤立，而綠子通過重新連接外界找到情感釋放、人生重建的途徑。多層次的生命體驗，從而引發了關於人類情感、欲望與社會壓迫之間複雜關係的深刻探討。通過「情動轉折」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她們各自的心理演變及其對生命意義的探索。

陳楨·村上春樹敗給韓江，他們女角的命運各有得失～～在韓國女作家韓江荣膺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宣佈前，日本的村上春樹再次登上“大熱門”的猜测中。當韓江獲獎的新聞正式公佈後，春樹迷好像早已經習慣了似地，并没有太大的反應。對鄰國獲得殊荣也没太多的意見，反正日本早已經拿過两次諾貝爾文學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反而是敏感的讀者聯想到，韓江和村上春樹著作中女角的命運，都是那麽的叫人在放下書卷時深感戚戚焉。

是否有那麽一刻，韓江《素食者》中的英慧，和村上春樹《挪威森林》中的直子與綠子，她們曾在不經意間彼此匆匆瞥過對方一眼，而似乎看見了自己的命運?

女性主义、東亞體制、两性關係、社會壓抑、個體救贖......，那是專家讀者的事。這裏想理解的是，在個人的“情動轉折”時分，三位女是否有所交會？

也就是她們在特定的情感狀態下，包括身體和情緒發生了變化。伴隨著內在衝突、外在壓力或自我意識的糾纏，往往便發生了不再回頭、重啟的越境事件。

英慧、直子和綠子這三位女性，在面對本身的痛苦、孤獨、欲望與自我尋找時，若能理解她們的情感、意識與行為上發生了什麽變化，我們便可能在德勒兹所說的虚擬時空平面上，找到她們命運交會的那個可能的叙事。

這個虚擬時空是必要的。在村上春樹筆下，《挪威森林》两女角的話語，通卷在對話與書信中给本身做了發聲。而在韓江筆下，《素食者》女角，卻始終沉默。即使一句最簡單的精神獨立宣言，“我再也不吃肉了。”也是出自她丈夫的叙述。而考慮到同一張口這麽形容妻子：“她既不特別漂亮，也不那麼吸引人，但她的平凡讓我感到舒服。”我們能期望從那兒公平、真實的了解英慧本人嗎？少了英慧自己的第一手話語，她和直子、緑子對得上話来嗎？

很久很久以前，讀了點佛洛伊德和榮格，以為書中的人、事與物，能輕鬆跳出書頁自在地對話，唯有潛意識在夢中當家作主時才可能發生。後来再讀點德勒兹和瓜塔里，懂得在個人的意識内層安置一片虚擬的平板，讓一切可能組合上来的覺知、情感與能量，在不設防、無邊界的機遇裏閒聊。這樣的話，即使英慧没有親自現身說法，我們也可以選擇其他来源的素材，例如把字裏行間的境况轉成電影畫面，再根據這不要語音的符號，去接触、體會叙事主角的情感世界。

當然，我們極可能因此而成為英慧丈夫、姐夫和姐姐第二，再度把她當成一個“他者”、“客體”與“工具”的危險。二度碎片化、片面化的看待，對她是更深、更大的傷害。雖說，她早已經無以復加地被傷害通透。

身為内在平面的主人

韓江《素食者》：精神崩潰前，英慧拒絕了自我的身體

英慧的生命經歷可以說是通過情動轉折來表達她對自我與世界的認知變化。她起初是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婦，但突然拒絕肉食並逐漸疏離日常生活，這一行為不僅是對肉體的拒絕，也是對社會和家庭制度的叛逆。隨著情感的轉變，她拒絕的不僅是食物，更是人與人之間的暴力、欲望和社會的控制。這種逐漸強化的拒絕使她從一位順從的妻子走向精神崩潰，並徹底與社會脫節。

情動轉折：英慧的轉折可以理解為從壓抑的平凡生活中被解放出來，經過身體的自我拒絕走向徹底的情感隔離。她的情感從對自我身份和欲望的模糊轉向對社會壓迫的無聲抗議，再走向精神的最終解體。這種情動過程是漸進的、複雜的，也深刻反映了她在壓迫性社會結構下對自我存在的絕望掙扎。

英慧通過拒絕肉食來抗拒壓迫性社會結構，但這種抗爭最終導致她的精神崩潰。英慧壓抑在婚姻和社會期望之下，通過拒絕食物和人際關係來釋放內在的痛苦。英慧的拒絕最終導致她與世界的徹底隔絕，她無法找到任何情感的安慰。

愛墾APP:性別與身體政治～～韓江《素食者》中的英慧呈現出的「不合作也不抵抗的姿態」吸引了學界的廣泛探討，尤其是在性別研究、精神分析和文學理論等領域。這種姿態往往被解讀為對主流社會規範、家庭和性別角色的一種反抗，同時也展現了對身體與社會關係的極端疏離。

性別與身體政治的角度

學者們常常從性別政治的角度分析英慧的沉默和被動姿態，認為這是對父權制社會的一種「無聲抗議」。在韓江的筆下，英慧通過拒絕飲食、性別角色和對自身身體的控制，拒絕了社會對她作為「女性」的期待。她的「不合作」被解讀為一種消極反抗，通過拒絕參與家庭、婚姻和社會的既定規則，來表達對這些體系的拒絕和批判。

這種不合作與不抵抗被視為她對物化自身、對暴力和壓迫的一種應對方式——通過沉默和身體的「退出」來進行自我保護。這種反應在性別研究中被認為是一種獨特的女性主義表達方式：她不是通過正面的抗爭或言語來反對壓迫，而是通過拒絕參與、拒絕語言、拒絕順從來構建自己作為「他者」的獨立性。

精神分析角度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英慧的姿態也引發了學術界關於「去主體化」和「創傷後反應」的討論。英慧似乎選擇了通過身體和欲望的壓制，來應對她內心深處的心理創傷。她的身體不再是欲望的載體，而是一種抵抗物，反映了她對過去壓抑、痛苦經驗的無聲回應。她不再與外界、他人產生真正的聯系，這種內在的斷裂、隔離，使得她的沉默變得更加複雜和具有像徵性。

後殖民與文化批判的角度

英慧的「不合作」也可以從文化批判和後殖民視角進行探討。一些學者將英慧的狀態與現代社會的異化經驗相聯系，認為她的行為像徵著個體在高度壓抑和規範化的社會中的疏離與解離。這種「拒絕」不僅僅是對個體身體的拒絕，更是對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社會控制、規範性權力的一種否定。

沉默作為敘事策略

學界也有探討韓江為何選擇讓英慧沉默。她的沉默和「非抵抗」不僅是故事中的情節安排，也是一種敘事策略。韓江通過讓英慧不發聲、不斷被他人解讀，將她的身體與欲望轉化為一種像徵物，使得她的形象成為社會、性別、身體等宏大問題的討論場所。這種敘事策略模糊了英慧的主觀性，使她成為解讀的「空白」，從而引發讀者對她作為「他者」的多重理解和解釋。

相關學術研究舉例

一些學者的研究進一步闡釋了英慧的「不合作」姿態。例如：李恩熙在其研究《性別與暴力的交織：<素食者中的身體敘事》中探討了英慧的沉默作為對身體暴力的反應，認為她拒絕參與社會性別角色的再生產，從而在沉默中呈現出一種對暴力與權力的不合作姿態。

金智敏的論文《英慧的身體：素食主義與女性主義》指出，英慧的身體成為被物化的對象，而她通過拒絕食物、拒絕與他人建立聯系，體現了對社會的逃離和對身體暴力的消極反抗。

總體來看，學界普遍認為英慧的「不合作也不抵抗」姿態是一種複雜的反抗形式，蘊含著對身體、欲望、性別和社會關係的深刻批判。通過身體的沉默和被動，英慧對現有秩序進行了隱晦的質疑和顛覆。

愛墾APP: 意念科學與時間研究～～在「意念科學」領域，研究時間（時間感知、時間與意識的關係等）問題的科學家們包括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物理學家和哲學家等。他們從不同學科的視角探討了時間與意識的關係，揭示時間如何影響我們的知覺、認知和現實體驗：

丹·拉克爾（Dan Lloyd）

丹·拉克爾是認知科學家，專注於時間和意識的關係，尤其是如何通過時間體驗來理解人類的意識和知覺，嘗試解答我們為何能夠感知連續時間流動的問題。

庫爾特·弗里斯（Karl Friston）

弗里斯頓是神經科學界領軍人物，提出「自由能原理」（Free Energy Principle），其中涉及時間的預測處理和感知；大腦如何在時間線上預測未來事件以維持其有序的認知狀態。

埃爾恩斯特·波皮爾（Ernst Pöppel）

波皮爾是德國神經科學家，專門研究人類的時間感知，特別是在微觀時間尺度上的感知能力，如我們如何在毫秒級別上處理感官輸入。他探討了時間窗對認知和意識的作用。

卡洛·羅韋利（Carlo Rovelli）

身為理論物理學家，羅韋利專注於量子引力與時間的關係。他的書《時間的秩序》（The Order of Time）探討了時間的本質和它在宇宙中的角色，提出時間在微觀和宏觀上的表現差異可能為理解意識與現實提供線索。

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懷特海是20世紀初的哲學家，他提出的「過程哲學」影響了很多關於時間、意識和現實的研究。他認為時間是動態過程，世界是由事件（而非靜止物體）構成的，這種思想影響了現代時間與意識研究的框架。

肖恩·卡羅爾（Sean Carroll）

理論物理學家卡羅爾研究時間的箭頭問題（時間為何單向流動），探討了時間與意識在量子力學框架下的聯系，提出量子世界中的時間可能與我們直觀感知的時間不同。

大衛·伊格爾曼（David Eagleman）

神經科學家伊格爾曼以時間感知研究聞名。他結合神經科學、認知心理學和哲學，探討了大腦如何處理時間，特別是在極端情況下，如瀕死體驗、夢境等。他的著作《時間的腦》（The Brain and Time）揭示了時間在意識中的塑造方式。認為時間感知並非固定或客觀的，而是由大腦根據環境、情境和經驗靈活調控的現象——

主觀時間 vs. 客觀時間：伊格爾曼強調主觀時間與物理學中的客觀時間不同，主觀時間因環境變化、情緒狀態、活動參與等因素而顯著改變。舉例來說，危險情境會讓時間「放慢」，而熟悉或無聊的情境則可能讓時間「加快」。

大腦對時間的構建：時間感並不像我們直接感知光或聲音那樣具體存在，而是大腦通過處理感官信息、記憶、預測等多種認知功能共同構建的。大腦會通過整合各種信息，如運動、視覺、聽覺等，產生對時間的感知。

記憶和時間感知：伊格爾曼探討了記憶與時間的關係，認為回憶豐富和細節多的事件讓人感到時間流逝緩慢，而單調無聊的生活節奏會讓我們感覺時間「飛逝」。因此，時間的主觀體驗與記憶的深度密切相關。

時間感知的神經基礎：書中分析了大腦中與時間感知有關的神經元活動，如基底神經節、額葉和小腦的作用，展示了它們如何通過協調動作和預測時間來管理我們的時序感知。

「時間的扭曲」（Time Dilation）：伊格爾曼詳細描述了為什麼在某些情境下（如應急情況或極度集中時）我們會感覺時間變慢。這一現象被稱為時間膨脹（time dilation），背後的原理是大腦在危急時刻會加速信息處理，使得我們感受到更多的細節，從而感覺時間被拉長。

「錯覺與時間感知」（Illusions of Time）：在此章節，伊格爾曼展示了時間感知的錯覺現象。例如，著名的「運動誘發時間錯覺」（chronostasis）——我們在快速轉頭時，瞬間會感覺時間似乎短暫靜止了一下。這一錯覺揭示了大腦如何在不連續的信息流中生成連續的時間感知。

「記憶與時間流逝的感知」（Memory and the Perception of Time Passing）：伊格爾曼解釋道，記憶是時間感知的關鍵。當我們的記憶充滿新鮮和細節時，我們的時間體驗往往更慢；相反，當生活變得重復且缺乏新鮮感時，時間似乎加速流逝。

通過對這些主題的探索，伊格爾曼的《時間的腦》帶領讀者理解了時間不僅僅是外界客觀存在的概念，而是人類大腦創造的主觀體驗。時間感知的複雜性，既依賴於神經機制，又受情境和心理狀態的強烈影響。

愛墾APP:George Kelly 的「個人建構理論」～～（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1955）與「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存在一些關聯，盡管二者源於不同的理論背景。Kelly的理論從個體心理學出發，關注人們如何通過個人建構理解世界，而情動轉折則更關注情感的作用與社會性。以下幾點說明了兩者的關聯——

對主體經驗的重視

個人建構理論：喬治凱利強調每個人都通過「個人建構」（personal constructs）去理解和預測世界。這些建構可以看作人們對世界的主觀解釋框架，每個人的建構系統都是其獨特的「心理模型」。Kelly 認為，個人建構是動態的，隨著經驗的變化而變化，這種變化會影響個體的行為和情感反應。

情動轉折：情動轉折同樣關注個體和集體對世界的主觀體驗，但更多聚焦在情感如何成為理解和響應世界的核心動力。情動轉折關注情感作為人類體驗的一個核心面向，如何在社會和文化中發揮作用，從而影響個體的行為和互動。情動理論學者認為，情感不只是個體內部的現象，還可以成為跨個體的集體體驗和認同的基礎。

情感在建構過程中的作用

個人建構理論：Kelly 的理論沒有直接討論情感，但他確實關注情感作為建構世界的附帶現象，即情感反應是建構系統運行過程中的結果。例如，當一個人無法成功運用其建構去解釋新事物時，會產生焦慮，情感在這裡作為「建構失效」的信號。

情動轉折：情動轉折學者（如 Massumi 和 Sedgwick）將情感視為構建和感知世界的核心，認為情感是一種先於理性、強烈的體驗。情動理論中，情感不是認知建構的附帶產物，而是主動塑造認知和行為的力量。換句話說，在情動轉折中，情感本身就是一種建構力量，超越了 Kelly 所定義的「理性建構系統」的界限。

動態變化和情感的適應性：個人建構理論：Kelly 的理論中，建構系統的適應性表現為個體在面對新環境或經驗時，能夠調整自己的建構系統。這種建構的「修訂」過程使得個體能夠靈活應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性。

情動轉折：情動轉折中的情感同樣具有適應性，但它的適應性在於情感對環境的即時響應和傳遞。例如，群體情感（如憤怒、喜悅）的迅速傳播，能夠讓人們對社會環境中的變化做出迅速反應。情動學者關注的不是建構的調整，而是情感如何即時在個體和群體間流動，從而在情感層面上產生迅速適應和反饋的作用。

社會文化與主體建構的互動：個人建構理論：Kelly 強調建構系統雖以個體為中心，但也會受到他人和環境的影響。例如，他的「角色建構復本測試」（Role Construct Repertory Test）旨在研究個體如何通過不同的社會角色理解他人，這展示了建構的社會性。

情動轉折：情動轉折則更明確地將情感視為社會文化的產物，認為情感的形成、表達和傳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社會文化結構。情感不再是「私密」或完全主觀的體驗，而是被理解為一種集體和社會的互動機制。情動轉折學者認為，情感在社會文化中能夠形成集體意識或推動社會變革，這種情感的跨個人性和社會性超越了 Kelly 的個體建構理論。

George Kelly 的個人建構理論與情動轉折有相似之處，即二者都關注人如何通過體驗去理解和應對世界。但個人建構理論主要側重個體的認知框架，而情動轉折更關注情感作為跨個體的力量和社會互動的動力。這兩者的關聯為理解人類體驗和行為提供了豐富的多維視角，既從認知和建構角度探索人類適應機制，也從情感的互動層面觀察社會如何通過情感實現集體行為和變革。

王德峰·藝術哲學

在人類生活體系中，藝術居於十分重要的位置，無法設想一個沒有藝術的人類世界會是什麼樣子。但是，藝術又是神秘的，它始終抵御對它的理論的解釋和法則的規定，它使歷史上的種種美學一再陷入困境。《藝術哲學》主張由美學向藝術哲學進展，圍繞藝術作品的「作品存在」這一核心問題，重新思考藝術與人類生活的本質關聯，反對把藝術看成是伴隨人類現實生活的裝飾物、娛樂品，或實現其他社會價值的工具。

作為對藝術的哲學思考，《藝術哲學》討論了藝術的六個方面的基本問題：藝術與真理的關係、藝術作品的存在方式、審美意象的基本類型、藝術家與藝術作品的創造、藝術作品的接受、五大類藝術的感知特性。這六個方面的討論，大體構成了藝術哲學探討的基本領域。藝術哲學是一個民族的美育的思想基礎，也是展開有價值的藝術批評的重要前提。《藝術哲學》為愛好藝術的青年欣賞、認識和思考藝術，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線索。

納博科夫：感知～～當新揭露出來的、我自己新鮮利落的四歲年紀的配方，面對父母的三十三及二十七歲年紀的配方時，我感到自己產生了一個變化。我受到了巨大的、令人鼓舞的震動。仿佛比五十個月以前那個號啕大哭的泡得半死的我（老習俗要求父母退到一扇門後，我的母親透過這扇半關的門，設法糾正了笨拙失誤的大長老康斯坦丁·維特韋尼斯基神父的錯誤）所經歷的希臘天主教的浸泡要更為神聖的方式接受第二次洗禮，我感到自己突然投入了明亮的流動的傳導體之中，這傳導體不是別的，正是純粹的時間元素。你和不是自己、但是被時間的共同流動和自己結合在一起的人們分享它——正如激動的洗海水浴的人們分享閃閃發亮的海水一樣，這是和空間世界很不相同的環境，空間世界不僅是人，而且連猿猴和蝴蝶都是能夠感知到的。在那一瞬間，我深切地意識到，那個二十七歲、穿著柔和的白色和粉紅色衣服、拉著我的左手的人是我的母親，而那個三十三歲的、穿著刺眼的白色和金色衣服、拉著我的右手的人是我的父親。我在他們兩個人之間，在他們平穩地向前行進的時候，我大搖大擺地走一陣，小跑一陣，再大搖大擺地走一陣，沿著小路的中間走過片片光影，今天我很容易就認出，這條小路正是我們家在俄國原聖彼得堡省的叫維拉的鄉村別墅的庭園里兩旁長著觀賞小櫟樹的小徑。確實，從我目前偏遠的、與世隔絕的、幾乎是杳無人跡的時間之山脊上，我把一九〇三年那個八月天的微小的自己看做在慶祝有意識的生命的誕生。如果拉我左手的人和拉我右手的人在以前曾同時在我嬰兒模糊的世界里出現過的話，也是在溫柔的不知姓名身份的面具之下出現的；但是現在我父親的穿著——那套騎兵衛隊的華麗軍裝，半身鎧甲的光滑的金燦燦的突起部在他的前胸和後背閃閃放光，像太陽一樣呈現出來，而且在以後的好幾年里我對父母的年齡一直保持著強烈的好奇，不斷要人家告訴我他們的歲數，好像一個心情緊張的乘客為了對一隻新表而詢問時間一樣。（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說吧，記憶：自傳追述》）

泰德·庫瑟:快樂的生日

這個傍晚，我坐在一扇敞開的窗戶旁

讀著書，直到光線全都消失，書

沒入黑暗，成了黑暗的一部分。

我能很輕易地打開燈，

但是我想乘坐著這一日進入夜晚，

我獨自坐著，用灰暗的手的幽靈，

將那不能讀的書頁撫平。

(2007-07-13 14:23:45)

（張文武/譯）

（續上）此外，在句子閱讀任務中，當句子中的動詞能夠暗示其後名詞的生命性特征時(比如「警告」的賓語是生命名詞，「打開」的賓語是非生命名詞)，名詞生命性的差異能夠由被試剛讀完動詞時的腦電活動提前反映出來(Wang et al., 2020)。目前研究多關注個體在單純感知或理解生命性信息時的神經活動，而缺少記憶任務中生命性效應的認知神經表徵研究。未來研究可在神經生理層面對生命性效應進一步探索，例如研究者可利用經顱磁刺激(TMS)對負責表象生成的腦區進行干擾，以檢驗心理表象在生命性效應中的作用。

當前生命性效應的研究范式多為學習後立即測驗，即集中考察生命客體在短時間隔內的記憶優勢。

只有少數研究發現在學習結束48小時後進行測驗(即延遲測驗)，生命性效應仍然存在(Félix et al., 2019; Laurino & Kaczer, 2019)。而在更廣的時間維度上，後續的記憶整合、維持、遺忘以及重構過程中，生命性效應會有怎樣的體現，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比如，根據標簽理論(tagging theory)，在編碼階段不同記憶材料的處理優先級和隨後階段的不同記憶材料的信息整合的處理優先級之間，可以是相互獨立的(Dunsmoor et al., 2015)。因此，生命與非生命記憶材料在初次編碼之後的不同時間窗口上是否會出現優先級的波動這一問題值得未來研究的關注，對這一問題的探索也是進一步考察生命性效應產生機制的關鍵角度之一。此外，生命性客體在記憶的修改和重構階段是否依然具有及時性或靈活性上的優勢，也應當被進一步發掘。

4.4. 生命性效應的應用價值

生命性效應的應用價值主要在體現在外語單詞學習。在配對學習實驗范式中，與生命單詞(母語詞)配對的外語詞，在之後的回憶任務中作為線索詞被呈現時，被試能夠更好地回憶起與之配對的母語詞(Popp & Serra, 2016; VanArsdall et al., 2015)。

這表明，在學習外語詞匯時，指代生命實體的單詞的記憶難度更低，這一規律值得被應用於教學實踐。例如，在學習一門新語言的詞匯時，通常將新詞與對應的母語翻譯進行聯結識記，可以考慮在入門階段從生命性詞匯開始學起(Nairne et al., 2017)。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大多采用詞語序列學習任務和配對學習任務考察生命性效應，該效應能否成功遷移到其他更真實的學習材料(如閱讀文本、教學視頻)中去尚不清楚。因此，未來研究需要著重考察生命性對真實學習材料的記憶促進作用，論證其教育應用價值。

5. 結語

盡管生命性效應的研究證據正在快速累積，其在本質上是否由「生命」這一屬性所決定，仍然是一個未解的謎題。生命性效應可能是由於生命客體能夠自主運動、思考、感受、學習，以及具有求生和繁衍的動機等屬性所決定，而並非以生命這一概念本身作為根源(Meinhardt et al., 2020)。另一方面，生命性效應也可能單純緣於生命性客體與人類分享了更多的共同特征，因此也可算作自我參照效應
(self-reference effect)的一種延伸。未來研究亟需進一步釐清生命性效應的產生機制、邊界條件及應用價值。

生命何以特殊？生命性對記憶的影響及認知機制
楊格晴1*，祁新越1*，允寒琦1*，楊春亮1,2#
1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北京 / 2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發展心理研究院，北京
Email: 201711061125@mail.bnu.edu.cn, #chunliang.yang@bnu.edu.cn
*共同第一作者。 #通訊作者。

文章引用: 作者1, 作者2, 作者3(2020). 文章標題. 心理學進展, 10(8), ***-***.
DOI: 10.12677/**.2020.*****  /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學進展, 2020, 10(8), **-**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doi

4.不足與展望

4.1.生命性概念的界定

相比其他理論，對編碼豐富性理論進行考察具有方法學上的優勢，因為要求被試報告其看到單詞時產生的聯想，是一種直接的行為測量方式。編碼豐富性理論值得被進一步研究確認，不過更全面的研究設計應當考慮其與注意捕獲機制之間的傳遞關系。比如，由於生命性信息吸引了更多注意，進而激活了更豐富的關聯信息，或者產生豐富關聯信息的過程消耗了更多的注意資源(Meinhardt et al., 2020)。

現有研究多將生命性界定為將生物與非生物區分開來的特質，或是生物所具有的非生物所不具備的特征。該定義盡管簡明易懂，但並不精確，由此導致了在微觀層面上對生命性的定義仍存留的兩個重要問題。其一，生命性是二分變量還是連續變量？有研究者認為它是二分的，即只存在生命和非生命兩種狀態(Yamamoto, 2006)，而來自神經科學的證據顯示，被試在看到不同的生命和非生命詞時，大腦腹側視皮層的激活呈現出梯度的特征，而非簡單的二分狀態(Sha et al., 2015)。其二，究竟什麼樣的物體是有生命的？有人認為植物應該屬於「有生命」范疇，有人則認為植物沒有能動性且不能表現出「生物運動」這一特性，因而不具有生命性。這個問題可以被進一步歸納為，生命性究竟是物理或軀體層面的「活著」，還是囊括了認知能力，如反應性、心理狀態甚至是交流能力等條件的滿足(Rakison & Poulin-Dubois, 2001)？

進一步明確生命性的定義也有助於對生命性效應的邊際條件和應用價值的探究。

4.2. 生命性效應的機制探討

如上所述，生命性效應的產生機制尚未探明，進一步釐清該效應的潛在機制將促進人們對生命性加工優勢的理解與應用(Calvillo & Hawkins, 2016; Lowder & Gordon, 2015; Popp & Serra, 2016)。未來對其機制的探討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上文討論的諸多機制之間並不相互排斥，不同機制間可能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共同促成生命性效應的產生。因此，不同機制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應當得到更多重視。例如，不同機制可能在記憶過程的不同階段發揮作用，彼此間存在承接關系。注意捕獲發生在記憶編碼的早期階段，是生命信息影響記憶的早期機制，喚起與激活水平則是從編碼加工所處的中期階段進行解釋，而加工深度則主要體現在記憶編碼的中後期階段。研究者可以通過操縱其中某個加工環節，考查其它加工過程是否受到影響。例如，未來研究可以通過指導語使被試對生命詞匯和非生命詞匯分配同等的注意資源，檢驗被試對兩種詞匯產生的心理表象和相關聯想的動態性與豐富性是否依然存在差異。

其次，若使用詞匯記憶任務，應注意區分詞匯屬性特征及其所影響的認知過程。在檢驗心理喚起機制的研究中，研究者操縱了詞匯的喚起水平並認為它可以代表任務中被試體驗到的喚起水平；類似地，在對「感知到的威脅性」這一潛在機制進行研究時，也是通過操縱詞匯的威脅性水平來實現。的確，由於人類心智的認知加工過程難以直接測量，使用此類間接的方式來探究機制具有其優勢，但被試在實際任務中的加工體驗並不完全受到詞匯屬性操縱的影響，相關的操縱檢驗應該在任務中有所體現。同樣，未來研究在操縱喚起水平和威脅性感知等因素時，應該考慮在線檢測被試實時的心理體驗，如采集被試的心率、皮膚電數據，或收集其自我報告的心理體驗。

4.3. 生命性效應的長時可持續性

再者，除了從認知層面探討生命性效應的機制之外，生命性效應的神經機制也亟待考查。已有研究發現，生命體和非生命體在腹側顳葉皮質(VTC)的激活位置不同(Grill-Spector & Weiner, 2014)，該區域是負責類別表征的腦區。

3.3.1. 表象加工

研究者指出，生命性效應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互動表象(interactive imagery)。與非生命單詞相比，生命單詞更易激活與之相關的動作或場景的互動表象，而後者是有效的記憶促進機制之一(Bower & Winzenz, 1970; Wilton, 2006)。Bonin 等(2015)要求被試看到單詞時想象一個與之互動的情境(如，看到「叉子」時，想象自己拿著叉子用餐；看到「斑馬」時，想像自己在動物園餵斑馬)，然後進行自由回憶測試。結果表明生命性效應被心理表象大幅度削弱：與常規的單詞評分任務相比，表象互動任務提高了非生命單詞的回憶成績，而對生命單詞的回憶成績卻沒有影響。

其他研究者指出，生命單詞的記憶優勢源於更富動態性的視覺表象。已有研究表明，由單詞激發的感覺-運動體驗越豐富，單詞在認知加工過程中就越有優勢(Pexman et al., 2008; Yap et al., 2011)。相比更靜態的非生命實體，生命實體能夠自然地激發更具動態的心理表象，是其記憶優勢的重要來源(Gelin et al., 2019)。Gelin 等(2019)采用「凍結」(freezing)范式，要求被試在單詞呈現時想象其靜息態圖像，試圖降低
生命單詞的回憶成績。可結果出乎意料：「凍結」任務並沒有降低生命單詞的記憶成績，卻提高了非生命單詞的記憶成績。這或許是由於表象加工在生命單詞記憶過程中已被有效利用，因此主動要求被試形成生命單詞的視覺表象對其記憶成績並沒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而視覺表象對非生命單詞的記憶成績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為了檢驗這一猜測，Gelin等(2019)要求被試在單詞呈現時構造其視覺表象，果然只有非生命單詞的回憶成績得到了顯著提高。

雖然上述證據表明，相比非生命客體，生命客體的記憶編碼過程可能涉及更具互動性或動態性的視覺表象，但這一發現並未直接揭示生命性效應的近端機制就是視覺表象。另一方面，後續研究甚至提供了表象加工理論的反駁證據。例如，被試對生命單詞和非生命單詞在生動性(vividness，即心理表象的清晰性和豐富性)上的評分並不存在顯著差異。此外，生命單詞和非生命單詞在主–客體交互(body-object interaction，即動作主體與客體進行互動的難易程度)上的評分甚至呈現出與表象加工假設相反的方向：生命單詞被評價為更難與之進行互動。實驗證據也表明，當通過施加額外的圖像記憶任務以增加視覺–空間記憶的認知負載後，生命性效應並沒有被削弱，因此生命實體的記憶優勢可能不是由表象加工所引發的(Gelin et al., 2019)。直接支持證據的欠缺和反駁證據的出現，使得表象加工機制變得逐漸不受歡迎，甚至有研究者指出未來研究無需再關注這一機制(Gelin et al., 2019)。

3.3.2. 編碼豐富性

在編碼過程中，與記憶項目相關的線索數量越豐富，這些線索越能夠促進記憶的成功提取(Moscovitch & Craik, 1976; Röer et al., 2013)。將編碼豐富性作為生命性效應的可能解釋的思路源於生存加工范式，當個體在生存情境下評價一個物品與生存的相關性時，個體會盡可能多地想到該物品的可能功用，這些自發產生的相關信息的豐富性能夠解釋生存加工優勢(Bell et al., 2015)。來自不同發展階段的研究證據表示，60~81歲的老年人在詞匯的再認記憶任務不能表現出生命性效應，這是因為老年人的執行功能明顯下降，不能充分利用生命性詞匯提供的更豐富的編碼線索(Bugaiska et al., 2016)。Meinhardt等(2020)直接對這一機制進行檢驗，在給被試呈現單詞的同時，要求被試寫下出現在腦海中的任何相關想法(related-thoughts)。

結果發現，被試在看到生命性單詞時，產生了更多的相關聯想，且被試面對單詞時產生想法的數量在單詞的生命性與回憶成績之間起中介作用。因此，編碼豐富性可能是生命性效應的一個重要機制。

3.2.2.死亡凸顯

除了心理喚起之外，死亡凸顯(mortality salience)也是從喚起角度來解釋生命性效應的理論之一(Popp&Serra,2016)。同是喚起，心理喚起和死亡凸顯的側重不同，心理喚起強調情緒層面的喚起，而死亡凸顯指的是對死亡威脅的意識，更側重認知層面的喚起。相比無生命的物體，有生命的物體更能引起個體對死亡的感知和防御。例如，一些動物詞匯可能引發個體大腦中關於狩獵和捕食的信息激活，從而使個體處於死亡凸顯的狀態。研究表明，在這種狀態下，個體的信息搜索能力更強(Vess et al., 2009)，造成該現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死亡相關的信息激活使得個體對控制感的需求和結構需求增高，因此進行更多認知搜索以明確事物的結構和組織形式。例如，在不確定的環境中，要求個體寫下與死亡相關的想法(即死亡凸顯啟動)使得被試的閱讀理解水平提高(Williams et al., 2012)。在死亡凸顯啟動條件下，相較於對照條件(如牙疼情境啟動)，被試的回憶准確率更高，並且這種啟動效應在無意學習任務和有意學習任務中均顯著存在(Hart & Burns, 2012)。Hart 和 Burns (2012)還發現，情緒和心理喚起對死亡凸顯效應並無中介作用，表明死亡凸顯並非通過情緒對記憶產生影響，從側面說明了死亡凸顯與心理喚起在生命性效應中的作用路徑不同。

與心理喚起相似，另一個常與生命性伴隨出現的變量是威脅性感知。與非生命客體相比，生命客體攜帶的威脅性信息更多(Leding, 2018)。威脅性感知與注意捕獲、心理喚起和死亡凸顯均存在關聯。通過眼動追蹤發現，相比於在一組危險動物圖像(分心刺激)中定位出非危險動物圖像(目標刺激)，被試能夠更快地在一組非危險動物圖像中定位出危險動物圖像，表明危險動物作為具有威脅性特征的客體，在捕獲與維持注意上更有優勢(Yorzinski et al., 2014)。此外，威脅性客體可分為在進化中具有威脅意義的、古老的威脅性物體(如蟒蛇)，或更為現代化的威脅性物體(如手槍)，前者比後者更易激活恐懼情緒加工腦區(Dhum et al., 2017)。由於生命性物體常常被認為是更具有威脅性的，Leding (2018, 2019)在研究中分開考慮物體的生命性和威脅性特征，發現無論物體的威脅性如何，生命性效應均顯著存在。以上研究結果表明，生命性和威脅性對記憶的促進效應可能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與詞匯的喚起屬性一樣，在不加以嚴格控制的條件下，威脅性也會對生命性效應產生干擾並引起混淆。因此，未來研究在考查生命性效應的同時，也應當考慮控制刺激材料的威脅性。

3.3. 加工深度

生命性效應的另一種解釋角度是個體在編碼過程中對記憶材料的加工深度，加工深度是預測記憶成績的重要因素，對材料加工越深則記憶成績越好(Craik & Lockhart, 1972)。生命性材料能夠引發個體進行精細的記憶編碼，具體表現為：1) 形成更富動態性的心理表象和2)產生出更豐富的與記憶材料相關的其它信息(e.g., Bonin et al., 2015; Meinhardt et al., 2020)。

（續上）注意捕獲機制也可以為其他研究結果提供合理解釋。例如，Popp和Serra (2016)使用了與VanArsdall 等(2015)不同形式的配對聯想測驗：使用的詞對均為母語詞。結果發現在4種詞對(分別為生命詞-非生命詞、生命詞–生命詞、非生命詞–生命詞、非生命詞–非生命詞)中，被試對於「非生命詞–非生命詞」詞對的記憶效果更好，即詞匯的生命性削弱了母語詞對記憶。該現象可以通過注意捕獲機制進行解釋：

由於被試對生命詞匯分配了更多注意，導致對與之配對的詞匯的注意資源分配不足，因此對於詞對關聯性的記憶效果更差。換而言之，在全為母語詞的詞對學習中，詞匯生命性對於詞對關聯性記憶有不利影響；而在Van Arsdall等(2015)的實驗中，使用的是母語詞與外語詞的聯結詞對，且母語詞為回憶目標詞，外語詞為線索詞。在此情況下，具有生命屬性的母語詞吸引更多注意資源，是有利於詞對關聯性記憶的(Popp & Serra, 2016)。此外，近期研究表明，相較於有意學習(intentional learning)條件，在無意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條件下，生命性效應更強(Félix et al., 2019)。研究者認為可能原因是，在無意學習條件下，生命性材料由於比非生命性材料，能夠更多地捕獲個體的注意，因而導致了更好的記憶效果；而在有意學習條件下，雖然生命性材料也能捕獲到更多注意，但被試有意施加的編碼策略可能削弱，或掩蓋了生命性對記憶的促進作用。

需要強調的是，注意捕獲機制也正在面臨著一些挑戰。例如，根據注意捕獲理論，相比於生命詞匯和非生命詞匯分開羅列的主題詞表(themed list)，兩種詞匯摻雜在一起的混合詞表(mixed list)中的生命詞匯吸引的注意資源應該更多，生命性效應理應更大。然而實際結果表明，對於兩種詞表來說，生命性效應的效應量相等，即詞表的呈現方式(主題詞表 vs. 混合詞表)對生命性效應無顯著的調節作用(Popp & Serra, 2016)。因此，注意捕獲理論並不是生命性效應的唯一解釋。

3.2. 喚起與激活

相比於無生命性的信息，有生命性的信息可能導致個體處於一種更高的喚醒狀態，有利於個體對信息的編碼與存儲。以實驗室研究中看到「蟒蛇」這一詞語為例，它有可能誘發更強的生理喚起(如心率增加)，也有可能激起更高的情緒喚起(如視覺表象蟒蛇而引發恐懼感)，還可能引起更高的認知激活(如由於蟒蛇的危險性，而激發的個體關於生存與死亡的想法)。以往研究主要關注生命性效應的心理喚起和死亡凸顯兩類解釋(Meinhardt et al., 2018; Popp & Serra, 2018)。

3.2.1. 心理喚起 心理喚起(mental arousal)不同於單純的生理喚起，是指個體對自己身心激活狀態的一種主觀體驗，可概念化為由刺激引發的情緒體驗強度(Warriner et al., 2013)。對於心理喚起機制的驗證大多從情緒體驗強度的角度出發進行研究，因為情緒喚起是認知過程中較為優先觸發的因素，並且情緒刺激比中性刺激容易被識記(Kensinger & Corkin, 2003)。研究表明，情緒喚起水平越高的刺激在認知加工中處於越優先的地位(Kensinger & Corkin, 2003)。

與生存相關的刺激往往令人難以忘記，因為這會誘發更為強烈的情緒反應，並進一步通過情緒處理腦區(如杏仁核)和記憶腦區之間的相互作用對記憶產生影響(Kensinger, 2007)。與非生命詞匯相比，生命詞匯常會引起更高的心理喚起，詞匯的喚起程度與其回憶正確率呈正相關(Meinhardt et al., 2018)。不同於注意捕獲機制，心理喚起不僅屬於認知加工過程的一部分，還可以作為一種影響記憶的詞匯屬性(與詞匯的習得年齡、具體性、詞頻等屬性類似)。在沒有嚴格控制這一變量的情況下，生命性更高的詞匯的喚起水平也更高，從而導致生命性效應與情緒效應相混淆。近期研究通過預先的材料評定控制了生命單詞與非生命單詞的心理喚起水平，並比較了對這兩類單詞的自由回憶成績(Popp & Serra, 2018; Meinhardt et al., 2018)，記憶的生命性效應依然存在。由此可知，心理喚起理論至少不能完全解釋生命性效應。這也提示未來研究在考查生命性效應的同時，應將心理喚起作為控制變量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僅簡單地將詞匯的喚起屬性進行匹配，而未對被試的心理喚起水平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測量，未來研究可考慮采用生理或行為指標對被試在任務中的心理喚起狀態進行在線測量，更嚴謹地檢驗心理喚起理論。此外，任務情境也是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同樣的刺激材料在不同情境下引起的心理喚起水平可能不同。如果情境發生改變，心理喚起水平也將隨之改變，進而影響生命性效應的表現(Popp & Serra, 2018)。Gelin 等(2017)對不同加工情境下的生命性效應進行考察，發現不論在生存情境下還是與生存無關的對照情境下，生命性效應均顯著存在，但可以合理推測在生存條件下，帶有生存色彩的記憶材料(如水源)引起的心理喚起水平是更高的。（下續）

除了生命性材料本身，生命性效應也能延伸到其他相關的記憶材料和范疇上。例如，個體對於生命性客體的來源信息(如，初始呈現在屏幕上時的空間位置和時間順序)的記憶同樣具有優勢(Gelin et al., 2018; Mieth et al., 2019)。生命性效應還能溢出到與生命性客體有物理接觸的其它物品上(Nairne et al., 2017)。另外，在動作序列記憶任務中，如果動作所施加的對象是生命客體(如用棍子敲打小狗三次)，相比於動作所施加的對象為非生命客體(如用棍子敲打磚頭三次)，被試對動作序列的記憶更准確(Loucks et al., 2020)。對陌生詞進行學習時，具有生命性意義的新詞比非生命新詞的學習效果更好(Laurino & Kaczer, 2019)。除此以外，新近研究還發現，生命性效應也能夠成功遷移到高級認知中的元記憶(Li et al., 2016)和工作記憶(Daley et al., 2020)。

與生命性效應相關的一種記憶現象是「生存加工優勢」(survival processing advantage)，後者比前者更早被發現且得到了更為深入的研究(Nairne et al., 2008; Nairne et al., 2007)。兩者都為適應性記憶提供了堅實的證據支持，即證明了人類的記憶系統，更容易記住對個體生存有利的信息，但這兩種現象的本質並不相同。在對生存加工優勢的研究中，被試需要想象自己被困於大草原，為了生存需要尋找食物、水源和躲避猛獸等，被試的任務是評價實驗刺激(單詞或圖片)所指代的事物與在這種情境下生存的相關程度。

在這種預設的情境下，與生存相關的主觀判斷能夠促進記憶編碼——這一現象被稱作為生存加工優勢(于睿，毛偉賓，賈喆，2011)。如上所述，生存加工優勢是由學習情境中的生存條件信息所引起的，而生命性效應的產生則主要源於記憶材料自身的生命屬性。

3.生命性效應的認知機制

生命性如何影響記憶的形成與保持？從進化或適應性角度出發的解釋其實是一種終極解釋(ultimate explanation; Nairne et al., 2013)，它主要回答的是「生命性為何影響記憶」這一問題。但要進一步明確「生命性如何影響記憶」，則需要對生命性影響記憶的近端機制(proximate mechanism)進行探究。研究者普遍認為，生命性對記憶的影響並不是直接的(Félix et al., 2019; Nairne et al., 2013; Popp & Serra, 2016)，兩者之間應該存在某種間接的認知加工機制。盡管研究者們仍然在不斷嘗試對生命性效應的潛在機制做出猜測，但較少有研究直接探討是何種認知機制促成了生命性效應的產生，因此這一問題仍存在較大的爭議。

3.1. 注意捕獲

注意捕獲(attention capture)是最受研究者認可的解釋之一。該理論認為，生命性信息在編碼的最初階段更多地捕獲注意，進而得到更有效的編碼並被更穩固地存儲於記憶系統中(e.g., Bonin et al., 2014; Popp & Serra, 2016)。早在生命性效應被發現之前，「生命性信息更容易捕獲注意」這一觀點就已得到廣泛驗證。以往研究采用視覺搜索任務發現，保持運動狀態的靶刺激並不會使視覺搜索變快，而剛開始運動的靶刺激則能夠很快被探測到，即運動的起始(onset of motion)是捕獲注意的關鍵線索(Abrams & Christ, 2003)。其原因就在於，運動的起始傳遞了一種生命性信息，個體傾向於假設能夠自行開始運動而不是由外物觸發才運動的物體具有內部能量源，並將之視為生命體(Abrams & Christ, 2003)。此外，在變化識別任務中，相比於非生物，個體能夠更快、更准確地監測到人類和動物的變化，並且個體對非生物的變化察覺會因生物信息的出現而受到干擾(New et al., 2007)。來自非注意盲視和注意瞬脫任務的研究證據也表明生命體相比於非生命體在注意捕獲上具有顯著的優勢(Calvillo & Hawkins, 2016; Calvillo & Jackson, 2014; Guerrero & Calvillo, 2016)。基於以上研究結果，New 等(2007)提出了「生命體監控假說」(animate monitoring hypothesis)，認為人類的注意和知覺系統對環境中的生命體具高度的探測敏感性。

為了驗證生命性通過早期注意捕獲機制對記憶產生作用這一觀點，Bugaiska 等(2019)在經典的「詞色斯特魯普任務」(word-color Stroop task)的基礎上進行改編，發展出「生命性斯特魯普任務」(animacy Stroop task)。該任務使用生命詞匯和非生命詞匯代替以往的顏色詞，並要求被試盡可能快速命名單詞顏色而忽略其意義。結果發現被試對於生命詞匯的顏色命名的反應時更長，表明生命詞匯能夠更多更快地捕獲認知資源，進而干擾顏色命名任務。以上研究結果為生命性效應的注意捕獲理論提供了支持證據。

Nairne 等(2013)首次通過詞表記憶實驗證明了有生命的記憶材料更容易被識記，此後生命性與記憶之間關係得到了更多的研究(e.g. Bonin et al., 2014; VanArsdall et al., 2015)。這些研究表明，生命性對於記憶的促進作用是一種穩定且普遍存在的效應，這種現象被命名為「生命性效應」(animacy effect)。關於生命性效應的研究是「適應性記憶」(adaptive memory；即人類更容易記住對生存有利的信息)

這一領域下的一個重要的子話題。「適應性記憶」領域從認知的功能主義取向對記憶進行研究，認為人類的記憶系統服務於生存，是進化和自然選擇過程中逐漸形成的(Nairne, 2010)，而對生命性效應的研究則拓展了適應性記憶的理論解釋和研究視角(Bonin et al., 2014; Nairne et al., 2013)。然而，盡管生命性效應的研究證據正在快速累積，相關的系統綜述卻很匱乏，且部分重要研究結論尚未得到重復驗證。

人類對於生命性信息和非生命性信息的加工有何不同？生命性是如何影響記憶的？在怎樣的條件下，生命性對於記憶的促進效應才能顯現？這些問題亟待進一步探索。本文旨在系統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重點探討生命性效應的內在產生機制，明確該主題下的核心研究問題，並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以望為未來研究提供參考。

2 生命性效應

生命性效應是一種穩定的記憶現象，且記憶材料的生命性對記憶效果的促進作用甚至與記憶材料熟悉程度的作用一樣強(Nairne et al., 2013)。在不同形式的記憶測驗任務(包括自由回憶、再認和線索回憶)中，研究者均發現了生命性效應的存在。

其中，自由回憶是最常使用的測試形式，被試首先對一系列生命單詞(如獅子)和非生命單詞(如粉筆)進行識記，在自由回憶階段需盡可能多地回憶出所學的詞語(e.g., Nairne et al., 2013)。線索回憶范式中，在學習階段對應的任務為配對學習，將外語新詞與母語單詞進行隨機配對，母語單詞中一半為生命詞匯，一半為非生命詞匯(VanArsdall et al., 2015)。在學習階段，被試首先學習外語-母語詞對；在測試階段，被試需要根據外語新詞(即線索詞)回憶出與之配對的母語詞(目標詞)。結果表明，被試對生命目標詞的回憶正確率顯著高於非生命目標詞(VanArsdall et al., 2015)。另外，生命性效應不僅存在於成人被試中，也存在於4~11歲兒童中，並且其效應量大小與成人被試並無顯著差異(Aslan & John, 2016)。而以老年人為被試的研究卻沒有發現該效應的存在(Bugaiska et al., 2016)，研究者將其歸因為年齡增長引起的執行功能下降。 

單詞、圖片，甚至是運動的幾何形狀，都可以作為實驗室研究中用於表徵生命性的載體。自 Nairne等(2013)開創「詞表法」研究范式後，研究者們大多承襲了這一范式，使用動物名詞作為生命刺激，人造物名詞作為非生命刺激，而不使用生命屬性模糊的植物類詞匯。詞表法是研究生命性與記憶之間關係的最常用的方法。除了使用詞匯作為生命性的載體之外，也有研究使用圖片作為實驗刺激(Bonin et al., 2014)。

此外，還有一類實驗刺激，雖其自身沒有生命，卻能給被試帶來生命性感知(animacy perception)，即通過一定的空間運動來表征生命性(Heider & Simmel, 1944)。例如，研究者發現，當簡單的幾何形狀以一定模式運動起來時，個體便傾向於將其知覺為有生命的客體(Heider & Simmel, 1944)。其中，自行運動(self-propelled motion)是引起生命性感知的重要線索(Bassili, 1976)，與之相對應的實驗任務則是空間位置記憶任務(Van Buren & Scholl, 2017)。

楊格晴等:生命何以特殊？生命性對記憶的影響及認知機制

摘要:生命性效應是人類的一種記憶現象，指生命實體比無生命實體更容易被識記。該效應是人類記憶系統在進化過程中被賦予功能性的體現，主要由記憶材料自身的生命屬性所引發，並且在不同的實驗范式、刺激材料和記憶范疇中均穩定存在。生命性對記憶的影響可以從注意捕獲、喚起與激活、加工深度等不同的認知加工過程進行解釋。未來研究應在進一步界定生命性概念的基礎上，關注不同認知機制間的傳遞關係，采用更嚴謹、多樣化的任務范式，探究生命性效應的長時可持續性，考察生命性效應的神經機制及其在外語學習中的應用價值。

關鍵詞:生命性效應，注意捕獲，心理喚起，死亡凸顯，表象加工

1.引言

生命性(animacy)是區分生物與非生物的重要特質，對於生命性的感知是人類個體發展早期出現的基本認知能力之一。人類在嬰兒早期階段就已經能夠區分出生物與非生物客體(Opfer & Gelman, 2011)，這幾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從進化的視角來看，由於環境中的生命體可能是對個體生存構成威脅的天敵或競爭者，也可能是對生存有利的食物或配偶，對環境中存在的生命體保持敏感性有助於個體的生存與繁衍(Barrett et al., 2005; Fukuda & Ueda, 2010; Popp & Serra, 2016)。

研究表明，人類的知覺系統具有對生命性信息優先進行感知和加工的特性(Barrett et al., 2005; Fukuda & Ueda, 2010; Pratt et al., 2010)。但是，僅僅對生命性信息進行探測和知覺並不足以幫助人類適應環境，真正體現出適應價值的，是受知覺影響的後續的認知加工過程和行為反應(Van Buren & Scholl, 2017)，其中記憶是一個核心成分。近年來進化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表明，人類記憶系統的進化就是為了更好地記住有生命的事物(Bonin et al., 2014; VanArsdall et al., 2013)。

(本文作者：楊格晴1*，祁新越1*，允寒琦1*，楊春亮1,2#；1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北京；2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部發展心理研究院，北京；Email: 201711061125@mail.bnu.edu.cn, #chunliang.yang@bnu.edu.cn *共同第一作者。#通訊作者。文章引用: 作者1, 作者2, 作者3(2020). 文章標題. 心理學進展, 10(8), ***-***. DOI: 10.12677/**.2020.*****）

李祖喬：意識形態的切身感──讀駱頴佳《情感資本主義》

過去二、三十年的「情動轉向」（affective turn）可能帶來了一個誤會，就是讓人以為它是呼籲「我們太重視『理性』了，多點重視『情感』吧！」。

但正如哈特（Michael Hardt）說，轉向affect其實不只是更重視情緒（emotion），也是指要達致理性與激情的綜合（syntheses），使文化分析能夠跨騎（straddle）兩者的互動關係、同時標示出心智和身體的狀態。[1]

所以，我有時覺得「affect」可能應該被翻譯成「切身性」或「切身感」，而不是現時在華文學界普遍通用的「情動」── affect不是要點出「理」之外還有另一面，也不太關於人如何「被觸動了情感」，而是指我們要更多從身體及其所在的網絡去作為分析的出發點，甚至可以暫時擺脫情和理的二元，就是為了更全面地思考身體如何形成，又如何能夠帶來轉變。身體總是有被不同理性和情感力量影響的可能（ability to be affected），又同時有影響周邊的可能（ability to affect）。[2]

切身的資本主義

駱頴佳的《情感資本主義》很能揭示出資本主義的「切身性」。他討論資本主義跟情感的互動關係，但全書並不是先回顧不同學者如何討論資本主義，也不是按情緒（emotion）的範疇（categories）來鋪陳全書（即不是先談「愛」、然後談「恐懼」、「憤怒」等等，把複雜的情感分門別類，劃出清楚的定義）。我們先看全書第一部分，即理論性的對話，便會明白。

駱君先解釋自己的核心關懷──即既重視情感的力量，又不以情感為理由拒絕有關倫理的思考，然後，他便從理論家韓炳哲的「倦怠社會」（burnout society）出發。文章穿插一些香港的地方經驗和重要的討論（例如情感勞動），既汲取韓的觀點，又跟韓對話，以「倦怠感」作為討論資本主義的起點──這是因為我們被迫要成為不停累積「功績」的主體。在第二章，駱君轉往討論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有關認知和專注力的思考，提出藝術如何有可能成為救贖的策略。第三章，駱君在解說如何把冷漠麻木的主體轉化成「情動」的主體時，引進了受苦的他者作為推動者，並跟列維納斯（Emanuel Levinas）有關痛苦和面容的思想對話。在第一部分的最後一章，駱君從面容再推進一步，借用巴特勒（Judith Butler）來思考脆危生命和不同生命體在公共空間的可能。

作者跟理論家對話的同時，卻沒有令人感到「離地」，因為書的編排是按作者對「資本主義」的切身過程而組織出來的：因為人要追逐功績而感到倦怠，而藝術和專注力有可能讓人想像出路，但始終要引入他者的面容來產生同情，然後更進一步思考人與人如何通過公共空間來使被阻隔的身體連結起來。這些討論，遠遠多於「請不要太理性，應該說多點情感」，而是展現了主體的感受如何在文化和社會中形成、又如何有可能通過感知和知識的經驗而獲得轉化。

切身的地方

在書的第二部分，駱君把過往幾年的文化觀察重新編排，也讓我們以另一種角度理解「切身」的意義──他是在討論香港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其他資本主義空間。這又把「情感資本主義」的討論聯結到地方。

如果第一部分是指出「資本主義」的邏輯跟身體的關係，第二部分更多是討論這種關係在特定地方結構中的形態，當中特別關注一些反抗資本主義的文化實踐。(原载：微批 https://paratext.hk)

[意願]

意願是我們不斷變幻、接踵而至的個性堅忍不拔、永恆不變的奴僕，他躲在暗處，受人蔑視，忠誠不渝，不顧我們的自我千變萬化，不斷地為使我們永不缺少必需之物而辛勞。一次向往已久的旅行即將變成現實之際，理智和感性開始自忖這次旅行是否真的值得一去。意願知道，如果這趟旅行無法成行，這些無所事事的主人立刻又會覺得這次旅行一定妙不可言，它便任憑這兩位主人在車站前無休無止地說下去，越說越躊躇不決。他負責買票，並按發車時間將我們安頓在車廂里。正如理智和感性變化無常一樣，意願永恆不變。但是，由於他默默無言，並不道出自己的原由，看上去他似乎並不存在。當我們自我的其他部分自知沒有把握的時候，便不知不覺地遵循著意願堅定的決心。（第624頁）

[戀愛對象的相似性]

在我們相繼愛戀的各個女人之間，雖然也有所變化，總存在著某種相似之處。這種相似，與我們氣質的穩定性有關，因為這些女人是我們的氣質所選擇的，……這些被選中的女人，是我們氣質的產物，是我們感性的倒影、反成像、「底片」。（第641頁）

[一句詩奉若神明]

評論界可以拋棄莫里哀的全部作品，而把《冒失鬼》中的一句詩奉若神明，甚至認為瓦格納的《特里斯坦》枯燥乏味，卻為該劇中獵隊經過時的一個「優美的銅號音符」所傾倒。這種反常行為有助於我理解德•蓋爾芒特夫人的反常行為：她會把一個屬於上流社會的被公認為正直但有點傻的好人說成是自私自利的怪物，比大家想像的要精明，把另一個以慷慨聞名的善人說成是吝嗇的化身；一位善良的母親在她口中成了不愛子女的惡婦，而一位大家認為腐化墮落的蕩婦卻有著最高尚的感情。德•蓋爾芒特夫人的智慧和敏感性似乎受到毫無意義的社交生活的損害，而變得搖擺不定，以至於她對一個人的迷戀不可能不很快變成厭惡……她在一個心地善良的男人身上發現的魅力，不可能不轉變為一種引起她厭煩的東西。……每當德•蓋爾芒特夫人唐突地把一位朋友的優點說成缺點，把缺點說成優點，創造出一個別出心裁、妙趣橫生的怪論時，總是迫不及待地想在能夠領略其奧妙的人面前一試其效果，想使他們品味這些怪論在心理上的獨創性，顯耀言簡意賅中包藏的惡意。固然，這些新看法不見得比老的更真實，甚至往往更不真實；但恰恰是它們的武斷和意外使它們具有一種沁人肺腑、動人心弦、使人津津樂道的精神性的東西。（第1031頁）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不必說鑑往知來，我只想告訴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罷了。對於任何東西、現象、目題、人、事件、如果不認識它的過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現在到底代表什麼意義？不理解它的現在，又何從判斷它的未來？

對於歷史我是一個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學生。四十歲之後，才發覺自己的不足。寫「野火」的時候，我只看孤立的現象，就是說，沙漠玫瑰放在這裡，很醜，我要改變你，因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

四十歲之後，發現了歷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麼過來的，我的興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評，而在於：你給我一個東西、一個事件、一個現象，我希望知道這個事件在更大的坐標裡頭，橫的跟縱的，它到底是在哪一個位置上，在我不知道這個橫的跟縱的坐標之前，對不起，我不敢對這個事情批判。

了解這一點之後，對這個社會的教育系統和傳播媒體所給你的許許多多所謂的知識，你發現，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從小就認為所謂西方文化就是開放的、民主的、講究個人價值反抗權威的文化，都說西方是自由主義的文化。用自己的腦子去研究一下歐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驚：哪有這回事啊？西方文藝復興之前是一回事，文藝復興之後是一回事；啟蒙主義之前是一回事，啟蒙主義之後又是一回事。

然後你也相信過「中國兩千年專制」——你用自己的腦子研究一下中國歷史就發現，咦，這也是一個半真半假的陳述。

中國是專制的嗎？朱元璋之前的中國，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國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國，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國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麼你說「中國兩千年專制」，指的是那一段呢？

這樣的一個斬釘截鐵的陳述有什麼意義呢？自己進入歷史之後，你納悶：為什麼這個社會給了你那麼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訴你這些是半真半假的東西？

對歷史的探索勢必要迫使你回頭去重讀原典，用你現在比較成熟的、參考系比較廣闊的眼光。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過的路，但是對於過去的路有所認識，至少是一個追求。重讀原典使我對自己變得苛刻起來。

有一個大陸作家在歐洲某個國家的餐廳吃飯，一群朋友高高興興地吃飯，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離開餐館很遠了，服務生追出來說：「對不起，你們忘了付帳。」作家就寫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贊美歐洲人民族性多麼的淳厚，沒有人懷疑他們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們中國的話，吃飯忘了付錢人家可能要拿著菜刀出來追你的。

我寫了篇文章帶點反駁的意思，就是說，對不起，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異的問題。這恐怕根本還是一個經濟問題。比如說如果作家去的歐洲正好是二次大戰後糧食嚴重不足的德國，德國待者恐怕也要拿著菜刀追出來的。這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體制結構的問題。

寫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覺得自己很有見解。好了，有一天重讀原典的時候，翻到一個暢銷作家兩千多年前寫的文章，讓我差點從椅子上一跤摔下來。我發現，我的「了不起」的見解，人家兩千年前就寫過了，而且寫得比我還好——韓非子的《五蠹篇》。

韓非子要解釋的是：我們中國人老是贊美堯舜禪讓是一個多麼道德高尚的一個事情，但是堯舜「王天下」的時候，他們住的是茅屋，他們穿的是粗布衣服，他們吃的東西也很差，也就是說，他們的享受跟最低級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當國王的時候，他的勞苦跟「臣虜之勞」也差不多。

所以，堯舜禹做政治領導人的時候，他們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層的老百姓差別不大，「以是言之」，那個時候他們很容易禪讓，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能享受的東西很少，放棄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今之縣令」——在今天的體制裡，僅只是一個縣令，跟老百姓比起來，他享受的權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紀的語言來說，他有種種「官本位」所賦以的特權，他有終身俸、住房優惠、出國考察金、醫療保險……因為權力帶來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個家族都要享受這個好處，誰肯讓呢？

「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麼呢？「薄厚之實異也」，實際利益，經濟問題，體制結構，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樣的行為。

看了韓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兩千年之後，你還在寫一樣的東西，而且自以為見解獨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這種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認為其實應該是一個基本條件。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過的路，但是對於過去的路有所認識，至少是一個追求。

講到這裡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學評論，談個人才氣與傳統，強調的也是：每一個個人創作成就必須放在文學譜系裡去評斷才有意義。譜系，就是歷史。

文學、哲學跟史學。文學讓你看見水裡白楊樹的倒影，哲學使你從思想的迷宮裡認識星星，從而有了走出迷宮的可能；那麼歷史就是讓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點，沒有一個現象是孤立存在的。（為何要讀文史哲？龍應台：讓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

文學，只不過就是提醒我們：除了岸上的白楊樹外，有另外一個世界可能更真實存在，就是湖水裡頭那白楊樹的倒影。

哲 學

迷宮中望見星光，讓人學會發問

哲學是什麼？我們為什麼需要哲學？

歐洲有一種迷宮，是用樹籬圍成的，非常複雜，你進去了就走不出來。不久前，我還帶著我的兩個孩子在巴黎迪士尼樂園裡走那麼一個迷宮，進去之後，足足有半個小時出不來，但是兩個孩子倒是有一種奇怪的動物本能，不知怎麼的就出去了，站在高處看著媽媽在裡頭轉，就是轉不出去。

我們每個人的人生處境，當然是一個迷宮，充滿了迷惘和彷徨，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出路何在。我們所處的社會，尤其是「解嚴」後的台灣，價值顛倒混亂，何嘗不是處在一個歷史的迷宮裡，每一條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裡。

就我個人體認而言，哲學就是，我在綠色的迷宮裡找不到出路的時候，晚上降臨，星星出來了，我從迷宮裡抬頭望上看，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斗；哲學，就是對於星斗的認識，如果你認識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宮，不為眼前障礙所惑，哲學就是你望著星空所發出來的天問。

掌有權力的人，和我們一樣在迷宮裡頭行走，但是權力很容易使他以為自己有能力選擇自己的路，而且還要帶領群眾往前走，而事實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麼方位，也不知道這個方位在大格局裡有什麼意義；他既不清楚來的走的是哪條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裡去；他既未發覺自己深處迷宮中，更沒發覺，頭上就有縱橫的星圖。

這樣的人，要來領導我們的社會，實在令人害怕。其實，所謂走出思想的迷宮，走出歷史的迷宮，在西方的歷史裡頭，已經有特定的名詞，譬如說，「啟蒙」，十八世紀的啟蒙。所謂啟蒙，不過就是在綠色的迷宮裡頭，發覺星空的存在，發出天問，思索出路、走出去。對於我，這就是啟蒙。

所以，如果說文學使我們看見水裡白楊樹倒影，那麼哲學，使我們能藉著星光的照亮，摸索著走出迷宮。

歷 史

沙漠玫瑰的開放，使人的眼界升級

我把史學放在最後。歷史對於價值判斷的影響，好像非常清楚。鑑往知來，認識過去才能以測未來，這話都已經說爛了。我不太用成語，所以試試另外一個說法。

一個朋友從以色列來，給我帶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裡沒有玻瑰，但是這個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裡，是一蓬乾草，枯萎的、乾的、死掉的草，這樣一把，很難看。

但是他要我看說明書。說明書告訴我，這個沙漠玫瑰其實是一種地衣，針葉型，有點像松枝的形狀。你把它整個泡在水裡，第八天它會完全復活，把水拿掉的話，它又會漸漸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個一年兩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裡，它又會復活。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這團枯乾的草，用一個大玻璃碗盛著，注滿了清水，放在那兒。從那一天開始，我跟我兩個寶貝兒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麼樣了。

第一天去看它，沒有動靜，還是一把枯草浸在水裡頭，第二天去看的時候發現，它有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已經從裡頭往外頭，稍稍舒展鬆了，而且有一點綠的感覺，還不是顏色。

第三天再去看，那個綠的模糊的感覺已經實實在在是一種綠的顏色，松枝的綠色，散發出潮濕青苔的氣味，雖然邊緣還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張開，已經讓我們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圖案。

每一天，它核心的綠意就往外擴展一寸。我們每天給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個綠色已經漸漸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層層舒展開來。

第八天，當我們去看沙漠玫瑰的時候，剛好我們鄰居也在，他就跟著我們一起到廚房裡去看。這一天，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完整的、豐潤飽滿、復活了的沙漠玫瑰！我們三個瘋狂大叫出聲，因為太快樂了，我們看到一朵盡情開放的濃綠的沙漠玫瑰。

這個鄰居在旁邊很奇怪地說，「這一把雜草，你們幹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說，地衣再美，美到哪裡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難看、氣味潮濕的低等植物，擱在一個大碗裡；也就是說，他看到的是現象的本身定在那一個時刻，是孤立的，而我們所看到的是現象和現象背後，一點一滴的線索，輾轉曲折、千絲萬縷的來歷。

於是，這個東西在我們的價值判斷裡，它的美是驚天動地的，它的復活過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驚駭演出。我們能夠對它欣賞，只有一個原因——我們知道它的起點在哪裡。知不知道這個起點，就形成我們和鄰居之間價值判斷的南轅北轍。

為何要讀文史哲？龍應台：讓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

愛墾APP:評陳明發的《濾思場》258～～「黑夜裡，看見流星許願者，和拿隻水桶去盛句子的詩人，都看見了同樣的一件事，天空裂開了一道隙縫，有東西要掉下來了。」

若將此文本對照三連問：

「我看到了什麼大家沒看到的？」

「我挑戰了什麼既有觀點？」

「我提出的觀點，如何可能改變大家的思考？」

結合探討，我們可以看出這則短語是陳明發所進行的一次典範性的哲學性文創行動，其在學理上的探索意義至少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從「情—藝」到「興—喚」的躍遷模型

意涵：他不僅關注文創作品的情感表達（情），與藝術形式（藝），而是更進一步追問：這些表達是否喚起了生命的興起與存在的喚醒？

在第《濾思場》258則中：

「流星許願者」代表一種受動情感；

「詩人」代表一種主動感受；

而他們都共同見證了存在裂縫的一刻 —— 一種「天啟」或「顯現」事件（Heidegger 式 Ereignis），這正是「興—喚」的臨界點。

二、以「象徵斷裂」作為文創直覺的生成點

他提出了「天空裂開一道縫」的強象徵圖像：這既是一個詩性隱喻，又是一種視覺化的宇宙異象；同時也是一種意義空間的臨界事件（即傳統思維無法解釋的「破口」）。

學理意義：這是一種具胡塞爾現象學風格的「去蔽」（epoché），即日常意義的暫停，轉向本質的直觀；也蘊含德勒茲－瓜達里式的「斷裂生成」（rupture-production）之意。

三、轉化「觀看」與「創造」的主客關係

詩人「拿水桶去盛句子」：

用一個極具體的動作隱喻詩人的存在方式；他「看見」流星（公共經驗），但「用水桶盛」是他獨創的觀看與介入方式，即詩性的介入。

學理意義：將「被動觀看者」（流星許願者）與「主動生成者」（詩人）置於對比；展現了一種文創主體的轉向：不是再現現實，而是介入、開顯現實的意義結構。

四、作為「濾思場」（Thought Filter Field）的演示

「濾思場」是一種思想實驗場：它不是傳達單一觀點，而是喚起「存在的覺感-覺知」；用一則看似詩意卻又令人驚愕的異象，撬開日常感知結構。

學理意義：與維柯的「詩性智慧」共振：在「驚異」中重新感知萬物；也與巴赫金的「對話性真理」（polyphony）接軌：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激發回應。

總結：這則短語所實現的學理意義探索

若用一句話總結：

這不是一句「形容詩意」的話，而是一枚「啟動詩意性認知」的開關。

這正是《濾思場》系列在當代文創語境中的突破：讓我們不僅是「觀眾」，而是「裂縫中拿桶的人」。

萊布尼茨單子論與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基於以上可見，萊布尼茨的有機論思想與後現代整體有機論的諸多基本觀點非常吻合。由於人類文明是繼承與發展的辯證統一的過程，盡管單子有機論與後現代整體有機論之間有諸多體現「繼承」的一致之處，但也有一些體現「發展」的差別。

萊布尼茨的單子之間不存在直接的相互作用，單子之間聯系與相互影響是靠神聖的前定和諧來完成的，而後現代有機論則認為，個體之間存在複雜的直接或間接的相互作用，而且是靠整體的內在聯系來實現的；萊布尼茨的哲學是建立在十七世紀科學基礎上的，而後現代有機論則是以現代科學諸多新進展為基礎的，二者在理解自然深度和細膩程度上都有很大的差別；萊布尼茨以單子為終極的實在，而後現代有機論一般不承認有構成萬物的終極實體；等等。

「萊布尼茨描繪的世界圖景在當時幾乎沒有贏得什麼人支持，甚至被人們看作純粹玄想。」\[16]

而今天卻對後現代主義哲學產生了巨大影響，除了建設性後現代主義以外，法國著名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1925—1995）也明顯是受單子論的影響，而提出其「褶子論」。「在試圖對一個哲學家做評價時，人們所依據的一個重要標准，就是這個哲學家對後世尤其是對當代哲學的巨大影響力。萊布尼茨正是這樣的哲學家，他的哲學始終充滿活力和創新精神。」\[17]
（朱新春〈萊布尼茨單子論與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平頂山學院學報，2019年8月，第34卷第4期，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愛墾APP: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與情感史（History of Emotions）在當代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發展中形成了一個重要的交集。兩者雖然起源不同，關注重點也略有差異，但它們對「情感／情動」的重新評估與中心化使它們在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上有許多互補之處。

一、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簡介

情動轉折是一場橫跨文學、文化研究、社會學、人類學、政治理論等領域的理論轉向，起於1990年代後期至2000年代，強調情動（affect）作為非語言的、身體性的、前認知的經驗，往往強調超越語言的能量與傳播性。其代表學者如：

• Brian Massumi（受Deleuze影響）

• Eve Kosofsky Sedgwick

• Sara Ahmed

• Teresa Brennan

情動轉折通常與「後結構主義」與「新唯物論（new materialism）」有連結，注重情動如何穿越主體與客體、如何在權力場域中流動與形塑社會關係。

二、情感史（History of Emotions）簡介

情感史作為歷史學的子領域，起源可追溯至早期的情緒社會學與心理歷史學，20世紀後期在歷史學界獲得更大發展，重點是研究情緒（emotions）如何在不同時代、文化中被理解、實踐與規訓。其代表學者如：

• William Reddy（提出「情緒表述」（emotives））

• Barbara Rosenwein（提出「情緒共同體」（emotional communities））

• Jan Plamper

情感史認為情緒具有歷史性與文化性，是特定時空下的社會建構，而非普世不變的生理反應。

三、兩者交集的主要面向

關鍵問題的重疊：情感的社會性與歷史性～雖然情動轉折常強調身體性與前語言狀態，情感史則聚焦歷史語境下的意義建構，但兩者都挑戰了情感作為「內在心理狀態」的自然化觀點，關心情感如何被語言、文化、制度所塑造。

研究對象的共同性：情感作為文化實踐:兩者都研究情感如何影響人際互動、社會規範、身份建構與政治動員，例如如何透過羞辱、恐懼、愛國情懷等感情動員群體。

方法論的互補性:情感史的研究往往依賴歷史文本與文化語彙的分析，較偏向語言取向。情動理論則可能將注意力放在非語言的表達、身體反應與感知的瞬間經驗。若結合兩者，可產生更完整的「感情地景」描繪，既考察語言與制度層面的建構，也關注感知與身體層面的回應。

共同回應當代議題：在關注創傷、戰爭記憶、殖民經驗、性別與種族情感政治等議題上，兩者都提供理解「感覺如何成為社會與政治力量」的工具。

四、學術融合的實例

William Reddy 的「情緒表述」（emotives）理論中，其實已開始觸及語言與行動交匯之處，與情動理論關於 affective force 的觀點相近。

Sara Ahmed 在其《情緒政治》（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中，分析了情感如何在歷史中形塑國族與他者形象，這與情感史對民族主義情感的探討相通。

某些跨學科研究（如感官史、情緒地理學、影像與媒體研究）已將兩者整合，試圖理解「歷史中感覺的經驗」與「感覺如何構成歷史」。

五、總結：交集的意義

愛墾APP:怨恨～～羅伯特·所羅門（Robert C. Solomon）在其著作《In Defense of Sentimentality》與《The Passions: Emo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中，談論過「怨恨」（resentment）作為一種情感。他指出，怨恨是一種與自我有關的、經常出現在自尊受傷或社會不公平情境中的情感。所羅門寫道：

"Resentment is a moral emotion. It is an emotional response to insult, injury, or injustice, and it reflects our sense of self-worth and dignity."（怨恨是一種道德情感。它是對侮辱、傷害或不公的情緒反應，反映了我們的自尊與尊嚴。）

他將怨恨看作是「一種帶有倫理意涵的情緒反應」，有時甚至可以成為正義的驅動力。

他也曾寫道：

“Resentment can be a moral protest. To deny it entirely is to deny one’s own dignity.” （怨恨可以是一種道德抗議。完全否認它，就是否認自己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