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Sarawak》

by Dr Tan Beng Huat, Chairman,
Silk Road Cultural Endowm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Malaysian History,  the Minister of Tourism, Arts and Culture is a Sarawakian. After Dato' Dr Ng Yen Yen, Dato' Sri Nancy Shukriis the second lady politician heads this Portfolio. Doubtless to say, East Malaysia is rich beyond imagination in natural & cultural endowment, don't forget that, Malaysia's very first two World Heritage Sites listed with UNESCO, namely Mulu Cave of Sarawak & Mt. Kinabalu of Sabah are at this part of the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hidden gems exist without travelers' deservedly attention. Here is one of my sincere personal recommendations, Sibu's various cultural parks contributed by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ies from different dialects/ancestry. You can hardly find any similar cultural phenomena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n view of the severe blows to the tourism industryby the Covid-19,  the attention to this new venture is even more timely and pressing. Our tourism sector is already vulnerable enough even long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present pandemic, are we serious to rebuild it? China can be our role model. Although the initial figure predicted that only 14% of their tourism SME will survive the current challenge, they have managed to adapt to changes fast. While we still re struggling, they have begun to return to the prosperity they enjoyed before. Their experience can prevent us from unnecessary attempts.

It's advisable to rebuild with new model/rules of the game. Including developing more rural/suburban destinations to avoid congestion；AND more places to promote health tourism. Isn't that sound suggestive to Sarawak & Sa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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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什麽？歷史就是個婊子，誰有權有勢誰就可以弄她一下！——張永隆《雪白雪紅》


國人好史，好記錄，好規矩，那麽歷史是怎樣被記錄下來的呢？

中國古代，史官只需要對事實負責，連皇帝也無權修改和干預。

中國古代，如何記載歷史的史官，只需要對事實負責，而皇帝更沒有權力對史書進行修改，即使如秦始皇那樣“焚書坑儒”過的鐵腕君主也不能干預。 正是為了保證這一點，古代史官並不是由皇帝任命，而是采取世襲制度的，就比如《史記》的作者司馬遷，他的史官職務並不是由漢武帝封給他的，而是他由其父親太史公那裏世襲下來的。史官成為了一個獨立的系統處於王權控制範圍之外，所以古代史官的地位是很高的。

可歌可泣的中國古代史官文化

史官獨立，當權者不能干涉史官的工作，但這並不表示當權者不會對秉筆直書的史官進行打擊報復，事實是在相當一段時期，史官文化獨立恰恰是由無數史官，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加以捍衛的，除了我們剛才所提到的王允殺蔡邑之外，最為有名的則是“崔杼弒君”的故事，齊國的權臣崔杼弒殺了自己的君主齊莊公，齊太史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大怒，殺死了齊太史，齊太史的兒子復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又殺之，齊太史的弟弟又寫“崔杼弒其君”，崔杼又殺了他，最後齊太史的小弟弟接著寫“崔杼弒其君”，崔杼終於無奈，只得放棄了。以崔杼當時的勢力連國君都能夠殺死，但卻不能迫使史官為其隱埋罪行，中國古代史官文化的可歌可泣由此可見一斑了！

李世民：破壞史官獨立制度的元兇

但令人痛心的是這種情況最終沒有能夠保持下去，而破壞這一制度的罪魁禍首，就是那個曾經被無數人稱贊的一代賢君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因是在玄武門靠搞兵變上的臺，所以對此事一直耿耿於懷，在他通過科舉制度成功的使“天下英雄入吾扣中”以後，就對延續了幾千年的史官獨立制度進行了徹底的摧殘，首先是對初唐的歷史進行了全面的篡改，隨後是把史官納入了皇帝的管理範疇，最後是規定官方修史，史書的記載與編修歸官方負責，民間修史不再允許，自此以後中國所有的正史被強行納入“國家主旋律”的指導之下。

從中國政治發展來看，史官獨立制度被破壞是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發展的必然，因為到了這個時期，封建君主的權力已經日益強大，他們已經不能在允許史官還如同司馬遷一樣對自己品頭論足。但中國的歷史也由此而變得沈重，因為我們已經很難在區分出什麽才是真正的歷史，就如同張正隆在《雪白血紅》裏面所寫的那段：“歷史是什麽？歷史就是個婊子，誰有權有勢誰就可以弄她一下！”

歷史再也不是統治者的專利

易中天：“《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譜”; 以史為鑒，是為了讓統治者“知興替，明得失”;《資治通鑒》，則是“可供統治借鑒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於是，與統治無關的史料，自然是視而不見; 與王道無關的思想，也自然只字不提。那麽請問，還能指望對自己的文明有所解讀和反思嗎？有什麽樣的人，就有什麽樣的書; 有什麽樣的書，也就會有什麽樣的人。” （摘自：另類讀史：歷史再也不是統治者的專利）

司馬遷祠墓坐落在陜西韓城芝川鎮南奕坡旁的懸壁頂端，東瀕黃河，西枕梁山，山河映帶，氣勢磅礴。從東北坡腳拾級而上，進入建築群前，壯觀的木牌坊正中高懸金字額書“漢太史司馬遷祠”。司馬遷祠的修建年代距今至少已有1600年，現在的山門和寢宮是宋代建築遺存，元明以來雖然幾經重修，但仍保持著原有規模和古貌。

關於張正隆的《雪白血紅》

《雪白血紅》是中國大陸報告文學作家張正隆的代表作，描述了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林彪率領中共軍隊在中國東北戰場與中華民國國軍作戰的事跡。

作者採訪了上百個林彪有工作關係的人整理而成，寫得相當紀實，其中加入了大量林彪與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互通的電報內容，書中涉及強制動員參軍、長春圍困戰中長春圍城餓死大量平民等敏感內容，出版後引起轟動，在被禁前在中國已經賣出超過十萬本。

此書於1990年被禁止在中國大陸發行，被禁的原因是“為蔣介石評功擺好，為林彪翻案”，據悉彭真氣極敗壞地對他的秘書說：“林彪難道比毛澤東還英明嗎？”結果出版社遭到牽連，一些人遭到降職和下崗，責任編輯馬成翼被關了23天，張正隆被關了一個月，對張正隆後來出的書內容也審查得更嚴。2002年，此書在香港出版。如今在中國大陸少數圖書館可借閱。（維基百科）

敘說古朝鮮女史官事跡的韓國電視連續劇《新進史官丘海昤》劇照，故事發生在19世紀初的朝鮮王國，劇情史實根據待考，唯可見唐代李世民前的中國史官制的縮影。

曾仁青·北婆羅洲客家山歌《九伯後生下南洋》序

編註：曾仁青為馬来西亞沙巴區域资深客家运动工作者/作家，擔波羅利人，曾出版自傳《擔波羅利的男孩》一書，深受歡迎。

客家話乃是以中原古漢語為基礎，也是漢語七大方言之一，在盛唐時期更盛行一時；它和華語(又稱普通話)非常接近，可是仍有許多詞彙及慣常用語和華語完全不相同，而其中一些客家詞彙還特別傳神呢！

今日嘗試推出的已經不為年輕人所接受，且又日漸式微的一首七言四句新沙巴客家山歌，以供賞賜教，主要是要藉在客家山歌中找到客家人的另一個生活調劑品；然而它又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精髓、是客家人的心情、更是客家人的歷史。

一般的客家山歌構句與七言四句相似，每首山歌有四句，每句由七個字組成，第一、第二及第四句最後一個字要押韻。

雖然山歌與七言絕句相似，但山歌的句子較七言絕句淺白，也不注重平仄，只要唱起來語氣順暢、音律和諧就可；但在演唱時有時必須隨著節奏、調子加入一個虛字，以豐富歌曲表達的方式。

客家山歌也有七言五句（有待刊登），但其構句也與七言四句有著其共同點，就是每句由七個字組成，第一、第二、第四及第五句最後一個字也必須要押韻，而第五句往往是加強或豐富第四句歌曲的語氣力度，增加歌曲的表達意境。

由於各地區的客家詞彙和發音和用語未必盡同，有時還會參雜本地土語，今日推出的七言四句客家山歌的詞彙，乃是本人以最熟悉的本地客家慣常用語有感而抒之。謝謝！

已故九伯，原名謝九，擔波羅利人，原籍廣東番禹人，務農為生，秉性忠厚，平素熱心社會公益，是擔波羅利眾福堂人壽會發起人之一，也是擔波羅利中華學校校舍重建委員之一。（資料摘自擔波羅利眾福堂人壽會紀念特刊）

延續閱讀 》

沙巴海丝館

沙巴客家山歌

富邦：落實沙巴復邦的真義

陳明發 2015《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上月5日在沙巴亞庇經歷了一次5.9級地震，及好幾回餘震；想起2009年在臺中弘光大學講課時，也遇上一次6級搖晃。

此次神山地震不幸死了18位爬山者/嚮導；但當地眾多原住民嚮導在地震後不顧個人安危，上山尋援其他失散的爬山者，有者因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因為許多爬山客來自國外，這件事引起西方媒體大力報導，讓我們覺得做馬來西亞人很值得驕傲。

因為神山是杜順族的聖地，事故發生後，很多媒體（包括馬來西亞本身）才開始想到：我們對杜順族很陌生啊。我因為寫過關於神山（又名中國寡婦山）的組詩，有家媒體也要我針對他們的傳說講點話。此次事故讓我感覺到，做個“沾光式”的“驕傲的國民”還不夠啊，我們對自己的鄉土了解多少？馬來西亞內容、文創工作者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原載 10.7.2015《愛墾網》）

陳頎·題止園別墅

山如屏障水如氈，眼底花光檻外妍。

最愛月明風靜夜，詩情畫景兩無邊。

水閣風涼日倚欄，靜參消息快觀瀾。

急流勇退常防滿，始信涵容海量寬。

陳延謙《止園集·附錄·止園吟侶倡和集》

曾仁青整理·謝九客家山歌《九伯後生下南洋》（9-10）

（九）

九伯娘娘好本事，種菜洗衫又擔水；

燒飯劈柴抹都做，天光忙到暗滿晨。

註釋：暗滿晨 - 夜晚

（十）

阿娘識算吾識字，家傳秘方有兩手；

傷風鼻塞太熱氣，摘滴草藥病就除。

                                                                     許雲樵教授生前主編的《南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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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宗漢·遊雜感

十年十月十九日抵星洲，觀各商店門上蝌蚪縱橫，五腳衢下貧人側身偃臥，橫肱叠股，不堪寓目。坡中華人機關除學校無煙賭具外，其他公館社團，類多吞雲吐霧，捫竹尋花，喧鬧囂塵，實甚於春江上也。漫唱竹枝四首，紀斯遊之所見耳。

小陽十九到星洲，擾擾營營漢子稠。

把晤還須福建語，方言普及馬來由。

（【編按】馬來由，即馬來人、馬來語。）

機關百種都齊備，社會一行空應酬。

麻雀洋煙相徵逐，高歌醉舞出峰頭。

四達康莊眞坦途，南洋首屈號名都。

嗚嗚轆轆車輪接，嚦嚦嘈嘈夾道呼。

海闊澜回無惡浪，山低林茂有靈株。

洋樓高聳堪遮日，最是可憐五腳衢。

（【編按】五腳衢，亦稱五腳基，即商店之騎樓，為流浪漢棲息之地。）

1924年5月22日《南洋商報》“商餘雜誌”

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匯編》

郁達夫·去卜干峇魯留贈陳金紹

十年久作賈胡遊，殘夜蠻荒叠夢秋。

若問樽前惆悵事，故鄉猿鶴動人愁。

阿修羅箋註：

1：是詩一九四二年四月作。當年三月九日，荷蘭駐印尼殖民總督宣布向日軍投降。接著，日軍進佔蘇門答臘，搜索抗日分子。郁達夫化名趙廉，改裝為華僑商人，經彭鶴嶺，卜干峇魯而深入蘇島內地隱蔽。此詩寫於離開彭鶴嶺之時。

2：卜干峇魯，地名。

3：陳金紹，當地華僑。

郁達夫·離亂雜詩十一首

阿修羅箋註：

1：是詩作於一九四二年春。郁達夫被害後，這十一首詩是由胡愈之保存並帶回國來的，一九四六年隨<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一文同時發表。詩後，愈之先生附有說明，抄錄如下：”按：一九四二年春間，達夫避難保東村，日成一詩以自遣今豐者僅十一首。右詩一至七首為懷遠憶舊之作。達夫有女友，於新加坡陷前，撤退至爪哇，任聯軍廣播電臺廣播員；達夫在保東村，隔二三日必赴附近市鎮，聽巴城廣播，故有’卻喜長空播玉音’之句。第八，第九首留別保東居停主人陳君陳為閩金門人。第十首成於彭鶴嶺，則以言志。第十一首系去卜干魯途中口佔，末量為中途停舟處。達夫後居巴爺公務時，亦間有所作，作風復有不同，似意氣較豪放，惟已盡散佚，惜哉。”

2：名城，這裏指新加坡城。

3：潰南疆，指英軍在馬來亞的節節敗退。

4：王謝，這裏指當地政要。飛燕，這裏指老百姓。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5：石壕村與長生殿，杜甫的《石壕吏》，寫老嫗從吏夜應河陽役，和老翁分離的事。洪昇的《長生殿》，寫唐明皇思念楊貴妃事。故曰，一例釵分惹恨長

6：巴城，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西部的巴東。當時郁達夫，胡愈之、王任叔是分批次撤退的。5月初，到達蘇門答臘西部高原小市鎮巴爺公務，以富商身份出現，先住廣東華僑開設的海天旅館，後租住一座小洋房。5月底，在巴爺公務僑長處，被日本憲後發現精通日語。6月初，被迫去武吉丁宜日本憲兵分隊任通譯。

7：亂離魚雁雙藏影：時郁達夫有女友李筱英，任英軍情報部門的廣播員。1941年12月底，李筱英隨英國情報人員撤退到爪哇。李筱英撤退到爪哇前，曾力說郁達夫也盡快撤退，並叫郁達夫托人把兒子郁飛送回國內。

7：河梁，橋梁。《列子·說符》：“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 晉陸雲《答兄平原》詩：“南津有絶濟，北渚無河梁。”

8：祖逖，祖逖，字士稚，范陽遒縣（今河北淶水縣）人。西晉末年洛陽淪沒後，祖逖率領親族鄉黨數百家避亂南下，祖逖不甘故國傾覆，恒存振復之心，主動請纓。建興元年（313），祖逖帶領舊部數百人毅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9：專諸，吳國堂邑人。春秋時期吳國公子光打算暗殺吳王僚，伍子胥推薦專諸作刺客。公元前515年，公子光乘吳內部空虛，與專諸密謀，以宴請吳王僚為名，藏匕首於魚腹之中進獻，當場刺殺吳王僚，專諸也被吳王僚的侍衛殺死。公子光自立為王，是為吳王闔閭，乃以專諸之子為卿。春秋戰國人物補充。

10：夷光，西施，原名施夷光，春秋戰國時期出生於浙江諸暨苧蘿村。天生麗質。不知所終，一直受到後人的懷念。施夷光世居諸暨苧蘿山（亦名羅山）下苧蘿村（今諸暨市城南浣紗村）。苧蘿有東西二村，夷光居西村，故名西施。

11：誓記釵環當日語，香余繡被隔年薰：這寫的是李筱英。“隔年”，郁達夫寫這詩，已是李筱英撤退到爪哇後的第二年春。

12：月正圓時傷破鏡，雨淋鈴夜憶歸秦：這句寫的也是李筱英。

13：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殷羨作豫章郡太守。臨去﹐都下人因寄百計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14：謝莊：《晉書》載，謝莊朝回，衣為雪所點，時人玩之，以為風韻。李商隱句“欲舞定隨曹植馬，有情應濕謝莊衣”

15：洛妃，傳說中的洛水女神宓妃。曹植的《洛神賦》：“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

16：卻喜長空播玉音：見註1條。

17：陳蕃，見前註。

18：雲英，見前註。

19：兩戒，國家疆域的南北界限，借指兩戒之內的全境。這裏指國家一統。

19：金門，《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北齊書·文苑傳·樊遜》”人有譏其靖默不能趣時者，遜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沈世欲，避世金門，何必深山蒿蘆之下，遂借陸沈公子為主人，擬《客難》，製《客誨》以自廣。”

20：巴東，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西部的巴東。

21：草檄，袁紹讓陳琳草檄，聲討曹操“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製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22：隆中，諸多隱居處。抱膝，以手抱膝而坐。有所思貌。《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壟畝，好為《梁父吟》”裴松之註引三國魏魚豢《魏略》：”每晨夕從容，常抱膝長嘯。”唐白居易《邯鄲冬至夜思家》詩：”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

23：扶桑，神話中的靈地之一，傳說在東方的大海上，扶桑樹是由兩棵相互扶持的大桑樹組成。多指日本。

24：掃穴犁庭，掃蕩其居處，犁平其庭院。比喻徹底摧毀敵方。清魏源《聖武記》卷七：“且謂蕞爾土司，即掃穴犁庭，不足示武。”

25：草木風，草木皆兵，風聲鶴唳。《晉書·苻堅載記》：淝水之戰，苻堅看到東晉軍隊陣容嚴整，又遠望八公山，草木皆兵，風聲鶴唳，十分恐懼。後用以比喻非常慌張，到了自驚自擾的地步。

26：孤舟惶恐再經灘：惶恐，惶恐灘，在江西省萬安縣，急流非常險惡，是贛江十八灘中的一個。文天祥句”惶恐灘頭話說惶恐，零丁洋裏慨嘆零丁”惶恐，是擔心國家會滅亡而惶恐。

27：末旦，未彰顯。

28：楫指中流，見前註。

29：天意似將頒大任：《孟子》“天欲將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郁達夫·離亂雜詩十一首

　　9

飄零琴劍下巴東，未必蓬山有路通。
亂世桃源非樂土，炎荒草澤盡英雄。
牽情兒女風前燭，草檄書生夢裏功。
便欲揚帆從此去，長天渺渺一征鴻。

　　10

千里馳驅自覺癡，苦無靈藥慰相思。
歸來海角求凰日，卻似隆中抱膝時。
一死何難仇未復，百身可贖我奚辭。
會當立馬扶桑頂，掃穴犁庭再誓師。

　　11

草木風聲勢未安，孤舟惶恐再經灘。
地名末旦埋蹤易，楫指中流轉道難。
天意似將頒大任，微軀何厭忍饑寒。
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

曾仁青整理·謝九客家山歌《九伯後生下南洋》（31-32）

（三十一）

客人崇文又重義，九伯生來夠義氣；
喊聲辦學萬人跟，太家斂錢又出力。

（三十二）

斂到滴錢起校舍，又請先生落鄉下；
天文地理都教埋，教書先生愛施捨。

何适·福山亭踏靑

其一

驅車直到福山亭，萬冢千墳映草靑。

鬼火年年陰雨夜，可憐幽夢幾時醒？

其二

逢悲露泣幾經秋？宿草芊綿土一抷。

多少無辜埋戰火，憐君猶得傍山丘。

其三

隨處靑山骨可埋，焚黃怪底哭聲哀！

幽魂好自黯泉壤，莫逐深閨夢裏回！

1949年4月8日《南洋商報》“和平·南洋詩壇”

（編按）福山亭，新加坡墳山名，今已不存。

李慶年編《南洋竹枝詞匯編》

（樟宜八個石大伯公）福山亭簡介

福山亭建廟的歷史悠久，廟內供奉“福德正神”，俗稱“大伯公”，自建廟以來至今已有百多年的歷史了。

福山亭早期為私人土地，華人土葬的墳墓所在地，在樟宜八條石，安了一座福德正神亭，由於神靈顯赫，善信眾多，遂於1906年成立福山亭委員會，組織福山亭大伯公廟，成立至今已有百多年的歷史，大伯公廟在善信的熱心支持下，聲名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委員會成員為：主席陳維明，委員許安美，鄭甘露，林擁等人。在樟宜八條石占有7依格墳地，讓有關人員負責管理。幾年後又在樟宜三百依格置地10依格，經先輩們妥善的管理，逐漸上軌道。

早在80年代末，位在樟宜八條石的大伯公廟，由於被建屋發展局征用，負責人想盡辦法向政府請求，終於在1992年正式被政府分配坐落在菜市巷門牌6號一塊兩千平方公尺的土地，同時聯合建屋局介紹的竹雲宮及福靈宮，依社團法令為準則進行註冊，並在1995年3月2日（乙亥年農歷二月初二）吉日，大伯公升座進宮，稱為“菜市聯合宮”。

今天，我們能親睹這棟華麗壯觀的廟宇屹立在菜市巷，這是大伯公及諸神的聖名得以傳揚，延續四方善信之香火，同時也實現理事同人的心願。

我們也期望這座廟宇不僅是供眾善信膜拜之所，也能為民眾結聚之處，同時也能發揚華族傳統文化之使命，更能為我國增添旅遊勝地。（新加坡菜市聯合宫 網站）

鍾永有《黃乃裳港主開辟詩巫》

這些華族新移民來自中國福州，他們是在具有遠見的領袖黃乃裳率領下，來到為處於拉讓江兩岸也就是詩巫盆地區域，開天闊地，建立詩巫新墾場。 

1900年，黃乃裳從中國福州首先抵達新加坡，並且會見了當地許多華人商賈，其中一位就是他的未來女婿林文慶博士。林文慶告訴他的未來岳父說，白人拉惹正在尋找華人勞工到砂拉越開發墾殖場。

於是，黃乃裳馬上啟程前往古晉，然後由古晉的華人甲必丹王長水介紹他給白人拉惹認識。接著黃乃裳與拉惹查爾斯 • 布洛克，締結了一份包括三十一項條款的協約，把福州人送到砂勞越第3省的詩巫周圍地區去墾殖。

接著拉惹在詩巫地區進行地方勘察，最後他決定以新珠山作為第一個墾殖區的開發地點。


大多數福州籍墾殖民為基督教徒，當他們抵步時，每人分得一個小茶壺、一把鋤頭、一張草席。茶壺是給人泡茶解渴的東西，鋤頭是幹活不可或缺的工具，辛勤自耕自食，生活十分艱苦。

一項於1906年所進行的人口調查，發現在將近1000名南來的福州人當中，只剩下500名，其餘500名或是自行離開，或是死於新舊疾病以及慘遭溺斃或是在莽林失蹤。

詩巫也因為有了黃乃裳高瞻遠矚領導和許多福州先賢犧牲，發展到今天欣欣向榮，而砂拉越的其它地區也在各個籍貫華人群體的群策群力，合作無間，加上與各個達雅人、馬來人等諸友族同胞攜手並肩努力，團結一致，與政府協作，共同開拓砂拉越。

華人在婆羅洲島與各族融合

婆羅洲島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的多元化社會，社會和諧是婆羅洲島各區域社會向前邁進的基石，不僅各個籍貫華人群體應該溝通，打破籍貫主義的無形枷鎖，促進籍貫融合和交流，與此同時，各個種族之間也應去除先入為主的成見，兄友弟恭，加強交流，互相理解。

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區域的婆羅洲島早於3000年前，就已經建立起命運共同體的紐帶聯系。華人群體承載的5000年優秀傳統中華文化不僅在婆羅洲島上發揚光大，並也成為婆羅洲島上在地土著文化與來自中國大陸的中華文明文化融合成一體，成為婆羅洲島上一種特有的多元特質。

鍾永有《羅芳伯建“蘭芳共和國”》

在婆羅洲南部，華人的貿易活動在砂勞越這所謂對華人不利的“黑暗時代 ” （公元1580年至1840年）里，仍然持續著。

到了19世紀中，有數千名華人散居在三發和坤甸一帶，而他們也就是從西加里曼丹移居到砂拉越的第一批華人，即西加里曼丹開拓者羅芳伯客家籍貫後輩群體。羅芳伯在婆羅洲島坤甸建立從1777年至1884年強盛一時，實行大總製的“蘭芳共和國”或別稱“蘭芳公司管轄區”，這也是由中國大陸客家籍貫華人在海外創建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根據文獻記載，當英國探險家詹姆士布洛克（James Brooke）東來砂拉越時，當下已有一名中國大陸的廣府籍貫人已在砂拉越居住，他就是劉直。劉直在1830年前後偕同數名友人，從中國乘搭帆船首先抵達砂拉越的成邦江（Simanggang），然後轉到古晉的砂督。他以種菜和飼養牲畜為生，後來成為白人拉惹布魯克的管家，而後來追隨他的同鄉於1857年積極協助拉惹對付叛亂行動。

砂各籍貫華人各有領袖

且說客家群體在砂拉越安家落戶之後，隨布洛克管家劉直之後而來的新移民，有詔安人、潮州人和其他各籍貫群體的華人。每一種籍貫的華人都有一名領袖當代表人，客家群體為劉善邦、福建籍貫領袖王有海、詔安籍貫領袖田考、潮州籍貫領袖劉建發，被看成華人社會的首領，對於華人事務，白人拉惹征求領袖們的意見或商談。

縱觀二十世紀掀開了砂拉越新一波發展新時代。在這個世紀初，新一批華族移民的新浪潮出現，不斷地湧入砂拉越的拉讓江（Rajang River）流域，推動砂拉越的經濟和教育不斷向前發展。

鍾永有《華人落脚婆羅洲》

從中國大陸下南洋的華人群，體分批次到婆羅洲諸地區。他們首先來抵達文萊、馬辰（Banjermasin）、坤甸（Pontianak）等地區，人數也越來越多，從事各種商貿、開礦、開墾、種植、養殖等活動。

1608年開始，荷蘭人婆羅洲設立第一商站，並雇用擁有社會影響力的華人，陸續開拓諸如在三發（Sambas）、砂督（Satok）、坤甸、馬辰（Banjermasin）、文萊（Brunei）各個王國的“酋長”（蘇丹）訂立商業貿易協議。這也顯示華人群體比較起歐洲人更早融入婆羅洲這片土地，並落地生根，發揮影響力。

到了18世紀期間，華人群體在西婆羅洲進行大規模的貨物例如胡椒、橡膠產品等出口貿易，同時華人為當地居民提供諸如絲綢、印尼棉布、白洋布、陶瓷器等價廉物美商品，可謂應有盡有。

砂拉越明顯和中國早在公元1300年以前便有了直接接觸。不過，由於某種不明原因，華人在砂拉越留下的直接接觸痕跡，到了15世紀中葉便消失無蹤。不過，華人群體卻在文萊的聯系延續了一百年之久，文萊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密切。

因此，華人在婆羅洲沿岸的貿易活動，看來是於16世紀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的競爭下才宣告中斷的。縱觀在往後的兩百年中，中國和砂拉越之間便很少來往了。

文萊原本是一個繁榮的貿易港口口岸，文萊王國蘇丹也因與中國之間的商業聯系而富強起來，王國領土版圖不斷在婆羅洲島上擴大，在蘇丹博基亞王朝（Sultan Bolkiah，統治期從公元1485年至1528年）時期達到最巔峰，領土版圖涵蓋婆羅洲島絕大部分土地、菲律賓中南部諸多大小島嶼。

有史學家認為，文萊早期的蘇丹國是依賴中國支持，而得以成立並強盛起來，而早期的蘇丹或許是一個中國大陸華人。

信奉伊斯蘭教的文萊蘇丹王國（Sultanate of Brunei 或 Negara Brunei）的第一位馬來族（Malay）蘇丹（王/國王）是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中國大陸稱他為默哈莫沙（Mohamo Sha），他自公元1368年起成立並統治文萊蘇丹王國，直至1402年逝世。

研究指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原名為阿旺阿臘伯達達（Awang Alak Betatar），他成為“阿旺阿臘伯達達”（Raja Awang Alak Betatar）直至1360年代初改變信仰成為伊斯蘭教教徒，然後迎娶淡馬錫（Temasik）國王的女兒（Iskandar Shah國王或 Sang Nila Utama國王其中之一人的女兒）。淡馬錫是新加坡舊稱，當時文萊把淡馬錫稱作“柔佛”（Johor）。

從穆罕默德沙阿（Muhammad Shah）的原名“阿旺阿臘伯達達”（Awang Alak Betatar）這個名字來看，穆罕默德沙阿這位蘇丹很可能原為一位佛教徒或興都教徒。他於1371年派遣特使前往中國。按《明史》（書 325）Ming Shih (Book 325)記載，1370年的文萊王是“Ma-ho-mo-sa”，並指其繼承人也擁有佛教徒名字。

這也意味著，在文萊馬來蘇丹王國誕生之前，就已經有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先民在婆羅洲島的前文萊蘇丹國王朝（Pre-Sultanate）這塊土地及附近地區定居或活動了。

後來，由於文萊蘇丹王國發生內訌，王朝家族人事出現了變動，與西班牙入侵者戰鬥傷元氣，再加上隨後英國殖民地政府刻意扶植其新加坡殖民地成為一個全新的商業轉運站，文萊蘇丹國的商港地位和蘇丹王朝開始（19世紀明顯開始），縱使文萊蘇丹當時不歡迎新加坡崛起，可是卻無能為力扭轉文萊王國沒落的窘境，其龐大國土也遭英國人瓜分，納為今日的東馬來西亞的砂拉越和沙巴。 

早期華族商賈對砂拉越的重要性，不在於他們是現今砂拉越華人的先驅，而是他們對當地土著社會所起的巨大影響力。其中之一是華人群體同土著群體大量通婚，這不但讓土著群體擁有華人血統，而且還承傳了華人擅長的許多技藝和文化，即土著傳承了中華文明內涵。

中國人在公元前三世紀 與婆羅洲島接觸

因此，一些專家推測中國人早在公元前3世初，或者在更早時期，就開始“下南洋”與婆羅洲島島民往來接觸。

來到了14世紀，歷史記錄顯示較為明朗化。當時，明朝（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早期皇帝采取海洋開放政策，再度與南洋各國加強聯系。公元1405年，明朝三寶太監鄭和（穆斯林）首次奉明成祖之命下西洋。鄭和曾經前後7從次從中國大陸乘船南下，其中兩度據說經過了“渤泥”。

按中國歷史載籍，公元十五世紀期間，馬來群島的統治者曾多次前往中國覲見明朝皇帝。《明史》記載渤泥國王麻拉惹加納（Maharaja Karna）曾於公元1408年謁見中國皇帝。

從中國官方的編年史內容，發現在這期間中國和南洋（東南亞）之間似乎有不少非官方的貿易往來和各種交流接觸。

且看婆羅洲島上的第一個14世紀的露天遺址完成發掘工作。1966年7月12日，在砂拉越河三角洲山都望（ Santubong） 的鐵礦區所進行的大規模考古發掘。在望基山（Bongkisan）這個地方發現一堆木炭。而根據陶器年代測定法，可推斷婆羅洲與中國大陸的交往，應該是開始於唐朝（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後期，並相信婆羅洲島上的望基山曾於13世紀因與中國人往來而一度繁榮興盛。

《諸藩誌》和十五世紀的《東西洋考》對12世紀和13世紀的海上貿易有相當詳細的描述。羅幹（J. R. Logan）於1848年的《印度群島和東海》寫道：“有證據顯示，在九世紀時就有這種貿易在爪哇進行。如果當時已有這種貿易存在，他們（中國人）可能在極遠古年代，甚至在婆羅洲馬來王國成立之前，便訪問過婆羅洲。”

歷史學者田汝康也認為中國人與婆羅洲長期通商，以及偶而同婆羅洲進行政治接觸的證據，說明婆羅洲在早年時期可能就有一些華人拓殖地存在。

汶萊蘇丹娶華人為妻

關於華人群體與婆羅洲之間的接觸還有其它說法。按《文萊歷代國王系譜》記載，在15世紀時的文萊國第2位蘇丹（公元1435年至公元1450年在位）迎娶“王三呂”（或黃森屏）的女兒或妹妹為妻，而據說王三呂是跟隨鄭和下西洋的一個福建人。

還有，率領西班牙船隊環行地球一周的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於1521年航經文萊（汶萊）停留時，曾提及中國的絲綢，度量衡及刻有漢字的錢幣。

按聖約翰在其《東印度群島歷史和現狀》記載，在歐洲人與婆羅洲之間往來的16世紀初，已有華人在文萊定居，並指這些華人從事他們“特別擅長”的行業。

到了17世紀開起，海上貿易活動蓬勃擴展開來，於是，中國大陸華人群體與婆羅洲之間的接觸出現了密切聯系，而從這個世紀開始，掀起了中國大陸華人群體一批接一批大量移居南洋地區的新浪潮，而婆羅洲則是接受大量新華人移民群體的地區之一。

這對於南洋地區的馬來群島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習俗等方方面面發展，都產生一定的影響，乃至於與當地的統治者和原住民群體密切合作交融，同時，華人也與當地達雅群體進行異族通婚，逐漸形成一個多元種族和文化融合情況。

鍾永有《婆羅洲島與中國》

3000年前東南亞婆羅洲島與中國產生聯系

從廣義的婆羅洲文化乃至於相對狹義而言的婆羅洲中華文明文化，或許早自中國周朝（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計起迄今3063年，就逐漸開啟建立婆羅洲島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南中國海（南海）商貿活動、宗教傳播、人員往來互動的紐帶關係。

當然，大眾最為熟悉的是其後而來的中國自明朝（公元1368年至1644年）計起迄今649年，明朝特使鄭和7次下西洋（下南洋），以及隨後18世紀至20世紀300年間中國南部省份沿海民眾，一批接一批冒險遠渡南中國海“下南洋”到東南亞包括到婆羅洲島（Borneo）披荊斬棘在新天地謀生，融入當地社會定居，中國大陸與東南亞之間產生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歷史淵源，還有許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故事。

根據專家學者的史籍史料研究，前往婆羅洲島砂拉越的華人群體幾乎請一色是來自中國大陸的三個省：廣東省、福建省以及廣西省。

縱觀當時這3個華南省出現社會動亂、人口增長壓力，再加上地理位置比較靠近東南亞，因此東南亞各個地區也就形成中國大陸人員外流，尋找安居樂業新天地的目的地。

專家研究指出，早於公元5世紀初，中國大陸於晉朝（公元265年至420年）時期的東晉（公元317年至420年）僧人法顯，在佛教聖地印度學習佛學取經後，在乘船航返中國大陸的途中，曾經在一個名叫“耶婆提”的地方停留過。雖然無法確定“耶婆提”的確實地點，不過，一些歷史學家相信法顯曾在“婆羅洲”停留一陣子。

宋朝與勃泥建立聯系

而根據中國《宋史》（公元960年至1279年）所記載，公元977年至1802年，有個名叫“勃泥”的王國，曾向中國朝貢。而根據宋代趙汝適所撰《諸蕃誌》“渤泥國”（Po-Li or Po-Ni，公元1225年）所記載，每當一艘外國船舶航經“渤泥”時，船長總是會把中國佳肴饋贈“蘇丹”。若該記載是正確的話，這意味著在中國於宋朝時期，中國和“勃泥”之間就建立了聯系。

根據史料所述，中國的《梁書》（公元502年至公元566年） 最早提到“婆利”、《隋書》（公元589年至公元618年）、《舊唐書》（公元618年至公元906年）也提到“婆利”此名。這三個中國朝代的正史都記述“婆利”於公元517年、522年、616年、630年、669年，曾經派遣特使向中國朝貢。

在出土的許多文物，有助於確定中國早年與東南亞區域之間的來往關係。例如在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曾發現的中國大陸漢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的陪葬陶器。這些出土陶器可能是由外國商賈或旅客們，從中國大陸帶到這些東南亞諸地。

此外，也有歷史學家指婆羅洲達雅族人（Dayak）的裝飾和圖案，與中國大陸周朝末年時期的圖案很相似。

疫情當前：命運共同體

楊光：《聖經》裏的諾亞方舟和中文的成語“同舟共濟”，都表達了一個類似命運共同體的意思，即在威脅到整個人類衛生安全的災難和瘟疫面前，人人平等。我們都面臨著同樣的命運，而且有著同樣的焦慮和期望，也就都在同一艘船上。

莫蘭：我們確實應該把全球性的共同體，視為所有人類健康的共同體，因為我們共同存在、生活在這個星球上，分享著相同的命運。現象學家胡塞爾也曾引用諾亞方舟這個意象，來說明地球像諾亞方舟一樣，是贈予我們的禮物。生態學家和建築師巴克明斯特·福勒，曾把地球比作宇宙飛船。這些意象都顯示了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命運。不管我們有什麼矛盾，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學會共處共在，才能存活和繁榮發展下去。（原題：“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必須學會共處共在”——對新冠肺炎疫情和後疫情時代的哲學思考，楊光 德莫特·莫蘭【Dermot Moran】轉自：2020年11月03日 雲南網 / 來源：光明日報）


延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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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蘭：新冠危機 :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魏源·墻內開花墻外香

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赴鎮江，與被清廷遣戍伊犁的林則徐相會，從後者那兒得到《四洲誌》和大量珍貴的圖表資料，並且遵從林則徐的囑托，開始編撰一部長達百卷、務出己意的《海國圖誌》。

此書是中國近代首部較為完備的世界地理書籍，其宏大的篇幅還涉及到世界歷史、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曆法、風俗、宗教等眾多門類，堪稱一部集大成的百科全書。


魏源在《海國圖誌》的序言中闡明了，他編纂此書的意圖和目的：“是書何以作？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他可不想玩什麼炫人眼目的虛招，他編纂此書是要促使國人睜眼看世界，“悉其情節，知其控馭”。

《海國圖誌》確實令數千年拘束於此土此域，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中國人飽飽地開了一回眼界，這種類似於醍醐灌頂的直輸式的啟蒙對於久患自閉癥的國人無疑具有振聾發聵蕩心滌肺的作用。英、法、美、德、俄、意、西、葡、荷、比、日的國情如何？

讀了這本書，中國人至少可以增長一點知己知彼的理性認識。其中，魏源對美國民主制度的稱贊可謂不吝其詞，更見出作者取法乎上的政治眼光。他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先進思想即在此書中首次脫穎而出，一鳴驚人。數十年後，梁啟超仍然極口稱贊《海國圖誌》為“不龜手之藥”，肯定它“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凈盡，則其在歷史上關係，不得謂細也。……中國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

《海國圖誌》直接影響了中國的洋務派、早期維新派和戊戌維新派，是他們奉為圭臬的教科書。這部皇皇大著很快就流播扶桑，日本明治時期的政治改革家吉田松蔭、橫井小楠等人從中所得的借鑒甚至比中國政治家還要多。說是墻內開花墻外香，也並不為錯。


在《翻刊海國圖誌序》中，日本鹽谷世弘甚至為懷才不遇的魏源抱屈含恨，為有眼無珠不識國之重寶的清道光皇帝、咸豐皇帝感到悲哀：“嗚呼！忠智之士，憂國著書，其君不用，反而資之他邦，吾固不獨為默深悲，抑且為清主悲也夫！”

魏源勤於撰述，著作等身，一生共編書著書二十餘種，其中《海國圖誌》和《聖武記》影響至為深遠，它們是那個時代中華愛國者強烈要求變革的先聲，由於外患日亟，清政府過於腐敗無能，好一陣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折騰之後，終於以沈淪慘敗而收場。魏源的藥方夠好，無奈清王朝已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王開林：魏源：強國夢【3】）

《海國圖誌》—— 中國有關世界文明最早的百科全書

在清朝林則徐、魏源之前，中國人並不是不知道世界，事實上，早在先秦時代，中國人就知道大九州、小九州，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此後千百年，中國人也通過各種方式與域外文明打交道。只是到了清代，特別是到了康乾盛世，物質上的繁華讓中國人飄飄然，周邊的藩屬也給予足夠的尊重、羨慕，奉中國為“上國”，於是中國人也自以為世界中心，自詡為“天朝”。（馬勇《欲製外夷者，必先悉夷情》，（2017-08-07 愛思想平臺）

歴史上的馬來西亞古國

登嘉樓蘇丹國：1725年–至今
雪蘭莪蘇丹國：1743年–至今
森美蘭蘇丹國：1773年–至今
玻璃市蘇丹國：1843年–至今

影響國馬來西亞歷史發展的周遭古國計有——

末羅瑜（Melayu Kingdom）：4世紀–13世紀
三佛齊（Srivijaya）：650年–1377年
滿者伯夷（Majapahit） 1293年–1527年
汶萊蘇丹國（Brunei）：1368年–至今
亞齊蘇丹國（Aceh）：1496年–1903年
北大年蘇丹國（Patani）：1516年–1902年


                               （北大年蘇丹國地圖及國旗 /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吉蘭丹蘇丹國：1721年–至今

13–14世紀，吉蘭丹先後淪為滿者伯夷和三佛齊的朝貢國之後，又受控制于暹羅。1411年，吉蘭丹王國脫離暹羅政權。隨後在1499年又選擇成為馬六甲王朝保護邦。1511年，馬六甲被葡萄牙攻陷後，吉蘭丹陷入割據混戰的局面，解體成了幾個小封邦，多數君主選擇歸順北部強大的北大年王國。

1760年左右，擁有北大年貴族血統的Long Yunus統一了各個小封邦。

1795年，Long Yunus逝世，國家被登嘉樓蘇丹控制。

1800年，Long Muhammad自稱莫哈末一世，最後在1812年被暹羅國王承認了統治地位。

1835年，蘇丹Muhammad二世擊敗自己的叔伯後繼位。莫哈末二世與強盛的暹羅王國友好往來，隨後在吉蘭丹河口建立哥打巴魯（意為新城）。

1909年，暹羅王國跟英國簽訂《英暹條約》，暹羅宣布放棄吉蘭丹、玻璃市、吉打和登嘉樓的宗主權，將其轉讓給英國。吉蘭丹於是和其他三邦（外加柔佛）組成由蘇丹統治州屬，並由英國人擔任顧問的馬來屬邦。隨後又與其他王國組成了馬來亞聯邦、馬來亞聯合邦。1957年隨著其他馬來亞聯合邦州屬從英國統治下獨立；1963年9月16日，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州。

馬六甲蘇丹國（1402年–1511年）

14世紀末，室利佛逝（音譯自梵文Sri Vijaya，簡稱佛逝。宋代後，中國史籍改稱三佛齊王國（Samboja kingdom）。是7-14世紀，存在於巽他群島的一個信奉大乘佛教的海上強國。被滿者伯夷（Majapahit）國攻占。室利佛逝巨港（Palembang）的王子拜里米蘇拉逃至淡馬錫（Temasik，現今新加坡），刺殺當地酋長並自立為王。此事導致了暹羅軍隊要追捕他，他逃往北方的馬六甲，才建立的王國，其王城即是如今的馬六甲市。

初期，馬六甲每年必須交納40兩黃金給暹羅國以避免遭受侵略，而南面又有滿者伯夷國的威脅。

1403年，拜里米蘇拉隨京官尹慶到大明國拜見明成祖，正式向大明國進貢，當年明成祖正式封拜里迷蘇拉為馬六甲國王，並贈予詔書和印璽。明史中稱為滿剌加國。

全盛時期的國土範圍覆蓋北大年（今泰國南部）至蘇門答臘西南部。

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對馬六甲蘇丹國進行侵略，並在1528年殖民馬六甲直接促使王朝滅亡，末位蘇丹為蘇丹馬末沙（Sultan Mahmud Shah）。

1528年，原王朝法定繼承者蘇丹阿拉烏丁沙二世建立了柔佛蘇丹王朝，而蘇丹馬末沙的長子Raja Muzaffar Shah在霹靂河畔建立的霹靂蘇丹王朝。

柔佛蘇丹國：1528年–至今

1511年前，柔佛是馬六甲王朝領土的一部分，但自從葡萄牙占領馬六甲之後，當時的馬六甲蘇丹馬末沙被逼逃離馬六甲。雖發起幾次反攻，他都無法取回馬六甲。

1528年，蘇丹馬末沙的兒子蘇丹阿拉烏丁沙二世建立柔佛王朝。當時的柔佛王朝控制了柔佛、廖內與蘇門答臘的一部分。領土自巴生河一帶延伸至Linggi和Tanjung Tuan、麻坡縣、峇株巴轄、新加坡、Pulau Tinggi，以及其他馬來半島東部海岸的一些小島，像是大卡里蒙島、民丹島、林加群島等地。

在英國殖民時期，柔佛王朝在馬來半島的部分被英國統治，外島則歸荷蘭。

1946年柔佛蘇丹國成為馬來亞聯邦的一員；1948年加入馬來亞聯合邦；1957年聯同其他馬來亞聯合邦州屬脱離英國統治而獨立；1963年9月16日，成為馬來西亞一州。

古彭亨：5世紀–15世紀

外文名稱：Pahang Tua（馬來文）。

地理位置：彭亨州。

歷史簡述：關於古彭亨，最早的記載見於中國《唐書》，稱為婆鳳。其它有記載到它的中國史冊有宋朝《諸蕃誌》；元朝 《島夷誌略》；明朝《星槎勝覽》、《鄭和航海圖》、《東西洋考》；清朝《明史》等。

根據《宋書》記載，449年–450年期間，古彭亨國王Sri Bhadravarman曾派使節帶上40餘類產品到劉宋朝；在456年–457年期間，又派了另一名使節造訪了現在中國的建康。

古彭亨被認為是曾經存在的城邦（Meang），古彭亨曾受到狼牙修的控制，期間狼牙修還控制了馬來半島沿海線，對於羅馬、印度和中國的貿易網絡發揮了重要作用。貿易的增長為這些城邦帶來了外來文化，這一時期印度的影響力強大。

8世紀初，狼牙修就受到了三佛齊的支配。隨著三佛齊逐漸衰落，狼牙修便崛起。直到11世紀狼牙修被南印度註輦國攻擊後，所留下的權力真空是由Nakhon Si Thammarat王國（俗稱為Ligor）所填補的。13世紀，該王國成功控制了馬來半島大部分地區，包括彭亨也成為了該王國的12城邦之一。14世紀初，該王國的財富後來幫助了泰國佛教力量的崛起和泰國史上首個王朝素可泰王朝向南擴張。隨著伊斯蘭教傳播到馬來群島，古彭亨在這時期也開始鞏固其在馬來半島南部地區的影響力。
根據葡萄牙歷史學家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介紹，古彭亨是半島上兩個王國之一，疆域遠達北大年，並在15世紀馬六甲蘇丹國成立之前就繁榮起來。

其他記載包括，1379年國王Tajau遣使奉金表朝貢；1411年國王Parameswara Teluk Chini也曾派出使節；1413年中國鄭和出使古彭亨後，古彭亨再次遣使朝奉；1415年古彭亨使節連同科澤科德及爪哇兩國使節一同朝貢，而鄭和也再次出使古彭亨。

15世紀中葉，馬六甲蘇丹國崛起。1470年，古彭亨成為馬六甲蘇丹國的附庸國，成立了彭亨蘇丹國，繼前王公的孫子加冕成為第一任彭亨蘇丹。

蘇丹國崛起馬来半島

隨著伊斯蘭教傳入馬來群島，在現今馬來西亞這片國土上也出現了眾多蘇丹國：

吉打蘇丹國（1136年–至今）

1136年，原是信奉印度教的吉打國王皈依伊斯蘭教，建立吉打蘇丹王朝。

隨後受暹羅（泰國的舊稱）管治至到馬六甲王朝在15世紀興起為止。

吉打蘇丹國曾臣服於馬六甲蘇丹國之下，在馬六甲蘇丹國被葡萄牙殖民者所滅後，吉打先後又成為了葡萄牙、亞齊領地。

為了避免暹羅的侵略，吉打求助英國的代表法蘭西斯·萊特，並在18世紀先後把檳城和威省割讓給英國。然而，暹羅最終還是於1821年侵占吉打。

1909年7月16日，英國和暹羅簽署《曼谷條約》，吉打成為英國保護國。自此以後，先後又在參組了馬來屬邦、馬來亞聯邦、馬來亞聯合邦。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吉打（和吉蘭丹）被日本侵占。日本於1943年10月18日把吉打交於暹羅管轄，吉打被改名為Syburi。1945年8月14日戰爭結束，吉打又重歸英國。

1957年8月31日，吉打與其他馬來亞聯合邦州屬從英國統治下獨立。

1963年9月16日，成為馬來西亞的一州。

古吉打：5世紀–9世紀

外文名稱：Kedah Tua（馬來文）。

地理位置：吉打州。

歷史簡述：它在古代印度文獻也被稱為逝陀訶或羯荼訶（Kataha）、Kalagam、Kadaram、Kedaram、Kidaram和Kalagram；暹羅人稱為Sa；阿拉伯人則稱為Kalah或Kalah Bar；根據中國唐代高僧義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則稱為羯荼（Cheh-Cha/Chieh-Cha/Kaccha）。

是馬來半島著名的早期王國之一。根據《吉打紀年》（Hikayat Merong Mahawang-sa）的記載，該國存在於630年–1136年間，建立者瑪哈拉惹勒峇拉惹原是波斯日曼侖王國的王族。

7–8世紀，受三佛齊所管轄，三佛齊單方面攏斷商業利益至11世紀。吉打、注輦和（Chola dynasty [朱羅王朝])三佛齊曾有一段長期的和平往來和交流。然而1025年，注輦國王拉真陀羅在率領大支軍隊侵略吉打和三佛齊，在經過這次戰爭以後，吉打承認注輦為它的宗主國。11世紀晚期，三佛齊派遣特使向宋朝進貢，獲得宋朝的協力將註輦驅出馬來群島。

1136年，原是信奉印度教的國王皈依伊斯蘭，建立吉打蘇丹王朝。

古吉打建有港口，如早期一個重要的港口是雙溪馬士（Sungai Mas），後來轉移到穆達河畔的布章谷（Lembah Bujang）。古吉打的港口成了來自沙特阿拉伯、印度、斯里蘭卡、波斯和歐洲的水手和商人前往東方前的貨物集散、轉運和修船之地。它也成為了商業中心，當地居民生產各種物產，如錫、金、大米、胡椒、象牙、樹脂、柳條、角等。雖然它是一個沿海王國，可是在平坦的低地地區所生產的大米也很著名。

古吉打受佛教影響，隨後受印度教影響，位於布章谷的寺廟可以證明。布章谷是整個馬來西亞最豐富的考古遺址。

吉打州最高山日萊峰（Gunung Jerai）是重要的地標，它起著引導貿易商前來古吉打港口（雙溪馬士或布章谷），進行貿易。

蔡羽《華人在大馬砂拉越歷史足跡：劉直與廣惠肇公會》

華人在砂拉越的身影，就考古的發現來說，最早可以推測到中國唐宋時期，在砂拉越河灌入南中國海沖擊而成的三角洲地區——山都望(Santubong)，曾經有個華人聚居的繁華商港。這個商港在元朝時期沒落，到了明朝時期則時有鄭和船員在沿海活動並與當地人通婚的說法。再以古晉大伯公廟為例，建廟年份至今仍是謎，有說可以推算到1800年前後，如果屬實，那華人在砂拉越也肯定早於這個年份。

然而這些都是“身影”，模糊不清，考證工作甚為艱難。

比較清楚的英文記錄，也得到官方認可的，是廣東人劉直與其同鄉在1830年(清道光10年)從廣東乘搭帆船抵達成邦江(後來的砂拉越第二省，今斯里阿曼)，而後再遷居至古晉砂督地區，以種菜和蓄養牲畜為生。

及至1841年，詹姆士布洛克在古晉建立政權，雇用劉直為其隨身侍從，兩者因而結緣。劉直的其他同鄉，據說則繼續務農。

砂拉越最早的華人會館

從1840年到1850年代，是清政權陷入動蕩的時代，先有鴉片戰爭，後有太平天國，廣東都遭禍連，迫使很多廣東人避走南洋。其中，廣州、惠州、肇慶人經常結伴同行，互相照應。想是由於南來同鄉人數迅速增加，為安頓同鄉和襄理病逝同鄉的後事，劉直和劉烈(另也寫“劉力”，有一說是劉直之兄弟，曾經創辦廣瑞生寶號)等先賢就發起籌組廣惠肇三屬之會館，並在1853年12月開始運作，是為砂拉越最早的華人會館。與其他籍貫華人早年結社建館同一做法的是，有關會館內供奉廣府人最普遍的民間信仰——關聖帝像，因此老廣府皆將會館稱為“關帝廟”，所知地點在亞答街。

數年後，即1857年，華工事件爆發，石隆門(帽山)華工與拉者詹姆士爆發慘烈戰爭，導致帽山被滅鎮，血流成河。在這場戰事裏，古晉華人是如何反應，我們所知資料很有限，唯相信是人人自保。其時在拉者身邊的劉直，有一說他參與對抗華工的戰役，然似乎未見具體記載。按照史學家朱敏華先生訪問已故鄺卓卿先生的口述記錄《早期古晉廣府人掌故》一文，老人家聽聞“劉直、劉力是兩兄弟。據說當石隆門客家人作反時，劉直曾經背著拉者王走難躲在椰山避難”。但是，鄺老又說“他(劉直)在客家人作反時傷了一只手不能工作”。可見故老相傳，說法不一。

無論如何，劉直看來始終和拉者維持著不錯的關系，而且也開設本身的公司寶號。有一本同樣由朱敏華先生編輯的《砂拉越歷史文件集》裏，就收錄了拉者政府於1866年發給劉直的地契影印本，上有劉直署名以及其“聚隆直記”寶號的蓋章，地段坐落於古晉中國街。

我也曾經在之前為文分析，推測古晉“中國街”一名或也與劉直有關。(請參考2017年4月30日古晉筆記《從中國街到大井巷的百年足跡》)廣東地區在史上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出了最多革命志士，比如清初出現的天地會、清末出現的以孫中山和海外華人革命志士組織的同盟會等，廣東人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作為粵籍人士在砂拉越的老牌會館，古晉廣惠肇人士也傾向於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曾經在1909年配合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的前身)的要求，安排孫氏身邊的大將汪精衛到古晉演講，並成立“啟明社”作為革命的後援組織。後來，在拉者政府的施壓下，啟明社在1913年被撤銷註冊。

創辦學校 成立瑞獅隊

1914年，拉者政府推出新的社團註冊法令，廣惠肇會館以“南洋砂拉越廣惠肇會館”的名義註冊為社團。

會館設在亞答街門牌12號，相傳這店屋是第二任拉者在1873年賜贈的。會館除了作為聚會、辦公和活動用途，也創辦私塾。到了1917年，由於原空間不敷應用，會館加蓋一層成為三層樓的大廈，也就是今天所見。隔年，廣惠肇會館將私塾提升為現代學校，於是有了益群學校。二戰以後的1946年，益群學校響應古晉華校統籌統辦的概念，納入古晉中華學校。也在那一年，該會更名為“廣惠肇公會”，總理之職位則易名主席，向政府重新註冊。

值得一提的是，配合該會100周年慶，廣惠肇公會在1953年創辦瑞獅隊。在很長一段時期，廣惠肇的瑞獅和武術表演名震江湖，備受好評。我向該會的相關負責人請教，有關瑞獅與武術的根基系出佛山，乃廣府正統血緣。這個部分，值得再加研究。

和古晉其他許多社團的情況類似的是，許多有關19世紀廣惠肇的老記錄極為有限，比如劉直其人的生平軼事僅寥寥數筆，誠屬可惜。我想原因有三，其一是1884年的古晉大火災造成大批史料損毀；其二是日據時期許多資料再遭人為破壞；其三是會館在搬遷時可能導致不少資料散落。(蔡羽，2018年05月07日 來源：中國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