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福柯譜系學的獨創性：我們如何成為此時此刻的我們

延續閱讀福柯：傅柯·文學指向自身


歐洲現代哲學或者說近代哲學，大體上來說有幾個關鍵人物。 

第一個關鍵人物是17世紀的笛卡爾。笛卡爾的興趣是什麽呢？笛卡爾討論“人”是什麽，討論普遍意義上的“人”是什麽。在此之前，中世紀哲學只討論“神”是什麽。

到了18世紀，康德是一個關鍵人物。他討論這個時代是什麽，這個時代的“人”是什麽，他討論的是“具體的人”是什麽，他討論的是“我”是誰——此時此刻的“我”是誰。康德把笛卡爾普遍意義上的人變成一個具體的、特殊的人，就是此時此刻生活在這個世上的這個人。這是康德和笛卡爾的差別。

那麽福柯討論的是什麽呢？福柯討論的問題是“我”是怎麽形成的。福柯不是說人的本質是什麽，而是說歷史是怎麽一步一步把我們塑造成此時此刻的人——這就是福柯的譜系學。從古希臘開始，歐洲文化是怎樣把古代人變成基督教時期的人，把基督教時期的人又變成了近代時期的人，近代時期的人又如何變成今天的人。這是福柯的特殊之處。

福柯自己也說了，他討論的不是權力的問題，而是主體的問題。在他的歷史譜系學中，他討論歐洲歷史上三種塑造主體的方式：

第一種是排斥的方式。我要成為我這樣的人、獲得“我”的主體性，我就要把跟“我”相對立的或者不一樣的人排斥出去，把他們隔離出去，把他們囚禁起來，我通過隔絕和排斥他人的方式來獲得自己的主體性。比如理性人把瘋子關起來，守法的人把犯人關起來，異性戀把同性戀排斥出去，等等。

第二種是通過知識和學科來勾勒出人的形象。這是《詞與物》的主題，就是說“人的概念”、“人的知識”或者我們“現代人的形象”——我們所謂的人道主義，我們所賦予人的各種各樣的想像、各種各樣的知識——是通過各種學科構造出來的。這就是現代意義上的人的誕生。古希臘沒有這樣的人的概念，中世紀沒有這種概念，甚至17世紀、18世紀也沒有這樣的概念，只是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期的時候，才出現我們現代意義上的人的概念。經濟學、生物學、語言學，這些學科的不斷發展，才創造出了一種有關人的概念，這就是福柯所說的主體的知識形象。但是，從尼采開始，這樣的一個人的知識構想就開始坍塌了——福柯接著尼采說出了“人之死”。

第三種是自己來塑造自己。福柯在這裏面主要是講古希臘人的自我技術，希臘人是反復地塑造自己，他們反復地把自己當作一個對象來塑造，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來自我修煉，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主體。

福柯主要是講西方歷史，就是說歐洲文明史上，存在著這幾種塑造主體的方式。而且他以譜系學的方式追根索源：從古希臘一直到今天，這些方式是如何變化的？排斥的歷史、自我修煉的歷史、人文學科的歷史，這幾種塑造主體的歷史是如何變化的？這就是福柯的主題，也是福柯的獨特之處：人是怎樣變成自己的？（見 2016-03-22 鳳凰網文化）

福柯·創造性域外運動

當代文學（無疑地也是哲學、藝術與音樂）命定地必須崛起於空無的荒原，因為一切可能性（“所是”）都已被耗竭，所有的話語都已是令人不耐的陳套與“已說”，一切創造性因而都首先必需成為朝向域外的運動，都再度將語言本身催逼到非思的界限上。

然而，如果傅柯的思想有任何啟發，正在於其總是能從現代性的荒蕪中，一再復甦生命的內在性威力。書寫為什麼重要，理由恐怕就很清楚了。


這是莒哈斯 (Marguerite Duras) 的“處於幾乎絕對的孤獨中而發現只有寫作能拯救你”；

是阿鐸 (Antonin Artaud) 的“如果不是為了實際上離開地獄，什麼都不會被書寫或繪畫、雕刻、塑形、建築、發明。”

或卡夫卡 (Franz Kafka) 的“我將不惜一切，一切代價，書寫： 這是我為了倖存的戰鬥。”

或“書寫是我存有最豐饒的方向。”


而也正是在這種必然由越界與摺曲所註記的文學布置中，傅柯開啟了“讓一切的語言空間湧現於語言”的內在性平面。毋庸再區分文學、哲學或批評的語言，因為由越界語言給予的摺曲書寫，傅柯毫不猶豫地指出，招喚著彷如希臘思想中原初語言的“清晨似的語言”。

這是經由越界摺曲所說明的書寫，其不僅是文學的，且最終透過對此文學存有的述說，經由越界的機巧辯証所誕生的自我到自我（因而也是自我到他者）的返回，在此虛擬空間中，傅柯漂亮地展演其哲學事業，以文學倍增了哲學，或反之。


瘋狂、性特質、犯行、謀殺、知識空間…，這些傅柯曾在不同著作中投入構思並問題化的概念，都早在文學作品中被不同作者所充份展演。對傅柯而言，文學所給予的不僅是另一種現實，也不僅是現實的想像或偽造，而就是現實本身。

這是何以如果文學是虛構，傅柯毫不猶豫地說，那麼“除了虛構我什麼都未書寫”。


這是“僅歸於語言且完全停駐於字詞內部的現實”，如果傅柯就像德勒茲所指稱的，是一個新的檔案學者，則檔案不過是文學的另一種形式。

傅柯文學佈置作為其思想的雛形，或不如說，其思想作為早期文學佈置的一個鏡像，或許這就是此特異佈置的重要性。 （見楊凱麟《傅柯哲學中的文學佈置與摺曲》，94頁，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二十五期，2011 年 1 月，頁 69-100）

延續閱讀福柯：

我們如何成為此時此刻的我們

回到未來：所是中的不再所是

福柯《褶子》

疊置缺席的交互鏡像

福柯：立場·目光、技術

我們不能把福柯只是作為一個閱讀的對象，我們要想一想福柯給我們提供的到底是什麽？若是遺產，這份遺產所昭示出來的緊急狀態，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東西？

一種立場——一種面對生活的立場、一種針對自我的生活立場；一道目光——看待我們這個世界的目光。在福柯那個地方，這一道目光伴隨始終。雖然他的眼界經常從一個地界移到另外一個地界，不斷在遊離之中。但是你會看到，福柯的寫作或者是思維的觸角支點，都一定是落實在一個東西之上。比如說現代性的早期，16、17世紀，福柯就盯紧那地方。因為就是在這個地方，有了今天我們說的“人”，或者“主體”這樣一個近代的創造品。......我們覺得能夠追求達到一種主體性的自足、主體性的自由等等，就已經很了不得了。

一道目光——就是進入到現代性的一道目光，空間也好、主體之生產也好、身體也好、醫院監獄等等，現代性同時也是一種建制體系。

一種技術——如何進入到我們這個世界內部的技術。（編註：技術層次可参考《只有“否決”才是確信的》四個取徑 / 本段落見《吳瓊：福柯在中國依然是被流放的思想》）？（2016-03-22 鳳凰網文化）

福柯《斷裂思想》

巴什拉在福柯的學術活動中給予了很大的支持。法國新認識論和英美的認識論，或黑格爾傳統下的德國認識論不同，尤其體現在巴什拉的斷裂思想。認識論障礙的思想中，他實際上就是講在認知過程中，處處都有斷裂，而且都是要更新的。福柯延續這種思路，認為在認知領域，知識的根源是不純的，寓於作為權力技術成果的對象中，任何知識在科學中都標誌著一種權力機制。認識論的障礙就是說，思想本身產生不了科學的對象，認識一個對象一是要去除各種權力的壓制，你一定要排除了你的偏見，才能真正的認識權力、反抗權力。（杜小真：真正的自由是尊重個體差異）

胡適〈爭自由宣言〉

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爭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待大家容忍異己的意見和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胡適給陳獨秀的一封信：〈爭自由宣言〉。）

巴迪歐·抵制歇斯底里症

而巴迪歐從七十年代法國政治的全面退潮中看到的是一種重燃的迫切需要：我們迫切需要一種哲學去解釋那些重要的稀有事件，這些事件能夠永久改變我們對何為可能的認識和感知。在巴迪歐的語匯中，“事件”並不是指改變本身（無論其具有多大的世界歷史意義），而是指那些為思想與行動提供新的突破口的事情；他給出的例子不僅包括68年五月風暴，還有格奧爾格·康托爾（Georg Cantor）有關無窮的數學概念，勛伯格的十二音列體系，以及任何兩個墜入愛河的人。對他而言，哲學的功能是抵制按部就班的日常，思考並肯定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籠罩在懷疑主義之下的那種漫無邊際的批判思想就像一種歇斯底里症，必須加以抵制。就藝術而言，哲學必須避開上述所有三個選項：藝術不能變成唯一的真理，但在藝術裏存在具體的事件，這些事件能夠生產專屬於藝術同時又具備哲學和政治意義的真理形式。巴迪歐在《電影》（過去幾十年中他有關“第七種藝術”的論述文集）中告訴我們，關於藝術的哲學思考應該朝向一種肯定主義（affirmationism），“只有當它們暗示了能夠改變世界的某個點，才能說藝術所催生的理念構成對世界的判斷。” 文/ 尼克・鮑姆巴赫（Nico Baumbach）譯/ 杜可柯

黃秀香《可能性》

在後現代所標榜的精神是解構與創造下，特別強調無限的可能性（possibility）。所以，未來的社會工作專業應朝向多元文化的方向發展，以專業整合運作方式分析，從人類基本需求的滿足再探未來社會工作努力的方向，並對未來國際援助的社會工作意涵有一宏觀的理念及明確的策略。（黃秀香，2003，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黃秀香·後現代性

“現代性”（modernity ） 強調再現（representation）、次序、清楚、穩定的及關心主流價值觀（value）、事實（fact），主張只有一個真實的答案與知識的追求等（Laird，1993；Howe，1994）。

“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源自不確定、曖昧模糊不清、矛盾及主張不受約束的折衷主義（unbridled eclecticism）、無止盡的多元主義、多重反省、絕對相關主義、可跳躍的、可自由飛躍的；反事實的、反所謂迷人語言故事、反文本、反過去我們所建構的世界、反對階級制度及反集體性的（Laird，1993；引自周月清，2001）。

李歐塔以反基礎主義（anti-foundationalism）而認為社會是異質的， 沒有所謂中心價值建構的（McBeath & Webb，1991）。也就是反對任何權力的中心，及沒有絕對的真理如科學典範移轉的可能（如牛頓運動定律轉移至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既然無絕對的真理，各種理論都需被尊重，但也不可視為絕對真理。（黃秀香，2003 ，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黃秀香·正面價值 vs 負面價值

（台灣）訂定家庭暴力防治法後，理應會減少家庭暴力事件才對，為何推動四年了，家庭事件還是層出不窮，其原因是家庭本身事情的不確定性，婦女本身為求生存的緣故，會對周遭的調整與適應而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為即正面的價值，有所不為則是負面的價值。

而在面對現實的回應之所以選擇正面的價值，拒絕負面價值是以個人自身的福祉為基準，因而婦女受暴還選擇回家，是基於本身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感到惶恐，或不確定性而產生無限的可能感到可能的改變而有無限的希望，此時，社工員採案主自決方式是運用案主的覺性來省思，改變生活環境或許可得到更好的生活。

至於後現代對法令本身的質疑，認為沒有任何法令可完全的控制人的行為，人不是機械，不會依你設定的指令行動，再者，執法人也是普通人，所以在執行過程中，會有遺漏之處。


如“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在家庭暴力防治法推行一週年時，即發現許多問題：就法官問案來說，法官會以傳統家庭價值優先考量，導致對提出聲請之婦女不友善，忽略家暴法的精神在暴力的防止，而不在道德的審判，此為法官個人的觀念所致，而對本法所採取的基本態度，造成受害者在法庭上的二度傷害。

且法官會認為，當事人聲請保護令的目的在離婚，因此不管確實有無暴力發生，法官傾向不願核發保護令。事實上，法官需考量的是暴力發生的事實，無須考量當事人是否以離婚作為婚姻的終結選擇，而社工員在服務受暴事件是本著社會正義的觀點來處理。（黃秀香，2003 ，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黃秀香·反對二元論

後現代思維對社會工作的影響，包括：反對二元論之絕對觀點，這與過去社會工作強調兩者整合觀念是一致的。如社會工作強調“研究與實務”的整合、“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連結、“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研究的整合（Berlin，1990；Sands & Nuccio，1992）。

因為理論是實務的指導方針，而實務是應證理論的工具，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所以學術與實務能整合且共同建構社會工作理論與處遇模式。


美國社會工作學術界屬男性聲音，實務界屬女性聲音，Davin（1985）呼籲如何整合兩者聲音。

如此方能回歸社會工作所強調與案主建立一種平等共事的關係，非二元分立的。台灣社會工作學術界及實務界兩者應共同整合，學術界者學習以謙虛態度尊重實務作者的實務智慧，實務工作者如何更有自信看待自己的本土實務經驗（周月清，2001），實務工作者對自己實務經驗的自信，會更能以平等權力面對所服務的案主群。

學術界藉用實務界本土實務經驗，協助實務者將實務經驗轉化，共同建構本土社會工作模式與理論。兩者並存及相互增權與創造平等互動的關係。（黃秀香，2003 ，後現代思潮對現代社會工作實務理論與處遇的影響及反思，台灣《社區發展季刊》104 期，321頁至341頁）

尼哈馬斯·哲學家：理論體系與生活藝術

美國哲學家尼哈馬斯（Alexander Nehamas）把哲學家區分為兩種，一種是“理論哲學家”或“體系哲學家”；另一種是“生活藝術的哲學家”，後者為具個人風格或個人獨特性的哲學家，這種哲學家他列舉的有：Montaigne、 Nietzsche、Foucault、Pascal、Schopenhauer、Kierkegaard、Emerson、Thoreau 等等。（Nehamas, 1998: 3ff.）

這些人當中有的一般不把他們歸類為哲學家，如 Montaigne, Pascal, Thoreau， 甚至傅柯能否算是哲學家都會有所爭議，有人把他當作史學家。不過這類問題在傅柯看來可能根本不存在，他不會安分於傳統的範疇或區分，越界創新是他的天性。（黃瑞祺，2013，《傅柯的“主體性與真理”初探》，見黃瑞祺主編《理論的饗宴》，臺北碩亞，頁 117-1464 ）

（Barbara Licha：Wire sculpture/ drawings by Polish born Australian artist Barbara Licha. These figures are very much trapped and caged, but I love the spaces they create and inhabit, they seem to be dancing their frustrations out before us.）

詩落向我，賜福，他者的到來（或來自他者）。韻律但不對稱。在一切的poiesis（製作/生產）面前，除了某種的詩，別無他物。當我們說“詩性的”（poésie），而不說“詩歌”（poétique）的時候，我們應當明確：“詩化的”（poématique）。最重要的是不要讓刺猬被領回到poiesis的馬戲團或動物園：無事可“做”（poiein），既沒有“純粹詩歌”，也沒有純粹修辭，更沒有純粹語言（reine Sprache），[13]或“真理在作品當中的設置”。[14]

只有這灘汙物，和這十字路口，這裏的這起事故。這轉折，這災難的回轉。詩的禮物無所引証，它沒有題目，它的表演終結了，它在你的無所期待中到來，打斷了呼吸，切開了同散漫的，尤其是文學的詩歌相聯的一切紐帶。


在這譜系的灰燼裏。不是鳳凰，也不是鷹，而是刺猬，極其緩慢地，低低地，貼著大地。沒有崇高，也沒有靈魂，天使，或許，暫時地。

從此，你會把詩稱作獨一標記的某種激情，重復自身之離散的簽名，每一次，都超越了邏各斯，反人的，幾乎未馴化的，主體的家庭不可重新佔有的：一頭轉變了的動物，卷成一個球，轉向他者也轉向自己，總之，一個生物——溫和的，謙遜的，貼近大地，你為之命名的卑微，就這樣在一個名字中，把你自己送向名字的外部，一隻用詞錯誤的刺猬，它的箭準備待發，當這不老而盲目的生物聽到了，卻沒有看到死亡的將臨。

詩可以把自己卷成一個球，但仍是為了把它尖銳的符號對準外部。可以肯定的是，它能夠反思語言或言說詩歌，但它從來不向後與自身相聯，它從不自己移動，就像那些機器，死亡的帶來者。它的事件總是打斷絕對知識，或使之脫軌，臨近自身的自有目的的存在。這顆“惡魔之心”從不聚集自身，它失去自身並脫離軌道（譫妄或狂熱），它將自己暴露於機遇，任自己被快速衝向它的東西撕成碎片。

沒有一個主體：詩，或許有一些，或許它離開了自己，但我從來不寫。一首詩，我從不署上名字。署上名字的是他者。“我”只是處在這個欲望的到來中：用心學習。向前延展，探出，直到包含它自己的支撐，因此沒有外在的支撐，沒有實體，沒有主體，免除了（其）自在的書寫，“用心”任自己被人挑選，超越身體、性、嘴和眼睛；它擦除了邊界，從手中滑過，你幾乎聽不見它，但它教授我們心。


血統，被吐露為遺產的挑選之標記，它可以依附於任何的詞，任何的物，活物或死物，刺猬的名字，例如，介於生和死，黃昏或破曉，精神錯亂的天啟，專有的和普遍的，公開的和私密的。

——但你正在談論的詩，你正偏離軌道，它還從未被如此命名，或如此任意地。

——你剛說到了。那不得不被證明的。回想一下問題：“什麼是......？”（ti esti，was ist ...[什麼是]，istoria[歷史]，episteme[知識]，philosophia[哲學]）。“什麼是......？”哀悼了詩的消失——另一場災難。

通過棄絕那恰好是其所是的東西，一個問題向散文的誕生發出致敬。

（1988）

譯自Jacques Derrida, Che cos'è la poesia?, trans. Peggy Kamuf, in A Derrida Reader: Between the Blinds, ed. Peggy Kamuf, New Yro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21-237.

文本是德裏達應意大利詩歌雜誌Poesia之邀，就Che cos'è la poesia?（什麼是詩，更字面的意思是，什麼東西是詩）的題目所寫的短文。註釋均為英譯註。

[1] 口授（dictée）：一種普遍的教育實踐，其中，學生在一位教師的口述下書寫。陰性名詞從動詞dicter的過去分詞變化而來。

[2] 法語的hérisson，以及意大利語的istrice，一旦被轉譯成英語的hedgehog，就會失去其豐富的共鳴，所以，德裏達把轉譯過程中意義的喪失比作刺猬的收縮。

[3] 在整篇文本中，str-的音得到了強調。一個人會從中聽到陷入此翻譯之狹隙/限製（stricture）當中的野獸的悲苦（distress）。

[4] 因為在意大利語中，domanda[要求]意味著問題。

[5] 詩節：stanza；源自希臘語：轉折。

[6] 德語的凝縮，或許讓人想到了弗洛伊德對這個概念的使用，還有Dichtung[詩]。

[7] 足跡（voies）：它的一個同音詞是voix[聲音]。

[8] 降臨（la venue）：也作“已經到來的她”。

[9] 馬拉美的十四行詩的題目。

[10] 在《遣寄》（Envois，見《明信片》[The Post Card]）的某處，德裏達懷疑一個人如何能夠用英語說“我愛你”（I love you），因為英語對單數的“你”和復數的“你”不做區分。

[11] 也指“向外”或“在外”。

[12] 荒謬（bêtise）：源自bête[野獸或動物]。

[13] 純粹語言：見本雅明的文章《譯者的任務》。

[14] 真理在作品當中的設置：見海德格爾《藝術作品的本源》。

（中國 豆瓣平臺）（lightwhite 譯）

[法]雅克·德里達：什麼是詩？

為了回應這樣一個問題——用兩個詞，不是嗎？——你要知道如何棄絕知識。要清楚地知道，而不忘卻：遣散文化，但從不在你習得的無知中忘卻你在道路上，在穿越道路的時候，所犧牲的東西。

誰敢那樣問我？雖然它仍未顯明，因為消失乃它的法則，但答案自視為被人口授的（口述之詞）。[1]我是一個口述之詞，唸出了詩，用心學我，把我記下，保衛並持守我，留心我，看著我，被口授的口述之詞，就在你的眼前：音軌，尾跡，光的行蹤，哀悼筵席的照片。

它，通過詩性的存在，把自己，一個回應，視作被人口授為詩性的。為此，它必須向某人述說自己，向你獨一地述說，但又仿佛是向一個迷失於無名的存在者，介於城邦和自然之間，一個被分授的秘密，既公開又私密的，是絕對的一個和另一個，從內部也從外部被免除了的，既不是一個也不是另一個，被拋到路上的動物，絕對的，孤獨的，卷成了一個球，緊挨著（它）自己。

為此，它會讓自己被車碾過，就是這樣，hérisson，[2] istrice，[3] 用意大利語，用英語說，hedgehog[刺猬]。

若你另據各個情形做出回應，考慮和這一要求（你已經在說意大利語了）[4]一起，由要求本身給予你的空間與時間，根據這一經濟，但也在你自身的外部，在遠離家門，鑒於一種不可能的或被否認的，必要的但又像一次死亡一樣被人渴望的翻譯，而冒險走向他者語言的某種橫穿的急迫中——這一切，這個讓你在里頭剛變得譫妄的東西，在那一刻，會和詩歌發生什麼關係？

更確切地，和詩性有何關係，因為你意圖談論一種經驗，旅途的另一個詞，在這里是一次艱難跋涉的即興閑聊，是婉轉曲折但從不引領回話語，或回到家的詩節（strophe），[5] 至少，它從不還原為詩——被書寫，被言說，甚至被歌唱的詩。

那麼，在此，立刻，用兩個詞，以免忘卻：

1、記憶的經濟：一首詩，出於天命，必須是簡約的，省略的，不論它怎樣客觀地或表面地延展。已經學會的凝縮（Verdichtung）[6] 和回撤的無意識。

2、心。不是通過相互交換而毫無風險地循環，並讓自己被轉譯為任何和一切語言的句子的中心。不只是心電描記所實現的心，科學或技術的對象，哲學和生物—倫理—司法話語的對象。或許不是《聖經》或帕斯卡爾的心，甚至也不是海德格爾更喜歡的這顆不那麼確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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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生態的技術觀
後現代敘事的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拒斥了傳統的技術工具論觀點和技術的中性論主張。包括海德格爾在內的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在技術中潛伏著或隱藏著先驗的意識觀念，而包含著先驗意識的“工具”，也在不斷地引導著人們的技術行為。

在人與技術的這種相互建構中，技術的發展表現為不依賴於“個人”意志的慣性運動，即技術表現為一種“自主性”的發展。身處“技術系統”或“座架”之中的個人，只能身不由己地前行，他對周圍環境細枝末節的改變，並不能使他掙脫“座架”的束縛，不能使他擺脫現代性的技術化命運。


因此，人類就處於一種最高程度的危險之中。“但哪里有危險，哪里也有救”。技術的社會建構理論已經向我們揭示了這種拯救的可能。“技術不是中性的，技術理性是統治特定社會的社社會理性，並且其結構是能夠加以改變的”[11]。

後現代主義哲學無疑是針對技術理性的一針解毒劑，它對現代主義理性及其價值觀念的批判，將從根本上超越功利主義的“淺”生態的技術觀，而導向“深”生態的技術觀。

後現代主義哲學直接孕育於現代性的傳統之中，是對現代主義反思與批判的結果，是對後工業社會理論探索的結果，所以它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它對多元化的強調、對差異的尊重、對對話與溝通的倡導，營造出一種全新的話語情境，在這種新的語境中來探討技術與當代技術哲學研究無疑會有新的發現、新的收獲。本文可謂是這方面的一個初步嘗試，以期拋磚引玉。（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2005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 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11] 安德魯·芬伯格.可選擇的現代性[M].陸俊，嚴耕，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6，32.

對“他者”的關注與技術建構論的興起

技術哲學研究的經驗轉向，是在社會建構主義思潮興起的背景之下發生的，因此，談論“經驗轉向”的後現代特征，就不能不追溯社會建構主義思想的後現代特征。

建構主義思想最初發生於哲學領域，有學者將其追溯至康德、黑格爾、維科等人，隨著它向心理學及社會學各領域的延伸，已逐漸從“個體建構論”發展為“社會建構論”[9]。作為一種哲學思維，“建構主義思想”突破了傳統的主、客體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突破了近代以來“施動者—被動者”的實踐模式，導向一種多元化、非決定論的哲學觀。

“當代建構主義的話語分流表明，建構主義在從哲學向社會學的延伸中，逐漸捨棄了其在本體論和認識論層面上的意義。……當建構主義思想被引入技術的社會學研究之後，便只剩下了方法論上的意義，對於這一點，許多學者也已指出，即技術具有可選擇性和社會建構性，對技術發展應采取相對主義或曰對稱性的分析方法”[9]。

技術的社會建構論，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期，其標誌是比克、休斯和平齊於1987年主編的《技術系統的社會建構》一書的出版。這一時期也恰好是後現代主義哲學思潮剛剛興起不久的時間。這里，我們尚不知曉該書的作者是否直接受到了這一思潮的影響，但作為一般“建構主義思想”中的後現代性則是無可置疑的。

後現代主義哲學的基本特征，是對偶然、次要、弱小、差異、邊緣、局部、斷裂的關注與強調，與此相關的是對對話與溝通的倡導(盡管個別的思想家過分強調差異和不可通約)，對任何將“他人”變成自己的“總體性”的一部分的企圖的拒斥。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技術的社會建構論體現出強烈的後現代性。

                                                  (Photo Credit: Michael Cheval)

“所有社會建構論者都認為, 技術發展是一個偶然過程，包含諸多異質因素，因此技術變遷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單向發展過程，更不是單純經濟規律或技術內在`邏輯'決定的開發過程，技術變遷只有依據大量的技術爭論才能得到最佳的解釋”[10]。

作為當代技術建構論代表人物的安德魯·芬伯格，在《可選擇的現代性》一書中更充分地表達了社會建構論的後現代主義實質。他說：“`可選擇的'現代性這一觀念，意味著可能性範圍的擴展。……最重要的是，它主張把更多的行動者，包容在技術決策的過程之中。而行動者，我們的意思是指那些參與到技術網絡之中的所有人，如工人、用戶、技術進步副作用的受害者或受益者等。

這些行動者中的每一個，都有一種獨特的發展觀。他們的經驗和主張構成了福柯所謂的`被抑制的知識'(subjugated knowledge)，這是一種從下面來揭示現實各個方面的知識，而這種現實現在只是朦朧地受到那些處於權力地位的人的關注”[11]。（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2005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 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9]  邢懷濱，陳凡.社會建構論的思想演變及其本質意含[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2，19(5)：70-73.

[10] 李三虎，趙萬里.社會建構論與技術哲學[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16(9)：27-32.

[11]安德魯·芬伯格.可選擇的現代性[M].陸俊，嚴耕，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6，32.

技術的後現代哲學反思

馬丁·海德格爾作為後現代主義哲學的先驅，首先對技術作了“反”現代的敘事。他從其現象學的基礎存在論出發，對技術作了前所未有的形而上學思考。在《技術的追問》一文中，海德格爾對技術的追問，開始於技術的經典敘事：“技術是工具和人的行為”。

對於這種流行的看法，海德格爾並不否認其中的正確性，但是“單純正確的東西還不是真的東西。惟有真實的東西，才把我們帶入一種自由的關係中，即與那種從其本質來看，關涉於我們的關係中。照此看來，對於技術的正確的工具性規定，還沒有向我們顯明技術的本質”[2]。

                                                          （Sandra Alice Photography）

海德格爾認為，關於技術，雖然人們已經寫了很多，說了很多，但卻被思得很少。“為了獲得技術之本質，或者至少是達到技術之本質的近處，我們必須通過正確的東西，來尋求真實的東西”[2]。接下來，海德格爾通過分析自古以來，公認的“四因說”和對“技術”一詞的詞源學考察，指出技術的本質乃是一種解蔽方式，一種使存在者顯露出來的方式。

在對一般意義上的技術進行追思之後，海德格爾緊接著轉向對現代技術的本質探討。他指出，現代技術除具有作為技術一般的本質外，還具有與古代技術顯然不同的新特質。

他說：“解蔽貫通並統治著現代技術。……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herausfordern)，此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2]。“這種促逼之發生，乃由於自然界中遮蔽著的能量被開發出來，被開發出來的東西被改變，被改變的東西被貯藏，被貯藏的東西又被分配，被分配的東西又重新被轉換”[2]。


自然界從此被納入到一個由不斷地開發、改變、貯藏、分配、轉換等環節組成的過程之中，被納入到一種永不停歇、循環不已的技術系統之中。海德格爾借用了日常語言的用詞“座架”(Gestell)，來表達現代技術的這種促逼型本質。德語前綴“Ge-”意指把同種屬性的東西聚集起來，而“stell”意指“限定、擺置、架設、安置”，這樣“座架”意味著對那種擺置的聚集。

海德格爾認為，當現代技術的座架本質占據統治地位時，便有了“最高意義上的危險”。這是因為在座架中，人只關心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切被訂造之物，一切持存物，而完全不可能再與“存在”發生關係，徹底遺忘了自身在本質上是生存的人，要時刻保持開放、敞開，傾聽存在之“大道”的召喚。對於技術時代的這種危險，海德格爾認為我們並非只有聽天由命、聽之任之，而應求助於“思”與“詩”。

繼海德格爾之後，後現代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米歇爾·福柯、讓·博德里拉，都對技術進行了各具特色的理論反思。（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2005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 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

[2] 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M].孫周興，譯.上海：三聯書店，1996.924-954.

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批判和超越，也同時是海德格爾哲學的基本立場、基本傾向。海德格爾的策略是以存在來否定形而上學傳統的合法性，思想轉向後則以詩學接續對存在的思考，將詩作為對西方形而上學哲學進行批判、對抗、修正、克服和救治的方式。他認為西方人因為浸淫在形而上學理性之中太久，反倒遺忘了真正的思。為此“我們必須學會這種思，雖然我們有思的能力，或甚至是有天生秉賦，但這並沒有保證我們能思”。

而真正的思是與詩相伴而生的。海德格爾之提出詩性的思，所針對的正是形而上學理性之思。這種做法直指形而上學的思維基礎。盡管海德格爾並沒有明確提出詩性是什麼，以及何以詩性可以匡正形而上學理性，但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即詩性以其圓融性、整體性、審美性、感性、模糊性、無功利性、自由性而恰與形而上學理性所秉持的主客體的分離和對立、理性以及兩分性、差異性、離析性、概念性、線性等思維方式形成對比。海德格爾意在通過詩性的思來超越形而上學的思，誠如西方學者大衛·哈裏伯頓所指出的: “激發海德格爾詩性的思的動力，以及因此產生的能量，其中有些是來自對喚起事物的整體性的觀念的渴望，整體性觀念已經被形而上學變為分離與對立的關系。因此，以形而上學標準來衡量，事物最終的原因應該表現為自身的對立。”瑐瑢當尼采以一句“上帝死了”來無情摧毀西方核心價值體系、道德準則和信仰權威時，當德裏達以“延異”來消解意義、消解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秩序時，海德格爾的這一解構過程更像是一種超越的努力而不僅僅是摧毀。大衛·哈裏伯頓在評價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的批判時指出: “破壞傳統，一如海德格爾所理解的，這一過程並不意味著毀滅過去或將過去擱置在一邊，與之同樣具有破壞力的另一種相近的表達是‘克服形而上學’，這意味著采取一種立場，一種與正在克服的事物無關的立場。

這一過程寧可從內部進行……” 海德格爾一直在尋找“否定形而上學之後思想如何可能”的方法。在指出形而上學根本錯誤之後，海德格爾試圖從西方思想的根部、從思維變換的角度來解決形而上學的本質缺陷。這並不是對形而上學的徹底消滅，這一解構過程一直都伴隨著尋找出路的努力，也許稱之為批判、反抗、匡正、救治、超越更為合適。顛覆、破壞、消解或解構也同樣道出了詩性對形而上學的對抗作用，只是缺少了救贖、建構和人間關懷的意味。

這是海德格爾何以發生詩學的轉向，從詩之中尋求思想靈感，提出詩性的思的真正目的，也是其詩學觀念的主旨和意義所在。如果我們僅僅把他的詩學作為一般的藝術作品分析來理解，那麼我們的研究很可能會流於一般的詩學闡釋，我們也可能會把海德格爾對技術本質的思考簡單地當做一種對進步歷史觀的反動和對現代文明的悲觀指責，或將他的理想主義和人間關懷視為烏托邦或神秘的宗教情緒。海德格爾詩學的意義正在於其中所蘊涵的詩性，這也是詩性何以比詩學更為重要的原因。(任昕2015《詩性: 海德格爾詩學的內在精神》國外文學2015年第3期 [總第139期]/作者單位: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續上）關於語言的詩性功能，雅可布遜曾先後推出以下兩種理論界定：

一個是指向說。雅氏曾指出：“指向信息本身，為其自身而聚焦於信息———這就是語言的詩性功能。”（Якобсон，1975： 202）

這裏的“指向”和“聚焦”既不是指信息的發出者，也不是指信息的接收者，而是指信息的自我指涉，即信息對待自我的關系。從這一角度看，詩性語言是以信息自身構成自己的傾向或焦點的，而詩性功能就是語言內部所具有的一種自我指涉性的符號範疇現象。（Якобсон，1985: 325）為了有效地詮釋詩性功能的實質，雅氏在自己不同時期的著述中反復推敲該詞的內涵和外延，將理性思考與先驗感知相結合、理論訴求與實踐分析相結合。譬如，立足於形式主義背景撰寫的《論俄國新詩》（1921）對詩性功能的界定和結構主義視野下撰寫的《語言學與詩學》（1960）一文對詩性功能的定義，雖然跨越了近四十個年頭，但所表達的理念卻幾乎同出一轍。

另一個是透射說。該理論界定涉及到三個重要概念：選擇軸、組合軸和對等（又
稱等值）原則。雅可布遜基於索緒爾功能語言學中的二項對立原則，對語言的詩性功能概念進行了拓展性的闡釋。索緒爾認為，言語行為中存在著兩種主要程序：一是借助“相似”基礎實現的選擇，二是以“相鄰”為基礎實現的組合。受索緒爾語言學啟發，雅氏對語言的詩性功能解釋為：“詩性功能———這是對等原則從選擇軸向組合軸的投射。”（Якобсон，1975：204）類似的表述在雅氏的著述中屢見不鮮，如：“詩歌中為了構建組合而常常運用平等關係”（204），“重復是為組合而運用的對等原則”，（Якобсон，1975：221），“對等是構建組合的原則”，（Якобсон，1983：467）等等。語言借助選擇軸和組合軸來構建自身，而詩性語言則是對等原則在組合軸上起作用而產生的。因此，甚至有認為詩性功能是運
用對等原則“有意識地‘破壞’這兩個軸的慣常運作來達成的”。（田星：89）（趙曉彬《詩性功能》，《外國文學》2014 年第 1 期 第 106-112 頁，作者者單位：哈爾濱師範大學俄羅斯文化藝術研究中心，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何謂“詩性功能”？

關於語言的形態，有學者將語言分成日常語言、邏輯語言和詩性語言。日常語言是語言的原初形態；邏輯語言則是對於工具語言的系統發展，但具有理性、權威性和普遍性；而詩性語言既不同於日常語言又有異於邏輯語言。（Waugh: 48）而雅可布遜則把語言分成日常語言和詩性語言，並專攻詩性語言的本質和功能，他認為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因此文學語言乃是一種詩性語言。至於語言的功能，在語言學中一般是指話語的目的以及實現此目的的話語環境。

與此相關的“結構”一詞，則是指話語中所運用的特定技巧及其顯著特征，這些技巧和特征能夠幫助我們對不同性質的言語或文本進行辨識和歸類。而雅可布遜論著中的“功能”概念所涉及的“不僅是話語外部的社會語境屬性，還包含其內在的結構屬性”。（Bradford：23）依據雅可布遜的觀點，詩性語言與非詩性語言在語言內在結構上具有本質的差異。詩性語言尤為突出的是話語的特異技巧及其突顯特性，所執行的是詩性功能。

二、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哲學研究

20世紀50年代以後，技術哲學開始呈現出建制化的發展趨勢。而與此同時，後現代主義思潮蓬勃興起，它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滲透到人文社會科學的各領域。技術哲學作為哲學家族的一個分支，也在後現代主義哲學智慧的關照之下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向。

1.“家族相似”與技術的非本質主義的定義及其多元化的開放研究

20世紀50年代以後，技術哲學開始呈現出建制化的發展趨勢。此時，它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對其核心概念技術作出嚴格的定義。為此，學者們從各自的理論背景和學術視角出發，對技術進行了各具特色的定義，他們把技術規定為“技能”、“技巧”、“知識”、“經驗”、“工具”、“裝置”、“方法”、“程序”、“規則”、“活動”，等等，從而揭示出“技術”內涵的豐富性和複雜性。然而，“承認技術的多重決定因素，就無法設想人們會一致同意任何一個定義”[6]。對技術“本質”理解的如此大的差異，顯然是與傳統的學術統一性的規範要求相背離的。為了消除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局面，有學者試圖用“種加屬差”的方式，給出一個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本質主義的定義。

然而，當他們這樣做時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那就是幾乎不可能用傳統的定義方法，去同時指稱上述如此十分不同的東西。面對這種兩難窘境，有學者從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理論”受到啟發，敏銳地看到，在日常語言中“技術”的上述指稱之間僅具有“家族相似性”。因此，傳統的本質主義的思維方式是無法確切地定義“技術”一詞的，我國學者最近進一步指出，“技術”一詞應歸屬於“建構型家族相似”類概念[7]。

這意味著，技術家族的成員之間雖具有相似性，但不同方面的相似性又允許把十分不同的新成員包括進來。這樣“技術”概念的外延便具有了開放性，它可不斷地向外延伸，以至於把新的例子覆蓋起來。技術概念的“家族相似”特征並不對技術哲學的研究構成障礙，相反它卻指向一種多元化的開放研究。允許不同的理論、方法同時並存，允許不同的學術研究路線齊頭並進，允許不同的研究綱領相互競爭。這種對話語中心性的消解正好是典型的後現代特征，“話語……是如此複雜的一種實在，以至於我們不僅能夠而且應該從不同的層面上以不同的方法去接近它”[3]。對話語把握的多元性恰好客觀地反映了當前技術哲學研究的現狀。這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在技術哲學研究中出現的諸多分歧與爭論，諸如：工程學派與人文學派之間的分歧，關於技術的中性論與價值論之間的爭執，關於技術哲學的核心問題的爭論，關於社會技術存在的合法性的爭論等。

2.“小敘事”與經驗轉向

後現代主義哲學反對現代理性的宏大敘事，認為它“大而無當”，且造成話語上的霸權與壓迫，主張用小敘事代替思辨的和解放的大敘事。利奧塔說：“我們不再求助於宏大敘事，即我們既不能求助於精神的辯證法，甚至也不能求助於人類的解放，來使後現代科學的話語合法化。但是，正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小敘事仍然是富於想像力的發明的精華，在科學中尤其如此”[3]。當代技術哲學研究本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等傳統哲學的模式與框架內進行思辨性的敘事，但是在後現代的語境中，這種傳統的學術路線發生了變化。具有“小敘事”特征的“描述性主題”開始成為技術哲學研究的重心，在建立“描述性主題”的共識之下促成了當代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所謂`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不是把關於技術的哲學問題從關注的中心移向邊緣，從而使其失去`哲學的'特性，也不是消除掉技術哲學中的規範和倫理價值，而是意味著技術哲學家要反思技術就必須去打開這個黑匣子，使他們的分析基於對工程實踐的內在的洞察和從經驗上對技術的充分的描述”[8]。新試驗主義者D·貝爾德指出：以往的技術哲學只注重形而上的分析，而忽視了對技術人工物這一基本的物質存在物的研究，當代的技術哲學研究應從中吸取教訓。這就是說，長期以來技術哲學研究中存在一種嚴重的失衡，一方面是大量的關於技術的社會後果的規範性評價，另一方面是幾乎無人關注技術的設計、生產、維護、改造、創新等微觀機制。由於缺乏這樣一個經驗性基礎，技術哲學的研究就潛伏著成為空中樓閣，流於空泛的危險。當代技術哲學研究的經驗轉向顯然與上述後現代主義哲學對“小敘事”的倡導具有內在的契合。（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2005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 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


[3]馮俊.後現代主義哲學講演錄[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99，98，16，19.

[6]拉普F.技術哲學導論[M].劉武，譯.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20.

[7]張華夏，張誌林.關於技術與技術哲學的對話[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2，18(1)：49-52.

[8]陳凡，朱春艷.當代西方技術認識論研究述評[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3，20(3)：40-43.

在利奧塔看來，技術與近代科學的聯姻只有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當技術與科學在最大化行為的絕對命令下聯合起來後，技術與“安全”與“安寧”之間的沖突就不可避免了。他認為，技術科學的“自主運動性”是在“複雜化欲望”的支配下發生的，這種無止境的複雜化使人類經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緊張與不安，這與人類對“安靜、安全和同一性”的渴求顯然是嚴重沖突的。不僅如此，現代技術的盲目發展還導致了難以應付的倫理難題，解決這些難題所做出的努力只會導致更大程度上的不穩定。

2.技術的“權力”本質

米歇爾·福柯是最具原創性、最具叛逆性的後現代哲學家之一。“權力”是福柯一生學術探索的主題之一，正是在這一主題下他揭示出“技術”的另一種含義。

福柯對權力的研究顯示了其獨特的學術進路，他沒有像傳統的本質主義者那樣去試圖追問權力的本質，從而建立一種有邊界的權力理論。相反，他關心的是“權力怎麼樣”，它的實施策略與運行機制是什麼，它的技術支撐為何等問題。這樣在權力與技術之間便有了一種內在的聯系：權力構造技術，技術支撐權力。

福柯說：“宏大的`監獄連續統一體'造成了規訓權力與法律之間的溝通，並且從最輕微的強制不間斷地延展到時間最長的刑事拘留，從而構建了與那種胡謅的授權相反的具有直接物質性的技術現實” [4]。在福柯看來，權力構建技術的過程也是對人的規訓與塑造的過程。“為了控制和使用人，經過古典時代，對細節的仔細觀察和對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時出現了，與之相伴的是一整套技術，一整套方法、知識、描述、方案和數據。而且，毫無疑問，正是從這種細枝末節中產生了現代人道主義意義上的人” [4]。福柯認為權力作為一種話語和符碼具有擴張自身邊界的效應，它從最初的酷刑發展為懲罰，再到規訓，是通過技術系統的調整與構造向社會的每個角落滲透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技術主體的人不斷地被塑造成形。按照權力的意誌被精心策劃的技術和被馴服的人反過來對權力形成有力的支持。

福柯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處不在的權力關係及其構造起來的嚴密的技術系統不斷地把人規訓成為一種馴服的工具，以適應“合理的”、“高效的”、“技術化的”社會，在“規範的普遍統治”之下，人們失去了導向自由的判斷。這里，作為權力存在的現代技術系統具有了與海德格爾所說的“座架”相似的特征，它們在現代社會的技術化過程中具有自主發展的能力，我們身處其中，雖然能夠感覺到它的挾持與壓迫，但卻無能為力。對權力的分析所揭示出的技術的統治性的一面，無疑為技術的哲學研究開啟了一個新的維度。

3.“超現實”的技術

“後工業社會”也常被西方的文化理論家稱做“信息社會”、“傳媒社會”、“知識社會”，這表明了當今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在技術控制方面的特征。讓·博德里拉是對當代社會的電子傳媒技術進行哲學和社會學反思的理論家之一。他提出的“超現實”概念應合了當代西方的非中心化思潮，與結構主義對客體的中心性的消解可謂不謀而合。他對現代傳媒技術的反思主要體現在《象征交往與死亡》(1976)和《類像與仿真》(1981)等著作中。

“傳媒它的確就是革命，它們僅憑借其自身的技術結構，便獨立地制造出了它們的內容。在語音字母和印刷書籍之後到來的是收音機和電影，在收音機之後到來的是電視。在此時此地，我們生活在一個瞬時即達的全球通訊的時代” [5]。這就是說“信碼”(code)逐步成為當代社會技術活動的支配性因素。這種編碼技術不同於傳統技術的仿造與復制，通過編碼過程而制造出來的復制品不再是某種原件的復件，而是又一個“原件”。信碼制造了最初的復制品，但這些復制品不再反過來意味著任何原件。例如，在一臺計算機終端上顯示出來的圖像與按照計算機編碼程序制造出來的任何其他終端圖像相比是同樣“真實的事物”，這種復制無論進行多少次都是在同樣的程度上發生的事情，不多也不少。不僅如此，現代技術復制出來的東西更具有“真實性”，它使一切現實的存在黯然失色。現代的電影、電視、電腦、MTV等大眾傳媒都是制造這種“超真實”事物的技術手段。

在“超現實”(或“超真實”)中，事物與符號、對象與再現、現實與幻覺之間的界線不復存在，存在的只是高技術生產出來的沒有原型、虛擬復制的符碼。在這個既沒有中心，也沒有事物，有的只是遊戲的世界里，人們好像享有比以往更大的自由，事實上，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不自由了。當人們自由地選購商品時，他已經受到了廣告的誘導;當他作為選舉人自由行使權利的時候，他也已經受到了電視宣傳的操縱。在這里，“超現實”之下人的自由的喪失，不僅使人再一次聯想起海德格爾的“座架”之下人類的命運：自然與人作為“持存物”而存在。（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2005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 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

一、技術的後現代哲學反思

馬丁·海德格爾作為後現代主義哲學的先驅，首先對技術作了“反”現代的敘事。他從其現象學的基礎存在論出發，對技術作了前所未有的形而上學思考。

在《技術的追問》一文中，海德格爾對技術的追問，開始於技術的經典敘事： “技術是工具和人的行為”。對於這種流行的看法，海德格爾並不否認其中的正確性，但是“單純正確的東西還不是真的東西。惟有真實的東西，才把我們帶入一種自由的關係中，即與那種從其本質來看，關涉於我們的關係中。照此看來，對於技術的正確的工具性規定，還沒有向我們顯明技術的本質”[2]。海德格爾認為，關於技術，雖然人們已經寫了很多，說了很多，但卻被思得很少。“為了獲得技術之本質，或者至少是達到技術之本質的近處，我們必須通過正確的東西，來尋求真實的東西”[2]。接下來，海德格爾通過分析自古以來，公認的“四因說”和對“技術”一詞的詞源學考察，指出技術的本質乃是一種解蔽方式，一種使存在者顯露出來的方式。

在對一般意義上的技術進行追思之後，海德格爾緊接著轉向對現代技術的本質探討。他指出，現代技術除具有作為技術一般的本質外，還具有與古代技術顯然不同的新特質。他說：“解蔽貫通並統治著現代技術。……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herausfordern)，此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2]。“這種促逼之發生，乃由於自然界中遮蔽著的能量被開發出來，被開發出來的東西被改變，被改變的東西被貯藏，被貯藏的東西又被分配，被分配的東西又重新被轉換”[2]。自然界從此被納入到一個由不斷地開發、改變、貯藏、分配、轉換等環節組成的過程之中，被納入到一種永不停歇、循環不已的技術系統之中。海德格爾借用了日常語言的用詞“座架”(Gestell)，來表達現代技術的這種促逼型本質。德語前綴“Ge-”意指把同種屬性的東西聚集起來，而“stell”意指“限定、擺置、架設、安置”，這樣“座架”意味著對那種擺置的聚集。

海德格爾認為，當現代技術的座架本質占據統治地位時，便有了“最高意義上的危險”。這是因為在座架中，人只關心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一切被訂造之物，一切持存物，而完全不可能再與“存在”發生關係，徹底遺忘了自身在本質上是生存的人，要時刻保持開放、敞開，傾聽存在之“大道”的召喚。對於技術時代的這種危險，海德格爾認為我們並非只有聽天由命、聽之任之，而應求助於“思”與“詩”。

繼海德格爾之後，後現代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米歇爾·福柯、讓·博德里拉都對技術進行了各具特色的理論反思。

1.技術對科學的優先性和支配性

利奧塔對技術的論述是在“技術科學”的名義下進行的。他的後現代的技術思想主要體現在《被解釋的後現代：1982—1985年通信錄》和《非人，反思時間》中。從其相關論述可以看出他對於海德格爾具有明顯的繼承性。

在技術與科學的關係上，利奧塔反對現代的傳統敘事，對此進行了新的論述。他強調技術對科學的優先性和支配性，指出了現代科學的技術本質。他認為現代科學與技術的聯姻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中發生的偶然事件，因此二者的結合並非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他說：“長久以來，各種發明是不規則的、偶然研究的產物，或者說研究更多地不是和知識相關，古典時期的希臘人就沒有在知識和技術之間建立鞏固的關係。在16世紀和17世紀，`透視學家'的工作仍屬於獵奇和藝術的革新。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18世紀末。我們可以認為，即使在今天，那些`野貓式'零打碎敲的技術發明活動依然存在，它們與科學論證的需要無關”[3]。在《後現代狀況》一書中，利奧塔說：“科學知識要求保留一種語言遊戲、指稱，而排除所有其他的語言遊戲、指稱”[3]。但這意味著科學再也不能使用敘事性語言來使指稱性活動合法化。按照科學語言遊戲本身的規則，科學活動的合法性必須采取 “論證”和“證明”的形式，然而科學論證本身有賴於論據的支持。這樣技術就出場了。“它們最初是人類器官或生理系統的替代物，其功能是接收數據或影響環境。它遵從一個原則，即優化行為原則。以最小的投入(花費在過程中的能量)獲得最大的產出(獲得的信息和改變)。所以，技術不屬於與真善相關的一種遊戲，而屬於與效率相關的一種遊戲：當一個技術活動比另一個做得更好並且(或者)消耗更少的能量時，它就是`好的'”[3]。

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

摘要：闡述了技術在後現代語境中的新內涵，分析了當代技術哲學研究在後現代語境中的新趨向。繼海德格爾對技術進行“反”現代的敘事之後，後現代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也從各自的理論視角和學術範式，對技術進行了“後現代”的哲學反思。在後現代語境之中，技術呈現出與以往相比不同的面貌，開啟了新的研究維度。20世紀下半葉以來，技術哲學的建制化發展是在後現代語境中進行的，作為哲學家族的一個分支，它在後現代主義哲學智慧的關照下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向。

20世紀下半葉，隨著丹尼爾·貝爾所描述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在西方社會的思想文化領域興起了一股“反”現代主義的思潮。這一思潮最初發端於建築藝術領域，進而擴展到文學、社會學領域，後又濫觴成為一種對現代性事業本身進行深入、持久、全面反思的哲學運動。由於這一思潮強調它與現代主義傳統的決裂，強調它對現代主義思想理論的批判與超越，因此被冠以“後現代主義”的稱謂。對於這一詞匯的名詞形式“後現代性”，後現代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利奧塔明確地說到：“`後現代性'不是一個新的時代，而是對現代性自稱擁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寫，首先是對現代性將其合法性，建立在通過科學和技術解放整個人類的視野基礎之上的宣言的重寫”[1]。

對現代性特征與宣言的“重寫”意味著思維方式的轉變，意味著學術視角的轉換，意味著理論範式的重建和話語概念的重構。在這種新的語境中，我們以傳統方式建構起來的認識與實踐對象，必將呈現出新的面貌與特征。因此，作為現代性事業的主要特征與推動力量的現代技術，以及對技術的哲學反思，在後現代主義的語境中將獲得新的內涵、新的思路。（下續）

六、簡短結論

技術與人的關係是技術時代的人們必須面對的首要主題。不同於工具主義，也不同於批判主義，斯蒂格勒賦予技術以構成性意義，主張技術創造人。除了存在論論證外，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基於勒儒瓦-古漢以及相關的進化論成果，斯蒂格勒考察了技術在人類進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提出了「後種系發生」概念。

                                                            （Image Credit: Jud Turner）

據此，人不僅是自然存在者，而且是技術存在者。人並非赤手空拳參與生存競爭，而總是置身於由技術構成的生態位之中。人的後種系發生表明，技術在人類的進化中佔據著重要位置。盡管技術是人的發明，但技術和工具的使用也發明並塑造著人。因此，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後種系發生」概念讓我們認識到，技術對人具有構成性意義，是理解人之為人的關鍵維度之一。

[參 考 文 獻]

[1]Johnson, C. 'The Prehistory of Technology: On the Contribution of Leroi-Gourhan'[A], Christina, H. C., Moore, G. (Eds.) Stiegler and Technics[C],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3, 34-53.

[2]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學思考[M]. 許煜 譯,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8, 48.

[3]Stiegler, B.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4]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M]. 盧允中 等譯,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222.

[5]沃爾特. 重返人類進化現場[M]. 蔡承志 譯, 北京: 三聯書店, 2014, 19.

[6]Leroi-Gourhan, A. Gesture and Speech[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3.

[7]斯特林格. 人類通史[M]. 王傳超 等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

[8]Pinker, S. 'The Cognitive Niche: Coevolution of Intelligence, Sociality, and Language'[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0, 107(supp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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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ooby, J., DeVore, I. 'The Reconstruction of Hominid Evolution Through Strategic Modeling'[A], Kinzey, W. (E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 Primate Models[C], Albany: SUNY Press, 1987, 183-237.

[10]平克. 心智探奇: 人類心智的起源與進化[M]. 郝耀偉譯,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 191.

（原題：技術創造人：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研究Technology Invents Human Beings: A Study of Stiegler‘s Epiphylogenesis；作者：孟強 / MENG Qiang，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100732；原刊：《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5卷 第2期[總294期]；2023 年2月；關鍵詞：技術、斯蒂格勒、後種系發生、進化。

摘要：斯蒂格勒哲學的中心命題之一是「技術創造人」。基於勒儒瓦-古漢的工作，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首先，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用以刻畫人的非生物學遺傳過程，其載體是技術。其次，通過回顧人類進化史，他指出直立行走和工具的使用促進了人的進化。再次，技術的進化與人的進化是耦合關係。工具既反映大腦皮層的分化，也推動著後者。最後，「技術生態位」概念進一步為「後種系發生」提供了支持。總之，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五、技術生態位

後種系發生超出了純粹生物學過程，超出了單純的「自然選擇」。為進一步刻畫這一非生物學過程，斯蒂格勒大膽使用「人工選擇 」（ artificial selection）概念，以區別於「自然選擇」。《技術與時間》寫道：「在此，我們必須假設一個絕對全新的遺傳選擇過程。敲擊燧石的進化並非單純由皮層進化決定，前者反過來決定皮層形成過程。這樣的假設試圖闡明人工選擇概念：原初環境施加於皮層層次上的變異之選擇以技術裝置為中介，技術裝置構成了防御與捕食系統，同時塑造了個體適應過程和整個物種的進化，這並不蘊含獲得性遺傳（heredity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即便伴隨這一假象」。（[3]，p.176）

「人工選擇」的假設無疑是冒險之舉，因為它似乎違反了自然選擇的鐵律。事實上，人工選擇並非是對自然選擇的否定，而是對它的補充，旨在突顯人類進化的特殊性。前面談到，與其他靈長類不同，人從不赤手空拳面對生存競爭，並不純粹依靠本能生存繁衍，而總是以技術和工具為中介與自然環境打交道。人作為有機體的邊界不是皮膚，而延展到身體之外的工具、語言、制度、習俗等等。為此，斯蒂格勒後來提出「廣義器官學」（general organology），將技術視為人的器官（organ）。

無論怎樣，技術構成了人在生存競爭中所處的《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5卷  第2期（2023年2月）: 45-51 「小生境」（niché）：「這些 [後遺傳事件的] 保存規定了與環境的關係，規定了整個變異選擇過程，特別是發生在皮層層次上的變異。」（[3]，p.177）總之，人在進化進程中佔據的位置並不是自然給定的，而是人通過技術主動建構出來的、可世代傳遞的。對此，我稱之為「技術小生境」或「技術生態位」（technical niché）。 這一概念旨在強調，人在生存競爭中佔據的位置總是已經為技術所塑造和不斷重塑，對遺傳變異的選擇以技術為中介。於是，作為非遺傳過程的後種系發生概念在進化生物學上變得可理解了。自然選擇的壓力通過人為創造的技術中介傳遞給人這種生命體，而不同的技術中介有可能導致不同的進化路線。

「技術生態位」是對「認知生態位」（cognitive niché）的類比，後者來自美國人類學家托比（John Tooby）和德沃（Irven DeVore）。他們提出，「人類在世界生態系統中佔據一個認知生態位。在生物學中，『生態位』有時被定義為『某個生物體在生態系統中佔據的位置』。認知生態位是這個概念的不精確拓展 」。 [8]在生存競爭中，不同的生物體是共同進化的，物種之間處於相互競爭和敵對關係中。

每個物種都進化出防御措施以免自己被吃掉，同時進化出捕食本領以攻克獵物的防御。在自然進化中，這場攻防之間的軍備競賽以遺傳為基礎，並在特定的進化階段達到平衡，並相對穩定。但是，人有所不同。托比和德沃主張，「在這一共同進化關係中，人做出了獨一無二的重要創新——這個創新是我們與眾不同的特征。

植物和動物獵物物種的防御可以被『意外』攻擊（surprise attack）所攻克，這樣的攻擊由許多新的離散的操作（manipulations）構成，它們是進化上史無前例的行動，獵物的防御措施對此無力抵抗。目標導向的人類行動因地制宜，構成了意外攻擊。」（[9]，p.209）

那麼，是什麼使得人類有能力做出意外攻擊呢？「我們的動物學特性的核心是我們進入了這種認知生態位」。（[9]，p.209）人類擁有因果理智或工具理智，能夠進行因果推理，能夠從特定情境中進行抽象，能夠制造和使用各種工具。另外，使用語言降低了知識和信息交換的成本，群居或社會生活使得技能和知識能夠共享和傳遞，而漫長的童年期使得學習知識和技能成為可能。這些在動物學上與眾不同的特征共同構成了人類的認知生態位，使得人類擁有越來越大的競爭優勢。[10]如果說其他動物的生態位處於進化時間，相對穩定且缺少變化，那麼人類的生態位則處於技術時間，其成分和

要素不斷積累、傳遞和創新。假如將技術廣義地理解為一切人為創制活動及其成果，那麼認知生態位本質上是技術的，是由技術創造的且不斷進化的生存處境。用海德格爾的話說，技術生態位就是此在被拋入其中的「已經在此」，「在世界之中存在」就是「在技術生態位中存在 」。

這意味著南方古猿是雙足行走的，而非如猿那樣四足爬行。在人類進化中，直立姿態具有重大意義，人之為人的「第一個而且最重要的標准是直立姿態 」。（ [6]，p.18）其次，雙足行走解放了雙手，為人類制造和使用工具提供了條件，為技術開辟了可能性空間。「手的解放幾乎必然蘊含著不同於猿的技術活動，手從行走中解放、較短的面部、沒有獠牙，這一切促成了人工器官（artificial organs）即用具的使用」。

再次，雙足行走改變了面部的功能。「直立姿態確定了『前部區域』兩極之間的新關係：在運動中手的『解放』也是面部從攫取功能中解放出來。」（[3]，p.145）直立行走使得東非人的面部離開地面，不再從事攫取活動，從而為言語的發展開辟了可能性空間。

最後，大腦不再是人之為人的首要標准。「我相信，大腦的發展某種程度上是次要標准，這是確鑿無疑的。一旦人宣告完成，大腦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但從嚴格進化的意義上說，它無疑是直立姿態的相關項，並非如人們長久認為的那樣是源初的」。（[6]，p.19）斯蒂格勒的結論是，直立行走以及工具的使用促進了智人的進化。

四、技術助產術

在此基礎上，斯蒂格勒進一步提出「技術助產術」：人是技術的產兒，或者說技術創造了人，「人通過發明工具而在技術中發明自身」。（[3]，p.141）「人創造技術」是陳詞濫調，婦孺皆知。但是，「技術創造人」似乎有違常理。

讓我們從工具與大腦的協同進化談起。從南方古猿到尼安德特人，工具在不斷進化，而且呈現模型化趨勢，即在特定時間內具有相對統一的形態。在奧杜威峽谷，利基在發現東非人之前已發掘出了大量石器工具和手斧——被稱為「奧杜威技術」。250-30萬年前，古人類（能人或南方古猿）搜集卵石或礫石，然後用石塊敲擊。敲擊後得到卵石切面或碎薄片被用作刀具。

這被稱為卵石工具技術。在法國聖阿舍利遺址發現的阿舍利手斧從直立人到尼安德特人都制造過。手斧由燧石制作，呈水滴狀，一端銳一端鈍。30萬年前（舊石器時代中期）出現了勒瓦婁哇（Lewallois）技術。它的典型特征是對石核進行精心修理，以便按照預想形狀鑿下石片。大約45000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石片被加工成刮刀與鑿子之類的用具，不同材質構成的復合工具也開始出現，比如魚叉、投矛器。

① 這裡需要更正一下。在發現東非人頭蓋骨之前，利基已經在坦桑尼亞奧杜威峽谷（Olduvai Gorge）工作了多年，並發掘了許多石制工具。發現東非人之後，他最初以為這些工具屬於東非人。但是，後來的考古學研究表明它們屬於能人而不是東非人。（[7]，pp.274-285）

那麼，工具的進化與人的進化之間是什麼關係？盡管腦容量是第二位的，但它依然是衡量古人類的重要指標。因此，上述問題被轉換為技術的進化與大腦皮層的進化之間的關係。

斯蒂格勒指出，「從東非人到尼安德特人，既發生了石器分化（lithic differentiation）也發生了皮層分化（cortical differentiation）……。

我們承認在兩次斷裂之間[指東非人到尼安德特人之間]，皮層與工具在同一個運動中共同分化。問題涉及到外化（exteriorization）中獨特的結構耦合過程，我們稱之為工具助產術（instrumental maieutics）。這是一個源鏡像階段（mirror proto-stage），在此過程中皮層分化由工具決定，恰如工具分化由皮層決定一樣：鏡像效應，一方在另一方中打量自身而形成自身，但後者也會讓前者變形。」（[3]，pp.157-158）總之，工具與大腦的進化是耦合的。

一方面，耦合或鏡像效應意味著工具是反映大腦的一面鏡子。這在生物學上是顯而易見的。生物體的腦容量越大，大腦皮層越發達，智力也越高，也就越能制造和使用更複雜的工具。黑猩猩使用樹枝捕捉白蟻，南方古猿用石頭作為武器，能人制造燧石刀片，直立人制造手斧，尼安德特人創造莫斯特（Mousterian）技術。如果沒有足夠發達的大腦皮層，這類技術是無法設想的。

但另一方面，耦合或鏡像效應還意味著大腦是反映工具的一面鏡子，或者說工具的進化導致了大腦皮層的進化。這一點絕不是自明的，並且超出了純粹生物學遺傳層次，涉及到後種系發生，讓我們作進一步說明。

一切工具蘊含海德格爾意義上的時間性「曾在」（Gewesen）之維度，即承載著過去。

我們的工具並不是憑空制造的，它或者沿襲自前人，或者是對前人的改進。它記錄著前人的經驗，承載著後遺傳記憶。因此，工具是後種系發生的媒介。同時，工具也指向未來，蘊含海德格爾所說的時間性的「先行」或「預期」（anticipation）之維度。

如果沒有未來，沒有對未來之可能性的預期，一切工具都是不可設想的。例如，如果不預期將來會下雨，就不可能制造雨傘。如果不預期會生病，就不可能制造藥物。而且，工具的制造與使用也改變著預期本身。例如，藥物改變了對未來生活的籌劃，飛機改變了對旅行的規劃。

可見，工具的進化導致了預期的改變，它不斷重塑著未來的可能性空間。這最終導致發揮預期和籌劃功能的大腦皮層的進化，如前額葉皮層的出現。這是技術促進大腦皮層分化的重要途徑。總之，技術不是可有可無的工具，它承載著後種系發生記憶。大腦借助工具而進化，這超出了純粹生物學遺傳過程，是生命在生命之外進化，並最終產生智人。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這就是文化的意義。人不僅是自然存在者，還是文化和技術存在者。正是這一點使得人區別於所有其他靈長類動物。斯蒂格勒說道，「此在這種生命現象在生命史中變得與眾不同，因為對此在而言，生命的後遺傳層次並沒有隨著生物體的死亡而消失，它得到保存和沉淀，在身後流傳下去」。（[3]，p.140）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覓母」（meme）概念也表達了類似思想。類比於遺傳基因，可以把覓母看作是自我復制的文化基因。「曲調、概念、妙句、時裝、制鍋、或建造拱廊的方式都是覓母。正如基因通過精子或卵子從一個個體轉移到另一個個體，從而在基因庫中進行繁殖一樣，覓母通過廣義上可以稱為模仿的過程從一個大腦轉移到另一個大腦，從而在覓母庫中進行繁殖 」。 [4] 如果基因的自我復制是對一切生命體都有效的遺傳進化，那麼覓母的自我復制則是人類所特有的文化意義上的非遺傳進化。

回到「後種系發生」。後種系發生是對後遺傳記憶的保存、沉淀、積累和傳遞。「這一後遺傳的沉淀，對發生之事的記憶，就是人們所說的過去，而我們稱之為人的後種系發生，其意義是對連續不斷的後遺傳的保存、積累和沉淀。後種系發生是與純粹生命的斷裂，因為在純粹生命中後遺傳恰恰無法得到保存（[遺傳]程序不接受經驗教訓）」。（[3]，p.140）正是這種斷裂使得人置身於作為後種系發生的「已經在此」中。人不僅處於「自然環境」中，而且處於「文化環境」中，後者首先是技術的，即非自然的、人為創造的。如果一切生命體都在生物學意義上進化，那麼只有人通過非生物學媒介進化——「生命體在生命之外進化」。

這就是後種系發生。

三、「一切從腳開始」

後種系發生在人類進化中如何發揮作用？一切後遺傳記憶的保存、積累與傳遞都是人為的，屬於技術范疇。因此，後種系發生本質上是技術的，追問後種系發生的作用就是追問技術的作用。為此，斯蒂格勒在勒儒瓦-古漢的 《姿勢與言語》（Le geste et la parole）的基礎上討論了「東非人」到「新人」的進化過程。① 這是人的形成（hominization）或「人的起源」。

需要提醒讀者，《姿勢與言語》發表於1963年，距今已有五十餘年。所以，書中的一些術語或論斷難免有些陳舊。例如，勒儒瓦-古漢將人類進化分為：南方人Australanthropians，現稱南方古猿）、古人（Archanthropians，現稱直立人）、舊人（Paleoanthropians，尼安德特人為代表）、新人（Neanthropian，現稱智人）。
這與當前的分期有所不同。②

長久以來，腦容量被認為是人之為人的首要標准。然而，1959年利基發現東非人，1974 ①「東非人」（Zinjanthropians）全稱為鮑氏東非人（Zinjanthropus boisei），最初由利基（Louis Leakey）夫婦於1959年7月在坦桑尼亞發現，生活在距今約260-120萬年前。如今，「東非人」的稱謂已不再流行，被歸入「鮑氏傍人」（Paranthropus boisei）或「鮑氏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boisei）。「 新 人 」（ Neanthropian）即智人（Homo sapiens）或現代人，是地球上現存的唯一人屬物種。

②按照現在的流行分期，人屬（Homo）的進化階段大體分為能人（Homo habilis，240-140萬年前）、直立人（Home erectus，190-20萬年前）、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70-20萬年前）、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20-3萬年前）以及智人（Homo sapiens，20萬年前至今）年約翰遜發現「露西」（Lucy）以及1976年利基對三組腳印的時間測定，徹底改變了科學家們對人類進化的理解。「約翰遜和利基的發現，徹底顛覆了人類進化理論。

露西還沒有出現之前，科學家大多都很肯定，倘若我們的祖先與猿類表親真有任何差異，那也應該在雙方的腦部，而並非在它們的腳上。因為根據理論推斷，是大腦促成了雙足步行，反過來講並不成 立 。」 [5] 對此，勒儒瓦-古漢早有預見，《姿勢與言語》寫道：「這些兩足動物直立行走，有標准長度的手臂，通過輕敲卵石薄片制造模型化工具。它們部分肉食。這些對人來說十分平常的描述與猴子無關，但既適用於尼安德特人，也適用於猿人（Pithecanthropus）[現稱直立人]。

唯一重要的差別是——程度而非本質差別，南方古猿的腦尺寸出奇得小」。（[6]，p.64）在勒儒瓦-古漢看來，盡管腦容量很小，但直立行走並使用工具的南方古猿已經是人，所以「南方人」比「南方古猿」的稱謂更顯貼切。

基於此，斯蒂格勒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人並非始於大腦，而始於腳。……大腦的發展某種程度上是次要標准①。」（ [3]，p.145）並非腦容量決定雙足行走，而是雙足行走促進腦容量。首先，南方古猿（東非人）化石的解剖學特征表明，它們擁有與人相似的髖骨、膝關節與足弓。（[7]，pp.147-154）

（續上）從辭源上說，epi的意思是在……之上（upon）或在……之後（after）， phylo的意思是種（race）、 枝（ branch）、 族（ tribe）， genesis 的意思是發生、起源。斯蒂格勒為phylogenesis 加上前綴epi，旨在為人的進化尋找生物學之上或之外的因素，這種因素首先是技術。

後種系發生意味著人的進化不僅僅是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進化，同時也是作為技術史的非遺傳進化。因此，「人類學」（anthropo-logy）離不開「技術學」（techno-logy）。

二、「後種系發生」概念辨析

讓我們從記憶（memory）的角度進一步澄清後種系發生的內涵。記憶是斯蒂格勒哲學的關鍵詞，他也時常交替使用胡塞爾的「滯留 」（ retention）概念。這裡要對記憶做廣義理解，它不僅包括通常意義上的大腦神經記憶，而且包括文化傳承、生物遺傳等等。比如，史籍是對歷史事件的記憶，墓碑是對斯人已逝的記憶，DNA是對生命進化的記憶等等。大體而言，記憶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或者說存在三種記憶。第一，人與其他動物一樣，從受精卵發育為成年個體的過程是由「遺傳密碼」或基因決定的。這是一個純粹生物學過程，不受短期後天經驗的影響，可稱之為「遺傳記憶」（genetic memory）。例如，我們目前的DNA序列記載著遠古祖先的漫長進化史。第二，人與其他動物一樣擁有「後遺傳記憶」（epigenetic memory），也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大腦記憶。不同於遺傳記憶，後遺傳記憶是後天的。後遺傳記憶的生理基礎是大腦神經系統，是生物體在特定環境中後天獲得的記憶。比如，人有兒時的記憶，貓有對主人的記憶等等。在這兩個記憶層次上，人與動物沒有本質區別。

人之為人的獨特性表現在第三個層次上，即後種系發生記憶（epiphylogenetic memory）。動物擁有後天習得的大腦記憶或後遺傳記憶。但是，這些記憶均隨著個體的消亡而消亡，無法被保存並傳遞給下一代。唯獨人是例外。當然，這絕不意味著人類個體的短期後天經驗可以改變遺傳結構，這在生物學上顯然是荒謬的。

例如，無論我讀多少書，都不可能把閱讀所得遺傳給子女。但是，通過雕刻、建築、史籍、語言、器具、文字等等非生物學手段，後遺傳記憶能夠而且事實上總是已經得到了保存和傳遞。

前人的思想、經驗或技能通過書寫、制作等被保存下來，成為一種外化的、物化的、可傳遞的記憶。正是這種記憶使得後人能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必從零開始。（下續）

孟強 ·技術創造人：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研究

摘要：斯蒂格勒哲學的中心命題之一是「技術創造人」。基於勒儒瓦-古漢的工作，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首先，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用以刻畫人的非生物學遺傳過程，其載體是技術。

其次，通過回顧人類進化史，他指出直立行走和工具的使用促進了人的進化。再次，技術的進化與人的進化是耦合關係。工具既反映大腦皮層的分化，也推動著後者。最後，「技術生態位」概念進一步為「後種系發生」提供了支持。總之，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現代人作為智人（Homo sapiens）是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產物，這已是老生常談。自達爾文發表《物種的起源》以來，人被迫告別「萬物之靈」的自我形象，逐漸接受「人是動物」的殘酷事實。盡管如此，人與其他靈長類動物之間依然存在重要差異。幾乎所有動物都生活在「自然環境」中，唯獨人生活在由科學、技術、政治、藝術等營造的「人工環境」中。人不僅是自然存在者，而且是技術存在者，置身於可世代傳遞的「技術生態位」（technical niché）。那麼，這對人的進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它是否超出了純粹的自然選擇？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提出「後種系發生」（epiphylogenesis）概念，試圖證明技術在人類進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人起源於技術，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technological maieutics）。本文嘗試對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思想進行考察，
以展示技術對人的構成性意義。

一、問題背景

斯蒂格勒哲學的核心主題是技術與人。與流行的工具主義技術觀不同，他試圖論證「技術創造人」或「技術構成此在」（Dasein）。 通過批判性地解讀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他在存在論（ontology）層面上完成了這項工作。此在的生存具有實際性（Faktizität）， 實際性意味著「在世界之中存在」，「在世界之中存在」即置身於由技術構成的存在論處境。對於這種人為創造的、可世代傳遞的技術處境，斯蒂格勒稱為「已經在此」（déjà-là）。另一方面，「已經在此」是代具性的（prosthetic），此在之生存是「代具性存在」（being-prosthetically）。

這意味著技術不是可有可無的工具，它作為代具不斷為無本質的人提供替補（supplément），使之充盈起來。因此，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應奠基於「技術存在論」。必須強調，斯蒂格勒的技術概念是廣義的，一切不屬於「自然」（physis）的事物都可以歸入「技術」（techne）。

除上述存在論論證外，斯蒂格勒還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通過德裡達的《論文字學》，他了解到法國古生物學家勒儒瓦-古漢（André Leroi-Gourhan）的工作。[1]「有關史前史的研究讓我有機會與古人類學家勒儒瓦-古漢的團隊開展密切合作，我們一起實踐所謂實驗性科技……這些研究引導我從人類學的角度思考技術問題，我在《愛比米修斯的過失》一書中的部分論述就以此為基礎」。[2]

在英語和漢語學界，勒儒瓦-古漢並不出名，事實上他對德勒茲、德裡達等法國哲學家產生過重要影響。正是基於他的工作，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初衷是從人類進化的角度為「技術創造人」
提供古人類學論證。

何謂「後種系發生」？在生物學中，「種系發生」（phylogenesis）與「個體發生」（ontogenesis）是一組相互對照的概念，它們由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Ernst Haeckel）於1866年提出。個體發生指稱的是單個生物體的發育過程，比如人如何從受精卵長到成人。種系發生指稱的是某類或某群生物體的進化過程，比如智人作為一個物種如何從直立人進化而來。

（原題：技術創造人：斯蒂格勒的「後種系發生」研究；Technology Invents Human Beings: A Study of Stiegler‘s Epiphylogenesis；作者：孟強 / MENG Qiang，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100732；原刊：《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5卷 第2期[總294期]；2023 年2月；關鍵詞：技術、斯蒂格勒、後種系發生、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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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慕課·思潮篇

李懷祖：錢老構建和開拓了中國的思維科學 

2001年 4月14日，我校管理學院李懷祖教授在科學館207為第二期「錢學森系統科學思想」高級研修班學員帶來題為「錢學森對我國思維科學發展的貢獻」的講座，介紹了錢學森對思維科學的貢獻以及思維科學的內容。

李教授說，改革開放前，思維科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產物，招到強烈批判。然而，1978年，錢學森在《文匯報》上發表《組織管理的技術——系統工程》一文，吹響了中國管理教育的號角。此後，各大高校紛紛設置系統工程研究所，政府部門也將系統工程方法應用於宏觀領域的決策，如人口、教育、能源、軍事與農業等。

80年代初，錢學森將知識分為「科學」與「前科學」，並表示科學技術工作決不能局限於「科學方法」，必須兼用邏輯和形象（直感）思維。「科學」知識是需要邏輯思維的；「前科學」是指進入科學體系前的人類系統的經驗，需要用形象思維。部分「前科學」經過邏輯化，成為了「科學」，但是始終有部分「前科學」存在，因此需要注重思維科學。

李教授介紹到，錢老將思維科學定位為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中的六大部門（自然、社會、數學、系統、人體、思維）之一，與其他部門一樣縱向分三個層次：基礎科學、技術科學與工程科學。對於思維科學的工作，錢老認為應當研究思維科學的規律和方法，即信息處理，而不研究思維的內容。思維內容包括抽象（邏輯）思維、形象（直感）思維與靈感（頓悟）思維。

李教授說，錢老肯定了形象思維的普遍性，並為形象思維找到學科歸宿。他把形象思維作為思維科學的突破口，並預計「思想科學研究會推動智能機地發展，把人的知識、智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將「孕育一場新科學革命」。錢學森關於形象思維的解讀顯示了科技工作者、管理人員、公共部門決策者發揮智力和提高創作力的空間。此後，系統科學、管理科學、信息科學、生命科學與工程技術等科學領域誕生了一批從事形象科學的研究人員。

李懷祖教授還為學員詳細介紹了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體征、差異和關聯，直感判斷和決策過程與靈感思維的內容。研究認為，邏輯思維是一維的，概念化、抽象性的，並經過邏輯規劃；形象思維是二維的，心象性、細節性的，並通過經驗判斷的。直感決策是信息獲取、信息加工、信息輸出、行動並將後果反饋回主體的過程，決策的過程中由於環境的影響會產生一定的信息偏差。錢老認為，靈感思維是潛意識的，是三維的思維系統。一維的邏輯思維、二維的形象思維與三維的靈感思維詮釋了宏觀決策中的「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方法」的認識論。(來源：交大新聞網 2011-04-14)

（續上）愛因斯坦從6歲起到14歲正規學習並演奏小提琴，具有很高的技巧和修養，可以舉辦獨奏音樂會。這一事實，人盡皆知。他從小學到大學都被認為沒有出息，大學畢業後被關在學術機構大門之外，不得不在瑞士伯爾尼專利局當小職員，工作日審查專利，週末組織樂隊排練演出，當然談不上申請科研經費和科研項目，更沒有先進的設備和實驗室，也無名師指導。

但人們說，1905年是世界科學史上的里程碑，因為愛因斯坦這位當年26歲默默無聞的專利局小職員，在承擔著結婚、生子重任的同時，在物理學的三個未知領域內齊頭並進，在不長的時間裡發表了三篇重要論文——《論動體的電動力學》《分子熱運動論所形成的平靜液體中懸浮粒子的運動》和《有關光的產生和轉化的一個試探性觀點》，分別揭示了狹義相對論原理、布朗運動的數學規律和光的量子本質，如閃電劃破了理論物理學的夜空，創造了人類科學史上的奇跡。他究竟靠的是什麼？

除了深厚的物理學、數學造詣和頑強的科學探索精神之外，愛因斯坦在科學研究中運用了形象思維，發揮了藝術家的想像力，體現了驚人的創造才能。

相對論自1905年誕生以後，很少人理解並接受。直到1919年5月日全食，英國天文學家在非洲和南美都觀察到光線通過太陽引力場時的偏轉，而且與愛因斯坦根據廣義相對論數學推導出的偏轉角度一樣，證明了時空彎曲，相對論才獲得廣泛認可。

這時愛因斯坦說出了驚世駭俗的名言：「我相信直覺和靈感……當1919年日食證明了我的推測時，我一點也不驚奇，要是這件事沒有發生，我倒會非常驚訝。想像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是有限的。」

「直覺和靈感」既是藝術構思的特征，也是科學創新的特征，想像是科學從藝術過程中獲取靈感的重要手段。

不僅如此，愛因斯坦曾以自嘲的口吻說：「為什麼創建相對論的人不是別人而是我呢？我認為主要原因是一個正常的成年人不會研究空間和時間的問題，這是他在童年時早已經思考過的問題。但是我的智力發育滯後，所以一直到成年，才開始對時間和空間的問題產生好奇心。因此我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比起正常的兒童，自然會更加深入。」

音樂既是時間的藝術，也是空間的藝術，愛因斯坦高超的音樂素養，使他比一般科學家具有更高的空間智能，這恐怕也是促成相對論在他頭腦中誕生的原因之一。

除相對論外，現代科技兩大支柱的另一個是量子力學。而量子力學重要創始人中，德國的普朗克、海森堡、玻恩，法國的德·布羅意，奧地利的薛定諤和泡利等6人，分別獲得1918年、1932年、1954年、1929年、1933年和1945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們都和文學藝術有著不解之緣。

普朗克（Max Planck）是量子力學最重要的奠基人，但他上中學時就擅長演奏鋼琴、管風琴和大提琴，還曾為多首歌曲和一部輕歌劇作曲。普朗克每次和愛因斯坦討論學術問題的間隙，常常合奏莫扎特的小提琴奏鳴曲，愛因斯坦拉小提琴，普朗克彈鋼琴。

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27年提出的「測不准原理」。這一原理被認為是自然科學中最深奧、意義最深遠的原理之一，給予人類認識自然和社會全新的視角和方法。海森堡10歲就可以用鋼琴流暢地彈奏巴赫的經典作品，成年後與其師玻恩在兩架鋼琴上同時演奏雙鋼琴奏鳴曲，更被人們稱贊為「出神入化」。

另外三位量子力學的創始人中，泡利對德國詩人歌德的作品極有研究。德·佈羅意曾獲得歷史學學士學位和文學碩士學位。薛定諤曾出版過詩歌作品，為解釋量子態的疊加，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實驗「薛定諤的貓」，想像力無比豐富，比喻十分神奇，不能說與其詩歌造詣沒有關係。

1983年在哈佛大學誕生了掀起全球教育改革浪潮的多元智能理論。其創始人霍華德·加德納教授說：「少年時代我曾是一個認真執著的鋼琴家，同時還熱情地投身其他藝術活動……因此我早期的學術目標，就是在心理學領域中為藝術尋找一席之地……如果沒有對藝術長期的興趣和研究，我是絕對不可能提出多元智能理論的。」

中國科學家的文學藝術修養也毫不遜色。除錢學森以外，地質力學的創始人李四光創作了中國第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難》，此曲曾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演奏，在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播出。大數學家華羅庚有60多首令人稱贊的詩歌作品發表並成集正式出版。

拉小提琴並不能造就科學家，僅僅接受藝術教育的人也不能催生科學真理。從錢學森、袁隆平、加德納、愛因斯坦和量子力學多位奠基人等科學家的創新理論、傑出貢獻、科學與藝術結合的人生以及他們的感悟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些科學家從小同時接受的科學教育和藝術教育，對於他們擁有驚人創造力所產生的影響，在他們取得重大成就中所起到的作用。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改進美育教學，提高學生審美和人文素養。」因此各級各類學校對於藝術教育都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采用正確的方法，以提高學生鑑賞美、創造美的能力，發揮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培養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

（作者 沈致隆 系北京工商大學原化學與環境工程學院化學系主任、教育部第四屆藝術教育委員會委員；見：《中國教育報》2018年07月05日第8版)

 沈致隆·科學與藝術結合培養有創新精神的人

「愛因斯坦的理論具有最高的審美價值」「數學很美」……科學家們這樣說，是因為大自然本身簡潔有序、高度概括、和諧統一，具有無比美妙的規律。科學研究過程中需要科學家的直覺、靈感、想像和形象思維能力，需要科學家的情感動力和對美的追求，所以傑出科學成果中具有明顯的審美要素。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多處提到創新人才培養問題：「著力提高學生……勇於探索的創新精神和善於解決問題的實踐能力」「探索發現和培養創新人才的途徑」「形成各類人才輩出、拔尖創新人才不斷湧現的局面」。

怎樣增強學生的創新精神？什麼是培養創新人才的途徑？本文在古今中外實例的基礎上，論述科學與藝術的共性、審美和藝術教育對發揮想像力創造力的作用，探討創新人才的特征。

「錢學森之問」啟示科藝結合

2009年11月，錢學森去世不久，安徽省多位教授發表了給教育部部長的一封公開信，提出了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錢學森之問」的來龍去脈，要由2005年7月29日溫家寶總理去錢學森家裡看望他時說起。總理向他介紹了航天方面的工作後，錢學森說：「您說的我都同意。但還缺一個。我要補充一個教育問題，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問題。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沒有這些是不行的。小時候，我父親就是這樣對我進行教育和培養的，他讓我學理科，同時又送我去學繪畫和音樂，就是把科學和文化藝術結合起來。」

在聽見總理贊同自己的意見後，錢學森坦誠指出了中國教育的缺陷：「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

錢學森從小在父親的督促下同時學習科學與藝術，不僅科學課程成績優異，而且在書法、繪畫上盡顯才藝。1929年錢學森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後常去聽音樂會，且成為學校樂隊的主力圓號手。

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導師與合作者、20世紀最偉大的航空工程學家、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實驗室領軍人物馮·卡門曾說：「我的朋友錢學森是1945年我向美國空軍科學顧問組推薦的專家，他是美國一流的火箭專家……他在『二次大戰』期間對美國火箭研究作出過重大貢獻，是一個無可置疑的天才。他的工作大大促進了高速空氣動力學和噴氣推進科學的發展，他這樣的天資是我不常遇到的。人們都說是我發現了錢學森，其實是錢學森發現了我。」

錢學森無論早期在美國工作，或者被美國聯邦調查局軟禁，還是回國投入「兩彈一星」的事業並成就不朽功勳，只要聽到貝多芬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英雄》）或鋼琴奏鳴曲《悲愴》，他的心便會與之共鳴，感受到一種崇高力量的激勵和催動。在這壯美音樂的激勵下，他領悟了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和他此生的使命。

1991年10月16日在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錢學森「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的授獎儀式上，錢學森在講話中說：「下面我還要利用這個機會表示對我愛人蔣英同志的感激……她是女高音歌唱家，專門唱最深刻的德國古典藝術歌曲，正是她給我介紹的音樂藝術以及這些藝術裡包含的詩情畫意和對於人生的深刻的理解，使我豐富了對世界的認識，學會了藝術的廣闊思維方法。或者說，正因為我受到這些藝術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避免機械唯物論，想問題能夠更寬一點、活一點。」

錢學森為什麼說「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特別強調文化藝術修養對於培養科學創新人才的重要性？這不得不從科學與藝術的共性談起。

科學與藝術求美的共性

表面上看，科學和藝術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但為什麼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教授說，「科學與藝術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誰也離不開誰」，並題詞「融合科學與藝術，發展世界之和諧」？這就要從科學與藝術的共性說起。

科學與藝術的重要共性之一，就是對美的追求。也就是說，科學不但求真也要求美，科學家像藝術家一樣追求美，是科學取得創新性成果的原因之一。

莊子說：「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是因為大自然本身很美，揭示大自然規律的科學原理、方程、實驗，也必定存在著審美要素，這是很多著名科學家的切身體會。

英國劍橋大學經典名著《數學原理》的作者、195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特蘭·羅素說：「數學包含的不僅是真理，也是無上的美，一種冷峭而嚴峻的美，恰像一尊雕塑。」

對愛因斯坦創建相對論給予重要影響的荷蘭物理學家、190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洛倫茲說：「愛因斯坦的理論具有最高的審美價值，每個愛美的人都希望它是真的。」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員、著名物理學家羅森評論愛因斯坦：「在構造一種理論時，他所采取的方法與藝術家所用的方法具有某種共同性，他的目的在於求得簡單性和美。對他來說，美在本質上終究是簡單的。」

自牛頓以後英國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量子力學的創始人、31歲即獲得193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劍橋大學教授狄拉克，在領獎演說中的名言是：「物理學理論都應具備數學美。理論物理學家的工作，就是以漫長的一生追求美。」

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囊括菲爾茲獎、沃爾夫獎、克拉福德獎三項大獎的哈佛大學數學教授邱成桐說：「數學很美。數學的美和藝術的美是相通的。數學家追求的研究成果必須是真的。真與美總是聯系在一起的，這種對美的探究和追求，是讓數學家不停鑽研的動力。」

科學家這樣說，是因為大自然本身簡潔有序、高度概括、和諧統一，具有無比美妙的規律。科學研究過程中需要科學家的直覺、靈感、想像和形象思維能力，需要科學家的情感動力和對美的追求，所以傑出科學成果中具有明顯的審美要素。

從「錢學森之問」到科研「民粹主義」

科研成果不是靠包裝和炒作就有「革命性突破」的，科技創新不可能因為各類機構的評比和媒體鼓吹就能「引領世界」。只有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真正仰望星空，摒棄拜金主義，靜心篤志，心無旁騖，力戒浮躁，甘坐「冷板凳」，才能依靠「數十年磨一劍」的苦功夫，贏得科技強國的明天。

針對一些媒體報道科學成果時偏好用「重磅」「諾獎級成果」「革命性突破」等詞句，在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田剛尖銳指出，此類新聞吸引眼球卻不符合實際，除了誤導公眾，編造盲目樂觀情緒，與科研工作應有的腳踏實地、求真務實氛圍不匹配，還可能破壞學術風氣和科學發展的正常秩序，助長浮躁風氣。

媒體的「嗨」與一段時期以來科研領域少數人員和機構的自「嗨」同根同源，既有利益驅動，也存在體制機制的種種誘因。此前針對科技工作者狀況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半數參與調查者認為，科研學術領域急功近利、學風浮躁問題比較嚴重。

事實上，中國基礎科學研究短板依然突出，重大突破性、原創性成果還很缺乏。中國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要行高致遠，無論是科研人員，還是政府部門、相關機構、市場主體以及公眾，都必須力戒浮誇浮躁之心，媒體更不能為了迎合社會心理及收割流量，助長科研「民粹主義」的不良風氣。

科研界需要風清氣正的環境氛圍。科研是漫長而艱辛的過程，科研成果不是靠包裝和炒作就有「革命性突破」的，科技創新不可能因為各類機構的評比和媒體鼓吹就能「引領世界」。科技報道乃至科研領域的浮誇風氣，再次敲響「錢學森之問」的警鐘。

在創新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任何其表虛浮、其心不安的躁動，都不利於研究人員攻堅克難和攀登科技高峰。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只會扼殺科研和創新的內生動力，把真正的科學家給毀了，把可能出現的突破性攻關成果給毀了。

科技演進的歷史一再表明，科學研究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業，需要從相關機制保障善待科學研究、尊重科學家，也需要營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不斷鞏固和呵護好科技人員探索真理的好奇心。

中國科技事業近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與廣大科技工作者拼搏奉獻、勇攀高峰緊密相關。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依靠科技創新塑造發展新優勢，我們尤其需要營造良好的環境，進一步引導科研人員沉下心來搞研究、心無旁騖搞創新。

為引導和激勵廣大科研人員樹立正確的成果觀，真正做到厚積薄發而不是拔苗助長，2019年出台的《關於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要求，大力弘揚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的奉獻精神，反對盲目追逐熱點、隨意變換研究方向。只有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真正仰望星空，摒棄拜金主義，靜心篤志、心無旁騖，力戒浮躁、甘坐「冷板凳」，才能依靠「數十年磨一劍」的苦功夫，贏得科技強國的明天。

科學家受社會風氣影響，也影響社會風氣。科學家應受全社會尊重，也應該符合社會期待。某種程度上，進入科研的象牙塔，科研人員就選擇了淡泊名利、醉心學問的生活方式。

其實，心境淡泊，不僅是對科學研究者的要求。正如有論者所說，浮躁是時下社會很多領域的弊病，不能單單擇出科學家來求全責備。確實，我們必須看到科技「浮誇風」背後的問題。

比如，過去一段時間，為便於考核績效，許多科研機構習慣於「以數字論英雄」，拿論文和項目數量統計科研人員的貢獻。這種績效考核忽視了科學研究的規律。不少業內人士呼籲，要建立健全以創新能力、質量、貢獻為導向的科研人員評價體系，形成並實施有利於科研人員潛心研究和創新的評價制度。

「科學，無盡的前沿」。前沿和未來的奧秘在哪裡，我們並不知道。探索未知世界，我們需要更多既仰望星空、又腳踏實地的科研工作者，在追求真理、崇尚務實的良好氛圍下，堅定地向著未知領域邁進。

（原題：科研浮誇風讓關於「錢學森之問」的思考愈發沉重；作者：方大豐；2022年03月15日；來源：工人日報參與互動參與互動）

[未知事物尚未被解釋]

既然我們正在戀愛，我們便不可能像將來不再戀愛時那樣行事，我們無法想像拿捏女人真正的心理狀態，因為，雖然明知她冷漠無情，但我們仍然遐想她以愛戀者的口吻說話（我們這樣做是為了用美麗的幻想欺騙自己，或是為了解脫沉重的悲傷）。我們面對所愛的女人的思想舉止，猶如古代最早的科學家面對自然現象（科學尚未建立，未知事物尚未被解釋），茫然失措，甚至更糟。我們看不到因果關係，看不到這個現象和那個現象之間的聯系，我們眼中的世界像夢幻一樣縹緲不定。

[按照中世紀科學設計]

兩個奇丑無比的女收銀員，坐在一大叢鮮花後面，沒完沒了地忙著算賬，好像兩個女魔術師，忙於通過天文計算以預見在這個按照中世紀科學設計的天體蒼穹中會發生什麼偶然的大動蕩。

[秘密]

人類生活的秘密和大自然的秘密是相同的。每一次科學發現對秘密的疆域只能是一次推移，而不是消除。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需要新文科。高等教育是興國強國的「戰略重器」，服務國家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根本上要求高等教育率先實現創新發展。文科佔學科門類的三分之二，佔專業種類和在校學生數的半壁江山。文科教育的振興關乎高等教育的振興，做強文科教育推動高教強國建設，加快實現教育現代化，新文科建設刻不容緩。

文科教育融合發展需要新文科。新科技和產業革命浪潮奔騰而至，社會問題日益綜合化複雜化，應對新變化、解決複雜問題亟需跨學科專業的知識整合，推動融合發展是新文科建設的必然選擇。進一步打破學科專業壁壘，推動文科專業之間深度融通、文科與理工農醫交叉融合，融入現代信息技術賦能文科教育，實現自我的革故鼎新，新文科建設勢在必行。

我們的遵循：

堅持走中國特色的文科教育發展之路

堅持尊重規律。尊重文科教育特點和人才成長規律是新文科建設高質量推進的基本前提。文科教育教學兼具價值性與學術性，強化價值引領是新文科建設內在要求。不斷提高高等文科教育的時代性、科學性和創造性。

堅持立足國情。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是深耕新文科的肥沃土壤。推進新文科建設，要堅持不懈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加強對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形成中國特色文科教育的理論體系、學科體系、教學體系，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堅持守正創新。在傳承中創新是文科教育創新發展的必然要求。丟棄傳統，就是自斷根基;不求創新，必然走向枯竭。新文科建設既要固本正源，又要精於求變，要立足兩個大局，不斷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主動適應並借力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實現文科教育高質量高水平發展。

堅持分類推進。文科門類眾多、特色各異的特點決定了新文科建設必須分類推進。要根據各自學科專業特點，結合行業領域特定問題，促進八大學科門類特色發展，實現文史哲促人修身鑄魂、經管法助力治國理政、教育學培元育才、藝術學美人化人。

我們的任務：

構建世界水平、中國特色的文科人才培養體系

明確總體目標。推動文科教育創新發展，構建以育人、育才為中心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新格局，建立健全學生、學術、學科一體的綜合發展體系，推動形成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學派，創造光耀時代、光耀世界的中華文化，不斷增強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提升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

強化價值引領。牢牢把握文科教育的價值導向性，堅持立德樹人，全面推進高校課程思政建設，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提高學生思想覺悟、道德水准、文明素養，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新時代文科人才。

促進專業優化。緊扣國家軟實力建設和文化繁榮發展新需求，緊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趨勢，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與文科專業深入融合，積極發展文科類新興專業，推動原有文科專業改造升級，實現文科與理工農醫的深度交叉融合，打造文科「金專」，不斷優化文科專業結構，引領帶動文科專業建設整體水平提升。

夯實課程體系。緊緊抓住課程這一最基礎最關鍵的要素，持續推動教育教學內容更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最新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引入課堂、寫入教材，轉化為優質教學資源。鼓勵支持高校開設跨學科跨專業新興交叉課程、實踐教學課程，培養學生的跨領域知識融通能力和實踐能力。

推動模式創新。以培養未來社會科學家為目標，建設一批文科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高地。聚焦應用型文科人才培養，開展法學、新聞、經濟、藝術等系列大講堂，促進學界業界優勢互補。聚焦國家新一輪對外開放戰略和「一帶一路」建設，加大涉外人才培養，加強高校與實務部門、國內與國外「雙協同」，完善全鏈條育人機制。

打造質量文化。堅持學生中心、堅持產出導向、堅持持續改進，構建中國特色的文科教育質量保障體系，建設文科特色質量文化。建立健全以大數據為基礎的文科教育質量常態監測體系，實施文科專業認證，強化高校質量保障主體意識，促進文科人才培養能力持續提升。

中國高等文科教育為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踐行中國道路，為托起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而堅定前行!

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中國新文科建設，我們從這裡啟航!

（原題《新文科建設宣言》正式發佈；2020-11-03 中國教育部；原載《中國高教研究》2008 年第12 期，有更動）

中國《新文科建設宣言》

2020年11月3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主辦的新文科建設工作會議在山東大學(威海)召開。會議研究了新時代中國高等文科教育創新發展舉措，發佈了《新文科建設宣言》，對新文科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

會議指出，文科教育是培養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產生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形成國家民族文化自覺的主戰場主陣地主渠道。新文科建設對於推動文科教育創新發展、構建以育人育才為中心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新格局、加快培養新時代文科人才、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重要意義。

會議強調，新文科建設不僅影響文科本身、影響理工農醫教育、更影響高等教育全局。推進新文科建設要遵循守正創新、價值引領、分類推進「三個基本原則」，要把握專業優化、課程提質、模式創新「三大重要抓手」，要抓好中國政法實務大講堂、中國新聞傳播大講堂、中國經濟大講堂、中國藝術大講堂「四大關鍵突破」，培養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應用型復合型文科人才。

會上，依托山東大學成立的「全國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來自全國130餘所高校負責同志和文科領域知名專家學者在主會場參加了會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廳(教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教育局，全國高校設立了分會場。

《新文科建設宣言》

2020年11月3日，全國有關高校和專家齊聚中華文化重要發祥地山東，共商新時代文科教育發展大計，共話新時代文科人才培養，共同發佈「新文科建設宣言」。

新時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須加快創新發展

提升綜合國力需要新文科。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於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於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反映著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質，關係到社會的繁榮與和諧。新時代，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促進文化大繁榮，增強國家綜合國力，新文科建設責無旁貸。

堅定文化自信需要新文科。文化自信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核心價值觀是文化最深層次的要素，文化自信在根本上取決於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引領力。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大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的精神動力，新文科建設大有可為。

培養時代新人需要新文科。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在大國博弈競爭中贏得優勢與主動，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大業，關鍵在人。高等文科教育作為培養青年人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的主戰場、主陣地、主渠道，堅持以文化人、以文培元，大力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競爭力的時代新人，新文科建設任重道遠。（下續）

優化、升級「金專」建設，十八大以來，共有265種新專業納入本科專業目錄，2021年撤銷251個工科專業點、新增794個，新增者主要以「互聯網+」「智能+」為基礎體現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

突出交叉融合再出新，推動現有工科交叉複合、工科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加快推進計算機領域本科教育教學改革試點工作，啟動特色化高端醫療裝備工程實踐創新教學中心建設。持續推進中國政法實務、新聞傳播、經濟、藝術「四大講堂」，強化與實務部門合作，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

其二，建設新型學院。著眼國家未來產業技術需求，重新組織結構，深化人才培養組織模式創新，推進50個現代產業學院、首批12個未來技術學院和一批專業特色學院建設。

現代產業學院根據先導產業需求，加強政產學研合作，培養高端應用型人才和高素質經營型人才。未來技術學院瞄向科學發展前沿，預判中長期科技產業變革，致力於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培育領軍產業人才和戰略科學家。

33個特色化示範性軟件學院、28個示範性微電子學院、11個一流網絡安全學院特別面向未來信息產業變化，引入龍頭企業充分實現產教融合，解決重點領域人才短缺和卡脖子難題；開展一批優質醫學院校、一批高水平公共衛生學院的培育建設工作，支持11所大學開展八年制臨床醫學教育，突出公共衛生學院的預防謀劃作用，以建立高水平醫學公共衛生學院為基礎帶動中西部高水平公共衛生學院發展。

其三，加強緊缺人才培養。推進人工智能、集成電路、儲能技術等領域國家產教融合創新平台建設，加快重型燃氣輪機、病毒學、國土空間規劃等緊缺領域新形態教學資源建設，加強兒科學、精神醫學、公共衛生、臨床診斷等緊缺專業人才培養。支持高校佈局建設一批新興涉農專業，增設種業、農林智能裝備、食品營養、生態環境等重點領域專業。加強外語非通用語種、涉外法治、國際新聞傳播等關鍵領域涉外人才培養，重點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研制《新農科人才培養引導性專業設置指南》《服務健康事業和健康產業人才培養引導性專業設置指南》等。

其四，培養卓越拔尖人才。全方位謀劃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全方位推進系列卓越人才培養，把卓越拔尖人才培養作為高等教育關鍵目標，探索形成卓越拔尖人才培養的中國方案和中國範式。進一步實施「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計劃、高等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推進新時代高等教育育人質量工程。

其五，推動創新創業教育。連續舉辦七屆中國國際「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累計吸引121個國家和地區603萬個團隊、2533萬名學生參賽。今年第八屆的主賽道按照「四新」分類報名參賽，「青年紅色築夢之旅」活動以「四新」賦能鄉村振興，產業命題賽道結合「四新」向企業征題，真正讓高校「四新」建設與產業實際連接起來。連續舉辦了十屆中國大學生醫學技術技能大賽，最新一屆參賽高校佔全部醫學高校的91%，參賽人數9000人，觀賽規模達到7400萬人次。

其六，設立交叉學科學科目錄。正式設置「交叉學科」門類，使得中國大學科門類由13個增至為14個，推動了跨學科的融合發展。目前「交叉學科」門類下設「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和「國家安全學」兩個一級學科，著力構建支撐集成電路產業高速發展的創新人才培養體系，解決制約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卡脖子」問題，培養具有全球視野、戰略思維、政治意識、能力擔當的國家安全人才。

推動「四新」建設由模式探索走向範式變革

適應未來經濟社會形態的變化，教育形態將逐步形成以下特點：在辦學方面，扎根中國大地注重解決社會問題；在教學方面，「課堂+線上+實踐」的有機融合全面實現；在學習方面，人人能夠時時處處可學；在評價方面，區塊鏈技術推動多元增值效果。

由「四新」建設的探索發現，學科相互融合有助於激發科學技術創新，學科產業融合有助於推動產業技術進步，而創新產品服務社會能夠形成新興產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甚至升級換代，各種元素融入到專業建設共同形成培養「以德為先、能力為重、科學成才、全面發展」高級專門人才的合力。我們需要進一步梳理「四新」探索所揭示出來的發展規律，在學科交叉、產業融合、面向社會變革、面向新興科技、扎根中國大地、培養時代新人等方面加強經驗總結工作，通過推動範式變革的主動作為，為數字化時代的到來贏得先機。

未來通過「四新」建設引領高等教育範式變革的主要著力點有：

其一，加強針對問題的跨學科建設。問題總是綜合的，因此在組織形態上需要開展廣泛的跨學科研究。

其二，加大創造產品的學科產業融合。「四新」建設成果最終一定要出產品、創產業、推動經濟結構優化，所以未來高等教育一定要走向社會、融入社會、推動社會變革。

其三，加速實現人工智能技術向學科專業滲透催化作用。人工智能引領科技變革，大數據正在構成新的研究範式，數字空間無處不在，高等教育要前瞻性地主動作為與佈局。

其四，加深規模化授課安排下的個人個性化學習，實現教學改革。積極推動混合式教學模式升級，注重發揮線上線下不同教學方式的優勢，關注信息技術對班級教學制度的顛覆性作用，以模式探索助推範式變革。

（馬陸亭·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從教育理念到範式變革；作者馬陸亭：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原載2022年第12期《中國高等教育》）

馬陸亭·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從教育理念到範式變革

［摘要］在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四新」建設是高等教育應對未來挑戰的戰略先手棋，在活躍教改實驗、建設新型學院、加強緊缺人才培養、培養卓越拔尖人才、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設立交叉學科學科目錄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未來還應通過「四新」建設引領高等教育範式變革。

2021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學考察時強調指出「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這一重要講話精神將推進「四新」建設放在構建一流大學體系、用好學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劑」、對現有學科專業體系調整升級、瞄准科技前沿和關鍵領域、加快培養緊缺人才的語境下，表明「四新」建設與學科專業優化、創新能力提高、產學研用融合、時代新人培養有著緊密的聯系。之後，「四新」建設開始以前期模式探索為基礎走向範式變革，成為引領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創新的標誌性舉措。

「四新」建設是高等教育應對未來挑戰的戰略先手棋

當前，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經濟和社會形態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國際格局正在深度調整，大國戰略博弈加劇，各國產業結構面臨重構，世界進入以創新主導發展時期。在此背景之下，培養具有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時代新人正在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最強音。所以，「四新」不僅是人才類型的增多和培養模式的轉變，更有佔領國際科技產業前沿的意義。

人類社會正在步入數字化時代。在數字化時代，新興技術越來越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要素，創新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我們需要通過科技創新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社會形態變化，這也取決於我們教育形態的及時變革推動。

由此，「四新」從理念走向實踐探索。「四新」中首先提出的是新工科，標誌性事件是「復旦共識」。2017年2月，教育部在復旦大學組織召開高等工程教育發展戰略研討會，與會高校探討了新工科的內涵特征、建設路徑，達成十點共識，後來又有了「天大行動」和「北京指南」，引領新工科建設在全國范圍內廣泛開展實踐。2018年後，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相繼推出，新醫科有醫學教育「大國計、大民生、大學科、大專業」新定位，新農科有「安吉共識」「北大倉行動」「北京指南」三部曲，新文科有推進工作會發佈的《新文科建設宣言》等。2019年4月，教育部在天津大學召開「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啟動大會，正式全面啟動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同年，教育部發佈《關於深化本科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意見》，要求「以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引領帶動高校專業結構調整優化和內涵提升」。

「四新」建設的核心是由學科融合帶動現代科技與生產實踐緊密結合，對科技本身而言在於推動交叉科學、變革創新方式，對社會而言就是推動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形態變遷。這是高等教育主動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行動，通過融合創新助推產業升級或實現迭代跨越，形成中國新經濟發展的技術先導。

「四新」建設推動了新時代高等教育模式改革

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顧名思義是都與學科建設密切相關，但其提出的初衷卻是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重點在專業建設。學科和專業，體現著知識分類體系及相應的制度安排，其建立建設的邏輯既遵循科學技術本身發展演化的規律，也體現著社會產業需求。「四新」建設工作就是對標國家發展的「四力」：新工科提升國家硬實力、新文科提升文化軟實力、新農科提升生態成長力、新醫科提升全民健康力。

因此，「四新」建設首先是一場人才培養模式的重大變革。新工科既是綜合大學理科應用發展的方向和創新增長點，也是工科優勢大學集成創新的重要途徑，最終形成新興產業的活力源和生長源。由此，新工科建設著重抓五件事：抓理論、抓專業、抓課程、抓結構、抓融合；「四新」建設都要把握三個要點：新專業、專業的新要求、交叉融合再出新。

新醫科、新農科與新工科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面向新一輪科技革命，扎根中國大地，推動學科和產業變革、促進新經濟發展、培養時代新人。新醫科建設著力實現從治療為主到生命全周期、健康全過程的全覆蓋，積極探索醫科與其他學科專業交叉融合，特別是推動「工醫」深度結合，推進「醫學+X」多學科背景的複合型創新拔尖人才培養。新農科建設以強農興農為己任，重點瞄向綠色生態產業，推動以現代生物科技改造傳統農林專業，多途徑強化實踐教學平台建設，創新科教結合協同育人機制，力圖答好農業農村現代化、國家糧食安全、生態文明建設和世界發展貢獻四張試卷，積極探索「農+X」多學科複合型人才培養新模式。

新文科則更加豐富多彩，意義更為突出和廣泛。本質上是堅持價值引領、守正創新，形式上是推進現代信息技術與傳統文科專業、文科與理工農醫科專業的深度交叉融合，注重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發展道路，以唯物辯證為根本指導思想和方法論，總結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吸收世界學術探索的有益成果，思考人工智能技術所帶來的形態變化，深入探討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問題。新文科學科門類的覆蓋面廣，總體上要加強學科與社會的結合，注重現代科技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的融入，深化高校文科專業教學改革，培養新型人文社科人才。

總結來看，「四新」建設立足專業但必然走向學科，從而形成面向科技創新、產業升級需求的學科融合發展理念。高校「四新」建設已在思想（學貫中西、融通社會）、技術（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結果（創新成果、時代新人）上體現了先進性，適應著國家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

「四新」建設的工作重點

「四新」建設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啟程，踐行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偉大實踐，融合學科和產業，面向社會發展重大問題，加快培養緊缺人才，推動著創新型國家建設。近年來，在相關領域進行了很多務實性、體制性的實踐探索，主要有：

其一，活躍的教改實驗。「四新」建設是新時代的新教改，兩批國家層面的新工科研究與實踐項目共計1457項，首批新農科項目407項，新文科項目1011項，發佈了《新醫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建設指南》《新文科建設年度發展報告》，各省也都遴選了更大量的省級教改項目。(下續)

（四）關於進一步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思考

（續上）綜合考慮中國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發展實踐，我們認為，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水准，應著力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科學界定「文化軟實力」概念，為中國特色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奠定學術基礎。要深刻把握文化軟實力和物質硬實力的辯證關係，給「文化軟實力」以更清晰、更明確、更合理的定義。文化軟實力是所有難以看見、無形的、難以量化的、非資源性、非物質性、非社會實體性、擁有柔性和滲透性作用的力量，諸如精神、道德、智慧、情感的力量，其主要功能是以非強制性方式影響人心、塑造觀念和引領價值取向。

著眼於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來提高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戰略定位。約瑟夫·奈進行「軟實力」研究，只是為美國進行國際政治博弈獻計，旨在為維護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出謀劃策。我們發展文化軟實力，必須跳出約瑟夫·奈的「宗旨藩籬」：對外，倡導和平，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引領，著眼於在國際上傳播好中國聲音，樹立好中國形象，掌握好中國話語權，營造好和平、合作、和諧的國際關係；對內，著眼於統一思想、凝聚人心、堅定理想信念、增強文化自信、深入推進理論武裝，大力倡導精神文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努力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一言以蔽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旨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營造良好的國內外思想文化輿論環境。

將「文化」作為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靈魂」和「經緯」。西方學者往往把文化看成軟實力的一個要素，使其與「價值觀」「制度」「政策」「話語權」等平行並列。我們則必須把「文化」擺在「軟實力」最高層次上，使其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缺少文化高度的軟實力是短視的，缺少文化深度的軟實力是膚淺的，缺少文化廣度的軟實力是狹隘的，因為它視野狹窄，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很難統攬全局。缺少文化開放的軟實力是封閉的，因為它容易坐井觀天、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更何況，離開文化，價值觀、制度、政策、話語權都無從談起。因此，必須把文化建設作為「軟實力」發展的第一要務。

將全方位塑造人的人文精神作為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中之重。凡是文化，都是「人」的文化。文化是人創造的，說明人是文化的主體。文化的作用，在於「以文化人」，說明人又是文化的客體。因此，發展文化軟實力，必須堅持「人本」原則。文化軟實力建設實質就是對人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熏陶和自我熏陶、塑造和自我塑造。一言以蔽之，就是全方位塑造人的人文精神。文化軟實力建設只有對全社會人進行全方位的人文精神塑造，才能使文化軟實力生生不息，越來越強大。

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文化軟實力建設的理論基石。其實，價值觀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總是與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關。那些沿襲「冷戰」思維的美國政客，無視美國自身暴力、凶殺、種族歧視等嚴重問題，卻經常以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為借口，上演抹黑中國的丑劇，這樣的「雙標價值觀」只能令人鄙棄。價值體系和價值觀當然重要，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發展強大所依靠的，最持久、最深厚的動力是其核心價值體系與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經過長期探索凝練出來的，最適應中國發展進步要求，我們豈能廢置不用而照搬美國虛偽的「雙重標准」的價值觀。

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最大優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蕩潮流中站穩腳跟的根本所在。其中許多精華具有跨越時空、超越國度、蘊含當代價值和具有永恆魅力的文化基因。對此，約瑟夫·奈也承認。他認為，「軟實力」概念並不具有美國特色，中國古人對軟實力很早就有深刻的理解和嫻熟的運用，並以老子思想的例子予以說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涉及治國理政、哲理智慧、人格修養、勵志立志等方方面面。只要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必將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吸引力，從而鞏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獨特優勢。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創新——兼析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思想；愛思想 2023-07-03；作者單位：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長沙410082]；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P188—P203，本站有更動）

（二）中國學者對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

需要指出的是，學界對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主要源於中央對文化和文化軟實力研究的重視。十八大報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

習近平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講話中提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從「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中國夢的宣傳和闡釋」「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塑造我國的國家形象」和「提高國際話語權」等多個維度，為文化軟實力研究理論創新指明了方向。而此後，習近平關於「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講話，又為建構中國特色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拓寬了研究視野。正是立足這一文化軟實力研究的宏大背景，我們對文化軟實力理論創新形成以下若干思考。

1.從學理層面來看，軟實力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文化軟實力總是受制於特定國家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在思想導向上必然有別於其他國家。「軟實力」來到中國，只有扎根中國文化土壤，才能根深葉茂並為我所用。我們在研究「軟實力」時，理所應當推動「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使之中國化、時代化、系統化、大眾化，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因此，對西方「軟實力」思想進行實質性改造和理論超越，勢在必行。這種改造、創新和超越的目的，就是要使「軟實力」研究扎根中國大地，形成中國特色，服務中國利益。

2.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最重要的任務是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就很難形成有說服力的話語權。因此，必須在頂層設計的規劃下，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確定科學合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內涵、基本范疇、體系架構、理論價值、研究宗旨、研究的問題域等，使中國文化軟實力具備獨具中國特色的系統邏輯架構。基於上述考慮，立足中國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質，我們把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歸結為「八對范疇」和「十六個問題域」。

八對范疇：（1）軟實力和硬實力的關係；（2）文化軟實力和物質硬實力的關係；（3）古代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軟實力的關係；（4）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人類共有價值觀的關係；（5）文化多樣性與文化軟實力一元指導的關係；（6）文化產業商品屬性和文化產業意識形態屬性的關係；（7）文化軟實力生成的內環境和外環境的關係；（8）文化軟實力基礎研究和對策研究的關係。

十六個問題域：（1）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的文化軟實力；（2）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軟實力；（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軟實力；（4）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化軟實力；（5）當代中國教育的文化軟實力；（6）中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軟實力；（7）當代中國新聞傳播的文化軟實力；（8）中國文學藝術的文化軟實力；（9）民主法治建設的文化軟實力；（10）中國民族政策的文化軟實力；（11）中國宗教政策的文化軟實力；（12）中國文化產業的文化軟實力；（13）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文化軟實力；（14）中國國際交往的文化軟實力；（15）中國國家形象的文化軟實力；（16）中國文化軟實力評價指標體系的建構。當然，作為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研究的延展，還需要有與國外學者的對話及研究方面的內容。

（三）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對西方「軟實力」思想的超越

上述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從四個方面超越了西方「軟實力」思想的界域。

強化了文化軟實力的戰略價值。文化軟實力強弱事關民族和國家的興衰成敗。西方學者對軟實力作用的認識，往往只停留在指向具體對象的戰術層面上，還沒有上升到具有普遍規律的戰略高度。而中國的「文化軟實力」理論研究從根本上超越了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西方立場。無論是美國共和黨，還是美國民主黨，都是把軟實力研究作為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手段。我們則摒棄其侵略擴張的霸權主義傾向，而著眼於增強自身綜合國力。對內，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價值引領力；對外，樹立中國和平友好形象，營造和諧的國際環境，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突出了「文化」在「軟實力」中的地位，拓寬了「軟實力」的內涵。約瑟夫·奈把文化看成軟實力要素之一，我們則把「文化」置於「軟實力」的靈魂和經緯的地位，使文化發揮根本性的作用；「靈魂」把握軟實力方向，「經緯」貫穿軟實力各環節。系統地建構了中國特色的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約瑟夫·奈雖然提出「軟實力」概念，但並沒有形成軟實力理論體系，我們則通過概念界定、宗旨改造、邏輯重構、內涵拓展、功能延伸，設計出八對范疇和十六個問題域，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超越了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的思想界域，不僅賦予「軟實力」以鮮明的中國特色，而且從學理層面超出了西方國家關於「軟實力」研究的廣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