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APP: 西洋詩中的Evocative Objects

The Theory of Calling與無器官身體的聯系

布莱恩·马苏米·分析陈明发博士的《心灵素质学》~~借助布莱恩·马苏米 (Brian Massumi）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他对“情感”（affect）和“情感强度”的研究，来分析陈明发博士1996年原创的这篇《心灵素质 12 》〈一个我就够了～～ 身体技能的纪律法则（三）〉，取径跨领域理论的文创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可发现以下几点——

情感作为潜在的创造性力量：从陈博士过去无数的写作、教学与演讲内容来看，他的“心质学”非常关注情感对心灵的内在质地与发展的作用。这与马苏米对情感作为非个人、非代表性力量的理解相契合。Massumi认为，情感是一种未被完全言语化或表象化的潜能，它存在于感官与行动之间，是持续流动的。在这个意义上，陈明发的诗性与互唤研究明显在探索如何将情感的这种潜力，转化为积极的心智成长或变革力。这与他在1970-80年間所钻研的领域，如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团体动力学、意念探索与潜能开发有关。

情感流动与体验强度：Massumi强调情感“强度”（intensity），这种强度是一种未被完全捕捉的体验，而这恰恰可以与陈明发博士的“心质学”呼应，尤其是在研究人类如何感知和扩展内心力量时。陈明发透过对人类心智质地的研究，强调那些尚未完全被解释或表达的心灵力量，这些力量随着情感的流动而增强，并潜在地转化为行动或创造。这可从他的系列培训/学习体验设计中看出来。

情感地理与文化内涵：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陈明发博士的“心质学”可能涉及对地方文化与情感经验的理解。这可以与马苏米的情感地理学（affective geography）相关联，后者强调情感不仅是个人内在的经验，还与环境、文化和空间密切相关。通过探讨“心质学”，陈明发的专业实践揭示了心灵如何透过特定的文化实践和仪式，来重塑和影响当地的情感地理，进而创造出新的意识和文化意义。这对地方诗性文创（包括轻度开发地区的宇宙视野/意念科学[Noetic Science]途径），无疑值得相关领域后来者的关注，别糟蹋了在地特殊的、无法复制的文化财富。

心灵与技术的交互作用：马苏米的理论还涉及到心灵和技术之间的互动，这一点在当今数位化和科技普及的背景下尤为重要。陈明发博士既然已经在专业实践中见证了心灵与技术的关系，那么他的“心质学”可能进一步揭示了心智如何在数位世界中被改变或强化，这些思路都可以从Massumi的思想中得到启发。

到目前暂时的小总结，是陈明发博士的“心质学”若能进一步结合马苏米的理论，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丰富的分析框架，特别是陈博士对情感作为非个人力量、文化空间的情感流动，以及心灵与技术交互作用的地方培训与田野观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往在地文创挺进。

愛墾APP:《我渴盼妳的碰觸》～～從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的學術框架分析，陳明發博士1996年原創《心靈素質》系列8〈我渴盼妳的碰觸〉，跨領域文創研究與實踐者將發現，這篇總結陳博士在個體效能與潛質開發實踐經驗的文章，在多個層次上體現了，情感、物質、身體與社會實踐之間的複雜互動。

情動與身體的交織：情動轉折的理論強調，情感不僅僅是個人內部的主觀體驗，而是通過身體和環境的交互呈現。文章中，作者從古代人類發展技能、追求生存資源的角度，描繪了人類在面對自然時，通過身體技能（如丟石頭）的探索，延展身體能力，最終掌握解決問題的「道、法、術」。這種過程不僅是人類物質生存的像徵，更是情感與身體在現實生活中的共同作用。

情感-身體-物質的交互性，是情動轉折的核心維度之一。文章不斷提到「碰觸」、「技能」的重要性，而這些都是通過身體的實際操作完成的。正如情動轉折強調，情感並非虛無縹緲的心理活動，它必須通過身體和具體的實踐展現。作者強調了在追求善意、夢想、以及愛的過程中，身體的「尚在」至關重要。這種對身體行動的強調與情動轉折中強調身體在情感產生和調節中的作用形成共鳴。這也毋寧反映了作者在1990年代開始受到海德格爾哲學的影响，特别是海氏“向死而存在”的概念。

對人類情感體驗的具象化：作者通過故事講述了，人類如何從被動生存進化到主動創造技能的過程。這背後體現的是人類在面臨困境和挑戰時，產生的情感體驗，例如恐懼、無力感，以及通過行動逐漸積累起來的信心和希望。這些情感不僅限於內心世界，而是外在化為實際的行動和結果，尤其是通過技能的掌握來克服困難。情動轉折的理論指出，情感是通過與物質和技術的接觸而生成的，而不是孤立地存在。文章的例子展示了這一理論：從祖先無力追捕山羊到掌握石器技能，情感通過物質工具得以外化和表達。

死亡與身體缺席的情感轉折：文章引用電影《人鬼情未了》的情節，探討了當靈魂存在而身體缺席時，人類情感的無助與無力。這一情節揭示了情動轉折中的一個重要命題——情感的發生需要通過身體的觸感來實現。當靈魂失去觸感的媒介時，即使情感依然存在，也無法實際表現出來。作者借此傳達出生命的物質性和身體性的重要性，進一步印證了情動轉折中，身體作為情感生成和傳遞的核心媒介的思想。

生存與情感的互構性: 作者在文章中反覆強調，人生的各種「技能」和「方法」不僅僅是物質生存的工具，更是通向善意與夢想的路徑。這種通過技能實現夢想的方式，實際上是人類情感與物質實踐相互構成的過程。情動轉折的核心觀點是，情感並非獨立於物質實踐，而是嵌入在社會、文化、物質和技術之中。通過人類的技能和方法，情感得以外在化，成為推動歷史進步的重要力量。

情感與技術的關係: 文章從石器到現代科技，展示了人類歷史上情感與技術的共生發展。人類不僅通過技術解決生存問題，還通過技術表達情感、實現夢想，甚至延伸到與社會的互動。情動轉折理論認為，情感是通過與技術、工具和物質的互動產生的，並且影響社會的整體運作。文中提到的技能、方法與科技進步，都是情感動能的技術化表現，表明情感和技術的共構在歷史上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展。

愛與夢想的具象化: 文末提出的「愛和夢想的果實，不會從天而降」，同樣是情動轉折中的關鍵觀念。情感並不是單純的精神存在，必須通過具體的行為和實踐來實現，依賴於物質和身體的共同作用。這個觀點呼應了情動轉折中物質和身體對於情感體驗的構成作用，強調了情感必須在現實生活中，通過具體的方式得以實現。

結論:《我渴盼妳的碰觸》通過豐富的敘述，展示了人類歷史、技能與情感之間的深刻關係。從情動轉折的角度來看，作者強調了情感、身體、物質和技能在現實生活中的互構性，揭示了情感不僅是內在的心理體驗，更是通過具體的物質行為得以具象化的過程。這篇文章傳達了關於情感力量的深刻洞見：人類通過身體、技能和物質實踐，將情感與夢想從內心投射到外在世界，實現了從生存到文明的躍遷。

愛墾APP:生成哲學、身體能動性、事件與創造～～從德勒茲的理論視角來看，陳明發博士《我渴盼妳的碰觸》這篇文字可以在多個方面與德勒茲的哲學思想建立聯系，特別是通過「感知-行動-轉變」的路徑，探討人類如何通過實踐與技能掌握世界，從中可引發出德勒茲的某些關鍵論點。

「感知與生成」（Perception and Becoming） ：德勒茲認為，生成（becoming）是理解存在狀態的核心概念之一，人類的變化不僅是線性的進步，而是通過對世界的感知與行動不斷生成和再生成。陳博士的文章描述了早期人類從素食者到狩獵者的轉變，通過實踐和經驗積累掌握新技能。這種轉變不僅是簡單的工具改進，而是人類與環境互動後形成的新的主體性。在德勒茲的視角下，人類通過與非人類世界（如動物、工具、自然）的關係建立新的「存在模式」，這個模式不斷在生成的過程中變化。

在文中，人類因偶然發現死山羊，從食用素食到學會丟石頭狩獵，這體現了他們的身體與環境、工具、動物的「生成」過程。這種生成讓人類不僅是通過工具實現了生存技能的擴展，而且這種過程還反映了德勒茲所謂的「與非人類的關聯」，即人與物質世界（如石頭）之間的互動與變革關係。

「身體的能動性與權能」（Embodiment and Empowerment）：德勒茲在《千高原》中特別提到身體的重要性，認為身體不僅是個體行動的工具，而且是與世界互動的場域。在這篇文章裡，作者反覆強調「肉身尚在好辦事」，表明身體在世的存在對人類實現目標和夢想至關重要。尤其在電影《人鬼情未了》中的例子中，男主角死後失去了身體的觸覺，失去了能動性，這讓他意識到生前擁有身體的寶貴性。

德勒茲強調身體不僅是物理的存在，而且是「強度的集合」（assemblage of intensities），它通過與周圍環境的互動來發揮作用。在文中，身體的具體存在（如勞動、付出、行動等）在情感與夢想實現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符合德勒茲的身體與環境密切互動的哲學觀點。

「事件的偶然性與歷史」（The Event and Contingency）： 德勒茲對於事件（event）有著獨特的看法，認為事件是某種生成的契機，並且這種契機往往帶有偶然性。在《我渴盼妳的碰觸》中，人類第一次成為肉食者是由於偶然碰到死山羊，這一「事件」帶來了歷史的轉折，開啟了人類新的生活方式。在德勒茲的思維框架中，這種事件並非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在某種不確定性和偶然性中展開，推動歷史與生成。

這表明偶然性事件能夠通過賦予新的行動路徑（如丟石頭狩獵）產生持續的變化，從而引發整體系統的轉變。文章展示了這樣的事件如何推動了人類進化的歷程，這與德勒茲對「事件」和「生成」的理解密切相關。

「工具的創新與創意」（Creative Evolution） ：文章描述了人類通過丟石頭、制造石器來應對生活挑戰，並逐漸演化到更高級的文明社會。德勒茲提出「創造性演化」的概念，強調生命不是遵循既定的軌道進化，而是不斷在複雜性與偶然性的相互作用中生成新的可能性。人類學會使用石器和火，是創新的過程，是對環境的重新創造和適應，這些都是德勒茲所謂的「生命力量」的展現。

「感官的優先性與物質性」（Primacy of the Sensible and Materiality）：德勒茲的哲學高度重視「感官體驗」和「物質性」的重要性，認為它們在人的生存和創造性實踐中起著關鍵作用。陳明發博士的文章不斷強調「技能」與「身體」的重要性，指出人類通過具體的、感官的實踐改變了自身與環境的關係。技能和物質（如石器、火等）是人與世界互動的物質化路徑，強化了德勒茲對「物質性」和「感官性」的關注。

這篇文章可以通過德勒茲的生成哲學、身體與能動性、偶然事件與創造等理論來進行解讀。它展現了人類如何通過偶然的事件、物質與身體的實踐性、技能的創新，在生成中不斷重新定義自身與環境的關係，從而推動文明進步。

愛墾APP:陳明發心質書寫的互唤與契合～～陳明發博士在《將自己交給自己～～身體技能的紀律法則》中，通過身體的自律與行動，揭示了心靈素質在個人實踐與行為中的核心作用。其所討論的內容在情動（affective）理論中，可與其他的“情動轉折”研究者的理論相呼應，特別是以下幾方面——

身體的感性與行為：情動理論的核心關注是情感如何通過身體在場的互動、行為和感知中產生。在文章中，小販通過放氣球來吸引注意力，小孩通過詢問黑氣球能否升空來表達好奇心，都是身體與情感的互動體現。這種強調行動和身體在空間中的物理表現與情感理論的感性力量緊密相關。例如，Brian Massumi在《情感的自主性》中討論了如何通過身體的微動作感知世界，身體成為承載情感的媒介。這種注重身體行動與紀律的自我調控也貫穿於陳明發的論述中，特別是在強調身體技能與行動的統一性時。

在《情感的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Affect）中，馬蘇米探讨了情感（affect）作为一种独立于语言和意识的力量，强调它如何通过身体的微动作来感知世界，并成为情感体验的媒介。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例子说明这一观点：

「面部表情與情感傳遞」：Massumi 引用心理學家保羅·埃克曼（Paul Ekman）的實驗，表情與情感的研究表明，面部表情能夠傳遞情感，甚至在尚未完全意識到的情況下。比如，當人們看到面部表情圖像時，常常會自動產生對應的情感反應，而這些反應往往快於他們的認知反應。這說明了情感不僅僅依賴於語言和理性，而是首先通過身體的微動作（如肌肉的收縮或放鬆）來感知和表達。

「恐怖片觀看的身體反應」：馬蘇米也引用了觀眾觀看恐怖電影時的身體反應作為例子。當觀眾看到恐怖或緊張的場景時，即使他們知道電影是虛構的，身體仍會產生諸如心跳加速、肌肉緊張或戰栗等無意識的反應。這些反應是情感在身體層面的直接表現，而觀眾的理性思維可能尚未完全意識到情感的存在。這體現了身體在情感傳遞中的自主性——情感並不依賴於認知解釋，而是通過身體本身的動作和感覺來傳遞。

「幼兒對刺激的身體反應」：他也提到嬰兒或幼兒的例子，他們還沒有完全掌握語言或復雜的認知能力，但當他們受到外部刺激時，他們會通過身體的動作和表情（例如笑、哭、踢腿、手舞足蹈等）來表達感受。這種反應不是通過理性的思考或語言來傳遞的，而是直接通過身體的表現來感知和表達情感。

通過這些例子，馬蘇米說明了身體的微動作，如何成為感知和傳遞情感的主要媒介。情感在身體的瞬間反應中以一種自主的方式運作，超越了我們通常所依賴的語言或意識系統。

自律與情感轉化：陳明發強調「自我紀律」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過紀律來提升心靈和身體的效能。這與情感理論中探討情感如何通過自我調控（如注意力、意圖和行為的調節）來塑造個體的情感狀態相一致。比如，Sara Ahmed在情感政治理論中指出，情感不僅僅是內在的情緒體驗，它也是社會化的、身體化的力量，能夠通過自律和決策塑造人的情感狀況。文章中的例子通過身心靈的訓練，展現了情感如何通過紀律而轉化為有效的行為和結果。

陳博士的敘述與Sara Ahmed的情感理論中的多個核心觀念相吻合，尤其是關於身體、接觸和情感的反應性。

情感的流動性與身體的接觸：在Ahmed的《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中，她強調了情感的流動是如何通過身體接觸發生的，並指出歷史中的情感經驗會影響當下的接觸。她寫道，情感不是屬於個體的內部狀態，而是通過身體和物質世界傳播，影響個體和群體之間的關係。這與陳博士在分析中提到的身體在地方性情感中的「觸動」體驗相契合，特別是在探索地方性智慧或文化創意中，如何通過身體的介入傳達和感知情感。

「接觸時刻」與過去歷史的影響：Ahmed還討論了「接觸時刻」的歷史性，認為接觸不僅僅是一個物理的瞬間，它包含了過去歷史的痕跡，並通過身體之間的接觸再現這些歷史。這在她的討論中體現在不同種族和文化群體的接觸如何影響他們的身體反應和情感經驗（例如《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的第25頁）。這種歷史積累的情感影響，反映了陳博士分析中對「歷史創傷」的重要性，並且與他關於文化創意過程中如何通過身體來傳遞和釋放情感的觀點緊密相連。

不安全感與情感的生成：另外，Ahmed還提出了「本體性不安全感」的概念，尤其是在研究種族和少數族裔的情感經驗時，提到情感如何幫助塑造個體的歸屬感或不歸屬感。這種情感上的「不安全感」在她的理論中尤為重要，它幫助我們理解個體如何通過情感互動感知社會歸屬或社會排斥。這一觀點能夠很好地呼應陳博士在分析文化創意和地方性情感時所探討的「歸屬感」和「情感認同」議題。

通過以上幾處的互唤與契合，可以看出陳博士的敘述與Sara Ahmed的情感政治和接觸理論有相當的共鳴，尤其是在情感如何通過身體傳播、接觸時刻如何承載歷史、以及情感如何構建或破壞社會關係等方面。

心靈素質與情感的關係：陳明發提到「心靈素質」作為影響個人行為與世界互動的基礎，這與情動理論中情感和心靈的緊密關聯吻合。例如，Eve Sedgwick在探討情感與身份時，強調了情感作為一種深層次的心靈狀態，如何影響個體對世界的體驗和理解。陳明發的學員通過「心靈素質」的操練，覺察內心，從而改變對他人的看法，也展示了如何通過調整心靈狀態來改善社會關係，這與Sedgwick關於情感與社會情境的討論相契合。

愛墾APP:從海德格爾“詩性寓居”，探究《我渴盼妳的碰觸》的「互喚」功能～～從海德格爾的「此在哲學」和「詩性寓居」角度來看，陳明發博士的文章《我渴盼妳的碰觸》展現了某種「互相呼喚」的詩性功能——

此在與世界的共存（Being- in- the- world）

海德格爾的「此在」（Dasein）核心在於人類與世界的共存關係，強調人不僅是獨立的存在體，而是始終嵌入在世界中的存在者。此在通過對世界的實踐、感知與行動，揭示了人對自己與周圍事物的意義認知。在文章中，作者反覆描述人類如何通過行動（如勞動、觸碰、狩獵、創造工具）與世界建立深刻聯系。人類通過身體的勞動與自然互動，逐步認識並改變世界，這體現了海德格爾所謂的「此在與世界的共存」，即通過實踐成為自己，也在實踐中揭示世界的意義。

這種人與世界的共在關係不僅僅是實用性的，更是深層的存在論表達。文中提到的「肉身尚在好辦事」呼應了海德格爾對於「在世存在」的描述，強調存在的實踐性和行動性。人類通過與物質世界的互動，揭示了自身在世界中的獨特位置，這符合海德格爾的「在世存在」的哲學框架。

詩性寓居（Poetic Dwelling）

海德格爾的「詩性寓居」思想，是他對人類如何在世界中生活和存在的深層思考。他認為人類不僅是生存於世界，而是需要通過「詩性」的方式，來與世界建立一種更深刻的關係，這種關係超越了單純的技術性、工具性的操作，而進入一種與存在本質對話的層面。

在陳明發博士的文章中，人類從偶然發現的死山羊，進而學習狩獵、創造石器並掌握火的使用，這不僅是對自然世界的征服，也是對生活意義的重新發現。這種從感知到掌控的過程帶有強烈的詩性寓居特質——人類通過工具（石器、火等）與自然對話，在每一次的技藝創新與突破中找到與世界的和諧關係。這種創造性的生活實踐不僅是生存手段的提升，還是對存在的審美體驗和詩性表達。

文章中的「我渴盼妳的碰觸」這一反覆出現的主題，展現了人與他者（無論是人與人，還是人與自然、人與工具）的深刻聯結。在海德格爾看來，這種聯結是詩性寓居的核心，人類不僅是技術化地對待世界，更是在生活與藝術中發現「存在」的呼喚。

互相呼喚與對話（Call and Response）

海德格爾的「呼喚」（Ruf）是一個重要的哲學概念，指的是此在從存在本質中收到的召喚，而人類對這種呼喚的回應構成了自我實現與世界理解的核心。這種「呼喚」並非來自外部的命令，而是源自存在的深處，是一種深刻的內在覺醒。

在《我渴盼妳的碰觸》中，人類通過經驗和偶然的發現（如從素食者到狩獵者的轉變），逐漸接收到某種存在的「呼喚」，即如何更好地生存與發展的召喚。無論是對食物的需求，還是對世界的探索與創造，這種呼喚推動著人類不斷自我超越。這種互相呼喚不僅僅發生在人與人之間，也發生在人與自然、人與技術之間。

例如，文中提到的身體在死亡之後失去了碰觸能力，而生者通過身體與世界的互動獲得力量與意義，這種身體與世界的對話正是海德格爾的「呼喚與回應」的體現。人類通過身體的存在，回應了來自世界的召喚，而這種回應過程具有詩性的內涵，因為它通過生活的細節體現了人類與存在的深層聯系。

死亡與有限性（Being- towards- death）

海德格爾強調，人的有限性和對死亡的覺察是人類理解自我存在的核心。在文章中，作者討論了肉體的有限性和死亡對個體的影響，特別是在《人鬼情未了》中的例子中，失去身體的觸覺意味著對存在的體驗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通過對死亡的反思，活著的人反而能夠更深刻地理解存在的意義，這與海德格爾的「向死而生」（Being- towards- death）思想緊密相連。

在這篇文章中，身體的存在和死亡的反思，正是在向有限性的邊界靠近的過程中，發現了對存在的更深刻的感悟。身體的「呼喚」不僅在於其能動性與權能性，也在於它提醒人類存在的短暫性和珍貴性。海德格爾強調，只有通過對死亡的覺悟，個體才能真正理解「此在」的本質。文章通過對肉身、死亡、存在的探討，實際上是對海德格爾「向死而生」思想的具體闡釋。

詩性呼喚的實現

從海德格爾的「此在哲學」和「詩性寓居」的角度出發，陳明發博士的文章確實通過人類的實踐與身體感知，表達了人與世界之間的詩性呼喚與回應。這篇文字展現了人類通過工具和勞動與自然的對話，通過有限的肉體揭示存在的深層意義，展現了某種互相呼喚的詩性功能——無論是人類與自然，還是人類與他者，亦或是個體與自身的呼喚，這種雙向的對話正是海德格爾詩性寓居思想的核心。

文化創意市場規模分析

文化會了解到，文化創意產業在全球范圍內都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在近年來，隨著人們對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長和技術的不斷進步，文化創意產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

從全球范圍來看，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增長點。根據市場調研數據，2023年全球文創產品市場規模約為1416.74億美元，同比增長9.5%，預計2024年將達到1551.33億美元。這表明文化創意產業在全球范圍內都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和發展前景。（愛墾網評註：這個數字與國際組織所公佈的的有出入，可参考: unctad）

從地域分布來看，文化創意產業主要集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如美國、歐洲、日本等。這些地區擁有較為完善的市場體系和較高的消費能力，為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場環境。同時，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培育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如中國、印度等。

具體到中國，文化創意產業也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中國目前已經建成了大量的文化創意園區，主要分佈在一、二線城市，如南京、上海、北京、廣州等城市。這些園區聚集了大量的文創企業和創意人才，形成了強大的文化創意產業集群。同時，中國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來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如提供資金支持、稅收優惠、人才引進等。

在產業結構方面，文化創意產業主要包括文創設計、文化科技、非遺傳承、數字娛樂等多個子行業。其中，文創設計行業是主要的產業領域之一，佔據了文化創意園區產業結構的較大比重。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數字娛樂等新興產業也逐漸嶄露頭角。

文化創意行業發展相關政策

為了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健康發展，各國政府紛紛出台了一系列相關政策。以下是中國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面的相關政策：

財政支持：政府通過設立專項基金、提供貸款貼息等方式，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資金支持。這有助於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

稅收優惠：政府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稅收優惠政策，如減免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等。這有助於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提高企業的盈利能力和投資回報。

人才培養：政府加強文化創意產業人才培養，鼓勵高校和科研機構加強相關學科建設和研究。同時，政府還通過設立人才獎勵機制等方式，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

知識產權保護：政府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打擊侵權盜版行為。這有助於保護創意人才的合法權益，維護市場秩序和公平競爭。

國際合作與交流：政府鼓勵文化創意產業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引進國際先進經驗和技術。這有助於拓寬企業的視野和思路，提高產品的質量和競爭力。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和發展前景。各國政府都在積極出台相關政策來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未來，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和市場的不斷擴大，文化創意產業有望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

未來文化創意行業市場發展趨勢分析

市場規模持續擴大：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文化消費需求將持續增長，文創產品市場規模有望進一步擴大。同時，政策支持、技術創新等因素也將為文創行業的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多元化發展：未來，文創行業將更加注重多元化發展，不僅涵蓋傳統的手工藝品、藝術品等，還將拓展到影視、游戲、動漫等領域，形成更加豐富的產品線。

數字化轉型：數字化轉型是文創行業未來的重要趨勢。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文創產品將更加注重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創新應用，通過虛擬現實、增強現實等技術手段，為消費者帶來更加豐富的文化體驗。

國際化發展：隨著全球化的加速推進，文創行業將更加注重國際化發展。通過加強國際合作、拓展海外市場、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和理念等方式，提升中國文創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文化自信與國潮崛起：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信和國潮崛起將成為文創行業發展的重要支撐。通過挖掘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創品牌和產品，提升中國文創產品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

2024年文化創意行業將繼續保持穩定增長態勢，並面臨廣闊的市場前景。然而，企業也需要關注市場變化、加強創新、提升品質和服務水平等方面的工作，以應對市場的挑戰和機遇。（原題：2024年文化創意行業市場發展現狀及未來發展前景趨勢分析2024-05-27 文化會）

文化會：中國文化創意行業市場～～文化會了解到，文化創意是以文化為元素、融合多元文化、整理相關學科、利用不同載體而構建的再造與創新的文化現象。它指的是在文化領域創出新意，或指文化創新的成果。其核心在於「創造力」，即「人的創造力」以及「較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力」。這些創意必須是獨特的、原創的以及有意義的。

文化創意產業鏈分析

文化會了解到，文化創意產業鏈是一個涉及多個環節和領域的複雜系統。從廣義上講，可以將其分為三個主要環節：創意、加工和提供。

創意環節：這是產業鏈的上游，主要是通過創造性思維，將文化元素、知識、技術等融合，形成具有文化價值和市場價值的文化產品或服務的概念、方案、設計等。這個環節需要豐富的創意資源和創意人才，是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持續發展的關鍵。

加工環節：這一環節將創意環節形成的概念、方案、設計等轉化為具體的物質形態或數字形態的產品。這可能包括設計、制作、生產、包裝等過程，需要專業的技術和設備支持。加工環節的質量直接影響到產品的品質和市場競爭力。

提供環節：這是產業鏈的下游，主要通過各種渠道和平台將文化創意產品或服務提供給消費者。提供環節需要考慮市場需求、消費者偏好、銷售渠道等多種因素，以實現產品的市場化和商業化。

此外，文化創意產業鏈還涉及到多個相關領域，如版權產業、文化產業、休閒產業、體驗經濟等。這些領域與文化創意產業相互關聯、相互促進，共同構成了文化創意產業的生態系統。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推動經濟增長、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已經將文化創意產業放在文化創新的高度進行了整體佈局，並提出了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主要任務。未來，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和市場的不斷擴大，文化創意產業將迎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機遇。

文化創意行業現狀分析

市場規模與增長：近年來，隨著國家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支持和消費者文化消費需求的提升，中國文創產品市場規模穩步上漲。到2023年，文創產品市場規模已達到163.8億美元，同比增長13.09%，佔全球市場的比例也從2020年的10.67%上升至2023年的11.56%。這一增長趨勢預計將在2024年繼續保持。

行業發展亮點：國潮崛起、非遺煥新以及文旅融合是當前文創行業的三大亮點。國潮風的興起是民族自信提升的具體表現，非遺作為文化傳承的媒介，文旅作為文化傳播的渠道，三者共同推動文創產品市場的發展，對弘揚中華文明、凝聚思想共識具有正向激勵作用。

與數字時代的融合：中國文創行業與數字時代同頻共振，釋放文化、經濟與社會價值。近年來，文創產品在品質和設計上顯著提升，與國際品牌的距離逐漸拉近，這主要得益於政策支持、居民收入提升、市場需求釋放、技術進步、文化自信、國貨崛起等因素。

3. 「單口多角」——角色分層表達: 「一人千面，一語千聲。」柳敬亭善於一人分飾多個角色，不靠化妝和服裝，而是僅靠音色、語調、用詞、節奏的微妙變化，就讓聽眾分辨出誰是誰。他的表演讓聽眾覺得每個角色都活靈活現，完全不會混淆。

在現代的應用

短視頻或音頻播客：一個人扮演多種角色，比如模仿對話，讓觀眾感覺像在聽兩個人對話，增加代入感。

演講與授課：用不同的語調、手勢模仿歷史人物對話，讓課堂更生動。

品牌營銷：廣告或品牌故事可以設計「多角度敘事」，比如從用戶、產品、專家三方視角講述一個故事。

示例：在知識分享短視頻中，不同的角色可以用不同語調——

專家（低沉穩重）：「AI 未來會取代很多職業……」
年輕人（快語調）：「那我們該怎麼辦？」
旁白（輕鬆）：「別擔心！其實你可以這樣……」

4. 「說書如畫」——情境塑造：「不聞其言，如見其人。」

柳敬亭的說書被譽為「說書如畫」，他擅長用細膩的描述讓觀眾「看到」故事場景。他會從環境、氛圍、情緒入手，讓聽眾仿佛置身其中，比如講到戰爭時，他會用低沉緩慢的聲音描述「風起雲湧」，講到武打場面則加快節奏、增強力度。

在現代的應用

短視頻制作：用環境音效、音樂、鏡頭變化，讓故事更具沉浸感。
公眾演講：開頭用一段生動的場景描寫，讓觀眾迅速進入你的主題。
品牌敘事：用故事化的方式描述產品使用場景，而不是單純講功能。

示例：講述科技發展時，不要直接說「科技改變生活」，可以這樣開頭——

「想像一下，十年前你在路邊攔出租車，現在你只需要點一下手機。」（畫面感立刻提升）

5. 觀眾互動——即時調整表達：「觀眾之心，須察言觀色而動。」

柳敬亭非常注重與觀眾互動，根據觀眾的反應即時調整內容。如果觀眾情緒低落，他會加點幽默；如果觀眾興趣高漲，他會延展話題。他甚至會故意問觀眾問題，引導他們參與。

在現代的應用

直播、脫口秀：隨時觀察觀眾評論和彈幕，調整表達方式。

課堂與演講：適時拋出問題，如：「你們覺得呢？」「有沒有類似的經歷？」

品牌傳播：用戶參與式營銷，比如讓用戶投票決定產品改進方向。

示例：直播帶貨時，主播可模仿柳敬亭：「你們猜這款新手機最大的特點是什麼？三秒鐘後揭曉……」（制造互動感）

柳敬亭的說書藝術如何適用於現代？

節奏掌控 —— 讓碎片化內容更具層次感。
懸念留白 —— 讓聽眾始終期待後續信息。
角色切換 —— 增強故事代入感，提升表達感染力。
情境塑造 —— 讓信息更具畫面感，提高用戶沉浸度。
互動調整 —— 讓觀眾成為內容的一部分，增強共鳴。

柳敬亭的技藝，不只是「評書」的藝術，而是「注意力時代的溝通法則」。

愛墾APP: 柳敬亭（1592—約1672年）作為明末清初最著名的評話藝術家，以其獨特的說書技巧和深厚的表達功力聞名。他的技藝在當時不僅影響文人雅士，如侯方域、錢謙益、吳偉業等人，還被文學作品和戲曲創作借鑑。即使在當今這個注意力碎片化的時代，柳敬亭的許多方法依然非常實用，尤其是在知識傳播、公眾演講、內容創作等領域。

1. 語言的「松緊有度」——節奏控制: 「以繁馭簡，以簡馭繁。」

柳敬亭的表演特點之一是擅長調節語速、節奏，讓聽眾始終保持注意力。他的說書不只是平鋪直敘，而是通過快慢結合、抑揚頓挫、輕重錯落，來制造懸念、突出重點，讓觀眾「跟著他說走」。

在現代的應用

短視頻或播客：用快節奏傳遞信息，但關鍵點放慢語速或留白，讓聽眾更好消化信息。

演講和授課：用變化語速來引導聽眾的專注力，比如快速講背景信息，慢速強調核心觀點。

內容寫作：文章可以在關鍵處留白或換行，給讀者「喘息空間」，制造節奏感。

示例： 演講時，可以用「講三句快話，停頓兩秒」的方式讓觀眾跟上你的節奏。
短視頻創作者可以在高潮部分放慢語速，讓用戶期待後續內容。

2. 巧用「未盡之意」——懸念與留白:「止而不盡，言在意外。」

柳敬亭善用「留白」和「意外之筆」，不會把故事講死，而是讓聽眾自行推想。他擅長在關鍵時刻欲言又止、拋出疑問，讓觀眾保持好奇心，甚至讓他們自己「接下去講」。

在現代的應用

知識傳播：演講或短視頻可以在關鍵問題處停頓，讓聽眾思考，增加互動感。

廣告與營銷：用「留白營銷」制造懸念，比如某品牌的廣告文案不直接說明產品，而是讓用戶自己想像其效果。

寫作與新聞：新聞標題可以用「你絕對想不到……」的方式吸引注意力，短篇內容可以用「至於後來如何，你猜呢？」讓讀者自行腦補。

示例：柳敬亭講《水滸傳》時，講到武松過景陽岡：「他抬頭一看，只見……嘿嘿，且慢，且聽下回分解。」（懸念感十足，讓觀眾欲罷不能）現代短視頻可模仿，如：「AI 未來會如何影響你的工作？其實答案比你想的更……（停頓）。」

陳明發博士：「社團記憶」潛質～～隨著中國近年崛起，社會上出現越來越多的華團，嘗試與大陸蓬勃發展的「商機」對接。陳明發博士14年前的這一系列《如何撰寫專題報告》演講，大概是少數最早探討「社團記憶」潛質的研究報告。對今天習慣抖音、Tik Tok等「新社媒」傳播的朋友來說，陳博士所舉的許多事例，看起來像是「史前」文物了。即使如此，其扎根於實戰觀察的內容，大家如果能融會貫通、靈活使用，眼下還是有其前瞻性。

With China's rise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Chinese associations have emerged, seeking to connect with the boom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e mainland. Dr. Tan BengHuat series of lectures from 14 years ago is likely one of the earliest research reports exploring the potential of "organizational memory." For those accustomed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ontent through new social media platforms like Douyin and TikTok, many of the examples cited by Dr. Tan may seem like "prehistoric" artifacts. Nevertheless, the insights rooted in his hands-on observations remain forward-looking, provided they are understood holistically and applied flexibly.

最後是對自修生的幫助。雖然中學華文班面對師資不足的問題挑戰，但是，在生源足夠下還是可以開班。中六華文的開班挑戰更大，師資肯定是問題，生源更是買少見少。有興趣報考華文的考生只能選擇自修。筆者在自修的情況下報考中六華文，專書部分學習挑戰不大。也是通過專書吸收了中學時代欠缺的知識，特別在文學史部分。賞析是筆者的軟肋，慶幸的是當時獲得到一位中學華文老師的義務指點，讓筆者成功考獲A。但是，不是每個自修生都能如此幸運。

筆者理解，隨著大馬高級學校文憑考試（STPM）從學年制改為學期制後課程編排上會有些不同。作為預備課，課程編排需要考量課程的本質及需求。中學華文課程中有關文學的部分已經欠缺，現在連作為連接每個文體發展的中國文學史將在中六華文中移除。試問碎片化下的華文還剩什麼？

相關：陳明發：中國文學史與文史哲哲學

陳樹楷·關於中六華文新課綱的一點想法

中學華文課程中有關文學的部分已經欠缺，現在連作為連接每個文體發展的中國文學史將在中六華文中移除。試問碎片化下的華文還剩什麼？

日前有關中六華文新課綱的報道吸引了筆者的眼球，不禁讓筆者想起當年中六自修華文的往事。當年的華文分兩個試卷，其中試卷一裡有作文和詩歌賞析。試卷二則為專書，有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文選》、《寒夜》、《小城故事》和《三國志》。然而報道提及中國文學史將被移除，這是筆者不認同也無法理解的決定。筆者嘗試從中國文學史的功用、中六華文的本質、中國文學史的普及化及自修生的幫助來談。

先談中國文學史的功用。中國文學史為學生提供了文學的發展脈絡及文學作品的寫作背景和時代面貌，這有助於學生了解一種文體的出現與更迭。我們常說唐詩宋詞。難道只有唐朝才有詩歌？宋朝只有詞而已？非也。通過中國文學史，學生可以理解詩如何在唐朝達到頂峰，為何在宋朝時則是詞的興盛期。這些知識有助於學生對作品的理解及進行賞析。一首好的詩歌或詞不是由華麗辭藻堆砌而成，它具有時代性的。缺乏中國文學史知識支撐的賞析最終將淪為考試工具而已。

（續上）我們從事自傳民族誌（autoethnography）與敘事寫作（narrative writing）已有二十五年以上的時間。Arthur 於 1990 年在南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USF）開設了一門名為「敘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的課程，幾年後又增設了「寫作工作坊」（Writing Workshop）。與此同時，Carolyn 也在「情感傳播」（Communicating Emotions）、「生命書寫」（Writing Lives）與「質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等課程中教授個人敘事，後來又開設了「自傳民族誌」（Autoethnography）課程，與 Art 的「敘事探究」相輔相成。

2001 年 1 月，我們受邀前往芬蘭赫爾辛基的藝術與設計大學（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參加一場名為「藝術與敘事探究」（The Arts and Narrative Inquiry）的研討會並發表演講。翌年，我們再次來到芬蘭，這次是受邀至于韋斯屈萊大學（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為來自全芬蘭的博士生舉辦為期四天的寫作工作坊。

在這場工作坊中，學生們對於「以寫作作為研究方法」、「使用第一人稱視角」以及「將情感與主體性帶入人文科學」這些核心理念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參見 Bochner 和 Ellis, 2004）。他們對我們在課堂中給予的回饋充滿熱忱的回應，使我們更加確信，全球各地的學生、導師與新晉博士都渴望有機會學習並實踐自傳民族誌與敘事探究。

這份啟發促使我們繼續前行。在 2005 年首屆國際質性研究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Qualitative Inquiry）上，我們舉辦了一場三小時的自傳民族誌與敘事探究入門工作坊，場內座無虛席。自那時起，我們每年都在大會上持續開設這門工作坊。

參與者來自不同的學科與國家。他們中許多是研究生，所屬的課程中並未涵蓋自傳民族誌。他們往往需要與不熟悉、甚至對民族誌與敘事性創作表達持懷疑態度的導師合作。此外，也有一些導師親自參加我們的工作坊，希望學習如何更有效地教授自傳民族誌並支持對這一研究取徑感興趣的學生。年輕的助理教授是參與者的主要群體，此外也有一些資深研究者。在過去幾年，我們開始迎來曾經參與工作坊的學生所指導的「第二代」學者，還有來自創意藝術與其他人文學科的參與者。

我們的工作坊所涵蓋的國家、族群、種族與性別身份的多樣性持續擴展。我們也在美國、東歐與西歐、中國、南非、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與馬來西亞等地，舉辦了為期兩天、三天甚至五天的延伸版工作坊。

雖然本書中描述的工作坊是虛構的，但它是基於我們實際舉辦的課程，以及我們與參與者的對話而寫成的，其中部分對話經過錄音、轉錄與細緻整理。我們撰寫本書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新一代研究者與敘事者的需求，他們渴望獲得一個全面的「喚情自傳民族誌」（evocative autoethnography）入門指引。我們在這本書中匯集了過去二十五年間的學習與教學經驗。

這一次，我們邀請您——讀者——參與我們與學生及工作坊參與者的討論。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夠解答您長久以來想要詢問的問題。

（Fr. Evocative Autoethnography: Writing Lives and Telling Stories I Book · March 2016 I DOI: 10.4324/9781315545417 I 2 authors: Carolyn Ellis,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Carolyn Ellis on 12 July 2016 I Arthur P. Bochner,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想像一場自傳民族誌工作坊

想像一下，你有機會參加一場關於自傳民族誌（autoethnography， 或譯自我民族誌）與個人敘事（personal narrative）的工作坊。

記憶：人生「已成定局」～～這些記憶對克瑙斯高的人生來說都「已成定局」，只是作家透過寫作「再一次」經歷，並在我們閱讀時和他一同經歷。我一直以為，這種對已成定局的過往感傷是很親暱私密的，唯有傑出的作家才能把陌生的讀者拉進其中。（吳明益〈去到那裡／哪裡：我讀到的卡爾．奧韋．克瑙斯高〉2021-05-01）

小說法，大道理，可以在不同的語境中使用。（延續閱讀）

丹納《藝術的哲學》藝術的力量～～特徵的重要程度取決於特徵力量的大小；力量的大小取決於抵抗襲擊的程度的強弱；因此，特徵的不變形大小，決定特徵等級的高低。（藝術中的理想）

特徵位置的高低取決於不受外界影響的時候，是否因具備這些特徵的個體或集體趨於消滅或發展，而特徵本身也趨於消滅或發展，並且要看消滅或發展的程度如何。（藝術中的理想）

先考察人的精神生活以及表現精神生活的藝術品。人具備的性格顯然是多多少少有益的，或者是有害的，或者是混雜。 各種特徵在等級上所佔的位置，取決於對我們有益或是有害的程度，取決於特徵為了保持我們的生命而給予的助力的大小，或者為了毀滅我們的生活而給予的阻力的大小。（藝術中的理想）

別的方面都相等的話，表現有益的特徵的作品必然高於表現有害的特徵的作品、倘使兩部作品以同等的寫作手腕介紹兩種同樣規模的自然力量，表現一個英雄的一部就比表現一個懦夫的一部價值更高。 看到蛆蟲總是不愉快的，哪怕在掐死它們的時候；我們要求看到一些發育更健全，性格更高尚的人物。（藝術中的理想）

以上說的是兩重的尺度；事物的特徵和藝術品的價值都根據這雙重尺度分成等級。特徵越重要越有益，佔的地位就越高，而表現這特徵的藝術品地位也就越高。——所謂重要和有益原是一個特徵的兩面，這個特徵就是「力」；考察它對別的東西的關係是一面，考察它對本身的關係是另一面。那個特徵的重要程度取決於它所能抵抗的別的力量的大小。有害或是有益，看那個特徵是削弱自己還是幫助自己生長而定。這兩個觀點是考察萬物的兩個最高的觀點；因為一個觀點著眼於萬物的本質，另一個觀點著眼於萬物的方向。藝術中的理想）

特徵不但需要具備最大的價值，還得在藝術品中盡可能的支配一切。惟有這樣，特徵才能完全放出光彩，輪廓完全突觸；也惟有這樣，特徵在藝術品中才比在現實中更顯著。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作品的各部分通力合作，表現特徵。（藝術中的理想）

一句句子是許多力量匯合起來的一個總體，訴之於讀者的邏輯本能，音樂的感受，原有的記憶，幻想的活動；句子從神經、感官、習慣各方面激動整個的人。——所以風格必須與作品別的部分配合。 我們也不難看出詩是一種歌唱，散文是一種談話，六韻腳十二音步的詩句氣勢雄偉，聲調莊嚴，抒情詩的簡短的分節，音樂氣氛更濃，情緒更激昂；甘脆的短句口吻嚴厲或者急促；包括許多小句的長句聲勢浩大，有雄辯的一位；總之，我們不難看出一切風格都表示一種心境。（藝術中的理想）

三種力量（人物，情節，風格）集中以後，性格才能完全暴露。藝術家越是在作品中集中能產生效果的許多元素，他所要表白的特徵就越佔支配地位。所以全部技術可以用一句話包括，就是用集中的方法表白。（藝術中的理想）

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這是藝術品最後的解釋，也是決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引自第14頁）

愛墾APP:科舉制度對古代中國文學發展的影响～～

科舉制度對古代中國文學發展有深遠而複雜的影響，既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也存在一定的限制。以下從幾個方面來分析其影響：

一、正面影響

1. 促進文學普及與發展

科舉制度要求考生掌握經學、詩賦、策論等文體，促使大量士子研習文學，從而推動了文學的普及。 特別是在唐宋以後，文學成為士子必備的才能，尤其是詩歌、古文等文體因應考試需要而流行。

2. 培養了大批文人

科舉制度使得來自不同地區和階層的人有機會透過讀書改變命運，從而誕生了大量知識分子和文人階層。這些文人不僅是政治參與者，也常是詩人、散文家、戲曲家，如唐代的韓愈、宋代的蘇軾、明清的龔自珍等。

3. 促進了文體的發展

八股文雖被批評為刻板，但也推動了散文結構的規範化與論述邏輯的成熟。策論文等實用文體的發展，也帶動了政論、議論等文體的成形。 

二、負面影響

1. 文學創作的僵化與公式化

 科舉內容過於拘泥經學與程式，如八股文等，使得文學創作趨於公式化、缺乏創意。
 儘管八股文對文筆要求高，但其對思想表達的限制，使得文學失去多元性與批判性。

2. 抑制個人情感與個性發展

科舉強調「正統思想」（正文體），要求考生思想與儒家主流一致，導致創作內容偏向忠孝節義，難以真實反映個人情感與社會現實。某些有創新精神的作品或作者，往往被排斥在主流之外，或因違逆「正道」而遭貶抑。

3. 限制文學的主題與形式

 因應科舉內容，文學主題集中於儒家道德、歷史政治等，對愛情、民生、宗教等題材涉獵較少。 形式上過分強調對仗、用典等技巧，忽略文學本身的藝術性與感性力量。

三、總結

科舉制度作為古代中國最重要的選官機制，不僅塑造了文人階層，也深刻地影響了文學的走向。它在推動文學普及與技藝提升方面功不可沒，但同時也因其制度性約束限制了文學的自由發展與思想多樣性。

從歷史長河來看，科舉制度下的文學發展呈現出一種制度規範與個人創造力之間的拉鋸關係。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學豐富而矛盾的內在張力之一。

註：中國學人張德建曾考察正文體運動與明代思想秩序重建的過程，指出國家意識權力的強制作用與士人長期受正統思想浸染兩種因素的合力，將正學術、正文體、正士風三位一體的思想控制活動推向整個社會。

愛墾APP:Cinema short-circuits, if you like, the sensory-motor schema that governs our perception.中文翻譯「可以說，電影短路了支配我們感知的感覺－運動模式。」

或，更自然一點的翻譯是：

「可以說，電影打斷了支配我們感知的感覺－運動結構。」

這裡的「short-circuits」是比喻用法，意指中斷、跳脫或干擾某種正常流程；「sensory-motor schema」則是心理學和哲學中常用來指引導我們如何感知世界並對其做出反應的基本模式。整句的意思是在說電影讓我們暫時跳脫日常感知與反應的模式。

在德勒茲哲學的背景下，這句話可這樣詮釋——

這是一個非常精彩且深刻的問題。

在德勒茲（Gilles Deleuze）哲學，特別是他在《電影1：運動－影像》（Cinéma 1: L’image-mouvement）和《電影2：時間－影像》（Cinéma 2: L’image-temps）中的論述背景下，這句話：

> "Cinema short-circuits, if you like, the sensory-motor schema that governs our perception."

可以詮釋為：

德勒茲背景下的詮釋

1.感覺－運動圖式（sensory-motor schema）是什麼？

在德勒茲早期的電影哲學中，感覺－運動圖式是「運動－影像」（movement-image）的核心。這是一種以行動為導向的感知方式：我們感知一個情況（situation）→ 對其做出反應（行動）。這是傳統敘事電影（如經典好萊塢）的典型模式。

這種圖式預設了一個主體與世界之間的穩定關係：我看到某件事 → 我做某件事 → 事情改變。

2.短路（short-circuit）意味著什麼？

當德勒茲說電影「short-circuits」這個圖式，他是指：

電影不再只是再現這種感知－行動的連鎖。

相反，它打斷這條線路，使觀者無法立即從感知跳到反應。

這使觀者必須停留在純粹的可感經驗中，形成一種「時間－影像」（image-temps）的模式。

在時間－影像中，角色可能處於癱瘓、遲疑、困惑、無法行動的狀態；觀眾也無法預測或理解事物的線性進展。這種情況下，電影不再只是講故事，而是讓時間、感知、思維本身成為影像的內容。

舉例來說——

在《運動－影像》中，卓別林、基頓的電影仍屬於感覺－運動圖式。但到了《時間－影像》中，例如安東尼奧尼、侯麥、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中，主角經常陷入無法行動、無法選擇的情境。這時，我們看到的是「純粹時間的顯現」。

因此，這句話在德勒茲的哲學脈絡中可以理解為：

> 電影打破了傳統感知與行動的連鎖反應，使觀者不再只是透過影像來感知與理解世界，而是被引導進入一種停頓、遲疑、沉思的狀態，在這裡，時間本身、思維本身成為可見的。

這不僅是一種形式上的轉變，更是一種感知與思維方式的革命。

愛墾APP:日本的「一村一品運動」和電影《北國之戀》雖然具有鮮明的日本特色，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了西方類似計劃和文化思潮的啟發。這些西方影響主要體現在地方發展理念、生態保護意識以及對個體生活方式的追求上。

1. 「一村一品運動」的西方影響

（1）西方地方經濟與社區發展理念的借鑑

英國的「鄉村振興計劃」：20世紀70年代，英國開始推行以農村社區為核心的地方經濟發展計劃，通過扶持地方特色產業和手工藝品，增強鄉村的自給自足能力。這一理念與「一村一品運動」在鼓勵地方經濟自立、自強的目標上高度契合。

美國的「社區發展運動」：20世紀60年代，美國興起了社區發展運動（Community Development Movement），強調通過本地資源和社區參與來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這一運動的核心思想，即「內生性發展」，對「一村一品運動」的理念有重要影響。

生態旅游與地方文化保護：歐美在20世紀中葉開始推廣生態旅游和文化保護項目，強調通過保護自然與文化遺產促進地方經濟。這一思路與「一村一品」強調地方資源與文化的結合相似。

（2）日本本土化的創新

平松守彥的創新：盡管受到西方思想的啟發，「一村一品運動」更多是基於日本農村的現實需求，強調地方獨特性與市場化結合，創造高附加值產品。平松守彥特別重視市場導向和出口，推動了地方產品的國際化。

2. 《北國之戀》的西方影響

（1）美國與歐洲的「自然主義」與「返璞歸真」思潮

美國的「田園電影」與文化：好萊塢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大量強調自然、人類自我探索的電影，如《落基山人》（Jeremiah Johnson, 1972）和《佐拉斯特拉的森林》（Deliverance, 1972）。這些電影展示了人在自然中的生存與自我發現，影響了包括《北國之戀》在內的許多日本作品。

歐洲文學與「回歸自然」思潮：法國作家讓-雅克·盧梭的「回歸自然」理念，以及20世紀的「鄉村主義」文學運動，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對日本創作者有一定啟發。

（2）日本對西方思潮的本土化

《北國之戀》雖然吸收了西方的「自然主義」理念，但其情感表達和敘事結構更注重日本的「地方情感」（Furusato）和人倫關係。這種以北海道鄉村為背景的故事，強調人與土地的連接，具有深厚的日本文化內涵。

3.西方影響的整體分析與本土化特點

西方的社區與生態保護思潮：這些思潮強調地方資源的獨特性和可持續發展，對日本「一村一品」運動的理念形成了重要啟發。

日式本土化的實踐：日本在吸收西方理念時，更注重本地化的具體實踐。例如，「一村一品」不僅關注經濟效益，還強調文化認同和社區凝聚力；《北國之戀》則通過鄉村生活的細膩描寫，表達了對自然與人情的獨特思考。

4. 總結

日本的「一村一品運動」和《北國之戀》確實在理念上受到了西方地方經濟發展、自然主義和社區振興等思潮的啟發，但它們在具體實踐中進行了本土化改造，賦予這些理念深刻的日本文化內涵。這種本土化實踐不僅讓這些項目和影視作品取得了成功，也為其他國家的地方創生提供了有益借鑑。

愛墾APP:詩性輪廓（Poetic Contour）～～從情感地理學（emotional/affective geography）與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的視角來看這句話：

「輪廓可以體現在物理、哲學與知識等不同層面」，可以被重新理解為：

情感與情動不只是個人內在的心理反應，而是與空間、身體、社會關係、歷史記憶等糾纏交織的多層次流動與表徵，這些流動在不同層面上畫出我們對世界與自我的「感知輪廓」。

一、輪廓（contour）在感情地理學中的重新意義：在情動轉折後，「輪廓」不再只是靜態的外形或知識結構，而是————

1.物理層面：空間與地景承載著情感記憶與社會實踐。例如，一座礦坑不只是地理空間，而是承載失落、壓迫與哀悼的情感地點（emotional site）。在Lebusa Monyooe的敘事詩集Poetic Contour（2014）中，像〈土耳其的悲劇〉這樣的作品，呈現的正是「地理—情感—社會」三者糾纏而生的空間輪廓。

2.哲學層面：從 affect theory 出發，情感不是主體內部的、可控制的情緒，而是與他人、環境之間的相互生成（becoming）。哲學上的輪廓，所以是關於「主體如何透過情動生成於關係之中」的思辨框架。輪廓就是情動作用的邊界，也是不斷變動的主體性與意義生成場域。

3.知識層面（intellectual）：傳統知識體系往往忽視情感或將其邊緣化，但情動轉折強調：知識生產本身就是情感實踐。研究者的情感狀態、研究對象的情動歷史、語言本身的感性潛能，都是知識的一部分。

所謂「輪廓」就是知識如何因感情、位置與語境而展現出不同形狀與深度的方式。

二、詩意與情動輪廓：跨感知的連結：詩作如《詩意的輪廓》，本身就是一種 affective mapping——詩人透過詩歌，繪製那些無法用傳統語言描繪的感情地景與社會關係的變動輪廓。

這樣的輪廓不是平面地存在，而是一種情動在時間與空間中的運動軌跡；一種感覺與意義如何被感知、投射、記憶與再現的方式。

總結來說：「輪廓可以體現在物理、哲學與知識等不同層面」，在情動轉折視角下，可以理解為：

情動在空間（物理）、主體生成（哲學）、與知識建構（知識層面）中的流動與構形方式。詩意地繪製這些輪廓，就是情感地理學的寫作與政治實踐之一。

愛墾APP:導讀本雅明的“靈光”

當我們翻開瓦爾特·本雅明的《攝影小史》（Kleine Geschichte der Photographie），迎面撲來的不僅是一篇關於攝影技術與藝術的歷史回顧，更是一場對「藝術」本質、歷史變遷乃至時代精神的深刻反思。這篇發表於1931年的短文，表面上是談攝影，實則談藝術的命運、靈光（Aura）的消逝與技術時代的來臨。透過三段嚴密鋪陳的結構，本雅明不僅重新定義了攝影的價值與功能，也為我們思考當代影像文化和藝術的未來打開了另一扇門。

一、攝影的誕生與「靈光」的殘影

本雅明的討論起點，是對攝影發明初期的禮讚。他特別指出1850年前後為攝影史的黃金時期。在這個階段，攝影家對技術的掌握達到極高水準，作品中蘊藏著一種無法言喻、充滿吸引力的氛圍，讓觀者產生一種「此時此地」不可複製的凝視與想像。這種攝影作品中閃現的「極微小的火光」，正是本雅明後文稱之為「靈光」的線索。

「靈光」這一概念，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具有核心地位。雖然語義看似神秘，但如果從中國藝術語境理解，可將之理解為「神韻」、「氣韻」，即某種藝術品特有的不可言傳卻能感知的氛圍與氣場。這種靈光，是藝術作品與觀者之間的時空聯繫，是原創性與獨一無二的現場經驗。

攝影初創期，由於技術限制，例如需要長時間曝光、對光線的精密控制等，反而保留了這種「靈光」。攝影作品不是快速複製的結果，而是與藝術家創作過程密切相關的時間凝固。那時的照片如同一幅畫，不僅記錄現實，更承載著藝術家與拍攝對象在場域中的互動與精神共鳴。

本雅明的這一點觀察十分敏銳，他看見了一個時代技術條件所造就的偶然藝術性，也即——攝影雖為機械操作，但在早期，它還是一種帶有手工藝精神的創作活動，並未完全脫離藝術的語境。

達馬西奧《當感受湧現時》～～意識使我們知曉到悲傷或快樂、苦難或幸福,感受到尷尬或驕傲,哀悼失去的愛或生命。意識的起源與本質,自古以來深深吸引著人們的好奇心與求知欲。揭開其神秘面紗,一方面對釐清我們人性的根本所在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又對人類全體的認知限度構成了巨大挑戰。在千百年來探尋意識的漫長征程中,有無數理論和作品誕生,但僅有少數是開創性的、突破性的,成為裡程碑式的存在,值得作為新研究的基礎,《當感受湧現時》便是其中之一。

《當感受湧現時》是達馬西奧有關意識在心理層面以及在人腦中如何構建的思考,更進一步說,是討論情緒與感受在構建自我感中所發揮的作用。

國際知名的神經科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基於其多年的實證研究，對意識產生的生理機制和意識之於生存的意義提出了顛覆以往主流觀點的、發人深思的新解釋，從神經生物學的角度回答了以下問題：「我們如何知曉到我們已經知曉？」「我們的意識和個人心智是如何產生『我』這一感覺的？」，並指出「情緒」「對情緒的感受」「對感受的感受」三者的不同與重要功能。

在這本書中，你不僅可以通過達馬西奧的原創理論，認識到感受如何創造了個體的意識，以及它們如何構成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石，還可以通過因種種腦損傷而影響到意識的特殊案例，直接感受到意識其實並非一個不可分的整體，及其在個體生命中每一分每一秒，甚至是那些無意識的時刻中，所發揮的微妙又神奇的作用。

本書作者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 1944)美國南加州大學神經科學、心理學和哲學教授，歐洲科學與藝術學院院士。對情緒、感受和意識的神經過程研究做出了開創性貢獻，被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評為「最高被引學者」之一。

其著作《笛卡爾的錯誤》對神經科學、心理學、哲學、經濟學等學科產生了重大影響，並因揭示情感在決策中的關鍵作用引起人們的熱烈反響。

(摘自《當感受湧現時——感受如何創造了你的意識》[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作者: [葡] 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出版社: 中國紡織出版社；出品方: 湛廬文化;2022年 8月 1日；譯者: 周仁來/嚴嚴）

愛墾APP:德勒兹藝術情動～～

藝術與感受性（sensation）：藝術不是一種裝潢或風格，不是為了使素材變得更加好看或者更便於消費。藝術或許也有意義或者信息，但是使其成為藝術的，不是它的內容而是它的感受性、它的可感性力量或風格。

對應文本：《The Logic of Sensation》（Francis Bacon: The Logic of Sensation）～❝ What makes a work of art is not its form or its representational content, but its sensation. ❞ 使某物成為藝術作品的，不是形式或再現內容，而是感覺。

德勒茲在這本書中將藝術的本質歸結為「感覺（sensation）」的生產，而非形象的表現或美的裝飾。他明確指出：Material（素材）；Form（形式）；Sensation（感覺）。藝術不是關於再現，而是關於創造一種感覺力量。 

補充：《A Thousand Plateaus》（Mille Plateaux），第七章〈Becoming-Animal〉中也說：“ Art is not the imitation of nature, nor the invention of forms, but the capture of forces.” 藝術不是模仿自然，也不是發明形式，而是捕捉力量。

這直接呼应了「不是為了美化素材或更便於消費，而是透過可感性力量來發生」 

關於電影、敘事與風格：如果我們僅僅是想知道故事或者道德方面的信息，那麼為何我們還要花兩個小時去看電影？

對應文本：《Cinema 1: The Movement-Image》/《Cinema 2: The Time-Image》～德勒茲在電影書中明確區分「敘事內容」（narration）與「影像的力量」（force of the image）。他強調電影並不是「講一個故事」這麼簡單，而是透過光影、節奏、運動與時間來傳遞感受與思維模式。❝ It is through the image that thought makes itself felt. ❞

不是透過劇情，而是透過影像本身來讓思想得以感受。這段反問「那為什麼還要看電影」就是德勒茲的核心問題之一：觀看電影是進入感知與思維運動的空間，而非只是接收訊息或寓意。 

生成 vs. 存在者／目的性：我們經常將生成思考為某種存在者所做的或經歷的事情。德勒茲顛倒了這種關係。先有生成，例如動作、知覺、變量等……真正的生成並沒有外在其自身的目的。」

對應文本：《A Thousand Plateaus》，第七章〈Becoming-Animal〉～德勒茲與瓜塔里在這章說明：「生成」（becoming）不是模仿，也不是為了達到某個目的。它是一種無目的、開放式的過程。❝ Becoming has no end, no goal, no subject. ❞ 生成沒有終點、沒有目的，也沒有主體。他們強調：生成是一種關係的構成、一種強度的位移，而不是為了達到某種人類或倫理目標。這裏所討論的「生成—動物並不意味著為了變得非人，或像動物那樣而去行動」正好回應這一段：真正的生成不是「做某件事」而是進入某種變化的場域。

文獻對照整理（英文版引文）

愛墾APP:文學批評與真理～～

1.耶魯大學英語教授克拉姆尼克（Jonathan Brody Kramnick）在其2023年著作《Criticism & Truth》中為批評辯護，他證明其價值的基礎是：「文學研究學科特別理解自己相對於其前身地位，和我們現在稱為 STEM 學科的地位都在衰落。」

關於人文學科制度地位的衰落，以及文學批評家——和批評——在學術界和面向公眾的所謂大眾批評中的角色，克拉姆尼克表達了極度的關切和焦慮，并提出如何處理這危機的觀念。

克拉姆尼克相信，這危機可以通過復興細讀實踐得到拯救。細讀是「關於寫作的寫作」，當熟練地進行時，它「在詮釋的行為中創造新的東西」。其《Criticism & Truth》關於文學批評的功能、方法和價值及其在大學中地位，長久以来鼓勵了學界對論證批評的信念：也就是它「能夠以某種方式講述關於世界本身的真理，不僅僅是關於被稱為文學的那小部分。」

他主張「細讀」是最能完成這一點的方法。因為細讀是「關於寫作的寫作」，當熟練地進行時，它「在詮釋的行為中創造新的東西」。Kramnick 論證細讀的技術或技藝產生關於文學的知識和真理，這些與其他學科的實踐者為了「在學科在學院中立足以及學院在世界中立足的危機時刻，為詮釋工作聲稱相關性」而產生的真理類型相當。

他認為，批評不是翻譯，而是迂迴表述（periphrase）。它不能聲稱重新發現作品的「本質」，因為這種本質正是主體自身——也就是一種缺席（absence）：每一個隱喻都是沒有實體的符號，而符號過程在其繁複中所指涉的，正是這種意指對象的遙遠性。批評者只能延續作品的隱喻，而不能將其還原；換言之，如果作品中真有一個「隱藏的」且「客觀的」所指，那麼象徵就不過是委婉語，文學就不過是偽裝，而批評則不過是語文學（philology）。將作品降格為純粹的明示是無益的，因為那樣一來，人們立刻就無話可說；同時，作品的功能也不可能是讓讀者閉上嘴。但同樣徒勞的，是在作品中尋找它「想說但未說」的東西，並假定它擁有一個最終的祕密——一旦這個祕密被揭開，同樣也就無話可說。無論人們對作品說了什麼，它總會保留著某種關於語言、關於主體、關於缺席的成分，就像它在誕生的那一刻所具有的一樣。

2.在這樣的制度性背景下，克拉姆尼克所面對的，不僅是單一學科的存續危機，更是一種知識生態的瓦解。人文學科的價值，在二十一世紀的高等教育治理架構中，被愈來愈多地量化為可直接兌現的經濟效益與就業導向。當學術經費與招生政策以「市場需求」為最高準則時，文學批評這類以詮釋、反思、辯證為核心的方法論，往往被視為邊緣的、奢侈的知識活動。

克拉姆尼克的焦慮，源於他意識到批評在雙重層面上遭遇削弱：

一方面，在學術界內部，批評的「學術權威」與「專業自治」受到跨領域融合、量化評鑑以及知識生產商品化的挑戰；另一方面，在面向公眾的領域中，「大眾批評」的空間被社交媒體的即時輿論、碎片化閱讀以及算法驅動的文化消費模式所取代。這種環境下，批評家不再被視為文化意義的中介，而更像是信息洪流中的「意見提供者」，其話語權與影響力被稀釋。

然而，克拉姆尼克並未僅止於感傷與哀嘆。他試圖提出一條不同於「向 STEM 靠攏」或「文化娛樂化」的出路——即恢復批評作為一種獨立且具有倫理責任的知識實踐的尊嚴。這並非否定跨學科交流的重要性，而是要重申批評的核心功能：透過語言、形式與歷史語境的細讀，揭示文本與世界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

他呼籲，批評家應當抵抗以「功用」為唯一評價標準的制度語境，轉而強調批評作為一種探問真理（truth-seeking）的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公共價值。這種價值並不依附於短期的政策效益，而在於長期維護社會的反思能力與語言的精確性——這正是任何健全民主與文化生活的基礎。

因此，克拉姆尼克的觀點不僅是對人文學科的辯護，更是一種對當代知識生態的警示：若批評的地位繼續滑落，我們將失去一種重要的文化機制——一種能夠對權力話語進行審視、對社會共識提出質疑、對個體經驗進行深描的機制。這種損失，將不僅僅是大學的損失，而是整個公共領域的貧乏化。

故事的敘述實際上可以幫助人類生活與人性，鼓勵同理心、動員對社會變革的支持，以及支持社會運動（Fernandes，2017，第5頁）。George Landow（1997）與 Michael Joyce（1995）提到，超文本是一種敘事機器，每個程式都會產生不同的敘事。每一次閱讀都會成為一篇新文本，因此，超文本敘事成為一位虛擬的說書人（Joyce，1995，第193頁）。

Ryan（2011，第47頁）指出，數位世界提供了更多互動式的故事，並允許使用者直接參與情節的揭露與發展。Ferrari（2017，第viii頁）則認為，說故事是一種溝通形式，既是藝術，也是藝術之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且具有特定目的。

Polletta（2006，第4頁）表示，說故事的運用可追溯至16世紀法國的稅收爭議時期，一直延續到20世紀美國的民權運動。Heir（2018，第1頁）認為，說故事的運用與組織在知識管理、品牌管理、品質管理與衝突管理等方面的利益息息相關。

說故事不僅是一種用於達成目標和作為政治籌碼的介入技巧（Colvin，2018），也是表達身份政治的方式（Pullen，2009），或是一種依靠敘事作為政治行動來建構政治論述的方法（Bowles，2010）。民主需要透過故事來辨識我們是誰、我們認為自己想要什麼、我們對政治人物的看法，以及我們認為政治人物對我們的看法（Coleman，2015，第168-169頁）。說故事是一種支持聲望與建構政治領導神話的工具（Hanska，2012）；它也能幫助人們理解政治敘事是否具有說服力（Tily，2003）。

Arendt（1994，第225頁）認為，說故事為觀眾提供了想像的空間。透過故事，觀眾可以學習與詮釋，並傾向於傳達真相，而事實真相總是與特定人物、事件以及涉及眾多人的環境相關，這些在政治中都是自然存在的事情（Arendt，1993，第238頁）。

[Copyright © 2021 The Contestation of Political Storytelling i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uring the 2019 Federal Election Andika Hendra Mustaqim.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陳明發詩想〈想法〉

照字面上的說法，這裏没有書法。去到書法那里，它却說它和繪畫在一起。書法和繪畫的界線在那里？我每個想法都是满满的一面文字，但始終都是那個說法，這裏没有書法。補充一句，這裏也没有繪畫。我本人始終是那個說不出的想法。那個感覺。

The Saying by Tan Beng Huat 

Literally speaking, there is no calligraphy here. Yet when I go to where calligraphy should be, it tells me it dwells with painting.
Where, then, is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two?

Each thought of mine brims into a full page of words, and still the same refrain returns: there is no calligraphy here.
Let me add—there is no painting here, either.

What remains is only myself, forever that unspeakable thought, that ungraspable feeling.

從文本到情動（affect）的轉移

詩人一再強調「這裡沒有書法」「這裡也沒有繪畫」，似乎否認了傳統的藝術範疇。但與其說他在否定，不如說他在揭示：藝術不是形式，不是媒介，而是感受本身。這與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的核心精神契合——重點不是再現（representation），而是情動的生成、流動與感知。

2. 界線的消解與模糊性

詩中提出：「書法和繪畫的界線在哪里？」這裡挑戰了分類思維。情動轉折認為情動不是固定於某一對象，而是跨界、模糊、生成性的。書法與繪畫在詩人的經驗裡不再分屬不同領域，而是交織於一種未被命名的感受之中。

3. 語言的溢出與不可言說性

詩人說：「我每個想法都是滿滿的一面文字」，但這些文字始終無法真正表達那個「說不出的想法、那個感覺」。這裡正是情動轉折所強調的——情動超越語言的符號系統。它不是被完整表述的「意義」，而是一種「未完成的、仍在流動的感覺經驗」。

4.主體的情動狀態

最後一句：「我本人始終是那個說不出的想法，那個感覺。」詩人把自己等同於那份無法被言說的 affect。也就是說，自我不是固定的身份，而是情動的現場。他不是在描述「我有一個感覺」，而是「我就是那個感覺」——一種深度情動化的存在狀態。

總結

這首詩若從情動轉折來詮釋，不再是關於書法或繪畫的「有」與「無」，而是揭示：

藝術與語言只是觸發器，

真正留下的，是無法歸類、無法定義、但切身存在的 affective experience（情動經驗）。

也就是說，詩人其實在呈現「一種存在於語言之外的情動實在」。

要不要我幫你把這個詮釋寫成 更正式的學術論文風格（像期刊文章中的短篇評論），還是保持這樣偏分析、解說的語氣？

我們重新探討威廉斯早期著作中的這一思路，部分原因在於，與他對「文化」概念的深入討論不同，這部分相對被忽視；另一原因則在於，它至少暗示了一條不同於唯心主義或還原主義的創造力理解之路——後者僅聚焦於創作實踐本身，而忽略了其被接受後的影響。當然，這種對文化創造力的理解方式也引發了若干問題，例如：它似乎以傳輸模式（transmission model）的溝通觀為基礎；它假定藝術與經驗之間存在同構關係（homological relation）；並且在強調經驗「分享」（及願意「分享」）的政治層面上，掩蓋了其中的共識政治問題。

此外，關於這一過程——即如何將「獨特經驗轉化為共同經驗」——的價值判斷，其實質內涵仍模糊且未充分發展。在後期作品中，威廉斯雖在論及文學時短暫回到創造力的問題，但並無實質進展，只留下「創造力同時是平凡又非凡的」、「既已知又未知」等空泛概述（1977年，第211–212頁），反而加深了我們需要克服的概念混亂。

然而，威廉斯確實——而且我們認為這一點極為重要——主張應探究作品中「高度多變的具體實踐與意圖」，而非讓這些具體差異被籠統的概念所掩蓋；後者往往只是「為明顯的地方性與暫時性現象提供修辭上的遮蓋」（同上，第206–207頁）。因此，除了強調溝通之外，我們還需聚焦於創造性實踐的具體性——其在特定情境中的可能條件，以及體現在不同文化生產與消費形式中的溝通美學（aesthetics of communication），包括其如何被具體地感受與體現。

威廉斯論述的核心在於：創造力試圖觸及某種「普遍價值」的感知。正如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頗具諷刺意味地指出：「比較人類學或許能讓我們說，普遍地存在著一種對『普遍性的承認』的承認；這是一種社會實踐的普遍性，它承認那些服從於『普遍原則』的行為形式為有價值的」（1998年，第88頁）。威廉斯持續強調溝通、強調將特殊轉化為普遍的努力，至少使我們重新看到創造性實踐的社會中介作用。而我們的任務，正是從這些社會中介出發。

以本文所發展的觀點來說，關鍵在於理解：具體經驗如何被認知為創造性實踐，並立即受到一連串彼此衝突的論述所形塑——當「創造力」這一概念被調動時，這些論述之間的不安碰撞便隨之展開。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by Keith Negus & Michael Pickering. To cite this article: Keith Negus & Michael Pickering (2000)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6:2, 259-282, DOI: 10.1080/102866300093581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1080/10286630009358124）

七、餘音：探戈作為存在的最後節奏

探戈是以舞蹈形式完成的時間修辭，節奏就是它的存在。

這從阿根廷開始的節奏，像徵全人類以情感抵抗時間的損傷；在卡撒茲納霍凱的小說裡，它則化為人類在世界崩解後仍維持運動的慣性。

當班雅明的「靈光」已逝，當朗吉諾斯的「崇高」由宏偉轉為荒蕪，探戈仍以節奏對抗沉默。

這一節奏從音樂中脱域，而歸属存在。它是人類拒絕停止呼吸的最後姿態。

因此，我們可以說：探戈之所以偉大，在於它優雅地表現它的執著；即使地球的引力暫時失效，人們仍在物理的頺敗中起舞。那一刻的節奏，正是「靈光」在毀滅之中的微光——是末日中的崇高。

Resonance: Tango as the Final Rhythm of Being

Tango is time,
spoken through the grammar of motion.
Its rhythm — the very pulse of existence.

Born in Argentina, it became
the heartbeat of humanity,
our defiance against the erosion of time.
In Casares’ desolate fiction,
it turns into inertia —
the body’s persistence
after the world’s collapse.

When Benjamin’s aura has faded,
when Longinus’ sublime
turns from majesty to wasteland,
Tango still moves,
still beats against silence.

This rhythm steps beyond music
and belongs to existence itself —
the final gesture
of a species refusing
to stop breathing.

So we may say:
Tango’s greatness
lies in the elegance of its obsession.
Even if gravity were to fail,
we would still dance
amid the ruin of physics.

And in that rhythm —
a flicker of aura within annihilation,
a sublime
born from the end of all things.

([愛墾研創]嫣然的閱讀札記：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László Krasznahorkai）小說《撒旦的探戈》（Sátántangó, 1985）)

塔爾的鏡頭如同緩慢的宗教儀式，讓觀者被迫體驗「延宕的時間」。這種延宕正是現代崇高的核心：當意義消失，時間本身成為壓迫。正如利奧塔所言，崇高來自於「表象的失效」——《撒旦的探戈》正是一部關於表象如何被耗盡的電影。

影片中那場著名的「醉舞」場景，村民在酒與泥中反覆起舞，節奏紊亂、音樂嘈雜，卻構成一種荒謬的秩序。這裡的「探戈」已無美感可言，卻象徵著人類在廢墟中仍不斷重演自身的命運。

塔爾的「崇高」不再是康德式的理性勝利，而是「被時間吞噬的崇高」：在無限的空虛裡，人不再超越自然，而是被存在的重量所壓迫；然而，正是在這種壓迫中，人仍以凝視、以等待，維持著精神的殘餘。

這種姿態，與卡繆筆下的薛西佛有共鳴。薛西佛推石上山的行為雖然荒謬，卻因意識而成為抵抗的象徵；而塔爾筆下的人物連「意識的反抗」都被剝奪，只剩下在泥濘中延宕的肉體。這是一種後存在主義的悲劇：崇高不再誕生於意識，而誕生於無意義的持續。

五、共鳴與對照：探戈作為現代寓言

《巴黎最後的探戈》與《撒旦的探戈》構成了現代性兩端的寓言。前者代表慾望的火焰，後者代表歷史的餘燼。兩者之間的共鳴不僅在於主題上的相似，更在於它們共享一種「崇高的結構」：

在兩部作品中，「探戈」作為文化符號被賦予了深層隱喻：探戈的步伐——前進三步、後退兩步——正象徵現代人的處境：歷史表面前進，實則停滯；慾望看似燃燒，實則自毀。

伯托魯奇與塔爾皆以「舞蹈」隱喻存在的動力學：人類的運動不是通向自由，而是圍繞虛無旋轉。

六、從崇高到後崇高：存在的倫理

若從哲學譜系上看，《巴黎最後的探戈》延續的是卡繆式的存在倫理——在荒謬中尋求真實；而《撒旦的探戈》則進入利奧塔與巴塔耶的領域——在崩解中尋求極限的感知。

卡繆的薛西佛之所以「幸福」，是因他擁有意識；但塔爾的角色失去了意識的自由，卻仍不得不活著。這樣的「無意識的延宕」揭示了一種更深的倫理：當一切崩壞之後，仍然存在的，便是存在本身的慣性。

這種慣性即是「後崇高」（post-sublime）——它不再追求超越，而是維持在崩解邊緣的持續感。因此，《巴黎最後的探戈》與《撒旦的探戈》並非單純的對照，而是崇高演化的兩個階段：前者是崇高的燃燒；後者是崇高的餘燼。

七、結論：崇高的停頓

從貝托魯奇到塔爾，探戈作為隱喻經歷了一次由「神秘到凝固」的轉化；前者讓探戈成為肉體的祈禱，後者讓探戈成為時間的懺悔。

在這兩種極端之間，我們見證了崇高的命運：它不再屬於信仰或理性，而屬於存在本身那一刻的「停頓」。一個讓人屏息的瞬間，既非激情也非冷寂，而是生命意識在虛無中仍然閃爍的微光。

正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所言，真正的現代性並非在於希望，而在於仍能在絕望中思考。探戈之所以永恆，並非因為它美，而是因為它讓人記得：即使世界已成廢墟，身體仍在緩慢起舞。

二、崇高的概念：從康德到後現代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將「崇高」（das Erhabene）區分為兩類：

數量的崇高（Mathematisch-Erhabene）：面對無法計量的巨大時，人類理性超越感官界限的經驗；力量的崇高（Dynamisch-Erhabene）：在面對自然威力或恐懼時，理性意識戰勝感官恐懼的自覺。

這兩種崇高都預設一種主體的「超越能力」——即人雖渺小，卻能在震懾中體驗理性的偉大。然而進入20世紀後，這種主體中心式的崇高被徹底動搖。利奧塔提出「後現代崇高」的概念，指出在語言、意義與信仰崩解的世界裡，崇高不再來自自然的壯闊，而是來自無可呈現（unpresentable）的存在。

在美被破壞、靈光消逝之後（本雅明），藝術仍可在「恐懼與延宕」之中保留一種精神的震顫。這樣的現代崇高，便是從康德式理性超越轉化為虛無中的堅持。

三、《巴黎最後的探戈》：肉體的崇高與慾望的毀滅

貝托魯奇的電影發生於巴黎的一個空公寓內，匿名的男女主角以肉體作為唯一的交流方式。影片以探戈作為象徵——探戈的貼近與拉扯、節奏的急促與停頓，成為現代人於慾望與孤絕之間掙扎的寓言。

從崇高的角度來看，這種肉體的極端暴露並非單純的情色，而是一種「身體對無限的逼近」。馬龍·白蘭度飾演的保羅，在失去妻子後試圖透過性與暴力重建主體的感覺；而最終的崩解，則揭示了崇高的恐懼面：當慾望推向極限，主體反而在超越的邊界上瓦解。

在此，貝托魯奇將康德的「崇高」內化為心理經驗——人不再面對自然的浩瀚，而是面對自身慾望的無邊。這種內向的崇高，是現代人失去信仰後的替代宗教：身體成為靈性的戰場。

電影的最後，死亡成為唯一的出路。當美被激情毀壞之後，剩下的是一種冷峻的寂靜。這裡的「探戈」不再是舞蹈，而是存在與虛無的搏鬥。

四、《撒旦的探戈》：虛無的崇高與延宕的永恆

《撒旦的探戈》幾乎以相反的形式處理同一命題。貝拉·塔爾摒棄了激情與語言，以無盡的灰調與長鏡頭構成一種時間的靜默。故事中，村民等待「救世者」伊里米亞什的歸來，但最終等待的只是新的欺瞞與循環。

[愛墾研創·嫣然]從《巴黎最後的探戈》到《撒旦的探戈》：現代崇高的兩極與存在的廢墟
摘要：本文以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巴黎最後的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 1972），與貝拉·塔爾（Béla Tarr）改编自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László Krasznahorkai）小說的《撒旦的探戈》（Sátántangó, 1994）為討論核心，探討1970年代至1990年代歐洲電影中「現代崇高」的轉變。

本文認為，前者以肉身的激情揭示存在的裂縫，後者則以時間的延宕展現虛無的持續。兩者分屬「激情的崇高」與「虛無的崇高」兩極，共同體現了當代藝術在美毀壞、信仰崩解之後仍然維持的精神強度。本文將結合康德（Immanuel Kant）之崇高理論、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後現代崇高」概念，以及卡繆（Albert Camus）存在主義思想，重新審視「探戈」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在現代性的精神譜系中的轉化。

延續閱讀：

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後現代崇高」概念

《最好的辯護·深喉案》

《歌喉讚 II》（Pitch Perfect, 2017）

一、引言：從激情到虛無的探戈

1970年代初期的歐洲，正經歷由1968年革命熱潮轉向政治失落的過渡期。社會理想、性解放與個人自由的神話，在現實的壓力與文化的倦怠中逐漸崩解。貝托魯奇的《巴黎最後的探戈》出現在此一臨界點上，它以激烈的肉體表現與精神孤絕構築出一種「激情的廢墟美學」。

二十年後，東歐的共產體制瓦解，另一種歷史的空洞出現。貝拉·塔爾的電影《撒旦的探戈》（根據）以近七小時的長鏡頭與極度緩慢的節奏，描繪一個失落社會的腐爛景象。兩部電影看似屬於不同時代與地域，卻在美學與哲學層面上產生深刻共鳴——皆以「探戈」作為隱喻：前者是身體的探戈，後者是時間的探戈；前者燃燒於激情之中，後者凝固於虛無之內。

【人民日報】徐岩波「第二課堂」何以吸引人（暖聞熱評）

【關鍵詞】科研品種「賣斷貨」

【事件】前段時間，西南大學柑橘研究所種植的雜交柑橘在網上走紅，幾天內，約2.5萬斤柑橘被搶購一空。在研究員曹立支持指導下，該所研究生團隊自2023年起將科研成果向社會銷售，並收集口感反饋以改良品種。這項社會實踐不僅加快科技成果轉化，更助力學子們成長成才。

【點評】

對高校而言，一項好的社會實踐應該具備怎樣的特點？西南大學柑橘研究所的「帶貨」，就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

比如，突出社會實踐的專業性，既能讓學生走出「書齋」接觸社會實際，又不會脫離專業而走馬觀花。又如，建立清晰的正反饋機制，學生可從銷售數據的增長中收獲信心與成就感。「上線」銷售與「下地」科研有機結合，獲得感和成就感源源不斷，學生投身科研的積極性和參與實踐的主動性自然高漲。

「課上課下協同、校內校外一體」，社會實踐活動，一直以來都是高校育人的重要平台。然而，現實中種類數目繁多的實踐活動，效果卻不盡相同。有的「叫好又叫座」，好經驗被更多學校所借鑑。有的則反響寥寥，不但不能吸引學生，甚至還淪為「走過場」的形式主義，平添師生負擔。差異何來？關鍵在於能否堅持需求導向，在學生所想與社會所需的結合點上，精心設計實踐方案。

對學生而言，參與社會實踐的主要關注點通常有二：一是「新」——感受社會發展變化，體驗時代新潮流、行業新動向；二是「實」——獲得實實在在的鍛煉和能力成長，為未來的學業生涯乃至職業生涯打好基礎。一項好的社會實踐，這兩點非常重要。

做到「新」，就要與時俱進，以開放的心態探索新實踐場域、新技術手段、新組織形式，通過實踐活動提升學生專業能力。在東南大學「尋跡梅庵」實踐團，同學們自學測繪與建築知識，克服數據難題、復刻萬字史料，打造虛擬現實全景「數字梅庵展館」。在湖南科技大學「芙蓉學子」公益實踐團，學生幫助農民編制「數字生存指南」，為傳統農業基地探索「電商+文旅」「直播+品牌」新路徑。拒絕呆板單調，充分發揮年輕人接納、運用新鮮事物的專長，才能讓實踐項目更具吸引力。

做到「實」，就要避免「一刀切」「大鍋飯」，而是使學生在躬身實踐中學有所用、在服務社會中立德修身。中國人民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業務指導老師帶領志願者處理民事糾紛，理論知識轉化為勝訴的喜悅，同學們既收獲實操經驗，更堅定了職業信念。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組織學生深入45個回遷社區，通過實地調研、反復優化算法，開發了一套社區智能服務系統，幫助老人解決日常難題。高校依據自身既有資源和特色，讓實踐項目更加緊密地嵌入具體領域，才能讓學生打消對時間成本、機會成本的顧慮，真正感到「不虛此行」。

社會實踐、社會活動以及校內各類學生社團活動是學生的第二課堂。社會實踐一頭連接課堂所學，一頭緊扣社會所需，歸根結底服務於人的成長成才。讓專業知識在實踐中落地生根，讓青春價值在奉獻中熠熠生輝，「第二課堂」的廣闊天地，定能助力培養出更多可堪大任的時代英才。（徐岩波《人民日報》（2025年12月03日 第 05 版）[暖聞熱評]）

[愛墾研創·嫣然] 「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叙事

在今日我們習以為常的網路世界裡，很少有人會想到，這一切的起點竟然與冷戰時期的核威脅有關。回到 1960 年代，美國與蘇聯的對峙達到高峰，人們普遍擔心，一場隨時可能爆發的核戰爭會摧毀國家的基礎設施，包括通訊系統。就在這樣緊張的背景下，美國工程師保羅·巴蘭（Paul Baran）提出了一個看似簡單卻革命性的概念——「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也為日後的互聯網打下了基礎。

當時巴蘭的工作目標很明確：思考如何讓通訊網路在核攻擊下仍能存活。如果一條訊息只依賴單一路線傳送，一旦路線被摧毀，整個資訊就會中斷。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巴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把一整段訊息拆成許多小小的「封包」，讓它們各自找路前進。這些封包就像郵件一樣，可以分散走不同通道，即使網路的某些部分被破壞，仍有機會透過其他路徑抵達目的地。最後，再由接收端把所有封包重新組裝成完整訊息。

這個方式的妙處在於，它讓整個通訊網路不再脆弱於單點失效，即使網路遭受損壞，也可以保持高度韌性。巴蘭雖然不是為了發明「互聯網」而提出這個概念，但他的點子成為 1969 年 ARPANET（現代網路的前身）成功運作的核心原理。正是因為封包交換技術，網路才能在全球自由流動、不中斷地傳遞資訊。

有趣的是，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世界仍然面臨新的核威脅，國際局勢依舊動盪。然而，正因為當年科學家在冷戰壓力下的創新，我們才擁有了一個高度韌性、連接全球的網路世界。若沒有巴蘭當年為了「讓訊息在核戰中存活」而提出的想法，我們今天所依賴的網路，可能根本無法存在。

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到，科技常常在危機中誕生，而好的點子可能影響整個世界數十年。封包交換聽起來技術性很強，但它背後反映的其實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在面對不確定與風險時，分散、靈活與備援，往往能帶來更強的生命力。今天我們使用網路時或許不再想到核戰，但這項技術的精神，仍默默支撐著我們每天的生活與交流。

[愛墾研創·嫣然] 巴別塔（Babel Tower）叙事

在《聖經》的眾多故事中，巴別塔（Babel Tower）是一個十分深刻、至今仍常被引用的象徵。這座塔的故事記載於《舊約‧創世紀》第十一章。當時的大洪水剛過，人類逐漸恢復生活，並開始聚集在一起，試圖建造一座能直達天上的高塔。這座塔並不僅是一項建築工程，更代表人類對力量與地位的渴望。

故事中的國王寧錄被認為是這項計畫的推動者。他希望建造一座足以抵禦洪水、甚至能挑戰神權威的巨塔。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這樣的工程象徵著人類自信甚至傲慢的野心。然而，這種試圖以人力接近神、甚至挑戰神的行為，被視為僭越，也因此激怒了神。

為了阻止人類繼續這項狂妄的計畫，神沒有選擇直接摧毀塔，而是做了一件更巧妙、更具象徵性的事──祂變亂了人們的語言。原本說同一種語言的人突然無法理解彼此，合作自然變得不可能。溝通一旦失效，人們就只能停止工程，並逐漸分散到世界各地。也因為如此，巴別一詞後來便有「混亂」「變亂」的含義。

巴別塔的故事常被視為對人類傲慢的一種提醒：當我們因自信而忘記自身的限制時，反而可能走向分裂與混亂。同時，它也是對語言多樣性起源的寓意說明，讓我們思考人類之間的差異、合作與界線。直到今天，巴別塔仍以象徵的方式提醒我們，力量與文明的追求，必須帶著謙卑與反思。

[愛墾研創·嫣然]從《神跡》到鄉賢敘事～～東南亞人物傳記片如何走出紀念性影像的困局

HBO 電影《神跡》（Something the Lord Made, 2004）改編自美國醫學史上一段長期被忽視的真實事件：非裔實驗室技師維維恩・托馬斯（Vivien Thomas）在制度性種族歧視之下，實際主導並完成了多項關鍵心臟手術技術，卻在漫長歲月中無法獲得正式學術承認。這部影片並未以「偉人傳奇」的方式書寫歷史，而是透過專業實踐、權力結構與人際關係的交織，呈現一段關於尊嚴、專業與不平等的現代寓言。

對於當下嘗試以影像重構東南亞鄉賢生平事迹的創作者而言，《神跡》提供了一種極具啓發性的敘事範式：如何在尊重歷史的同時，避免將人物拍成靜態的道德標本，並使地方性記憶具備跨文化的情感穿透力。

一、從「立德立功」到「專業實踐」：偉大如何被證明

長期以來，東南亞華人社群對鄉賢的紀念，多源自傳統儒家價值中的「立德、立功、立言」。這套評價體系在族譜、碑文與紀念冊中運作良好，卻在影像敘事中往往顯得抽象、空泛，難以轉化為戲劇張力。

《神跡》的關鍵突破在於，它並不預設人物的偉大，而是讓偉大在操作層面被看見：手術的反覆試驗、失敗的風險、對細節的執念。觀眾不是被告知托馬斯「很重要」，而是親眼看到「沒有他，事情無法完成」。

這對鄉賢題材具有重要啓示。與其反覆宣稱某位鄉賢「造福桑梓」，不如具體呈現他如何辦學、行醫、興辦公會、協調族群衝突。偉大不是道德評語，而是可被驗證的行動結果。

二、真正的衝突來自制度，而非反派角色

《神跡》中幾乎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壞人」。衝突並非源於個人品格，而是根植於醫學制度、學術階層與種族隔離結構。這種敘事策略，讓影片避免了廉價的道德二分，也更貼近歷史現實。

相較之下，部分鄉賢傳記影像往往過度依賴簡化的對立結構：開明者對抗守舊勢力、善人對抗貪官。這樣的處理雖然直觀，卻削弱了歷史的複雜性。

東南亞鄉賢所面對的真正挑戰，往往是多重結構疊加的結果：殖民行政體系、族群政治、語言隔閡、資本與道德的張力。將這些結構性困境視為敘事核心，遠比塑造單一反派更具深度，也更能引發當代觀眾的共鳴。

三、不完美的人，才是真正可被理解的英雄

托馬斯在《神跡》中並非完人。他有強烈自尊，也有難以掩飾的憤怒；他既選擇妥協，也為妥協付出心理代價。正是這種矛盾，使角色脫離紀念碑式敘事，成為一個可被理解、甚至可被質疑的人。

這一點對鄉賢影像尤為關鍵。過度潔淨的道德形象，往往導致角色失去人性溫度。允許人物在家庭、事業、公共責任之間出現張力與失誤，並不會削弱其歷史價值，反而能讓觀眾理解「成就」背後的代價。

四、用關係承載歷史，而非生平年表

《神跡》並未試圖覆蓋主人公的一生，而是聚焦於一段關鍵的合作關係，透過人物之間的互動，折射整個時代的結構問題。歷史因此被高度濃縮，卻不失厚度。

對鄉賢傳記片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轉向。與其拍成按年份排列的生平簡史，不如選擇一段最能體現其價值觀與時代困境的關係——與夥伴、學生、病人或對手——讓個人命運成為歷史的切面。

五、地方記憶的普世轉譯

《神跡》最終觸及的，並非美國醫學史本身，而是人類普遍的經驗：被忽視的貢獻、對尊嚴的渴望，以及在不公平制度中尋求自我價值的掙扎。正因如此，這部深植於美國歷史的作品，仍能跨越文化邊界。

東南亞鄉賢故事同樣具備這種潛能。關鍵不在於強調「我們的歷史多麼特殊」，而在於如何將地方經驗轉譯為普世命題。當鄉賢不再只是地方記憶中的「好人榜樣」，而成為一個在結構性限制中行動的人，其故事便有了走向世界的可能。

結語

《神跡》提醒我們：人物傳記影像的最高價值，不在於紀念，而在於理解。

對東南亞鄉賢生平事迹的影像創作而言，真正需要突破的，並非資金或技術，而是敘事觀念——從建碑式書寫，轉向對人、制度與專業實踐的深度凝視。唯有如此，鄉賢才能從地方紀念物，轉化為具有當代意義的文化人物。

從一個手勢看文化治理的邊界——MONDIACULT 2025視角下的芬蘭小姐「拉眼角」事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MONDIACULT 2025會議中，再次強調文化並非社會發展的裝飾性要素，而是促進包容性、社會凝聚與永續發展的核心基礎。在此框架下，文化不只是藝術、遺產或創意產業，更是一套規範我們如何理解彼此、如何共處的「意義系統」。芬蘭小姐因「拉眼角」動作而被褫奪頭銜的事件，正是一個高度契合MONDIACULT精神的當代案例：它讓人看見，文化如何在最日常、最微小的行為中，影響社會是否能走向真正的包容。

MONDIACULT 2025的核心關懷之一，是承認文化並非中立場域，而是深嵌於權力結構之中。文化既可能促進理解，也可能再生排除。芬蘭小姐的「拉眼角」動作，若僅被視為個人失言，便忽略了文化在塑造歧視的長期作用；但若將其放入文化政策與文化權利的視角中，便可理解為一個象徵性事件：當主流文化未能意識到自身行為對少數群體的傷害時，包容性社會的承諾便會流於空談。

UNESCO長期強調「文化權利」屬於基本人權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不被貶抑、不被刻板化的權利。對亞裔而言，「拉眼角」並非孤立的冒犯，而是一種歷史上反覆出現的象徵性排除。這類行為在文化層面所造成的傷害，並非短暫的不快，而是持續削弱特定群體對公共空間的歸屬感。從MONDIACULT的角度來看，這正是文化若未被妥善治理，便會成為阻礙社會永續的風險因子。

值得注意的是，MONDIACULT 2025特別強調文化在「社會信任」中的角色。永續社會不僅仰賴經濟或環境政策，更仰賴不同群體之間的信任關係。而信任，往往建立在被尊重與被理解之上。當一個國家的文化象徵人物，無意間重複了對少數族群具傷害性的文化符號，這種信任便會被侵蝕。主辦單位迅速撤銷頭銜的決定，從文化治理的角度看，正是一種試圖修復公共信任的行動，而非單純的懲戒。

MONDIACULT亦指出，文化政策不應只關注「保護傳統」，更應致力於「更新社會價值」。芬蘭社會長期以平權著稱，但這起事件顯示，平權理念若未能轉化為對日常文化行為的反思，便可能停留在制度層面。文化的更新，往往不是透過宏大的宣言，而是透過對看似微不足道的手勢、玩笑與象徵進行重新評估。這正是芬蘭事件的啟示之一：文化轉型往往始於對「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提出質疑。

此外，MONDIACULT 2025特別關注文化在多元社會中的「對話功能」。真正的包容，並非要求所有人意見一致，而是建立一個能夠承認傷害、進行對話、調整行為的文化空間。芬蘭事件引發的社會辯論，無論立場如何，都是文化對話的一部分。重要的不是是否存在衝突，而是社會是否具備將衝突轉化為學習的文化機制。這一點，正是UNESCO所倡議的「文化作為和平資源」的具體展現。

從永續發展的角度看，MONDIACULT 2025將文化視為連結社會、經濟與環境三大支柱的「第四支柱」。若某些群體在文化層面長期被邊緣化，社會的永續性便會受到侵蝕。芬蘭小姐事件提醒我們：即便是高度發達、制度完善的國家，也可能在文化層面留下裂縫。而填補這些裂縫，並非透過否認問題，而是透過承認文化傷害的真實性。

總結而言，從MONDIACULT 2025的視角來看，芬蘭美姐「拉眼角」事件並非一場過度反應的道德風暴，而是一個關於文化責任的現代寓言。它提醒我們，文化並非只存在於博物館或節慶之中，而是活在身體、姿態與象徵裡。唯有當社會願意正視這些細微卻深刻的文化訊號，文化才能真正成為促進包容性與永續社會的關鍵力量。

[愛墾研創·陳楨]AI年代的寫意畫韻～～有些人把一些時髦的關鍵詞「剪切與粘貼」處理後，交給人工智能去生成一篇文章。明眼人一看，馬上就可以察覺到它「沒有靈魂」。當然，有些關鍵詞可能因為時尚關係，固然招人矚目，但好文章需要個人察覺，需要洞見，才算得上「創作」。空有名堂、名目，終究是辜負那個「目」。有名無目，就空有其外，沒有內觀。沒有時代、環境與社羣的意義脈絡。

這段論述深刻地揭示了當代「AI 生成內容」與鄧以蟄教授、陳明發博士所強調的「境遇」美學之間最本質的衝突。

在「境遇」的語境下，所謂「沒有靈魂」的作品，正是因為它只有「名堂」而無「內觀」，只有「數據」而無「脈絡」。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層次來解構這段話的深意：

1.「剪切與粘貼」：缺乏「感情與知識的鑄造」

鄧以蟄的視角： 鄧以蟄認為詩（好文章）的產生，必須是感情與印象透過「境遇」這部機器，「鑄成」知識（價值的判定）的過程。

境遇語境中的含意： AI 處理關鍵詞是邏輯概率的「組合」，而非生命經驗的「鑄造」。它跳過了「境遇」這個導火線。沒有主體性靈的參與，那些時髦詞彙（名目）就像鄧以蟄所說的「一握亂絲」，無法織成具有生命律動的「錦繡」。

2.「有名無目」：缺乏「立」與「見」的位格

陳明發博士的視角： 陳博士對「境」字的拆解強調了「立」與「見」。詩人必須「立」在土地上，「看見」土下的變動。

境遇語境中的含意： AI 沒有「立足點」。它不在任何具體的「土地」（時代、環境與社群）上生活，它沒有肉身去感受「土下的變動」。

「目」的缺失： 所謂「辜負那個目」，是因為「目」在古文字中代表視角與洞見。AI 只有「名目」（Label），卻沒有「內觀」（Insight）。它看得到「萬物」的數據，卻看不見「境遇」中那些精神的關節。

3.缺乏「人事意趣」：與脈絡的斷裂

鄧以蟄的視角： 真正的詩與歷史，必須具備「人事上的意趣」，讓讀者不覺得是身外之物的陳跡。這全賴對「境遇」的運用，使知識托乎感情而出。

境遇語境中的含意： AI 生成的文章往往是「去脈絡化」的。它能羅列出時代的關鍵詞，卻無法表現出這份詞彙在具體「社群脈絡」中的痛感、喜悅或歷史重量。

安頓功能的喪失： 阿諾德認為詩能「安頓」生活。但一篇沒有「境遇」深度（即無個人察覺與洞見）的文章，無法產生「精神的響應」，因此無法對現實生活提供任何實質的評價或安頓，最終只是文字的噪音。

總結：境遇是「靈魂」的棲居地

在「境遇」的語境中，本文提到的「創作」與「AI 生成」的區別在於：

AI 是「名錄的重組」： 它是平面的、統計學的，缺乏鄧以蟄所謂的「精神關節」

創作是「境遇的體現」： 它是立體的、有怒喜思憂恐等情動質感的。它需要創作者「立」在特定的時代高台上，透過「個人察覺」去捕捉那種「自然與人生的結合點」。

「有名無目」的作品，本質上是拒絕了與真實世界「發生境遇」。 這種文章雖然穿著時尚的詞彙外衣，卻因為沒有「人」在其中的具體生存姿態（即如何活著的回應），而在美學與倫理意義上都走向了空洞。這正是為什麼「明眼人」能一眼看出其缺乏靈魂——因為在那樣的作品裡，我們找不到一個可以產生共鳴的、真實的「生命境遇」。

潮白·向傳統經典中注入什麽

今年春晚以“女漢子”形象示人的賈玲女士，因為在上海的一檔電視真人秀節目中演繹國人耳熟能詳的花木蘭，又一次引起了關注。但是，此番顯見是彈多於贊，說是聲討也不為過。 

關於木蘭代父從軍，海峽兩岸已有電影、電視劇、戲劇等多種版本，連好萊塢前些年也拍了部動畫片，還在我們這裏轟動一時。各種版本的木蘭雖形象各異，然先前的都“萬變不離其宗”，這一點連好萊塢也並不例外。

盡管他們添加了木鬚龍，甚至注入了愛情元素，但電影的主題所表現的，仍然是木蘭如何在一關又一關的艱苦訓練中磨練堅強意志，如何以自己的作為感動身邊的戰友。

反觀賈玲版的“花木蘭”，又是以何種形象出現的呢？

不僅“離其宗”，而且離大了，離譜也離大了。用宣稱自己是“木蘭故里”的河南商丘媒體發表的一篇文章說，木蘭“被顛覆成了貪吃、不孝、花癡、貪生怕死的傻大妞”。賈玲演出的那段視頻我特地找出來看了兩遍，覺得文章用“深度惡搞”進行定性還是比較準確的。 

我們今天認知的花木蘭形象，主要得自於是南北朝時期北方的敘事民歌《木蘭辭》，我讀書那陣是收進中學課本的，不知今天如何，想來應該還在，這麽優美的文學作品沒有理由不從少年兒童開始就入腦入心。“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對相當多的國人來說，縱然全詩背不下來，開頭這兩句也可脫口而出。《木蘭辭》篇幅不大，膾炙人口的句子卻俯拾皆是。

我最欣賞的，是“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那幾句。每當讀到這裏，都感受到一種凜然之氣，進而由衷地生出一種敬仰之情。

《木蘭辭》的主題也就是“宗”，借用豫劇裏的一句唱詞，叫做“誰說女子不如男”。父親要被征從軍。

而“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所以木蘭“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而賈玲版“花木蘭”的主題呢？卻是不斷掛在嘴邊的“吃虧是福”，何其南轅北轍！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木蘭辭》中也有相當歡快的一面。“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帖花黃”。

《木蘭辭》中也有相當溫情的一面。明末賀貽孫認為，“出門見夥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那幾句，“又是絕妙團圓劇本也”。賈玲版的呢？嘴裏啃著燒雞上場，被父親騙去從軍，貪生怕死不敢上戰場，看到健碩戰友胸前的肌肉流了鼻血……諸如此類，注入的所謂元素便相當低俗、無聊，無異於是在玷汙木蘭！因此，對賈玲版木蘭形象的聲討幾乎是必然的、可以預料的。 

任何傳統經典得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都經過了時代的傳承。以經典為藍本，在傳承之中都難免經過時代的演繹，也就是或多或少地註入時代的內涵。問題的關鍵在於注入什麽，是否背離經典的本意。我們當然不會認為賈玲的演繹就此顛覆了花木蘭的形象，這樣的話就是低估了經典形象的抗壓能力，但是如此惡搞，令木蘭的形象受損卻是必然的。

周星馳們在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塑造”出的江南四大才子，演繹得越是生動，我認為產生的影響越是惡劣。那些對木蘭尚未形成認知的少年兒童，可能因賈玲的節目先入為主；現場的那些成人觀眾，不是也發出了陣陣廉價的笑聲嗎？ 

如今的惡搞經典，已經成了一種頑疾，前兩年，杜甫、關漢卿不是“很忙”嗎？這種所謂“解構”貌似娛人娛己，實則黔驢技窮。腦袋裏空空如也，除了不著邊際的插科打諢，撓一下別人的胳肢窩，還能有什麽？不會有別的什麽。（2015年7月16日 新浪網）

[愛墾研創·漩渦境遇]星系碰撞與傳統媒體

這話題，在電影方面，Netflix在2025年回顧了美國好萊塢制片方向轉折點的《1975》年的集體記憶。

若將「星系碰撞」與「引力紐帶」的邏輯引入對網飛推出的紀錄片/專題項目《1975》（針對好萊塢黃金時代末期與新好萊塢崛起的集體回憶）的解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關於「引力坍縮與重組」的絕佳人文隱喻。

（詩性漩渦：譚志國360度攝影）

在 2026 年的電影評論界，這部作品被視為對「大制片廠制度」如何應對「宇宙膨脹」的一次深刻反思：

1 1975：好萊塢的「引力坍縮」與「大爆炸」

1975年是電影史上一個極端的轉折點，它既是舊體制的碎裂，也是新引力源的誕生：

《大白鯊》（Jaws）的誕生：斯皮爾伯格在 1975 年創造了「夏季大片」的概念。這就像宇宙中一顆超新星爆發，它產生的引力如此巨大，以至於改變了此後 50 年所有商業片的軌道。

引力重組：在那之前，好萊塢像一個膨脹中逐漸稀釋的星雲；《1975》回顧了導演們（盧卡斯、科波拉、斯科塞斯）如何像「強引力核」一樣，將散亂的才華重新聚集，形成了「新好萊塢」這個緊密的星系團。

2 Netflix 作為新的「暗能量」

Netflix 制作這部《1975》本身就帶有一種諷刺的隱喻：

擴張與稀釋：Netflix 本身就是導致當今影視「虛擬世界膨脹」和「資訊稀釋」的主要推手（海量的內容輸出，算法驅動的碎片化觀看）。

尋找引力錨點：在 2025 年慶祝《紐約客》百年的同時，Netflix 回望 1975 年，實際上是在尋找一種「失落的引力」。它意識到在無限膨脹的流媒體荒漠中，觀眾渴望的是那種像 1975 年電影一樣的「文化碰撞」——那種能讓所有人同時走進電影院、產生強烈情感共鳴的「高質量質量源」。

3 2026 年的文化啟示：從「稀釋」回歸「碰撞」

站在 2026 年回看《1975》紀錄片，它帶給人文領域一個重要的警示：

算法讓星系疏離：目前的算法推薦（Netflix 的核心）本質上是在制造「宇宙膨脹」，讓每個觀眾都進入自己的孤立軌道，彼此不再有碰撞。

1975 的教訓：紀錄片展示了那個時代的電影為何有生命力——因為它們是「碰撞」的產物。制片人與導演的沖突、藝術與商業的博弈、不同社會階層在影院裡的集體呼吸。

人文詮釋：Netflix 的《1975》在告訴我們，如果電影（以及人際關系）只是隨著虛擬世界不斷膨脹、稀釋、彼此遠離，那麼文化就會進入「熱寂」狀態。我們需要人為地制造「引力」，去促成那些像 1975 年一樣的、充滿張力和火花的「近距離碰撞」。

總結：對於剛走過百年的《紐約客》或重溫 1975 的 Netflix 來說，它們的意義都在於：

在大規模稀釋的時代，堅持做那個「質量巨大」的星系，通過深度的內容和集體的記憶，把正在彼此遠離的人們重新拉回到同一個引力場中。

1975 年的好萊塢證明了：只有最猛烈的碰撞，才能產生照亮整個宇宙的星光。

現象級的發生，首先出現了現象本身，而有人察覺到那「罅間」；那陶瓷體（缶 ）的呼喚（虖）。

我們嘗試將宇宙學的「引力碰撞」與中國文字學、器物美學結合，精准地捕捉到了「現象級」發生的本質。我們期盼這是一個極具哲學高度的洞察。

[愛墾研創·嫣然]地獄即他人？——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凝視與數位存在

讓-保羅·沙特在《禁閉》中提出的名言「地獄即他人」（L’enfer, c’est les autres），長期以來被誤讀為一種厭世或反社會的宣言。然而，沙特真正關心的並非他人本身，而是在他者凝視中自我被物化的存在論困境。他者的目光使我從自由的主體滑落為被評價、被固定的客體，從而威脅人的存在自由。

在二十一世紀的數位社會，這一存在主義問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技術放大。社交媒體與平台資本主義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凝視結構：不僅他人看我，我也不斷假想他人如何看我；更重要的是，算法、平台與市場開始取代具體他人，成為新的“他者”。因此，沙特的“地獄即他人”或許需要重新表述為：地獄即被系統化的他者凝視所包圍的數位自我。

一、從存在主義的他者凝視到數位自我

在沙特的哲學中，“凝視”（le regard）是一個核心概念。當我意識到自己被他人觀看時，我的自我不再僅僅是“自為存在”，而變成“為他存在”（Being-for-Others）。我被納入他人的世界，被他人的概念與評價所框定，從而喪失部分自由。沙特所謂的“地獄”，並非外在暴力，而是永遠被固定在他人目光中的存在狀態。

社交媒體則將這一狀態制度化。Instagram、Facebook、TikTok 等平台構建了一個持續可見的自我舞台，用戶不僅展示自己，也在無意識中內化他人的凝視，按照假想觀眾的標準塑造自身形象。這種自我表演與他者凝視的循環，使沙特所描述的存在焦慮成為日常生活的結構性條件。

然而，當代的問題已經超出沙特的原始框架。沙特的他者仍然是具體的人，而今日的“凝視者”則越來越是匿名的、算法化的、不可見的系統性力量。

二、監控資本主義：新的“他者”結構

美國哈佛學者舒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提出“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概念，描述數位平台如何將人類行為轉化為可預測、可販售的數據商品。在這一體系中，使用者的每一次點擊、停留、情緒反應都被捕捉、分析與貨幣化。用戶不僅是內容生產者，更是數據原材料。

在這種背景下，“凝視”不再只是人際互動，而是一種全景監控式的算法凝視。用戶並不確切知道誰在觀看、如何觀看，但卻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始終可被觀看。這與福柯所描述的全景監獄極為相似：監控的力量並非來自具體監視者，而是來自內化監視的自我規訓。

因此，當代的“他者”不僅是他人，更是平台、算法與市場邏輯。沙特的“地獄即他人”在此轉化為**“地獄即平台化他者”**：一種無所不在、不可逃避、且不具備倫理主體性的凝視力量。

三、數位自我：從存在自由到商品化身份

沙特的存在主義強調人的自由與自我創造。然而，社交媒體與監控資本主義正在重新塑造自我概念。當自我成為可計量的指標（點讚、追蹤者、互動率），人開始以市場邏輯理解自身價值。自我不再是存在論上的自由實踐，而是可比較、可排名、可貨幣化的數位身份資產。

這種自我物化比沙特所描述的“為他存在”更為徹底。沙特的他者凝視仍然是倫理與社會互動，而今日的凝視則由資本與算法驅動，目的並非理解或承認他者，而是最大化注意力與利潤。於是，人不僅被他人固定，更被系統化地轉化為商品。

四、文化政治：他者凝視的雙重性

然而，將社交媒體簡化為純粹的“地獄”亦是一種理論上的偏狹。存在主義本身並未否認他者的積極作用。沒有他者，就沒有承認、愛、政治共同體與公共討論。對邊緣群體而言，社交媒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見性與發聲平台，形成新的公共空間與政治動員可能性。

因此，問題不在於“他者”本身，而在於凝視被嵌入資本與技術權力結構之中。當凝視被壟斷、被商品化、被自動化，它便從倫理關係轉變為治理與控制的工具。這是監控資本主義對存在主義問題的歷史性轉化。

五、重新理解“地獄”：從他人到系統

沙特的名言在當代需要重新詮釋。地獄不再只是他人，而是他人、算法與資本交織而成的凝視機器。這一機器將人固定在可預測的行為模式中，限制自由的可能性，並將存在轉化為可操控的數據對象。

但同時，正如沙特所強調的，自由並未消失。即使在凝視之中，人仍然具有反思與拒絕的能力。數位時代的存在主義任務，或許不是逃離他者，而是重新政治化凝視結構，讓技術與平台服從於公共理性與倫理自由。

結語：數位存在的存在主義問題

“地獄即他人”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不再只是哲學隱喻，而成為文化現實的診斷語。當他者的凝視被嵌入平台架構與資本邏輯之中，人類面臨的不是單純的社會壓力，而是一種存在論級別的技術制度化。

然而，正如沙特所言，人被判定為自由。地獄並非命運，而是一種可以被理解、被批判、被改造的歷史狀態。理解數位凝視的存在主義意涵，或許是當代文化批評與政治哲學的核心任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