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詩言·數智技術賦能新文科教育創新

新文科建設是中國「四新」建設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文科教育改革的一項政策性行動，旨在將文科教育打造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重要一環，致力於培育不同層次與類型的新型文科人才，推動中國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數智技術的迅猛發展，為突破傳統學科專業的界限，促進跨界融合，實現新文科建設的目標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路徑。

新文科建設注重學科交叉和綜合能力培養，提倡跨學科學習和多元思維發展，強調師生雙向的創新意識和數字勝任力的培養，從而為社會提供複合型創新人才。

但當前，從建設成效看，學科交叉仍多以單純的知識疊加為主，未能發揮各學科之間的互補優勢，交叉融合深度有待提升；從教學模式看，部分文科教師的數智技術能力偏弱，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對應用場景設計進行創新；從課堂管理看，專業教師強調單方面的理論輸出，與學生缺乏溝通與聯系，對提高學生參與學習的積極性效果不佳；從數字勝任力看，新文科專業教師在數智技術與專業理論的結合過程中，未能體現課程的特色，個人授課風格不突出。

數智技術為新文科教育創新注入了強大的動力，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以學科融通為定位進行教學理念創新。打破傳統學科的界限，以問題為導向組建跨學科項目課程團隊，打造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的創新網絡，以數智技術構建不同學科知識相互滲透的認知工具，打破傳統文科知識結構的局限，綜合運用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技能來解決現實世界中的復雜問題。

以場景體驗為核心進行教學模式創新。借助數智技術豐富跨學科教學案例的設計，通過情景教學、游戲教學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由項目式創新網絡對目標教育場景進行創意建模，通過趣味性場景設計，增強學生的臨場感和沉浸感，激發其學習興趣。借助數智技術打破局部樣本的信息局限，以創新性的場景應用呈現更為全面的信息資源，增強學生對理論的理解與應用。

以精准指導為標准進行課堂管理創新。借助數智技術開展場景體驗教學，通過資源共享，教師在線監測學生的學習動態，便於及時發現真實課堂與虛擬課堂之間存在的差距，改進和調整教學計劃。學生在線與教師互動，教師作為課堂教學的引導者，要對學生的反饋進行歸納整理，挖掘並分析反饋數據背後的價值、存在的規律，為學生提供精准指導。

以數字勝任力為目標進行人才培養創新。鼓勵跨學科項目課程團隊進行交流，分享教學經驗，結合教師特長，幫助團隊成員形成個性化授課風格，打造優勢互補的教學團隊，提升團隊整體的數智技術應用能力。鼓勵跨學科項目課程團隊將數智技術與學科理論深度融合，並應用於教學實踐，加強課程特色化建設，構建創新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課程體系，建立數字勝任力培育案例庫，為數字中國建設培養複合型人才。

（2024/03/15 交匯點新聞；作者彭詩言;單位：宿遷學院）

爱垦網评注·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想象力

在中国美学史上，最早对想象力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庄子》和《文心雕龙》这两部经典。

《庄子》作为道家经典之一，注重“逍遥游”与“齐物论”中的自由想象。庄子推崇“心斋”和“坐忘”，倡导通过摆脱世俗束缚进入“无待”的境界，从而达到想象的极致自由。庄子主张打破人与万物的界限，想象力被视为通达天道、实现个体自由的重要途径。他以丰富的比喻、寓言展现了这种“无待”的超越性想象力。

《文心雕龙》作者是南北朝的刘勰，他系统阐述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学创作、艺术想象等问题。在其中的《神思》篇，刘勰提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将文学创作中的想象力描述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思维活动。这种“神思”是文人的精神活动，通过想象力实现心灵的创造与升华。刘勰强调文思的飞跃与灵动，展现了想象力在文学创作中的核心地位。

这两部经典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想象力：庄子注重哲学上的自由境界与无为状态，而刘勰则侧重文学创作中的创造性思维。这些思想共同为中国美学中关于想象力的探讨奠定了基础。

现代对刘勰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一理论做出最有力研究与诠释的学者之一是王元化。作为中国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他深入研究了《文心雕龙》的思想，对其中“神思”篇的阐释尤为突出。

在他的作品《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王元化对“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诗学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刘勰所提到的这种想象力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活动，贯穿古今、超越现实，体现了创作者对时空的独特体验和把握。王元化还指出，这种“神思”不仅是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与思想的流动，更是个体在面对世界时的思维活动与创造力的延伸。

王元化强调，刘勰的“神思”理论揭示了中国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审美机制，也反映了古代文论中对想象力、思维活动和创作心灵的深刻理解。他的研究为当代理解刘勰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现实意义，使这一经典理论得以在现代文艺理论中获得新的诠释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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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垦網评注·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创造力研究

对于面对机械人智慧的冲击，愛墾網多年来所发表與讨论过的複合策略（如意念科学、心灵素质学、第五项修炼、宇宙诗学、想象力等）。若当真在经过深思后接受中国美学史上，最早对想象力议题提出理论的《庄子》和《文心雕龙》这两部经典的研究心得，文创界可能得到什么啓示？

要回答爱垦网垦友这问题，还是先来了解有关学者吧。先谈《文心雕龙》。
王元化是其中一位研究《文心雕龙》有成的现代中国学者。他采用了一些西方现代的研究方法，把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诠释和阐发得更深入。他采用的几种西方现代研究方法包括：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王元化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中，广泛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他强调文论不仅是独立的审美现象，还与社会、经济、历史条件密切相关。通过这种视角，他揭示了《文心雕龙》作为古典文论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试图说明刘勰的文论思想如何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阶级结构和政治环境相关。

此外，王元化也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探讨文学与意识形态的互动，认为文学批评不仅反映美学追求，还传递社会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他通过这种方法揭示了刘勰文论中的伦理性、社会性与历史发展的互动关系。

结构主义方法

王元化也借用了西方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文心雕龙》的文本结构进行细致分析。他注重刘勰作品中的层次、逻辑框架和形式安排，尤其是刘勰如何通过比喻、类比等修辞手法构建文学理论体系。这种方法帮助他剖析了刘勰在讨论文学创作和批评时所采用的系统性思维模式，以及文本的内部逻辑结构。

在某种程度上，王元化还受到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认为《文心雕龙》中的某些概念、如“神思”等，可以视为一种符号系统，通过符号化的表述来展示文学创作的精神性、文化性和历史性。

中西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王元化在研究中国古典文论时，善于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进行比较。他在分析刘勰的诗学思想时，常常引用西方文论家（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中西文论在关于想象力、文体、风格等方面的共通性和差异性。通过这种比较，他试图让《文心雕龙》获得更广阔的文化语境，并展示它在全球文学理论中的独特贡献。

王元化同时借鉴了康德的审美理论、黑格尔的艺术哲学等西方美学思想，将这些理论与刘勰的美学思想进行对话。例如，他曾将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与刘勰的文学观念相结合，试图证明《文心雕龙》中的某些思想具有类似的美学价值观念。

现象学和解释学方法

在诠释刘勰的“神思”理论时，王元化部分引入了现象学的视角，特别是对文学创作中主观精神体验的关注。他探讨了文学创作中作家的精神活动与想象力，强调文学批评不仅仅是对作品客观形式的分析，还是对创作过程中文学体验的主观感知。通过现象学的视角，王元化得以更加深入地阐释刘勰对“神思”的理解。
- **解释学的运用**：王元化也采用了解释学的方法，强调文学文本的多义性和诠释的动态性。他认为《文心雕龙》作为古典文本，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会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通过解释学的视角，他鼓励对刘勰文论的多重诠释，并揭示了文论思想的历时性发展。

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的启示

王元化关注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心理状态，结合西方心理学的某些理论（如精神分析学中的潜意识概念）来探讨刘勰所说的“神思”。他认为，刘勰提到的文学想象力，不仅是理性的思维活动，还包含了潜意识的力量，即在创作过程中，作家有时会受到无法解释的情感、记忆或象征性意象的影响，产生某种神秘的创作灵感。这种观点与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有一定的共鸣。

爱垦網评注·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道家诗学与“荒野”思维

王元化和林顺夫在研究《文心雕龙》时，都对道家思想及其对诗学的影响有所涉及，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和诠释方式不同，但都认识到了道家哲学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论中的重要性。

王元化对道家诗学观的探讨

道家思想与文学创作的自由：王元化在分析《文心雕龙》的过程中，特别强调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他认为刘勰在探讨文学创作时，受到道家追求自然、自由、无为精神的启发，不受外界束缚，尤其在“神思”的自发灵感理论中，这种道家影响尤为显著。

超越时空的道家观念：王元化认为刘勰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体现了一种道家哲学中对时间和空间的超越感。这种想象力的自由可以视作道家“道”的流动性与无拘无束的表达，进入“无”的境界有内在的哲学联系。

“无为”与文学创作的自发性：王元化强调，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理念与文学创作中的自发性是相通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展现的创作观念中，作家不应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应通过内心的自由来达到一种自然而然的艺术效果，这与道家的自然观念密切相关。

林顺夫对道家诗学观的探讨

道家对刘勰美学思想的影响：林顺夫也注意到道家思想对刘勰诗学观的深远影响，尤其是在“神思”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上。刘勰提到的“神思”不仅是创作者的思想活动，更是与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相通。将创作灵感与自然现象结合，强调文学创作应该如同道家所描述的“道”，是一种无形的、流动的、无为而为的过程。

中西比较中的道家视角：林顺夫作为跨文化研究者，特别强调将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他多次提及道家诗学思想的独特性，尤其是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中的想象力观念相对比。而刘勰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与道家的超越时空的想象力观念是紧密相连的，而这一观念在西方文学理论中难以找到直接的对应，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特殊性。

道家的“无”与文学创造的空灵性：林顺夫还探讨了道家“无”的观念如何影响了中国文学中的“空灵”美学。刘勰对“神思”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道家对“无”与 “虚”的哲学理解，主张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保留一定的空白与开放性，这与道家思想中的“无”相契合。作家的创作灵感并非来自刻意的控制，而是来自内心的自然流动，这与道家“无为”的美学观念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林顺夫和王元化从道家诗观出发，虽然并未直接论及《文心雕龙》与「荒野」思想或生态诗性的议题，但他们的思想与这些主题可以建立关联。例如，《文心雕龙》中的“神思”与“气韵”概念，尤其是“象外之象”的思想，和生态诗学中的整体自然观念可以相互呼应。

林顺夫关注中国古典文论中的生命美学、道家思想与文学表现的关系。他特别强调诗歌中的自然意象与道家“无为”思想的契合。通过这种哲学框架，可以推导出一种潜在的生态意识：人类应顺应自然、与天地共生。而这种理念与现代生态诗学有一定的契合，对道家哲学的探讨为这一方向提供了可能的理论基础。

王元化则更侧重于从道家哲学中探讨“言意之辩”、“虚静”、“自然”等美学思想。他对道家与文学的关系尤其关注“天道”与“人道”的平衡。在《文心雕龙》方面，王元化没有专门讨论“荒野”或生态诗性，但通过分析《文心雕龙》中的“气韵”与“自然”观念，可以挖掘出道家思想在文论中的反映，这种自然观与现代生态思想有相通之处。

爱垦網评注·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感性配享与情感体验具身性

用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感性配享”（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概念来分析文学作品时，讨论“情感体验的具身性”（embodiment of emotional experience）可以关注以下几个题目：

感性秩序与情感的可见性/可感知性：洪席耶的“感性配享”强调在社会和艺术领域中，什么被认为是可见的、可听的或可感知的。这可以引导我们探讨在文学作品中，情感体验是如何通过语言、叙事或象征性意象被“分配”给读者或角色的。哪些情感被凸显为可见的，哪些被忽略或压制？

具身性如何改变感性经验的边界：情感体验的具身性涉及身体如何感知和表达情感。文学作品中，角色的身体动作、感官反应和心理状态如何参与了情感的表达和配享？例如，身体的疼痛、快感或焦虑如何通过文学文本被具象化和传递，并重新划定感性经验的边界？

情感经验的分配与社会阶级、身份的关系：洪席耶的“感性配享”强调感性经验与权力、社会阶级的关系。分析情感体验的具身性时，可以探讨不同社会阶层或身份的角色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和表达情感。哪些角色的情感具身性被赋予了“正当性”或优先地位，而哪些情感体验则被边缘化或无视？

情感与时间、空间的交织：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体验不仅与角色的身体相关，还与时间、空间密切交织。例如，情感的具身性如何影响角色对空间的感知？时间如何通过具身的情感体验被拉伸、压缩或分裂？这些体验如何创造了新的“感性秩序”？

情感的打断与不和谐：洪席耶强调艺术的政治性在于打破现有的感性秩序。因此，可以分析作品中具身情感体验的“打断”或不和谐时刻，探讨这些时刻如何挑战现有的社会秩序或叙事规范。这种打断可以通过身体的突然反应、情感的突发变化来表现。

这些题目可以从洪席耶的感性理论出发，结合文学作品中的具身情感体验来展开多层次的分析。

Understanding User Roles and Identities (Vocation Function)

Contextual Awareness: Recognizing the vocation function allows AI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user’s role, profession, or calling, enabling more relevant and contextaware responses. For example, an AI interacting with a doctor might prioritize medical language and ethics, while with an artist, it might focus on creativity and expression.

Personalized Content: By understanding the vocational context, AI can tailor content to align with the user’s professional or personal interests, providing more meaningful and valuable interactions. This might include career advice, personalized learning recommendations, or rolespecific tools and resources.

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Social Identity

Cultural Context: Both Sapir and Jakobson’s theories emphasize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reflecting and shaping cultural norms. AI systems that understand this can better adapt to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ensuring that interactions are not only linguistically correct but also culturally appropriate.

Social Identity Recognition: AI can use this unified approach to better recognize and respect the social identities of users. This might involve adjusting language based on the user’s cultural background, social status, or profession, leading to more inclusive and respectful interactions.

Ethical Considerations

Influence and Autonomy: Understanding the conative function raises ethical questions about how AI systems influence users. While it’s beneficial for AI to assist in decisionmaking, there’s a fine line between helpful guidance and manipulation. Ensuring that AI respects user autonomy while providing persuasive content is crucial.

Privacy and Personalization: The vocative and vocation aspects involve personalization, which requires understanding and remembering userspecific information. Balancing personalization with privacy is a key ethical concern, especially in systems that handle sensitive personal or professional data.

Pragmatic Flexibility and Adaptation

Dynamic Language Use: By integrating these linguistic functions, AI systems can become more pragmatically flexible, adjusting their language use based on realtime analysis of the user’s needs, goals, and context. This could involve shifting from a more formal, vocative approach to a conative one if the situation demands persuasion or motivation.

Contextual Responsiveness: The AI’s ability to recognize when to invok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language allows it to respond more appropriately in varied contexts—whether in casual conversatio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or culturally sensitive dialogues.

Conclusion

The unification of vocative, conative, and vocation through linguistic theories informs a more sophisticated and humanlike approach to AI communication. For AI technologies this means improved user interactions that are more personalized, culturally aware, ethically sound, and pragmatically effective. By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se concepts, AI can better fulfill its role as a versatile and adaptive tool in human communication, contributing positively to various aspects of public life, from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to customer service and beyond.

PPT Iconada：The Unification of Vocative, Conative & Vocation

[A: Affects P: Percepts P: Powers]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oncepts "vocative," "conative," and "vocation" through linguistic theories like those of Roman Jakobson and Edward Sapir can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the pragmatics of AI technology. These implications can be explored in several areas, such as how AI systems interact with users, understand and influence behavior, and adapt to various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Enhancing Interaction Quality (Vocative Function)

Humanlike Engagement: By incorporat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vocative function, AI systems can be designed to more effectively engage users in personalized and contextually appropriate ways. For instance, addressing users by name or recognizing titles and roles in conversation can make interactions feel more natural and respectful.

Social Bonding: Understanding the vocative aspect helps AI maintain social bonds and rapport with users, which is crucial for sustained engagement. For example, recognizing when to use formal or informal address based on the context can enhance user experience.

Improving Influence and Persuasion (Conative Function)

Goal Oriented Communication: The conative function emphasizes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influencing and motivating behavior. AI systems can leverage this by crafting responses that are more persuasive or motivational, tailored to the specific goals of the user (e.g., encouraging healthy habits, guiding learning, or supporting decisionmaking).

Adaptive Interaction: AI can be trained to recognize when a user’s intent is to persuade or influence and respond accordingly, potentially by reinforcing or challenging that intent based on the context, which could be useful in educational, therapeutic, or advisory settings.

Vocative Text 是指那些直接呼喚或引起讀者反應的文本，通常使用呼語或直接的情感訴求來與讀者進行互動。這類文本常常利用前景化與陌生化來加強其效果。例如，通過不尋常的語言形式或結構，使讀者停下來反思，或通過陌生化技術，使讀者以新的角度來理解文本中的信息或情感。

因此，前景化與陌生化的技術在“Vocative Text”中可以起到關鍵作用，幫助文本更有效地引發讀者的情感反應和參與。這些技術能夠增強文本的呼喚力，使其更具有挑戰性和啟發性，從而促使讀者產生更深層次的情感連接。

Vocative Text 和 evocative theory 之間存在直接的關聯，因為它們都強調與受眾的情感互動和反應。

情感互動：Vocative Text 是一種直接呼喚或激發受眾反應的文本形式。它通常通過直接的語言表達，像是對話、呼語或指令來建立與讀者或聽眾的情感聯繫。這類文本的目的在於引起情感共鳴或促使某種行動，這與 evocative theory 的核心概念是一致的。

喚起情感與記憶：Evocative theory 關注的是如何通過藝術、文本或媒體喚起受眾的情感、回憶或感覺。它強調的是一種情感的重現或再現過程。Vocative Text 通常也運用這些技巧來強化其影響力，通過直接的情感訴求來引發受眾的記憶或情感反應。

參與性：兩者都強調了受眾的主動參與。Vocative Text 通過直接的呼喚或交流方式，使受眾感到自己是對話的一部分，而這種參與感可以喚起強烈的情感反應，這與 evocative theory 的目的相吻合，即通過參與喚起情感和反思。

總結來說，Vocative Text 和 evocative theory 之間的直接關聯，體現在它們共同的情感訴求和互動策略上。Vocative Text 是具體實踐，而 evocative theory 則為其提供了理論支持，兩者共同致力於引發和強化受眾的情感參與和反應。

相关：呼唤型造物  evocative object  The Etymology of Vocative Linguistic Theory on Vocative  Conation & Affects Vivo's aesthetics    当符号呼唤象征

爱垦APP: Vocative & Evocative

雅各布森的對語言*詩性功能*的強調，可應用於“情感/引發情感的變革策略”。雅各布森識別了語言的六種功能，其中詩性功能強調語言的美學質量——它如何吸引對形式、結構及表達方式的關注。這一功能對於創造共鳴、引發情感反應和喚起想像至關重要。

美學參與： 雅各布森詩性功能強調詞彙選擇、節奏和聲音模式產生情感影響。情感/引發情感的變革策略通常依賴這些元素來深深吸引觀眾，並引發情感或反思反應，使信息更加難忘且具有影響力。

模糊性和多重意涵： 詩性功能允許多重解讀，這在情感/引發情感的策略中具有強大作用。這種多重意涵使更廣泛的觀眾能夠在不同層面上與信息產生聯繫，從而促進更強烈的情感參與。

前景化與陌生化： 雅各布森的理論表明，通過關注語言形式本身，可以使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或者進行*陌生化*，這是一種引發情感或反思反應的關鍵技術。在變革策略中，這有助於轉變觀念並激發新的思維方式。

象徵與隱喻： 雅各布森對詩性功能的強調與象徵和隱喻的使用相一致，而這些是情感/引發情感策略中的強大工具。這些元素使複雜的思想能夠通過情感，而非純粹理性地傳達，這在推動變革時可能更具說服力。

“前景化與陌生化”與“Vocative Text”有一定關聯。

前景化（Foregrounding）指的是在文本中刻意突出某些元素，使其在讀者的注意力中佔據主要位置。一般通過創新的語言使用、特殊的結構或不尋常的表達方式來實現。前景化的目的是讓讀者停下來注意這些語言特徵，從而加深他們對文本的情感和認知參與。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由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提出，指的是通過使熟悉的事物變得陌生或不尋常，來改變人們的感知方式。這樣的效果常常使讀者重新審視日常現象或概念，並引發新的理解或情感反應。

APP Iconada: Emotive/Evocative Change Strategies

"Emotive" or "evocative change strategies" refer to methods or approaches that leverage emotions to drive change, particularly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social movements, or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se strategies emphasize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influencing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and motivation, recognizing that rational arguments alone may not be sufficient to inspire or sustain change.

Key Elements of Emotive/Evocative Change Strategies

Emotional Appeals: These strategies often use storytelling, metaphors, or symbols that resonate emotionally with individuals or groups. By tapping into feelings like hope, fear, empathy, or anger,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create a strong emotional connection that motivates action.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 Emotive change strategies consider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 of the target audience. They are tailored to align with the values, beliefs, and emotional landscapes of the people they are trying to influence.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hese strategies often appeal to a sense o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belonging. By aligning a cause or change initiative with people's sense of who they are or want to be, they create a deeper emotional investment.

Visual and Symbolic Communication: Images, symbols, and other non-verbal forms of communication are often used to evoke emotions and convey messages in a powerful and immediate way.

Emotional Contagion: This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where emotions spread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 creating a shared emotional experience. Leaders or change agents who effectively display emotions like passion, enthusiasm, or concern can inspire similar feelings in others, leading to 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How a message or change initiative is framed can greatly influence its emotional impact. For example, framing a challenge as a moral imperative or a collective journey can evoke stronger emotional responses than a purely technical or procedural approach.

Sustainability of Change: Emotive strategies not only initiate change but can also help sustain it by continually reinforcing the emotional bonds and values that were activated in the initial phase of change.

Applications

Organizational Change: Emotive strategies are used in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o align employees' emotions with the organization's goals, fostering a sense of purpose and commitment.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often use evocative strategies to rally support, mobilize action, and sustain momentum.

Marketing and Branding: Brands use emotional appeals to create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consumers, building loyalty and influencing purchasing behavior.

Personal Development: In personal growth or therapy, emotions are often a focal point for achieving transformative change.

These strategies are particularly powerful when combined with logical or rational approaches, creating a balanced and compelling case for change that resonates both emotionally and intellectually.

愛墾APP: 克里希那穆提對話意念科學

以下關於意念、意識與生物間相互作用的論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吉杜·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的思想產生共鳴，尤其是他對意識、愛與整體性的理解。

「意念的效力是愛的完全展現，能讓兩個身體合而為一」：克里希那穆提在其著作中，常強調愛與意識的不可分割性。在他看來，真正的愛是無條件的、全然的，不帶有個人利益或欲望。愛是一種完全的存在狀態，能超越個體的界限，使人與他人、世界合而為一。這個觀點與上述意念通過愛達到完全的合一有相似之處。在Krishnamurti的哲學中，愛不僅僅是情感，而是一種深刻的意識狀態，它可以讓人們擺脫內在的衝突，與他人和世界融為一體。

「人類意念，流動的意識，對量子過程最細微的干擾都可能帶來嚴重影響」：克里希那穆提認為，意識是深刻且複雜的，不僅僅是個體的活動，也影響整個世界。他經常探討意識的普遍性，認為個體的思想和意識不僅僅局限於個人，而是影響整個宇宙的存在。雖然他並未明確談到量子過程，但他強調意識的能量流動和潛在的影響，這與量子層面的影響相呼應。兩者都關注到意識的流動性及其廣泛影響。

「人類意念可以深深影響植物、種子、單細胞生物、昆蟲和小動物」：克里希那穆提強調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內在聯系。他認為，人類與自然並不是分離的，而是一個整體。因此，人類的思想、情感和意識狀態能夠影響自然界的其他部分。這與意念能夠影響生物體的觀點相契合。在Krishnamurti的思想中，意識和存在本身是一種統一的場域，個體和萬物之間通過意識聯系在一起。

「生物體讀得懂人類的心思意念，並會有所反應」：克里希那穆提雖然沒有直接討論過生物體讀懂人類意念的具體生物學或物理機制，但他經常談到意識與自然界的和諧。他強調，當個體與自然保持純粹的連接時，彼此間的反應是一種自然的流動。他的這種哲學基於對整體性的深刻理解，認為一切生命都在一個相互依存的網絡中運作。因此，生物體對人類的意識或意念產生反應，雖然在Krishnamurti的哲學中沒有詳細的科學描述，但可以從他對整體性的探討中找到對應。

「意念是一種光子流，植物接收到信號並受其影響並不奇怪」：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學強調意識的能量，而這種能量在某種程度上是無法通過物理手段直接測量或解釋的。他常提到意識具有一種超越物質的能力，並且能夠影響物質世界。如果我們將意念視為一種能量流，這種能量能夠影響植物或其他生物體的論點與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是一致的，尤其是在他的宇宙觀中，意識和物質並不是分離的，而是相互滲透的。

「心理狀態會影響周遭人的生活」：克里希那穆提在其教義中，強調了心理狀態對他人的影響。他常常談論個體意識中的恐懼、欲望和衝突如何會影響周圍的世界。他認為，當一個人處於平和與清明的狀態時，這種狀態自然會影響他人，並創造一種和諧的環境。這與論點中提到的心理狀態對他人生活的影響有相似之處，他的思想也支持這種內在狀態對外界產生影響的觀點。

「意念能影響周圍的環境」：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強調內在的心靈狀態能夠改變外在的現實。在他看來，意識狀態不僅影響個人的內在世界，也會影響其外在的環境。這與意念影響周圍環境的觀點有直接共鳴。他認為，內在的轉化（transformation）可以改變整個社會，這是一種深刻的、從個體開始的改變。

總的來說，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特別強調愛、意識的統一性，以及個體與自然、他人之間的深刻聯系。這些理念與意念科學中的許多論點有相似之處，特別是在探討意識的力量及其對外界和環境的影響時，他的整體性哲學提供了深刻的共鳴。

愛墾APP:《詩性探究》McCulliss（2013）提出的「詩性探究」（poetic inquiry）是一種利用詩歌形式進行研究的方法，核心理論在於通過詩歌表達和理解複雜的人類經驗和情感。這種方法認為，詩歌的語言、隱喻和意象可以揭示傳統學術寫作中難以捕捉的微妙意義。詩性探究不僅創造詩歌，還包括對詩歌進行分析和反思，以獲得對個人或集體經驗的深入見解。其關鍵是將情感共鳴視為一種合法的知識形式，將創意性與學術嚴謹性相結合。（McCulliss, D. (2013). Poetic inquiry and multidisciplinary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of Poetry Therapy, 26(2), 83-114. DOI: 10.1080/08893675.2013.794536 ）

「詩性探究」（poetic inquiry）作為研究方法正在逐步普及，尤其在教育、社會科學和人類學等人文科學領域中得到關注。它突破了傳統研究的線性表達方式，通過詩歌創作、分析、反思等手段，表達難以量化的情感、體驗和社會現象。該方法的核心價值在於承認情感和共鳴為有效的研究結果，滿足了對個體和集體經驗更深層次理解的需求。隨著學術界對非傳統研究方法的接受度提升，詩性探究正成為一種有效的人文研究工具。

詩性與情感共鳴：詩性探究的核心之一是情感的深層傳達。通過運用隱喻和象征，這種探究方式能超越傳統學術框架，觸及學術中通常忽視的情感維度。它不僅在呈現數據和事實，還在人們的情感中引發共鳴，為研究增添層次和深度。

個體化與普遍性：詩性探究具有跨越個體和普遍之間界限的能力。研究者可以通過詩歌，將個人的細微感受轉化為能引發廣泛共鳴的普遍主題，從而實現個人與社會的雙重連接。這種探究方式適用於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領域，尤其在創傷、文化身份或自我認同等主題的研究中尤為有效。

探索潛意識：詩歌的結構和用詞方式能通過非線性的表達進入潛意識的領域，這使詩性探究成為探索內心沖突、壓抑情感和文化記憶的重要工具。

[意識流]

度過了熱辣辣的一天，我們都渴望未曾見識過的風涼；只見一彎新月捷足先登地在我們激動的眼簾（我去蓋爾忙特親王夫人家那天晚上，還有阿爾貝蒂娜給我打電話的那天晚上，月亮也是這個樣子），像又輕又薄的果皮，後來，又像一塊四分之一瓣的新鮮水果，似乎有一把無形的刀開始在天穹中為它削皮。——「我去蓋爾忙特親王夫人家那天晚上，還有阿爾貝蒂娜給我打電話的那天晚上」，以上兩處，均使用過這個比喻。此處又有了新的延展。這些地方也足以說明本書絕非什麼意識流小說，相反是精心構造而成的。

[意識到消滅愛情的唯一辦法]

要想散心，我就必須激勵自己身上與希爾貝特毫無關聯的思想、興趣和熱情，與我的感情（由於和希爾貝特的分離而不再與日俱增）相抗衡。這種與我們所愛的人毫無關聯的思緒會佔據地盤，它雖然最初很小，但也是從原先佔領我們整個心靈的愛情那里奪取過來的。我們必須發展這些思緒，使之壯大，與此同時，感情不斷衰退，僅僅成為回憶。這樣一來，進入我們精神中的新因素與感情展開爭奪，奪得的地盤越來越大，最後整個心靈被奪了過來。我意識到這是消滅愛情的唯一辦法。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草地上方] 

我躺在懸崖上，眼前只見一片草地。草地上方，並不是基督教理論中的七重天，而只有兩重：一重較深——大海，高處的一重稍淺。

[醋意]

然而他的醋意卻和他的愛情仿佛是如影隨形，馬上就出來為她今晚向他投來的微笑提供一個副本，來了一個顛倒，變成是對斯萬的嘲笑而充滿著對另一個人的愛；她的腦袋低垂下來也是俯向別人的雙唇，而她對他的一切溫情的表現也都以別人為對象了。他從她家里帶回的一切令人消魂的印象現在都仿佛變成了一個室內裝飾師提供的一些草圖、一些方案，似的斯萬據以設想她可能在別人面前表現出來的熱烈的、狂喜的舉止。這樣，他都為在她身邊體會到的每一個樂趣，為他自己設想出來的每一個愛撫的動作（他還如此有欠謹慎，告訴她這些動作是如何使他歡快），為他在她身上發現的每一個優美之處感到後悔，因為他知道，過一會兒，這些又都會成為她手中用來折磨他的新的刑具。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陳明發〈濾思場〉194

要養成思維定向，沒有比社媒更有效的地方。一個人以什麼方法發表什麼圖文，能贏得最多的「讚」，一個照單抓藥的複制模式就在他面前導航。無需更多、更深刻的思考、再思考。只有極少數的男女了然於心：有些事物越沒網眾關注，越有個人的珍貴意義。最嚴格定義的「原創」很可能就在那裡。（17.11.2024 臉書）

網眾認為雜亂無序的事，在我是一首奧妙的音樂。（17.11.2024）

   （Image Credit: New Yoke Time）

誠然，這些直接影響都並非是藝術哲學在創作面上的重要影響，畢竟把作品當成藝術哲學的發聲媒介只能算是藝術創作活動的一種方式。藝術家創作作品，通常不是為了傳達或挑戰關於藝術的想法，因此，此處所論及的直接影響不能構成鼓勵藝術家接觸藝術哲學的有力理由。我傾向將其看成一種附加性的好處。事實上，真正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藝術哲學對於創作面的間接影響。

對創作有助益的事未必是與創作直接相關的。舉例而言，對一名小說家來說，學習小說或劇本的寫作技巧當然對創作有直接性的幫助，但是人生經驗的取得也一樣有幫助。人生經驗的內容不見得會直接成為小說中的材料，但是在潛移默化之中，作家本身的智性與成熟度會無形中提升，於是下一次下筆時便有所不同。我們也許無法直接找到人生經驗與作品水準的有形關聯（像具體的小說技巧那種有形關聯），但我們知道這種經驗對創作是有助益的。這種狀況在其他藝術類型皆然。這種影響毋寧說是一種「心智底蘊」的鍛鍊與改造。就好比習武一樣，直接學新招式的確會讓你武藝更高強，但改造「功體」卻可能讓你進入下一個境界。

我認為哲學的潛移默化屬於這類影響。當藝術家有機會對藝術的基本問題做更深入的思考時，如同人生經驗，這種「抽象經驗」很大機會能在無形中改變藝術家心智的迴路結構，進而影響到創作。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名畫家初始習畫時，可能專注於將現實之物「再現」於畫中，他所關注的技巧在於畫工。但是他接觸過藝術本體論後，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想法。有些哲學家認為藝術創作本質上是一種溝通，換句話說，創作是藝術家與受眾之間的交流。從這種觀點來看，藝術作品本身成為訊息的載體，藝術家透過創作，在作品中傳達訊息。藝術家「有話要說」，並且受眾也理解到作品夾帶弦外之音（如何詮釋是另一個哲學問題，溝通模型不蘊含受眾一定要根據作者意圖詮釋）。當畫家習慣了藝術的溝通模型，他可能會漸漸發覺偉大的藝術品並不只是畫工完美，更在於作品是否傳達了深刻的想法。具備美感卻沒有暗藏深意的作品雖然讓人賞心悅目，卻顯得空洞，很快便被觀者遺忘。

理論對創作的負面影響？

在此我們必須考慮一個相反的看法，就是閱讀太多理論反而會限制創作能力。的確，有些藝術家可能認為理論會限制思考框架，例如無形中被理論牽著走而不自知，或是模仿理論的思維去創作而無法創新。舉一個常見的類比，年輕的作家在剛開始創作時可能都會面臨一個困境：時間有限，到底要多讀還是多寫？有些人會認為，讀太多反而有反效果，因為讀太多容易會被其他作家影響，進而變成模仿，走不出自己的路。如果這個反駁成立，會對我對創作面的間接影響這部分構成挑戰，也就是質疑理論的潛移默化會是負面的。

閱讀藝術理論是否會無形中被理論牽著走而不自知，或是模仿理論的思維去創作而無法創新？

這裡有個關鍵，上述的類比中，所謂的「多讀」是讀別人的作品，而不是讀討論作品的理論。事實上，可以去限制創作的，往往是別人的創作，而非理論。一個創作者害怕自己吸收了太多別人的創意，因而在創造力上受到無形的桎梏，這的確是會發生的現象，也的確會讓創作者顧忌。但是我們這裡所討論的「理論」是藝術哲學，是一種後設視角，是踏出藝術這個領域之外去反省、反思藝術。反省與反思通常帶來進步，而不會是限制。因此一旦我們認清了理論的本質，便不必對其產生抗拒。

退個一萬步，就算我們把理論跟作品擺在同一個層次談好了，我也很懷疑大量吸收其他作品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會高於正面。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創作者的進步常來自於把握業界最新的發展。如果你不知道當前最新的創作技法、思潮還有話題性作品或優秀作品，那恐怕很難替自己帶來創作上的刺激。新的想法或靈感往往被他人的作品所觸動，有時候的確會演變成模仿，但那可能只會發生在藝術家的功力尚未成熟時。一旦到達了成熟階段，那些負面的可能性將會轉化成正面的養分吸收。

小結

我在本文開頭強調過，研究藝術哲學不是成為好藝術家的必要條件，很多優秀的藝術家可能一輩子都沒接觸過藝術哲學。但我認為接觸藝術哲學很有可能對藝術家產生正面的效果，提升藝術家的藝術成就。這樣的論點在邏輯上並不蘊含沒有其他手段可以提升藝術成就。我僅僅宣稱藝術哲學是提升藝術成就的其中一種方式，並推薦給藝術家參考。

哲學的特色在於增進思考的深度與批判能力，作為哲學的一個子領域，藝術哲學不例外地也有這種特色。當藝術家對藝術做了更深層次的思索，習慣了懷疑、反省與批判，我很難想像在經過這樣的陶冶後，藝術家不會創作出更好的作品。[召唤詩例]（林斯諺·藝術家是否需要藝術哲學？原載：哲學新媒體）[相關]

什麼是藝術哲學？

也許我們必須先回答這個看似簡單實則困難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定義「哲學」，那麼藝術哲學就是其實就是「關於藝術的哲學」。但什麼是哲學呢？這個問題就連哲學家都沒有共識。既然如此，要了解藝術哲學最好的方式，恐怕就是直接列舉一些常被討論的議題。底下是哲學家比爾茲利 (Monroe C. Beardsley) 在《美學》（Aesthetics1，藝術哲學常與美學一詞等義使用，雖然兩者可以有嚴格區分，但此處還有本文的脈絡中都視兩者為等同）一書中列出的十大重點議題：

1. 什麼是藝術？擺在美術館的小便斗就能成為藝術嗎？
2. 藝術品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存在的？為什麼有些藝術類型有贗品的問題？
3. 藝術品的美感性質是怎麼來的？是生自作品本身的其它性質或有外在因素決定的成分？
4. 藝術品有「意義」嗎？有的話是如何被決定的？
5. 繪畫如何再現事物？畫中物與其對象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6. 藝術品如何表現情感？我們如何辨識其中的情感？
7. 虛構是什麼？我們為何會對虛構的事物產生情感反應？
8. 我們該如何詮釋藝術作品？該考慮藝術家的創作意圖嗎？
9. 有放諸四海皆準的藝評標準嗎？還是因人而異？
10. 什麼是藝術價值？

我們大致可以看出，這些都是「基本問題」。在討論藝術作品時人們常有的爭論，追根究柢往往都是基本問題。因為基本，所以深層，因為深層，所以常被迴避或忽略。不過，為什麼了解這些哲學爭論會對藝術家有益處？這是接下來要回答的問題。

論述面的影響

當我說「藝術哲學對藝術家有益處」或是「藝術哲學有機會讓一名藝術家變得更好」，這其中的「益處」或「好」其實包含兩個層面：創作面與論述面。創作面就不用說了，藝術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創作，往往我們對藝術家的評價都是聚焦在創作面。但其實論述面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卻常被忽略。尤其現今這個資訊發達的年代，論述面的重要性比以往超出許多。隨著各式媒體的發展，在不同的平台上藝術家都有公開論述的機會。例如媒體訪談、社群媒體發言（如臉書粉絲頁或個人頁）、藝評、評審發言、演講……等等。

藝術家的公開論述是藝術成就的一部分，也是藝術家形象、專業素養的一部分，我們在評價藝術家時，不太可能將他的作品與思想切割開來。相反地，一名藝術家的表現往往會是其創作面與論述面的總和。藝術家怎麼樣去論述藝術相關的看法，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到我們對他以及他的作品的觀感。我認為藝術哲學在厚實藝術家的論述面這點上，可產生有益的影響。

我們可以把藝術家關於藝術的公開論述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藝術家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說，藝術家闡明關於自己作品的創作理念以及相關創作意圖。除此之外都是第二類的論述。舉例而言，如果一名藝術家在臉書發言談論自己剛發表的作品，說明這次是希望發揚某種藝術價值，並進一步闡述這種價值的特色，那麼這便是第一類論述。如果這名藝術家看到別人的作品風格有感而發，開始談論藝術風格應該要怎麼表現，那麼這便是第二類論述。無論是哪一種，都是藝術家對於藝術之看法的表達。

藝術哲學可以幫助藝術家將第一類論述表達得更完整、細緻與清楚。有時候，藝術家所抱持的看法已經被哲學家討論過，不但已經建立了清晰、系統性的論述，也檢討過許多漏洞與批評。藝術家參閱這些論述後可以重整、修正自己的看法，建立更完整的理論觀。以前例而言，如果藝術家自己所擁護的藝術價值沒有太多人認同，這時如果恰好有哲學家論述過類似的看法，藝術家在論述自己的想法時，便可找到理論基礎，更清楚地將其表達出來，也許這樣就能讓更多人被說服，進而更能欣賞藝術家的作品。

同理，關於第二類論述，在公開發言的場域，藝術家有很多機會去評論、分析他人的作品，或是暢談自己關於藝術的想法，藝術哲學的理論資源便可產生激盪、啟發以及反思的效果，有機會提升藝術家論述的深度與品質。如果我們都同意哲學有這樣的功用，那麼藝術哲學對於藝術家的論述面的確會有幫助。

創作面的影響

藝術哲學對於藝術家的創作可能會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直接影響主要有兩種方式：傳達與破壞。傳達指的是藝術家可藉由作品來傳達藝術哲學的思想。創作者透過作品來表達思想是藝術創作一種常見的方式，而哲學思想當然可以是作品傳達的內容。

至於破壞，指的是藝術家可以質疑或挑戰既有理論。例如，美國概念藝術家巴爾代薩理 (John Baldessari) 的《什麼是繪畫》(What Is Painting)，直接在畫布「畫」上一段關於藝術定義的文字，這樣的一幅「畫」直接挑戰了其所引述的藝術定義（藝術作品，尤其是繪畫，只能透過眼睛感受且無法用文字來表現）。這樣的作品能激起我們對理論的反思，更進一步去懷疑既有理論的合理性。

[藝術源起]

林斯諺·藝術家是否需要藝術哲學？

藝術家是否需要藝術哲學？這個問題跟「科學家是否需要科學哲學？」是一樣性質的問題。科學家似乎不需要去追問「科學是什麼？」這種後設性的問題也一樣能做好科學，畢竟科學哲學並非理工系所的必修課程。...

藝術家是否需要藝術哲學？這個問題跟「科學家是否需要科學哲學？」是一樣性質的問題。科學家似乎不需要去追問「科學是什麼？」這種後設性的問題也一樣能做好科學，畢竟科學哲學並非理工系所的必修課程。很多學科學的人可能還會認為學習科學哲學不但不必要，而且還是自找麻煩，為什麼要問那麼多難以回答又對科學研究沒有幫助的哲學問題呢？

藝術哲學對藝術家的創作活動來說，有什麼用處呢？

我想藝術家對藝術哲學大概會有雷同的抱怨。創作這件事情哲學介入的餘地似乎不高，我們或許常會聽到藝術家談他們的創作哲學，但大概不會太常聽到他們夸夸其談嚴格意義的藝術哲學。在學院受過訓練的藝術家的確需要修習一些會涉及到藝術哲學的理論課程，但這些內容大多只是點綴，大多學生應付完考試就不會放在心上。把這些課程拿掉，似乎也不妨礙學生日後成為偉大的藝術家。更別提有很多創作者根本沒有在學院受過訓練。這些似乎都說明了藝術哲學對藝術家來說是沒有用處的。

但我抱持不一樣的看法。我認為，藝術家的確不需要藝術哲學也能成為好的藝術家；也就是說，懂藝術哲學不是成為好藝術家的必要條件。但是，對藝術哲學有所認識卻很有可能幫助藝術家更上一層樓；亦即，懂藝術哲學很可能是成為好藝術家的充分條件。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能闡明上述論點。

在開始說明我的觀點之前，有一點必須先澄清，本文對「藝術」一詞採廣義理解，舉凡創作活動皆屬之，因此除了八大藝術之外，漫畫、攝影或遊戲設計也都包含在內。「藝術家」一詞也將對應此廣義用法。採廣義解的理由是，大部分的藝術理論其實只要稍加修正就很容易一體適用於所有的創作活動，毋寧說是所有的創作活動具備根本的共同性，因此能以「藝術」一言以蔽之。[相關] [藝術源起] [召唤詩例]（林斯諺·藝術家是否需要藝術哲學？原載：哲學新媒體）

愛墾编註: 音樂、雕塑、建築、舞蹈、 文學、繪畫、戲劇與電影，統稱八大藝術。

丹納·藝術哲學：只看見人～～希臘人和意大利人只看到人和人生的最高最挺拔的枝條，在陽光中開放的健全的花朵；倫勃朗看到底下的根株，一切在陰暗中蔓延與發霉的東西，不是畸形就是病弱或流產的東西：窮苦的細民，阿姆斯特丹的猶太區，在大城市和惡劣的空氣中墮落受苦的下層階級，瘸腿的乞丐，臉孔虛腫的痴呆的老婆子，筋疲力盡的禿頂的匠人，臉色蒼白的病人，一切為了邪惡的情慾與可怕的窮困而騷擾不安的人；而這些情慾與窮困就像腐爛的樹上的蛀蟲，在我們的文明社會中大量繁殖。

他因為走上了這條路，才懂得痛苦的宗教，真正的基督教；他對聖經的理解同服侍病人的托缽派修士沒有分別；他重新找到了基督，永久在世界上的基督：數千年如一日，在荷蘭的酒坊中，客店中，像在當年的耶路撒冷一樣，他安慰窮人，替他們治病，只有他能救他們，因為他和他們一樣窮而心中更悲傷。影響所及，倫勃朗自己也動了憐憫；在一般貴族階級的畫家旁邊，他是個平民，至少在所有的畫家中最慈悲；他的更廣大的同情心把現實抓握得更徹底；他不回避丑惡，也不因為求快樂求高雅而掩飾可怕的真相。

——見到這樣的場面，我們以為人類的事業已經登峰造極了。然而佛羅倫薩不過是第二個美的鄉土；雅典是第一個。從古代殘跡中留下來的幾個雕像，《彌羅島上的維納斯》，巴德農神廟上的石像，羅多維齊別墅中的於農的頭，給你們看到一個更高級更純粹的種族。比較之下，你們會覺得拉斐爾人物的柔和往往近於甜俗，體格有時顯得笨重；米開朗琪羅的人物的隆起的肌肉和劍拔弩張的力量，把內心的悲劇表現太明顯。

肉眼所能見到的真正的神明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在一種更純淨的空氣之中誕生的。一種更天然更樸素的文化，一個更平衡更細膩的種族，一種與人性更合適的宗教，一種更恰當的體育鍛煉，曾經建立一個更高雅的典型，在清明恬靜中更豪邁更莊嚴，動作更單純更灑脫，各方面的完美顯得更自然。這個典型曾經被文藝復興的藝術家作為模範，所以我們在意大利欣賞的藝術，只是愛奧尼阿的月桂移植到另一個地方所長的芽，但長得不及原來的那麼高那麼挺拔。

人具備的性格顯然是多多少少有益的，或者是有害的，或者是混雜的。我們天天看到一些個人和一些社會發達，增長，失敗，傾覆，消滅；倘從總的方面考察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失敗總是由於總的結構有缺陷，某個傾向發展過度，地位與能力比例不稱；他們的成功總是由於內在的平衡非常穩固，欲望有節制，或者某種力量很強。在人生險惡的波濤中，性格是秤砣或浮標，有時使我們沉到水底，有時把我們托在水面。

律師、醫生，坐辦公室的或做買賣的人，疲軟的肌肉與拉長的臉到處留著專用腦力和室內生活的痕跡。 …… 一個無論如何完美的身體，必須有完美的靈魂才算完備。 …… 精神生活一達到相當的高度會輕視肉體生活，或者視肉體為附庸；人認為心靈受著肉體之累，所以他的機器變為附屬品；他為了要更自由自在的思想而犧牲肉體，把肉體關在書房里，讓它傴腰曲背，一天一天的軟弱 …… 生生命還在過去的乾涸與未來的泛濫之間奔流，氣勢壯闊而很有節制，像一條美麗的河。

在現實界，特徵不過居於主要地位；藝術卻要使特徵支配一切。（第三章　特徵有益的程度）

（續上）但軍備競賽的比喻在這兒行不通，因為很多對手不是國家，他們面臨的風險或後果不一樣。

而且現在我們要信任私人公司而不是官員，這感覺很複雜，不太對應。

Q：跟我說說這個，你怎麼思考倫理和安全問題？

奧特曼：首先，我認為人類需要制定規則。我們應當讓AI遵循集體商定的規則，而且這些規則必須由人類來確定。

其次，我發覺大家的思考方式似乎難以擺脫以歷史類比。我理解這一點，而且這也不完全是壞事。

然而，我認為這種方式存在一定弊端，因為歷史與未來截然不同。

所以，我會鼓勵大家盡可能依據現有的認知，將討論的基礎建立在AI與過去事物的不同之處，而非盲目猜測，進而設計出與之適配的系統。

我由衷堅信，部署AI，從而顯著提升個體能力與個體意志，是應對當前狀況的絕佳策略。

這遠比某個公司、對手或個人掌控全球所有AI力量要好得多。

但我也欣然承認，我不知道當AI具備更強的主體性時會發生什麼。

不是那種我們給它們布置一個任務，讓它們編程3 小時的情況，而是它們能夠去完成極為複雜、通常需要整個組織耗費多年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

我懷疑我們需要再度探尋新的模型，我覺得歷史無法提供有效的指引。

不，在軟件領域，情況確實並非如此。我認為在美國，其他任何強大的技術都受到監管。相比之下，我覺得歐盟在立法監管方面或許更具優勢。

奧特曼：我認為歐盟對 AI 的監管方式基於另一個原因也並無益處。

例如，當完成一個新模型時，即便它並非十分強大，在美國推出該模型的時間也會比在歐盟早很多，因為歐盟有一系列繁瑣的監管流程。

如果這意味著歐盟在前沿技術應用方面總是落後幾個月。

我覺得這只會讓歐盟在構建技術流暢性、打造經濟引擎、深化技術理解，以及推進其他相關事項上進展更緩慢。

所以，平衡監管力度是件極為棘手的事情，而且在我看來，顯然需要一定監管。

Q：如果你要規劃負責任的監管從哪兒開始，你會怎麼做？

奧特曼：測試，就是測試和理解，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起點。

至於人們能設計生物武器，可能還很便宜，那什麼樣的監管能幫我們？

奧特曼：我覺得今天用谷歌已經能做很多了。如果更強大、更容易做到這些，確實很重要，但我們有些監管措施，也許需要比現在更好，也許需要更嚴格。

Q：你展望未來十年左右，最擔心什麼？

奧特曼：我覺得是變化的速度。我真心相信人類能解決每個問題，但我們得很快解決很多問題。

在倫理及未來影響方面，一直令我糾結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原以為許多數字技術會帶來平民化，至少能減少不平等現象，然而事實卻常常相反。富人由於能夠更好地接觸並運用這些工具，從而變得更加富有。

你提到o1按美國標准而言價格較為便宜，但我認為在獲取途徑上仍存在差距。那麼，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呢？在發展中國家，「AI 向善」（AI for Good）又應呈現出怎樣的形態呢？

奧特曼：我們每年能把AI的價格降低大約10倍。這雖然不能再持續太久，但已經持續好一陣子了。智能變得更便宜，我覺得這很驚人。

Q：不過某種程度上這也使這個問題更糟糕。至少現在，能負擔得起制造真正強大模型的只有政府和大公司，現在得負責訓練它，但使用它完全不同。所以當你回顧過去三年，感覺像是經歷了一生的變化，太奇怪了，為什麼你要做這個？

奧特曼：我是個技術樂觀主義者和科學迷，我覺得這是我能想像的最酷的事情，也是我能想像的最好的工作方式。

能參與我認為一生中最有趣、最酷、最重要的科學革命，TMD的太有優越感了，太不可思議了。

然後出於非自私的原因，我覺得對科學進步有種責任感：這就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方式。

在我個人所能貢獻的所有事物之中，我確信這件事對科學進步的推動作用最大，進而能夠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類的體驗質量，怎麼叫都行。

我心中這份責任感並非負面的負擔，而是飽含著感恩之情。我願全力以赴，投身其中。

Q：聽起來像是責任。隨著孩子即將來臨，作為即將成為父親的人，你希望下一代看到什麼樣的世界？

豐饒是我腦海中第一個詞，繁榮是第二個。

奧特曼：總體而言，我所憧憬的，是一個人們能夠擁有更多作為、生活更加充實且美好的世界，無論我們各自對這些美好有著怎樣獨特的定義。

仔細想想，或許每一個即將成為父親的人，對孩子的期許，本質上都是這樣。

(2025-03-23 騰訊新智元官方賬號；原題：奧特曼：OpenAI將第一個發AGI！下一代人不可能比AI聰明，卻沒人在意；參考資料）

在OpenAI，度過怎樣的一天

奧特曼：這是個好問題。不知怎的，早晨通常從不那麼混亂，但到了下午往往一切都脫軌了。

會有很多事情發生，有點處於反應模式和救火模式。

所以我學會了在一天早些時候完成真正重要的事情。

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思考研究、計算和我們開發的產品，其他方面花的時間少一些，但具體是什麼樣子隨時都可能不同。

以後的社會：機器貨幣

Q：我們看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類獨創性。我腦海中浮現的證據是Sharon Parker和她的同事們的一項研究，在機器人技術領域。

他們進入一家制造公司，開始用機器人替代人類。員工們沒有恐慌他們會失去工作，而是說我們需要找到獨特的貢獻，我們需要在工作中找到意義，他們通過智勝機器人實現了這一點。

他們研究機器人，找出它們不擅長的，然後說「好，我們要把這個變成核心競爭力」。

我覺得o1和推理的進步很可怕，因為我們去年認為能區分我們的很多技能現在已經過時了，比如2023年很多人用的提示技巧不再相關，有些永遠不會再需要。那麼50年、100年或1000年後人類是幹什麼的？

奧特曼：沒人知道，但我認為更有意思的答案是思考當下人類有何作用。我覺得人類對其他人有用，而且我想這一點會始終如此

很多年前，Paul說過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

在 OpenAI 創立之前，他就在思索，認為有一天會有「人類貨幣」和「機器貨幣」，它們是獨立的貨幣體系，彼此毫無關聯。

我認為這未必會真的發生，但我覺得這是個很深刻的見解。

Q：太有趣了，我從沒想過機器會有自己的貨幣。

奧特曼：當AI發明出各種新事物、治愈疑難病症、實現核聚變，取得那些我們難以想像的巨大成就時，你會感到興奮。

但那時，你在意AI具體做什麼，還是在意你的朋友或同事做了什麼？

我不確定，可能不會太在意。當然，也有人或許會在意，甚至有些人可能會對特定的AI產生奇特的崇拜。

不過我敢斷言，到時候我們會驚訝地發現，人類依然以自己為中心。

快問快答：OpenAI第一個發布AGI

Q：好了，我想是時候來個閃電問答了.

奧特曼：這是我進入GPT-4模式而不是o1模式，我得盡可能快地回答下一個問題。

Q：第一個問題是，你最近在AI上重新思考或改變了什麼看法？

奧特曼：我覺得快速起飛比我幾年前想的更可能。速度多快很難推理，但可能是幾年而不是十年。

Q：你認為人們在適應AI時得到的最差建議是什麼？

奧特曼：說AI撞牆了，我覺得這是最懶惰的、不想思考的方式。對此，我只能眼不見心不煩。

Q：你最喜歡的適應建議是什麼，或者你會給什麼建議來適應並在AI世界成功？

奧特曼：這是個蠢問題，但顯而易見的是使用這些工具。OpenAI 做的一件很酷的事是，我們推出了我們知道的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模型o1，任何人都可以用，只要每月付我們20美元。

如果你不想付20美元，你仍然可以用一個很好的東西。所以它就在那兒，全球領先的AI，最有能力的人，你可以接觸到同樣的前沿，我覺得這太棒了，去用它，弄清楚你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你覺得會發生什麼。

Q：你對AI最熱門或不受歡迎的看法是什麼？

奧特曼：我覺得它不會像人們想的那麼大，至少短期內不會，長期來看一切都會改變。

我有點真心相信我們可以推出第一個AGI，但沒人會太在意。

Q：科技界的人在乎，哲學家在乎，這兩個群體是我一直聽到的這樣的反應。

奧特曼：即便如此，他們真在乎，但20分鐘後他們就在想今晚吃什麼。

智能價格每年降10倍

Q：最後一個我想跟你聊的話題是倫理，我知道你也一直在思考，也談論過多次。這是大多數人最不願意外包給AI做判斷的領域。

奧特曼：好，我覺得最終還是得靠人類。

我聽到很多核威懾的比喻，比如我們得搶在對手前面，然後會有相互確保毀滅，等等。

Q：我見過學生不願意在沒有ChatGPT的情況下寫論文，因為面對空白頁或閃爍的光標，我確實覺得有點依賴性。對如何防止這種情況，你有什麼想法嗎，或者這就是未來，我們應該習慣？

奧特曼：我不確定這是我們應該防止的事情。

對我來說，寫作是利用外部信息的思考（outsourced  thinking），很重要。

但人們用一種更好的方式替代思考，用一種新的寫作方式，這原則上似乎沒問題。

有人會寫下想對別人說的要點，讓ChatGPT把它寫成多段的漂亮郵件，發給別人。然後收到郵件的那個人會把郵件放進ChatGPT，說「告訴我三個關鍵要點是什麼」。

這個流程很常見，但我覺得這很傻。所以寫作和溝通中，有些殘留的形式主義可能已經沒多少價值了。

我很樂意看到社交規范進化到每個人都可以直接發要點給對方。

Q：我真的想要一個水印或至少一些內部記憶，讓ChatGPT能回復道：「嘿，這是AI生成的，你應該回去告訴寫信人你想要重點，這樣你們以後能更清楚地溝通」。

奧特曼：變得更出名的一件悲哀的事是，我如果不能把每件事都表達得完美，那對我或OpenAI幾乎沒什麼好處，卻迎來了攻擊或其他什麼，這真是個遺憾。

Q：我確實覺得這是你失去的一種特權，你無法公開地即興發揮、天馬行空， 表達部分錯誤或不完整想法。

奧特曼：大部分都是錯誤但有些寶石在裡面，但那是我追求的。

Q：話雖如此，你比一些不進行自我反思或自我控制的同行更謹慎，我們有些人很感激你。

奧特曼：好吧，那是另一回事。如果只是說做個深思熟慮、小心謹慎的人，我覺得更多人應該這樣做。我認為部分原因是很多人適應這些AI工具很慢。

不搞研究，只做決定

Q：被自己創立的公司解雇，是什麼感覺？

奧特曼：那就像是一種超現實的迷霧，困惑是最初的主導情緒，然後是挫折、憤怒、悲傷、感恩，各種情緒都有，就像是人類情感的完整范圍，相當令人印象深刻。

Q：那48小時內你是怎麼處理這些情緒的？

奧特曼：老實說，有太多事情要處理，以至於沒有太多時間去處理任何情緒。所以在那48小時裡沒怎麼處理，然後就重新投入工作。

Q：我記得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在被蘋果公司逼走多年後說過，那是一劑味道很糟的藥，但我猜病人需要它。這跟你有任何關聯嗎，還是情況完全不同？

奧特曼：我覺得這跟史蒂夫·喬布斯的情況完全不同，而且整個過程太短了，就像一場非常奇怪的夢，然後就回去工作，收拾殘局。

Q：你學到了什麼教訓？

奧特曼：我學到了很多下次會做得不一樣的東西，關於我們在那個過程中以及之後如何溝通，以及需要直接、清楚地說明正在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很長一段時間裡，OpenAI上空籠罩著一片懷疑的雲霧，我們本可以做得更好。

我知道我和很棒的人在一起工作，團隊在危機中、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壓力情況下表現很好。

其中一個讓我最驕傲的時刻是看著執行團隊在我不在的時候運作公司，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能完美地管理公司。我為挑選這些人、為在某種程度上教導他們感到非常驕傲，也為公司處於一個非常強大的位置感到驕傲。

Q：聽到你這麼說我很驚訝，我原以為你最驕傲的時刻會是多數員工們站在你身後給予支持。作為一名組織心理學家，看到內部這麼多的忠誠和支持，我覺得那太驚人了。

奧特曼：確實感覺很好，但那不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Q：我猜這也很像喬布斯，當他被問及最驕傲的成就時，不是Mac、iPod或iPad，而是打造這些產品的團隊。

奧特曼：我不做研究，也不開發產品，我會做一些決定。

我能打造的是公司，所以這當然是我感到自豪的東西。

我對最近一篇論文很著迷，是Marie Joachim、Itziar Castelló和Glenn Parry的研究。

他們表明，如果和AI聊天機器人進行對話，甚至幾個月後，它基本上能讓人們不再相信很多陰謀論的說法。

奧特曼：它首先針對你相信的一個錯誤說法進行駁斥。

我認為它之所以有效，部分是因為它能針對附著在信念上的具體理由，部分是因為沒人會在機器面前在意自己看起來像個白痴，而在人類面前則會。

大約20%的人不僅在交流後幾個月，放棄了荒謬的陰謀信念，連AI沒針對的一些信念也放棄了。

Q：所以我覺得AI打開這扇門很令人興奮.

顯然這既可以用於好事也可以用於壞事，但我很好奇聽聽你對這個新機會的看法，我們可以用這些工具糾正人們的誤解。

奧特曼：世界上有些人能做到這一點，能以某種方式擴展人類的思維。

這很強大，只是這樣的人不多，能和他們交談是一種難得的機會。

但如果我們能制造一個AI，就像世界上最好的嘉賓，超級有趣，無所不知，對你非常感興趣，願意花時間了解如何推動你的思維走向新方向，那對我來說似乎是件好事。

我也有過和AI的這種體驗，就像和真正重要的人類領域專家交談，改變了我的世界觀。

當然真人也能做到，但我當時沒和他們在一起。

Q：這顯然也引發了很多關於幻覺問題和準確性的問題。作為外行，我很難理解為什麼這是個難題，你能用非計算機科學家能理解的方式解釋一下嗎？

奧特曼：我覺得很多人還停留在GPT-3時代，那是2021年的老黃曆了：那時候AI都不怎麼管用，確實有很多幻覺。

如果你用現在的ChatGPT，它還是會有些幻覺，但我覺得它總體上相當穩健。這挺令人驚訝的。

訓練這些模型時，會根據它們之前見過的所有詞進行預測，訓練集中有很多錯誤信息，有時候模型也沒能像期待的那樣泛化。

教會模型什麼時候應該自信地說它不知道，而不是猜測，這仍然有待研究。

但它正在變得更好，新推理模型在這方面也有很大進步。

我的孩子，永遠不會比AI聰明

Q：在ChatGPT的各種版本中， 我提示過AI，比如「這是真的嗎？請確保這是準確的答案」。

這應該作為算法迭代中的必要步驟內置進去。那麼我們是不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這會成為模型的自動設置嗎？

奧特曼：我認為這會成為過程的一部分，我覺得還有很多其他東西也會讓它變得更好，但那會是其中一部分。

Q：最近有些全新研究，過去一兩年裡有很多這類研究。

但上周讓我震驚的一項是，當你比較單獨的AI和單獨的醫生時，AI當然會勝出，但AI也擊敗了醫生+AI團隊。我對這些證據的解讀是，醫生沒有從AI助手中受益，因為他們在不同意時會推翻AI的判斷。

奧特曼：在歷史上，上演過同樣的一幕。比如AI開始下棋時，有段時間人類更強，然後AI更強。

然後有一段時間（忘了多久）「AI+人類」一起，比單獨的AI強，因為他們能帶來不同視角。

然後到了某個時候，AI又比「AI+人類」強，因為人類會推翻AI的決定，犯下他們沒有意識到的錯誤。

如果你把自己看作在所有情況下都要推翻AI決定的角色，那AI就不管用了。

另一方面，我認為我們還在早期階段，還在弄清楚人類和AI該如何合作。

AI會比人類醫生更擅長診斷，這可能不是你想反駁的。

但人類在很多其他方面會做得更好，或者至少患者希望由人來做，我認為這會很重要。我一直在想很多這方面的事。

我很快要有個孩子了，我的孩子永遠不會成長到比AI聰明。即將出生的孩子們，他們知道的唯一世界就是存在AI的世界，這會很自然。

AI比人類聰明，當然它能做人類做不到的事，但誰真的在乎呢？

Q：所以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只是這個過渡期，有點奇怪。

在某些方面這是謙遜的力量，我認為這是好事。另一方面，我們還不知道如何與這些工具合作，也許有些人依賴它們太快了。

奧特曼：我不會拼寫複雜的單詞了，因為我相信自動更正會救我，我覺得這沒問題。我覺得對這些事情產生道德恐慌很容易，即使人們更依賴AI幫他們表達思想，也許這就是未來。

奧特曼：我有兩個相互矛盾的想法。

對我個人來說，在OpenAI發生的最令人滿足的事情之一是，當我們發佈這些新的推理模型時，我們把它們交給傳奇科學家、數學家、程序員等等，問他們怎麼想。

聽到他們講述他們可以用新的方式工作，我確實從中獲得了最大的職業樂趣——不得不真正創造性地推理一個問題，找出以前沒人解決的答案。

我期待現實中會發生的是，我們會以新的方式解決難題，積極參與解決最難的問題，同時帶來快樂。

Q：你如何使用ChatGPT解決工作中面臨的問題？

奧特曼：老實說，我用它的方式很無聊。

我不是用它來幫我提出新的科學想法的人，而是用它來處理電子郵件，或者幫我總結文件，這些都很無聊的事情。

在AI身上，人類找不到歸屬感

Q：另一個我原本期望人類能保持優勢更久的領域是同理心。我讀過的最喜歡的實驗表明，如果你在進行文本對話，不知道對方是人類還是ChatGPT，事後被問到你感覺被看到多少、被聽到多少、得到了多少同理心和支持，你會覺得從AI那裡得到的同理心和支持比從人類那裡多——除非我們告訴你那是AI，然後你就不再喜歡了。

作為心理學家，我看到這些證據有幾個反應。一個是我認為不是AI在同理心上有多好，而是我們人類默認的同理心很差，太容易陷入自我對話的陷阱。

但我也想知道，這種「如果我知道是AI我就不想要」的心態能持續多久。

奧特曼：讓我先談談一個普遍現象：人們有時更喜歡AI的輸出，直到被告知那是AI，然後就不喜歡了。這種情況反復出現。

我最近看到一項研究，即使是那些聲稱最討厭AI藝術的人，在選擇他們最喜歡的作品時，仍然更多選擇了AI的輸出，而不是人類的，直到他們被告知哪個是AI哪個不是，然後就變了。

我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但這個趨勢是AI在很多方面趕上了我們，然而我們天生更關心人類而不是AI。

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跡象。

盡管你可能會比現在更多地和AI對話，但你仍然會非常在意什麼時候在和人類對話，這是生物學、進化歷史和社會功能的深處的東西。

Q：你為什麼認為我們仍然想要人類連接？這聽起來像是Robert Nozick論點的一個版本，人們更喜歡真實體驗而不是模擬的快樂。

你認為這就是我們渴望的嗎？我們只是想要真實的人際連接，即使它有缺陷和混亂——當然AI也會學會模擬這些。

奧特曼：你會很快發現，和一個完美無瑕、絕對有同理心的事物對話久了，你會懷念戲劇性、緊張感或其他東西。

我認為我們天生就很在意別人怎麼想、怎麼感受、他們如何看待我們，我不認為這能轉移到AI上。

我覺得你和AI的對話可能很有幫助，你會感到被認可，那是一種很好的娛樂，就像玩電子游戲是一種很好的娛樂，但我不認為它能滿足成為群體、社會一部分的那種社交需求，至少對我們來說是這樣。

我可能錯了，也許AI能完美地操控我們的心理，那就真的會讓我很難過。

Q：你說得對，AI很難替代歸屬感，也很難從AI那裡獲得地位，感覺自己重要、酷或被尊重，我們依賴其他人的目光和耳朵來實現這些。

奧特曼：我其實是想說，我能想像不久的將來，AI會變得比我們厲害得多，能幹出各種厲害的事兒。

當我想到那個世界，再想想裡面的人，我覺得大家還是會很在意其他人，會老想著跟身邊人比地位啊、玩些小把戲什麼的。

不過，我覺得沒多少人會拿自己跟AI比，看AI能幹啥。因為我們還是更在意人和人之間的那些事兒。

Q：我一直很好奇的一件事是，在信息越來越有爭議、事實越來越難以說服人的世界裡——比如在陰謀論信念數據中看到的，人們相信陰謀論是因為這讓他們感到既獨特又重要，覺得自己掌握了別人不知道的知識。

當然這不是唯一原因，但這是主要驅動因素之一。這意味著另一個人類很難說服他們放棄這些信念，因為這等於承認自己錯了。

我假設隨著社會消化這項新技術，社會會發展得更快，科學進步肯定也會更快，我們正在與這個驚人的新工具共存。

但你的日常生活和幾年前相比感覺有多大不同？其實沒那麼不同，對吧？

我認為從非常長遠的角度看，AI確實會改變一切。

但十年前我天真地認為，當我們擁有像現在最強大的模型時，一切都會改變，現在我覺得那是天真的看法。

Q：這是標准模式：我們高估短期變化，低估長期變化，對吧？所以你對此應該深有感悟。

奧特曼：最終，我認為整個經濟都會轉型，我們會找到新的事情去做，我對此一點也不擔心。

我們總會找到新工作，盡管每次面對新技術時，我們都假設所有工作都會消失。確實有些工作會消失，但我們會找到更多新的事情去做。

Q：每個人都相信AI是顛覆性的，但沒人知道這對領導力、工作、組織、產品和服務意味著什麼。

奧特曼：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更像是工業革命，而不是互聯網革命。

我們不知道這會如何發展，但我認為我們也可以說很多關於如何發展的東西。

我有幾個高層次的假設，一個是我們將停止重視能力，開始重視人類的靈活性。我覺得弄清楚要問什麼問題會比找出答案更重要。

Q：這與我過去幾年中的觀察一致，我們過去很看重大腦知識的積累量，一個人存儲的知識越多就顯得越聰明，也更容易獲得尊重。而現在我認為，做點的連接者比知識的收集者更有價值。

如果你能綜合並識別模式，你就有了優勢。

你看過《太空堡壘卡拉狄加》（Battlestar Galactica）這部電視劇嗎？劇中反復說的一句話是「這一切都發生過，這一切還會再次發生」。

當人們談論AI革命時，我確實覺得它在一些超級重要的方面有質的不同，但也讓我想起以前的技術恐慌。

小時候，大孩子們告訴我，老師們開始禁止用谷歌。

他們覺得如果你能查到每個事實，那去歷史課記事實有什麼意義呢？我們會失去一些教育孩子以及怎樣成為社會負責任成員的重要東西。

如果你可以立即查到任何事實，甚至不需要發動汽車去圖書館翻卡片目錄找書。

但實際上發生的是，我們有了更好的工具，期望提高了，但人的能力也提高了，我們學會了做更難、更有影響力、更有趣的事情。

我期待AI也是這樣。

如果幾年前你問某人：A.2024年會有像o1這樣強大的系統嗎？B.如果有個預言家告訴你你錯了，會有這樣的系統，世界會改變多少？你的日常生活會改變多少？我們會面臨生存危機嗎？

幾乎每個被問到的人都會說，A肯定不會，但如果我錯了，真的發生了，那我們在第二個問題上就完蛋了。

然而，這個驚人的事情發生了，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Q：對於研發科學家來說，當他們有AI協助時，提交的專利增加了39%，這導致產品創新增加了17%。其中很多是突破性的，比如發現新的化學結構。

如果你是處於底部的三分之一科學家，幾乎沒有什麼好處，但頂尖科學家的生產力幾乎翻倍。這種翻倍似乎是因為AI自動化了很多創意生成任務，讓科學家能把精力集中在創意評估上，優秀的科學家很擅長識別有前景的創意，而差的科學家容易被誤導。

但這也有代價，研究中82%的科學家對工作滿意度降低了，他們覺得自己做的創意工作變少了，技能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人類在這種情況下似乎被簡化為評判者，而不是創造者或發明者。我很想知道你如何看待這些證據，以及我們該怎麼辦？

OpenAI奧特曼：下一代人不可能比AI聰明～【新智元導讀】最新一期TED采訪中，奧特曼重申對OpenAI率先發布AGI的信念，並稱沒有多少人會關心。全程45分鐘，他還重點分享了自己對AI未來的獨特看法。

奧特曼再談AGI信念！

最近，奧特曼在一期采訪中堅定地表示，「OpenAI將第一個發布AGI，並沒有多少人在意」。

他承認，當AI變得更加自主，能夠完成通常需要整個組織，才能實現的任務時，自己並不知道那一刻會發生什麼。

「屆時，人類或許需要一個新的模型」。

在最新一期TED對談中，奧特曼與主持人Adam Grant探討了AI在創造力、同理心上的進步，以及面臨的倫理挑戰和人類監督的作用。

近一個小時采訪中，奧特曼的精彩視角包括：

AI是一場工業革命，而非互聯網革命。

o1進步讓人不寒而栗，過去能夠區分人類和AI的某些技能，如今已被超越

人類無法從AI中獲得歸屬感，也很難從AI身上獲得被尊重的感覺。

我們還處在探索人類與AI如何協作的早期階段

最新的模型在各方面都比他聰明，但奧特曼關注的重點依舊和往日一樣，或許工作效率能得到提高。

未來最重要的能力是，提出好題比給出答案更重要。

人類需要為AI制定規則，但沒有歷史經驗值得借鑑。

未來，AI可能變成獨特的信仰。

AI是一場工業革命，不是互聯網革命

Q：你對AI這麼快超越人類許多能力感到驚訝嗎？

奧特曼：我們最新的模型感覺幾乎在各方面都比我聰明，但這並沒有真正影響我的生活。

我仍然關心和以前一樣的事情，我的工作效率可能提高了一點，也許很多。（下續）

李斌·基於先驗信息的中文場景文本識別

在當下，隨著數字化技術快速發展和應用場景多樣化，中文字符和文本識別成為許多領域的重要任務，包括自然語言處理、光學字符識別（OCR）、智能輸入法、信息檢索等。而利用先驗信息來輔助識別中文場景下的中文字符和文本，則成為提高準確性和效率的關鍵手段。先驗信息指的是根據已有知識和經驗構建的模型或規則，用於指導識別過程，其可以解決中文文字複雜多樣的特點帶來的挑戰，推動相關領域的發展和應用。

中文字符的先驗信息

一、層次結構

截止2005年，中國共收錄27533個漢字，其中的3755個被列為常用字，其餘文字在自然場景中出現的頻率較低，屬於嚴重的長尾分佈。

但文字可以分為12種不同的解構方式，這12種解構可以經過遞歸的層級，形成像樹一樣的結果，比如「刺繡」的」繡」，它形成了一個兩層的棵樹，這是這我們稱為部首樹的樹。

二、少量筆畫

中文字符不僅在部首上存在官方定義的結構方式，我們還可以自定義一些特定的解構方式。比如說中文字符可以拆解成一個五種筆畫組合而成的筆畫序列。當然中文漢字本身不止這麼多筆畫，但是在漢字識別的任務當中，我們把它定義成5種筆畫就是橫、豎、撇、點、折。當然這個折它包含很多的不同的子類，但是我們都認為它也是，比如說豎折鉤、豎彎鉤、橫折鉤等。再比如說右上角這邊3個漢字，它是用5種筆畫的表示，12345就表示不同的筆畫的序號，然後筆畫序號來用一個序列來表示漢字的筆畫構成。由於中文字符較多的是方正的字，所以這個筆畫均有較為特定方向，因此中文字符可以在橫豎斜，在橫、豎、左斜和右斜4個方向上進行拆解，得到方向性的變化信息。

三、空間佈局

同時，李斌教授提到，中文的文本還存在佈局上的先驗信息。像這邊左圖就是單文本行，橫向文本的長度往往大於整行寬度，而縱向文本的長要小於寬度。所以這個信息其實我們在做文本判斷的時候，大家都會用到的先驗信息，另外針對多文本古籍中均為自右向左，然後自上而下的這種模式，而現代文中均為自上而下，自左向右。這一類的先驗信息能夠提供相應的閱讀順序，進而為模型引入特定的布局先驗信息。

中文字符識別方法

一、開放集下的中文字符識別方法

李斌教授介紹到，該任務要求模型能夠有效的識別機制，識別出訓練及見過的這些漢字，而且能夠發現新的字符，新的詞匯，也就是說訓練集中未見過，如一個日本字，然後能通過不重新訓練模型的方式快速調整模型來識別發現的新字符。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新樣本字符問題，我們提出了基於筆畫先驗的中文字符識別方法。提出的方法如圖所示：

模型整體是有三個模塊，一個是圖像-特征編碼器，另一個是特征-筆畫解碼器，還有一個是筆畫-字符解碼器。

在訓練階段，我們僅需要對前兩個模塊進行訓練，並用相應的筆畫序列對這種模型的預測進行監督，采用交叉熵損失。

然後在測試階段我們引入筆畫-字符解碼器，將這個筆畫序列映射到相應的字符類別上，筆畫字符解碼器的具體結構就是上圖的下半部。得到預測的筆畫序列之後，我們利用邊際距離找到和預測筆畫序列最接近的字，筆畫序列，我們稱其為校正後的一個筆畫序列。由於一個筆畫序列可能對應多個字符，所以我們是通過特征匹配的方式完成這個最終字符的分類。

二、豎直中文文本識別方法

此外，李斌教授及其研究團隊，還提出了一種朝向獨立的中文文本識別方法，所謂的朝向獨立，也就是說我們把朝向單獨的特征給解耦出來，在識別的時候我們不考慮朝向的特征，只考慮漢字本身的特征，然後我們怎麼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就提出了這麼一個訓練的框架，是我們在訓練階段采用包含豎直和水平的這種文本圖像，對於這個豎直文本圖像，這個模型將其逆時針旋轉90度後再送入識別器。

然後在這個特征提取之後，我們用提出的重構模塊，先對豎直和水平字分別進行內容信息和朝向信息的解耦，所以這個核心其實就是要把這個內容和朝向進行解耦，然後接著利用這個字符圖像重構模塊重構具備相應朝向的印刷體字。最後我們僅將內容信息的特征表示送入到解碼器中，以此來避免朝向信息對識別器的影響。所以我們是通過識別的監督信號，讓它反作用於前面朝向信息的去除。

三、基於部件的中文文本識別方法

基於部件的中文文本識別方法是一種將文本識別任務分解為字符級或部件級別的方法。以下是一種基於部件的中文文本識別方法的簡要步驟：

部件切割：首先，對輸入圖像進行字符或部件的切割。這可以通過傳統的圖像處理技術，如邊緣檢測、連通區域分析和輪廓提取等來實現。

部件分類：對於每個切割得到的字符或部件，使用機器學習或深度學習方法進行分類。傳統的機器學習方法可以使用特征提取和分類算法，如支持向量機(SVM)或隨機森林等。深度學習方法可以使用卷積神經網絡(CNN)或循環神經網絡(RNN)等進行訓練和分類。

字符序列重組：根據部件的分類結果，將字符或部件按照正確的順序重新組合成文本序列。這可以通過應用序列匹配算法或者使用語言模型來實現。

後處理：對於得到的文本序列，可以進行後處理步驟，如去除冗余字符、糾正錯誤或者使用語言模型進行更准確的推斷。

基於部件的中文文本識別方法可以有效地處理中文字符的複雜結構和變體，並提供較高的識別準確度。然而，該方法的性能往往依賴於部件切割的準確性和對部件分類模型的訓練質量。因此，在實際應用中，合適的數據集和有效的訓練策略是關鍵要素。（達觀數據 2013年11月2日第七屆達觀杯專家培訓講堂講稿，主講人為復旦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研究員)

愛墾APP:《反俄狄浦斯》（L'Anti-Œdipe），法文原版，第一卷《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1：反俄狄浦斯》

第一章〈無意識機器〉

Nous sommes tous des œdipiens, nous avons tous passé par là.

這裡是德勒茲與加塔利對精神分析的批判起點，指出傳統精神分析（尤其是弗洛伊德）如何將所有慾望都框定進俄狄浦斯結構中。

「弗洛伊德將所有夢、幻想和其他文學行為都看作是這個神話的不同版本。」

他們說弗洛伊德將一切慾望壓縮、縮減為一個家庭戲劇（drame familial），即俄狄浦斯神話，把所有的幻想、夢境都還原為同一個結構。這是一種「還原主義」的操作。

→ 參見這一章中對弗洛伊德“神話機器”的分析。

第二章〈社會機器〉

在這一章，他們引入了“社會場域”來與“家庭場域”對抗，主張無意識與整個社會機器（而非家庭情結）密切相關。他們批評精神分析將神話的角色從社會的層面轉移到家庭的層面。

這裡他們特別指出：神話如《俄狄浦斯王》不是某種普遍潛意識的模板，而是特定歷史文化機制的產物。

第三章〈家庭、父母與俄狄浦斯的生產〉

這是最直接處理你所引述問題的章節。他們在此詳述俄狄浦斯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而非一種自古以來的普遍心理結構。他們寫道：

Il faut en finir avec l’Œdipe.（必須終結俄狄浦斯。）

此處他們分析了弗洛伊德如何在《夢的解析》與《小漢斯個案》裡重複使用俄狄浦斯框架，並指出這是一種詮釋暴力，將一切意義壓進一種家庭劇情的同構中。

文獻基礎與思想來源：

弗洛伊德的文本基礎：

《夢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1900）

《托特與圖騰》（Totem und Tabu，1913）

《論一種幻想的未來》（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1930）

這些都是德勒茲與加塔利批判的對象，特別是弗洛伊德如何使用神話（尤其是俄狄浦斯神話）來解釋夢與幻想。

反神話的思路：

他們與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有張力，後者雖然也使用神話分析，但更傾向於找出文化的差異性，而非壓縮成普遍心理。

他們提倡「非詮釋性」的閱讀，也就是不再把文學或夢視為「需要解碼」的文本，而是作為慾望本身的表現

無意識作為「生產」而非「再現」：

這是《反俄狄浦斯》的核心命題。他們反對弗洛伊德將無意識視為「象徵系統的再現」場所，而強調它是一種生產性力量。

無意識不重複神話，而是創造機器性聯結。他們寫道：

L'inconscient est productif.（無意識是生產性的。）

總結

愛墾APP:在《反俄狄浦斯》（L'Anti-Œdipe）第一卷《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1：反俄狄浦斯》中，德勒茲與加塔利對精神分析的批判稱，傳統精神分析（尤其是弗洛伊德）如何將所有慾望都框定進俄狄浦斯結構中。第二章〈社會機器〉（Chapitre 2 : Les machines sociales），他們引入了「社會場域」來與「家庭場域」對抗，主張無意識與整個社會機器（而非家庭情結）密切相關。他們批評精神分析將神話的角色從社會的層面轉移到家庭的層面。

這裡他們特別指出：神話如《俄狄浦斯王》不是某種普遍潛意識的模板，而是特定歷史文化機制的產物。

很顯然，他們與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産生張力，後者雖然也使用神話分析，但更傾向於找出文化的差異性，而非壓縮成普遍心理。這裏反映出了一個《反俄狄浦斯》與結構主義之間極為關鍵的張力焦點，不僅關係到德勒茲與加塔利對精神分析的根本批判，也涉及他們對文化、社會及慾望運作方式的哲學重新佈置。以下將從三個面向深入分析這一議題：

一、從精神分析的家庭中心主義到社會機器：德勒茲與加塔利對俄狄浦斯模型的顛覆

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茲與加塔利認為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將慾望過度簡化為對家庭三角的投射（父親—母親—小孩），以俄狄浦斯情結為核心模式，強化了慾望的「家族主義（familialism）」解釋，從而遮蔽了無意識與整個社會體制的深層聯繫。

他們提出，無意識根本不是被壓抑在家庭中的私密構造，而是直接與生產、階級、國家、法律、戰爭機器等社會結構聯動的「社會機器」。他們說：「無意識根本不是戲劇，而是工廠；不是符號的舞台，而是慾望的裝配線。」

在這一觀點下，《俄狄浦斯王》不再是揭示「人類潛意識」的永恆劇碼，而是特定歷史社會中，權力-家族-法律再生產機制的表徵神話。換言之，它是社會機器對慾望進行編碼的操作之一，而非慾望本身的自然形式。

二、對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主義神話學的批評與分裂

雖然列維-斯特勞斯也拒絕精神分析將個體心理普遍化，但他的神話分析法仍假設存在某種跨文化的普遍邏輯結構（binary oppositions：生/死，父/子，自我/他者等），而且這些二元對立可在神話敘述中被還原為邏輯運算的模型（如對抗、調和、中介等）。

德勒茲與加塔利不認為神話反映普遍心理或結構規律，他們視神話為「權力機器的語言技術」，是社會如何將流動慾望固定化、編碼化的工具。這與結構主義的符號—結構主體觀點大為不同。

舉例來說，列維-斯特勞斯可能會將《俄狄浦斯王》視為某種文化中對「親屬系譜」與「他者侵犯」的邏輯調和過程，但德勒茲與加塔利則會問：「這樣的神話如何配合社會體制壓抑慾望？它如何把身體作為一種生產機器進行重組？」他們更關注的是神話如何「功能化」為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部件。

三、「非編碼慾望」vs.「編碼文化」：從家庭神話到社會場域的重置

在《反俄狄浦斯》中，「慾望」被重新定義為非缺乏的、積極的創造力量，是「生產」（production）的力量，而非佛洛伊德筆下的從缺乏出發、尋求滿足的心理動力。

德勒茲與加塔利指出，社會不是壓抑慾望，而是將慾望進行編碼（coding）與領域化（territorialization）。神話正是這些編碼與領域化的工具之一。以《俄狄浦斯王》為例，它透過懲罰亂倫與弒父，強化了特定形式的家庭與國家法律秩序，將原本流動的慾望限制在一種像徵父權與法權結構的迴路中。

但德勒茲與加塔利主張一種「非編碼慾望」（desiring-production），即不再被某種意義或文化結構所中介的流動生產力。他們認為，精神分析、神話學與國家制度都是阻擋這一流動的結構，甚至把這種「非編碼狀態」污名化為「精神分裂」。

因此，反精神分析與反結構主義的立場在這裡匯合成一個強烈主張：慾望不應再被還原為家庭結構或文化對立，而應被視為一種無法封閉的、非中心的流體力量。

小結：走向後結構的「生成機器」觀

比較|傳統精神分析|結構主義（列維斯特勞斯）|德勒茲加塔利 

慾望來源|缺乏，家庭情結（俄狄浦斯）|結構二元對立系統|生產性的流動力量 |

神話功能|解釋潛意識投射|呈現文化邏輯結構|對慾望的社會編碼

無意識關聯|家庭劇場|符號結構的對應|社會機器、慾望機器 

社會觀|陰影般的抑制者|背後的結構系統|多重機器連接與變異

主體位置|無意識受壓抑的主體|被文化結構中介的主體|非中心、分裂、多重的生成主體

延伸觀察：德勒茲與加塔利此一理論對民俗、地方文化、原住民族神話研究亦有啟發意義。它提醒我們：不要急於將神話「結構化」成普遍邏輯，而要追問神話在具體社會中如何被部署、如何壓制或釋放慾望、如何作為權力的載體。

在這意義上，他們提出的是一種「後結構主義」的批判民族誌，也是一種關注慾望生成的文化詮釋學。

愛墾APP:大眾批評的黃金時代～～當我們談論「大眾批評的黃金時代」，我們其實並不是在指涉一段客觀存在的歷史時期，而是在參與一場有關文化地位與意義的論述建構。這種論述不僅塑造了我們如何理解批評，也影響我們如何看待文學、藝術與思想的價值。而這種批評，早已不只是書評、影評或學術論文那樣的評價工具，更是一種介入公共領域的思想行動，是一種審美與哲學並重的寫作實踐。

M. W. J. T. Mitchell 的觀點在此提供了關鍵性的啟發。他指出，二十世紀晚期的文學表達，主導形式不再是詩歌、小說或戲劇，而是「批評與理論」。這種說法乍聽似乎令人驚訝，甚至荒謬：批評，不是應該從屬於文學或藝術作品嗎？怎麼能夠取代那些本該是「創作」的正宗表達形式呢？但當我們細想，這正說明了一個重要的文化轉向——批評不再是附屬或延伸，而是本身就是生產，是創作，是思想的實踐方式。

批評已不再只是「評論某物好壞」的評判，而是一種對世界的闡述與重構。它不單止於作品的分析，更進一步成為一種文本的再創造，甚至具備小說那樣的敘述魅力與美學震撼力。當代許多重要的批評作品，從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到塞吉維克（Eve Kosofsky Sedgwick）與傅柯（Michel Foucault），他們的文字不只是論證或分析，更像是穿梭於知識、感性與文化之間的語言實驗。他們的批評具有一種文學性，能夠讓人像閱讀小說一樣地沉浸與感受。換句話說，批評本身成為了一種藝術形式。

這一點，也讓我思考「批評的藝術性」與「創作的批評性」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在今天，許多小說與電影本身就帶有強烈的理論色彩，它們不只是「講一個故事」，更在反思敘事、語言、身分、歷史、權力等等問題。文學成為思想的形式，而批評也以一種更自由的姿態進入創作領域。這樣的情境，讓「誰是創作者、誰是評論者」的界線變得越來越難以分辨。

然而，Mitchell 的觀察之所以令人深思，不只是因為他指出了批評的崛起，更因為他對「黃金時代」這一說法本身的諷刺。所謂「黃金時代」其實是一種修辭手法，一種對當下或過去的特定敘述。它往往不是真的存在，而是人們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對某段歷史進行理想化的回望，或對當下進行慶祝與自我肯定的手段。因此，當我們說「我們正處於批評的黃金時代」，我們可能只是在創造這個黃金時代的敘述，而這種敘述的力量，才是黃金時代真正的來源。

有趣的是，Mitchell 還進一步提醒我們：若這個黃金時代需要被指出，那麼它也許已經結束了。這種說法讓人不禁想到藝術史中對於「晚期風格」（late style）的討論——當某種風格進入反省自身的階段時，它可能已經進入尾聲。同樣地，當批評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主流表達的形式時，它或許已經從創造性高峰，轉為某種文化機制的反思器官。

但即使如此，這並不代表批評失去了力量。恰恰相反，這種自我意識正是批評最強大的特質之一。批評並不尋求確定性的結論，而是在不斷的提問與拆解中揭示世界的複雜與多義。在今日這個資訊過度、觀點碎片化的時代，批評的角色尤顯重要：它提供一種慢下來的節奏，一種凝視與思考的空間。在網路與社群媒體充斥速食意見與極端立場的背景下，批評或許是少數仍然堅持複雜性與矛盾性價值的實踐。

不過，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大眾批評的「大眾性」是否也帶來了某種稀釋？當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評論，當點讚與轉發成為影響力的衡量標準，批評是否也變得商品化、市場化？傳統上批評所倚賴的深度閱讀、背景知識、理論訓練，在今天是否還有存在的空間？這些問題，並不是在懷舊或否定現代，而是對於「批評如何在當代生存」的關切。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當代批評的處境：或許我們不再需要「專業批評家」來告訴我們一件作品的意義，而是更希望從多元視角中建構屬於自己的詮釋。這種去中心化的批評形式，讓批評不再是菁英的特權，而是一種民主的實踐。但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具備辨識的能力，需要一種「批評素養」來判斷、分析、與對話，否則就容易陷入意見的噪音與情緒的操弄中。

總結來說，「大眾批評的黃金時代」不是一個歷史事實，而是一種文化現象的展現——它是一種我們如何觀看世界、思考藝術、參與公共論述的方式。批評，不只是關於藝術與文學，它也是關於我們如何生活、如何理解自己與他人。在這樣的背景下，批評的價值，不在於是否真處於黃金時代，而在於它是否仍具有那種讓我們停下來思考的力量——那種願意提出問題、拆解慣性、與世界對話的勇氣。這或許就是批評最值得珍視之處，也是它永遠不會真正終結的原因。

（續上）這裏舉幾組例子來對比，釐清「家庭場域」式戰爭敘事與「社會場域」式戰爭敘事之間的差異，以及它們在國際市場的效果：

一 偏向「家庭場域」的戰爭片

《英雄兒女》（中國，1964）

典型的「祖國是母親，士兵是兒子」的敘事結構。片中張連長的犧牲，與王芳對祖國的歌唱，明顯將民族生死升格為家庭倫理。國內觀眾易於產生共鳴，但國際觀眾則難以完全理解這種強烈的「家國一體」情感。

《珍珠港》（美國，2001）

雖然是好萊塢大製作，但核心仍是三角戀愛情故事，戰爭場景成為家庭與愛情糾葛的背景。在美國觀眾看來，它符合「愛國 + 愛情」的感性模式，但在國際市場評價普遍一般，因為戰爭被過度私有化。

偏向「社會場域」的戰爭片

《來和看》（蘇聯，1985）

敘事並非家庭化的英雄寓言，而是將戰爭呈現為納粹佔領下白俄羅斯的毀滅性社會機制。小孩弗洛里亞的視角不是「民族兒子」的犧牲，而是作為「社會場域」中的一個被摧毀的生命。國際觀眾普遍認為它能真切呈現戰爭的暴力結構，而非僅僅是國族的故事。

《現代啟示錄》（美國，1979）

將越戰放置在冷戰與帝國主義的框架裡，並借柯茲上校的瘋狂象徵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暴力邏輯。這種處理方式讓電影超越了美國國族寓言，變成對「戰爭機器」與整個社會體制的反思，因此在全球獲得影史地位。

《硫磺島的來信》（美國／日本，2006）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從日軍士兵視角出發，將二戰不再描繪為單一國族的英雄故事，而是呈現為不同社會處境下的人類共同經驗。

這種跨文化視角正是「社會場域」的體現，使其在國際觀眾中反響良好。

三、總結

家庭場域式：戰爭＝民族家庭化的寓言。好處是易於動員國內觀眾，但難以輸出，因為符號結構高度在地化。

(國際)社會場域式：戰爭＝全球資本、帝國、技術體制與權力結構的展演。這種處理更容易進入國際市場，因為觸及跨文化可共感的無意識。

愛墾學術：家庭vs社會-大叙事vs小叙事在～～《反俄狄浦斯》（L'Anti-Œdipe）第一卷《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 1：反俄狄浦斯》中，作者德勒茲與加塔利對精神分析的批判稱，傳統精神分析（尤其是弗洛伊德）如何將所有慾望都框定進俄狄浦斯結構中。第二章〈社會機器〉（Chapitre 2 : Les machines sociales），他們引入了「社會場域」來與「家庭場域」對抗，主張無意識與整個社會機器（而非家庭情結）密切相關。他們批評精神分析將神話的角色從社會的層面轉移到家庭的層面。這裡他們特別指出：神話如《俄狄浦斯王》不是某種普遍潛意識的模板，而是特定歷史文化機制的產物。

這個理論如果放在一般所謂“重現歷史”的戰争電影，都從國内觀點、愛國情操来處理，涉及的潛意識其實是德勒兹的「家庭場域」（俄狄浦斯情結），而極少考量到當時的國際形式（「社會場域」），所以，不少戰争叙事很難争取到國際市場。

我們在這裏嘗試把德勒茲與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中的精神分析批判，帶入到當代影像敘事的範疇，特別是戰爭電影的國際流通問題。先分幾個層次來理解：

[聲明：本文純粹嘗試把德勒兹學理與國際文創市場结合上来探討，無意評價所提及的各國案例電影的藝術成就以及相關的民族情感。]

一、德勒茲與加塔利對精神分析的批判～～他們認為弗洛伊德以「家庭」為無意識的基本座標，把慾望的所有流動都壓縮在「父－母－子」的三角結構中。這就是「俄狄浦斯化」的過程。但實際上，無意識並不是被動地接受家庭角色，而是「社會機器」的一部分：它同時與經濟、權力、符號體系相連結。慾望的生產（desiring-production）和社會的生產（social production）不可分割。因此，神話（例如《俄狄浦斯王》）不是人類心靈的普遍原型，而是特定歷史社會的產物。精神分析錯在把神話「私有化」、家庭化，遮蔽了背後的社會機制。

二、應用到戰爭電影的敘事

國內取向／家庭化敘事：許多戰爭片在國內市場常以「家國同構」的邏輯操作：祖國 = 母親，領袖 = 父親，士兵 = 孩子。這是一種「家庭場域化」的再現。戰爭的歷史被框定為「父權的召喚、母親的守護、兒子們的犧牲」。

這樣的模式很容易動員觀眾的情感，特別是民族主義情緒，但它的潛意識結構正好吻合俄狄浦斯式的框架；這種內在化的模式雖在本土有效，但卻難以對外輸出，因為「家國同構」的象徵邏輯在他國觀眾眼中不具普遍性。

社會場域／國際性敘事：如果依德勒茲—加塔利的觀點，戰爭不應僅僅被家庭化，而要被放置於「社會機器」的運作之中——這裡涉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資本流動、國際秩序與技術體制。

當一部戰爭片能顯示戰爭背後的國際張力（如經濟掠奪、冷戰結構、跨國技術合作、全球性資本邏輯），它所調動的無意識就不再是地方性的「俄狄浦斯化」，而是與全球資本主義或國際秩序相連結。

這樣的敘事更容易超越國界，因為它觸動的是普遍的社會機制，而非特定的「民族家庭」。

三、結論與引伸

從德勒茲與加塔利的角度來看，大部分戰爭電影的問題在於「將戰爭家庭化」：它們透過愛國、犧牲、父母子女的比喻來再現歷史，結果產生的是「民族無意識」的俄狄浦斯化。這種模式對外來觀眾而言則失效，因為缺乏共同的「家庭代碼」。

如果戰爭電影要在國際市場被理解和接受，它需要轉向「社會場域」：戰爭作為全球資本主義、帝國對抗、技術與後勤體系的機制。這樣才能構築出一種跨文化的「無意識的共鳴」。

換言之，戰爭電影要想超越「民族寓言」的範疇，就必須把戰爭重新放回「社會機器」的層面，而非局限於「家庭場域」的愛國情感。（下續）

從社交媒體到生成媒體，對于内容數量意味着什麽？

愛墾學術：從社交媒體到生成媒體：內容爆炸與意義稀缺

一、從「社交」到「生成」：創作主體的轉移

過去二十年，社交媒體重塑了人類的自我表達方式。從Facebook、微博到TikTok，人類首次大規模地成為內容生產者。這一時代的特徵是「人創作，人分享，人影響」。內容的生產與流通依賴人的情感、經驗與社交關係，形成了以「用戶生成內容」（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為核心的文化生態。

然而，進入生成媒體（Generative Media）時代，創作主體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AI成為內容的共同創作者，甚至主導者。從文本生成模型（如ChatGPT）、圖像生成工具（如Midjourney、DALL·E）到影片合成平台（如Runway、Pika），內容生產的速度與規模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指數級增長。創作不再受制於時間與精力，而是由算法與算力驅動。這種轉變意味著：內容不再是稀缺資源，而是無限供應的商品。

二、從稀缺到過剩：信息的結構性膨脹

社交媒體時代的內容生產仍舊是「以人為限」。一個人一天能拍幾條短片、發幾條動態，總有上限。生成媒體則打破了這一約束。AI可以在幾秒鐘內生成數百張圖像、數千段文字。內容生產的邊際成本接近零，使得「內容爆炸」成為結構性現象。

這種爆炸帶來了兩個後果：

1 可見性危機（Visibility Crisis）

當信息流變得無限密集，單一內容極難被看見。算法在此成為新的「守門人」。誰能被推薦、誰能進入用戶視野，不再取決於內容本身，而取決於平台的演算法偏好與商業邏輯。

2 信任危機（Trust Crisis）

當AI能以極高擬真度生成文本、聲音、影像，「真實」與「虛構」的邊界變得模糊。用戶開始懷疑眼前的每一條資訊。生成媒體因此不僅改變了內容的「數量」，更動搖了內容的「信任結構」。

三、注意力的再稀缺化：從內容到過濾

在內容過剩的環境中，真正稀缺的資源不再是創作力，而是注意力與意義的分配機制。這使得文化的重心從「創造」轉向「篩選」。人們不再追求「更多內容」，而是渴望「有意義的內容」、「被理解的內容」。

平台與算法由此獲得前所未有的文化權力。它們不僅決定哪些內容可見，更決定了哪些價值、語氣、情緒被放大。換言之，生成媒體的時代，是算法成為文化編輯的時代。

這也對人類文化提出了新的倫理與審美挑戰——當每個人都能生成無限內容時，「創意」是否仍具意義？當AI可模仿所有風格，「原創」又該如何定義？

四、結語：從爆炸回到深度

生成媒體時代的文化困境，不在於內容太少，而在於意義太淺。人類社會正從「內容稀缺」轉向「意義稀缺」。未來的文化生產，將更依賴策展、評鑑與批判性思維。AI能生成無數文本與圖像，但人類仍是唯一能賦予它們文化意義的存在。

正如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所言，數位時代的最大危機不是沉默，而是喧囂；不是無聲，而是無意。生成媒體的挑戰，不是如何產生更多，而是如何重新找到「值得被看見」的東西。

參考文獻

Han, Byung-Chul. In the Swarm: Digital Prospects. MIT Press, 2017.

Shifman, Limor.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MIT Press, 2013.

Zuboff, Shoshana.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ublicAffairs, 2019.

Manovich, Lev. AI Aesthetics. Strelka Press, 2019.

王笛，《數位權力與注意力經濟》，《文化研究》2022年第4期。

李宏志，《從社交媒體到生成媒體：內容生產的轉型與倫理》，《新媒體與社會》2024年第2期。

「語言」即破壞的工具

全書幾乎以獨白形式寫成，沒有段落分明的對話，也幾乎沒有情節轉折。穆拉特以連續、強迫式的語言宣洩憤怒與分析，語氣如詛咒般反覆。

這種語言結構有兩層作用：

它是對過去的審判（以語言摧毀記憶）

也是一種自我拯救的儀式（透過言語清除腐敗的世界）

語言在伯恩哈德筆下不再是溝通的媒介，而是一種滅絕的力量。

「文化的病」與「奧地利的罪」

伯恩哈德長年批判奧地利社會對納粹歷史的遺忘與偽善。在《滅絕》中，他藉穆拉特之口猛烈攻擊這種「文化性失憶症」：

教會虛偽

教育體系腐敗

民族主義偽善

上層階級的道德僵化

整部小說像是一場對奧地利的審判書，也是伯恩哈德與祖國徹底決裂的宣言。

「孤立」作為存在狀態

穆拉特雖然口頭上要摧毀家族與傳統，但他同時深陷其影響中。他的自我定義依賴於被他所憎恨的事物。這使他成為徹底孤立的知識分子——既無法逃離，也無法和解。

這種存在的張力，是伯恩哈德所有小說的精神核心：

「拒絕世界，卻又離不開它。」

三、敘事風格

無段落、長句、重複、旋轉式語言：伯恩哈德的標誌性風格。

強烈的節奏與音樂性：他受古典音樂啟發（特別是舒伯特與馬勒），文字如同變奏曲般反覆推進。

冷峻的諷刺與黑色幽默：對社會的批判常透過極端誇張與語言的荒謬呈現。

四、「滅絕」的哲學意涵

存在的否定：「滅絕」不只是摧毀外在世界，更是對「自我意識」的徹底清空。

創造的前提：唯有消滅舊的結構，才能迎來新的可能。這是伯恩哈德式的「負面創造」。

記憶與遺忘的辯證：穆拉特想要消除家族記憶，卻無法真正遺忘——記憶成為他存在的牢籠。

五、文學地位

《滅絕》被普遍視為伯恩哈德最具代表性與哲學深度的作品，它不僅總結了他一生的文學主題（厭世、孤立、語言的暴力），也以一種幾近神話的語言形式達成了「對文明的自我清算」。

六、與卡撒茲納霍凱的關聯

兩者皆屬「中歐荒蕪文學傳統」，在語言極限中探討文明的崩壞，只是伯恩哈德的破壞更偏向「個體理性對抗社會的反叛」，而卡撒茲納霍凱的崩壞則是「群體陷入無意義循環的宿命」。

愛墾研創：談談托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的經典遺作《滅絕》（Auslöschung· Ein Zerfall, 1986）。

這部作品與卡撒茲納霍凱《撒旦的探戈》在精神上有著深刻的共鳴——兩者都以極端的語言、重複與絕望揭露「文明的腐朽」與「個體的掙扎」。

一、作品概述

《滅絕》是伯恩哈德(下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小說，被許多人視為他的文學總結與思想遺囑。書中主角 法蘭茲－約瑟夫·穆拉特（Franz-Josef Murau）出生於奧地利一個貴族家庭，長期旅居羅馬，對故鄉與家族懷著強烈的厭惡與怨恨。當他接到父母與兄長死於車禍的消息後，被迫返回家鄉——這趟回歸成為一場心理與道德的審判，也是一場對舊歐洲文化與法西斯遺緒的徹底「滅絕」。


二、主題分析

「家族」作為腐敗的根源

穆拉特視自己的家族為奧地利社會的縮影——虛偽、僵化、充滿偽善與道德敗壞。

他將個人厭惡升級為文化批判，將「家」視為一個需要被毀滅的概念。

「要想重生，必須先摧毀。」這句伯恩哈德式的信條構成小說的精神核心——滅絕是通往自由的唯一途徑。

[愛墾研創]《齊物論》是《莊子·內篇》中的第二篇，是整部《莊子》中思想最為深奧且具哲理性的一篇。其核心觀念“齊物”，是莊子哲學的靈魂之一，表現出他對存在、價值與認識的徹底反思與超越。“齊物”之義，若以最簡要之語概括，乃“齊一萬物”、“平等看待一切”，但這並非淺層的相對主義或道德上的平等觀，而是建立在道的形上學基礎之上，乃對一切對立分別的根本超越，是心靈通達“道”的境界。

首先，“齊物”之“齊”，意為平等、無差、齊一； “物”則泛指天地萬物，亦可指人心中所分別的種種事理與價值。莊子所謂“齊物”，即主張在“道”的觀照下，萬物本無高下貴賤、是非美惡之別。莊子在篇中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語揭示了人類認知的相對性與局限性。所謂“是”與“非”，不過是因立場、時勢、習俗而起的差別觀念，並無絕對真理。從“道”的立場看，萬物皆出於同一根源，故“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一切存在在本體上皆平等無分。

其次，“齊物”也是莊子對人類語言與思辨局限的反省。莊子指出，語言乃分別之具，凡言說必有對立，言“是”則有“非”，言“可”則有“不可”。然道在言外，不可拘於語言之網。莊子以“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指出：人言之所以失真，乃因言者執一端而忘其對。若能明白“道樞”所在，則可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進而超越對立，達於齊一。此種超越乃心靈之自由，亦是認識之開悟。所謂 “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即指達於道者能靈活運用各種觀點而不為所困，心通萬變而常安。

再者，“齊物”並非否定差異的存在，而是超越差異之對立。莊子認為，差異是“道”自然生成的展現，若執著於差異而起分別心，便與“道”相違。故他提出“齊物”之觀，乃在認識層面化解對立，使心靈返於虛靜無偏的狀態。這種“齊”並非“混同”，而是一種“洞見差異而不被差異所限”的高境。正如後世學者所言，莊子之“齊物”，是“超分別而非滅分別”，是心靈在體悟萬物同源後的自在之觀。

此外，莊子以“夢蝶”之喻深化了“齊物”的精神。莊周夢為蝴蝶，醒而不知“周與蝶孰是孰非”，此即“齊物”的生動呈現。夢與醒、主與客、真與假，在相對層次上可分，而於“道”之體中則皆為一氣之化。此寓言所表達的，不僅是對存在界限的懷疑，更是對“我” 與“物”之分別的消融。當主客對立泯滅，心靈不再執著於是非善惡，便可達到與“道”同化的自由境界。

總而言之，“齊物”之義，不在於教人否定現實差別，而在於引導人從對立分別中覺悟出“道”的無差無名之體。其哲學精神可歸納為三層：

一是認識層面的相對主義——破除固定觀念與人為立場；

二是形上層面的本體平等——體認萬物同源於“道”；

三是精神層面的逍遙自由——超越執著，心與道合。

當人能以“齊物”之心觀世界，則無論榮辱得失、是非善惡，皆不再束縛其心，乃所謂“乘道德而浮游於萬物之始”，達到“逍遙遊”的至境。故“齊物”非徒思想之論，而是莊子生命哲學的核心修養法門，教人由分別而入於無分別，由拘執而歸於自由，最終融通於無限之“道”。

莊子講“渾沌”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道家的道

詹姆斯．奧唐奈：複製與創作（1）

人工智慧在1956年幾乎還不是一個術語，當時來自計算領域的頂尖科學家齊聚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參加一場夏季會議。電腦科學家約翰・麥卡錫（John McCarthy）在這次活動的資助提案中創造了這個詞語，旨在召集人們討論如何建造能夠使用語言、像人類一樣解決問題並能自我改善的機器。但這是個好選擇，也抓住了這場會議的核心前提：任何人類智慧的特徵「原則上都能被如此精確地描述，使得機器可以被製造來模擬它」。

在他們的提案中，研究團隊列出了「人工智慧問題」的幾個面向。其中最後一項——事後看來或許最困難的一項——是打造一台能展現創造力與原創性的機器。

當時，心理學家仍在努力定義並測量人類的創造力。主流理論認為創造力是智慧與高IQ（智商）的產物，但心理學家並不確定該用什麼理論取代它。達特茅斯的組織者們提出自己的看法：「創造性思維與乏味但能力稱職的思維之間的差別，在於注入了一些隨機性」，他們寫道，並補充這種隨機性「必須由直覺引導，才能有效率」。

將近 70 年後，隨著該領域歷經一連串的繁榮與衰退週期，我們如今擁有或多或少遵循這種方式的 AI 模型。近三年來，大型語言模型迅速崛起，而另一種類型、基於擴散模型（diffusion models）的 AI，也在創意領域造成前所未有的影響。透過將隨機雜訊轉換成有意義的模式，擴散模型能生成新的圖像、影片或語音，並由文字提示或其他輸入引導。最好的模型甚至能創造出與人類作品無法區分的成果，也能產出奇異、超現實、明顯非人類的結果。

如今，這些模型正進入比任何領域都更容易被顛覆的創意範疇：音樂。AI 生成的作品——從管弦樂到重金屬——正準備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滲透進我們的生活，遠比任何其他 AI 產品深入。我們可能會在串流平台、派對或婚禮播放清單、配樂等地方聽到這些歌曲，而不一定察覺是誰（或什麼）創作了它們。

多年來，擴散模型在視覺藝術世界中已掀起爭論，人們質疑它們產出的作品究竟是創造還是複製。如今，這場爭論來到音樂領域——一門深深嵌入我們經驗、記憶與社會生活的藝術。音樂模型現在能創作出能引發真實情感反應的歌曲，顯示在 AI 時代中，要定義作者身分與原創性變得多麼困難。

法院也正在積極處理這片模糊地帶。主要唱片公司正起訴頂尖 AI 音樂生成器，指控擴散模型僅僅複製人類藝術，且不向藝術家付費。模型開發者則反駁，他們的工具是為了協助人類創作。

在判定誰是誰非的過程中，我們被迫重新思考人類創造力本身。無論是在人工神經網路或生物神經網路中，創造力是否只是龐大統計學習與連結的結果，再加上一些隨機性？如果是這樣，那麼作者身分是否變成一個滑動的概念？如果不是——如果創造中有某種明確的人類成分——那它是什麼？若沒有人的創作者，作品仍能感動我們嗎？我第一次聽到 AI 創作的歌曲時不得不面對這些問題——那首歌非常棒，但令人不安的是，它只是某人輸入提示後按下「生成」而已。這種處境很快也會降臨到你身上。

（Abstract from: Replication and Creation by James O’Donnell ; in MIT Technology Review Vol 128  No. 3， May/June 2025， Featuring： Muse or machine? Defining  Creativity in the age of AI; Replication and Creation by James O’Donnell, pg 36-41） 

延續閱讀：

房子能浮起來嗎？
從「新視覺」到新媒體

詹姆斯．奧唐奈：複製與創作（2）

Making connections（建立連結）

達特茅斯會議之後，參與者們開始投入不同的研究方向，建構出 AI 的基礎技術。與此同時，認知科學家則響應美國心理學會會長 J.P. Guilford 在 1950 年的呼籲，開始研究人類的創造力。他們最終提出一個定義，並由心理學家 Morris Stein 在 1953 年於《心理學期刊》中正式提出。創意作品必須既新穎——代表它們帶來一些新的事物；又有用——代表它們對某人有某種用途。有些人認為「有用」應該改成「令人滿意」，也有人主張應加入第三項標準：創意作品也應該令人驚喜。

到了 1990 年代，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的興起使得研究多種創造力相關的神經機制變得可能，包括音樂。近年來的計算方法也讓科學家更容易描繪記憶與聯想思維在創意決策中的角色。

目前所形成的並不是一套完整的統一理論，用來解釋創意如何在大腦中產生與展開，而更像是不斷累積的強大觀察結果。我們可以先將人類創意過程分成不同階段，包括提出構想的階段，以及之後更批判、更評估性的階段，用來判斷想法是否具有價值。主導這兩個階段的一項重要理論稱為「聯想創造力理論」，該理論主張：最有創造力的人能在遙遠的概念之間建立新穎的連結。

「這就像擴散式的啟動一樣，」賓州州立大學創造力認知神經實驗室領導者 Roger Beaty 說：「你想到一件事，它就會啟動與之相關的其他概念。」

這些連結往往特別依賴語意記憶——儲存概念與事實的記憶系統，而非情節記憶（儲存特定時間與地點的經驗）。近年來，更精密的計算模型被用來研究人們如何在「語意距離」極大的概念之間建立連結。例如，「apocalypse（末日）」與「nuclear power（核能）」相比，「apocalypse」與「celebration（慶典）」在語意上反而更疏遠。研究顯示，高度有創造力的人可能會感覺語意上非常不同的概念彼此更接近。

研究發現，藝術家比非藝術家更能在更遙遠的語意距離間產生文字聯想。其他研究也支持另一個觀點：具有創造力的人往往擁有「漏接式注意力」（leaky attention）——也就是說，他們經常注意到與當下任務並不特別相關的資訊。

用來評估這些歷程的神經科學方法並不支持「創造力來自大腦某個特定區域」的說法。創造力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 Dean Keith Simonton 在《劍橋創造力神經科學手冊》中寫道：「大腦中並沒有任何區域能像腺體分泌荷爾蒙那樣產生創造力。」

證據反而指出，創造性思考會啟動數個分散的神經網絡，Beaty 說——其中一個負責透過聯想思維產生最初的想法，另一個負責辨識有潛力的點子，還有一個負責評估與修改。

哈佛醫學院的研究者在今年二月發表的一項新研究進一步指出，創造力甚至可能涉及抑制 某些特定的腦部網絡，例如那些與自我審查相關的區域。

到目前為止，機器的創造力——如果你願意這麼稱呼的話——看起來非常不同。雖然在達特茅斯會議時，AI 研究者主要著眼於打造模仿人腦的機器，但到了擴散模型問世（大約十年前）時，研究焦點已經轉移。

了解擴散模型如何運作的最好線索就是它們的名字。如果你把沾滿紅墨水的畫筆浸入一杯清水中，墨水會擴散並隨機旋繞，最後整杯變成淡粉色液體。擴散模型則反向模擬這個過程，從隨機雜訊中重建出可辨識的形體。

若想理解這如何應用在影像上，不妨想像一張大象的照片。為了訓練模型，你會先複製這張照片，並在上面加上一層隨機的黑白雜訊。然後你製作第二份並加更多雜訊，如此反覆數百次，直到最後一張影像完全是雜訊，完全看不到大象的蹤影。

對於中間的每一張影像，統計模型必須判斷：影像中有多少是雜訊、有多少是真正的大象。它會將自己的猜測與正確答案比較，並從錯誤中學習。經過數百萬張影像的訓練後，模型會越來越擅長「去雜訊」，並將這些模式與描述（例如「在空曠原野中的婆羅洲雄性大象」）連結起來。

（Abstract from: Replication and Creation by James O’Donnell ; in MIT Technology Review Vol 128 No. 3， May/June 2025， Featuring： Muse or machine? Defining Creativity in the age of AI; Replication and Creation by James O’Donnell, pg 36-41）

詹姆斯．奧唐奈：複製與創作（4）

Suno未回應關於訴訟的置評要求，但在 8 月發布於 Suno 部落格的聲明中，CEO Mikey Shulman 表示，公司訓練資料來自開放網路上的音樂，而那些資料「的確包含受版權保護的內容」。但他主張：「學習不是侵權。」

Udio 的一名代表表示，公司不會對進行中的訴訟發表評論。在訴訟發生時，Udio 發布聲明表示其模型具備過濾機制，以確保「不會重現受版權保護的作品或藝術家的聲音」。

事情更複雜的是美國版權局於一月發布的指引，其中指出 AI 生成作品只要包含相當程度的人類投入，就可以獲得版權。一個月後，紐約的一名藝術家獲得了可能是全球第一件 AI 協助創作的視覺藝術作品版權。下一個，也許就會是一首 AI 協助創作的歌曲。

新穎性與模仿

這些法律案件正踏入一個灰色地帶，與其他 AI 相關的訴訟爭議相似。核心問題在於：AI 模型是否可以使用受版權保護的內容進行訓練，以及生成的歌曲是否不公平地複製了人類藝術家的風格。

但無論法院最終如何裁定，AI 音樂很可能仍會以某種形式持續擴張；據報導，YouTube 已與主要唱片公司洽談授權其音樂用於 AI 訓練，Meta 近期也擴大了與環球音樂集團的合作，顯示 AI 生成音樂的授權可能已在考量中。

如果 AI 音樂將持續存在，那它究竟會不會「好聽」？可以從三項因素思考：訓練資料、擴散模型本身，以及提示詞（prompting）。模型的品質取決於它所學習的音樂資料庫以及這些音樂的描述，而這些描述必須足夠複雜才能準確掌握音樂特性。模型的架構則決定它能多好地使用所學內容生成歌曲。而你給模型的提示——以及模型究竟能多大程度「理解」你所說的「把薩克斯風音量調低」之類的語意——也至關重要。

或許最重要的問題是：訓練資料的規模和多樣性如何？其標記是否充分？Suno 和 Udio 都沒有公開其訓練資料中包含哪些音樂，但這些細節可能會在訴訟過程中被迫公開。

Udio 表示，歌曲如何被標記對模型至關重要。Ding 說：「我們現在的一項重要研究方向是：如何取得越來越精細的音樂描述？」基本描述會指出類型，但還可以描述一首歌是否情緒化、振奮或平靜。更技術性的描述可能會提到 2-5-1 和弦進行或特定音階。Udio 說，它透過機器與人工標記的結合來完成這些描述。

「因為我們的目標使用者很廣，也意味著我們需要非常多樣化的音樂標註者。」他說。「不只需要能從技術層面深入分析音樂的音樂博士，也需要那些有自己獨特詞彙、能以非正式方式描述音樂的音樂愛好者。」

具競爭力的 AI 音樂生成器也必須持續從不斷產生的新歌曲中學習；否則，它們的輸出將停滯不前，聽起來陳舊過時。

AI 生成的音樂依賴人類創作的藝術。不過在未來，AI 音樂模型可能會以自己的輸出作為訓練資料——這種方法已在其他 AI 領域中進行實驗。

由於模型從隨機噪音開始，它們具有非決定性；即使給同一個 AI 模型相同的提示，每次也會產生不同的新歌曲。這也因為許多擴散模型的製作者（包括 Udio）會在過程中加入額外的隨機性——本質上是在每一步取得生成的波形並稍微扭曲，以期加入些微的不完美，使輸出更有趣或更逼真。達特茅斯會議的組織者早在 1956 年就曾建議採用這樣的方法。

詹姆斯．奧唐奈：複製與創作（5）

根據Udio的共同創辦人兼營運長Andrew Sanchez所說，正是這種生成式AI程式中固有的隨機性讓許多人感到震驚。在過去70年裡，電腦一直在執行決定論程式：輸入一個資料，每次都會得到相同的回應。

「我們的許多藝術家合作伙伴都會說：『嗯，為什麼它會這樣？』」他說。「而我們的回答是：其實，我們也不太確定。」生成式時代需要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甚至對創造這些系統的公司也一樣：AI程式可能會混亂又難以理解。

那麼，AI 的產物到底是創造還是僅僅複製訓練資料？AI 音樂的支持者告訴我，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問題來看待人類創造力。當我們在青春期聽音樂時，學習的神經機制會受到這些輸入的加權，而我們對歌曲的記憶也會影響日後的創作。在最近一項研究中，作曲家與萊斯大學音樂教授Anthony Brandt指出，人類與大型語言模型都會使用過往經驗來評估可能的未來情境並做出更好的判斷。

的確，人類的藝術——尤其是音樂——有許多借用之處。這常導致訴訟，藝術家會指控某首歌在未經允許下被複製或取樣。一些藝術家認為擴散模型應更透明，這樣我們就能知道某首歌曲的靈感來源是三分之 David Bowie 加上一分之 Lou Reed。Udio 表示目前確實有相關研究在進行，但現在還沒有人能可靠地做到這點。

對於偉大的藝術家而言，「創新與影響力之間的結合，正是在發揮作用的東西，」Sanchez 說。「而我認為，這也是這些技術中正在發生的事。」

然而，在許多領域中，試圖將人類神經網路與人工神經網路等同的做法，在仔細檢視下很快就會崩解。Brandt 指出一個他認為人類創造力明顯超越機器產出的領域：他稱之為「放大異常」。AI 模型運作於統計取樣的範疇；它們不是透過強調非凡之處來運作，而是透過減少錯誤與尋找可能的模式。另一方面，人類對於特異之處具有興趣。

「人類並不把這些東西視為古怪的偶發事件或一次性事件，」Brandt 寫道，而是讓這些特異之處「滲透整個創作成果」。

他舉例貝多芬在第八號交響曲最後樂章加入的一個刺耳的跑調音符。「貝多芬本可以讓事情就此結束，」Brandt 說。「但他並沒有把它當成一次性的偶發事件，而是在各種方式中持續引用這個不協調的時刻。這樣一來，作曲家把一瞬間的偏差放大了其影響力。」人們也能在披頭四後期錄音中逆向循環取樣的異常、Frank Ocean 的升調人聲，或是藝術家如 Charlie Puth 和 Billie Eilish 的製作人 Finneas O’Connell 所喜愛的「拾得聲音」（例如行人穿越訊號或關門聲的錄音）中發現類似的異常。

如果創作輸出確實被定義為同時具備新穎性與實用性，那麼 Brandt 的解讀暗示：機器或許能在第二項（實用性）與人類相匹敵，但在人類於第一項（新穎性）仍然明顯勝出。

詹姆斯．奧唐奈：複製與創作（6）

為了探索這是否屬實，我花了幾天時間操作 Udio 的模型。生成一段 30 秒的樣本需要一兩分鐘，而付費版本甚至能生成完整歌曲。我決定挑選 12 種曲風，各生成一段歌曲樣本，再找出人類創作的類似歌曲。我設計了一個小測驗，看看我們新聞室的人是否能分辨哪些歌曲是 AI 製作的。

平均得分是 46%。而在幾種曲風上，特別是器樂類，聽眾的判斷反而更常錯誤。當我在現場觀察人們進行測試時，我注意到那些他們自信地標記為「AI 作曲跡象」的特質——例如假假的樂器聲、奇怪的歌詞——幾乎都沒什麼用處。

他們答對了一些，但毫不意外地，人們在自己較不熟悉的曲風上表現更差；有些人在鄉村或靈魂樂上還算可以，但在爵士、古典鋼琴或流行樂前就毫無勝算。創造力研究者 Beaty 的得分是 66%，而作曲家 Brandt 則得到 50%（儘管他在管弦樂與鋼琴奏鳴曲的測試中答對了）。

請記住，這些成果不應全都歸功於模型；若沒有那些作品被納入訓練資料的人類藝術家，這些輸出根本無法被創造出來。但只用幾個提示，模型就生成了一些歌曲，少有人會察覺它們是機器製作的。有些歌曲甚至能輕鬆在派對上播放而不會引起任何質疑，而我自己也找到兩首真心喜歡的——即便我是一輩子的音樂人、而且相當挑剔。然而，聽起來「逼真」並不等於「原創」。這些歌曲並沒有那種由怪異或異常所驅動的感覺——尤其不是像貝多芬那種「驚嚇」級別的突破。它們也沒有彎曲曲風界線，或在主題之間跨出巨大跳躍。在我的測試裡，人們有時甚至難以判斷一首歌究竟是 AI 生成的，還是單純做得不好。

最後，這些事情到底會有多重要？法院將在決定 AI 音樂模型到底是在「複製」還是「創作」方面扮演角色——以及藝術家在這過程中應如何獲得補償——但我們這些聽眾才是會決定它們文化價值的人。要欣賞一首歌，我們需要在腦中想像背後有一位人類藝術家嗎——一個有經驗、有抱負、有觀點的人？如果我們得知一首歌曲是由 AI 創作的，它就不再偉大了嗎？

Sanchez 說，人們可能會好奇音樂背後「是誰」。但他表示：「到頭來，不管 AI 成分多少、人類成分多少，它終究會是藝術。而人們會依據其美學品質來做出反應。」

然而，在我的實驗中，我發現這個問題對人們確實非常重要——有些人甚至強烈拒絕享受由電腦模型創作的音樂。當其中一位受試者在測驗中下意識地跟著一首電子流行歌曲點頭，但臉上浮現疑惑的表情。彷彿她正在努力想像這首歌的作曲者是人類而不是機器。「天啊，」她說，「我真的希望這不是 AI。」

但那就是 AI。

[愛墾研創] 尤瓦爾·諾亞·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是以色列歷史學家與公共思想家，最廣為人知的著作包括《人類大歷史》（Sapiens）、《人類大命運》（Homo Deus）與《21世紀的21堂課》。他的主要思想圍繞「人類如何理解自己、組織社會，以及在科技快速發展下將走向何方」。

首先，赫拉利的核心觀點之一是：人類的力量來自於虛構故事（shared myths）。他認為，智人之所以能超越其他人類物種，並非因為個體更聰明，而是因為我們能共同相信並遵守抽象概念，如宗教、國家、金錢、法律與人權。這些概念本身並非客觀存在，而是「集體想像的產物」，但正是這些虛構故事，使大規模合作成為可能，從而建立帝國、市場與現代社會。

第二，他對歷史進步的看法極具挑戰性。他質疑「歷史等於人類福祉不斷提升」的直線進步敘事。例如，農業革命雖然提高了糧食總量，卻可能讓多數人過得比狩獵採集時代更辛苦；帝國與宗教雖建立秩序，卻也帶來壓迫與暴力。他強調，歷史的「成功」不一定等同於個體的幸福。

第三，在《人類大命運》中，赫拉利提出對科技與人類未來的深層憂慮。他指出，生物科技與人工智慧正在改寫「何謂人類」。當演算法比人更了解人的情緒與選擇時，自由意志、平等與民主可能被動搖，世界可能分化為「無用階級」與少數掌控科技的精英。他也提出「資料主義（Dataism）」作為新興意識形態，警告人類可能將決策權完全交給數據與演算法。

第四，他對人文主義提出反思。他認為，現代社會高度重視個人感受與選擇，但若情感本身只是生化演算法的結果，那麼「聽從內心」是否仍具有道德與哲學上的正當性？這並非否定人文價值，而是提醒人類必須重新思考其基礎。

最後，在《21世紀的21堂課》中，赫拉利 將視角拉回當下，聚焦於教育、政治、民族主義、假新聞與心理健康。他主張，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最重要的能力不是特定知識，而是批判思考、自我覺察與適應變化的能力。

總體而言，赫拉利的主要思想並非提供確定答案，而是透過宏觀歷史與跨學科視角，迫使人類重新思考「我們是誰、我們相信什麼，以及我們正在創造什麼樣的未來」。

[愛墾研創]街道的極限：從加拿大央街到素坤逸路

談起世界最長的街道，你或許第一時間會想到加拿大的 Yonge Street（央街）。它曾經被吉尼斯世界紀錄認定為世界最長街道，標示長度高達1,896公里，從多倫多安大略湖湖畔一路延伸到北方的省道十一號（Highway 11），甚至連接到美國明尼蘇達州邊境。這段歷史讓央街在旅遊指南與地方文化敘事中，長期被視為「世界之最」。然而，隨著1990年代末省政府重新調整道路名稱與權責，央街的北段不再使用“Yonge Street”名稱，因此吉尼斯紀錄將其撤銷。如今，真正以央街名稱存在的路段僅延伸至郊區，長度約五十公里，早已無法與過去傳說相比。

那麼，世界上最長的街道究竟在哪裡？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卻受到定義限制。「街道（street）」到底是城市內的道路，還是能延伸至高速公路、鄉間大道？不同國家對街道命名的制度不同，一條路跨市甚至跨省可能改名數次，使得「單一街名的連續性」很難衡量。因此，目前並沒有官方機構或吉尼斯世界紀錄給出明確答案。

在這種模糊之下，非官方資料和旅遊指南常把 泰國的素坤逸路（Sukhumvit Road） 列為世界最長街道候選。這條路從曼谷出發，一路向東南延伸，穿越城市、鄉鎮，最終通向東北部邊界，全長約491公里。雖然和央街傳說中的長度相比仍稍短，但素坤逸路保持了「單一路名連續性」，且貫穿大量都市與鄉村景觀，使它更接近現代意義上的長街概念。在曼谷，素坤逸路既是交通幹道，也是生活與文化的脈動，沿途林立商場、餐飲與住宅，城市氣息與長途旅行感並存。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限定「街道名稱」而只看道路長度，世界上最長的道路系統無疑是 泛美公路（Pan‑American Highway），全長約 4.8 萬公里，從阿拉斯加延伸到南美最南端。但這是一條跨國高速公路，並非城市街道，與我們談論的「街道型道路」概念不同。

因此，素坤逸路的價值不僅在於長度，更在於它的城市文化意義。它連結的不只是地理位置，更串起人們的生活方式、商業活動與社會節奏。在這條路上，曼谷的摩天大樓、繁忙街市與沿途小鎮形成一種獨特景觀，呈現了東南亞城市化與交通發展的縮影。

總結來說，「世界最長街道」並沒有單一、官方認定的答案，而素坤逸路作為候選，兼具連續性、文化脈動與地理延伸，是現實中最接近「長街概念」的代表之一。它提醒我們，街道的意義不只是公里數，更是生活與文化的容器。每一條街道，都是城市記憶的延伸，也是人類社會活動的軌跡。從央街的傳說到素坤逸路的現實，長街的故事仍在世界各地延續，等待行人與旅行者去丈量、去感受。

[愛墾研創]世界如何轉成可傳達的資料？語言如何變成可計算的形式？概念如何被編碼？這些，最早都是人文領域的符號表徵問題（representation）哲學與符號系統的。

所描述的正是符號系統（Symbolic Systems）與人工智慧（AI）最深刻的學術淵源：它本質上是將數千年的哲學思辨轉化為可執行的計算科學。

以下從三個維度進一步解析為什麼這些「人文問題」是 AI的核心：

1.世界如何轉成可傳達的資料？（表徵問題 Representation）

哲學起源：這對應於哲學中的「本體論（Ontology）」和「認識論（Epistemology）」。哲學家如亞里斯多德、萊布尼茨（Leibniz）最早就在探討如何將複雜的現實世界歸納為基礎範疇或符號。

AI轉化：在「符號AI」範式中，這變成了知識表示（Knowledge Representation）。它研究如何將人類經驗轉化為機器可理解的數據結構（如語義網、邏輯規則），讓計算機能夠「指涉」現實世界中的事物。

2.語言如何變成可計算的形式？（形式化過程 Formalization）

人文背景：語言學和邏輯學（哲學的分支）研究語言的結構（語法）與意義（語義）。二十世紀的語言學家如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人類語言具有一種內在的符號變換規則。

AI轉化：符號系統訓練的核心在於符號邏輯（Symbolic Logic）。它將語言視為一種符號操作系統，透過數學邏輯（如一階邏輯）讓計算機能像處理數學公式一樣處理人類語言。

3.概念如何被編碼？（語義學問題 Semantics）

哲學核心：這是心靈哲學（Philosophy of Mind）中最難的一題：一段物理信號（如聲波或比特流）如何產生「意義」？

AI 轉化：SymSys 試圖回答：一個由原子或比特組成的系統，如何能「代表」某種意義？這在現今的大語言模型（LLM）中演變為「嵌入（Embedding）」與「注意力機制」，雖然技術手段變了，但其核心仍是在解決概念如何被編碼進一個高維空間的問題。

總結：人文是 AI 的底層代碼

史丹福的符號系統項目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承認：如果我們不理解人類如何思考（心理學）、如何表達（語言學）以及什麼是真理與邏輯（哲學），我們就無法構建真正的智慧。

[愛墾研創]把「語言如何變成可計算的形式？」這句話從科技工程語境轉換到人文哲學／認知科學語境，讓「計算」不再是技術操作，而是一種人文可理解的操作或轉換過程。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來替代「計算」：

符號與形式化的角度（哲學／符號學）

形式化（formalization）：語言如何被形式化，使其結構與邏輯關係可被精準理解？

強調「結構化、規則化、抽象化」，但不落入工程術語。

編碼（encoding）：語言如何被編碼為一套可分析的符號系統？在人文語境中，可指將概念或語意轉化為符號化模型。

符號化（symbolization）：語言如何被符號化，以便被理性操作或推演？對應哲學與邏輯的傳統表述，強調「符號」而非機器操作。

二、 認知／心理學角度

結構化表述（structured representation）：人類如何把語言內在的意義結構化，便於推理與理解？適合認知科學、人類學或心理學語境。

形式推理（formal reasoning）：語言如何以形式推理的方式呈現，以支撐思維操作？避免「計算」的機械感，但保留邏輯可操作性。

邏輯化（logical encoding）：語言如何被邏輯化，使意義可以被系統性檢視？符合哲學、語言學傳統。

三、跨學科／文學感的表達

如果要完全轉到人文認識語境，可以用：形式轉譯（formal translation）

將自然語言的含義轉譯為可分析的形式。兼顧人文與理性思維。意義抽象化（abstraction of meaning）

把語言意義抽象化，使其可以被系統思考。最貼近「計算本質」，但完全不提技術。

概念操作（manipulation of concepts）把語言概念進行操作與推演。適合哲學或符號系課程語境。

小結

工程/AI語境   人文哲學/符號系替代

計算（computation） 形式化（formalization）
計算（computation） 符號化（symbolization）
計算（computation） 編碼（encoding）
計算（computation） 邏輯化（logical encoding）
計算（computation） 意義抽象化（abstraction of meaning）
計算（computation） 概念操作（manipulation of concepts）

選擇策略：

如果希望「哲學感強，跨學科好理解」 → 符號化 / 形式化 / 意義抽象化；

如果希望「靠近認知科學，保留理性操作感」 → 結構化表述 / 概念操作 / 邏輯化。

[愛墾研創]看似人文、抽象、甚至冷門的「符號系統／符號學（Symbolic Systems）」訓練，為何會成為 AI 發展的核心養分之一？

AI的根本問題不是算力，而是「意義如何被表示、操作與理解」——而這正是符號學的主戰場。

下面我分幾個層次來拆。

一、先說清楚：史丹福的「Symbolic Systems」到底是什麼？

史丹福的“符号系统”不是傳統意義的符號學，而是一個高度跨學科的訓練場，核心關心的是：人如何用符號思考？意義如何被形式化？語言、邏輯、心智、計算之間如何互通？

它結合了：

哲學（邏輯、語言哲學、心靈哲學）
語言學
認知科學
計算機科學
心理學

換句話說，這個系不是在問「人文 vs 工程」，而是在問：「智能本身，是否可以被表示？」

二、人工智能發展最核心的不是技術，而是三個「符號問題」

不論是早期 AI，還是今天的大模型，繞不開三個根本問題：

意義如何被表示？世界如何被轉成資料？語言如何變成可計算的形式？概念如何被編碼？這是符號表徵問題（representation）哲學與符號系統的老問題。

符號如何被操作？推理是什麼？理解是否只是符號操作？統計關聯算不算「理解」？這正是：邏輯學、認知哲學、早期符號 AI 的核心爭論

符號是否真的「有意義」？機器是否只是操縱符號？還是能「理解」？這直接連到：塞爾的「中文房間」、心靈哲學、當代人工智能對齊與意義問題。

這三個問題，全部都是符號系的母題。

三、為什麼史丹福特別關鍵？

因為史丹福在AI史上，恰好是「符號派」與「工程派」的交匯點。

早期 AI：高度符號、邏輯導向
中期 AI：統計、機器學習
今日 AI：深度學習 + 語言模型

但即使今天的人工智能是「向量＋概率」，它仍然在處理符號、語言與意義的問題。

史丹福的符號系訓練，讓學生能：同時理解工程限制；又能對「理解」「意義」「推理」保持哲學敏感度。這在 AI 發展中極其稀缺。

四、為什麼很多AI關鍵人物有「符號／哲學」背景？

不是巧合，而是必然。因為：純工程師會問：能不能跑？純哲學家會問：算不算理解？而符號系出身的人，會問：這樣跑，代表了什麼？在 AI 設計、評估、倫理與對齊問題上，這種問題比算力更關鍵。

五、當代AI為何「重新需要」符號訓練？

你會發現，今天最前沿的 AI 討論，正在回到符號系關心的議題：語言模型是否真的「懂」？人工智能能否進行抽象推理？模型的內部表徵是否對應概念？如何讓AI 與人類價值對齊？

這些都不是單純的工程優化，而是：意義、符號與理解的問題。也就是——符號系的老戰場，成了人工智能的新前線。

六、一句話總結（也是最重要的）

AI的發展史，本質上是一部「如何讓符號看起來像在理解」的歷史。史丹福的Symbolic Systems之所以與人工智能息息相關，不是因為它「也教程式」，而是因為它訓練人去處理AI永遠無法逃避的問題：什麼是意義？什麼是理解？什麼算是智能？

[愛墾研創]Silat Gayong 卡雍馬來武術～～在當代華語語境中，「身心靈」往往被理解為一種個人內在修煉的工程：透過情緒調整、意圖設定與意識轉化，使人生朝向更理想的狀態發展。然而，若將視野轉向南洋（東南亞），尤其從馬來西亞的 Silat Gayong 出發，我們會發現一條截然不同、卻極為豐饒的身心靈傳統。這種傳統不以抽象信念為核心，而是深植於身體、場域與關係之中，呈現出一種更具生成性與文化厚度的修煉方式。

Silat Gayong 作為馬來武術的重要流派，表面上是一套包含攻防技術、步法與武器運用的身體訓練系統，但若深入觀察，其實踐遠遠超出「格鬥術」的範疇。它同時是一種感知訓練、一種倫理學習，也是一種精神修煉。在每一個 langkah（步法）與 bunga（花式）之中，身體不只是執行動作的工具，而是與環境、他者與文化記憶持續互動的節點。這樣的實踐，讓「身、心、靈」從一開始便處於不可分割的狀態，而非後設地再加以整合。

從這個角度來看，南洋的身心靈傳統與當代流行的「可能性場」論述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多半將修煉理解為一種內在狀態的優化，進而「吸引」外在現實的改變；而在 Silat Gayong 的脈絡中，修煉並不是為了讓世界符合個人願望，而是讓個體能夠在不斷變動的情境中作出適切回應。這種差異，關鍵在於對「場」的理解。

若借用庫爾特·勒溫的場域學說，南洋的身心靈實踐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高度「場域化」的修煉。能力與行動並非來自孤立的主體，而是在特定的生活空間中生成。這個空間包含師徒關係、訓練場（gelanggang）、集體節奏乃至自然環境。個體並不是場的操控者，而是其中的一部分；修煉的過程，正是與這些條件持續協商與調整的過程。

這種場域性，使南洋身心靈傳統呈現出一種強烈的關係取向。在 Silat Gayong 中，學習從來不是純個人的進步，而是嵌入在師承、同門與社群之中。對師父的尊重、對同伴的責任、對文化的承接，構成了修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轉化」不只是內在狀態的改變，更是一種關係結構的再編排。這與當代許多以「自我實現」為核心的身心靈敘事形成對照，也提醒我們：個體的成長，始終發生在關係之中。

進一步來看，Silat Gayong 對「力量」的理解，也揭示了南洋身心靈傳統的另一個重要特質。在這裡，力量並非來自控制與征服，而是來自流動、借力與時機的掌握。練習者學會的，不是如何主宰對手，而是如何在動態之中保持可變性。這種能力，並不預設結果，而是強調在不確定中持續調整。與當代身心靈中常見的「你可以創造你想要的一切」相比，這是一種更為謙遜卻也更具深度的實踐觀。

而 bunga（花）這一概念，則進一步體現了南洋傳統對「潛勢」的細膩理解。作為一種介於舞蹈與戰鬥之間的動作形式，bunga 並不急於轉化為具體功能，而是保留在一種尚未定型的狀態。這種狀態既是美學的展現，也是技術的預備；它讓動作保持開放，使多種可能性得以同時存在。換言之，修煉在此不只是實現潛能，更是延長潛能本身的生命，使其不被過早固定。

這種對潛勢的保留，正是南洋身心靈傳統的豐饒之處。它不急於將一切導向明確結果，而是容許模糊、過渡與未完成的狀態存在。這不僅是一種技術策略，也是一種文化態度：世界並非由既定形式構成，而是不斷生成之中。修煉的意義，不在於找到正確答案，而在於培養與這種生成性共處的能力。

此外，南洋身心靈傳統的豐富性，也來自其多重文化來源的交織。在馬來世界中，Silat 與 adat（習俗）、伊斯蘭靈修（特別是蘇菲傳統）相互滲透；同時，華人社群的氣功與內丹觀念、印度文化中的瑜伽與能量哲學，也在長期交流中留下痕跡。這些元素並未形成單一體系，而是以一種實用且開放的方式共存，使修煉成為一種可調整、可轉譯的實踐。

在當代文創教育的脈絡中，這樣的傳統提供了重要啟示。若創造力被簡化為「實現想法」的能力，那麼教育的任務便是協助學生更有效地達成目標；然而，南洋身心靈的視角則提醒我們，創作更像是一種在場域中生成的事件。它不僅關乎想法的表達，更關乎感知的開展、關係的建立與條件的配置。因此，教育不應只聚焦於成果，而應關注如何設計一個能夠促進生成的場域。

總結而言，從 Silat Gayong 出發，我們得以重新認識南洋身心靈修煉的深層結構。它並非以抽象理念為核心，而是透過身體、場域與關係，持續展開一種生成性的實踐。在這裡，修煉不是將世界轉化為理想樣貌，而是讓自身成為能在變動中行動的存在。這種不預設結果、卻持續開放可能的態度，或許正是當代身心靈與文創教育最值得重新學習的地方。

註釋：Silat Gayong的中文通常翻譯為卡雍馬來武術、嘉勇派馬來武術或席拉卡雍。Silat 指馬來武術（席拉），Gayong 是流派名稱（以傳統武器「嘉勇」命名，意為水勺/取水器），是馬來西亞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武術流派之一。

[愛墾研創·嫣然]職教：日劇的文化再生産實踐～～在當代影視文化版圖中，日本電視劇長期孕育出一種耐人尋味的類型——「職人劇」。從《夢想飛行》到《舞伎家的料理人》，再到《陸王》與《深夜食堂》，這些作品看似描繪不同產業，實則共享一種文化邏輯：透過對職業倫理與技術細節的深描，完成一種關於「文化再生產」的敘事實踐。它們不僅是娛樂文本，更像是一種長期而穩定的文化工業裝置，將日本社會的價值觀、地方性與審美轉譯為可流通的文化商品。

首先，職人劇之所以成為文創產業的重要資源，在於其對「內容」的高度自覺。當代文化產業競爭的核心不再只是形式創新，而是能否提供具有精神密度的敘事內容。職人，正是這種內容的最佳承載體。在《夢想飛行》中，航空業的運作被細膩拆解：機師的專注、維修人員的嚴謹、地勤的協調，共同構築出一個高度制度化的專業共同體。這種對「專業底線」的強調——特別是安全與責任——實際上轉化為一種敘事倫理，使觀眾不僅理解職業，更對其產生敬意。

這種敬意並非抽象，而是透過「技術敘事」具體化。職人劇往往將工作的過程本身轉化為觀看的快感。例如在型男主廚三星夢中，料理不再只是結果，而是一場視覺與節奏高度設計的儀式。刀工、火候、擺盤，乃至服務流程，都被精緻化為一種可被消費的美學經驗。這種敘事策略與當代文創品牌的邏輯高度一致：產品之所以有價值，不僅因為它「好用」，更因為它承載了一段可被感知與分享的故事。換言之，職人精神在此完成了從「技藝」到「敘事資本」的轉換。

然而，職人劇並不止步於個體技藝的頌揚，更進一步觸及產業與地方的結構問題。這一點在陸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劇中百年足袋企業面臨市場淘汰的危機，但並未選擇單純守舊，而是透過技術轉譯，將傳統足袋的結構應用於現代跑鞋設計。這種「技術遷移」不僅是商業策略，更是一種文化再生產的關鍵機制：它讓過去的技藝得以在新的語境中延續生命。

這也引出了職人劇另一個重要命題——地方經營與去中心化。在高度都市化與全球化的語境下，文化資源往往向大城市集中。然而日劇卻反其道而行，反覆將鏡頭對準地方小鎮與中小企業。例如以富士山腳下小城為背景的小鎮星熱點，透過日常生活的細節重構地方魅力，使「在地性」成為一種可被觀看與想像的文化資產。這些敘事提醒我們：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文化產品，往往不是去除差異後的標準化商品，而是深植於地方經驗之中的獨特敘事。

從文化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地方性其實是一種「稀缺性」。當全球市場充斥著同質化內容時，具有明確地域風格與歷史深度的作品，反而更容易吸引跨文化的注意力。職人劇透過具體的生活場景——工廠、廚房、老街、食堂——將地方轉化為一種可感的敘事空間，使觀眾在觀看過程中完成一種「想像的旅行」。這種經驗與觀光產業、地方創生政策之間形成了微妙的互動關係。

進一步而言，職人劇還揭示了文創產業中常被忽略的一個面向：服務與後勤的美學化。在舞伎家的料理人中，主角並非舞台上的舞伎，而是為她們準備餐食的料理人。這一敘事選擇本身就具有象徵意義——文化的呈現並不僅依賴前台的表演，更仰賴一整套隱形的支持系統。同樣地，在深夜食堂中，狹小的食堂空間成為都市邊緣人情感交流的場所。料理的價值不在於奢華，而在於其承載的記憶與關係。

這種對「日常」的再評價，是當代文創產業的重要趨勢之一。當物質過剩成為常態，人們開始轉向追求情感與意義的滿足。職人劇正是透過對日常生活的細膩描繪，將平凡轉化為具有情感密度的文化體驗。觀眾在觀看這些作品時，實際上也在重新理解自己的生活：一碗簡單的家常菜、一間不起眼的小店，都可能蘊含深厚的文化價值。

因此，我們可以說，職人劇所進行的並非單純的「再現」，而是一種「再生產」。它將現實中的職業倫理、地方文化與生活美學，經過敘事加工後轉化為可流通、可消費的文化產品。同時，這些作品又反過來影響現實，使觀眾對某些職業產生新的期待，甚至改變消費行為與價值判斷。這種循環構成了一種文化工業的動態系統。

最終，職人劇帶來的啟示或許在於：文創並不是表層的設計與包裝，而是一種長期的經營實踐。無論是陸王中對企業轉型的堅持，還是其他作品中對技藝細節的執著，都指向一個共同原則——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產品，必須同時具備「內在誠信」與「外在表達」。前者來自對專業與品質的堅守，後者則體現在美學與敘事的創新。

在數位串流平台重塑全球文化流通的今日，這些以地方為基礎、以職人為核心的故事，反而展現出驚人的跨文化潛力。它們之所以能被不同語言與文化背景的觀眾接受，不是因為降低了文化差異，而是因為在差異之中呈現出普遍的人類經驗——對工作的尊嚴、對生活的熱愛，以及對時間與技藝的耐心投入。這或許正是日劇在全球文化市場中持續發聲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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