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實融合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

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有助經濟高質量發展。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主要是指產業數字化，特別是農業、工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數字化。深度融合的含義，主要是指產業數字化從點線面向全生態、全產業鏈滲透和擴散。或者說，由少數大中型實體企業的數字化改造，向包括中小企業在內的大多數實體企業的數字化改造發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本質是應用新一代數字科技，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的改造。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的過程，既是數字技術不斷向實體經濟的研發、生產、銷售、流通環節滲透融合，創新生產方式和商業模式，重塑產業組織形態與制造流程，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持續提升以及培育新業態新模式的過程，也是數字技術受特定需求場景拉動，不斷迭代演進甚至萌生出適應性技術和相應產業部門的過程。

延續閱讀：

数實融合在旅遊領域的實踐個案

數實融合是指什麽意思

一帶一路·札記

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可以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大力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是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必然要求，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途徑，是打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選擇。只有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才能更好順應現代化發展潮流和贏得國際競爭主動，並為其他領域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Importance in Trade Networks

The shahbandar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making the Malay ports attractive and safe for foreign traders. Prominent ports in the Malay world, such as Melaka (Malacca), Aceh, and Johor, relied heavily on the efficiency and capabilities of their shahbandars. For instance, Melaka, during its height in the 15th century,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ng hubs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hahbandar there was instrumental in managing its complex trade networks.

Influence and Legacy

The position of the shahbandar had a lasting impact o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s of ports in the Malay world. Their governance practices influenced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trade, some of which have carried over into modern port management systems. The legacy of the shahbandar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organized and efficient port administration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s maritime economy.

Decline and Transition

The role of the shahbandar began to decline with the advent of European colonial powers in the region, such as the Portuguese, Dutch, and British, from the 16th century onwards. These colonial powers introduced their own administrative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which often replaced the traditional roles of local officials like the shahbandar. However,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hahbandar remains a testament to the rich maritime heritage of the Malay world.

The "shahbandar" was a crucial official in the Malay world,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height of the Malacca Sultanate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Derived from Persian, the term translates to "harbor master" or "port official." The shahbandar was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port activities, managing trade, and ensuring the collection of customs duties. This role was essential in facilitating the region's vibrant maritime trade, attracting merchants from across Asia and beyond. The shahbandar also served as a mediator between the local rulers and foreign traders, ensuring smooth commercial operation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of the Malay ports.

In Chinese, the term "shahbandar" is often translated as "沙班达" (shā bān dá). However, a more specific term that directly relates to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a shahbandar is "市舶司" (shì bó sī). The 市舶司 was an official in charge of maritime trade and foreign trade affairs, similar to the shahbandar's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Malay world. This term was used during various Chinese dynastie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Song and Ming periods, to designate officials who oversaw trade in major port cities. (愛墾编註：亦称“港务官”.

The term "Shahbandar"

Reference: Related to the present title-holder’s family history of safeguarding the South sea

The term "shahbandar" in the Malay world refers to a crucial historical office and role within maritime and trade communities. The word itself is derived from Persian, where "shah" means "king" and "bandar" means "port," essentially translating to "harbor master" or "port chief."

Origins and Introduction 

The concept of the shahbandar was introduced to the Malay world during the time of extensive maritime trade in the Indian Ocean, particularly between the 9th and 15th centuries. This period saw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Malay kingdoms and various traders from Arabia, Persia, India, and later China. As trade networks expanded, the need for a regulated and organized system to manage ports and facilitate commerce became evident.

Role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Malay world, the shahbandar was appointed by the ruler (sultan or king) and held substantial authority over the port and its activities. Their primary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d:

1. **Regulation of Trade**: Overseeing the entry and exit of ships, goods, and traders. They ensured that trade was conducted fairly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cal laws.
2. **Customs and Duties**: Collecting taxes and duties on goods traded within the port. This wa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revenue for the kingdom.
3. **Diplomatic Relations**: Acting as an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local ruler and foreign traders, handl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ensuring that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were protected.
4. **Conflict Resolution**: Settling disputes among traders or between traders and locals, ensuring smooth and continuous trade operations.
5. **Security and Order**: Maintaining security within the port area, protecting it from piracy, theft, and other threats.

《急轉彎IP》

《急轉彎IP》戰略正全面推進的文創組織，都充分利用各方資源優勢，進一步疊加和放大IP的價值。致力於拓展IP跨界合作模式，構建IP矩陣，打造協同產業鏈，推動IP商業化的不斷升級。

影視系列IP核心業務涵蓋影視與動畫、周邊授權及衍生品銷售。

數字內容龍頭企業也將《IP急轉彎》作為長期戰略，持續在IP衍生及運營領域發力。依托公司豐富的數字內容資源，通過對優質網絡文學進行全方位開發，包括音頻、動漫、動態漫、中短劇和影視等形式，升級IP衍生孵化鏈條，將豐富的數字內容資源轉化為多樣化的IP產品矩陣。

動漫產品從漫畫、影劇、大電影到各種衍生物，憑借成熟的IP運營及開發經驗，持續提升其價值。

形象版權授權業務范圍廣泛，可涵蓋服飾、手游、卡片、飲料、香水、壁紙等多個領域，並通過ODM（原始設計制造商）方式生產周邊商品，在線上線下渠道進行銷售。

若在電商領域展開布局，電商渠道的優勢也將助力IP衍生品的銷售。

Cultural & Creative Intellectual Property
文創5大維度·11次指標

核心世界觀/價值觀維度：

象征性(Symbol)指標

鮮明的形象性維度：

品牌(Brand)指標

唯一性(Unique)指標

識別性(Image)指標

感人的故事性維度

故事元素(Story)

認同性(Identity)指標

知識性(Knowledge)指標

多元演繹維度

適用方法(Manual)指標

媒體平臺(Media)指標

商業變現維度:

狂熱的愛好者(Mania)指標

特定市場(Market)指標

愛墾整理·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是社會變革的先導，是社會活力的來源。

愛墾評註：唯必須優先考慮國情生態；這樣才可能引進福柯諸子的解放理論。

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

在思想認識上，探索有利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條件。從學理上講，對思想解放本身及其內涵有更准確的認識

思想解放意指觀念的轉化、認識的深化，進而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它既體現在觀念領域，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思想解放的本質在於實事求是，也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

根據世界觀/價值觀的需要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從而可能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世界觀/價值觀結合方法論，確保了思想解放的正確方向，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變得可能。

充分挖掘並有效激活傳統中華文化中的優秀因子，使之與新時代的具體實際有機結合、與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彼此契合，更好地發揮思想解放的作用。

（參考：任姍姍·從思想解放的內涵看「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2024-06-17；來源:人民日報）

愛墾整理·思想契合

歷史和實踐是思想解放的根本所在，有需同特定的時代和民族國家現實需求相結合。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形成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才可能打開創新空間。

合理對待和准確運用新思維，特別是避免把它教條化、形式化、經驗化、實用化，這是原則性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批判教條主義和主觀偏見的錯誤，構成了思想解放的一個基本要素。

弘揚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從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創新性出發，深入闡釋思想解放的意義，不懼新挑戰、勇於接受新事物，不斷促進中華文明的繁榮與發展。

對新思維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關係的把握，能實現由「自在」「自發」到「自為」「自覺」的根本性進步；也是文明觀的決定性進階，打通了中華文明道路和新历史阶段道路之間的連續性，貫通起來形成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展現出不同於西方現代化及其文明形態的全新圖景。

新思想與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外部因素要相互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在地文化就有必要契合，這才是本區域現代文明的「內核」，是推動區域文明生命更新的根本動力。

愛墾整理·立足新時代

審視解放思想時所遇上的基本構成要素，必要手段包括批判教條主義和主觀偏見的錯誤，為的是研究新情況並解決新問題。

每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問題，人們正是通過提出、分析和解決時代問題來推動時代進步與社會發展的。站在新時代的歷史方位，只有對歷史發展大勢和時代進步潮流做出總體性的觀照，正確地認識、深刻地把握、有效地解決時代問題，明確並完成中心任務，才能更好地彰顯作為思想解放的重大意義。

對國情相異的歷史進展得出的規律性認識的深刻總結，為的是結合多元路綫全面推進各在地國的偉大復興。于包括中華文明在内的深厚歷史基礎上，對時代問題的深刻把握和對中心任務的明確闡述，提升為一種思想解放。

把見國道路的開辟與發展歸結為各自文明史積淀的結果，既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又厚植了它的文化根基。

展現出不同於各来源相異的現代化方式的全新圖景，彰顯出本土所具有的賡續古老文明、植根共同大地、文明更新產物等特性，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樹立了典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名副其實的可靠方案。

延續閱讀：從思想解放的內涵看「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副主任楊洪源，2024-06-17，中國社會科學報）

愛墾整理·“彼此契合”修煉

彼此契合首先立足一個社會過去的奮鬥實踐。然後，新思維與在地既有傳統文化之間，才談得上相遇相識、交織激蕩、相融相通的關係與演變。

要正確理解新思維同在地文化是如何相互契合的，就必須深入到二者契合的內容本身，即找准基本契合點。

我們著眼於新思維基本原理同社會具體實際、同傳統相結合的「化學反應」，把在地文化傳承發展與在地民族偉大復興聯系起來。

將優秀精華融入過去值得一書的實踐中，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形成新的文化生命體，讓經由「彼此契合」而形成的新文化。

「彼此契合」的重大意義，在于新思維和在地傳統雖然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這深刻揭示了邏輯的起點，應高度關注、深入領會。

各國學術界、思想界都對其社會傳統作過深淺不一的批判與反審。有的學者也敏銳意識到了新思維基本原理和在地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一致性。

進入新時代，我們對新思維同優秀文化之間關係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不斷深化對「彼此契合」的規律性認識。

新思維傳播，並最終扎根本土、開花結果，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同千年歷史文化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

新思維為「魂脈」；而優秀傳統為「根脈」。關鍵在那裏？

作為新思維永恆的價值追求，人文理想的本質自古就是努力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解放和幸福，實現「大同社會」的深沉追求。

強調的是人人友愛互助、家家安居樂業，最終世界和平、天下大同。二者本質上都是對未來理想社會的設計和描繪，在價值目標、個體追求上存在高度契合之處。

在新思維理論中，人民群眾從來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

新思維之所以具有跨越國度、跨越時代的影響力，就是因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人間正道。

向有深厚的民本思想，既有強調「以民為本」的政治理念，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又有強化德行修養、完善社會治理的政治智慧，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等，充分彰顯出民心至上的價值取向。

新思維群眾觀和古代民本思想都強調了人民的主體地位，在重視群眾的決定性作用、以人民利益分析和解決問題等角度上是高度一致的。

針對不可避免的社會矛盾，創新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回顧在地民族的歷史，革故鼎新、自強不息的創造精神始終是在地文明的核心理念。「革故鼎新」追求的是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為代表的除舊布新、與時俱進精神；「自強不息」則強調天道運行不息，君子應效法天道、自立自強、始終奮進。

將新思維創造觀和在地傳統的復興精神相互比較，不難發現：二者為追求「新」事物或制度，必然要革除「舊」事物或制度的辯證、發展思維是相通的，在「求新」的過程中所展現出的奮鬥不止、昂揚進取的鬥爭精神也是高度一致的。提供了一內在的有機可能性。

延續閱讀：

講好廣袤大地的故事

是新思維，就立足新時代

構想中的漢字思維研究

「錢學森之問」與「錢學森之痛」

在地復興迎機遇

文化創意產業應該被列進大健康領域？

新思維結合好故事

愛墾整理·區域功課～慎防杠杆反彈：「彼此契合」為做好區域功課，講好絲路故事提供了路徑圖。

詩性智慧基本原理結合具體實，結合各個在地優秀傳統文化，便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始終保持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對於一個古老而又迅速發展的區域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文化自信，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是當代地域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共同的價值追求，明確了核心要義。

要建設怎樣的國家、建設什麼樣的社會、培育什麼樣的公民等重大問題，各成員國都設好本身的議程，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進一步要做的，是在區域協議如RCEP框架中完成「彼此契合」，互惠互利、共建共赢。

講好絲路故事是促進「彼此契合」的重要手段。特别是絲路故事中的高尚道德情操，使積極的認識和情感轉化為理想和實踐，轉化為凝聚在地民族的強大精神力量。在治學和篤行方面，絲路歷史中的勇於追求真理、與時俱進與超越自我精神，為青年共同體的成長成才樹立了鮮活的榜樣。

在講述過程中，我們可以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結合，展現本區域的獨特魅力和時代價值。通過國際交流，我們可以讓東西方暫時不恊調的聲音交融起来，然後更加廣泛地傳播出去，增強彼此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畢竟，各在地優秀傳統文化是在地文明的結晶，是在地民族的精神命脈，是當地民族的獨特標識。而且，自古以来便相互影响、融合。我們尤其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係，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講好絲路故事、傳播好絲路聲音，闡發我們異中求同又能求同存異的精神、風貌；創造、展示、傳播各自的文化自信，共同完成協奏曲。

一個“現代化”概念，各有不同的實踐體驗與反應，形成不同的理解與實踐，所以各自詮釋、互相尊重成了基本遵循。各有本身的好道理總結好本身的好經驗，并銳志提升為本身的時代理論；有自主權利推進本身的文化自信自強，全面推進本身的偉大復興。

可是也要關注一點，各自的“精神力量”来源往往是很不一樣的。

通過創新傳播方式，讓更多的人聽到、看到、感受到本身魅力的同時，“增強的國際影響力”，“讓世界更加了解、認同和欣賞我們”可以是大家公平争取的機會。這不僅是對南海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也是對全球文明進步的重要承諾。說到底，時代風采有“期限”，而"永久魅力"的對象也往往大不相同。

這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要始終保持對協成智慧的信仰，和對在地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愛，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積極創新講述方式和傳播渠道，加強與區域組織和社會團體的交流與合作。

用符合在地優秀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表達出來的情感和價值訴求，可以多層次、多方位地展現出各自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勤勞堅韌、自強不息、創新創造的故事。這些叙事策略盡可規劃，但必須建立在實際理解的基礎上来完成。

愛墾評註：絲路故事深深植根於在地文化的沃土之中。哲學思想、人文精神與道德理念蘊藏豐富多元，深度汲取的工作很迫切。而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并互相成就的工作也很緊逼。

另一方面，任何近年崛起的個人、黨派和國家，都必須慎防“歷史杠杆”的副作用。借貸文史哲財富并不難，“新思維” 確實可能是阿基米德撬起整個地球的“那一點”，但我們也要小心自己站的位置是否牢靠。是否有人抽後腿。

烏克蘭是最好的例子。

這是我們最實在的世界觀、方法論，讓外来勢力没有干預、找碴的借口。而誰也没有“被灌输”、“被宣傳”的錯覺。

愛墾評註：以下引文不代表本平台立場，任何引述純粹作為學術思考、辯證用途。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魂”、“體”與“用”等，似乎是處在文化主客體明顯分開的狀態，對于不採納此視角的海外社群，這無疑是值得更深探討的方向，從而找到更適宜國情民風的文化復興、文創强国的路徑。～～

文化強國的理論基礎構建

在文化強國建設中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魂、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體、以西方現代文明成果為用。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既要注重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又要善於汲取世界各國文化的精華。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中國式現代化以其可持續性摒棄西方現代化的弊端，走出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11]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大國的發展進程，既是經濟總量、軍事力量等硬實力提高的進程，也是價值觀念、思想文化等軟實力提高的進程。」[12]「文化強國」戰略是強國體系的基礎，[13]只有進一步明確中國文化強國的理論基礎和實現路徑，合理借鑑世界文化強國的發展經驗，才能持續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文化強國表現為國家文化實力的提高和國家戰略能力的強大。國家戰略能力的強弱主要取決於綜合國力以及對綜合國力的調動能力這兩方面因素。[14]同樣地，文化強國的發展水平也取決於國家文化資源存量和調動文化資源的能力。文化資源存量是指聚合國家文化資源，最大可能地發揮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是資源聚攏的方向；調動文化資源的能力指分配調控世界文化資源，發揮文化樞紐作用，將文化資源價值最大化的能力，是資源調配的方向。

聚合文化資源，形成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離不開文化資源的累積，尤其是異質資源的存量。先看微觀領域例證，從資源的累積特征出發，Dierickx和Cool認為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離不開資源的長期積累，資源存量帶來的規模效應和相互聯結效應會使資源發展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這個過程中時間和經濟成本較高，競爭對手短時間內難以超越，企業繼而得以維持競爭優勢。[15]同樣地，在宏觀領域，文化強國要想在文化領域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也離不開文化資源的積累。然而，就資源的范疇而言，並不是擁有了大規模的資源存量就可以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具備有價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資源才是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16]彼德拉夫也持有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需要具備資源異質性、不完全移動性、競爭的事前限制以及競爭的事後限制。[17]因此，挖掘中國飲食、戲曲、皮影等異質文化資源，累積資源存量並形成文化資源發展路徑是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一環。

發揮文化樞紐作用，優化文化強國的資源調控能力。根據維基百科（Wikipedia）的定義，樞紐（Hub）本意為連接軸和車輪之間的核心部分，後引申為發揮連接外圍作用的中央核心結構。《辭海》中也將其解釋為「重要的地點，事物的關鍵之處」。樞紐一詞的應用最早可追溯到我國南朝著作《文心雕龍》，書中寫到「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雲極矣」。此處的「樞紐」一詞意為「關鍵」，指事物的關鍵之處。可見，「樞紐」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指重要的地點或部分，二是指發揮著重要作用的關鍵之處。基於樞紐一詞衍生出了交通樞紐、樞紐經濟[18]、高等教育樞紐[19]、旅游樞紐[20]、文化樞紐等概念。文化樞紐（Cultural Hub）可大可小，從社區場館、博物館、城市到國家都可以作為文化樞紐，發揮著展示、調配、集散文化資源的作用。文化樞紐不僅可以在橫向的地理空間尺度調控文化資源，還可以跨越時空起到縱向信息交流軸的作用，具有形態多樣、多維融合的特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借鑑弗利德曼、薩森與卡斯特爾思的世界城市中心理念，判斷一個世界城市的標准不是其擁有多少資源，而是全世界多少資源是由其調配。[21]作為一個文化強國，「強」不在於擁有多少文化資源存量（Stock）而在於擁有多少流量（Flow），即調配世界文化資源的能力。文化樞紐作為文化強國的重要標志，能優化文化強國的資源調控能力，推動文化強國聚合異質文化資源，而成為先進文化的發源地、文化要素（人、財、物）的調配與交易中心和文化資產（地標、企業）的聚集地。由文化強國的理論邏輯構成可知（見圖1），文化強國具備以下5個特征：世界先進文化的發源地、世界文化市場交易中心、文化人才高地、文化地標聚集地、文化產業總部基地。縱觀世界文化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向世界源源不斷地輸出本國先進文化；美國、日本、韓國等國作為文化交易中心不斷推動文化成果交流；英國、法國吸引了世界級的文化人才；中國、意大利等國聚集了眾多世界文化地標；多數文化產業將總部基地建在美國，等等。總體來看，不同國家的文化發展之路可以為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提供經驗。（見：鄒統釺，文化強國的科學內涵與路徑探索； 原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11月下。）

陳明發·50年翻轉·中國管理教育

馬中1974年正式建交，1978年改革開放。在管理教育方面，最早是怎樣的情況？台灣徐木蘭教授在她的名著《見樹又見林—經營的藝術》（1983年，台北天下雜誌出版）一書中，有一篇〈管理之風吹向中國大陸〉（34—39頁），做了極好的分析。

改革開放初期的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對比今天掘起後的中國，是多麼的「謙卑」？

反觀50年前馬中建交初期，我們在各方面又有多少領先的地方？

如果看了中國當年在方方面面的管理技術有多可笑，我們還是省省吧。

不如看看我們今天怎麼落後了，在趁50週年紀念之際，趕上去吧。

（舊文檔〈陳明發學習〉有更多關系中國MBA的材料）

（原見：January 10, 2024）

契合“說好中國故事”的國際努力

構建系統化的敘事框架。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沿歷史發展主軸鋪陳，巧妙融合各民族獨特文化、歷史淵源及攜手奮進的關鍵瞬間，編織成一張既體現多元性又彰顯統一性的文化網絡。內容編排上，注重層次分明、邏輯連貫，確保全球受眾能輕鬆追蹤故事脈絡，領悟其中深意。同時，針對國際傳播特性，提煉具象化標簽，如「多元一體」的民族結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團結理念、「共同發展」的繁榮願景、「和諧共生」的社會狀態等。這些簡明而富有深意的表述，便於跨文化傳播，增進國際社會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的理解與認同，從而在全球敘事中樹立起正面、立體的中華民族形象。

強化預評估與反饋循環機制。向世界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還需注重精細策劃與實施。在內容籌備階段，進行深度的多維度風險評估，吸納文化顧問深入剖析潛在的文化誤解，咨詢國際關係專家確保信息的外交敏感性恰當處理，同時融合市場研究，識別不同區域、國別、文化背景及年齡段的目標受眾偏好。發布前，通過小范圍預測試收集初步反饋，及時調整以增強共鳴度。內容發布後，積極監測國際媒體、社交平台動態，利用大數據分析工具搜集受眾反饋，包括正面評價與批評建議，構建快速響應體系，根據市場反饋靈活調整傳播策略、優化敘事角度與媒介選擇，確保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能夠跨越文化和國界，以更加貼近受眾心聲、尊重多樣性的面貌呈現，促進全球文化的交流互鑑與民心相通。

培育國際傳播專業人才。需通過教育與實踐，培養出具備深厚民族文化洞察力和寬廣全球視野的傳播人才。他們要善於利用媒體工具和平台，用國際化語言和創新技巧講述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包括文化傳承、民族團結與各民族共同繁榮等。構建的故事體系要體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質，並引發共鳴。人才培養過程中，注重理論與實踐結合，通過研究傳統文化內涵外延及參與各類實踐活動來鎚煉能力。還要強化國際合作，與海外相關機構開展交流與合作項目，舉辦研討會等活動以拓寬人才視野、提升傳播能力，從而為傳播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打造高素質專業化人才隊伍，為增強國家文化影響力和塑造良好國家形象提供保障，有力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的全球化傳播。（摘自：唐軍旗·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故事的全球化傳播，2024-06-21 ；來源: 學習時報）

比較閱讀

石之瑜&張登及，2010，中國崛起的認識論及其敘事衍生

方朝暉：文化軟實力之我見

方朝暉·強大與文明是兩碼事～～一個民族的持久生命力在於文明昌盛，而不在於政治、經濟、軍事強大。

歷史上很多帝國，比如說埃及王朝、波斯帝國、蒙古帝國、大英帝國、前蘇聯帝國等等，今天都已煙消雲散。每當一個帝國興起的時候，直接向人們呈現一個強大的政權，或一個龐大的軍事實體等。但是當一個帝國消亡之後，真正給別人留下的有價值的東西，往往並不是這些以「強大」為標記的東西，諸如政治、經濟或軍事實力等。相比之下，帝國中所發展起來的文明價值和文化理想，作為帝國生命力的支撐者，可能具有超越帝國本身的永恆價值。比如羅馬人的法律和法學思想，阿拉伯人的數學成就，印度人的宗教思想，等等。

以中國歷史為例：曾經不可一世的秦、隋、遼、金、西夏、蒙古等帝國均已消失，但是象周、漢、唐、宋、明、清等王朝或帝國，並不僅僅致力於武功或經濟發展，而同時在宗教、學術、藝術、科技、制度等領域取得巨大成就，所以給後人留下永久價值的文化，一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包括歷史上發展起來的儒、道、釋和百家思想，文學和藝術成就，科舉制度、職業文官制度和家族制度等等，是這些東西一直保存到今天，鑄就了中華民族的獨特性格。它們甚至可以理解為幾千年來中國的文化和民族性不曾因多次民族入侵所同化、消滅的主要原因之一。

歷史上一些軍事政治並不強大的國家或民族，長期遭受外族侵略或統治，但因為文化發達卻能持久存在：

例一、古希臘VS羅馬。前面提到的古希臘，嚴格說來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帝國，而只是由諸多文化相近而又相互獨立的城邦構成的文化圈。古希臘諸城邦自從公元前338年以來，受馬其頓人、羅馬人統治達千年之久，但其由於其文化繁榮、燦爛，後來逐漸被羅馬人所接受，希臘語甚至成為東羅馬帝國的官方語言。所以歷史上有希臘人在軍事上被羅馬人打敗，但卻在文化上把羅馬打敗的說法。

例二、印度VS波斯。印度歷史上分裂的時間遠多於統一的時間，被異族統治的時間遠多於受本民族統治的時間。過去2600多年裡，印度曾遭受過包括波斯人、希臘人、塞種人、安息人、大月氏人、嚈噠人、拉其普特人、突厥人、蒙古人、葡萄牙人、英國人等發動的無數次侵略和佔領。自從笈多王朝於大約公元500年衰亡之後，在長達1500多年的漫長歲月裡，印度（尤其是北部）曾長期處在分裂或外族統治之下。但是印度民族並沒因為「長期亡國」而消失。

在1945年掙脫英國人長達150多年（具體時間算法不一）的殖民統治、正式建國之後，印度作為一個具有自己鮮明的文化的民族國家很快得到了全世界承認，這是因為自自身獨特的文化及其魅力早已盡人皆知。可以說，自從吠陀時代以來，印度人創立了自己的種姓制度和宗教信仰（一開始是婆羅門教，後者發展出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等），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民族性格。今天印度本土主要信仰是源自婆羅門教的印度教，其宗教信仰幾千年保持了連續性。

相比之下，歷史上的波斯（今日伊朗一帶），曾經是非常強大的帝國，勢力最大時幾乎佔領整個中東和印度北部，有自己的宗教（如襖教、摩尼教等）、語言文字和社會制度等。但是在阿拉伯帝國興起後，波斯很快被伊斯蘭化，從語言至信仰都發生了重大改變。今日伊朗早已成為阿拉伯文化的一分子，而昔日曾經有過的、自身獨特的文化或文明類型已不存在。波斯原有文化的退縮誠然有許多客觀因素，但也與其自身原有的文化不夠成熟發達有關。

例三、藏族VS滿族。文化作為一個民族持久生命力的標志還可從中國的兩個少數民族——藏族與滿族——的對比中看出。任何人只要稍微比較一下不難發現，滿族（包括她的祖先女真人）自從公元10世紀以來是中國北方最活躍、最好戰的民族之一，其軍事、政治上的成就也遠在藏族之上。相比之下，藏族自從公元10世紀以來，主要致力於發展宗教和文化，酷愛和平，極少侵略擴張。然而，誰都知道，曾經統治全中國、威震全天下的滿族，今天還有多少民族特色？即使有，又怎麼能與藏族相比？在今天中國所有的少數民族中，恐怕藏族是自身文化最發達、民族特色最鮮明的。然而藏族人在最近一千多年裡，也是最溫和、甚至長期被外族統治的。為什麼一個政治、軍事上成就卓著，卻在今天趨於衰亡；另一個政治、軍事上幾無成就，卻在今天獨樹一幟呢？根本原因也許在於：滿族雖然富有戰斗力，但在文化上並不繁榮發達，不象藏族那樣有自己獨特的宗教信仰體系，以及一套嚴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

綜上可知：許多無比強大的帝國，因為沒有文化的發達、制度的進步以及政治的文明為基礎，一旦崩潰，立即灰飛煙滅，一無所有；而一些極其弱小的民族或種族，雖然飽經侵略佔領或外族統治，但因為文化發達或文明進步而表現出持久的生命力（也許猶太文化和10世紀以後的藏族可算這方面的典型）。也有一些強大帝國，他們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強大，伴隨著文化的發達、制度的進步和政治的文明，或者說以後者為基礎，因而具有更強的生命力（這方面前蘇聯與美國的對比最能說明問題，中國歷史上的秦、隋等王朝與周、漢、唐、宋等的對比也是明證）。

因此，只有文化或文明，而不是強大，才能決定一個民族的生命力。

當我們把強大當作首要關懷，而忽視了文明進步時，很可能掉入了歷史的怪圈而不自知。 （愛思想 2018-07-02 ）

（續上）第四，中國要建成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確立行業價值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行業價值是社會道德的重要「蓄水池」，是抵擋一個社會惡劣風氣的中流砥柱。什麼叫做行業價值？比如說，一個小孩子出於好奇，問山的那邊是什麼、大海的後面是什麼、太陽升起的地方後面是什麼等等。這種好奇之心，並不是由於愛國或找工作等任何外部原因。但是順著這種好奇之心，長大了也可能會成為一個天文學家或物理學家。

人們熱愛科學，從人性基礎的角度來講是因為它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世界上有很多偉大的科學家，世界級的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牛頓、伽利略之所以成為世界級的科學家，就是因為從小有強烈的好奇心和未知欲，且有一種打破砂鍋問到底、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精神。假如我們把歷史上所有的科學家都打扮成愛國的典范，說這些人在歷史上之所以成為偉大的科學家，就是為了給中華民族爭光，就是因為愛國，他們都是因為愛國才成為科學家的。一個科學家愛國當然是天經地義的，一個人在科學上的偉大成就一定能夠給自己的祖國掙光。

但是，如果我們把愛國當成是科學研究的主要動力，要人們出於這樣一種政治性或者國家民族的目的來追求科學，實際上科學真正的基礎反而被掏空了，因為科學真正的基礎在於滿足人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你不能夠說牛頓是因為為了給英國人民爭光才成為了牛頓力學的發明者，你不能說愛因斯坦是為了報效德國，為了把德國建設成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奮斗，才成為愛因斯坦的。恐怕不好這麼說的。換言之，假如愛因斯坦從小就是為了報效德國，為了把德國建成一個強大的國家而奮斗，他是不是能成為愛因斯坦，恐怕還是個問題。

我們強調愛國固然沒錯，但是我們一定要尊重行業價值，每一個行業有它自身獨立的基礎，有它自身獨立的邏輯，而這個邏輯基礎在於人性的深處。一個行業的生命力在於人們從自己人性的邏輯出發，在這個行業找到了自身潛能發揮的空間，所以這個行業對它來說才是比生命還要更加寶貴的，這個行業才是它可以安身立命的基礎。假如我們把所有的行業都理解為圍繞著一個愛國這個目的，或圍繞著一個至高無上的原則而存在，那麼這個行業自身在人性深處的基礎反而被漠視，如此這個行業是不可能真正繁榮的。越是想為國爭光，你越是出不了世界級的科學家，越是爭不了光。

從今天社會現實的角度講，破壞行業價值基礎的除了有政治因素之外，還有經濟因素。那就是金錢主導一切，金錢收買人心。比如說足球是大家都很喜愛的，一個小孩子從小喜歡踢足球，他並沒有想到是不是可以掙大錢、出大名，他就是喜歡。每個人只要參與到這項活動裡面，這個行業對於他的價值就是不言而喻的，那些世界級的球星也就是因為把這個行業原則堅持到底，把自己人性的潛力發揮到底，才成為世界級球星的。但是假如一個運動員被告知這場球他只能輸不能贏，輸一個球得幾十萬，他就不可能暢快淋漓地去踢球了，他必須要考慮很多其他因素。足球對於他來說本來是富有意義的一項活動，現在就變得沒有意義了，換言之足球這個行業的價值被金錢掏空了。

當一個行業的價值被掏空，行業從業人員對於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將沒有敬畏、沒有崇高感和神聖感，不可能把它當作比自己生命還要寶貴的東西來愛惜，所以行業的規則可以隨意地踐踏、隨意地破壞，行業永遠不可能自主地建立起來。

儒家特別強調社會的自治，因為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什麼事情都由政府包辦是不可能的。儒家在歷史上講孝道，而這個孝道實際上是在強調一種社會的自治，至少是非常有利於社會的自治。古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家族裡面，讓每一個家族自己管理自己，每個家族把自己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就安定了，國君就少操心了，這是對統治天下最好的方式，幹嗎不去采用呢。所以中國古代的帝王都很聰明，都非常尊重儒家的孝道思想。

以古喻今，雖然我們今天不是主要生活在家族裡面，但是我們都生活在自己的行業-社會空間裡。如果每一個行業都自治了，找到了自己的價值基礎，人們就都在自己的行業裡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了，這個社會也就安寧了、太平了，對統治者來說是一本萬利的好事情。

行業價值的缺失是我們今天必須要非常認真面對的大問題，能夠決定中華民族能不能建成一個偉大的文明國家，能夠決定中國各行各業可否真正走向繁榮、領先於世界、給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我們能不重視嗎？

（摘自：方朝暉：文化軟實力之我見；見：愛思想 2018-06-19；本文原為在武漢大學「國家文化軟實力高峰論壇暨《文化軟實力研究》創刊發布會」上的發言,2016年6月5日，這裡有修訂）

延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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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延年 一代華團領袖

企業檔案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研究

《藝頻道》電工達人

一帶一路·札記

（續上）第二，社會風氣的問題。儒家是非常重視「移風易俗」，主張「同風俗，一道德」。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毛詩序》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風俗在儒家看來是衡量一個社會最最重要的標准。

實際上儒家這個思想，我曾經在有關文章指出，是基於對中國文化習性的一種洞察。那就是說，在中國這個社會，當一種強大的風氣形成後，再健康的社會制度都可能運轉不靈，再完備的法律規范都可能百孔千瘡。所以要改造中國，往往就要從改造風氣做起。

今天全社會的人心腐爛、道德淪喪、日常生活缺乏起碼的安全感，實際上是非常嚴重的社會風氣問題。我也曾經在很多文章裡說到，反腐敗不能夠完全寄希望於嚴刑峻法，很多學者都已經指出歷史上用嚴刑峻法來反腐，成功於一時、失敗於最終。腐敗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整個社會太看重金錢。假如這個社會強大的拜金主義風氣能夠有所收斂和改變，不再普遍把金錢當作最重要的衡量標准，貪污腐敗的現象也會大幅度減少。 

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應當好好地去研究我們這個社會道德風氣敗壞的根源在哪裡。我認為至少有三個重要的根源：

（1）「文革」當中，包括1957年反右運動以來在歷次運動中鼓勵大家說謊，誰說謊說得天花亂墜、神乎其神，誰就能夠升官發財。當然不是誰有意讓大家說謊，但實際情況是人們被迫紛紛說謊。當說謊成為人民普遍慣有的行為，當說謊成為政治生活中的常態時，整個社會的良知已經麻木，整個民族的道德資源已被耗盡。順此下去，當然是什麼壞事都能幹出來。 

（2）另外一個風氣敗壞的重要原因是，過去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太功利取向了，國家大力方針以「利」為導向，所以全民心領意會，一窩蜂地去逐利，短時間內形成了一切向錢看的風氣，不擇手段地去坑蒙拐騙。儒家的義利之辨，今天看來越來越顯示出其深刻的現實意義。不去遵守，就會有報應。

（3）還有一個導致風氣敗壞的原因，當然是改革開放以來新型權貴階層的興起，給人民的示范意義至少包括：權貴們追逐私利、貪污腐敗，讓人民學會見利忘義；權貴們追求特權、壟斷機會，讓人們對正義缺乏信心；權貴們無德無能、喪失信仰，令下層人民不能心悅誠服。於是，既然通過正當、合法途徑無法與權貴們競爭，於是他們違法亂紀、無所不用其極，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4）最後一個導致風氣敗壞的原因，就是本來應該由各種宗教機構、民間書院或其他民間組織承擔的道德教化功能，被完全消滅光，取而代之的是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和行政化。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今天導致許多人對「道德」這個詞本身已經產生了足夠的反感和嫌惡，當然也不會再願意在生活中崇尚道德、追求道德了。因為時間關系，這個問題今天就不多講了。

第三，信仰的問題。一講到信仰很多人就會問，你是要我去信基督教，還是信儒教、道教、佛教還是共產主義？學生們常這樣問。然而，不要忘記了，在所有的主義信仰和宗教信仰的背後，應當有一個全民公共的信仰，那就是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信仰。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信仰是所有的民族、所有的階層、所有的教派都可以接受的共同信仰。我們應當旗幟鮮明地去捍衛這個信仰，如果這個信仰建立不起來，反腐敗再徹底也沒用。一個沒有信仰的人，在他的心中除了金錢和女色之外，實在找不到任何讓他充滿激情和快感的事情了，找不到任何更神聖、更崇高的價值了，所以他不腐敗怎麼行，不鬼混怎麼行。

對於信仰的失落，今天我們應當要好好去反省和思考一個問題：怎麼樣找到全民都能夠接受的信仰，大張旗鼓地去宣傳和推廣它；能否把人的尊嚴和價值，作為我們這個民族整合起來的一個公共信仰？在這個公共信仰的基礎上，再談某種主義的信仰要不要去堅持，各種宗教的信仰要不要去接受的問題。

大家只要研究一下中華民族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人自古至今很少把死後世界當作主要信仰，不從出發鬼神來理解人生的終極價值。過去中國人普遍相信鬼神，特別在民間，但也一般來說不會把鬼神當作生命的理想形態或生命價值的終極根源。中國人不像在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東正教等之中那樣，把「神」當作一切價值之源和一切存在之本。那麼中國人在儒、道、釋「三教」中獲得的是什麼樣的信仰呢？其實就是對於人性尊嚴和價值的信仰。這就是《周易》「生生之謂易」、孔子「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精神。所以我說我們在信仰問題上，還是要回歸國學，從中國文化自身的傳統出發來談信仰重建問題。一個民族沒有普遍接受的公共信仰是就沒辦法整合全民同心同德去做事，喚起人心安分守己去生活。（下續）

方朝暉：文化軟實力之我見

很高興來參加武漢大學文化軟實力高峰論壇。我想從傳統文化來談談當代中國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問題。我認為，從儒家思想的角度講，文化軟實力問題本質上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程度問題。儒家講「夷夏之辨」，主張王道、反對霸道，實際上是追求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從這個角度來講，今天我們這個社會離文明進步的理想還有很大差距，所以離真正的文化軟實力還有很大差距。從國學或者儒家思想傳統來看，我認為至少有四個方面值得我們好好去關注：

第一，今天社會盛行一種不安定的情緒。這導致大家都非常狂躁，不知道自己的終極目標是什麼，無論是個人的生活、生涯的規劃，還是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未來的預測，究竟終極目標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早晨在武大校園裡散步，欣賞美景。武大校園是全國大學校園當中名氣最大也最漂亮的之一，有很多非常美麗的、解放前的建築，也有很多解放後甚至最近幾十年的建築。我發現武大校園的建築跟我校校園的建築有一個相似之點，即最好的、最可珍惜的房子還是解放以前建的老房子，看起來最有品位，玩味不已。凡是新中國以後，特別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建的房子，基本上就像火柴盒一樣的簡陋。仿佛建的時候就已經打算拆了，沒打算讓它用個數十年、上百年的，所以不可能太追求美觀。我們學校這幾年也建了不少新房子，尤其是百年校慶的時候建了很多新房子，看起來非常的氣派。但是稍微走進一看，已出現裂縫、雨後污點等等，讓人感覺沒有精雕細琢，很粗糙。

為什麼現代人比過去有錢多了，物質條件、硬件設施、科技手段遠好於古代，卻建不出古人那麼有品位的房子來？其實並不僅僅是技能比古人差，我想不是這個原因。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心態不一樣。現代人對事情急功近利，都要解決當下的問題，能夠滿足若干年內的政績需要或者說在未來十年、幾十年內的居住需要，就已心滿意足了。也不是說我們沒有審美意識，任何人都有愛美之心，我們當然也是愛美的。但是，為什麼沒有古人那種把美做到極致精的精神？為什麼在追求美的同時，讓一種急功近利的思想來主宰自己？這背後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情緒性急躁，這種急躁在一定程度上是時代的產物。

比如我們成天講創新、翻新、革新，要不斷進步，與時俱進，這種心態也是急躁的原因之一。然而這種心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進化論的影響。進化論就是說世界是不斷進步、不斷發展的，所以我們只知道要不斷地變、變、變，但並不知道究竟最終會變成什麼樣子。換言之，今天建房子時覺得，若干年以後可能會有一個新的樣式出來，時代在不斷地發展嘛，今天的房子建得再好有什麼用呢，說不定還是會被推翻，所以乾脆也不考慮太長遠了。

現在我們每隔若干年大政方針就要大幅度地調整一次，或者一些重要的變化就要發生，我們要使盡渾身的氣力去緊跟、學習、領會。不斷緊跟、不斷變化、不斷調整，我們永遠在不斷調整和緊跟當中，情緒永遠不能安定下來。我們忘記去問問自己，究竟在什麼時候才能夠安定下來，整個民族的情緒究竟在什麼時候才能夠安定下來。如今全社會的不安和狂躁與此有關。從國學角度來講，這也是和一個文明社會的理想不太一致的。（下續）

（愛思想 2018-06-19）

李鳳亮·論文化新質生產力

文化新質生產力是新質生產力在文化領域的表現形態，加快其理論闡釋與實踐探索是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繁榮發展、提升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的重要基礎。

新質生產力在文化領域內呈現新質態、新類型

新質生產力「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具體到文化領域中，文化新質生產力可以概括為：以創新為驅動，以高科技為支撐，以高質量和高效能為指引，以文化創作生產為核心內容的形態。主要體現為其新質態的躍升、新類型的形成。

從生產要素看，由新型文化勞動力、新型文化勞動對象、新型文化勞動工具以及新型文化基礎設施組成。在新型文化勞動力方面，一大批具有創新精神、掌握先進技術的新型文化工作者不斷湧現，是推動中國文化創新的重要力量。

在新型文化勞動對象方面，新技術應用使文化產業邊界不斷拓展、應用場景持續增加，與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的深度融合日益成為文化產業的「新戰場」、新支點、新載體；在新型文化勞動工具方面，生成式預訓練轉換器（GPT）、視頻編輯工具FCP等新型生產工具極大地提高了文化生產效率和質量，推動文化產品與服務更加多樣化、個性化；新型文化基礎設施如數字博物館、網絡圖書館、智能文化體驗館等，為人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文化服務。

從文化業態看，催生了以下新業態類型：

一是以新質生產力路徑引入新的文化元素和創意，對傳統文化內容進行創造性重構和創新性表達，形成了推動傳統文化資源和文化內涵煥發新光彩的創新性文化業態。例如，「數字敦煌·開放素材庫」是全球首個基於區塊鏈的數字文化遺產開放共享平台，它向全球開放了6500餘份高清數字資源檔案，有力支撐了敦煌文化的全球化傳播。

二是文化與科技的深度融合，加速了跨行業、跨文化和跨場景等融合性文化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例如，上海、成都、西安、哈爾濱等城市，利用藝術IP創造性開發城市文化資源，探索出了「科技＋文化＋旅游」的文旅產業融合創新實踐路徑。

三是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等新交互媒介推動下，消費者不再被動接受文化產品，而是積極參與到文化產品的再創作過程，催生了一批互動性文化業態。這種互動性不僅增強了消費者的參與感和體驗感，更有助於供需兩端進行雙向調適，進而推動文化產品創新和升級。

文化新質生產力的主要特征

依托於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構建與完善，現代文化產業又通過不斷與互聯網、5G信息、雲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感知技術等新興科技手段深度融合，使其生產方式更加高效，文化產品與服務質量大幅提升，更好滿足新型文化消費市場和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在此意義上，文化新質生產力有別於傳統文化生產力，「新」在科技創新，「質」在高效高質，因而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鮮明特征。

高科技特征。目前，高科技已經成為文化創作的重要工具。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虛擬現實等技術的應用，使得文化創作者能夠創作出更加豐富、生動、逼真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拓寬了藝術的表現形式，也豐富了藝術的表達內容。例如，在數字技術廣泛應用的藝術展覽中，觀眾可以看到數字技術創作的各種形式的文化藝術景觀，包括數字繪畫、數字雕塑、數字影像等；通過虛擬現實技術，用戶可以身臨其境地體驗歷史事件、藝術展覽、人文景觀等，這些方式極大地豐富了文化體驗的形式和內容。

高效能特征。既包括提高文化生產效率，也包括發掘文化事業、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新動能。在提高文化生產效率方面，數字化生產流程和自動化管理系統在文化領域得到廣泛應用，逐步實現對文化產品從創作到生產、從分發到銷售的全程數字化管理，減少了搭建研發工具、實現創意落地、建立營銷渠道的成本，大大提高了文化生產效能，突破了傳統媒介下文化傳播效率低、范圍小、形式較為單一的局限。

賦能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將豐富文化內容的存儲介質載體，革新文化演繹呈現形式，開辟文化傳播互動渠道，催生出文化新業態，從而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注入新動力、提供新動能。《關於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2022），明確提出到「十四五」時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數字化基礎設施和服務平台，形成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這將為文化生產活動提供高質量素材，提高文化創新效率。

高質量特征。極大激發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和數據等文化生產要素活力，不僅能夠提高文化生產質量，還為文化市場的跨領域創新合作、新型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研發拓寬了生產要素流通渠道，有助於提高文化供給質量，更好滿足消費者的文化需求。

體現在生產制作環節，是作為產業化的生產標准而存在的，它是對文化產品本身的質量要求，如影視作品的清晰度、藝術水准等。文化供給質量則主要體現在消費流通環節，是作為市場化的供給機制而存在的，主要針對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而言，如影視作品是不是觀眾所需要的，作品的可選擇性、獲得的便利性以及消費成本如何等。

最終能夠實現具有文化內涵、藝術價值、精神能量的高質量文化產品的生產和供給。例如，河南衛視制作的節目《洛神水賦》以創新思路和先進技術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能，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質量融入當代人的生活，自播出以來，視頻播放量已超過1億次。

（續上）「當烘焙溫度控制在80℃至90℃范圍時，綠茶香氣、滋味品質得以顯著提升，而色澤無顯著變化，所以低溫冷藏後烘焙處理綠茶是可行且有效的。」山東農業大學園藝學院茶學專業畢業生王魯萍站在台上，自信滿滿地匯報著自己的畢業課題。

6月初，山東農業大學的11名2024屆本科畢業生來到山東省普通高等學校示范性實習實訓基地——泰山茶溪谷，參加「2024屆山農學子茶產業課題研究畢業匯報會」。他們圍繞茶樹種植管理、茶園新型肥料研發、茶葉病蟲草害防治、優質茶葉加工以及茶葉包裝、銷售全產業鏈，提出了優化解決方案。

今年，山東農業大學創新推出「產區選題-產區實施-產區匯報」的畢業論文設計和考核模式，鼓勵學生提交練就興農本領的畢業論文和厚植愛農情懷的畢業匯報兩份畢業答卷。依托產區進行的畢業匯報也在全校20個學院中開展，涉及蛋雞、小麥、花生、煙草等多個產業，遍佈齊魯大地各個角落。

「我們結合畢業生畢業設計，從選題的科學性、研究的創新性、成果的實用性、效果的顯著性、推廣的普及性以及服務鄉村振興建設等方面，在產業產區做出回答，正是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和實踐。」山東農業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冷暢儉表示。

任重道遠，改革仍需發力

可以看到，新農科建設啟動五年來，高等農林教育的確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學科間的壁壘被打破，產教的結合更緊密，從入學到畢業，育人的過程內外合力、上下連通。

以往，農科專業大都圍繞產業和科學對農業生產的細分進行設置，學科被劃分為種植、植保、土壤化肥、園藝等細分專業。師生們在各自的領域「單打獨斗」，且與實際生產經營的結合不夠，科研成果難以應用，人才在鄉村也扎不下根。

「如今，學科交叉融合成為農林院校專業優化調整的主要方向，新農科學科專業佈局不斷調整。同時，農林院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不斷深化，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也在不斷完善。」曹志軍說。

更直觀的成果則體現在學生身上。

「經過教育，很多學生對農業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能夠勇敢地擁抱這個行業。同時他們具備了更多元、更先進的知識和技能，到了社會上也更有競爭力和發展潛能。」仲愷農業工程學院動物與科技學院副院長劉文俊感受頗深，「即便行業還是那個行業，企業還是那些企業，但人變得不一樣了，故事也會不一樣。」

放眼全社會，農學的熱度也正在提升。中國農業大學農學類專業近年來第一志願報考率每年提高10%左右，錄取平均分數超一本線的差值每年上升8至9分，生源質量逐年提升。今年5月，上海市教委宣佈將理工農醫類本科招生比例提高到50%以上。在《百度熱搜·2023高考大數據》中，農業工程專業位居熱門專業搜索熱度攀升榜第二名，較上年增長43%。

雖有成效，但現實的困境仍然存在。

從大背景來看，與工學、醫學、人文社科門類相比，農學的社會關注度還不夠高，直接影響了生源質量和就業形勢。同時，一些地方院校在科研投入、科技創新能力方面存在短板，獲取經費難度較大，不利於高層次人才引進，也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具體到新農科建設而言，整合教學資源、平衡各方利益、重構評價體系，都是高校將要面對的問題。

目前，食品營養與健康、智慧農業、農業智能裝備工程、生物育種科學等新興跨學科專業勢頭向好。「這也意味著，如何推動跨學科專業建設成為下一階段深化新農科建設的重點，也是難點。」曹志軍認為，涉農高校需要進一步推動這些新興專業建設，破除新專業建設中「寬而不深」「跨而不融」的問題，真正實現學科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知識體系的交叉融合。

未來，這場改革要如何推進？當下，有更多思考正在匯聚。

6月29日，「引領新農科建設再出發」暨《安吉共識》發佈五周年研討會在中國農業大學舉行，旨在進一步明確新農科建設的方向和目標，推動中國高等農業教育改革與發展再上新台階。

華中農業大學副校長青平認為，新農科面臨的挑戰可以歸納為情懷、培養方案、課堂教學、實踐教學、教育評價5個方面。農業學科發展策略和思維模式或許也需要調整，視角應當由「內向外」轉變為「外向內」，依據社會經濟與產業的實際需求，設計佈局專業和培養方案，避免閉門造車。

北京林業大學副校長張志強也談到，新農科建設要緊跟行業企業的真實需求，特別是在人才培養的目標設定上，要直接反映這些需求，「我們的教育模式必須跟進技術創新和管理實踐中的變革，通過體系化、實踐導向的教育，使學生能快速適應並引領行業發展。」

同時，也有更多力量正在加入。

6月11日，寧波現代農學院正式成立。這是一所「背景強大」的學校——由浙江萬里學院攜手寧波市農業科學研究院等5家單位合作辦學，共同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模式。學院計劃自2025年開始招生，並設定了清晰的發展目標：以農業資源與環境、水產和生物工程等學科為基礎，在未來五年加快新農科建設、培養服務農業農村基層的緊缺人才，計劃培養本碩博學生1000人以上。

正是高校招生季，又有一批學子滿懷赤誠，決心耕耘「三農」沃土。未來的高等農林教育會給出鄉村什麼答案，讓我們拭目以待。

（趙藝璇·新農科，何以興農？來源：2024-07-09農民日報；作者單位：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同年11月，教育部、農業農村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國家鄉村振興局等四部門聯合出台《關於加快新農科建設推進高等農林教育創新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大力推進農林類緊缺專業人才培養，優化涉農學科專業結構，推進農林教育供給側改革，加快專業的調整、優化、升級與新建，增強學科專業設置的前瞻性、適應性和針對性。

此後，各類涉農高校快速響應，新農科專業仿若雨後春筍。

中國農業大學以多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為方向，五年來申請設立農業智能裝備工程、生物質科學與工程、獸醫公共衛生、土地科學與技術和生物育種5個專業，皆為全國首創新農科專業，在全國涉農高校中起到了引領示范作用。

山東農業大學扎根農業大省，新增智慧農業、生物育種科學、智慧牧業科學與工程、獸醫公共衛生、食品營養與健康等7個專業，其中前3個專業實行「本研一體化培養」，致力於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國際視野、全球競爭力的交叉創新卓越人才。

不只傳統農林院校，其他類型的院校也在積極入局。在鄉村振興戰略和海南自貿港建設的契機下，海南大學反應迅速，成為改革熱潮中的一朵浪花。2023年4月，教育部發布《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海南大學鄉村治理專業成為全國首個本科層次的新農科專業。鄉村治理系於2023年8月正式成立，同時面向海南籍生源開始第一批招生。

海南大學鄉村治理專業「認知教育」課上，學生在幫助農戶晾曬咖啡豆。

「鄉村治理專業是要培養掌握管理學、農業經濟學、涉農法學、社會學、農林技術等多學科基本理論和專業技能，具備「三農」服務意識、黨建能力、公共責任、法律意識和創新精神，能適應鄉村社會發展要求的複合型、高素質「三農」管理專業人才。」海南大學熱帶農林學院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鄉村治理專業為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基層培養管理干部和致富帶頭人，畢業生可以在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涉農公共部門從事管理或服務工作。

記者在2024年《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中發現，基於國家重大戰略部署，北京農學院、大連海洋大學、新疆農業大學開設了生物育種技術專業，南京林業大學新增生態修復學專業。雲南農業大學新增咖啡科學與工程專業，是全國乃至全球首個開辦咖啡本科人才培養的專業點，將對接經濟社會發展特殊需求，培養具有咖啡新產品、新工藝和新技術研發及工程設計能力的複合型人才。

課程「跨界」，教學模式升級

或許很少有人知道，北京科技大學也有農學專業。

「安吉共識」提出，要開創農林教育新格局，就要走融合發展之路，打破固有學科邊界，破除原有專業壁壘，推進農工、農理、農醫、農文深度交叉融合創新發展。五年來，北京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廣東醫科大學、陝西師范大學等其他專業類院校，在新農科建設上都有進展。這看似跨界的組合，實則正是新農科建設的要義所在。

今年5月，北京科技大學第一屆研究生教育教學成果獎評選結果公佈，《服務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新農科」研究生培養體系探索與實踐》獲得特等獎，這讓北京科技大學生物農業研究院院長萬向元很是欣慰。「這標誌著我院在新農科研究生培養體系建設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對我院研究生教育教學工作具有里程碑意義。」他說。

北京科技大學萬向元教授在實驗室為學生授課。

面對保障糧食安全的重大需求和生物技術的快速變革，北京科技大學將目光聚焦在了生物育種領域。幾年來，生物農業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聚焦生物農業發展和糧食安全保障中的「卡脖子」難題，培育孵化出「新農科」相關的23項國家級和省部級教育教學創新成果獎，培育出了87名「學農、知農、愛農、為農」的優秀研究生。

工科類高校怎麼建設農科？「要用工業化思維解決農業問題。」北京科技大學副校長張衛冬給出了答案，「也就是要破除傳統農業觀念，把工業領域的工程化技術、解決方案、組織方式等引入農業領域科研、教學、實踐全過程，提高農業的集約化、標准化、規模化、專業化，從而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實現農民增產增收、產業轉型升級。」

依托於學校的工科優勢，研究院積極與智能科學與技術學院、計算機與通信工程學院、機械工程學院開展合作，通過合作科研項目和科研平台聯合培養研究生，不斷提高研究生在新農科交叉學科領域的科研能力和綜合素養。

據了解，研究院的教師擁有多元的學科背景，涵蓋生物育種、智慧農業、食物與健康、農業經濟等多個領域，首先在師資配置上實現「農-工-信-管」多學科交叉。

（續上）道德律令是立足於實踐理性的邏輯必然性的。“要緊緊按照你願意它成為一條普遍規律的準則行動。”這條行動的準則就是實踐理性法則。沒有自相矛盾才能成為普遍準則。

康德舉例說：撒謊是否道德？如果把撒謊作為普遍律令，那麽人人都說謊，誰也不信誰，那麽也就沒有謊言了，之所以會有謊言是因為還有人相信它。不說謊能否成為普遍律令？如果所有人都不說謊，那麽大家可以普遍行之，所以它可以成為普遍律令。

康德是從邏輯、理性的角度說明撒謊是不道德的，不撒謊是道德的。不是說說謊能帶來壞處，不說謊能帶來好處，而是因為不說謊不能貫徹到底。在康德的這條原則里，不談他人，只談你個人。前面兩條金規則都講到他人，而康德的金規則里不談他人，只講自己。康德認為最重要的是人和人自己身上的人性相和諧。

人與人相和諧不是出於道德動機而是出於道德行為。所以這種道德還不算道德。只有和自己的人性相和諧才是真正的道德。如果一個人可以和自己的人性相協調，那麽他還不能和別人相協調嗎？康德強調人在執行道德命令時的獨立性，是自己內心的命令而不是上帝的命令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命令。這就叫絕對命令。

康德絕對命令規則的三種不同變體和金規則三種形式一一對應，但是與前面兩個形式相比，層次要高些。

1、“要這樣行動：就是要使你的普遍行為準則成為普遍的自然律那樣著眼於道德律的效果。”

自然規律是為了追求自然和諧，道德律是為了追求人類社會和諧。一切人要按照自然律和睦相處。它和儒家、基督教的金規則一致，著眼於所欲的東西，著眼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著眼於效果，只是康德的規則更為形式化，更強調個人的自主自覺。

金規則在康德這里著眼於效果，但是人與人性相和諧，僅從效果來看還不能說明問題。如果僅從效果來看，它和孔子所說的“鄉願”是沒有差別的，僅僅訴諸個人內心感受，不能確定真正的動機。人與人性相和諧，不僅要看感受還要看動機。

2、“永遠把人當作目的，而不僅僅當作手段。”這里著眼於動機。在這個表達方式里，「每個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最終會導致目的。」每個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是意志自律，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立法，也是為所有人立法。康德反觀以前一切道德都是失敗的，因為都是他律。康德認為基督教當然也可以成為道德律，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他還高度贊揚了基督教。但是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學》中，康德對基督教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就基督教的形式看，不足以成為普世倫理。因為基督教是按照聖經解釋道德，而不是按照道德解釋聖經。康德要把道德建立在實踐理性之上。以實踐理性出發建立道德律，必然會導致宗教，這樣宗教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根基的。

這是絕對命令的最高表達方式。為所欲為是不自由的狀態，只在第一個自由上是自由的，以後接著就不自由了。能終身行之的才是真正的自由。動物只考慮眼前，人卻可以考慮終身、普遍。人具有理性能力，要保持在自己最大自由就必須按照自由規律行事。它是自由本身的貫徹。康德的道德建立在邏輯理性之上，邏輯理性的前提是自由，把邏輯理性建立在自由上並運用於實踐就成了自律，這就是道德。自由的自由就是自律，道德的基礎是自由和理性。

從全球倫理看，儒教和猶太教最受限制，它受到血緣、種族、地域、信仰等等的限制，所以很難有共同理解。相比之下，基督教具有較大普世性，但受外來信仰約束。康德的模式受每個人自己的理性和自由約束，所以它最適合普世倫理。

然而這種模式也是有缺陷的，因為雖然人人都具有理性，但理性並非在每個人心中佔統治地位。理性佔統治地位的人也有，比如一些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西方民主、法制比較發達的國家，理性也佔統治地位；還有在某些特定的時代，比如科學理性時代。但是在以後，理性是否能夠佔統治地位就很難說了，後現代已經把理性摧毀得差不多了。康德模式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追求自由的，弗洛姆有一本書叫《逃避自由》，裡面就寫到有一些民族認為做奴隸才是自由。

康德能成為全球倫理的規則，但它未必實現。但是有這個規則和沒有這個規則是不一樣的。從現實層面看，康德的東西太抽象了，不具可操作性（大學生、研究生尚且不能完全理解，更何況普通百姓呢？），但它是一種理想，現在已經沒有這種理想了。

綜上所述，康德金規則的限制是（1）理性未必在人性中佔統治地位，（2）這個規則是高度抽象的形式主義。很多人都對康德的形式主義進行了批判，舍勒提出了質料倫理學，這種倫理學認為同樣的人做同樣的事在這個境遇中也許是道德的，但在另一個境遇中也許就是不道德的。

無論是儒家還是基督教都是從外部來看道德，而康德則是從人性內部來看待道德的。康德對人性、對人的倫理道德的批判達到了更高的階段。你可以批判康德的理論，但是你要站到更高的台階上才能批判它。

我們以上講的金規則的三個層次是有遞歸性的，其中康德是最有可能成為全球倫理的金規則的。只有擴展到自由意志本身，只有擴展到自律的規律，才有可能做更深的探討。

（(鄧曉芒：全球倫理的可能性—金規則的三個模式; 時間：2001年10月31日晚上7：00－9：00; 地點：三教203；主講：鄧曉芒, 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著名德國哲學專家。)見：愛思想網站2001-11-02）

二、基督教模式

基督教也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是它有更高層次的表達方式，在《馬太福音》里說：“無論何事，你願意人家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基督教模式強調的不再是何事，而是怎樣的形式。這個“怎樣”就突出金規則形式化的超越性。也許你所欲、人家不欲，也許你不欲、人家所欲，也許你所欲、人家也所欲，也許你不欲、人家也不欲。所以基督教更看重待人的方式而不是內容。

如果別人不願意，那麽就不要立人、達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欲，那麽不妨聽之任之，而不要認為他錯了。這些體現了基督教的寬容原則。我們剛才講儒家的“恕道”也是寬容原則，但是孔子的寬容是建立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礎上的，它不包括異類，只限於和自己同心同德同欲的人。至於跟敵人沒有什麽好商量的。所以孔子有一條原則：“以直抱怨，以德報德”。孔子說“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人家對你不好，你就要堅持原則，也就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基督教的寬容原則和儒家的寬容原則相比大大的擴展了。基督教說“愛你的敵人”。基督教的寬容特別體現在對敵人的寬容上，對敵人的寬容才是真正的寬容。儒家的寬容擺脫不了世俗利益的考慮，“愛你的敵人”所寬容的對象要廣泛得多，跟你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你也可以寬容他。

基督教說“愛你的敵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它突出了一個“人”字，只要他是人，你就要愛他。這種“愛”不出於世俗利害考慮，而僅僅出於他是人。這種擺脫一切世俗概念的人是從古希臘哲學開始的。在他們之間等級是毫無意義的，抽象出赤裸裸的一般的純粹的普遍的人的概念。這種“愛”不是功利地表達出來的，沒有出於其他考慮。

在中國很多道德高尚的人卻突破不了世俗功利的考慮。他們做好事是為了將來無往不通，是為以後的飛黃騰達做好人際關係網和人情的準備。孔子把這種表面高尚而內心虛偽的人稱為“鄉願”。孔子說：“鄉願，德之賊也。”孔子雖然罵鄉願，但是他並沒有把它與真正的君子區分開來。所以孔子自己的原則擺脫不了鄉願的嫌疑。哪怕你做了一輩子好事，你心里是怎麽想的，人家還是不知道。所以孔子的原則沒有擺脫世俗的考慮。孔子也講“愛人”，但它與“愛你的敵人”是不一樣的。“愛你的敵人”要求的是：敵人打你的左臉，你就要把右臉伸給他；敵人剝你的上衣，你就要把襯衣也給他。“愛你的敵人”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愛你的鄰人”。

在中國人看來，“鄰人”就是鄰居，所以鄰人是熟人。但是在耶穌基督那里，鄰人是陌生人，他和敵人有類似之處，那就是你和他都不熟悉。愛敵人和愛鄰人有共同之處，是高層次的抽象的愛，不是凡人有的而是上帝給的，是神性的愛。耶穌基督的愛首先是把一切人都變成陌生人。《馬太福音》里說：“我來不是讓世人太平的，而是讓世上動刀兵的。”這個話聽起來很奇怪，耶穌怎麽是這樣的人呢？他為什麽要散佈紛爭呢？耶穌的意思是要愛人，但要把人變成敵人。愛敵人才是真正純粹的愛。這種愛不是來自世俗的關係，而是來自上帝。人與人之間並不互相依賴，人只依賴上帝。人只對上帝負責，沒有上帝，人就四分五裂了。

在耶穌基督那里，人不是獨立的，人被抽空，屬於上帝。馬克思把這種現象稱為宗教異化。人雖然在上帝面前不能獨立，但人與人之間是互相獨立的。一千多年來，耶穌基督就在培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獨立性。關懷和愛護都來自上帝，基督是近代培養獨立人格的大學校。基督教化的功能是不可埋沒的。

那麽基督的模式是否可以成為全球倫理的模式呢？“愛你的敵人”看起來是可以作為全球倫理的，但是它存在一點局限，那就是愛你的敵人不是出於每個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思考，而是出於愛上帝。《馬太福音》里說首先要愛上帝，然後才能愛你的敵人。基督教在世界宗教里擴展性最大，它的普世性驚人。但是它所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以愛上帝為前提。當基督教碰到另一種非常執著的宗教時，它的前提就被推翻了。人家不會相信它的上帝。基督教在普世倫理中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和它一樣執著的宗教和信仰。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碰到根本不需要宗教的人怎麽辦？比如中國人。中國人不需要執著的宗教信仰，他們可以信佛、信禪宗。據說中國有三千萬基督徒，他們是多大程度上的基督徒？這是可以打上問號的。中國的基督教是帶著很濃重的中國特色的。所以綜上所述，基督教雖然在形式上是普世倫理，但它作為金規則是有限制的。

三、康德的模式

康德在某種意義上是屬於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正式教會不承認他。黑格爾也是這種情況。康德曾受國王的譴責和質問，他在國王那里發誓以後不再涉及宗教問題。但是後來還是關注宗教問題的。康德對宗教的關注是和倫理道德聯系起來的。基督教認為康德從理性的角度談宗教太過分了，康德卻堅持認為理性先於信仰。他認為先有道德再有宗教，宗教不具有獨立性。康德的金規則模式是道德律令或者是絕對命令。

鄧曉芒·全球倫理的可能性—金規則的三個模式

我今天和大家談的題目涉及大家現在很關注的全球倫理問題，“9·11”事件之後，學術界、老百姓對此談論得更多，爭論得也更多了。全球倫理現在是一個熱點話題，但是我的文章並不是為了趕熱點，而是在這之前就已經寫好了的，是準備在“全球倫理與中國傳統倫理國際研討會”上宣讀的。現在碰上“9·11”事件，發揮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但是我今天主要不是從具體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而是從學理方面談全球倫理的問題。全球倫理在中國已經談了好幾年了，最近幾年，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微妙變化，它更加突出的擺在人們面前。那麽全球倫理如何可能？如果可能采取什麽樣的方式？

1997年瑞士神學家提出金規則問題，全世界各大民族的倫理道德文獻里幾乎都可以找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倫理原則。後來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倫理大會稱之為“金規則”。在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里都可以找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規則。不管是什麽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這條規則都起了核心作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種消極的表達方式，但是這種方式更簡潔，也更表達本質。金規則的積極表達方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我們要強調的是儒家、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等都有金規則，它是一種最普遍的模式，我現在要對它進行分析，看它是否足以承擔全球倫理，是否還有其他模式，它與其他模式是什麽關係？盡管全球都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規則，但是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原則顯然是不一樣的。既然全球有一條金規則，為什麽現在文明衝突愈演愈烈？

“9·11”事件中，恐怖分子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是遵守他們的道德的，但是它突破了人類道德底線。以前恐怖組織都敢於出來承擔責任，為什麽現在沒有人（包括拉登）敢出來承擔責任呢？這是因為它突破了道德底線，但它無疑是出於道德，是對它們民族的道德。

金規則分為三個層次的模式：

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猶太教模式。

《論語》中，有人問孔子：“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猶太教里，有一個異教徒問拉比西勒：你能否把猶太教的所有律法在我單腿站立的時間內告訴我？西勒回答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他所有教律都是對它的解釋。進一步說：對待同胞的名譽、財產要跟對待自己的一樣。儒家對這一思想的表達更具有概括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就有了一定的普遍形式。

金規則第一個表達模式的特點是：具有一般原則形式，但是著眼點在內容，著眼於具體的東西，比如名譽、財產等，但是沒有對這種形式進行深入思考。這種特點是金規則的第一個特點，它沒有考慮到“己所不欲”的東西是否也是人家所“不欲”的東西，你“所欲”的東西是否就是別人“所欲”的東西。父母干涉子女的婚事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是父母所欲的未必是子女所欲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假定是大家“所欲”的東西是一樣的，這個前提是未經思考的，也許你所要的恰好是人家不要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恕”也是一種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金規則的前提，但實際上未必這樣。皇帝和奴才所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金規則有一貫性，但不是邏輯上的一貫性而是想當然的事實上的一貫性。在金規則里，“己”是一個偶然事實，它是從我們所處的立場上說的，至於“己”是上智還是下愚，是窮人還是富人，是男人還是女人都不作考慮，所以“己”沒有概念上的統一性。孔子認為只要是人就要像仁者那樣思考，所以金規則是與自己的身份、家庭、出身、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等糾纏在一起的，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以上我們講了“己”，現在我們從“欲”的方面看。“欲”也不等於自由意志，而是欲望所追求的東西。所以這條金規則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但在實際上不能終身行之。孔子也不能終身行之。孔子認為，如果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應該隱瞞。孔子稱這條原則為“直道”。這條原則推行開來恰好違背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為你在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維護自己的孝道的同時，損害了別人的利益、別人的孝道。這恰好是導致紛爭的原則。所以孔子實際上並不能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終身行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有自己的金規則，但至今打得你死我活。所以我們知道在一個群體內部，金規則有它自己的實用性，但是隨著範圍的擴大，它的使用範圍越來越小。

中國設立了父母官，當兩個家族吵起來的時候，父母官就會勸解雙方：你們各自要為大家庭著想。這樣就調解了家族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儒家孔子的貢獻就在於把一個國家用血緣關係聯系在一起，比如君臣、父子、夫婦。這樣就建立了東方大帝國，如果沒有外侵，在較長的時間里可以保持歌舞升平。阿拉伯人互相之間不團結，家族之間互相仇殺，忌妒、爭吵、暗殺、恐怖活動不斷。所以倫理只在狹窄範圍內使用，它不能像儒家文化這樣把忠孝結合起來，調節家族紛爭，但是儒家也導致了専制。

中國雖然能建立大一統的専制國家，但是超出了帝國也不適用，“非我族類，其心自異”。除非異族歸附儒家文化，否則就不承認它是華夏民族。從岳飛的《滿江紅》中我們可以看出漢族對匈奴的排斥心理。

綜上所述，全球倫理如果建立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基礎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大家的理解不同。所以用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足以建立全球倫理。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感性转折 vs 混融哲学

在南中国海周边国家，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冲突与交融，涉及复杂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关系诗学和情动转折的研究框架可以提供独特的新视角，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文化动态，揭示文化混融中的潜在张力与创造力。它不是文化元素的简单拼接，而是涉及情感、身份、空间、历史等多重维度的深层文化现象、象征和认知结构。 

跨文化交织的情感维度 

情动转折强调情感作为文化生产和社会关系的核心。在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研究者可以关注情感如何推动文化的融合或排斥。这包括：情感认同与冲突：在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中，哪些情感促使了文化认同感的生成，哪些情感引发了排斥、焦虑或恐惧？如在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地，中华文化如何引发当地群体的情感反应？情感符号与象征物：哪些文化符号（如语言、艺术、节日等）承载了情感上的认同或抗拒？比如中华文化的龙、凤、书法、茶文化等如何在当地与原住民符号发生碰撞与交融？

混融的哲学维度 

关系诗学强调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和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在南中国海地区，中华文化和当地文化的混融既不是单方面的吸收，也不是完全的对立。研究可以探讨，哲学的共生与异化：中华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体系如何与当地的伊斯兰教、佛教、土著信仰等共存或对立？比如，儒家思想的家族观念和菲律宾的天主教传统，如何在家庭结构、社区组织中的关系得到体现？文化实践的杂糅性：从生活习俗到节庆仪式，文化混融的具体实践有哪些形式？这些杂糅实践是如何构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社会关系网络的？例如，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中，春节与伊斯兰节庆如何交织出新的公共仪式？

身份认同与社会张力的维度 

南中国海区域各国的民族身份问题往往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是在涉及历史遗留的华人移民群体时。通过关系诗学和情动转折的分析，可以探讨：多重身份的生成与认同危机：南中国海地区的华人移民群体往往面临双重或多重文化身份的挑战。在文化冲突与交融中，如何生成新的身份认同？哪些情感或文化象征物强化或削弱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权力关系与文化霸权：中华文化在一些国家被视为一种强势文化，当地文化可能因此受到威胁。如何分析这种文化霸权对当地群体的情感影响？如何通过混融哲学来看待权力关系的重组？

历史记忆与外在储存的维度 

史蒂格勒的外在记忆（third retention）与德勒兹的情感机器概念，在此具有启发意义。文化的记忆和历史叙事通过外部符号（如书籍、电影、建筑等）得以存储和传承。在南中国海地区，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历史叙事如何交织、竞争或互补？历史叙述的对立与整合：不同的历史记忆如何被选择性地保存或被边缘化？例如，越南和中国之间关于海洋历史的争议，如何在各自的历史叙事中反映出对彼此文化的复杂态度？技术与记忆的交融：随着现代媒体和AI技术的发展，这些文化记忆如何通过新媒体被保存、再现或重新解读？例如，在数字文化中，中华文化和当地文化的历史故事如何通过电影、游戏等新兴媒介传播与混融？

空间与地方感的维度 

情动转折还涉及到空间和地方感的重新配置。在文化混融的过程中，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构建与再造是至关重要的。南中国海各国如何在实际空间和象征空间上表现出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共存？地方感的重塑与流动：文化混融如何影响人们对地方的归属感？例如，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华人社群是否形成了某种离散文化，在地理上游移却在情感上根植于多重文化？空间的象征性再生产：城市建筑、公共广场、宗教场所等空间如何反映出文化的混融？如新加坡的唐人街或马六甲的历史城区，如何在空间设计上展现多重文化的交错与共存？

日常生活的混合美学 

最后，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文化混融现象，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美学。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汇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的历史和政治上，也体现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美食文化的交融：美食是文化混融的一个重要象征。在南中国海区域，中华美食与当地的马来、美食、越南菜式如何融合？这些食物文化是否传达了某种情感象征和身份认同？服饰与风格的杂糅：当地人如何在穿衣打扮、艺术风格中混合中华文化的元素？这是否反映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和审美取向？（爱垦網内部评注记录）

爱垦APP:情動轉折與情緒經濟學

情動轉折與情緒經濟學理論對海外華人社群的文創活動具有深遠的啟示，尤其在文化認同、情感表達與市場化的交匯處。結合這些理論視角，可以更好地理解情感在海外華人文化創意活動中的作用，並為文化再生產、社會整合以及全球華人社群的跨文化互動提供啟示——

情感聯結與文化認同的再生產：情動轉折特別關注情感作為社會凝聚力，而對於海外華人社群，情感在維持和構建文化認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過文創活動，海外華人可以重新聯結故鄉情感、歷史記憶和傳統文化，從而在異鄉建立起情感認同的紐帶。

例如：傳統節慶、儀式和文化活動可以通過情感的共鳴，讓不同代際的華人感受到文化歸屬感和身份認同。地方美食、手工藝品等文創產品不僅是商品，也是文化記憶和情感傳承的載體，能夠喚起集體記憶和情感共鳴，增進社群的凝聚力。

情感作為文化創意的核心驅動力：情緒經濟學在文創活動中的應用，意味著情感不再是單純的內在體驗，而是成為可以市場化和商品化的創意資源。對於海外華人社群，這種情感的商品化既是挑戰，也是機會：

挑戰：情感商品化可能會將文化傳統簡化為符號化的消費品，削弱其深層的文化和歷史意義。例如，某些海外華人社區的節日或傳統可能被商業化，成為一種表面化的慶祝，而忽略了背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

機會：文創工作者可以通過情感設計和體驗經濟，為傳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例如，設計具有強烈情感共鳴的文創商品，如具有懷舊元素的產品、以鄉愁為主題的文化故事等，能夠吸引廣泛的受眾，包括本地的非華人群體以及年輕一代的華人。

跨文化傳播中的情感橋梁：海外華人社群往往處於跨文化互動的前沿，情感在這類互動中起著橋梁作用。情動轉折的視角幫助理解情感如何在不同文化之間流動和轉換，進而推動跨文化的理解和融合：

跨文化文創產品：利用情感元素設計的文化產品可以打破語言和文化的障礙。例如，通過融合華人和當地文化元素，創造出具有普世情感價值的文創產品或活動，讓非華人群體也能產生共鳴。

情感傳播與社群影響力：在數字平台上，社群能夠通過情感傳播（如分享家庭故事、移民經歷、傳統節日的慶祝），增強其影響力。情感驅動的社交媒體內容，可以跨越國界，吸引全球受眾，讓更多人了解華人文化的情感底蘊。

情感勞動與文創從業者的角色：在情動轉折的背景下，情感勞動（emotion work）在文化創意領域變得尤為重要。對於海外華人的文創從業者，如何管理和表達情感成為了文創產品成功的重要因素：

文創從業者需要在工作中扮演情感的傳遞者和塑造者，通過情感設計、敘事和表達，來影響消費者和受眾的情感體驗。這不僅限於傳統藝術形式，還包括數字媒體、影視和娛樂等新興文創領域。

同時，情感勞動要求文創從業者在全球化的市場中，通過情感再現來應對文化差異和身份張力。例如，在文創活動中，從業者需要不斷平衡個人的文化背景與當地的文化期望，通過情感橋梁創造出適應多重文化情境的作品。

全球華人社群的情感共創與網絡：情動轉折的一個核心概念是情感的流動和跨空間的情感網絡。對於全球化背景下的華人社群來說，情感不僅在地方社群中流動，還通過全球華人網絡擴展。文創活動可以成為這種全球情感網絡的重要推動力：

跨國合作：全球華人文創者可以通過網絡平台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華人社群合作，共創基於情感體驗的文化項目。這些項目可以通過電影、音樂、視覺藝術等形式，將散居各地的華人情感聯結起來，形成全球性的文化共鳴。

數字文創平台的情感共鳴：社交媒體和數字平台為全球華人社群提供了分享情感體驗的渠道。通過這些平台，文創活動不僅限於線下，而是通過情感傳播在線上跨越時空界限，達到更廣泛的情感共創與傳播。

情動轉折與情緒經濟學的研究為海外華人社群的文創活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路徑。情感不僅是個人體驗，也是在文化認同、商品化、跨文化傳播和社群凝聚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動力。對於海外華人而言，文創活動可以通過情感的表達、流動與設計，創造出具有深遠社會影響的文化內容，並在全球范圍內形成新的文化認同與情感共鳴。

愛墾APP: 詩性思維與情動模態的創新性發現路徑～～為海外華團的文化資產驅動的教育功能，提供了一些深刻的啟示。這種路徑強調情感、文化、語言、符號和身體的交織，創造出一種跨文化、跨領域的教育框架，有助於華團更好地利用自身的文化資源來推動文化傳承和教育功能。具體的啟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文化資產與情感教育的聯結

詩性思維中的象征和符號維度，揭示了文化不僅是知識傳遞的載體，更是情感體驗的生成場域。通過情動模態的啟發，文化教育不應僅僅停留在知識的傳播層面，還應通過文化符號的體驗激發情感共鳴。

華團文化資產不僅包括歷史、語言和傳統習俗，更包括這些文化資源所承載的情感記憶。借鑑維柯的詩性智慧，可以通過文化符號（如節慶、宗教儀式、民間故事）的再創造，將傳統文化轉化為情感教育的工具。通過寓言、象征的方式，幫助年輕一代與祖輩的文化產生情感共鳴，從而增強他們對華人文化的認同感。

啟示：通過情感敘事傳承文化：文化傳承的關鍵在於情感共鳴，華團可以通過文化活動、故事和儀式，讓年輕一代在體驗中感受文化的情感維度。
儀式與象征作為教育工具：傳統節慶、宗教儀式可以被重新賦予象征意義，通過情動模態激發年輕一代對文化身份的深層認同。

跨文化教育中的詩性功能：雅各布森的詩性功能提示我們，語言和符號不僅是信息的載體，還通過其形式結構影響受眾的情感體驗。這對於華團的教育功能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跨文化語境中，語言的形式美學和象征性可以成為文化教育的重要工具。

華團可以在其教育過程中重視語言的詩性功能，通過形式上的美感（如華語詩歌、書法藝術、傳統韻律等）來增強文化的傳遞力。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文化情感的表達方式，教育應該通過詩性功能喚起受眾對華人文化的情感認同。

啟示：語言作為文化教育的核心：詩歌、文學、書法等藝術形式不僅是語言教育的一部分，還應被視為情感教育的工具，通過語言的形式美學增強文化認同感。
多感官體驗與情感互動：華團可以通過跨文化教育，設計語言和符號的多感官體驗，利用傳統文化的形式美學（如戲曲、民樂、書法等）喚起情感共鳴，增強教育效果。

符號界與象征界的互動：文化傳承的心理深度～克里斯蒂瓦的符號界與象征界理論強調了情感的身體性和語言的理性表達之間的互動。這為海外華團的教育功能提供了一種結合情感體驗和理性文化學習的綜合方法。文化傳承不僅在於理性知識的傳授，還需要通過身體性體驗來生成情感共鳴。

比如，通過舞蹈、音樂、傳統工藝等符號界的非語言形式，年輕一代可以體驗到文化的情感深度。這種身體性體驗通過符號界進入文化教育，而象征界的語言化表達則幫助他們將這些體驗理性化、語言化。這樣，文化傳承不僅僅停留在理性知識的傳遞層面，而是通過身體和情感的深度互動生成更具力量的文化認同。

啟示·身體性文化體驗的融入：華團的教育應結合符號界的身體性體驗，利用舞蹈、工藝、音樂等非語言文化資產，讓年輕人通過身體感知文化，增強文化認同。

象征界的理性化表達：將身體體驗與象征界的語言表達結合，幫助年輕一代通過理性語言反思和闡述自己的文化體驗，從而實現文化與情感的雙重教育。

情動模態與文化創意教育的結合

德勒茲的情動模態與文化創意的結合，為華團的文化資產驅動的教育功能提供了一個創造性框架。情動模態強調通過感官和體驗生成情感，而文化創意則可以通過設計、藝術、科技等多元手段增強文化的傳遞力。華團可以將傳統文化轉化為一種創新體驗，利用情動模態激發年輕人的情感參與，進而推動文化教育的深入。

例如，通過現代化的數字媒體、互動藝術或虛擬現實，華團可以將傳統的文化資產（如節慶、神話、傳統手工藝）重新包裝成一種創意體驗，使年輕人通過情動體驗更加直觀地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啟示

文化創意與情感教育的融合：華團可以通過文化創意項目設計，將傳統文化與現代技術結合，增強文化傳遞的情感體驗。

數字化工具的應用：利用互動科技（如VR、AR）和數字媒體手段，將傳統文化轉化為年輕一代更易感知的創新性體驗。

文化資產與「集體記憶」的激發

維柯、雅各布森、克里斯蒂瓦等思想家提出的詩性思維中，象征和符號不僅傳達情感，還能夠幫助個體與集體記憶產生共鳴。對於海外華團而言，其文化資產承載著集體記憶，而教育功能不僅是將這些記憶傳承下去，更要激發年輕一代與這些記憶的情感互動。

通過情動模態，教育不再是單向的傳遞，而是一個互動的、情感共鳴的過程。華團可以設計集體敘事和記憶再現的教育活動，讓年輕一代通過參與、體驗來感受和重溫集體記憶中的情感片段，從而建立對華人文化的深層認同。

啟示

集體記憶的情感再現：通過集體記憶的敘事和再現活動，讓年輕人通過參與性的方式感受文化歷史中的情感維度，增強集體認同。

文化資產作為情感載體：華團的文化資產（如傳統建築、工藝、歷史事件等）可以通過情感的角度進行再解釋和呈現，使其成為傳遞集體記憶的情感載體。

維柯、雅各布森和克里斯蒂瓦的詩性思維，通過海德格爾尼采柏格森德勒茲的情動模態，為海外華團的文化資產驅動的教育功能提供了新的啟示。這種啟示不僅關乎文化的知識傳承，更強調文化與情感、符號、身體之間的複雜互動。通過情動模態的啟發，海外華團可以將文化教育轉化為一種多層次的體驗式、情感化的過程，從而更有效地激發年輕一代對華人文化的認同感與情感共鳴。

布莱恩·马苏米·分析陈明发博士的《心灵素质学》~~借助布莱恩·马苏米 (Brian Massumi）的理论框架，特别是他对“情感”（affect）和“情感强度”的研究，来分析陈明发博士1996年原创的这篇《心灵素质 12 》〈一个我就够了～～ 身体技能的纪律法则（三）〉，取径跨领域理论的文创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可发现以下几点——

情感作为潜在的创造性力量：从陈博士过去无数的写作、教学与演讲内容来看，他的“心质学”非常关注情感对心灵的内在质地与发展的作用。这与马苏米对情感作为非个人、非代表性力量的理解相契合。Massumi认为，情感是一种未被完全言语化或表象化的潜能，它存在于感官与行动之间，是持续流动的。在这个意义上，陈明发的诗性与互唤研究明显在探索如何将情感的这种潜力，转化为积极的心智成长或变革力。这与他在1970-80年間所钻研的领域，如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心理学、团体动力学、意念探索与潜能开发有关。

情感流动与体验强度：Massumi强调情感“强度”（intensity），这种强度是一种未被完全捕捉的体验，而这恰恰可以与陈明发博士的“心质学”呼应，尤其是在研究人类如何感知和扩展内心力量时。陈明发透过对人类心智质地的研究，强调那些尚未完全被解释或表达的心灵力量，这些力量随着情感的流动而增强，并潜在地转化为行动或创造。这可从他的系列培训/学习体验设计中看出来。

情感地理与文化内涵：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陈明发博士的“心质学”可能涉及对地方文化与情感经验的理解。这可以与马苏米的情感地理学（affective geography）相关联，后者强调情感不仅是个人内在的经验，还与环境、文化和空间密切相关。通过探讨“心质学”，陈明发的专业实践揭示了心灵如何透过特定的文化实践和仪式，来重塑和影响当地的情感地理，进而创造出新的意识和文化意义。这对地方诗性文创（包括轻度开发地区的宇宙视野/意念科学[Noetic Science]途径），无疑值得相关领域后来者的关注，别糟蹋了在地特殊的、无法复制的文化财富。

心灵与技术的交互作用：马苏米的理论还涉及到心灵和技术之间的互动，这一点在当今数位化和科技普及的背景下尤为重要。陈明发博士既然已经在专业实践中见证了心灵与技术的关系，那么他的“心质学”可能进一步揭示了心智如何在数位世界中被改变或强化，这些思路都可以从Massumi的思想中得到启发。

到目前暂时的小总结，是陈明发博士的“心质学”若能进一步结合马苏米的理论，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丰富的分析框架，特别是陈博士对情感作为非个人力量、文化空间的情感流动，以及心灵与技术交互作用的地方培训与田野观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往在地文创挺进。

從2024年度流行語中感受時代脈動

據12月2日澎湃新聞報道， 近日，《咬文嚼字》編輯部在滬發布2024年「十大流行語」，「數智化」「智能向善」「未來產業」「city不city」「硬控」「水靈靈地×××」「班味」「松弛感」「銀髮力量」「小孩哥/小孩姐」等10條入選。

每到歲末年終，評選年度流行語都是熱點事件。作為漢字研究權威期刊，《咬文嚼字》編輯部發布的年度流行語較具代表性，總能引發廣泛關注，今年也不例外，值得好好品咂。

比如，站在「數智化」「未來產業」背後的，是科技創新，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是能激活科技創新的時代偉力，可見一些流行語本身便是時代的「腳印」。一些流行語還發揮著引領時代步伐的作用，比如，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如使用不當，可能帶來「雙刃劍」效應，而「智能向善」就強調了人工智能等技術發展要「以人為本」，明確劃清應用邊界，從而更好防范「雙刃劍效應」。

「city不city」「硬控」等流行語，則突出一個「新」字，或豐富了漢語詞庫，或拓展了原詞內涵。這些流行語多流行於互聯網，也體現了「互聯網輿論場」的活力和創新力。

「班味」「鬆弛感」看似相互對立，實則是一體兩面。「班味」體現了不少「打工人」的職場焦慮、工作焦慮。近年來，一些勞動者工作壓力大，甚至遭遇強制加班、隱形加班等，「班味」一詞引發了相關群體的強烈共鳴。而「鬆弛感」則更多體現了人們渴望更好地平衡工作與生活的美好期待。這兩個詞一同成為年度流行語，也提示人們要更加重視國人的心理健康，維護好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如今，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銀髮力量」成了社會多個領域不可忽視的力量。如何善待老年人，充分挖掘、用好「銀髮力量」，讓銀髮經濟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正是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的相關工作的重點。

光陰何太疾，如白駒過隙。年度流行語如同被「似水流年」打磨後的「鵝卵石」，閃耀著時代光芒。它們雖不能囊括所有時代熱詞，卻較具代表性，能夠從一個側面讓我們對時代發展、對國人的生活狀態有個粗淺的了解與觀照，從而幫助人們「讀懂中國」，感受時代脈動。2024年即將過去，盤點年度流行語也算是一種「年終總結」。回顧過去，保存「時代標本」，也是為了更好地展望未來、堅定前行。（作者：戴先任；來源：工人日報 2024-12-04 原載：新華社）

愛墾評註：跟緊中華圈，與中國同步，在流行文化上，洞察民心所向的熱點，發揮南海一家的情動共振。

脫口秀回歸「新人」勢頭猛～～近期，由愛奇藝和騰訊視頻分別推出的《喜劇之王·單口季》和《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同期「對決」，伴隨著「賽程」過半，脫口秀節目一直被詬病的人才危機似乎不復存在，新人層出不窮，甚至出現了實力碾壓「老人」的場面，曾經的脫口秀綜藝格局也就此改變。

■競爭

從一家獨大到兩家平台「對打」

脫口秀綜藝過去一直是以騰訊視頻一家獨大，以《脫口秀大會》為代表的脫口秀綜藝，多年來塑造並培養了一批觀眾耳熟能詳的脫口秀藝人，其中李雪琴、徐志勝、龐博等人更是走出了脫口秀的舒適區，廣泛出現在各類綜藝節目中。今年年初，龐博、楊笠、王建國等人陸續離開了當初的公司，《脫口秀大會》的幕後創作團隊也同期加入愛奇藝成立了工作室，由此才誕生了此次愛奇藝的《喜劇之王·單口季》。

看上去更有「傳承」的騰訊視頻推出的《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選擇了從內容和陣容上出招。嘉賓陣容請回了張雨綺、大張偉和張紹剛，演員陣容則保留了呼蘭、張博洋、徐志勝、何廣智、小佳等脫口秀「老人」。節目將首期內容的特色定位於「重聚」，不少演員的表演內容也聚焦在脫口秀節目的回歸上，打出了一手情懷牌。

從賽制來看，《喜劇之王·單口季》延續了《脫口秀大會》的核心理念，增加了「魔王」挑戰賽，更強調了新老對決的沖突感。與之相比，《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在賽制上的創新也大同小異，比賽將選手分為三個賽區，同時延續了車輪戰和搶麥的賽制。

有趣的是，首播節目中兩檔節目的賽點都出現在「魔王」被挑戰成功的時刻，知名選手如小佳、哈瑞、繼業都意外在首輪落選，而當強大實力的線下選手「殺到」線上，久未被撼動的老選手和「魔王」們也終於感受到了一些危機。

兩檔節目不約而同地出現了「新人上桌」「老人慘敗」的局面，《喜劇之王·單口季》中原先的「四大魔王」在首輪挑戰賽中悉數落敗，第二賽段甚至直接被拿掉了比賽資格，轉而坐鎮嘉賓席。能夠「出圈」傳播的脫口秀片段也大多來自新人，如東北慢性子史妍的「結婚戀愛故事」，在社交網絡引起熱烈反響。與之相比，過去屹立在脫口秀舞台上的脫口秀「老人」則顯得普遍失去了斗志，包袱不響，抑或表達趨於保守而顯得平庸。

■破局

線下輸送新人緩解發展困境

自脫口秀節目在國內網絡綜藝市場誕生以來，過去一直圍繞該類型的困惑便是人才的接替。以《脫口秀大會》為 例，該節目最早於2017年首播，延續至第五季時已被批評為「江郎才盡」。重復的演員陣容、難堪大任的新人，在最近幾年已成為脫口秀綜藝的瓶頸。歷經一年的「停業整頓」，相對繁華的線下脫口秀市場，反而為綜藝節目輸送了不少新鮮血液。

在《喜劇之王·單口季》中，原本久經沙場的各位「魔王」先後被打敗，來自線下脫口秀市場實力雄厚的新人「來勢洶洶」。這一季節目強化了地方脫口秀廠牌（注：即演出團體）的概念，將脫口秀節目的選人標准擴大到全國范圍，比如一直為脫口秀節目輸送優秀選手的單立人喜劇，就帶來了已經通過喜劇類節目走紅的「劉暘教主」，而小鹿、黑燈、鑫仔等已在線下積累了足夠人氣和能力的實力派選手，成了這屆脫口秀節目「老人」們最直接的威脅。與此同時，來自貓頭鷹、喜番、來瘋等各種線下單口喜劇的寶藏級演員，借助綜藝節目從線下來到線上，已播出的節目中，付航的「passion脫口秀」、哈哈曹講述的「哈圈」那些事兒，都已成為今年脫口秀節目的高光時刻。

兩檔節目同時強調線下廠牌，背後也隱藏著綜藝節目未來，將打通線上線下聯動的可能。其中，《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就已經和不同城市的俱樂部聯合開展線下點映活動，打通線上線下的營業空間。《脫口秀和Ta的朋友們》項目監制白洪羽表示：「脫口秀從小眾賽道到爆款節目，再到現在成為有一定代表性的青年流行文化，感謝大家的一路陪伴。」在他看來，資深的行業從業者一定都會為今天的「對打」感到高興，「隨著流行文化的推廣，如果一個賽道能逐漸被觀眾認可，並有許多後來者入局，反而佐證了我們的堅持是有意義的，大家都希望這個行業越來越好。」（北京晚報記者·李夏至；2024-09-09 来源：北京晚报 ）

馬来西亞新商會

1.馬来西亞福建總商會

2.馬来西亞廣東總商會

3.馬来西亞海南總商會

4.馬来西亞桂商總會

5.馬来西亞河北總商會

6.馬来西亞陝西總商會

7.馬来西亞林氏總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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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馬来西亞中廣東茂名總商會

13.馬来西亞何氏全球總商會

14.馬来西亞陳氏總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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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馬来西亞吳氏總商會

20.馬来西亞蘇氏總商會

21.馬来西亞全球楊氏總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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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馬来西亞中工商協會

26.馬来西亞德化總商會

27.馬来西亞蕭氏總商會

28.馬来西亞義烏總商會

29.馬来西亞女企業家總商會

30.馬来西亞電動微車總商會

31.馬来西亞蔡氏總商會

32.全球華人總商會

33.馬来西亞泉州總商會

34.馬来西亞程氏總商會

35.馬来西亞無人機發展協會

36.馬来西亞浙江華僑華人總會

37.馬来西亞李氏總商會

38.馬来西亞東山商會

39.馬来西亞國際文化藝術商務促進會

40.馬来西亞山東商會

41.馬来西亞肖蛇總商會

42.馬来西亞高州總會

43.馬来西亞國際文化企業促進會

44.馬来西亞周氏總商會

45.馬来西亞專業技能發展教育公會

46.馬来西亞寶島婦女協會

47.馬来西亞華裔女企業家總會

48.馬来西亞貿工商會

49.馬来西亞-印度支那華商會

50.馬来西亞燕窩總商會

51.馬来西亞柬埔寨總商會

52.馬来西亞安溪總商會

53.馬来西亞南寧總商會

54.馬来西亞成功女性品牌協會

55.馬来西亞中醫師暨針灸聯合總會

56.馬来西亞數碼商會

57.馬来西亞澳門總商會

56. 世界和諧經貿文化藝術總會

延續閱讀：會中會：華裔商團進軍中國

神山傳說

很久以前，沙巴神山的山峰上盤踞著一隻有著金色長鬚的巨龍。它擁有一顆異常漂亮的龍珠。中國的皇帝想要擁有這顆龍珠，他便下旨讓魏秉和魏善兩位皇子去取龍珠。

「誰若成功把龍珠給朕帶回來，這皇位就是誰的。」皇帝說。

愛墾APP：注意力碎片與傳統舞台呈現藝術～～戲劇、話劇、相聲、評書與脫口秀等表演藝術文創活動，都是面對觀眾、即時傳遞信息並保持注意力的技藝。它們的技巧，正好可以為現代知識傳播提供啟發，特別是在口述-演說藝術中，我們可以借鑑以下五大核心技能：

1. 「場域控制」：構建「注意力磁場」～在現代碎片化注意力的挑戰下，演講者需要有強大的「場域控制力」，讓觀眾的目光和注意力始終聚焦在自己身上。以下是傳統藝術中的三種方法：

戲劇與話劇的「定點定勢」技巧

演講時，可以借鑑戲劇中的「定點站立」，讓自己的存在感穩定，不要四處游移，讓觀眾有視覺錨點。適時的肢體動作（如手勢強調）可以引導聽眾注意重要的概念，而非無謂的手部擺動。

相聲與評書的「眼神交流」

評書大師單田芳說：「說書人要盯著觀眾的眼睛，讓他們的心被我們吸住。」現代演講者應該有意識地輪流與不同觀眾建立短暫的眼神接觸，制造互動感，避免視線漂移。

脫口秀的「節奏感」

關鍵觀點要有停頓，給觀眾消化時間，就像喜劇演員在「包袱」前後會留白，讓觀眾思考並共鳴。→ 應用於演講時，我們需要像舞台表演者一樣，掌控自己的站姿、眼神和節奏，使自己成為整個空間的中心。

2. 「敘事節奏」：讓信息流動如同戲劇～碎片化時代，人們更容易吸收「敘事性」的信息，而不是單調的邏輯推演。因此，我們可以學習戲劇、評書等藝術的「起承轉合」與節奏控制。

評書的「懸念」技巧

說書人通常用「欲言又止」的方式吊足胃口，如：「我們猜後來怎麼著？這事兒啊，不簡單！」在演講中，也可以在拋出問題後故意停頓，留給觀眾思考的空間，增強情境張力。

戲劇的「衝突沖突」設計

好戲劇往往從衝突展開，而不是從定義開始。例如，講 AI 影響社會，可以這樣開場：「你相信嗎？5 年後，我們可能會被 AI 取代！ 但……是全部嗎？」這個對比讓觀眾產生期待。

脫口秀的「笑點邏輯」

笑點其實是一種認知偏差（setup & punchline）。在演講時，我們可以利用「反轉」結構，例如：「大家以為 AI 讓我們更聰明，但事實呢？每天被推薦視頻刷到凌晨三點……」這樣的反差，能讓聽眾更容易記住我們的觀點。

→ 現代演講者應像編劇一樣，把觀點嵌入戲劇性的敘事節奏中，讓聽眾「追隨我們的情緒」走完整場演講。

肯尼·羅傑斯《最偉大》（小男孩與棒球夢）

小男孩，戴著棒球帽，
站在空地上，手握球與棒，
說：「我是最棒的，無人能比！」
將球棒扛上肩，拋起手中球。

棒球升空，又緩緩落下，
他揮動球棒，轉身一圈，
世界寂靜無聲，彷彿能聽見，
棒球輕輕落地的聲響。

小男孩不說一句話，
撿起棒球，毫不氣餒，
說：「我是最棒的，從未有人能及！」
咬緊牙關，再試一次。

棒球升空，又緩緩落下，
他揮動球棒，轉身一圈，
世界寂靜無聲，彷彿能聽見，
棒球輕輕落地的聲響。

他不找藉口，也沒有畏懼，
只是閉上雙眼，聆聽歡呼聲響。

小男孩調整帽簷，
撿起棒球，凝視球棒，
說：「我是最棒的，這一球決勝負！」
然後傾盡全力，最後一擊。

棒球升空，如皎潔明月，
他奮力一揮，全力以赴，
世界靜止無聲，靜得不能再靜，
棒球落下，這是第三次揮空。

媽媽呼喚：「吃飯囉！」
小男孩拎起球棒與棒球，踏上歸途，
說：「我是最棒的，這是不爭的事實，
只是我從未發現，原來我投球這麼強！」

他說：「我是最棒的，毫無疑問，
就連我自己，也沒想到能投得這麼準！

情動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

這首歌，是一首完美的情動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歌曲，陳明發博士過去主持 #心靈素質學 成人教育，這是其中一首選曲。其歌詞的詩性包含了人完美學習所需的 五官元素：觸覺（手握球與棒...）; 視覺（棒球升空，又緩緩落......）；聽覺（能聽見，棒球輕輕落地的聲響......）; 味覺、嗅覺（「吃飯囉！」 ）。這些元素融合起來，就是一個人的情志意象（我是最棒的......）。

來到 #情志，若與華族傳統的 #五行 學說的 #五藏 對照，更適宜21世紀的學習現實。

孩子需要成長的空間，最重要的是：想像的空間。
Children need space to grow, but most importantly, they need space to imagine.

"The Greatest" by Kenny Roger

Little boy, in a baseball hat,
Stands in a field, with his ball and bat,
says "I am the greatest, player of them all"
puts his bat on his shoulder, and tosses up his ball.

And the ball goes up, and the ball comes down,
he swings his bat all the way around,
and the worlds so still you can hear the sound
as the baseball falls, to the ground.

Now the little boy, doesn't say a word,
picks up his ball, he is undeterred,
Says "I am the greatest, there has ever been,"
and he grits his teeth, and tries it again.

And the ball goes up, and the ball comes down,
he swings his bat all the way around,
and the worlds so still you can hear the sound
as the baseball falls, to the ground.

He makes no excuses, He shows no fear,
He just closes his eyes, and listens to the cheers.

Little boy, he adjusts his hat
picks up his ball, stares at his bat,
says "I am the greatest, the game is on the line,"
and he gives his all, one last time.

And the ball goes up, like the moon so bright,
Swings his bat, with all his might,
and the worlds as still, as still as can be,
and the baseball falls, and that's strike three.

Now its supper time, and his Mama calls,
little boy starts home, with his bat and ball,
says "I am the greatest, that is a fact,
but even I didn't know, I could pitch like that."

Says, "I am the greatest, that is understood,
but even I didn't know, I could pitch that good."

2、開啟中馬關係新的「黃金50年」

去年，中馬兩國隆重慶祝建交50周年。今天，中馬關係如何開啟新的「黃金50年」，備受矚目。

2013年習主席訪馬期間，兩國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伙伴關係。2023年，習主席同訪華的安瓦爾總理宣布共建中馬命運共同體，開啟了雙邊關係新的歷史篇章。

今年此訪，中馬兩國領導人就雙邊關係提質升級達成新的重要共識——共同打造高水平戰略性中馬命運共同體。

如何理解中馬命運共同體的「高水平戰略性」？

先來看「戰略性」。

習主席在同安瓦爾總理會談時，就建設高水平戰略性中馬命運共同體提出三點意見，首先強調的是「堅持戰略自主，開展高水平戰略協作」。

他指出，中馬兩國都堅持自立自強，反對外部干涉，要繼續攜手走好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把前途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戰略性還體現在政治互信。安瓦爾總理在會談時說，馬方願同中方深化戰略溝通，鞏固政治互信。易卜拉欣最高元首表示，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都將攜手共進、合作共贏，推動高水平戰略性命運共同體建設。

再來看「高水平」。

2024年，中馬雙邊貿易額達2120億美元，比兩國建交時增長近千倍。進一步深化務實合作，是建設中馬命運共同體的題中之義。

習主席在會談時提出的第二點意見，是「凝聚發展合力，打造高質量發展合作標桿」。會談現場，習主席就兩國下階段務實合作明方向、劃重點。

當天，兩國領導人共同見證中馬雙方交換30多份雙邊合作文本。安瓦爾總理表示，習主席此訪取得的創紀錄合作成果，對馬方意義重大，馬方深受鼓舞。

「高水平戰略性」的另一個維度，是心靈契合、以心相交。

在同安瓦爾總理會談時，習主席提出的第三點意見，是「傳承世代友好，深化文明交流互鑑」。

去年，在互免簽證政策帶動下，兩國人員往來近600萬人次。在此訪中，習主席指出，以簽署互免簽證協定為契機，大力開展旅游、青年、地方交流，深化文化、教育、體育、電影、傳媒等合作。「中馬兩國人民要像走親戚一樣常來常往，促進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鑑，增進彼此特別是青年一代相知相親。」

3、「守護好亞洲家園的美好發展前景」

習近平主席這次馬來西亞之行，既推動中馬命運共同體建設邁上新台階，對推動中國同東盟關係整體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

馬來西亞是開啟東盟同中國合作的先行者、引領者。今年，馬來西亞同時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和中國東盟關係協調國。

此訪期間，習主席多次表示，中國全力支持馬來西亞履職2025年東盟輪值主席國，期待馬來西亞作為中國東盟關係協調國更好發揮橋梁作用。

面對當前來勢洶洶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中馬兩國領導人的表態擲地有聲。

習主席表示，中方願同地區國家一道，盡早簽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議定書，以開放包容、團結合作抵制「脫鉤斷鏈」、「小院高牆」和濫征關稅，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亞洲價值觀回應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以亞洲的穩定性和確定性應對世界的不穩定和不確定。

安瓦爾總理回應，面對單邊主義抬頭，馬方願同中方加強合作，共同應對風險挑戰。東盟不會贊同任何單方面施加關稅的做法，將通過合作聯合自強，保持經濟增長。

習主席這次東南亞之行，是中央周邊工作會議之後首次出訪。中國以全球視野審視周邊，堅定選擇攜手周邊國家共創美好未來。

16日晚上，在安瓦爾總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習主席發表致辭。他鮮明指出：「面對當前國際秩序和經濟全球化遭受沖擊，兩國將同地區國家團結一致，共同抵御地緣政治和陣營對抗暗流，沖破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逆流，守護好亞洲家園的美好發展前景。」

推動高水平戰略性中馬命運共同體破浪前行，攜手打造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這是中馬兩國的共同選擇。

時政新聞眼丨習近平再訪馬來西亞，中馬關係如何開啟新的「黃金50年」？

4月16日，習近平主席對馬來西亞的國事訪問活動密集展開。

時隔12年再次訪馬，如何續寫「綿延千年」的傳統友誼？如何開啟中馬關係新的「黃金50年」？讓我們透過時間，讀懂習主席這次歷史性訪問。

1、歷史性訪問

2013年，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後首次出訪東南亞，其中一站就是馬來西亞。

時隔12年，習主席此次馬來西亞之行對推動中馬關係提質升級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馬來西亞高度重視習主席此訪，給予高規格接待。

15日，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率高級官員到機場迎接。當晚，安瓦爾在社交平台發文，表達對習主席到訪的歡迎和期待：「此次訪問必將使兩國受益，並將繼續加強基於相互尊重的友好關係。」

16日，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易卜拉欣在國家王宮廣場為習主席舉行隆重歡迎儀式，隨後兩國元首舉行會見。安瓦爾總理全程陪同。

當天下午，習主席同安瓦爾總理舉行會談。在一系列國事活動中，中馬傳統友誼被反覆提起。

回望傳統友誼，更能感悟「為鄰之道」。

在同安瓦爾總理會談時，習主席指出，兩國友好在悠久歷史中孕育，在文化交融中生長，在互惠互利中鞏固，在風雨同舟中升華，展現了以心相交、以誠相待、以義為持、以和為貴的共同價值追求，體現出兩國人民的歷史智慧和勇氣，是兩國共同的寶貴財富。

重溫戰略抉擇，方能攜手「大道之行」。

馬來西亞同中國建交時，正逢冷戰時期。消除遏制、打破堅冰，需要戰略勇氣和遠見。此訪之際，習主席在馬來西亞媒體發表的署名文章中回憶，「51年前，中馬兩國領導人衝破冷戰陰霾決定建交，開創了中國同東盟國家關係的先河。」

歷史啟迪未來。在同安瓦爾總理會談時，習主席指出，「雙方要在下一個50年繼續把握歷史主動，勇立時代潮頭」。（2025年04月|來源：央視新聞）（下續）

甘德政時評

今時不同往日：習近平再訪大馬，華社只剩「看熱鬧」的份？

最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闊別12年再度訪馬，但跟2013年他首次國事訪問馬來西亞相比，感覺嘛，只能說：今時不同往日。這回，幾乎和本地的華社、華團、華商沒什麼直接關系，頂多只有「看熱鬧」的份。

講真，2013年那一次，我可是親身參與，當時我在馬中貿易相關單位打工，在幕後幫忙協調工作，雖然只是小咖，但也有少少發言權。那次有兩場重量級活動，讓我記憶猶新：大馬華社歡迎習近平主席午宴和馬中經濟峰會。

當時歡迎午宴在吉隆坡香格里拉酒店舉行，由郭鶴年老先生坐鎮，幾乎所有有頭有臉的華社領袖都到齊，個個精神奕奕，然後歡天喜地去和習主席夫婦大合照。這種級別的合照，沒份量都進不來，有錢也買不到。

當天場地佈置的背景板，寫著全中文，沒有馬來文也沒有英文，居然也沒人說三道四，反正都是「自己人」嘛。那時的政治氣氛比現在寬鬆得多。主席講話還提到熱浪島的沙灘和梁靜茹的美妙歌聲——我一邊吃飯一邊聽，差點笑出聲，心想：「習主席你也很接地氣咧！」

午宴後，習近平馬不停蹄趕去KLCC convention center，和當時的首相納吉同台出席馬中經濟峰會。當著全國媒體和外交高官的面，兩國政府發布了實實在在的五年經貿合作規劃，有數字、有目標、有行動—更重要的是，有項目、有企業簽MoU，不是來應酬亮相就走人的。（臉書17.4.2025）

陳明發·紀念青運創會65週年

這輩子，嘗試過幾件事。老來捫心自問，發現這些事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版本。當中所接觸的人與團體，雖說大多不相同，其實離不開我對「哲學」的偏嗜。數十年海隅蒼生，進退懸殊不小，境遇落差是夠嗆的，最後還覺得做人這回事不壞，都虧了這份哲學癖。
我的其中一項實踐，包括「青工哲學」。其緣起，我已經在青運50周年紀念特刊（2010）中解答了。見：《青工哲學》 前傳～～給青春命名。

青運成立的正確日期

我問ChatGPT:青運成立的正確日期。

ChatGPT回答：

The Young Malaysians Movement (YMM), known in Malay as 馬來西亞青年運動,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1960. Initially named the Young Workers Movement, it was forme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World Assembly of Youth and the Malaysian Youth Council.[ymm.org.my+1ymm.org.my+1][ymmhq.tripod.com]

Over the years, YMM has evolved into a prominent youth organization in Malaysia, focusing o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ivic engagement, and community service. Its headquarters are located at 42G-3, Lorong 6E/91, Taman Shamelin Perkasa, 56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ymm.org.my+1]

從它的回答來看，ChatGPT並不是萬能的。

有誰懂得青運成立的正式日期；我的意思是：1960年幾月幾日？

RD&P是過去青工哲學的部分SOP；Research 研究、Development 開發與Publication出版。有此SOP，應該找得出来。

愛墾APP:情動政治如何終結擬像政客～～擬像論說觸及到了哲學思想與政治實踐之間的一個關鍵張力。

簡要回答：是的，這樣的觀點可能會被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用來為所欲為，但那並不代表德勒茲本人的思想主張就是不負責任的。——

一、德勒茲的觀點是什麼？

德勒茲反對柏拉圖式的「原型—副本」的觀點，強調「擬像」（simulacrum）不只是某個本體的模仿，而是自身具有能動性與創造性的實體。這意味著：

• 沒有一個終極真理或原始本質供我們驗證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正義、文學；

• 所有實踐與概念都是流動的、多重的、在不斷變化之中；

• 所謂「正義」或「民主」本身也是一種生成（becoming），不是一種可回歸的固定標準。

這挑戰了傳統政治與倫理中尋求一個穩固標準的企圖。

二、可能產生的危險：被濫用為政治藉口

在實際政治中，如果這種哲學被簡化或斷章取義，確實可能提供不負責任者一個「沒有真理可言，因此我可以任意操作語言和概念」的藉口。例如：

• 一位政治人物宣稱「這就是我們版本的民主」，即使它侵犯了人權；苛税榨民的領導導致經濟頹敗，被形容成暫時性的政改鎮痛；干預司法公正被喻為司法改革。

• 或說「你不能用舊有的正義標準來批評我們的做法，因為正義是多元的、生成的」。

這些說法雖然表面上呼應德勒茲的觀點，但實際上忽略了德勒茲思想中的倫理張力與對創造力的要求。

三、德勒茲真的主張「什麼都可以」嗎？並不是。

德勒茲並不是主張「一切皆相對」或「真理不存在」那種簡單的相對主義。相反地，他關注的是：

• 如何逃脫僵化的範疇；

• 如何讓新的概念與形式得以誕生；

• 如何創造真正具有差異性的思維與實踐。

這其實對政治人物提出了更高的倫理要求：不是遵守既定框架，而是要創造更能包容差異的、新的行動樣態。

所以，不負責任的濫用是對這種思想的背叛，而不是它的自然結果。

四、總結

愛墾APP:南海“契合”是否開始遥遠～～當我們習慣於和平，會不會就忘了它其實從來不是理所當然？7月27日，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與一群來自東南亞及亞太地區、具有豐富外交與國際政策經驗的前高官與專家，共同發表了一則題為《砲火必須止息》（愛墾中文評註翻譯）的公開聲明。這份聲明由他們所組成的「和誼圈」（The Amity Circle）聯合發表，針對柬埔寨與泰國兩國近日爆發的邊界武裝衝突，表達了強烈關切與明確呼籲。

[Con't]The stories told can actually help human life and humanity, encouraging empathy, mobilizing support for social change, and supporting social movements (Fernandes, 2017, p. 5). George Landow (1997) and Michael Joyce (1995) mention hypertext as a storytelling machine that produces different narratives in each program. Each reading becomes a new text, and the hypertext narrative therefore becomes a virtual storyteller (Joyce, 1995, p. 193).

Ryan (2011, p. 47) revealed that digital world offers more interactive stories and allows users to contribute directly to the disclosure and development of plots. Ferrari (2017, p. viii) states that storytelling is part of communication that becomes art and everyday life outside of art with a specific purpose.

Polleta (2006, p. 4) states that storytelling has been used since the 16th century in France during tensions over taxes up until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use of storytelling in ’heir's view (2018, p. 1) is relevant to the interests of organizations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purpose, brand management, quality manage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Storytelling is not only an intervention technique used to achieve goals and political currency (Colvin, 2018), to express identity politics (Pullen, 2009), or to build political discourse by relying on narrative as a political act (Bowles, 2010). Democracy requires the use of stories to identify who we are, what we think we want, what we think about politicians, and who we think about us (Coleman, 2015, p. 168-169). Storytelling is a tool to support popularity and build political leadership myths (Hanska, 2012); it can als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how political narratives are persuasive or not (Tily, 2003).

Storytelling, Arendt (1994, p. 225) argues, provides space for the audience to imagine. Through stories, the audience can learn and interpret and tend to convey truths where factual truths are always related to that person related to event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many people are involved, all of which are natural things in politics (Arendt, 1993, p. 238)

[Copyright © 2021 The Contestation of Political Storytelling i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uring the 2019 Federal Election Andika Hendra Mustaqim.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Political narratives～～Political narratives are delivered via mass media,both television, radio, online media,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Storytelling is also scattered on variou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d streaming sites such YouTube, Instagram, Facebook, and Twitter. The public can at all times access stories that strengthen their confidence in their choices.

The battle phenomenon of political storytelling is not new. This has also been experienced in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research conducted about in-depth stories, nostalgic, and fake news narratives in the era of President Trump (Polleta and Callahan, 2019) and visual storytelling in 2000 election campaign advertis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son Jr., 2002), advertising campaigns build 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politicians and voters. Likewise, visual storytelling research carried out by Page and Duffy (2016) examined four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in the Republican preliminary elections on Facebook and Twitter accounts.

Gupta-Carlson (2016) describes digital stories as vital in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supports the notion that they should be told through visual images, music, and speeches that carry their message. Smith and Golden (1988) also reviewed television advertising in the 1984 election of the North Carolina senate with a metaphorical approach and anecdotal analysis

成績卓越？

1.只是打開 Excel 輸入標題，就叫「專案已完成」嗎？

2.只是加了朋友卻沒講過話，就叫「人脈經營成功」嗎？

3.只是把書買回家放在書架，就叫「知識吸收」嗎？

4.只是跑去健身房拍張自拍，就叫「運動習慣養成」嗎？

5.只是發了一則公告，就叫「溝通到位」嗎？

6.只是上台講了幾分鐘，就叫「會議圓滿」嗎？

7.只是把檔案拖進資料夾，就叫「整理完畢」嗎？

8.只是約了出去卻各滑各的手機，就叫「約會成功」嗎？

9.只是簽到打卡，就叫「一天結束」嗎？

10.只是幫忙點個贊，就叫「深度互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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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象、網紅與後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