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社會與地域文化：由於特殊的地緣構築了作家心靈中的鄉土世界。鄉土做為在現代化進程中行將逝去的文化遺產，業已成為大多數作家回憶中的資源。對於鄉土的特性，費孝通在其早年的名著《鄉土中國》中這樣寫道：「歷世不移的結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長大，而且還在熟悉的地方上長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極長時間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們在這地方混熟了，他們的經驗也必然就是子孫們所會得到的經驗。……他們個別的經驗，就等於世代的經驗。經驗無需不斷累積，只需老是保存。」 鄉土世界中的這種親密的、信任的依靠了地緣與血緣的社會結構是現代城市社會中所不具有的，這也是作家們所不斷表現的，因為他們是從鄉土移植到城市中的過去時態的農民，有著很深的鄉土情結。

在柏夫的作品中，我們直觀地閱讀出了淳樸的鄉土情感，其更深地把民俗與風土人情血肉交融在充滿大地氣息的文字之中，土炕、土窯、野電影、土堡、土話以及廟戲、鄉村棋壇等。在鄉土世界敘事裡，依然表達了鄉戀情結，這種表達可能更多緣於對自己由農民到城裡人身份的游離不定的把握，同時更缺乏城裡人強烈的自我認同感。

在西北干旱的靜寧，六盤山的余脈綿延至此。粗狂蒼茫的地理特征造就了其與之同構的地域性文化。這種獨特的地域文化暫時很難明晰地定義，但我們能夠深深地感受到在枯山禿嶺的地域文化絕對不會如三秦文化中的通俗演義那樣：八百裡秦川塵土飛揚，三千萬秦人齊吼秦腔，端一碗長面喜氣洋洋，沒有辣子嘟嘟囔囔。干旱少雨的內陸型氣候，加之受六盤山西麓小氣候的影響。或許，這一地域性文化特征和其他西北的地域文化別無二致，抑或更接近於西海固的文化，或者說西海固文化與之很像。

土性文化：記憶中的山莊

對柏夫作品中的文化意象，我更願意以土性文化的屬性來理解和闡發。早有學者在對浙東文化的闡釋中用到了「土性文化」與「水性文化」，其以「山」、「水」之多寡來概括。認為「水性」文化反映出溫柔、內斂的性格，反映在文風上則是秀美、飄逸、浪漫的主體風格。而「土性文化」則相反，其文化影響下的文風多具氣概、凝重、頑固、叛逆的性格，亦即魯迅所說的「山岳氣」，有了更多的深至與厚重。《山莊記憶》就很好得體現了這種風格。

在這裡要說的是，土性文化是對鄉土社會的非現代性的歸繹。以其泛「土」性而帶有強烈的地域文化色彩：土炕、土窯、土豆、土堡、土話、山花、泥濘等。土味也正是鄉野的魅力所在。在《土炕》中，作者體味到自然精神：「人本來就是自然之子，土炕盤在堅實的大地上，它雖然是炕，可依然是土；是房屋的組成部分，也是大地的人工延伸。人睡在這樣的土炕上，身體和心靈都會和地氣相通。睡在土炕上不只是簡單地睡覺，而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與大地進行溝通，那是一種來自四肢百骸及心靈深處的全身心的舒展和放松。」土，並非意味著俗氣，而是土氣，純真質樸的氣質。而土氣是土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在堅實的大地上，微涼也好，溫熱也好，人總要停佇腳步去體味大地的體溫和脈搏，領會古人所孜孜言說的天人合一的奧妙。

在美國學者約翰·吉利斯(John Gillis)的論述中將鄉土記憶與公共記憶對立起來，並指涉其作為被官方歷史的記憶所界定的民間基層記憶的特征：被認可和被製造。這些散發著土味的鄉野之物徑由記憶的被認可與製造，逐漸地廓清了更具豐富含義的山莊圖景，這也是作者所表述的重點。對於山莊，作者有其獨到的見識：「山莊並不是某一個具體的村莊，其地理位置也不一定非在山上。當然，山莊也不可能是聞名於世的避暑山莊，其來歷和功用與避暑山莊更是迥異其趣。山莊在更大程度上是相對於老莊而言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山莊拉遠了與老莊的距離，不再簡單到只是一座山裡的村莊，而是投射到歷代的記憶中，描畫出族人拓展繁衍的社會景觀。（下續）

李安樂·山莊：追尋鄉土社會的潛在記憶——閱讀《山莊記憶》

最近火了的一部央視熱播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它勾起了國人對飲食文化中的民族記憶。這種舌尖上的美食控源自於對不同地域文化的鄉愁，也是中國文化深層結構中的鄉土集體記憶。在非虛構的散文寫作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對鄉土社會的表述。也許是社會上此類的文本太多，也許是民眾的閱讀取向多元化，鄉土文學抑或已經很難再產生曾經一時洛陽紙貴的效應。這也是情理之中的，我們本身已經不自覺投入到這個消費的娛樂化時代中，在搞笑中很快進入角色，就連我們自己也有時不得不暗暗懷疑需要堅守的價值觀。

雖然一般的讀者樂此不疲地閱讀和談論著這類作品，但嚴肅的評論家無一例外地對這一現象保持著冷淡的沉默態度。評論家的沉默使我們憑直覺就可以感覺到此類作品的某些先天不足和泛濫帶給評論家的審美疲勞。評論家南方朔對鄉愁不待見，他論到：「鄉愁雖美，但卻有害！鄉愁是不能當做一個城市的目標的，一個歌頌鄉愁的社會是個落後保守的社會。」這或許是許多評論家對鄉土主題避之不及的一個原因吧。 

在這一悖論中，文本泛濫與批評冷漠的現象很顯然與傳統農耕文化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境遇有關，一方面，深厚的農業文化基礎使得整體書寫繞不開鄉土這個舊瓶裝新酒的主題。只要這個農民國家的歷史現狀還存在著，這種大范圍集體性的鄉土記憶的敘事就更不會終止。另一方面，在鄉土敘事中，鄉愁還佔有一部分，這是許多批評家唯恐避之不及的。從政治心理圖景來說，在城鄉的二元格局中，鄉村有時往往會被復古為與「廟堂」相對的渺遠的「江湖」，成為知識分子心往神會的飛地。重要的是，鄉村是大多數人的根，是現實或夢回的家園。

楊顯惠說：「文學離不開社會、思想，如果把思想、對社會的思考去掉了，文學就沒意思了。」文學意義不僅在於對社會的勾畫，更在於其對社會的責任和獨立的價值判斷。柏夫的散文集《山莊記憶》不單是關於對鄉土記憶的書寫文本，而是表述出了對鄉土社會流逝的真誠追思和人文悲憫之情。正如作者所言，「對於許多離開農村身居城市的人來說，山莊已經退出他們的生活，成為一種遙遠的記憶。但對於更多的人來說，山莊是生活中最溫馨的家園，它安慰靈魂，也滋養肉體；山莊也是生活中最踏實的依托，它成就生命，也鍛造精神。」需要強調的是，它重新闡釋了有關「山莊」的全部意義及其人文關懷。(下續)

（李安樂：山莊：追尋鄉土社會的潛在記憶——閱讀《山莊記憶》，見：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2013-09-23）

延續閱讀：

文化特區運動

最接近中國的馬來西亞北隅鄉鎮

《愛墾·鄉頻道》濱雪鄉鎮

韻文化：和諧的聲音

韻文化：詩賦詞曲

韻文化：美、標致

地方文化營銷·慢遊

Urry·觀光客的凝視

最近我也看了這本『觀光客的凝視』。現在將心得寫寫。本書我自己倒推薦的是第三章到第五章，第六章探討歷史與文化觀光比較大，當然也可看看。

我推薦原因在於，Urry在這幾部分非常清楚交代自己立場，尤其，點出現在觀光產業重要之處在那: 關鍵在於帶動其他產業，而不在於單純推廣觀光這個活動而已。

所以一般我們聽到很多探討觀光多重要的言談，大多都只跟你考察觀光，或單純討論觀光，不過乾稿，事實上，觀光在運輸界、餐飲業、飯店業帶動的利益，才更為可觀，當這些周邊朋友起來後，他們透過繳稅、僱員等帶動起更高的經濟收益，才為世人所重視。

光只是去看什麼歷史遺跡、美術館，其實爭議相當大，因為是否真的有這麼多效益？為何看這個而非那個？都罵聲連連(下面就是文化人的象徵鬥爭)。

這一點，Urry很有意思的，探討觀光、藝術等面貌時，就特別在第五章裡面，探討什麼是本真？什麼是高雅、低俗等問題。

尤其，他引述Bourdiue在 Distinction一書中，探討小資產階級與文化媒介人的概念，選取的段落跟過去小弟寫論文的觀點很像，不過我自己是認為Bourdieu用詞上太過激烈，反而沒有清楚交代自己研討出來的概念---小資的文化媒介人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在哪。他們可是現在流行、話題、甚至就是觀光客在凝視什麼的重大推手。

至於很多人會問，臺灣觀光政策應該走才對阿，英國、歐陸等都在這麼玩他們的觀光。我的看法，短期內不可能。臺灣的觀光政策應該從官方秀的角度看，我覺得101煙火秀是極致表現。在這個大秀有媒體注目度、可以長官致詞、跟廠商結合等，甚至還可吸引數以十萬計的臺灣居民參與。

臺灣除非如歷史博物館、故宮等地，單點式的願意從文化觀光角度出發，或諸如故宮跟附近的博物館，乃至於士林區相關單位串連，或許有可能透過『動線』的規劃串連起來，以小規模方試試看看，但是像臺北市、或高雄市要全力如此投入，我認為短期不可能，因為這種秀很難做。作秀，是要單點、能夠有長官蒞臨指導的方式才能舉行，如果觀光客都花錢在諸如福華、國賓大飯店，市長、局長、總統都不在大飯店辦公，怎麼突出行銷？

何謂「觀光客的凝視」？簡單來說，就是觀光客帶著慾望消費觀光景點的符碼。觀光客的凝視是社會建構而成，自成完整的體系。John Urry指出視覺經驗是觀光旅遊的重要面向，更強調「凝視主體」和「凝視對象」之間社會權力關係的操作與展演。觀光經驗的建構來自符號的消費與收集，觀光客的凝視是符號化的凝視，是浪漫的，是集體的，更是多元而流動的。這本探討現代觀光文化的重要著作，勾勒出觀光旅遊在過去幾世紀以來的演變流程，從大眾觀光旅遊（mass tourism）在歐洲和北美洲開始流行，到逐漸蔓延至世界大部份地區的整個歷史進程。除了社會學的思考之外，對文學想像與美感經驗分析，更為臺灣的跨領域研究提供了另類視角。（全文續讀）

陳明發博士的詩性文旅倡議：關於詩性文旅的倡議，官方在決策前需要參考政策；企業在制定、執行戰略時需要路徑圖；相關利益同人需要參照的指導；媒體需要真正值得關注與傳播的內容；一切的話題、個案、思考方向與行動細節，都離不開景點所在地方的具體情況。

從培育在地人才的教育面來說，拿沙巴古達為例，我們首先要考慮學生來源。從古達、西瓜地到哥打馬魯都有9間華小，是北沙華文獨中及延伸大專的主要生源目標。

念完小六，成績允許的話，他們可考慮繼續到政府學校念中六，然後再上大學念學位課程。馬魯都與古達都有提供此機會的政府學校。馬魯都的基督復臨安息日會（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教會私立英文中學也在開辦大學先修班。

古達的中五畢業生若想接受技職教育，必須往南走120公裡到哥打毛律芒加利地區，去「沙巴農業學院」（Institut Pertanian Sabah Timbang Menggaris）接受兩年寄宿制的務農培訓。

從古達開足兩小時車子，沿途看得見掛上「大學」招牌的教育機構，唯有哥打馬魯都的「開放大學」。可是，它也只是一個「上課中心」而已，離開「分校」地位還有段距離。

另外還有一個沙巴大學的「上課中心」，座落於西瓜地，只開發給其醫學系學生做實習用途。（2020年6月札記 陳明發）

延續閱讀：

福建惠安美女文創

海絲大典

古達華小

生活周遭的資源和記憶感情

《藝頻道》電影達人

愛墾慕課·絲路篇

全馬最古老的華文小學：古達樂育

文化特區運動

韻文化：商韻

《師說：人文經濟學》

作者：張維迎、[美]陳志武、許小年、盧鋒、林毅夫

出版社：文化發展出版社

《師說：人文經濟學》是一本中國頂尖經濟學家們撰寫的經濟學普及讀物，即使沒有任何經濟學基礎，也能讀懂的經濟學讀物，對於投資、生活、人生選擇均有重要指導作用。

早期現代經濟學主要研究領域是市場資源配置問題，也就是我們熟悉的微觀經濟學，而該書中納什提出的「納什均衡」理論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使得經濟學可以研究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和博弈過程，可以探析社會中的各種制度規范。

《創意環境：媒體和文化產業中的創意與創新》

作者：尼西姆·奧特馬茲金、埃亞爾本·阿里

出版社：Springer出版社

本書的目的是擴大學者的分析視角，將創意產業置於與其他類型的實體、組織和混合了創意和生產的社會形式進行比較和對比的框架中。換言之，本書旨在為文化和媒體產業的創意研究制定一個新的議程。雖然這項研究的重點是媒體和文化產業，但它們是在其他團體和組織的背景下進行調查的，這些團體和組織將創造力的形式聯系起來，強調將想法變成具體的實踐和產品。

本書的原創性在於：（1）提出了一個比較和跨學科的觀點，開發了一個新的框架和分析概念來理解媒體和文化產業中的創意概念，以及（2）提供了一系列新鮮的基於實證的創意過程研究，如在廣告、時尚、動畫和流行文化領域的研究。采取這種比較的做法是為了對創意產業的某些特點生成新的見解，也為未來的分析提出新的問題。

《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

作者：馬歇爾·麥克盧漢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該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論篇，展開論述了四種觀點。

第一，媒介的迅猛發展，使地球成為一個小小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

第二，「媒介即是訊息」他認為媒介對信息、知識、內容有強烈反作用，它是積極的、能動的對訊息有重大影響，決定了訊息的清晰度和結構方式。

第三，「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與人是相對獨立的。不同媒介對不同感官起作用。書面媒介影響視覺，使人的感知成線狀結構；視聽媒介影響觸覺，使人的感知成三維結構。

第四，「冷媒介和熱媒介」。低清晰度的媒介（如電話、電視、口語）叫「冷」媒介。因為它們的清晰度低，要求人深刻參與、深度卷入，為受眾填補其中缺少的模糊的信息提供了機會，調動了人們再創造的能動性。

反之，高清晰度的媒介叫「熱」媒介。拼音文字、印刷品、廣播、電影等等都是熱媒介。它們給受眾提供了充分而清晰的信息，因而受眾被剝奪了深刻參與的機會，被剝奪了再創造的用武之地。

第二部分是應用篇或者舉例篇，以第一部分的理論為基礎分析了從古至今的26種媒介。該部分以詩句或者是古羅馬故事等為引子，以一種文學的手筆向讀者展示現實生活中的媒介。他認為口語詞可以使人延伸和拓展，但與此同時由於言語這種意識的技術延伸又削弱了人的集體意識或直覺。

再講另一種媒介即書面詞時，他認為這是以眼睛代替耳朵，唯有使用拼音文字與物質實體性質聯系在一起是科學。電力時代使數字回頭與視覺經驗和聽覺經驗統一在一起來。麥克盧漢甚至把服裝、住宅這些時常生活也看作是媒介的一種。

《藝術與創意產業》

作者：夏斯汀·奧康諾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藝術與創意產業》中，作者賈斯汀·奧康諾從現代性的角度，系統研究了藝術與現代文明的關係，提出了藝術與創意產業的概念。作者認為，在現代社會，文化與經濟之間存在一種張力，這是我們現代性的一部分。

「藝術」與「創意產業」也都不是我們慣常所理解的一個簡單的術語，它們都涉及一些當代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根本性問題。新的文化消費改變了我們的藝術、文化觀念，以及文化政策的方向，創意產業則是這些轉變的中心。

《文化、創意和經濟：協作實踐、價值創造和創意空間》

作者：佈萊恩-J-赫拉奇、泰勒·布里吉斯究、蒂娜·海施、阿特爾·豪格、約翰·詹森、珍妮-斯約霍姆

出版社：Routledge出版社

本書通過討論在八次「歐洲文化、創意和經濟座談會」（CCE）上出現的三個關鍵矛盾，細化了我們對當代創意經濟的理解。這三個關係為：（1）個人和協作性創意實踐之間的緊張關係；（2）傳統和創新之間的緊張關係；（3）孤立的和相互關聯的創意空間之間的緊張關係。

本書每個章節提供了對鮮為人知的實踐、地點和背景的見解，如柏林和西班牙農村的聯合辦公空間、萊斯特的創意企業以及非洲的文化中介在創意經濟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其他章節則探討了跨地區文化流動的性質、不斷發展的時尚「領域」以及社交媒體和眾籌平台的影響。

《理解大眾文化》從廣告、貓王和麥當娜、汽車等日常生活中文化現象的分析入手，勾勒了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文化理論。更可注意的是，有很多跡象表明，本書是從「理論」到「解讀」，而作者此前發佈的《解讀大眾》則從「解讀」到「理論」。這兩本書皆可自成一體，但我希望兩本書都讀的人能夠發現，畢竟「解讀」充實並置疑著「理論」，而「理論」深化並概括著「解讀」。

《文化創意產業：理論與實踐》

作者：張岩松、穆秀英

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古希臘大科學家阿基米德曾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將撬動整個地球。」「文化創意產業」正是一個重要支點。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中國的科技生產力與文化生產力正不斷釋放，形成合力。在這個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在這個創意燃燒的激情歲月，需要我們「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荊山之玉」，像龍應台在《文化是什麼？》中呼籲的那樣「讓我們拿出13億人的創意和別人比吧！」每一個中國人都勇立潮頭，順勢奮進，以卓越的靈感和傑出的思想理念撬動地球，推動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大發展和大繁榮，使中國早日躋身於世界文化創意強國之列，鑑於此，張岩松和穆秀英合作完成了本書。

本書不僅解讀了國家宏觀經濟、實體經濟現象，對當前制造業熱點、難點、焦點問題進行及時、深刻、有針對性的詮釋，助推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創新發展，而且列舉大量行業案例，分析傳統制造業和智能制造業的發展現狀和趨勢，為讀者緊跟時代，精准把握未來經濟發展脈搏，積極探索5G時代的機遇與發展，用互聯網的思維思考未來的出路提供有益的指導。

《文化創意產業動態及其空間效應》

作者：馬仁鋒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在迅速發展的新經濟（New Economy）中，我們身邊的人才（talent）和創意（creativity）將在塑造經濟機遇方面越來越具有決定性意義。創意被描述為能夠產生新的和原創的想法。從經濟角度看，創意可以被理解為新思想的產生，這是創新和新經濟活動的主要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說，創意已經成為知識經濟研究和政策實踐的一個熱門概念。

它衍生了「創意氛圍」（creative milieus）、「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創意城市」（creative cities）、「創意階層」（creativeclass）和「創意資本」（creative capital）等系列學術概念及其城市區域實踐形態。

本書以人文—經濟地理學、產業與區域經濟學的原理為理論基礎，選用「理論研究—假設建構—案例驗證—理論總結應用」的研究邏輯，充分利用企業動態定量分析等方法對文化創意企業、文化創意園區、文化創意企業生產網絡進行包括空間性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等的數理統計分析與空間分析相結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兼顧理論分析與案例驗證相結合的研究手段，以東部發達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文化創意企業動態為研究對象，形成了本書最終的研究成果。

《創意經濟》

作者：[英]約翰·霍金斯（John Howkins）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20世紀90年代，英國政府希望加強和推廣英國的文化和藝術，並希望不僅僅是作為文化，同時也能使其成為一項具有創意性質的產業。為此，國際創意產業界著名專家，英國經濟學家，世界創意產業之父，版權，媒體及娛樂業研究方面的領軍人物，知識產權憲章的負責人和提供創意及知識產權咨詢的創意集團的主席及創始人之一的約翰·霍金斯先生，開展了大量的工作來研究如何將相關產業整合起來。

第十章是全書的結尾章，也可看作是對第五章的進一步論述，共同形成了創意資產管理的框架，故建議同步閱讀。作者回顧了資本的起源，以及人力資本、結構資本、智力資本觀念的發展，指出：創意經濟是有史以來首個將人及其個人特質如想像力與好奇心、個人關係、知識產權以及達成公平交易的能力作為最有價值資產的經濟體系。創意經濟是將「需求」轉化為「可能」的經濟，是將「想法」視為「資產」的經濟，是把「好主意」變成「好生意」的經濟。

《世界文化產業研究》

作者：熊澄宇

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世界文化產業研究》共十一章節，內容包括世界文化產業發展模式和產業特點、非營利組織與文化產業發展、美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特點與趨勢、英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現、韓國文化產業發展的現狀、特點與趨勢、日本文化產業發展的現狀、特點與趨勢等。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上文化產業發展迅速，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對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的貢獻不斷增強，已成為許多經濟體的支柱產業之一。了解國際上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趨勢，借鑑有益經驗，對促進中國文化產業更快、更好地發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因此，本文重點分析了當前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文化產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以及一般規律和主要特點。

從「文化工廠」到「文創產業」的發展趨勢

當今之世，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最前瞻、最前沿的領先力量，人們像呼吸空氣一樣接觸著創意，一股巨大的文化創意產業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將文化創意、科學技術與商品生產相結合的文化創意產業，被公認為是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的「朝陽產業」。「文化創意產業」越來越被世界各國所重視，發達國家將其發展成為支柱產業，使之成為推動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的新引擎。

從全球范圍來看，一個基本的趨勢是：文化創意產業發達的國家，其文化軟實力的擴張和滲透力都比較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較為成熟的國家，其文化軟實力都有著較大的優勢。文化創意產業在國與國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並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競爭提供了形式多樣的載體和平台。

在新的全球經濟、技術與文化背景下，文化創意產業既可以適應新的發展格局，把握新的核心要素，建構新的產業構成的通道；也可以在商品化、產業化進程中，幫助大家突破社會階層的局限，拉近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距離，提高國民經濟發展總量，進而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力量。

因此，今天《思維品書》整理了十本關於文化創意的書籍，致力於幫助大家區分哪些產業是通過知識產權的產生和開發，而具有創造財富巨大潛能的文化產業，用辨別的思維為大家提供有益的投資指導。

《理解大眾文化》

作者：約翰·費斯克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1939—)作為當代英美學術界著名的大眾文化理論家，因其「文化消費主義」的研究主張而被西方學術界普遍稱為西方當代大眾文化研究代表人物。他撰寫了《理解大眾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989)、《讀解大眾文化》（Reading the Popular Cul-ture 1989）等8部著作以及數百篇有關大眾文化、大眾傳播和影視文化的研究論文，在歐美學術界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嘗試建立不同於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倡導積極快樂和隨意休閒的大眾文化理論，推崇日常狂歡的大眾消費精神，其《理解大眾文化》目前已成為大眾文化研究領域被廣泛引證的代表作。（下續）（2022-11-27 投資者網 ）

黃君良博士：振文創產業·推動文化發展

創意產業是英國首先提出的概念。英揆貝理雅在1997年開始成立工作小組，計劃在英國推 動創意產業，於1998年推出創意產業的發展藍圖。創意產業的概念自提出後，如星火燎原，興起了一股全球熱潮，遍地開花。在21世紀初，兩岸三地相繼提出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或稱文化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的規劃方案。「文化創意產業」顧名思義，就是傳統文化與創意的結合而走 向經濟市場的行業。從繼承與發揚傳統文化的角度而論，提振文化 創意產業是推動發展中國文化的新形式。

文化創意產業於21世紀初冒興的原因與全球化趨勢、資訊科技進步及多媒體發達是分不開的。重要一點是科學的應用性、實效性模糊了 學術與實用的區分。同時，也模糊了傳統與現代的界線。

換句話說，新世紀的智慧以先進科技為手段，以消費市場為導向， 以感官審美為尺度，以當代意識為包裝，將傳統文化推向一個重視世 俗情懷的人文主義的新階段，頓然消弭了一堵古老陳舊、艱澀難懂的 觀念壁壘。文化創意產業貫穿日用、旅遊、消費、娛樂、藝術、文教及工商業，透過網際空間和營銷市場，巨細無遺、無遠弗屆地進行文化溝通與交流。市場、消費及相互認同是「文化創意」的自我修復能力，也是一種強大無比的文化交融力量。

文化創意產業與通識教育在創造性、人文性及其現世關懷上體現了共同的特徵。大學的通識教育倡導博雅的人文精神，闡釋歷史文化的時代意義是其中一項重要的貢獻。通識課程兼容並包、博通古今的延伸性、綜合性及廣博性特質為「文化創意」提供 了嶄新的、具創造性的人文空間。它讓學生認識傳統文化的 生活智慧，體驗古人的世界觀及價值觀的應世意義，賦予了傳 統文化一種活潑的現實質感。

本港大專院校可以運用通識教育作為媒介， 發揮創意思維，具當代意識及世界視野地弘揚傳統文化。這是一項文 化工程。通識教育不僅是一處發揮文化創意的理想場地，甚至它 本身就是一份珍貴的文化創意。

相信學生通過大學的通識教育，對文化創意會有更深的了解。 下期仁大開講將從社會學角度說說《普及文化與大眾文化》。（原載於香港文匯報 2020年11月16日；作者：黃君良博士（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主任。研究興 趣：先秦哲學、戰國出土文獻、儒家思想和古典小說。[本文属仁大開講 5]

愛墾網·情感地理學怎樣表達了人對其世界的感情

Geographies of Affect（情感地理學）通過空間與情感的互動，來表達人對其世界的感情。這種表達方式不僅涉及個體對特定空間的情感反應，還包括集體情感、文化氛圍以及空間對情感的塑造與強化。以下是一些具體的表達途徑：

1. 空間記憶與情感投射

人在不同的空間中往往承載了獨特的個人或集體記憶，情感地理學強調這些記憶與情感如何被空間喚起和投射。某個地點的環境、氣氛以及歷史背景可能會觸發深層的情感體驗。

例子：一個人回到童年故鄉時，可能會感受到強烈的懷舊情緒。故鄉的街道、房屋甚至氣味都可以激發出早年的情感記憶。這種感情並非由具體事件觸發，而是空間本身承載的記憶與意義引發了情感波動。

2. 地方感與歸屬感

情感地理學常常通過地方感（sense of place）來表現個體或群體對某一特定地點的情感歸屬。地方不僅是物理上的存在，也是情感上的存在。人們對一個地方的依戀感或歸屬感，反映了他們與那個空間的情感聯結。

例子：城市居民可能對他們生活多年的街區產生深厚的歸屬感，街道、社區公園、甚至當地咖啡館都是他們日常生活情感的載體。失去這些地方可能引發深刻的情感失落感，表現為鄉愁或文化焦慮。

3. 空間的情感氛圍

情感地理學關注空間氛圍（atmosphere）如何影響人們的情感體驗。例如，某個空間的光線、聲音、建築布局、氣味等環境要素會塑造一種特定的情感氛圍，使人在進入該空間時自然而然地產生某種情感反應。這種氛圍不僅由空間的物理特性決定，也通過社會、文化、歷史等因素影響。

例子：教堂、寺廟等宗教場所往往通過高聳的建築、柔和的燈光、安靜的氛圍營造出一種神聖的感情體驗。進入這些空間的人可能會感到敬畏、寧靜、平和，表現出對宗教信仰的虔誠感。

4. 情感地圖與空間感知

情感地理學還通過情感地圖（emotional mapping）表達個體對空間的感情體驗。情感地圖通過記錄人在空間中的感情流動，揭示了不同地點帶給人的情感反應。不同人群對同一空間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情感體驗，這種主觀性使情感地理學具有獨特的表達方式。

例子：城市中的公園對某些人來說可能象征著寧靜與自然的連接，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可能是孤獨感或危險的象征。這些情感差異形成了一種情感層次上的空間地圖。

5. 空間與情感的政治

情感地理學還揭示了空間與權力、情感的相互作用，特別是在社會不公和歷史創傷背景下的集體情感表達。特定空間可能承載了某種集體情感或歷史情結，成為集體情感宣洩的場所。

例子：廣場、紀念碑等公共場所通常是集體情感（如悲痛、憤怒、抗議）的展示地。例如，廣場可能是政治集會、抗議活動的場所，成為人們表達集體憤怒與反抗的象征。廣島和平紀念公園作為歷史創傷的象征，承載著全球人民對戰爭的反思和對和平的祈願，空間本身傳遞出強烈的情感呼喚。

6. 情感與日常生活空間

情感地理學還表現在日常生活空間中，展示了情感與日常生活環境的密切聯系。人的日常生活空間，如家、辦公室、咖啡館等，也承載了情感體驗和記憶。通過這些空間，個體的情感日常化，體現了生活與空間的情感交互。

例子：家作為情感的核心空間，往往代表著安全、舒適和歸屬感。而當某人搬離長期居住的家，可能會產生情感上的不適或割裂感。這種情感不僅源於家中的物理環境，也源於家作為個人情感經歷的長期場所。

7. 文化與情感的空間表達

不同文化中的情感表達與空間的關聯緊密。情感地理學通過研究不同文化如何賦予空間特定情感，展示了情感的空間化表達。例如，一些文化中的節慶活動或儀式往往在特定空間舉行，這些空間在文化中具有強烈的情感符號意義。

例子：墨西哥的亡靈節期間，人們前往墓地慶祝亡靈回歸，墓地成為人們與亡靈交流和紀念親人的情感空間。這種特定空間中的情感表達形式深深植根於墨西哥的文化傳統。

情感地理學通過各種途徑表達人對其世界的感情，涵蓋了個體和集體記憶、地方感與歸屬感、空間氛圍、情感地圖、社會政治背景下的集體情感、日常生活空間中的情感體驗以及文化中的情感空間表達。通過這些方式，情感地理學展現了空間不僅是物理存在的環境，也是一種情感豐富的場所，使得人與其世界的情感交織在空間中。（上續 / 下續）

柏格森vs海德格爾

柏格森的 "Duree" 和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 "Dasein" 是兩個在時間和存在上有著深刻探討的哲學概念。雖然這兩者都涉及到對時間和存在的理解，但它們在哲學背景、目的和具體內涵上有著顯著的差異。以下是兩者的異同之處：

背景與目的

柏格森 的 Duree

背景：柏格森的綿延是在反對機械論和實證主義的背景下提出的。他試圖區分數量化的、外在的時間（如物理學中的鐘錶時間）與人類內在主觀的時間經驗。

目的：綿延的目的是闡述時間的質性體驗，強調時間的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柏格森認為，我們的意識經歷時間不是一系列獨立的瞬間，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流動，這個流動是生命經驗的本質。

海德格爾的“此在”

背景：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提出了此在，作為他對存在問題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人類存在的方式，特別是人類作為存在者的獨特性質。

目的：此在的目的是探討人類存在的本質，特別是人類如何在世界中理解和體驗自己的存在。海德格爾強調，此在是“向死而在”的存在，意味著人類在意識到自己終將死亡的前提下，理解自己的存在和時間性。

時間觀

綿延的時間觀

質的時間：柏格森的綿延強調時間的質性特徵，它不是可以量化的時間點的集合，而是持續的、流動的經驗。這種時間是無法被分割的，它是一種內在的、直觀的感受。

非線性時間：綿延是非線性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在我們的意識中連續交織，並不斷影響著我們的感知和行動。

此在的時間觀

時間性（Temporality）：海德格爾的此在關注時間性，這種時間性是存在的基本特徵之一。海德格爾認為，人類的存在是“向未來開放”的，我們的存在方式是被時間性所結構的，並且這種時間性使得我們能夠理解自己的生命和死亡。

生存時間：此在的時間性體現為未來、現在和過去的統一體，人類通過對未來的預期、對過去的回顧以及在當下的行動來構建自己的存在。

存在的意義

綿延的存在意義

生命流動：柏格森認為生命的本質體現在綿延之中。生命經驗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無法被完全量化或理性化。綿延是這種持續流動的生命力的表現，它與創造性和變化性密切相關。

反對機械論：柏格森用綿延來反駁機械論的世界觀，強調存在的不可預測性和創造性。

Dasein 的存在意義

存在的敞開性：海德格爾認為 Dasein 是“敞開於存在”的存在者，這意味著人類通過理解時間性來認識和把握自身的存在。Dasein 的存在總是與世界相關聯的，是在世界中的一種“在世存在”。

向死而在：Dasein 的根本特徵之一是對死亡的意識。這種意識賦予了生命特殊的緊迫感和意義，使得人類的存在具有獨特的深度和豐富性。

相似性

時間與存在的交互作用：儘管來自不同的哲學傳統，柏格森的綿延和海德格爾的此在都強調了時間和存在之間的深刻聯繫。兩者都認為時間不是外在於人的，而是與人的內在經驗或存在狀態密不可分的。

對機械論時間的反思：柏格森和海德格爾都對傳統的機械論時間觀提出了批判。柏格森反對將時間視為一個可以切割的線性序列，而海德格爾則反對將存在簡化為無時間的、固定的本質。

差異性

主觀經驗 vs. 存在論分析：柏格森的綿延更加注重主觀的時間經驗和質的流動，而海德格爾的此在則是對人類存在的存在論分析，更關注的是人如何理解和構建自己的存在，尤其是面對死亡時的存在意識。

生命力 vs. 向死而在：柏格森強調此在作為生命流動的象徵，代表著一種創造性的生命力；而海德格爾的此在強調的是人類在死亡意識中的存在狀態，這種存在狀態具有深刻的存在論意義。

柏格森的綿延和海德格爾的此在，都關注時間與存在的問題，但它們代表了不同的哲學視角和關注重點。綿延是一種質的、流動的時間經驗，強調生命的持續性和創造性，而此在是對人類存在的分析，特別強調時間性和對死亡的意識。儘管兩者在處理時間和存在的方式上有共同點，但它們的核心關懷和理論基礎有著顯著的差異。

愛墾APP: 薩丕爾的語言漂移/沿流理论vs柏格森的““綿延””

薩丕爾（Edward Sapir）在《語言論》（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第七章）中提出的“漂移/沿流”（Drift）現象與柏格森的“綿延”（德文：Duree，英文Duration）有相似之處，但它們屬於不同的概念範疇和理論背景。

薩丕爾的“漂移/沿流”理论

Drift的概念：薩丕爾在《語言論》中提出的“漂移/沿流”指的，是語言隨著時間逐漸發生的系統性變化。這些變化通常是自發的、無意識的，是語言社群在日常使用中逐漸累積的結果。漂移/沿流反映了語言內部的趨勢和方向，這些趨勢可能涉及音韻、語法、詞彙等層面的變化。薩丕爾強調，漂移/沿流是語言演變過程中的自然現象，無法被外部力量直接操控。

語言變化的自發性：漂移/沿流表現出語言隨著時間的自然演變過程，這個過程是緩慢的、漸進的，並且具有一定的方向性。這些變化往往是微妙的，逐漸積累，並最終導致語言結構的深刻變化。

柏格森的“Duree”

Duree的概念：柏格森 的“綿延”指的是人類主觀時間的連續性經驗，這是一種質的時間體驗，與物理學中量化的時間（如鐘錶時間）形成對比。柏格森認為，綿延是持續的、不可分割的，是個體內在意識中感受到的時間流動。它強調的是過去、現在和未來之間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是無法被切割成具體時間單位的。

時間的質性：柏格森的綿延是一種質的時間體驗，它注重的是內在心理的時間流動，這種流動是連續的、整體的，無法被分析或分解成各個片段。這種時間觀強調的是生命經驗中的持續性，而不是外部世界中的量化時間。

Drift 與 Duree 的比較

相似性

持續性與漸進性：薩丕爾的漂移/沿流和 柏格森的綿延都強調了一種持續的過程。Drift 是語言隨著時間逐漸演變的過程，而 Duree 是內在時間的連續流動。兩者都表現出一種連續的、非間斷的現象，並且都強調過程中的質變而非量變。

有關：海德格爾

Comment by 說好不准跳 2 minutes ago

愛墾APP:無器官身體の教育的“平面”與“身體”

在教育領域中，這個「平面」與「身體」具體可以這樣來理解——

文創出彩又「出圈」的背後 聚焦這個新職業

「您好，請問您要微辣口味還是中辣？」甘肅省博物館藝術生活館內的「麻辣燙」銷售攤位前排起了長隊。甘肅省博物館文創中心負責人崔又心正在為游客們講解毛茸茸「食材」，「這是來自天水的炸洋芋丸子，麻辣燙是我們最新推出的文創『甘肅（不）土特產超級市場』系列之一，像現在比較火的隴西黃芪、甘肅軟兒梨玩偶等都是我們『絨化博物館』IP的產品。」

崔又心從事的職業為文創產品策劃運營師，是近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最新發佈的19個新職業之一。業內人士認為，隨著文創產品市場需求變化，文創產品相關人才需求也持續增加。相關數據顯示，當前文創從業人員已超百萬人，折射出文創市場規模的增長態勢。

崔又心所在的甘肅省博物館文創團隊在文創行業耕耘已有近十年，開發了七大文創IP系列產品近千種。其中，以中國旅游標誌銅奔馬為原型打造的文創玩偶成為「網紅」產品，截至2023年年底，該系列文創產品銷售額達700萬元。

「人文價值、創意設計和情緒價值是人們購買文創產品的主要動因，文創產品策劃運營師更要圍繞新需求研發新產品。」崔又心表示。

作為新一批19個新職業之一，文創產品策劃運營師的定義是從事文化創意產品的策劃、結合市場需求設計具有文化元素的產品、對文創產品進行營銷運營的人員。

談及當前文創產品策劃運營師的工作，崔又心表示，對於開發團隊而言，既要打磨自身文創產品設計的專業技能，同時也要提高產品宣介運營的能力，更要時刻保持對潮流熱點的捕捉力。

「我們的日常工作包括文創設計開發、文創活動策劃以及文創業態延伸等不同方面。每一次文創產品設計前，團隊成員都會對文物歷史資料進行詳盡收集和梳理，加深對文物本身的認識，設計過後也會反覆推敲產品設計理念與文物是否相符。」崔又心介紹說，現在大家也特別注重短視頻新平台的傳播力，會同步策劃視頻剪輯、圖文編寫等創意形式，讓產品推出後走得更遠。

近年來，各大博物館的文創頻頻「出圈」，吸引更多公眾走進博物館，引發持續不斷的「博物館熱」，與此同時，旅游景區、美食餐廳、非遺工作室等也都推出了獨有的文創產品，成為消費市場又一新熱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創產品消費群體中相當大一部分是年輕人。中國文博文創消費調研報告顯示，1990年後出生的消費者佔比超過53%，其中「95後」佔比達30%。

業內人士認為，市場對於文創產品的需求與要求同步增長，特別是年輕消費者更加注重文創產品的文化價值與情緒價值，這也對文創產品策劃運營團隊提出了新要求，近年來文創從業者數量持續增長，據不完全統計，當前文創從業人員已超百萬人並呈現持續增長態勢。

人才需求的增長也折射出文創產業的發展態勢。智研咨詢發布的報告指出，從傳統文化保護到商業化、藝術化再到數字化，文創產品行業正在經歷業態的轉型升級，2023年中國文創產品市場規模達到163.8億美元，同比增長13.09%。

與此同時，實用性、審美性與趣味性成為文創產品轉型升級的關鍵點，而這也對文創產品相關從業者和人才結構提出了更高要求。

業內人士表示，文化創意產業作為典型的知識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行業，也是新興的交叉性行業，要求從業人員具備復合型知識背景和較高的綜合素質，能夠掌握創意設計、舞台美術、人文歷史、旅游管理、項目運營管理等多項技能。

「文創產品經歷了『1.0』到『5.0』的發展版本，從最開始注重文化屬性，即借助產品傳播文化元素到如今更倡導產品的實用性和趣味性，其市場需求變化對於我們的實際工作也提出了新挑戰。」崔又心表示，隨著數字文化消費浪潮迭起，文創產品開發也要兼具科技屬性和社交屬性。

「大眾對高質量文創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但仍面臨所需人才緊缺的問題，尤其是掌握設計與運營等複合型技能人才缺口仍較大。」崔又心表示，期待伴隨新職業公佈，未來大學專業設置、行業協會建立、政策支持等方面能夠同步推進，讓文創產業相關人才儲備更加充足、文創產業發展前景更加廣闊。（經濟參考報 | 2024年10月09日；原標題：文創產品策劃運營師：讓文創出彩又「出圈」）

相關：陳明發博士《文創技能系列 3 》：雙子塔：兩條玉蜀黍而已？

爱垦APP:喚起性物件與接受詩學~~在文化與創意實踐中，"喚起性物件"的方法與讀者反應批評和接受美學之間有著深刻的交集，重點在於物件或文物如何通過情感互動和主觀解讀來產生意義。這種方法與觀眾在創造和重新解讀意義中所起的核心作用高度契合，這也是兩大理論的關鍵原則。讓我們詳細解釋這些交叉點——

喚起性物件與讀者反應批評

讀者反應批評強調讀者與文本的個人互動，認為意義是由個體基於其情感、記憶和經驗主動建構的。同樣，文化與創意從業者設計或展示喚起性物件，以引發深刻的、個人的和情感上的反應。

主觀性解讀：正如在讀者反應批評中，讀者主觀地解讀文本，喚起性物件也以高度個性化的方式被體驗。不同的人將他們的個人歷史、情感和聯想帶入與這些物件的互動中，產生各種不同的意義。
例如：一個地方工藝品可能喚起懷舊、自豪或身份認同感，就像讀者在閱讀文本時可能會感受到特定的情感或記憶一樣。

情感與意義的建構：喚起性物件的方法與讀者反應批評都強調意義是情感驅動的。喚起性物件被設計為與個體的情感生活產生共鳴，觸發情感反應，進而形成獨特和個性化的意義。這與讀者反應批評認為讀者的情感反應在理解文本中的核心作用相呼應。

例如：像家傳物件或用來喚起地方文化身份的文物，類似於讀者反應批評中的「文本」，觀眾或使用者通過互動主動賦予其意義。

喚起性物件與接受美學

另一方面，接受美學聚焦於文本的集體、歷史性接受，及其意義如何隨著不同觀眾的出現而演變。在喚起性物件的語境下，這種方法強調文化與創意從業者如何設計物件，使其與歷史、文化和社會力量在時間長河中互動。

期待視野：接受美學引入了「期待視野」的概念，即觀眾基於文化和歷史背景與文本或物件互動的框架。喚起性物件通常充滿了歷史或文化意義，依賴於集體記憶和傳統，這些元素塑造了不同觀眾與之互動的方式。

例如：在博物館展示的古代文物在現代觀眾眼中可能會與其原始歷史背景下的解讀不同。物件的意義隨著歷史和社會背景的變化而變化，這與接受美學中關於文學作品隨時間演變的解讀相似。

文化與集體記憶：在喚起性物件與接受美學中，共享的文化記憶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文化從業者常常利用喚起性物件來觸及共享的記憶、價值觀或文化敘事，這些記憶和敘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類似於接受美學中，文本在不同歷史時期和文化中的集體接受過程。

例如：一件民間藝術品可能作為喚起性物件，代表某個地區的身份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化價值觀的變化可能會導致該物件的意義發生變化，反映社區如何看待其自身遺產的轉變。

物件如文本

讀者反應批評和接受美學都將文本視為可供解讀的對象，且這種解讀深受觀眾的互動所影響。同樣，在文化與創意實踐中，物件本身可以被視為「文本」——作為文化文物，邀請人們解讀、參與，並隨著時間和社區的發展進行重新詮釋。

喚起性物件如多層文本：就像文學文本一樣，喚起性物件並不局限於一種解讀。一件傳統工藝品、珠寶或藝術品可以通過情感、社會和文化視角帶來多重意義。該物件對不同的觀眾以不同的方式「發聲」，這與在讀者反應批評或接受美學中分析的文本類似。

動態互動：兩種理論都強調讀者-受眾-文本/物件之間的動態互動。文化從業者往往設計物件以喚起多層次的意義，就像文學文本一樣。這些層次通過個體的情感互動（讀者反應）或通過集體的文化視角（接受美學）被逐漸揭開。

在文化與創意實踐中，喚起性物件的方法通過與觀眾的情感互動和主觀解讀產生豐富的意義，這與讀者反應批評和接受美學的原則緊密相連。喚起性物件不僅允許個體的多樣化解讀，還隨著時間和社會變遷在集體文化層面上不斷重塑其意義，形成一種動態的、互動的文化「文本」。

文创造物身体  德勒兹经营地方感  內容是Evocative Object   当符号呼唤象征   感觉者和被感觉物 情动地方志

[內部引力、本性、自然規律]

在被人注視的一瞬間，人的面孔似乎是不變的，因為這面孔演變的進程很慢，我們覺察不到。但是，只要看看這些少女身旁的她們的母親或姑媽，就能衡量出這些線條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走過了多少距離。一般來說，奇丑無比的家伙在內部引力之下，其線條已經到了目光無神、面龐完全落到地平線以下再也沐浴不到陽光的時刻。

即使在那些自認為完全擺脫了自己的種族束縛的人身上，猶太愛國主義或基督返祖遺傳，都是根深蒂固而且無法避免的。我知道，在阿爾貝蒂娜、羅斯蒙德、安德烈那盛開的玫瑰花下，與上述思想根深蒂固、無法避免一樣，隱匿著粗大的鼻子、隆起的嘴巴、臃腫的身軀。

這個，她們自己也不知道，但它們將來要伺機出現，那會叫人大吃一驚，但實際上現在已在後台隨時凖備出人意料、定人生死地登場了，正像什麼德雷福斯主義、教權主義、民族和封建英雄主義一樣，一俟時機呼喚，便驟然從先於本人個性的本性中跳出來。一個人按照本性思考、生活、演變、強壯起來或是死去，他自己無法從因本性而采取的特殊動機中辨別出這個本性。甚至在精神上，我們也受到自然規律的制約，其程度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我們的思想，像某種隱花植物、某種禾本科植物一樣，事先便擁有某些特點，而我們以為這些特點是我們選擇而來的。

【樂句】

七重奏重又開始，朝著終曲進行。奏鳴曲樂句反復出現，但多彩多姿，節奏與配器都富有變化，如同生活中重覆發生的事情一樣，既保持著原樣，又帶著新貌。有些樂句，我們一時分辨不出，不知它們與某音樂家過去的作品具有何種親緣關係。這些樂句把這位音樂家的作品當作唯一的住所，不斷地出現在其中，成了樂曲中的女仙、山林之衛和親切的神明……我又發現了奏鳴曲的另一個樂句。那是在凡德伊作品的最後一個樂段中，這個樂句沉浸在一股紫色的霧靄之中。盡管凡德伊在一些地方插入一段舞曲，但這個樂句仍然被乳白色的煙霧包圍著。它如此地遙遠，我勉強能夠辨認出它。它躊躇著走近來，似乎懷著憤怒消失了，繼而重新返回，跟其他樂句交織在一起，又呼喚著其他樂句。其他樂句一旦得到馴服之後，也立即變得引人入勝，進入全音符，充滿了說服力。……慢慢地其他樂句遠離而去，只剩下一句，重覆地出現五至六次，我都沒有看清它的容貌。但那樂句如此溫柔，絕對不能與任何女人所能激發的欲望同日而語。它用溫柔的聲音給了我一種真正的幸福。我不懂它的語言，但又完全能夠理解。它有可能就是那隱形物，就是我平生遇見的唯一的陌生人。接著，這樂句又四處彌漫，變幻形態，化成曲首那神迷的呼喚。有句顯示著痛苦的樂句，跟這呼喚形成了對應。這句深沉的樂句模模糊糊，幾乎是發自肺腑、帶著器質性的內心呼聲，它每次重現，我們都不知道它究竟是某一主題的表現還是神經痛的表現。不一會兒，兩個動機展開了肉搏戰。一方被打得片甲不留，但我們立即發現，另一方也只剩下殘肢斷臂。……遇到我這樣一個內在的聽眾——我對名稱和個別物是毫不在乎的——我對它們非物質的、充滿活力的斗爭充滿興趣，津津有味地注視著跌宕起伏的聲響變化，……最後快樂的動機佔據上風。這已不再是蒼天後面傳出的焦急的呼聲，而是似乎來自天國的無以形容的快樂。……有關喜悅的這一新的微妙區別，這向著超凡脫俗的喜悅的召喚，我是難以忘懷的。但是對我來說，這喜悅最終可能實現嗎？這個問題，我覺得至關重要，因為這句樂句也許最能夠體現——恰恰跟我其餘的生活和可見世界形成鮮明的對照——我生活中的一系列感受：馬丹維爾教堂鐘樓以及巴爾貝克海濱附近的樹木在我內心激起無限感受。我把這些感受視為構築真正生活的基准和開端。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文學男失去蹤跡值得所有人擔憂◎David J. Morris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文學小說已成為女性的主要追求。小說越來越多地由女性撰寫並由女性閱讀。 2004年，《紐約時報》小說暢銷書排行榜上大約一半的作者是女性，大約一半是男性；今年，名單中女性的比例似乎超過四分之三。根據多份報告，女性讀者目前約佔小說銷售量的 80%。

我在我教了八年的創意寫作課程中看到了同樣的模式。我們大約 60% 的申請來自女性，而且我們計畫中的一些群體完全是女性。大約 20 年前，當我還是一個類似計畫的研究生時，這些群體按性別劃分得相當均勻。正如Simon & Schuster公司副總裁兼執行編輯Eamon Dolan最近告訴我的那樣，「年輕的男性小說家是一種罕見的物種。」

在文學界，男性代表性不足是個令人不安的話題，否則文學界就會高度適應這種不平衡。 2022 年，小說家Joyce Carol Oates 在Twitter 上寫道，「一位文學經紀人朋友告訴我，他甚至無法找到編輯閱讀年輕白人男性作家的第一部小說，無論多好。」大眾對Oates女士的評論的反應迅速而尖刻——這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因為圖書界確實仍然以白人為主。但對男性作家命運的缺乏關注卻令人震驚。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我歡迎男性在文學領域的統治地位的終結。男性統治世界太久了，常常以犧牲本應被閱讀的偉大女作家為代價。我也不認為男性應該在文學小說中得到更好的體現；他們不像婦女那樣長期遭受偏見。此外，年輕人應該閱讀Sally Rooney和Elena Ferrante的書。男性讀者不需要與男性作家配對。

但如果你關心我們社會的健康——尤其是在唐納德·川普時代和他幫助培育的扭曲的男性觀念——文學家的衰落和沒落應該讓你擔心。

近幾十年來，年輕人在教育、情感和文化上都出現了倒退。在四年制公立大學就讀的女性中，約有一半將在四年後畢業；男性的比例低於 40%。這種差異肯定會導致年輕人閱讀的小說數量下降，因為他們更深入地沉迷於電子遊戲和色情作品。仍然對世界表現出好奇心的年輕人常常透過Andrew Tate與Joe Rogan等「馬諾圈」人物尋求智力刺激。

年輕人的邊緣化似乎是今年總統大選的重要因素。沒有哪個選民比年輕的白人男性更支持川普——他在拉丁裔男性中也表現出色，並繼續在黑人男性中取得進展。我將2024 年視為「鬥陣俱樂部」選舉，心懷不滿的人們透過一名鬥毆者發洩他們的挫敗感和焦慮，有一天，這名鬥毆者將證明自己不是他們的英雄，而是他們想像中的虛構人物。

這些年輕人需要更好的故事——他們需要將自己視為屬於說故事的世界。小說有很多作用。它們娛樂、啟發、解惑、催眠。但閱讀小說也是提高情緒智商的絕佳方法。和許多其他書氣十足的 X 世代一樣，我無法想像自己的成長歲月中沒有Douglas Coupland的小說，正是它為我們這一代命名。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更包容的文學文化，一種能讓年輕人擺脫寒冷的文化。

我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宣布女性作家的進步已經完成，而現在只專注於男性作家。對我來說，問題是：如果人們不再參與閱讀和寫作，文學──甚至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男人和女人的命運是交織在一起的。例如，這就是為什麼我確保我的男學生閱讀《使女的故事》。重要的不僅是他們的薰陶；女性也受益於更好男性的存在。

這裡我想起了女權主義學者bell hooks曾經寫過的一句話：「女性主義思想家中，依然存在一小部分堅信他們已經為男性付出所有，並且只關注於提升女性集體福祉的學者。然而，我的生活經驗告訴我，每當一個男性勇於突破父權制度的界限時 — 這是我相信文學能夠促成的 — 女性、男性和兒童的生活都將在根本上得到改善。」（16.12.2024 印卡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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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閱讀：會中會·華裔商團進軍中國

Animacy（活力、生機）→ Belonging（尊嚴）& Origin（價值）文化活力如何賦予社群尊嚴感與價值感。

Agency（能動性）；Autonomy（自主性）；Activation（激活）；Advocacy（倡導）;Animacy（活力、生機）——

這五個「A」字母的關鍵詞（Agency, Autonomy, Activation, Advocacy, Animacy）可以與前述五大-六大概念形成深層關聯，構成推動地方文化意識的行動架構；體現推動地方文化意識的社會運動角色。以下是它們的對應關係及在地方文化運動中的作用：

Agency（能動性） → Obligation（誓約）地方文化運動的責任意識與主動實踐

Agency（能動性）意味著個體或社群擁有行動能力，能夠選擇並推動文化變革。

這與Obligation（誓約）緊密相關，地方文化意識往往建立在集體責任感之上，例如長者傳承文化的使命感，或社群為了保護文化遺產而采取行動。

應用情境：地方語言復興運動：許多瀕危語言的保護工作依賴於社群的能動性（Agency），例如台灣的客語復興運動；原住民土地權運動：社區基於祖先誓約，主動要求政府歸還土地，如婆羅洲達雅族的土地抗爭。

Autonomy（自主性） → Entirety（總體）文化的整體性與地方自主權

Autonomy（自主性）意味著社群擁有獨立決定自身文化發展的權利，這與Entirety（總體）密切相關，地方文化的完整性（語言、習俗、經濟模式）需要自主權來維持；當地方文化被全球化或國家中心化政策侵蝕時，社群往往訴求更多的文化、經濟與政治自主權。

沙巴與 砂拉越的文化自治權運動：這兩個州強調其獨特的文化與歷史，要求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治理權。主張分别在20條款與18條款保障下，維持政治、宗教、文化、語言與法律體系的自主性。

Activation（激活） → Nurture（情動）透過情感動員激活社群文化意識 

Activation（激活）代表喚醒社群對文化的感知，使之產生認同，並願意投入行動。

這與Nurture（情動）相關，地方文化運動通常依賴情感共鳴（如鄉愁、歸屬感、文化自豪）來激活社群的文化意識。 

傳統節慶與文化記憶重建：透過地方節慶（如豐收節、土著慶典），讓年輕一代重新接觸文化，從而激活認同；地方文創產業：運用地方神話、民俗故事設計文創商品，使文化意識深入日常生活。

Advocacy（倡導） → Renewal（再生產）文化倡導與政策影響力 

Advocacy（倡導）代表文化運動的公共影響力，通過游說、傳播、政策倡議等手段，促成文化保護與再生。這與Renewal（再生產）相關，文化的再生產往往需要公共倡導推動政策支持，使其在現代社會持續發展。 

文化遺產立法保護：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的文化遺產，往往是文化倡導者推動政府立法保護的成果。地方文化經濟模式：例如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傳統工藝、手作技藝）進入市場，以確保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愛墾APP:Affect（情動）文化體驗與共鳴~~

Affect（情動）—— 文化意識的情感驅動，影響地方認同。

情感（affect）在地方文化意識中扮演核心角色，因為文化並不僅僅是知識或規範，更是一種「感覺」與「體驗」。情動的意義在於：

在地民眾透過情感共鳴建立文化歸屬感，而非僅靠理性認知文化的存在。

通過儀式、故事、藝術等方式，讓文化「被感受到」，而不僅僅「被知曉」。

激發對家園的深層依戀，使文化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僅在節慶或展演中被動再現。

Autonomy（自主性）—— 文化自主權與在地決策

自主性（autonomy）不僅是政治上的自決權，更是文化認同上的主體意識。在地民眾若缺乏文化自主性，地方文化將受到外部力量主導，失去原生意義。文化自主性的關鍵在於：

在地群體能夠決定文化發展的方向，而非由市場或外來政策強行塑造。

賦權給社區，讓文化的創造、傳播與管理權回到民眾手中。

避免「被消費化」或「被博物館化」，而是讓文化真實地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 

Agency （能動性）—— 促進地方群體對自身文化的主動參與與塑造
Autonomy（自主性）—— 強調地方群體在文化再生產中的自決能力
Activation（激活）—— 側重於文化意識的喚醒和實踐行動
Advocacy（倡導）—— 體現推動地方文化意識的社會運動角色
Animacy（活力、生機）—— 源自「animate」，隱喻文化的活化與傳承（下續）

新加坡：歡慶SG60·看演出，做公益！

由中國甘肅歌舞劇院呈獻的《玄奘西行》，是世界首部民族器樂劇。

它首開民族器樂劇的創新形式，跳脫常規音樂表演形式，將舞台表演和樂器演奏完美融合，以故事性的敘事手法生動講述玄奘西行的故事和中國音樂的前世今生。

《玄》由中國著名作曲家姜瑩擔任作曲、編劇以及總導演，劇目包含「大乘天」、「佛門」、「一念」、「潛關」、「問路」、「遇險」、「極樂」、「大唐」等15個章節，運用多媒體和舞美技術建構虛實空間，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一代宗師玄奘舍身求法、執著信念、堅忍不拔的偉大精神。

全劇涵蓋了絲綢之路上的多種樂器，共有60多種不同類型的樂器，包括當代中國民族管弦樂隊的常用樂器、敦煌復原樂器、新疆傳統樂器、印度傳統樂器等4大類，展現了絲綢之路上多元風格特征的音樂文化。

《玄》彰顯了漢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塔吉克族、印度等風格特征的音樂文化，特邀各族音樂家加入，充分展現了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音樂在歷史的陶冶、沉淀、兼收並蓄、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多元文化特質，向觀眾展示中國音樂的前世今生，以及中華文化在音樂領域的獨特魅力。

《玄》已在中國完成近百場巡演，並遠赴美國、英國公演，新加坡場則是該劇在中國以外的亞洲地區首演，非常難得。94位甘肅歌舞劇院演職員加上本地工作團隊， 演出陣容強大，是一場絕對不容錯過的音樂響宴。
一份新加坡建國60周年的獻禮

2025年是新加坡建國60周年，慶祝活動將貫穿全年，以「一起打造我們的新加坡」為主題，謳歌國家建設歷程，展現新加坡人共同的多元文化、勇敢堅毅、堅韌不拔和開放進取的價值觀。（24/01/2025 09:00 https://vibes.8world.com）

夜市人生

1. 针对夜市摊位的收费事宜，引起的一些非议，我怀着诚挚的心重申，我和团队的立意良善，以打造最有年味、最热闹、最有体验感的年夜市为初衷，矢为这片家园注入活力和新生，这背后的思考和想法，我愿与大家分享，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团队的用心和诚意，但我可以保证，绝非为了牟利。

2. 以下，容许我恳切要求占用大家社会资源和时间，巨细靡遗来剖析活动的起源和经过、以及我的思考和观点，以正视听。同时我也愿意谦卑接受指正和批评，需要改善的地方，我愿意和大家学习共进。

3. 自2018年我上任路阳州议员开始，复兴和生园一直都是我的使命和目标，要为路阳和生园重拾昔日光辉，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老街，让世界看见和生园。为此，六年多下来，我投入了大量资源，相信大家有目共睹，如今和生园已焕然一新，多项承诺已得到兑现，路阳成为光辉的家园，和生园变得不一样，而改变仍还在继续实现中。

4. 2018开始，我认为需要用新的思维，举办盛会的新方式，作为翻转和生园、重拾昔日光辉的重要第一步。于是我创建了「中秋和生园游会」的品牌，定义和生园作为婆罗洲最大型中秋庆典的新名片，而就是在第一届的园游会，我们开始征费办夜市，事实证明这活动取得空前巨大的成功，2019和2020的中秋和生园游会，身为时任首长的民兴党主席沙菲益也到来共襄盛举。

5. 尔后，2019年新年，我们决定为传统年夜市市场带来新活力，有别于以前简单摆个桌子、甚至打地铺的年廿九一日传统年夜市，我们就提出多办几天的夜市，除了制造更热闹的氛围，也开始提出由我们主办方（我的年轻志工们）来统一架设帐篷、设立舞台歌唱表演吸引群众、打造统一品牌来建立归属感、同时花点心思做好设计和布置，让人们愿意来打卡等等，这些都是当时首开先河，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之举，第一次办就得到很好的支持。

6. 是的，我们从第一年办就决定征收摊位收费，来提供刚才提到的服务，这得到了亚庇市政厅连续多年从不间断的支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志工顶着烈日当空或倾盆大雨，在夜市开始前就为档主架设好帐篷，档主根本无须用大车子挤进和生园自己设帐篷，这对于一些短期做生意的（自己手里没帐篷）、老人档主与小女生档主等，大大提供方便，他们只需带厨具进来就可开始营业。

7. 这样做最大好处是，我们不需要每天都封路，早上车子仍可进来，人们依旧可逛早市买年饼，尽可能降低对原本开店营业的业者干扰，另一方面也能为主办方大大提高效率，档主做完生意可以直接离开，留下我们的志工每天收过百个铁制帐篷到凌晨，这些付出，几乎没有人看得到，至今我仍深深感激。

8. 你可想象，做三天的夜市，每天都由同一批年轻志工开帐篷、收帐篷，还有协调档主进出时间帮忙接驳电源，甚至帮助一些不方便的档主抬厨具… 试问其他夜市有这种服务吗？更重要的是，这些帐篷都是由我们购买、保养和汰换，尤其透明顶盖的帐篷是特别要订做的。因为，这样采光度好，头上的灯笼和彩灯能映照进来整条街，制造很节庆愉悦的气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夜市每年都过得好评，人潮汹涌，档主的生意兴隆是无可质疑的。

9. 尤有进者，我们向档主收取一天约170令吉（三天550）的收费，能够制造更为公平的经商环境，我不想点名某个夜市，但每周末的该夜市，显然已对店家造成不公平竞争现象，试设想，两排店的店租每个月做生意租金上几千（和生园），亚庇市区甚至过万，但夜市的美食档口才一天20或30，这对店家造成倾斜的竞争空间，最终本末倒置，苦了店家，这难道不应该纳入考量吗？

10. 大家可去看看每逢丰收节在KDCA举办的著名夜市，那里因为需求太大，采用价格竞标方式，价高者得，一天收费甚至过千，两个礼拜的夜市甚至破万收费，但大家都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有需求有供应，档主赚到钱，主办方也可用收益来做宣传、做布置、补贴活动，这可是州政府的活动，但大家都没有意见，因为这本来就符合市场行为，我们不能指望政府出完钱，也不能期待所有东西都是免费的。况且，双方都是自愿的。

11. 读到这里，我愿透明向大家分享，这次年夜市的开销情况。本次年夜市总开销为12万多，而档口租金的收入为6万左右，为开销的一半左右，剩下的都是我作为政府议员使用政府拨款补上。换言之，档口收费并不是盈利，更不是成本，我以补贴的方式来完成这项广受欢迎的活动。

12. 每晚两场醒狮舞龙表演，合共六场（12000多）；每晚歌舞表演（8000多）、设立绚丽舞台和影响灯光（20000多）、定制和设计布置（11000多）、包括梅花树布景等，还有聘请RELA志愿警队指挥交通（3600多）、给年轻志工红包（5100多）、工作人员伙食（4000多）、自己购买电线和电池协助档口供电（1800多）、刚才提到的购买与汰换透明铁制帐篷（25000多）、还有宣传和广告费用，来吸引人潮增加档主的收入，加上各种杂费开销，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必要的开销。

13. 在这里面，需要强调的一点，市政厅的60块，仅仅是场地租用而已，合共我们给7000多块于市政厅。

14. 当然，收费与开销合理与否，大家可以都可以争论，我都予以尊重。但我认为，如今举办活动的形式和办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予管理、不设计、不布置、不宣传、不设舞台表演，等同走回头路，这不是我所愿意看到充满活力和年味的和生园。

15. 很多人其实不知道的是，年夜市和园游会夜市都经历我在朝在野的时期，也经历最艰难的疫情时期。即便在拮据的在野时期，我身在反对党，也继续承办两场活动 — 年夜市与中秋和生园游会，即便没有政府资源，我也坚持动用捐款等方式来办好活动，对我而言，这已是一种精神。同样的，档口收费也和现在差不多，开销一样巨大。我当时也能做得到，那为什么现在反对党不做呢？

16. 而在疫情时期，我和团队甚至别开生面，办了没人办过的“线上版年夜市”，在疫情最难，全城封闭的时刻，我依然想尽办法，筹集资源来办线上版夜市，给那些很不容易的商家一点生意。

17. 我很遗憾，但也明白，这是选举年，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政治操作，作为攻击政敌的方式。我原本也不想多做回应，即便早前还听到有人用语音留言来“问候我全家”，我也心想，没事我一个人扛得起，但如今对方已经到了“闯上门”的方式，这对于我的员工、乃至辛苦付出的志工，无疑为一种冒犯，漠视了他们的付出和为社区的努力，于是我决定写下这篇文章，希望能继续得到大家的认同，继续做对的事。

18. 我知道，没有事情是能够做到完美。但我和团队无怨无悔、无愧于心、更无畏无惧，继续全心全意，推动和生园的复兴工作，打造和生园光辉繁华，打造美好的路阳家园，为大家点亮路阳。我愿我没让大家失望，也感谢很多沉默大众支持我、认同我、厚爱我的路阳乡亲们，也谢谢大家包括民兴党和进步党朋友的鞭策和关心，我会继续努力，心存善念，晋力而为，晋哲尽责。(原题：关于和生园年夜市的故事，原見：路阳州议员脸书 12.2.2024）

愛墾APP:民智所趨—碎片化時代的演說藝術

在「大眾思維與注意力碎片化」的時代，知識傳播，尤其是口述-演說藝術，不應只是對抗碎片化，而是應善借其「民智所趨」，轉化其特性，形成新的知識傳遞模式。我從以下四個方向展開探討：

1. 善用「短-快-深」結構，建構層次化知識傳遞

碎片化的注意力並不意味著人們無法理解深度內容，而是需要更有效的組織方式。好的口述傳播可以采用 「短-快-深」 三層結構：

短（吸引注意）： 開頭用「關鍵概念」、「富情境的故事」或「逆向思維提問」抓住聽眾，比如 TED 演講的黃金 30 秒。

快（建立邏輯）： 以簡明邏輯呈現觀點，不拖泥帶水，使聽眾快速抓住核心。

深（引發沉思）： 在演說後段或 Q&A 階段，引導深度思考，提供有余韻的開放式問題，讓聽眾繼續思考。

這種方法借鑑了短影音時代的傳播特性（短而有力），但同時保留了深度思考的可能性，適應現代觀眾的認知模式。

2. 結合「感官體驗」，強化全腦參與

傳統演講以「語言」為主，但在影像時代，單一的語言輸出已難以維持注意力。我們可以運用「視覺-聽覺-身體互動」的多維呈現方式，讓信息更具沉浸感：

視覺（影像敘事）：不是簡單的 PPT，而是用動態視覺、數據動畫、隱喻性畫面幫助概念化信息。例如，「時間」可以用沙漏的動態影像，而非文字定義。

聽覺（節奏與音韻）：演講者的語速、停頓、重音是重要的節奏控制。例如，韓炳哲在《倦怠社會》批評現代人過勞時，如果演講者在關鍵句刻意放慢語速，就能加強觀眾的體感共鳴。

身體互動（沉浸式感受）：讓觀眾做某個動作或閉眼冥想，讓知識不只是聽覺信息，而是身體記憶的一部分。例如，在講述「群體心理」時，可以先讓觀眾隨機分組、做決定，再用理論解析行為模式，使理論與個人體驗結合。

這樣，知識的傳播不只是邏輯推演，而是多感官的沉浸體驗，更貼近現代人的學習習慣。

3. 「故事化知識」：讓理論變成有生命力的體驗

碎片化時代，人們更容易記住故事，而不是抽象概念。優秀的演說者懂得把知識融入故事，以情境和敘事驅動理解。例如：

講解「複雜理論」時，先講一個真實案例

例如，談「文化記憶」時，不是直接講阿斯曼（Jan Assmann）的理論，而是先講述一個老奶奶如何通過代代相傳的口述歷史，讓孫輩記住村落的傳統。故事讓觀眾產生共鳴，再引導他們進入理論框架。

利用「情緒轉折」，讓觀眾記住關鍵點

比如，講述「科技依賴」的問題，可以先描述「科技帶來的便利」，讓觀眾認同，然後突然揭示其負面影響，制造認知衝突（cognitive dissonance），引發更深的思考。

這種「敘事式知識傳播」，可以有效繞過碎片化注意力的缺陷，讓觀眾在故事中自然吸收概念，並留下記憶痕跡。

善用 AI、社交媒體，形成「流動的知識場」

知識不應只停留在演講現場，而是需要利用現代傳播技術，形成流動的知識場（Dynamic Knowledge Space）。方法包括：

即時互動式 AI 討論： 結合 AI 助手（如 ChatGPT）或社群討論機器人，讓聽眾在演講後仍能繼續對話，深化思考。

短影音切片傳播： 將演講內容剪輯成「1 分鐘精華片段」，通過 TikTok、
YouTube Shorts、微博等平台二次傳播，讓零碎時間也能學習。

建立「共創知識社群」： 讓觀眾在社交平台上參與討論、二次創作（如畫知識地圖、寫思考筆記），讓知識變成集體智慧，而非單向灌輸。

這使得知識傳播不只是演講者的輸出，而是成為一場持續擴散的智能流動，適應現代社交媒體時代的知識獲取模式。

順勢而為，打造「詩性智慧」的傳播方式

碎片化的注意力時代，固然讓深度學習變得困難，但這並不代表人類喪失了學習的能力，而是學習方式發生了變化。我們應順勢而為，結合「短-快-深」的結構、多感官體驗、故事化知識，以及流動的知識場，讓知識傳播不僅符合現代人的認知習慣，同時仍能保持其詩意與深度。

如果我們善用這些策略，那麼即便在 AI 時代，演說仍然可以成為人類智能交流的核心媒介，甚至讓知識的傳遞更加活躍、有機、生動，而不是淪為單調的信息灌輸。

這樣的方向是否符合我們的期待？有沒有想深入探討的具體案例或應用場景？

愛墾APP:日劇《沙灘男孩》（Beach Boys）於1997年7月播出，憑借其輕鬆愉快的情節、陽光海灘的背景以及對自由生活方式的探索，引發了廣泛關注。結合日本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這部劇確實與當時社會氛圍產生了某種共鳴。

1.日本經濟背景與社會氛圍

經濟泡沫破滅後的低迷期：1990年代的日本正處於經濟泡沫破滅後的「失落的十年」。經濟增長停滯、失業率上升，企業裁員和穩定就業的難度加大，導致許多年輕人對傳統的「終身雇傭制」與公司文化產生懷疑和疏離。

「逃離體制」的思潮：面對職場壓力和生活的不確定性，一些年輕人開始尋求更加自由、不受約束的生活方式。這種對自由和自我探索的追求逐漸成為一種反主流的文化潮流。

2.劇集主題與社會氛圍的共鳴

追求自由與個體成長：Beach Boys講述了兩位男主角，一個是因為事業不順而迷茫的上班族（反映了泡沫破滅後大量失業或職業困惑的年輕人），另一個是游手好閒、不願意被體制束縛的年輕人。他們在海灘旅館相遇，並開始重新思考人生。這種對自由和自我成長的追求，與當時許多日本年輕人的心理狀態相契合。

逃離都市壓力的願景：劇中展示的寧靜海灘、簡單生活與都市的繁忙形成鮮明對比，為觀眾提供了一種「逃離現實」的幻想與慰藉。這種逃離都市、回歸自然的情節，暗示了一種對現代生活的反思和對更簡單生活的向往。

3.社會反響與文化影響

高收視與人氣：Beach Boys取得了非常高的收視率和口碑。主演反町隆史和竹野內豐因為此劇人氣大漲，劇中的插曲和原聲帶也成為熱門。該劇不僅在播出期間吸引了大批觀眾，還在之後的重播中繼續受到歡迎。

文化影響：Beach Boys鼓勵了一種反思生活方式的態度，為年輕觀眾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傳統成功路徑的選擇參考。這種精神也影響了一部分年輕人選擇更加靈活、自由的職業和生活方式。

對後續影視作品的啟發：該劇的成功引發了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更多關於「逃離都市、尋找自我」的電視劇和電影的出現，如悠長假期（Long Vacation，1996）、海灘男孩SP等。

4.局限與反思：雖然劇集倡導自由和自我探索，但並未對如何真正實現這種生活方式提供現實可行的路徑。這種「理想化」的自由，更多是一種心理慰藉，對實際社會問題的解決作用有限。

總的来說，《沙灘男孩》與1990年代日本經濟低迷、社會對體制反思的氛圍緊密相關。通過展現逃離都市、追尋自由的生活方式，它引發了年輕人對自我與人生的思考，並在文化上產生了較大的共鳴。這部劇既是對社會現象的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日本年輕人生活方式和觀念的多樣化探索。

延續閱讀：日劇《星熱點》I 韓劇《梨泰院》

愛墾APP：德勒兹·藝術、哲學和科學的地位～～所有的思考都是生命中的一種藝術和事件。德勒茲認為這些思考有三種模式：藝術、科學和哲學，它們分別是三種轉變生命的力量。

每一個藝術、科學和哲學的行動本身，就是生命的一個事件和轉變，而且每一個轉變都以其自身的特殊性或特異的方式轉變了生命。

在《什麼是哲學？》裡面，他和加塔利明確地將哲學視為對概念的創造，將藝術視為對知覺和感受（affect）的創造，將科學視為對功能的創造。

為什麼是德勒茲（頁8）: 我們不要試圖去發現那些表達在文學著作之中的理念或內容，我們也不應該將文學當作某種文獻的形式、範例或歷史、哲學或心理學觀點的支持證據。

與結構主義者將生命置於一個封閉系統中來研究所不同的是，後結構主義者著眼於開放、過剩或不穩定的系統：語言、有機體、文化和政治系統必要的變異或變化。

實際上，對於德勒茲來說，思考和寫作的挑戰就是生成的多樣化(diversity of becoming),因此一種語言的生成能夠被其他生成的模式所影響，例如有機體或社會系統的生成。（設想一下我們的語言由於科技發明影響而已經改變的方式：我們使用計算機科學的術語去思辨。）

生命就是差異，即別樣地思考的權力、去變得不一樣的權力和去創造差異的權力。哲學是所有思想的傾向。常識和陳詞濫調的概括只能是糟糕的哲學，因為當訴諸常識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形成一個關於如何去思考的總體性概念。

如果我們將思想局限在再現和認知的簡單行為上——「這是一張椅子」「這是一張桌子」——那麼我們就是在將教條和規則強加於思想至上。

在《什麼是哲學？》裡面，他和加塔利明確地將哲學視為對概念的發明。

初讀書單：《普魯斯特與符號》Proust and Signs 論述文學的文集：《批評與臨床》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Daniel Smith譯本《卡夫卡：走向一種少數文學》Kafka: Towards a Minor Literature《差異與重覆》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百科全書式 《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可先讀「精神分裂分析引論」 《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可先讀「生成-女人」 《什麼是哲學》

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茲和加塔利創造了一套全新的語匯和構成模態。這是因為，通過反對精神分析，他們反對那種認為有任何類似「心靈」的東西的想法。不存在能夠成為研究客體或者治療目標的那種標凖的個體、個人或自身。更確切地說，他們創造了「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這個術語來描述他們自己的方法和目標：不存在原初的心靈而只有原初的部件，「精神分裂」或非人的、可移動的碎片。與一開始就假定存在例如語言或規範的客體。

（《導讀德勒茲》，原作名: Gilles Deleuze；作者: (英)克萊爾· 科勒布魯克；出版社: 重慶大學出版社；出品方: 拜德雅；副標題: 導讀德勒茲；譯者: 廖鴻飛；出版年: 2014-7）

愛墾APP:企業哲學長（Chief Philosophical Officer）

「哲學長」（Chief Philosophical Officer, CPO）這個正式職位在全球企業中雖然不普遍，但確實有一些公司或領導者設立了類似的角色，尤其是在思考企業倫理、長期願景、價值觀導向或人工智慧等與哲學密切相關的領域。他們一般稱為“内部哲學家”（In House Philosopher）

已知案例與趨勢

1. LinkedIn – Reid Hoffman

雖然不是正式的「哲學長」，LinkedIn 創辦人 Reid Hoffman 曾在許多場合強調哲學訓練對創業與科技發展的重要性。Hoffman 本人是哲學與人工智慧背景出身，他提倡科技公司應有更強的倫理與長期視野，並有請哲學家參與公司或投資決策過程。

2. Google/DeepMind – 哲學與倫理顧問

Google 的子公司 DeepMind（人工智慧研究機構）聘請過哲學家擔任倫理顧問（例如，與牛津大學合作設立 AI ethics board）。雖非「哲學長」名義，但其功能相似，負責審視 AI 技術的倫理影響。

3. Patagonia、Ben & Jerry’s 等社會企業

這些企業雖未設立「哲學長」的職位，但其高層如 CEO 或「使命長」（Chief Purpose Officer）會涵蓋哲學價值導向的工作，如可持續性、公平貿易、社會正義等。

4. 德國、北歐與日本企業

有些中大型企業在董事會設置道德或倫理顧問，甚至與哲學家合作設計「企業存在的意義」（Purpose of Business）課程，如：德國 Bosch 有長期與人文學科合作進行企業文化轉型。日本京瓷（Kyocera）創辦人稻盛和夫提倡「哲學管理」，重視經營哲學，並在公司內部廣泛推行。

5.新創圈與矽谷：有限但有實驗性

有些新創公司曾試驗性設立類似角色，但通常是短期顧問形式，或由創辦人兼任。例如，有報導指出部分矽谷公司曾聘請哲學博士進行產品倫理分析或企業價值重塑。

為什麼這職位罕見？傳統上，企業偏向實用導向，對哲學思考視為「軟性資產」；很多與哲學相關的工作實際上由其他職位承擔，如 HR、品牌、永續發展、倫理委員會；有些公司可能設立類似功能部門，但名稱不會使用「哲學長」。

近年趨勢與潛力

在人工智慧、生物科技、企業社會責任等日益受關注的領域，設立哲學性領導角色（不一定叫 CPO）逐漸被認為是企業競爭力的一部分；例如 ESG（環境、社會、治理）熱潮正在推動企業重思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哲學在這方面提供架構性思考。

雖然「哲學長」（CPO）尚未成為主流，但其理念正透過各種形式進入企業決策層級，特別是在技術倫理、企業文化與長遠願景規劃中。未來隨著人文與科技的融合趨勢，這類職位可能會逐漸浮現，尤其是在重視社會責任與價值導向的組織中。

愛墾APP·影劇與地方創生：影劇《沙灘男孩》（Beach Boys，1997）在日本以外地區，如韓國和台灣，盡管其影響主要停留在文化層面，但確實對兩地的地方創生實踐和「回歸自然」、「逃離都市」的潮流產生了一定的刺激和啟發。以下是它在韓國與台灣地方創生中的潛在影響及相關案例：

1.韓國的地方創生與《沙灘男孩》的影響

（1）文化氛圍與青年回鄉潮流

鄉村再生活動的興起：韓國自2000年代起，特別是在經濟壓力增大的情況下，許多年輕人開始重新考慮都市生活的價值，類似於《沙灘男孩》中追尋自由與自然的主題。政府也推出了多項鼓勵青年返鄉的政策。

相關政策：韓國推出了「農村青年創業支援計劃」，提供農業創業資金和住房補貼，吸引青年到鄉村創業或發展小型企業。

文化效應：綜藝節目如《三時三餐》（Three Meals a Day）展示了明星在鄉村生活的日常，這種回歸自然、體驗鄉村生活的內容，與《沙灘男孩》的氛圍類似，也受到觀眾歡迎。

（2）地方旅游與文創開發

特色村落與民宿經濟：韓國許多地方，如江原道、濟州島，通過影視和綜藝宣傳，吸引游客體驗鄉村和海濱生活。這些地方通過文創活動和民宿經濟，激活了地方經濟。

案例：江原道以《冬季戀歌》拍攝地聞名，通過影視旅遊帶動了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類似於《沙灘男孩》在日本帶動地方旅游的效果。

2.台灣的地方創生與《沙灘男孩》的影響

（1）青年返鄉與社區營造

社區營造與地方活化：台灣自2010年代起，地方創生成為政府與社會關注的熱點。許多年輕人受「慢生活」與「回歸自然」理念影響，選擇返鄉創業或參與社區營造，類似《沙灘男孩》倡導的生活方式。

案例：台東的「池上米鄉計劃」就是一個成功的社區營造案例。通過將當地稻米與文創結合，吸引游客，並讓當地居民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價值。

（2）文創與地方IP塑造

文創品牌打造：台灣許多地方借助文創力量，打造獨特的地方品牌。這種方式類似《沙灘男孩》展示地方魅力的策略。通過小規模文創集市、藝術節、地方特色商品開發等方式，吸引游客和年輕創意者參與地方經濟。

案例：嘉義的「阿里山茶文化節」和台南的「藍曬圖文創園區」都通過地方特色與文創結合，取得了良好的社會與經濟效應。

3.跨地區文化交流與啟發

日韓、台日文化交流：Beach Boys等影視作品的成功，推動了韓國與台灣借鑑日本的地方創生理念。例如，通過影視拍攝地的宣傳，打造地方旅游品牌，或通過綜藝節目與網紅營銷推廣地方特色。

影視與綜藝的影響：韓國、台灣也通過拍攝地方題材的電視劇或綜藝節目，展示地方生活的魅力。如台灣的《花甲男孩轉大人》和韓國的《一日三餐》，都在一定程度上傳遞了類似的「逃離都市、擁抱自然」的主題。

雖然《沙灘男孩》本身在韓國和台灣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文化層面，但它所傳遞的「逃離都市、回歸自然」的理念，與兩地地方創生的實踐和趨勢不謀而合。韓國和台灣通過政府政策支持、文創品牌打造、影視宣傳等手段，促進了地方經濟和文化復興。這種趨勢不僅借鑑了日本經驗，也逐步發展出具有本地特色的地方創生模式。

（續上）這裡origin也許表達的就是物理層面的空間，而nowhere和dreamed-of places是疊合其中的第二維度。

或者引用107頁的另一句話：「What this walking exile produces is precisely the body of legends that is currently lacking in one’s own vicinity...as a corollary, one can measure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signifying practices (to tell oneself legends) as practices that invent spaces. 」(愛墾譯：這種步行的流亡所產生的，正是當下在自身周遭所缺乏的那一套傳說之體……作為一種推論，我們可以衡量這些符號化實踐（對自己講述傳說）的重要性，因為它們是一種發明空間的實踐。)

空間的實踐產生了空間，在第一層維度的空間中的實踐，產生了第二層維度的空間。

問題二：究竟本書的受眾是誰？作者的目的為何？

理解de Certeau文字的難點，在於其一他的旁征博引引經據典，譬如這一章中提到的福柯的權利理論等，以及其二他為了解釋walking in the city的理論，用大量的語言學的知識來平行類比他的理論，諸如將walking稱作speech acts，認為行人行走在城市中，與一個演講者做一個演講是類似的。

（我的理解相似之處，在於做一個演講要首先學習某種語言，然後應用這種語言進行表達；相對應的，行人在城市中也要學習城市的構成，並從中拾取需要的元素來表達自身），或者借用修辭學上的Synecdoche和Asyndeton來描述walking in the city的特征，即在元語言基礎上的加工。但受限於我對語言學的幾近為零的了解，恕難在此展開。

然而，語言學是十分具體且面向小眾的知識領域，真正能夠理解這種的類比的，只能是通識的或者術業專攻的精英，所以這種表達無疑是遠離日常生活的。因而一個矛盾產生了：de Certeau嘗試強調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卻同時使用一種遠離日常生活的表述方式闡述自己的思想。這也是第二個問題被提出的動因。

無疑這本書仍然是寫給精英的，而不是寫給普通大眾的，否則de Certeau應該用更加通俗易懂的語言。當然得知自己為何每日實踐以及讀過此書之後意識到自己每日在進行空間實踐這種現象，並不能給普通大眾帶來實質性好處，也不大可能提升他們的生活。換句話說，他們的實踐以及由此產生的價值或者知識是不知不覺的、悄無聲息的。

通過這樣的分析我們可以或多或少理解de Certeau寫作此書的目的。他應該已經某種程度上認同了「集權」與「地方性的、私人性的」的共存，即strategy與tactics的共存，而不是試圖嘗試用這本著作來喚起或者誘發革命式的奪權，即大眾日常生活應當佔領高地。

他僅僅在此書中嘗試描述並分析這種共存的現象。如果我們用de Certeau在書中提到的Hobbes的國家理論（利維坦）來思考這個問題。利維坦的首版封面是一個由可分離的個體的人構成的巨大利維坦，或許已經表明了社會是由贊同社會契約、目標一致的（所有人方向如此明確朝向一處）也可分離的個體或者團體構成的國家機器，但人們摩肩接踵。

試想如果每個人周圍都有一定的自由空間（如同在第一個問題中探討的，不僅僅是物理意義上的自由空間，也包括另一個維度的），你能看到一個有孔洞的利維坦，那麼在利維坦倒塌之前，這個自由的最大限度是多少？這是個微妙的平衡，但是兩部分必須都在場。沒有strategy，恐怕也無從談起tactics。

問題三：作為建築師/城市規劃師，我們能從這篇文章中學到什麼又如何應用？

de Certeau除了批判了集權式的決策（比如城市規劃）來提醒讀者應當多加注意更人性化的小尺度的生活而不是高傲而且對真相的天真地視而不見，實際上書裡並沒有什麼關於建築師或者城市規劃者或者決策層如何學習日常生活中的知識並應用於計劃中的實質性的、具體的、方法性的建議。當然這顯然不是一個歷史學家的任務，更何況法國學者的作品還往往帶有這種特點。所以這個問題是面向在座的建築學學生的。結果，就是除了一個認識的同學捧了個場，教室裡又是一陣尷尬的沉默。興許也是時候重新再讀一遍庫哈斯的癲狂的紐約了。

不過說起來Atelier bow-wow的建築師來學校當教授，還給大家做了個講座。建築師在講座中總是花長時間描述當地人什麼時候喝酒什麼時候吃肉什麼時候見朋友。這些在曾經的我（畢竟建築學的學生總是期待一些純粹建築學的東西）看來無聊極了的內容，在讀過這篇文章之後變得迷人了不少。這個時候就明白de Certeau說的對，在第92頁當他描述站在曼哈頓摩天樓的樓頂往下俯瞰全城的狂喜與高潮時他寫道：

「It’s hard to be down when you are up.」（愛墾註：這句英文 "It’s hard to be down when you are up." 翻譯成中文可以是：
「當你處於高峰時，要沮喪也不容易。」或「當你心情高昂時，很難感到低落。」這句話帶有雙關意味，可以用來描述心理狀態、人生境遇，甚至是成功時的感受。）

所以或許這種「無聊」的喝酒吃肉見朋友，是de Certeau會建議的某種方法(如果他知道的話)，一種人類學的方法去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興許作為建築師或者規劃師的我們，也應該不再沉浸在畫出美麗的上帝視角的幾何圖案的狂喜中，或者沉浸在以抽象的思維掌控一切的狂喜中，而是應該真正下樓直至到地面層，從現實中謙遜地學習那些閃著微弱光芒的知識。

以下這句話是全書的第一頁的第一句話，雖然無疑再次印證了第二個問題中討論的矛盾，但這句話魔力不減：

「To the ordinary man.」

（評論：Michel De Certeau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1.arts De Faire，英文：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中文：《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作者：米歇爾·德·塞托；譯者：方琳琳/ 黃春柳；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日期：2015/01/01）

（評論：Michel De Certeau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1.arts De Faire，英文：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中文：《日常生活實踐：1.實踐的藝術》；作者：米歇爾·德·塞托；譯者：方琳琳/ 黃春柳；出版社：南京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日期：2015/01/01）

（續上）雖然在一個工學院的課上講解自己對哲學的解讀，並且引導討論現在看來是十分困難的事情，這也不是個通常會在建築學課程上閱讀的文章，以至於到最後只有助教和我三個人在討論其他人保持緘默，但想來還是有些思考和收獲，所以想記錄下來。

有關年代背景

對日常的探討並非新鮮事物。早在1931年Levebvre就在他的著作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裡提到了精英學術界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巨大鴻溝，並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另一種形式的異化。而六七十年代學術界的結構主義，也不可能不對de Certeau產生任何影響。在藝術界我們也對諸如波普藝術和學院派藝術，諸如抽象表現主義的戰鬥並不陌生，更不用提建築界的爭論，即那些經歷過Grand Tour或者在布扎體系中訓練出的建築師諸如路易康，與文丘裡一派嘗試從大眾文化中尋找生機和出路的建築師之間的某種針鋒相對。所以說，日常生活，everylife，並非完全新鮮的話題。

Michel de Certeau在他的這本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裡引經據典，嘗試在文化領域、藝術領域、語言學領域和城市角度闡述普通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Strategy和Tactics之間的平衡與較量。而因為我們的專業我們的重點放在了Spatial Practices一章，這一章探討的即行人自行選擇的行為(walking in the city)與城市被建造的秩序之間的抗衡。

問題一：究竟何為to practice space或者spatial practice？

第一個問題是基於文章本身的。這是個字面上不那麼容易理解的組合：實踐空間，或者空間性的實踐。如果我沒有誤解作者的意思，他闡述了一種空間的overlay，一種疊合，而且是至少兩類空間的疊合。在我看來作者在The chorus of idle footsteps一段中表達的是某種物理性的空間實踐，即行人能夠在城市中拾取必須的space elements來進行自己的空間行為，正如文章第98頁中描述道的：

「…on the one hand he actualizes only a few of the possibilities fixed by the constructed order (he goes only here and not there), on the other he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possibilities (for example, by creating shortcuts and detours) and prohibitions (for example, he forbids himself to take paths generally considered accessible or even obligatory).」（愛墾譯：一方面，他實現了由建構秩序所限定的少數幾種可能性（例如，他只走這裡而不走那裡）；另一方面，他又增加了可能性（例如，創造捷徑與繞道）以及禁令（例如，他禁止自己走那些一般被認為可以通行、甚至是必經的路徑）。）

行人選擇路徑，抄近道或者繞道，或者約束自己的行為，這些行為是基於物理性的空間的。而緊接著在Myths: what "makes things go"一節描述的是另一層維度的空間，或者說，表達了可見事物的不可見的特性，是一種fiction。這層維度並非通過物理參數比如空間的大小尺寸或者構成空間的物件被理解，而是通過每個人自己的理解、經歷、會議、情感，而這些時而是共通的，但多數時候是私人化的、無法共享的。這也是為何他們多數時候是沉默的、無法被他人閱讀的。

也正如文章第103頁說道的：「...is organized as a relation between the place from which it proceeds (an origin) and the nowhere it produces (a way of going by「)...a shuffling among pretenses of the proper, a universe of rented spaces haunted by a nowhere or by dreamed-of places.」

（愛墾註：「它被組織為一種關係：一方面是它所出發的地方（即起源），另一方面是它所產生的無處之地——一種行走的方式……在各種對『適當』的假裝中穿梭，一個由租借空間構成的宇宙，被一個無處之地或夢想中的地方所縈繞。」這段話像是在描述某種流動性或遷移經驗（可能是都市空間、社會行動、認同等），其中「origin」（起源）與「nowhere」（無處、虛無）形成一種張力，讓人處在一種不斷移動、暫時、且缺乏歸屬感的狀態。）（下續）

Sylvestre:空間實踐～～恰好在一門與電影相關的seminar課上，做了關於本書其中一章—Spatial Practice的解讀。當堂課首先有一組學生解讀了德國人Heinrich Hauser在1931年拍攝的關於芝加哥的紀錄電影Weltstadt in Flegeljahren，以及1998年Wilfried Reichert和Hans-Ulrich Werner的采訪紀錄片（記錄了受訪者觀看前一部電影之後，每個人各自的解讀和回憶）。

電影的原始版本不知如何，也不知為何，來到了蘇黎世聯邦高工的gta檔案館。電影中有不少鏡頭是遠距離取景展現了高樓林立的宏大的芝加哥；同時不少鏡頭近距離來到人群中間，拍攝了諸如集市上的物品和麵包；最終電影以對沙灘上嬉戲的人群的描寫結束。

課程的另一部分，是學生解讀與電影相關聯的Text，而我的任務正是閱讀法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文化哲學家Michel de Certeau，在1980年寫成的L'invention du quotidien (在1984年英文翻譯版本問世)，闡述我的理解，並提出幾個我認為重要的值得討論的問題，引導同學一起討論。

史丹佛符號學系「DJ式」教學法：未來科技領袖摇籃～～史丹佛大學，作為全球頂尖學府，不僅在人工智慧（AI）領域佔據領先地位，其符號系統學系更以獨特的跨領域教學法聞名。該系統融合心理學、哲學、語言學與計算機科學等學科，旨在培養兼具科技技能與人文視角的多元人才。這種教育模式，讓畢業生不僅能掌握AI技術，還能深入探討其對社會和人類的深遠影響。

跨領域課程設計：知識整合與創新

符號系統學系的課程設計，注重整合多元學科知識，學生需完成以下幾個階段：

1. 核心課程：從「心靈與機器」、「微積分」等基礎課程開始，打下技術與理論基礎。

1. 方法論課程：學生需選修如「哲學分析」、「形式化方法」、「計算方法」等課程，鍛煉邏輯與實證能力。

1. 跨領域課程：結合至少兩個學科的選修課，如「人機交互設計導論」、「機器學習」及「語言哲學」等，深化對技術與人文的交叉理解。

1. 專題研究與實踐：最終，學生進入研討課與總整課程（Capstone），完成具有實際應用價值的研究項目。

這樣的課程結構，讓學生從技術細節到哲學層面，全面探討人類認知與機器智能的交互關係。

教學特色：「老師像DJ」的啟發式教育

符號系統學系的教授被形容為「DJ」，這一比喻突顯了教學風格的靈活與多元。他們像DJ混音一樣，將各學科的知識有機結合，引導學生深入思考問題背後的本質，而非僅僅傳授技術。這種啟發式教育，強調探索與創新，讓學生能在AI發展的快速變化中保持敏銳思維。

此外，該系的教育理念是「重新想像人性與科技」，學生被鼓勵探討「人類如何認知世界」及「機器如何模擬人類行為」等深刻議題，從而培養出兼具技術能力與人文關懷的未來科技領袖。

成功案例：從學術到產業的卓越人才

符號系統學系的教育模式，已培養出眾多在科技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例如：

• 鄧修平（Peter Deng）：現任OpenAI副總裁，他在該系的學習為其打下AI產品設計的基礎，後在Meta集團和OpenAI崭露頭角。

• 霍夫曼（Reid Hoffman）：LinkedIn創辦人，他將符號系統學的跨領域知識應用於職業社交平台，影響深遠。

• 克雷格（Mike Krieger）：Instagram共同創辦人，他結合技術與設計，開創了影響全球的社交媒體應用。

• 梅爾（Marissa Mayer）：前雅虎執行長，曾在Google任職，其成功歸因於符號系統學的跨學科訓練。

這些校友不僅改變了全球科技產業的面貌，也證明了符號系統學系在塑造未來領袖方面的卓越成效。

未來展望：符號系統學系的全球影響力

隨著AI技術的快速發展，史丹佛符號系統學系將繼續推動知識創新與人才培養，成為矽谷及全球科技界的思想引領者。其跨領域教學模式，不僅激發了學生的創造力，也促進了技術與人文的深度融合，為人類面對科技未來的挑戰提供了寶貴的解決方案。

結語： 教育如同交響曲，需要多元的音符來成就和諧。史丹佛符號系統學系的「DJ式教學」正是這樣的藝術，為全球AI發展培育了無數天才，也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更加智能與人文並重的未來。

（原題：人工智慧領頭羊：史丹佛符號系統學系的「DJ式」教學法如何塑造未來科技領袖？見：台灣天下雜誌，2024/11/18）

我們常以「熱度」來解釋當代社會或知識場域中的過度競爭與表演性——話題要夠火、言論要夠辣、文章要夠吸睛。但陳明發提醒我們：「溫泡掌握不好熱度，玻璃瓶破了。」熱度不是問題的核心，容器的脆弱才是。

這引出我們今天要探討的問題：在過度包裝與過度輸出的知識社群裡，真性情是否只能以破碎的形式存在？又有誰願意停下腳步，低頭拾起那些碎片？

二、你不是不會寫，而是學會了錯誤的表現法

Larry McEnerney 指出，專業寫作者最常犯的錯誤，是誤把寫作當作表達自己的工具，而忽略了讀者需求。「你不是不會寫，而是學會了錯誤的寫法。」在〈濾思場〉271中，陳明發提供的不是對情境的描述，而是一種「設計了不穩定世界」的語言方式——從「雅人敬酒」到「瓶破情碎」，從形式到失衡，從完整到破損。

讀者被迫意識到這不是一場詩意的聚會，而是一場真誠崩解的儀式。這種設計，正好呼應 McEnerney 所說的：好寫作不是告訴讀者你怎麼想，而是引發他們對一個問題的感知與焦慮。

三、玻璃瓶破了，誰在乎？

好文章的核心不是清楚或說服力，而是「對讀者有價值」。那麼，這則短語對誰有價值？它並非提供新知識，而是指出一個現象：在高度儀式化的知識交換中，情感與誠意如玻璃般易碎，且無人願意拾起。

這一點與 McEnerney 對「價值」的界定完全契合。他強調：一段文字的價值由讀者社群認定，必須幫助理解、推進或修正原有的知識圖像。

那麼，若我們將〈濾思場〉271視為知識社群內部的隱喻，它的價值正在於：指出知識生產過程中被忽略的代價——人性與真情的損毀與冷卻。

四、「真性情」如何成為「碎片」？

McEnerney 強調：「不要開場講自己有什麼問題。」優秀寫作應設計一個「不穩定的世界」。在這則短文中，「真性情」不再是一種可貴的特質，而是一種無法承受熱度的材料。它不像鐵，也不像陶，而是玻璃。

這種「脆裂的隱喻」本身就是一種不穩定性：它既說明了情感的存在，也說明了它的脆弱與代價。而更殘酷的是，在場的所有人都「不願意嚐碎片」，也就是說，沒有人願意承接失控後的情緒與真實。

這呼應 Larry 所強調的第二層寫作關鍵：「代價與效益」。當我們不處理這樣的問題時，代價是什麼？答案顯然是：誠實在公共對話中消失、信任感逐漸崩解、知識空間淪為空轉的儀式。

五、這不是一首詩，而是一面鏡子

若依照 McEnerney 對文獻探討的重新定義：不應只是排列事實，而要創造矛盾與張力。那麼〈濾思場〉271 所採用的不是詩意文字，而是一種「知識語言的鏡像裝置」——它讓讀者看到自己與社群在面對誠實與情感時的逃避與冷漠。

而詩句中最關鍵的詞彙，正是那些 McEnerney 鼓勵辨識的「價值構詞」：如「破了」、「不願意」、「碎片」等，皆為動態張力的詞，顯示現況的不可持續與急需介入。

六、我們可以怎麼做？

對學術、專業、社群創作者而言，這則短文並非批評個人，而是質疑結構：當知識生產機制要求我們持續輸出「清楚、有說服力、格式完美」的內容時，我們是否也摧毀了那個原初讓我們投入這個領域的熱情與誠意？

Larry McEnerney 給出的答案是：改變寫作習慣，從「我要說什麼」轉向「讀者需要什麼」。而陳明發則用短句提醒我們：如果我們不主動改變語言與行動模式，那麼「玻璃瓶破了」的後果將由整個社群承擔。

七、結語：從詩意轉向知識價值的再建構

陳明發的〈濾思場〉271雖短，卻不單是一則哲思短句，而是一種隱微的社會批評與價值呈現。它用詩性的語言設計了一個不穩定世界，並指出其中的破碎與代價。而這正是 Larry McEnerney 反覆強調的專業寫作核心——不是語言技巧，而是「你是否讓讀者意識到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今天重新閱讀詩意與學術的交會點：讓寫作不只是表達，而是重新建構一個有價值的公共對話空間。

愛墾APP:以 Larry McEnerney 優管演講〈The Craft of Writing Effectively〉的七個觀念為基礎，討論陳明發的《濾思場》271短語篇如下～～

原文：

一群雅人忙敬酒，詩句全浸酒。
溫泡掌握不好熱度，玻璃瓶破了。
真性情再怎麼千雲，此時誰也不願意嚐碎片。

誰願意嚐碎片？——從陳明發〈濾思場〉271 看現代知識場域中的價值與真性情的破碎

一、問題不是熱度，而是玻璃瓶

在陳明發第271則《濾思場》中，他以極簡的句法揭示了一場看似優雅卻隱含張力的社交場景：「一群雅人忙敬酒，詩句全浸酒」。這不僅是表層的文人聚會，更暗示了一個在知識社群中反覆上演的情節——語言、真誠、情感與價值，在一種過熱的氛圍中被摧毀殆盡。

愛墾APP: 聲音地景（soundscape）～～1962，Village Stompers 樂團演奏由 Bobb Goldsteinn and David Shire所寫的《華盛頓廣場》一曲爆紅，成了年度熱曲第七首，第二年趁熱推出了歌曲版。《華盛頓廣場》與情感地理學的三大關聯

1.聲音作為情感地景的建構工具

儘管《華盛頓廣場》沒有歌詞，但其旋律、節奏與編制共同營造了一種特定場所的聲音地景（soundscape）：

Dixieland jazz 的風格帶出一種歷史的懷舊感與地方性記憶。

管樂器與輕快節奏營造出自由、開放與社群互動的城市氛圍。

這種聲音記憶使聽者即使未曾去過紐約華盛頓廣場，也能透過音樂「感受」那個地方，進而產生投射式的空間情感。

2.地名作為情感符號（Affective Toponym）

"Washington Square" 作為曲名直接指涉紐約市格林威治村的知名地點，但在文化語境中，它超越地理座標而成為情感象徵：

華盛頓廣場在1960年代是民權運動、反戰抗議、藝術家聚會的核心地點，帶有政治自由與青年理想主義的象徵性。

音樂透過節奏與和聲喚起那個時代的「城市情懷」，與空間記憶交織形成一種歷史—情感地景。

這種情感地理學中的「地名記憶化」機制，使《華盛頓廣場》成為一首地點具象、情感抽象的音樂文本。

3.地方認同與想像的共鳴（Place Identity and Imagined Geography）

在情感地理學的觀點中，人們對地方的情感不一定源於直接經驗，而是來自於文化建構與想像的共鳴。這點在音樂中尤其明顯：

聽眾可能從未造訪華盛頓廣場，但透過這首音樂，他們可能會在心中建構一個理想的城市公共空間：有音樂、有社群、有自由思想。

這種經由聲音傳遞的「想像地理」，有助於文化身份的建構，形成一種非地理式的共時性社群（即聽這首曲子的人共同想像與連結的地景）。

結論：音樂作為「情感地景的製圖工具」

從情感地理學的角度來看，《華盛頓廣場》這首器樂曲並非只是單純的音樂作品，而是一種具有情感地理製圖能力的文化形式：它不只是再現某個地點，而是情感化地建構該地點的社會意義；它召喚的不只是音樂性快感，更是空間情感記憶的共鳴與再製；它提供了一種「聲音旅遊」的可能性，使聽者在無須移動的狀況下，也能透過情感參與某個場所的歷史與文化意義。

如果有興趣，墾友也可以延伸到 Raymond Williams 的「結構性的感覺」（structure of feeling）或 Yi-Fu Tuan 的「情感空間」（topophilia）理論，來進一步探討這首音樂如何具體化空間中的情感密度。需要我幫你進一步連結這些理論嗎？

陳明發〈閱讀〉

閱讀如入世，有不同的人事不同的境遇，自然也就有不同的對待，說死了反而干擾動態的、進行式的閱讀。一般發表出来的書評，就像站在台上做演講，書寫時總有它的界限。個己的動態閱讀，可能還要包括放下書後本後的浸泡、栽土、生根、長葉子......有一天忽然的那麽一刻，正在洗澡間剃了鬍子摸下巴，那真正的review/appreciation敲門了！閱讀，恐怕就是那超越"作者-讀者"；“書頁-過目”交互間的關係。我堅持把閱讀/欣賞理論包括在個己的文創哲學實踐裏，因為所有的創作-創造都是藝術，本體性在那共鳴與再生成的過程。所以，閱讀跟記憶、理解、再現等等智性有關，但也許并不僅如此。面對AI霸權，更是如此。（7.8.2025 [回應FB帖子] ）

（Photo Credit: outsider）

[母親鼻子吸氣的聲音]

我的記憶在最後一個詩節前猶豫了片刻，我嘗試過用這麼多的詞來開頭，結果最後選定的那個詞在某種程度上被大量錯誤的開端給掩蓋了起來，這時我聽見母親鼻子吸氣的聲音。不久我背誦完了，抬起頭來看她。她透過從臉上流下的熱淚心醉神迷地微笑著。「多麼奇妙，多麼美啊，」她說道，隨著越來越溫柔的微笑，她遞給我一面手鏡，好讓我看見我顴骨上的那點血跡，在某個無法確定的時刻，我的一個把面頰支在拳頭上的無意識的動作把一隻飽餐中的蚊子給壓死在了那里。但是我看見的還不止這個。看著我自己的眼睛，我發現了僅僅是尋常那個自我的渣滓，一個蒸發後的本體的殘留，這使我產生了一種極度的震驚感，我的理智盡了相當的努力才在鏡子里將其重新收集起來。

[打到回去的電話]

我們逃學：我忘記了塔瑪拉採取的是什麼做法；我的做法包括了說服兩個司機中的一個讓我在去學校路上的這個或那個街角下車（兩個都是很講交情的人，而且還真拒絕接受我給的金錢——方便的五盧布一枚的硬幣，從銀行出來時是沉甸甸的吊人胃口的十或二十枚一串的亮閃閃的硬幣，今天，當我驕傲的流亡中的貧困已經成為了過去，便能夠自由地沉溺在以審美情趣對此的回憶之中了）。我和我們極好的、特別易於收買的烏斯金之間也沒有任何的麻煩，他管接聽我們家一層的電話，號碼是24-43（dvadtsat'c're sorok tri）；他很快回答說我喉嚨發炎了。順便說說，不知道如果我現在立刻從書桌旁給那個號碼打一個長途電話會怎麼樣？沒有人接？沒有這樣一個號碼？沒有這樣一個國家？還是烏斯金的聲音說「moyo pocse！」（「我的敬意」的奉承的貶稱）？畢竟存在著眾所周知的遠遠超過了一百五十歲的斯拉夫人和庫爾德人。我父親書房里的電話（號碼是584-51）沒有登在電話簿上，我的級主任打算弄明白我健康衰退的情況的努力從來沒有得到過什麼結果，盡管有時候我一連三天不去上課。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說吧，記憶：自傳追述》）

敘事活動實際上能夠促進人類生活與人性發展，激發同理心、動員對社會變革的支持，並推動社會運動（Fernandes，2017，第5頁）。George Landow（1997）與 Michael Joyce（1995）指出，超文本可視為一種敘事機制，能在不同程式中生成多樣化的故事文本。每一次閱讀皆構成一篇全新的文本，因此，超文本敘事可視為一位「虛擬的說書人」（Joyce，1995，第193頁）。

Ryan（2011，第47頁）認為，數位世界提供了更具互動性的敘事形態，並允許使用者直接參與情節的揭露與發展。Ferrari（2017，第viii頁）則主張，敘事作為溝通的一部分，既屬於藝術範疇，同時也是藝術之外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且具有特定功能與目的。

Polletta（2006，第4頁）指出，敘事自16世紀法國稅務衝突時期即被運用，其影響力一直延伸至20世紀美國的民權運動。Heir（2018，第1頁）則強調，敘事在知識管理、品牌管理、品質管理及衝突管理等組織性需求中，均具有高度關聯性與實用價值。

敘事不僅是一種實現特定目標與作為政治資源的介入策略（Colvin，2018），亦可用於表達身份政治（Pullen，2009），或透過敘事作為政治行動以建構政治論述（Bowles，2010）。民主運作過程中，故事被用來辨識群體自我認同、價值取向、對政治人物的觀感，以及政治人物對群體的看法（Coleman，2015，第168-169頁）。敘事既是提升聲望與建構政治領導形象的工具（Hanska，2012），亦能幫助人們理解政治敘事的說服力與有效性（Tily，2003）。

Arendt（1994，第225頁）認為，敘事為受眾提供了想像的空間。透過故事，受眾得以學習、詮釋，並傾向於傳達真實；而此種真實總與特定人物、事件以及涉及眾多人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這些皆為政治運作中自然存在的現象（Arendt，1993，第238頁）。

[Copyright © 2021 The Contestation of Political Storytelling i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uring the 2019 Federal Election Andika Hendra Mustaqim.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政治敘事傳播～～「總會有一人倖存，將故事述說出來。」（Hannah Arendt，1963，第232頁）此語揭示了敘事在政治與歷史傳承中的重要性。

愛墾APP:高畑勳的《螢火蟲之墓》～～從一句平靜卻刺骨的開場白展開──「昭和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夜，我死了。」冷冽的自白立即確立了死亡敘事的立場。清太不再只是小說裡的第三人稱，而是化身為一個自彼岸回望的「我」。

這種調度，使觀眾的情感立即產生矛盾：我們既貼近少年的聲音，又被推到一個冷靜的觀看距離。於是，悲劇不再僅是直線的悲痛堆疊，而是帶著多重折返與情緒轉折的體驗。

這樣的設計並非偶然。高畑早在《LITTLE NEMO》企劃時便探討過「與另一個自己搏鬥」的敘事。這份經驗，後來轉化為《螢火蟲之墓》裡的「幽靈清太」：一個不斷出現、在關鍵時刻凝視並檢視少年的第二自我。情感因此不只是隨情境流動，而是在「可能的選擇」與「事後的追悔」之間反覆震盪。

這種震盪最鮮明地體現在三個場景裡：清太抱回母親遺骨、母親遺物被要求換米、兄妹離家後洞穴邊的回憶。每一幕都將清太置於「是否有其他選項」的岔路口。觀眾此刻的情感不只是同情，更被幽靈的凝視牽引，開始產生動搖：他當時的憤懣是否合理？他能否有另一種做法？這些情緒的轉折，迫使我們在悲劇中不斷重整立場。

然而，一旦兄妹真的搬入洞穴，幽靈清太便徹底消失。這一消失，本身就是一個情動的急轉：當道路已成單線，當下再無假設可言，觀眾不再有「如果」的空間，只能隨他們走向不可避免的結局。前半段的猶疑、後半段的沉默，形成鮮明的情感對比。

高畑在此避免了將清太單純化為「可憐的受害者」。相反地，他讓情感經歷多重轉折：同情、懷疑、反思與再度體諒。清太既是任性而衝動的少年，也是堅定而真誠的哥哥。他的選擇既帶來純潔的片刻，也注定了悲劇的代價。觀眾對他的情感，正是在矛盾中層層轉換，而非單向流淌。

影片後半，情動轉折更深地繫於「母影」的迴盪。清太在節子身上看見母親的身影，在依偎與退縮之間掙扎。觀眾在這些場面裡，既為兄妹的依存動容，又因其中未盡的孤單而心生酸楚。當節子最終死去，鏡頭卻以點描將她還原為「只是個四歲小孩」──這個轉折，讓情緒從沉重悲痛突然滑向一種溫柔釋放：她不再只是哥哥的投射，而回到自身童真的存在。

最終，幽靈兄妹的重逢，將情感帶回最初的原點。經歷了反覆的動搖與冷峻的轉折，觀眾在此刻終於獲得一絲平靜：他們能暫時放下歷史與飢餓，只單純作為兄妹相依而行。這也意味著，影片真正的完成者並非清太或其幽靈，而是坐在銀幕前、在情感轉折之中不斷調整理解的我們。

《螢火蟲之墓》之所以觸動人心，不在於它有多慘烈，而在於它讓情感在悲劇之中經歷層層轉折──從共鳴到懷疑，從反思到溫柔的釋懷。這些轉折，使觀眾得以在悲痛之外，看見「選擇」與「意志」的痕跡，也在清太的一體兩面之中，縫合出屬於自己的感受與理解。

註：《螢火蟲之墓》日本1988年動漫電影，2008年曾拍成真人版。

（續前）順其自然的流程美學：在創作上，將偶得靈感與現地條件納入作品結構，形塑流程即內容的風格：例如城市漫遊式策展、參與式劇場、社區協作出版。作品的價值，來自與環境的互為生成。

受眾聚合與市場指向：以「來都來了」作為標語或敘事，能吸引願意隨遇而安、重視體驗的受眾。活動可藉即時互動、沉浸情境、社交分享擴散，形成場景驅動的口碑。

四、隱憂與結構性限制：當口號遇上現實

短期化與淺內容風險：過度強調即時快感，可能導致內涵深度不足與「速食文化」蔓延；即興若缺乏積累機制，易成為一次性消費。

沉沒成本的自我合理化：「都來了」可能掩飾不佳決策，將資源浪費美化為豁達。長期看，這會侵蝕評估與反思能力，削弱產業的專業標準。

勞動不穩與情感榨取：在專案化、平台化的文創生態中（Boltanski & Chiapello；Sennett），倡導「臨場投入」可能加劇不付費的情緒勞動與超時即興，使創作自由與不穩定勞動糾纏。

結構門檻未被鬆動：資金、場地、審批、保險、版權與演出安全等制度性門檻不會因心態轉向自動下降。若無配套，「來都來了」只能停在個體層次的自我調適。

五、比較維度：積極偶然 vs. 消極順從

值得區分的是，積極偶然（將偶發視為創造的觸媒）與消極順從（以無力感合理化一切）。前者需要設計的容器：明確邊界、可回顧的紀錄、可複製的流程；後者則放棄學習，讓偶然性淪為藉口。兩者外觀相似，但產出品質與可持續性迥異。

六、治理與實務建議：在「隨機」與「設計」之間

個體／創作者層面：建立即興—反思雙迴路：每次臨場創作後即刻記錄「觸發—決策—影響—可複用」，形成個人知識庫。採用最小可行作品（MVP）與版本號思維，將失敗視為資料而非污點。練習情境感知與觀眾共感：以現場訊號（情緒、節奏、互動密度）動態調整表演或媒介配置。

組織／團隊層面：設置安全試錯金與低成本場測機制，明確試驗上限與退出條件，避免「因來而留」的沉沒成本陷阱。建立即興檔案館：把未成形的片段、場域變量、觀眾回饋系統化，轉化為可教學、可授權的資源。以心理安全與明確節點並重：允許臨場調度，但固定復盤節律與品質門檻。

產業／政策層面）：推動微型場域與彈性許可：降低短期試驗的行政成本，拓展城市角落為文化「即興節點」。建置多維績效指標：除票房與流量外，納入學習成果、社群連結、在地共創等指標。強化勞動保障與版權彈性：在彈性與保護之間設計中介制度，使「臨場創作」不以剝削為代價。鼓勵跨域沙盒：以公共資金支持跨科技、社區與教育的低風險試驗，累積公共知識。

七、定位與結語：把「來都來了」做成方法論

綜上，「來都來了」既是後現代生活策略，也是文創實踐的可能框架。它鼓舞創作者在不確定中行動，以即興與試錯打開創新；同時它也可能遮蔽結構性困境、稀釋內容深度、強化不穩定勞動。真正成熟的姿態，不是讚美偶然，而是為偶然搭建結構：用制度保障容納即興，用方法論沉澱靈感，把「到場」轉為「到位」。當我們把「來都來了」從口頭禪升級為可複用的實踐語法，文創產業才可能在高波動的時代，既保持彈性，也守住品質與尊嚴。

參考文獻（參考入門書目，便於延伸）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Boltanski, L., & Chiapello, È. (1999).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Deuze, M. (2012). Media Life.

Pine, B. J., & Gilmore, J. H. (1999). The Experience Economy.

Sarasvathy, S. D. (2001). Effectuation: Elements of Entrepreneurial Expertise.

Sennett, R. (1998).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rosby, D. (2001). Economics and Culture.

Weick, K. E. (1995).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道德經》：關於「無為而治」「順其自然」之思想脈絡，可作東亞語境參照。

註：以上文獻供理論參照，本文未引用具體統計或個案資料，重點在概念辨析與方法論建議。

愛墾學術～「來都來了」：一種後現代心態的文化地景與市場效應

摘要:本文從總體文化（macro-culture）與產業機制雙重視角，分析「來都來了」這一流行語所折射的集體心態。

我們理解，它雖無關政策或產業趨勢，却是一種在高度不確定的社會氛圍中興起的集體潛意識——以體驗為先、臨場決策、降低對「正確選擇」的焦慮。

此心態在文化創意產業中，既可能成為促進試錯與即興創造的動能，但也可能淪為短期化與淺層內容的藉口。本文提出多層治理建議，以在「隨遇而安」與「有意識的設計」之間建立健康張力。

一、語彙作為心態的符號：從「到此一遊」到「就在此刻」

「來都來了」表面是情境化的自我說服，深層則是一種去目標化的在場倫理：既然已進入場域，則以當下可行之行動最大化體驗與可能性。與傳統結果導向（是否值得、能否回本）相比，這種語氣把焦點轉向在場本身的價值。在後現代流動社會裡（Bauman），個體面對選擇過載與路徑依賴的雙重壓力——既害怕錯過（FOMO），又擔心沉沒成本。「來都來了」於是成為一種心理補償與風險折現：不再糾纏「應不應該來」，而是追問「既然到了，能做什麼」。

這種話語也具有自我療癒功能：將決策的正當性從前因（動機、規劃）轉移到後果（體驗、收穫），藉由重新定義「成功」來消解焦慮。它同時連接了東亞語境中「順其自然」的文化母體（可追溯至道家）與數位世代的即時性文化（Deuze）——在秩序與偶然之間尋求低摩擦的行動方式。

二、價值轉變：由功利邏輯到經驗邏輯

在體驗經濟（Pine & Gilmore）的框架下，「來都來了」強化了過程的可記憶性勝於結果的可衡量性。它促成三個層面的價值轉換：

從規劃到探索：以「可試可改」替代「一次到位」，擁抱不完全資訊下的效應化決策（Sarasvathy）。從完美到足夠好：將創作視為流動中的版本迭代，而非一次性完稿。從產物到關係：重視與場域、觀眾、素材的臨場互動；作品不是終點，而是參與的容器。

這種轉向對文化心態的集體效應，是降低失敗污名、鼓勵即興與拼貼，也同時提高對偶然性與錯位美學的容忍。

三、產業機制：文創場域中的四種正面效應

破除束縛與試錯友善：在資源與時間皆稀缺的文創生產中，「來都來了」降低了行動門檻，讓團隊敢於做原型（prototype）、快閃（pop-up）、小規模預演（work-in-progress）。它以小成本試探—快速迭代替代高成本賭注。

臨場應變的創意肌肉：展演、沉浸式體驗、互動裝置常處在多變條件下。此心態提升即興編排與情境感知（Weick 的 sensemaking），把不確定視為素材而非障礙。（下續)

愛墾學術：在地語境中的Netflix文化政治

在Netflix進入之前，韓國三大無線電視台於2012年成立了一家合資公司「內容聯盟平台（Content Alliance Platform）」，並推出了串流服務 POOQ。同時，SK電信於2016年推出了自家的串流服務Oksusu。根據無線電視台與SK電信之間的協議，POOQ與Oksusu合併成為 Wavve。

直到2011年，政府公共主管機關仍限制收費電視網路製作新聞節目，僅允許兩個新聞頻道——聯合電視新聞（YTN）與每日經濟放送（MBN）播出。然而，在 2009 年《廣播法》與相關廣電規範修訂後，韓國政府允許主要報社公司自2011年起設立綜合編成收費電視台，其節目內容涵蓋新聞、戲劇、綜藝與紀錄片等所有類型。這些綜合編成頻道於2011年登場後，引發了電視台之間的激烈競爭。

與此同時，擁有多個收費電視頻道的媒體巨頭CJ E&M（現為 CJ ENM）在2010年收購了由 Orion 集團持有的另一家收費電視大企業 On-media。這次併購使 CJ 成為有線電視產業的市場主導企業。該財團雄厚的資金實力與在廣播市場的支配地位，吸引了眾多創作者投向其收費電視頻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 Netflix 進入之前，數家中國的串流影音平台（SVoD），包括 愛奇藝 與 騰訊視頻，已經是韓國電視製作的重要投資者。

例如，中國搜尋引擎百度旗下的串流平台愛奇藝，以每集150萬人民幣（約23萬美元）的價格，向韓國影視製作公司 NEW（Next Entertainment World）購得電視劇 《太陽的後裔》（2016）的中國播放權。這份合約對 NEW來說至關重要，因為該劇的製作成本高達約130億韓元（約1140萬美元）（Ko，2016）。然而，自2017年中國當局對韓國文化輸入實施非正式限制後，中國SVoD平台的影響力一度減弱。不過，近年來它們重新加大對韓劇的投資。例如，愛奇藝於2021年投資超過200億韓元（1770萬美元）於懸疑劇《智異山》，以獲得除韓國以外的全球獨家發行權。同年，騰訊也向JTBC的主要製作子公司JTBC Studio投資1000億韓元（8830萬美元）（Choi，2021）。

在 Netflix 與其他串流平台上製作與發行的影集和電影，均不受韓國通信標準委員會（電視內容）與韓國媒體分級委員會（電影內容）的分級制度所約束。儘管社會上曾出現對既有媒體公司「反向歧視」的爭議，但在國會內關於如何監管 SVoD 的討論卻相當有限（Kang，2019）。

2019 年以前，韓國無線電視台向 Netflix 輸出了一系列已經播映過的電視劇，例如 《繼承者們》（又名《王者之後》，2013，SBS）、《那年冬天，風在吹》（2013，SBS）、以及 《總統》（2010–2011，KBS）。然而，這些劇集在 Netflix 的上架，並非屬於共同製作或是電視台回收製作成本的策略，因為在此之前，這些劇集的製作與發行以及酬金支付早已完成。換言之，電視台僅將過往的版權資料庫授權出售給 Netflix，而非在 Netflix 進入韓國市場後進行新一輪合作（Lim，2021）。

除了韓國公營廣播公司KBS之外，韓國政府同時也是MBC 的大股東。此外，作為 KT 公司最大股東（由國民年金公團持有 11.68% 股份），韓國政府依然對KT的經營活動具有強大影響力，而KT在2002年前曾是國營企業。除此之外，韓國第二大公共基金韓國教師互助會（Korea Teachers’Credit Union） 於 2019年也投資了1000 億韓元（約 8800 萬美元）（Cho，2019）。

（譯自：Cultural politics of Netflix in local contexts: A case of the Korean media industries by Taeyoung Kim,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金太永《于在地語境中的 Netflix 文化政治：以韓國媒體產業為例》，2022 年，刊於 Media, Culture & Society）

Netflix：支持東南亞故事敘述人才

東南亞的電影產業蓬勃發展且前途無量，在過去的幾年裡，東南亞地區在敘事水平和產業規模方面都取得長足進展。人們對劇集制作的興趣加大，開始進行種種嘗試，這意味著行業機會將越來越多，現在正是時候為這個多元化地區的本地編劇人才創建更多學習和分享的論壇。

因此，Netflix 在新加坡資訊通信媒體發展局 (IMDA) 的支持下，為來自新加坡、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的 23 位創作者組織了一場劇集寫作工作坊。該特別活動於2022年 2 月 21 日至 25 日舉行，旨在幫助編劇們提高其劇集創作能力，讓她/他們參加由業內頂尖專家和編劇組織的會議和小組討論。

來自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的 20 多名參與者參加了為期五天的在線劇集寫作工作坊。

IMDA 媒體行業發展總監喬基姆·恩先生表示：

「Netflix 在故事敘述方面的專長讓其成為 IMDA 的天然合作伙伴，幫助扶植賣座編劇，這些編劇可以創造多種多樣的內容類型，包括 OTT 平台的優質內容。」

最近，Netflix 在東南亞推出了《曼谷危情》《來路不明的轉校生》《真相之洞》《我和紐約超級皇后》和《真相復印店》等影片，在將該地區影視行業中的精彩故事帶給全球觀眾方面，Netflix 一直處於前沿位置。

「我們希望讓東南亞的當地創作者得到關注，並利用當地的專長和合作將這些故事帶到世界舞台。我們希望能夠創建更多這樣的論壇，讓創作者了解行業專家的見解，後者可以分享知識並就最佳實踐進行探討。」

深入了解劇集創作

該工作坊由編劇兼制片人喬·佩拉奇奧（《閃電俠》）領導，內容包括場景構建練習，以及對《怪奇物語》和《魷魚游戲》等開創性劇集進行深入分析。

新加坡電影制片人呂吉元（《影匿人生》）稱此次工作坊為「獨家揭秘最高水平的劇集創作」。呂吉元表示：「我們從喬那裡了解到編劇室在好萊塢是如何運作的，所有過程公開透明。這是在別處無法獲得的知識。」

首席培訓師喬·佩拉奇奧正在主持關於分集連續劇結構的課程。

在與 Netflix 熱門韓國劇集的幕後制作人金銀姬（《屍戰朝鮮》）和朴恩喬（《靜海》）的小組討論中，參與者還學習了如何讓角色更加飽滿和制造懸念。

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及時地提醒了她/他們要重視和關注角色塑造。

泰國流行浪漫喜劇《英俊的騙子》的編劇湯薩蓬·逖提拿坎表示：「作為編劇，我們旁觀角色們上演故事，然後把這些故事整合到劇本中。如果我們能夠塑造一個充滿活力的角色，便能夠成功地吸引觀眾的注意。」

印度尼西亞導演拉齊·卡斯萬迪（《我和紐約超級皇后》）表示，這就是本土故事與全球觀眾產生共鳴的方式。他解釋道：「這樣的工作坊不僅可以幫助我們創造更好的故事，而且還能支持印尼多元化的新興電影制作人，為她/他們提供必要的工具，向世界講述未被充分代表的印尼故事。」

佩拉奇奧將為期五天的工作坊描述為跨文化和編劇之間的合作，他表示：「創意人員需要支持、靈感、繼續教育以及衍生新合作的強大人脈。我們於本周舉辦的此類論壇為這一切提供了動力，並希望為我們的編劇提供新的工具和鼓勵以直面挑戰，這樣她/他們就可以繼續創作優秀的故事，以深刻的全新方式感動觀眾。」（2022年3月1日https://about.netflix.com）

愛墾學術：兩岸三地紀念太平洋戰爭結束80週年——從國家敘事到文創實踐的多元文化風景

2025年適逢太平洋戰爭結束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80週年，這不僅是一個歷史節點，更成為兩岸三地在記憶傳承、文化表達以及政治敘事上的重要契機。不同地區在官方活動、民間參與與文創實踐上展現了鮮明的差異，也反映出各自對歷史的理解與面向未來的想像。

一、中國大陸：宏大敘事與文化傳承的結合

在大陸，官方紀念活動具備極高的政治與文化意義。

閱兵與大型紀念大會：202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大會，並伴隨盛大的閱兵儀式。閱兵展示了新一代的高科技軍備，包括無人作戰群、激光武器與電子對抗系統，象徵歷史記憶與國防現代化的銜接。

抗戰博物館主題展覽：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推出大規模常設展，展出超過1500張歷史影像與3000餘件文物。展覽結合沉浸式數位裝置，讓觀眾「走入」烽火年代，從中感受戰爭創傷與民族奮起。

文創與和平倡議：配合紀念，出版界推出多部抗戰題材的繪本、影視劇改編小說，以及線上互動遊戲。在國際層面，中國領導人強調「和平發展」與「反對霸權」，將歷史記憶轉化為外交修辭，並呼應當代國際緊張局勢。

大陸的紀念活動體現了「國家力量的再現」，以宏大敘事將歷史與現實相連，透過文創展覽與教育平台推動全民參與。

二、香港：地方歷史與國家記憶的交織

香港的紀念活動既承接國家記憶，又帶有地域文化的特色。

聯展與文物首展：香港歷史博物館與中國國家博物館合作，舉辦「聯合抗戰展：攜手保衛和平」。展覽中包括180餘件展品，其中不少為國家一級文物，是首次在香港公開展出，顯示對香港觀眾的特殊文化意涵。

區域文化聯動：廣州檔案館策劃「港澳台與海外僑胞的抗戰」專題展，展出400餘張歷史照片及50件文物，凸顯華人跨地域的抗戰經歷。香港作為中外文化交會點，這些展覽同時強調「地方經驗」與「民族共同體」，讓觀眾感受到香港在二戰中的獨特角色。

城市文化活動：本地文化團體舉辦追憶晚會、歷史劇場表演，並透過社交媒體推出短片系列，讓年輕一代以更貼近的方式認識抗戰。香港的紀念模式更注重文化互動與歷史教育，在國家敘事與地方記憶間找到平衡。

三、台灣：以軟文化與生活化文創承載記憶

台灣的紀念活動則顯示出不同於大陸與香港的取徑，更側重於文化創意與民間參與。

城市展覽與公共藝術：國防部與地方政府合作，在台北市多處公交站設置「終戰80週年」主題攝影展，將戰爭影像帶入市民日常空間。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紀念音樂會，並在信義區舉辦嘉年華，結合音樂、裝置藝術與互動展演。

品牌聯動的文創策略：知名零食品牌「乖乖」推出限量紀念包裝，設計融入戰爭記憶與歷史符號，以生活化方式喚起歷史感。其他設計團隊則推出紀念海報、T-shirt、桌遊等，以「寓教於樂」方式將歷史轉化為文創產品。

歷史論述的差異：台灣官方用詞多以「終戰」取代「抗戰勝利」，與大陸的「抗戰」話語形成鮮明對照。政府未參與北京官方活動，但部分學者與文化界人士主動舉辦研討會，討論台灣在二戰末期的處境與戰後轉型。

台灣的紀念文化展現了一種「去政治化、生活化」的方向，文創產品與日常文化活動成為記憶承載的重要途徑。

四、比較與觀察

透過兩岸三地的活動，可以看到三種不同的歷史文化模式：

大陸：國家化、宏大敘事、軍事與和平雙重修辭

香港：文化交匯、歷史教育、區域連動

台灣：文創生活化、軟文化路徑、政治話語差異

三地在同一歷史節點下展現出各自的文化路徑，也反映了歷史記憶如何被「再創造」與「再傳達」。

結語

太平洋戰爭的結束，對華人世界而言，是一段創傷也是一份遺產。八十年後，兩岸三地透過不同的文創與紀念方式，將歷史帶入當代生活：大陸以國家力量形塑集體記憶，香港則透過文化互動連結地方與民族，台灣則以日常化的文創方式保存記憶。這些差異，正好顯示了「記憶不是靜止的，而是隨時代變動的文化工程」。如何在多元中找到共鳴，將決定我們未來如何共同理解這段歷史。

備註:東盟-新馬紀念活動

東盟多數國家在二戰時是重災區，包括大馬、新加坡和印尼。這回的中國「九三閲兵」大典，印尼總統普拉博沃在天安門上列位第一排，站在俄羅斯總統右則（見圖）。


馬來西亞方面，除了首相安華和多位華團領袖受邀參加了「九三閲兵」儀式，好些社團也分別在各自所在地集體收看實況轉播，感受天安門廣場的莊嚴氛圍。

此前在於 8 月 15 日，位於吉隆坡廣東義山和平公園的「馬來亞二戰人民蒙難紀念總碑」（見下圖），舉行了緬懷儀式。民眾共同悼念二戰期間蒙難的華裔及其他社群，表達「歷史不能忘」的訴求。


同日，在吉隆坡也舉行了一場特別紀念活動，緬懷在抗日戰爭期間擔當志願司機和技工角色的華人群體。他們組成龐大志願運輸力量，支援中國抵抗日軍。儀式由華人團體主導，標志著海外華社對聯結祖國歷史的重要紀念與致敬

6月間，一場以「You Need To Know The Truth」（你需要知道真相）為題的紀念講座在新加坡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舉辦。這場講座特別回顧了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MPAJA,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以及136部隊（ Force 136）的相關歷史事跡。此外，講座邀請了抗日英雄林謀盛（1909-1944）陸軍少將的子女參與討論，強調了歷史真相的重要性與教學意義。

盡管這場紀念講座在新加坡舉辦，但對馬來西亞華社具有較高的感召力，許多相關研究、講述和參與者都來自於馬來西亞背景。

管理學中的「詩性智慧」取徑

在管理學裡，傳統研究方法偏重理性主義：數據分析、因果模型、效率最大化。但組織運作其實充滿「象徵」與「隱喻」，這些正是維柯的「詩性智慧」所能揭示的層面：

組織神話：公司創辦人的故事、成功傳說，像是現代版的神話，塑造員工認同。

隱喻語言：例如「我們是一個家庭」、「市場是一場戰爭」，這些語言建構了管理實踐的思維框架。

儀式與象徵：會議流程、獎勵典禮、年度口號等，都是現代組織的「詩性」表現。

方法框架（管理學應用版）

借鑒前面整理的步驟，可以調整成管理學的應用流程：

界定對象

組織故事、使命宣言、領導者演講、員工儀式。

回到詩性起源

分析這些文本或行為如何透過隱喻和象徵創造意義。

解讀隱喻與象徵

例如：把「領導者」比作「舵手」、「戰士」或「父母」，反映不同的管理風格與權力模式。

重建歷史脈絡

研究企業文化如何隨著不同發展階段（創業 → 擴張 → 成熟 → 轉型）而演變。

應用 verum factum 原則

強調「組織文化是人造的」。研究者應追溯它的創造過程，而不是當成自然存在的「客觀事實」。

跨學科詮釋

結合管理學、符號學、人類學的方法，理解文化生成。

反思與應用

問：組織如何藉由「詩性智慧」凝聚員工、對外塑造形象？

又如何避免「神話化」導致僵化或操控？

管理學案例示範

以 蘋果公司（Apple） 為例：

神話起源：史蒂夫·喬布斯被塑造成「英雄／先知」，他的演講與故事就是一種組織神話。

隱喻語言：蘋果經常使用「改變世界」、「與眾不同」的語言，建立文化象徵。

儀式化行為：產品發表會宛如「宗教儀式」，凝聚內部員工與外部消費者的信念。

這正是維柯所謂的詩性智慧：用象徵、隱喻、神話建構組織文化與認同。

管理學相關文獻（可與維柯對話）

Morgan, G. (2006). Images of Organization. Sage. （經典隱喻方法，和詩性智慧高度契合）

Hatch, M. J. (1997). Organization Theory: Modern, Symbolic,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vesson, M., & Spicer, A. (2012). Metaphors We Lead By: Understanding Leadership in the Real World. Routledge.

Boje, D. M. (1991). The Storytelling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Story Performance in an Office-Supply Fir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1), 106–126.

維柯的「詩性智慧」在管理學中，可以轉化為一種 象徵—詮釋方法論，用於研究組織文化、領導神話、隱喻語言與儀式性實踐。它能補足數理與理性分析的不足，幫助我們理解組織的「人文面」與「意義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