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菲里建議沙砂及西馬三地 各設首相地位對等：（本報訊）沙巴國家立新黨主席兼冰谷區州議員拿督傑菲里吉丁岸博士前晚建議在沙巴、砂拉越及西馬三地各設一名首相，以將這三個當年共同成立馬來西亞的夥伴之地位提升至對等水平。

他表示，此外，作為這三地區的聯邦體系下再設一名國家首相，可以透過民選或由三地區首相輪流擔任，以維持政治穩定。他說：「沙巴從當年參與組成大馬的夥伴變成今日的十三個州之一，我們的出路在那裏？我們必須回歸大馬立國契約以解決問題。」

傑菲里是在由沙巴進步黨智囊團舉辦的「馬來西亞處於十字路口：在大馬聯邦內的困境」論壇上主講時這麼表示。

他表示，有人認為改朝換代就是解決沙巴目前的問題，因為人民希望改朝換代能糾正沙巴所面對不公平的情況，但若民聯執政是否會檢討大馬立國契約，他依然有所質疑。

他說：「這是因為檢討就代表要回到基礎，因為聯邦政府的四十六巴仙的收入是來自石油及天然氣，而石油和天然氣又多數來自沙巴及砂拉越，所以，他們（民聯）是否真的做好準備要給檢討大馬立國契約？是否作好準備給我們廿巴仙？」

傑菲里表示，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不改政府現有的政府做不做得到，「其實，在現在的政府是可以做到的，只要他們要做，他們應該做得到。」

他表示，這是因為國陣目前是依賴沙砂才有得執政中央，「如果有一天沙巴首席部長拿督慕沙阿曼及砂拉越首席部長丹斯裏阿德南合起來說要退出國陣，那國陣敢不解決沙砂的問題嗎？「但是，重點是他們要將公眾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來爭取兩州人民的利益。」

傑菲里表示，現在看起來是「砂拉越要、沙巴不要」爭取權益，因為沙巴給巫統控制，因為慕沙最近也在州議會說「檢討來幹嘛」，清楚他們不要。

他說：「也有人說可以去法庭，但是在大馬的現實下，法庭是附屬於攻治體制的一部份；現在大馬是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不能長期解決問題的。

「要有個全面性解決方案，必須設立全國性重新和好委員會和全國性檢討立國契約的委員會，讓全國領袖都參與，不然的話，現在這樣鬥來鬥去，不會有好的結果的。」（收藏自 29.8.2014 《亞洲時報》）

兩組織發起簽名運動 爭取沙砂自治權

(本報訊)砂拉越人民心願協會與婆羅洲遺產基金會正在發動爭取重組沙巴和砂拉越在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下獨立自治地位的簽名請願運動，向聯合國反映沙砂人民要爭取自決權的意願。

該協會主席徐麗娜前晚在主講「馬來西亞處於十字路口：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過去、現在及未來」論壇後受訪時表示，上述請願運動是從本月九日發起，希望在六個月內收集至少卅萬份簽名。

她表示，她於較早前到新加坡和新山傳達此運動訊息，目前共發出了五十本簽名冊，每本收集五百個簽名，同時也跑遍了砂州多個地方，獲得來自美裏一位人民代議士的支持響應。

“一個人民代議士的簽名意義特別重大，因為他代表著一個選區的人民，我們會爭取更多代議士的支持，而沙巴方面已有冰谷區州議員拿督傑菲裏吉丁岸，我們的目標是至少三名人民代議士簽名支持。”

徐麗娜強調，這項請願簽名運動必須獲得沙砂各個族群包括少數民族的參與，不容任何社群的感受被忽略，所以會從主要城市走入郊區，同時也盼有更多非政府組織加入。

她進一步指出，馬來西亞協議已經被架空，理應從英殖民政府手中脫離被統治的東馬兩州，因英國政府未履行契約而重新被統治，淪為馬來西亞的附屬州。

她說，東馬人民要求自主權的心願被漠視，眼看東馬兩州石油等天然資源被掏空，共組國家成員地位江河日下，尋求聯合國爭取檢討及重組立國協議成為目前惟一可取的方法。

“一旦請願行動取得成果，下一步是起訴英國政府，我們會入稟國際法庭起訴英國政府失信，沒有實踐其無條件下讓砂沙獨立，在沒有經過獲得獨立之下就將砂沙交給馬來亞，惟這方面會交由律師去處理。” （收藏自 29.8.2014沙巴星洲日報）

張以勒‧重劃地圖：古老預言的現代啟示

基督教《聖經》裡有兩則典故，其寓意饒有趣味。

一是關於“巴別塔”的故事，記載在《聖經》的〈創世紀〉裡。“巴別塔”也稱“通天塔”，據說起初天下人的語言口音都是一樣的，有一次人們商量要建一座高塔，主要目的有三：一是要通往天上，二是要宣揚人類之名，三是要把所有人類集合起來。

但神並不認同人類的這項宏圖大計，於是變亂人類的口音，使他們彼此語言不通。人們雞同鴨講，高塔當然就建不成了，人類從此依據彼此的語言，分散於大地四方。這座沒建成的塔就叫“巴別塔”。

第二則是記載在〈但以理書〉裡，關於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發的一個夢。王做的夢是這樣的：他看見一座高大的偶像，頭是精金打造的，胸膛和膀臂是銀，肚腹和腰是銅，腿是鐵，腳是半鐵半泥。接著一塊石頭打在偶像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金、銀、銅、鐵、泥都一同砸得粉碎。

某些後世神學對這個夢的理解，是它預示了世界歷史數千年以來的演化規律，世俗政權的統治版圖逾到近現代逾碎片化，大國分裂成中等國家，中等國家再分裂成小國，以至於今日少數超級大國與無數中小國林立的格局。只要展開世界地圖看看，由錯綜複雜的國界所劃分的地球各大陸和島嶼，確實形如一片破碎凌亂不堪的板塊，好比尼布甲尼撒王夢中被砸碎的偶像，粉碎的金、銀、銅、鐵、泥全混在一起。

人類語言的分化，並且因語言的差異而導致的語群之間的矛盾、衝突乃至戰爭，以及人類文明各個歷史階段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或一國之內的內戰，並由此而直接或間接促成的權力重置與國界重劃，個中過程的冗長與複雜，當然不是上述神旨式的末日預言所能充份展示的。宗教經典所意指的，也許更是一種先驗而永恆的警語。

語言的分歧，國家的分裂，貫穿整部人類歷史。近幾個月部份區域的衝突熱點，使人再次想起上述宗教經典的古老預言。俄羅斯兼併烏克蘭的克里米亞，而伊斯蘭哈里發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領土上血腥肆虐進而宣佈立國，這都是“重劃地圖”的重大國際事件。此外，蘇格蘭將在9月18日舉行公投，以決定是否脫離英國並宣佈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如果公投結果是支持蘇格蘭獨立的意見勝出，那麼自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簽署聯合法案後組成的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其維繫了超過300年的版圖將徹底改觀。

東歐、中東和英國都已經出現或可能出現“重劃地圖”的地緣政治事變，分別是前兩者是以熱戰的形式發生，而後者則表現為一場主張英國統一和主張蘇格蘭獨立派別之間唇鎗舌劍的冷戰。

而在遠東的亞洲世界，香港近年本土主義政治意識的高漲，使港人尋求更大自治權乃至“港獨”的訴求，集中體現在香港泛民主派針對特首選舉和普選等政改方案，與中國大陸政府的對立以及由此展開的系列抗爭，尤其是“佔領中環運動”的策劃與進行，使建制派（或曰親中派、親共派）與泛民主派（或亦可包含主張“香港城邦論”、“港獨論”等激進派別）之間，似乎已成不兩立之勢。

沙巴、砂拉越兩州尋求更多自治的聲音，近日在一些沙砂本土政黨、機構和活躍人士的推動下，再次引起輿論和當局的關注，以至於副首相慕尤丁也不得不公開指責鼓吹沙巴脫離馬來西亞的呼聲是違反憲法，並將破壞沙巴州的安全和人民的團結。

只是，無論是中國的香港，抑或我國的沙砂兩州，其本土運動要像東歐、中東甚或蘇格蘭那樣，演變成一場“重劃地圖”的地緣政治板塊裂解，看來並不具備充足的條件。（收藏自 1-9-2014星洲日報／聊聊無幾‧作者：張以勒‧政治工作者）

砂拉越人民心願協會主席指大馬協議 一開始就違反國際法

(本報訊)多年來備受爭議的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如今被指為是從一開始就違反了國際法的無效協議！

砂拉越人民心願協會主席徐麗娜強調，只有獨立國才可簽署國際條約，而當時這份協議並非由五個獨立國家簽署，即兩個國家(英國和馬來亞聯邦)、一個仍受英國控制的自治國(新加坡)以及兩個殖民地(砂拉越和沙巴)。

她表示，獨立國的定義是指其旗幟可以在聯合國飄揚，甚至是在各國有大使館，以及可以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系，這可從聯合國目前仍把砂沙列為“地位更換”的身份中得到證實。

“同時，代表砂州簽署協議的五人都沒有被授權，不能有效或合法代表砂州政府或人民，他們當中還包括了時任砂州司法部長，來自英國的Pike。”

徐麗娜是前晚在此間為沙巴進步黨智囊團舉辦的「馬來西亞處於十字路口：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過去、現在及未來」論壇主講時，這麼表示。

她進一步指出，葛波德調查團(Cobbold Commission Survey)和聯合國調查報告團(UN Assessment Mission)對共組馬來西亞意見征詢了四千人，或零點三三巴仙(當時砂沙共有一百廿萬人口)。

“可是，調查報告結論卻是，三分一人口強力支持、三分一人口在有保護措施條件下支持，以及三分一人口選擇獨立或暫時性的英國統治，所以該兩份報告基本上已經失實。”

徐麗娜表示，當時有超過五千名抗議者組成一條長達七英裏的人龍從古晉場直到市中心歐羅拉酒店，但1963年九月十四日公布的聯合國審查報告，卻指人民沒有反對馬來西亞聯邦的組成。

“報告指組成馬來西亞聯邦是人民的意願，所以這項報告是錯誤的，它與事實背道而馳，無法被獨立公正的觀察者接受。”

她也指馬來西亞概念被更改三次，即汶萊最後一分鐘決定不簽署協議，新加坡分離沒與其他兩個夥伴(砂拉越和沙巴)商議，及1976年八月廿七日通過修改聯邦憲法把砂沙貶為第十二和第十三州，違背平等夥伴關系初衷。

“馬來西亞協議裏，馬來西亞是由四個不同邦國所組成，現在已經被更改為十三個州，中央政府持有絕對權利，違背了馬來西亞協議的基本條約。”

她強調，自決權是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受到許多國際條約如聯合國憲章、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保護，任何國家或人民都有權利去爭取合法的政治地位。

“如果馬來西亞協議被宣布無效，馬來西亞只是一個接管，馬來亞政府在沒有合法權利下控制砂拉越和沙巴，馬來亞五十一年來沒有遵守這份協議，在法律上只要任何一方不遵守條款，整個協議可被拒履行。” （收藏自 30.8.2014 《亞洲時報》）

向聯合國請願 起訴英國政府討回公道
爭取沙巴砂拉越自主權

(本報訊)興都權益行動委員會 (興權會) 支持沙巴及砂拉越人民通過向聯合國請願，甚至起訴英國政府討回公道及爭取回獨立自主權。

興權會主席瓦達姆迪稱，人民的力量最強大，無法被阻擋，只要沙砂人民展現決心和力量，並運用智慧轉向尋求國際支持，大馬政府、國際社會和組織就無法不正視和認真對待。

他說，發起檢討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的代表砂沙人民組織必須有心理準備，一旦決定向聯合國請願甚至與英國政府打官司將會陷入漫長的抗爭，不但耗時也消耗人力和財力。

“雖然目的不容易達到，但錯誤必須被糾正，我建議有關組織審查英國政府的解密文件，從中找出據理力爭的基礎，借此向英國政府施壓解開更多與立下大馬協議有關的機密文件。”

他是前晚在此間主講「馬來西亞處於十字路口：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過去、現在及未來」論壇時，這麼表示。

瓦達姆迪曾於2007年領導興權會起訴英國政府，要求英國政府為殖民時代結束後未妥善地安置印裔做出賠償，之後亦提呈一份備忘錄予時任英國首相布朗。興權會至今仍未放棄這項訴訟。

在回答出席者的提問時，他表示作為共組大馬成員的沙砂地位在新加坡退出後勢力減弱，最明顯是國會議席被“靜悄悄”地減少，政治權力被中央化，以致無力阻止任何法令在國會上被修改。他說，面對中央集權的勢力，沙砂人民要運用智慧，繞過中央權力範圍，向國際爭取支持解決大馬契約被違約的訴求。（收藏自 30.8.2014 沙巴亞洲時報）

沙巴著名政治學者再納批評新加坡
當年「誘使」沙巴參組大馬
兩年後退出致沙巴成為吉隆坡「殖民地」

（本報訊）沙巴著名政治學者再納阿加邁因前晚批評新加坡當年「誘使」沙巴參與組成馬來西亞，自己卻在兩年後脫離大馬，以致自其時起沙巴就成為吉隆坡的「殖民地」。

他表示，這是因為新加坡留在大馬時，西馬的國會議席只占了全國的六十五巴仙，而後西馬的國席升至七十三巴仙。

他說：「新加坡的行動使得我們陷入困境，當時成立大馬時，馬來亞有一百零四個國席，沙巴十六個、砂拉越廿四個、新加坡十五個，砂沙新三地共有卅五巴仙，雖然不足於通過一個法案，但可以阻止一個法案被通過，例如備受爭議的大馬海域法令。

「在新加坡退出大馬後，雖然那時候，吉隆坡沒有在其他地方增加這十五席，卻無形中導致沙砂的國會議席比率減少，所以，一九六五年以來我們就被殖民化了，沙砂沒有再回到卅五巴仙地位。

「雖然我們的選民人數和人口都增加了，我們的地也比西馬大，一個根地咬就比馬六甲或森美蘭還要大，這是很不平衡的國會議席；加上沙巴人有一種不重視國會議席的心態，因為他們認為聯邦憲法註明沙巴權益，且有沙巴州議會和沙巴憲法來保護自己，沙巴又有本身特權。」

再納是在由沙巴進步黨智囊團舉辦的「馬來西亞處於十字路口：在大馬聯邦內的困境」論壇上主講時這麼表示。

他表示，大馬立國契約第八條文雖有保障沙砂權益，但沙砂現在面對的困難又不能講講太多，不講又說吉隆坡不可以，「為什麼會這樣？那是因為沙砂現在才有廿五巴仙的國會議席，人微言輕。」

無論如何，他指出，其實，沙巴州議會擁有極大的權力，問題只在於如何去實行，「州議會也能有效捍衛沙巴的權力。」

再納表示，其實，整個馬來西亞的成立就是「重馬來亞、輕沙砂」，包括傳講迄今的國慶日或獨立日的歷史照片，都是以一九五七年馬來亞獨立的照片，喊「默迪卡」口號也是一九五七年馬來亞獨立時的口號，而大馬成立的歷史照片卻不受重視。

他說，此外，馬幣紙鈔的所謂「第一任國家元首」肖像，其實是馬來亞獨立後的第一任最高元首，而馬來西亞成立後的第一任國家元首，是另有其人。（收藏自 29.8.2014 沙巴亞洲時報）

刪「第幾屆」字眼　國慶日締歸屬感

（古晉8日訊）通訊及多媒體部長拿督斯里阿末沙比里表示，為了使全民同心一致，不分彼此，若各單位包括砂州內閣和砂州人民通過，今後在提及8月31日國慶日時，將全面刪除「第幾屆」字眼，以避免砂人民感被邊緣化。

阿末沙比里今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他已向砂首長丹斯裏阿迪南獻意這項由聯邦內閣提出的建議。

他說，在實施這項提議之前，有關當局必須先咨詢各方面的意見，尤其聽取砂州人民的心聲。

「由於馬來西亞日是9月16日，因此，在我們提及第57屆（8月31日）國慶日、第58、第59……砂拉越人民或許會覺得被排擠，畢竟馬來西亞成立（砂加入）之日，並不是8月31日。」

他強調，這項建議是為了讓砂、沙人民同生歸屬感，避免他們倍感疏離。

明年開始落實

「因為我們不希望在吉隆坡隆重慶祝（8月31日）國慶日之時，聽見砂人民說這與他們無關，因為馬來西亞日是9月16日。」

他說，在做決定之前，政府將收集和考量各方的意見，若各方同意，這項建議將於明年開始落實。

他補充，這項策略也是效仿美國政策，因為該國家在獨立多年之後，有其他州屬陸續加入。

在媒體詢及若全面革除「第幾屆」之稱，那麼9月16馬來西亞日是否依然慶祝時，阿末沙比里回答，馬來西亞日慶典將不成問題。（收藏自 10.9.2014東方日報）

祝賀沙巴、砂拉越墾友，馬來西亞政府總算聽到了我們的聲音～～

他們終於願意刪去“第幾屆獨立日”，承認馬來西亞沒那麼老;

馬來西亞在1963年才成立，在1963年9月16日以前，

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所謂的“馬來西亞”這個國家，

只有沙巴、砂拉越、新加坡和馬來亞聯合邦四個國家。

算算，今年才51週年，何來57？

這種心理學沒人搞得懂，人人只有害怕年老，要裝年輕，

偏偏有人要裝老，是不是這樣就顯得自己真的是老大？

事事以我為中心；處處以我為至上？

真有點困惑，那麼簡單的事實，他們要花那麼久才看清楚？

自己的歷史都不好，就不要怪新一代歷史不及格，

無需在黨大會上老淚潸潸怪人家“善忘、不懂知恩圖報”!


刪掉“第幾屆獨立日”其實並沒有解決問題，

因為那個“獨立”二字本身就是個大問題；

馬來西亞是一個新的國家，

1963年9月16日才由沙巴、砂拉越、新加坡與馬來亞聯合邦四國合組而成的聯邦，

51年來，她幾時讓人殖民過？不曾是別人的殖民地，又何來獨立可言？

被殖民過的，只是馬來亞聯合報、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

他們分別在不同的日期從英國人手裡各自爭取到獨立：

馬來亞聯合邦1957年8月31日，

砂拉越1963年7月22日，

沙巴和新加坡1963年8月31日。

定8月31日為獨立日，那只是馬來亞聯合邦與沙巴的事；

定7月22日為獨立日，則只是砂拉越的事，

這都不是整個馬來西亞的事。


只有9月16日，才是真正的馬來西亞日。

乾脆就叫國慶，然後堂堂正正、皆大歡喜慶祝 “2014年～第51個馬來西亞國慶日”

那才是普天同慶、全民相關的日子。

誕生日期、歲數都弄錯，就不要講生辰八字，難怪馬來西亞命途坎坷。

西豹冀領袖采包容政策
解決種族宗教問題

(亞庇卅曰訊)沙巴前州秘書丹斯裏賽門西豹表示，馬來西亞建國先賢對國家組成架構的原意，是一個由四個邦共同組成的聯邦，可是回顧過去，反而是後來退出聯邦的新加坡，以及最後關頭抽身而退的汶萊，比大馬處境更好，變成小池中的大魚。

他說，原先的大馬聯邦包含了沙巴、砂拉越、新加坡、以及馬來亞，「可是， 1976年國家憲法經過修改，沙巴淪為州屬，可悲的是州民默不坑聲」。

他指出，1965年新加坡被迫退出馬來西亞，可是聯邦政府當時何來法律權力開除新加坡，的確令人不解，「我在憲法中找不出什麽條文，說明可以開除成員邦」。

（Feature Photo： It's all downhill from here... by Cosimo Malesci）

此外，賽門西豹也表示，馬來西亞組成至今五十一年光景，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由於人民對當局的治國方式感到失望，因此互聯網傳出了916是「淪陷日」，網民在T恤上印上許多標語，說什麽「油被盜了」等等。

「而對於我來說，916也是我畢生悲痛的日子，因為北婆羅洲的命運，從此不由自主，也無法在聯合國占有一席之地。」

「馬來西亞成立時，我已經廿五歲。之前的日子如何，我還有一點資格說說。那時候沒有所謂的『馬來人主權』，而這東西其實和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或德國納粹主義沒有兩樣。那時候也沒有穆斯林因為基督徒使用『阿拉』字眼而感到混淆，也沒有不滿。可是就不知道為何現在卻感到混淆呢？」

他是周五晚在此間客家大廈一項名為「大馬徘徊在十字路口」的講座會上演講時，這麽表示。該講座會是由進步公共策略研究中心主辦，並成功邀得多名學者出席演講。

當晚的另一名演講者是前首相署法律事務部長拿督再益，主持人是前沙巴律師公會主席拿督約翰西加雲。

也是大馬人權委員會前任副主席的丹斯裏賽門西豹指出，五十一年來新加坡及汶萊變成「小池中的大魚」、沙巴卻變成「很大個池中的營養不良的小魚」，大馬需要曼德拉式領袖來克服當前問題。

賽門西豹也曾擔任大馬人權促進協會主席。他目前是大馬反貪會諮詢委員會成員。

大馬須曼德拉式領袖超越種族

他表示，曼德拉向來堅決反對及不容忍種族政治與歧視，雖然他在擔任南非總統時可以輕易推動「黑人主權」政策，但他沒有這麽做，「他曾告訴記者：『因為我周遭的人都勇於向我指出我的錯誤，及全力支持我對的決定，因此我每晚均可安眠』。馬來西亞可有這類領袖？大家心知肚明。」

他指出，大馬的前路在於解決種族及宗教政治問題，他殷盼國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馬來領袖采取包容政策、並且講到做到，「我們需要全民領袖，不是馬來人的領袖、華人的領袖、印度人的領袖或其他少數民族的領袖，否則國家將陷於兩極化。」

他說：「美國及印尼已向我們證明了這是可以做到的，兩百年前誰會想到只占美國人口十六巴仙的黑人（奧巴馬）會成為總統？印尼首都耶加達亦甫選出華裔市長，事實上，曾陷於種族政臺糾紛的印尼的華裔人口還不及兩巴 仙。」

落實良政 解決國家問題

此外，他表示，大馬也必須落實良政，因為這是解決大馬問題的有效方案， 「因此，我不親政府、不親反對黨，也不靠攏任何人，只是『親良政』。」

他強調，大馬也必須真正落實民主制度，但去年第十三屆全國大選出現支持反對黨的總選民人數超過支持國陣的，反映出這個國家目前由「少數政黨」執政，這是有違民主制度下的「少數服從多數」之原則。

「與此同時，更有一些執政黨領袖還說大馬民主制度是全球最佳！」他表示，這全是因為選區劃分不公、濫用政府杌制、金錢政治造成，此外，選舉委員會有欠公平、幽靈選民及郵寄選民充斥，形成不平等戰場，「由巫統主導的政治，表明盡一切力量繼續掌權。」（收藏自 2014/08/31 詩華日報詩華日報）

再益：捍衛自身權益 沙民應勇於發言

(亞庇卅日訊)前律政部長拿督再益依布拉欣表示，沙巴作為大馬組成夥 伴，沙人必須摒棄一往沈默，而有必要勇於發言，捍衛自身權益。

他舉例，國家在1976年修改憲法，明文列定說，馬來西亞是由十四個州屬 組成，而此舉居然得到沙巴和砂拉越方面的同意。「大是大非當前，你們居然保持沈默。這種作風，有時真的要讓你們後悔莫及。」

他表示，沙砂從當初的共組大馬同等夥伴，淪為與西馬州屬等級的地步，兩 地人民是在近來才開始醒覺，「當初可能人民無法了解事態嚴重」。

他指出，愛國可以用多種不同方式表達，而最糟糕的就是那些什麽都不做的人，沙人因此有必要懂！如何善加利用作為大馬組成夥伴之一的獨特身份，謀取自身福祉。

國家目前沒有一致目標

他表示，馬來西亞組成初期，來自沙巴、砂拉越、及馬來亞的先賢們，都懷著共同目標，打造多元民主國家，可是，國家現在似乎不知未來何去何從，難以找到一致的聲音。

他認為不公平的情況出現，乃因為有人默不吭聲，「石油是你們自己的，但你們卻只得到五巴仙，豈有此理？」

他說，馬來西亞成立至今多年成就如何，也只能說成是「工程進行中」，還不知道未來方向，

東姑：平等夥伴沒有所謂的大哥

他強調，建設國家還需靠沙巴、砂拉越、及馬來亞三個夥伴的共同努力才行，「東姑（阿都拉曼）本身也公然表明，彼此間不會有一位老大哥，而是齊心合力建設國家」。

他表示，發生在半島的馬來人政治權鬥，沙巴有必要將其擋駕在外。

國家財富分配方面，他強調，國家石油公司在州內開采石油，就應該據理賠償，不能單由布城方面說了算，而是相關各方都需要坐下商洽。

國家政策不能單取決於馬來亞 沙砂必須積極參與

他表示，國家政策不能取決於半島的地方政治，「我們不能讓半島的人來決定國家議程，對我來說，那是地方政治。伊斯蘭國的爭議，是巫統和伊斯蘭黨之間的鬥爭，你們何必插上一腳？你們應該出來說些話，『馬來西亞不該是那樣的』！砂拉越也應該如此，我想他們也必然不要這些東西」。

「國家的基礎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各方權益都需獲得尊重，政府必須做到此點。」

他說，馬來西亞現在政黨林立，但是大致上欠缺政治理想，沒有共同使命或目標，然而國人又偏偏太依賴政黨。「以民聯為例，各方難以達成共識，大臣人選一事就爭論不休，明顯彼此結盟只為贏取選票。巫統方面，也沒有建國政綱，所謂的2020宏願，如今也只不過淪為空談。」

聯邦沒合法通過75法令說法
再益：將深入研究

(本報亞庇卅日訊）針對本地知識份子再納阿查邁因指聯邦政府若堅持不以合法途徑通過第750 條法令，國油在沙巴開采石油的行徑等同在偷油，前聯邦部長拿督再益依布拉欣表示，他會深人研究此事。

“再納阿査邁因是在昨日由沙巴進步公共政策分析機構所舉行的馬來西亞 困境論壇上致詞時，在觀眾發問時間，質詢其中一位講員拿督再益，再益也 是首相署掌管法律事務部前部長。

再納表示，有關聯邦政府沒有依合法途徑來通過第750條法令一事；他說，依合程程序，聯邦政府若要通過該法令以合法性地繼續在擁有石油的州屬開采石油，就應該要在州議會通過有關法令再提呈至統治者會議，但聯邦卻只在國會通過外，後面兩個程序都未進行。

他說：「聯邦政府若沒有以合法程序通過第750條法令，那等同國油在沙巴偷取石油。」

再益表示，他不願置評此事，但他高興獲悉此事，回去後會研究。

他說：「石油並不只是關系到錢的問題，而是關系到聯邦制度下如何公平分配資源的問題，聯邦要從州取去多大的權力？這是很重要的課題。」(收藏自 2014/08/31 詩華日報）

政治轉變

新聞人物：蘇格蘭獨立的領軍人薩蒙德

薩蒙德致力於蘇格蘭獨立的政治生涯讓他的政治對手表示欽佩。

蘇格蘭獨立的領軍人物阿列克斯·薩蒙德在近日舉行的蘇格蘭獨立公投運動中備受全世界媒體關注，但你對他的傳奇經歷和成就了解多少？

也許他未能實現蘇格蘭獨立的夢想，並為此辭去蘇格蘭國家黨領袖的位置，但他取得的政治成就不容置疑。

他把蘇格蘭國家黨從默默無聞的一群人變成了一架選舉機器，完成了大多數人想都不敢想的成就。

比起那些在倫敦一直低估他可能發揮的作用的政敵來說，他的政治手腕計高一籌。

很少有政治家能和他們代表的政治結合地如此完美：對很多人來說，薩蒙德就是蘇格蘭國家黨。

但我們對「真正的」薩蒙德有多少了解呢？

「家庭卑微」

人們常形容薩蒙德是個很注重隱私的人。他對蘇格蘭民族的奉獻精神是從哪裏來的呢？

薩蒙德出生於英國工黨的傳統選區、蘇格蘭中部的小鎮林利斯戈，在一個政府的廉租房裏長大。

他是四個孩子中的老二，父親是一貫投票支持工黨的公務員。母親，按薩蒙德自己的話說，是一名「丘吉爾式的保守派」。

薩蒙德家的四個孩子都上了大學，都很有思想。

薩蒙德從小常跟著爺爺去林利斯戈宮玩，聽爺爺講蘇格蘭歷史故事。

薩蒙德從小愛好體育，但哮喘病使他無法在足球場上奔跑。他從5歲開始，每周六都去打高爾夫球，這成了他的終身愛好。

他總喜歡提到他的祖父，「他是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人」。祖父從小就常給薩蒙德講蘇格蘭的歷史。他們家離蘇格蘭傳奇女王瑪麗女王出生地林利斯戈宮不遠，祖父常帶他去那裏玩，這更讓年幼的薩蒙德對蘇格蘭血腥的歷史刻骨銘心。

「我的祖父是林利斯戈鎮子上的管道工。他也是一名民間的歷史學家，一位民族歷史學家。他常帶我去林利斯戈宮，告訴我那裏發生的歷史大事。我坐在祖父的膝蓋上，得到了一顆『勇敢的心』。」

從蘇獨警惕沙砂分離主義

蘇格蘭的歷史性獨立公投落幕，選民以55.3%對44.7%的投票結果，讓蘇格蘭繼續留在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讓這個有307年歷史的王國避過分裂危機。

公投雖已落幕，英國和蘇格蘭未來要面對的挑戰卻才開始。英國被逼應允給予蘇格蘭議會更大的民主和自治權，可能因此刺激北愛爾蘭和威爾斯採取行動，也 要求更大的自治權。對蘇格蘭本身而言，55%對44%的投票結果，說明蘇格蘭社會已分裂為統獨兩派，這統獨之爭帶來的裂痕如何彌補，是未來嚴峻的挑戰。

雖然蘇獨失敗，但它帶來的“獨立意識”，激勵了全球許多尋求獨立和自主的群體；從歐洲到亞洲，莫不尋求以蘇格蘭經驗為一個依循途徑。

甫於9月16日度過第51個“馬來西亞日”的我國，也因為近期出現的一個“沙巴砂拉越脫離大馬”

組織而引起政府的關注。一小撮人以沙巴和砂拉越被中央政府邊緣化為理由，公開集會及呼吁廢除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讓沙巴和砂拉越脫離馬來西亞。在蘇獨氣氛的籠罩下，執法當局對類似沙砂脫離大馬的呼聲不敢掉以輕心，內政部已鑑定涉及者的身份，準備對他們採取行動。

沙砂自1963年和馬來半島組成馬來西亞以來，在憲法上已是馬來西亞的一部份，不容質疑。

部份組織若以沙砂的歷史屬性，以及條約文件向中央政府要求更多權益，實是無可厚非，若是因此而提出脫離大馬的口號，則是在挑戰國家憲法。

沙砂雖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若是從政治和區域環境的角度來看，沙砂人口稀少，基本建設和發展仍然落後，也欠缺正規的軍警制度，獨立的條件十分薄弱， 尤其面對外來威脅，譬如菲律賓至今仍未放棄索取沙巴主權，菲南蘇祿尚認為沙巴是蘇祿王國的一部份，去年甚至派出蘇祿軍人入侵沙巴，單憑沙砂的力量，恐怕無 法抗衡外來的侵略。

地區主義近年在世界各國冒起，經濟應是原因之一。2008年金融危機，便導致歐洲一些國家的貧富鴻溝擴大，形成富有區域和貧窮區域的對抗。蘇格蘭和 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會有更多人民支持獨立，部份理由便是不滿中央政府緊縮財政。我國政府未來須認真看待沙砂人民的要求和不滿，確保沙砂不被排除在發展主流 之外，避免兩州對中央政府有所怨懟，而壯大分離主義的聲勢。（收藏自 22.9.2014 星洲日報／星‧觀點）

吳健南‧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要素

在蘇格蘭人通過公投是否要脫離英國的同時，探討最近東馬部份國民（我認為還不至於是分離分子）所鼓吹的脫離大馬、獨立自主主張，主要是希望大家以更客觀和宏觀的角度看待有關問題。

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大馬子民，相信每個人聽到了上述言論，都會感到氣憤和不滿，有種國家和自己被背叛的難受感覺。

這種心情是絕對可以理解的。

但是，除了一味把嚴厲的口吻和沉重的苛責訴諸於這些提出獨立意願的國民身上以外，我們，尤其是作為領袖的，有否虛心聆聽這些異議分子背後的訴求和理由？

更重要的，在這個民主新時代，一味渲染上個世紀那些過於遙遠和不切實際的國家獨立和建國等歷史情意結，對年輕一代而言已逐漸失去了市場。

不是說歷史不重要。而是因為人不能永遠活在昨天。一個政權要取信於民，必需為國民勾勒出積極的今天和充滿希望的明天。

而馬華在近兩屆大選之所以兵敗如山倒，就是因為至今還在歌頌當年作為建國功臣的塵封往事。

而從當代國際法的角度分析各國的分離主義運動，不難發現，一個國家的領土主權能否維持完整性，跟民主精神和人民的意願可說息息相關。雖說各方學者還是對一些不理會母體國家而單方面宣佈獨立的個案，例如2008年科索沃之建國模式存有爭議，但至少在類似蘇格蘭或早期的蘇聯解體個案，我們可以發現整個分離獨立的進程都是在母體國家的同意下，以民主透明的機制和精神順利完成。

而我國在這方面不也有本身的特殊經驗。就像1963年成立馬來西亞，整個過程皆符合民主精神和聯邦憲法，東馬人民當時不是有機會通過由英國和馬來亞所組成的調查委員會自由表決，在你情我願的情況下成為我國的一分子嗎？而1965年我國國會不也曾經通過修憲，把新加坡逐出馬來西亞，應驗了一個國家可以合併，自然也可以分離的道理？

雖然我國憲法就像許多國家一樣，沒有明確闡明一個州屬脫離和尋求獨立的程序，但第2條款不也有註明國會有權通過其它新州屬的加入嗎？

提出上述種種論點，只是要強調，東馬部份人民所提出的看法，就像任何國民針對一些政策和施政偏差批評政府和執法者一樣，也不應動輒被當局扣上煽動或不愛國的帽子。

更重要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數年前我到東馬進行一項學術民調時就早已驚覺，某些東馬人對脫離大馬的想法絕非源自偶然的突發性念頭。鑒於本身特殊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他們對一些來自西馬和中央級領袖的種種極端種族主義作風和施政感到難以適從。一些標誌性的爭議性課題包括沙巴的非法移民氾濫和基督教刊物的阿拉字眼風波等，無疑也對當地社會帶來巨大的困擾和壓迫感。

更重要的，雖然理論上東馬土著也跟東馬的巫裔一樣享有特殊的憲法地位，但由於主導聯邦政權的乃以巫裔權益為核心的巫統，所以他們覺得本身在現實施政和國家資源分配的過程中，總是一再地被唾棄和邊緣化，無法處於國家發展主流。

提到這東馬的特殊法律地位，不禁讓我聯想起中國對香港的一國兩制。鄧小平當年之所以成功在與英國鐵娘子就香港回歸的談判上取得優勢，最關鍵就是因為他所秉持的務實開放精神，提出了創新和雙贏的一國兩制策略，在求同存異的情況下大度地維護了中國和香港的共同利益。

因此，同樣的，若要重新贏得東馬人對這個國體主權的信心，祭出權威性的棒子來打壓異議，絕非可取之舉。反之，應該重新回歸我國當年建國的中庸、包容和相互體諒精神，並停止做出一些破壞憲法精神的極端舉措，才是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關鍵要素。（收藏自 19.9.2014 星洲日報／民主至“喪”‧作者：吳健南‧執業律師）

宣誓石遷移與銘牌修復

2014年9月16日馬來西亞日慶祝活動期間，人們發現宣誓石的銘文遭到了篡改，銘文標題「Batu Sumpah Peringatan Mengikut Parlambaga'an」（「依據憲法的紀念宣誓石」）下的字句「Kerajaan Malaysia Jamin」（「馬來西亞政府保證」）被移除。

2015年7月6日，有報道指出一名位於阿賓-阿賓村（Kampung Apin-Apin）的居民找到了原始銘牌。該銘牌隨後被交給沙巴州議員傑弗里·吉丁岸。吉丁岸表示，他計劃在下一次沙巴州立法議會會議期間將銘牌交給沙巴首席部長穆薩·阿曼（Musa Aman）。

然而，沙巴博物館館長喬安娜·吉丁岸（Joanna Kitingan，傑弗里的妹妹）對新發現的銘牌的真實性表示懷疑。

宣誓石遷移與修復

2015年1月30日，有人提議將宣誓石遷移到根地咬土地與測量局的院內，並恢復被移除的字句。到2016年2月，又提出將宣誓石遷移至根地咬遺產博物館（Keningau Heritage Museum），並將其列入國家遺產名錄。

然而，遷移過程的不斷拖延以及聯邦政府以高昂修復成本為由的解釋，引起了沙巴政治人士的不滿。他們認為，這顯示出聯邦政府無意履行其承諾。不過，盡管一再推遲，首相署部長約瑟夫·庫魯普（Joseph Kurup）承諾宣誓石將被修復並遷移，同時恢復缺失的「Kerajaan Malaysia Jamin」（「馬來西亞政府保證」）字句。聯邦政府為此次遷移撥款約102.5萬令吉，遷移地點選定為靠近根地咬遺產博物館的一處地點。馬來西亞旅游與文化部長納茲里·阿齊茲（Mohamed Nazri Abdul Aziz）表示，遷移後的宣誓石將吸引更多人和游客前來，了解宣誓石背後的歷史故事，並將在遷移後依據《1997年州文化遺產法令》（保存條款）正式列入文化遺產名錄。

2018年9月，宣誓石被遷移至根地咬遺產博物館，並恢復了缺失的三字銘文。

銘牌上的銘文

根地咬宣誓石的銘牌以馬來語書寫，使用的是1972年拼寫改革前的舊拼寫系統：

Batu Sumpah Peringatan Mengikut Parlambaga'an

Ugama Bebas Dalam Sabah

Tanah2 Dalam Sabah Di-Kuasa Oleh Kerajaan Sabah

Adat Istiadat Anak Rayat Sabah Di-hormatkan dan Di-pelihara Oleh Kerajaan

Sebalek Pula Rayat2 Sabah di Interior Bersumpah Ta'at Setia Kapada Kerajaan Malaysia

翻譯

依據憲法的紀念宣誓石

沙巴的宗教信仰自由

沙巴土地由沙巴政府管理

沙巴原住民的習俗與傳統將受到政府的尊重與維護

作為回報，沙巴內陸的人民宣誓效忠馬來西亞政府

（譯自：维基百科）

延續閱讀

Sabah rights: Story so far and what next by Anuar Ghani

Open letter to heads of Sabah Parties

根地咬宣誓石（馬來語：Batu Sumpah Keningau）是位於馬來西亞沙巴根地咬的一座紀念碑，專門為紀念北婆羅洲（現稱沙巴）英國殖民地（英文：Crown colony，又譯皇家殖民地或皇室殖民地）與前殖民地砂拉越、以及馬來亞聯邦合并，共同組成馬來西亞而建立。

對馬來西亞成立的保留態度

關於組成包括馬來亞聯邦、英屬保護國文萊，以及北婆羅洲、砂拉越和新加坡皇冠殖民地在內的大馬聯邦的提議，最初在各地有影響力的社區領袖中遭遇了一些反對意見。

北婆羅洲立法議會最終於1962年9月12日同意加入《馬來西亞協議》。這一決定是在談判期間，根據唐納德·史蒂芬斯（Donald Stephens）起草的《20點協議》基礎上做出的。然而，即使在這一進展之後，沙巴傳統的原住民首領（被稱為Orang Kaya-Kaya）仍然對加入新聯邦後的州權保障抱有相當大的疑慮。

石碑上的保障

其中一名最初負責尋找宣誓石的人指出，石碑的來源需更正：這塊石碑應來源於Senagang河，而非當前資料中提到的Pegalan河。

經過一系列的討論與咨詢，時任州立法會議反對黨領袖兼傳統原住民領袖的G.S. Sundang以及他哥哥、Pasok-Momogun卡達山團結組織（後來改組為Pasok Nunukragang全國團結組織）的拿督OKK Sedomon，提出了設立宣誓石的提議。這塊宣誓石旨在總結馬來西亞政府對沙巴的承諾，同時重申沙巴內陸人民對馬來西亞的忠誠。

然而，據沙巴歷史學家扎伊納爾·阿加曼（Zainnal Ajamain）稱，G.S. Sundang並未支持關於沙巴加入聯邦的「最低保障」，而是主張沙巴應像檳城和馬六甲等其他州一樣享有完整的州權。Sundang帶著失望之情雕刻了這塊石碑。

在根地咬周邊地區（如Bandukan、Bayayo、Dangulad、Senagang、Tuarid和Ulu Liawan）收集了許多石頭，但它們均因不適合或容易破裂而被淘汰。根地咬地區專員理查德·林德（Richard Lind，後來成為沙巴州秘書）負責監督宣誓石的豎立工作。最終，從靠近根地咬的小村莊Dangulad的Pegalan河中挑選出一塊合適的巨石，由曾任北婆羅洲傳奇警隊（North Borneo Constabulary）的中士長Garukon Gurun雕刻完成。一塊由新加坡Thornycroft造船廠制作的銘牌也被安裝在這塊石碑上。

宣誓石揭幕

根地咬宣誓石於1964年8月31日在舊根地咬地區辦公室的院子內正式揭幕。揭幕儀式由聯邦勞工部長V. Manickavasagam主持，出席儀式的還有州政府官員和社區領袖，包括首席部長穆罕默德·富阿德·史蒂芬斯（Muhammad Fuad Stephens）、Pasokmomogun團結組織領導人G. S. Sundang、根地咬警區主任阿加曼·杜拉曼（Ajamain Duraman）以及其他傳統原住民首領。

為表明對誓言的承諾，根據杜順族（Dusun）傳統信仰，由一位傳統祭司（Bobolian）主持了Maningolig儀式，並進行了動物獻祭。

2010年馬來西亞日

為紀念2010年的馬來西亞日，人民公正黨（Parti Keadilan Rakyat）州黨領袖傑弗里·吉丁岸（Jeffrey Kitingan）帶領團隊在紀念碑前重新舉行了Maningolig儀式。然而，在儀式中，盡管儀式上的公雞已經被割頸，但後來發現它仍然活著。吉丁岸表示，這或許像徵性地提醒人們，《馬來西亞協議》的部分條款尚未被完全履行。

蛇年說蛇

規范穆徒參與非穆慶典

鬥争性質：政治·文化·經濟一體
鬥争精神：反帝反殖

鬥争方向：鋸子與蛇
終結種族歧視與宗教隔閡

夏娃與蛇
女娲補天：人首蛇身的祖先

格局：文化感受的差異

馬來西亞領導人的格局很大，已顯然有美國總統的水平。但對泡在大水中過農曆乙巳年新年的沙巴、砂拉越邦人，救災才是最實在的事。看不出這兩者不同的意義在哪裡，主要是文化感受的差異；看得清這差異的挑戰與契機，沙巴、砂拉越邦人，或任何被邊緣者，才可能做出決然毅然的明確決定。（愛墾APP 5.2.2025）

馬來西亞建造加沙學校醫院和清真寺

特朗普倡美國「接管」加沙地帶 當地巴人安置鄰國

「符合昌明大馬目標」 社青挺援助重建加沙

Animacy（活力、生機） → Belonging（尊嚴） & Origin（價值）文化活力如何賦予社群尊嚴感與價值感 

Animacy（活力、生機）強調文化的生命力，它不僅是傳統的承繼，更是不斷自我更新的動態過程。這與Belonging（尊嚴）和Origin（價值）相關，文化只有保持生機，才能確保社群的認同感、尊嚴感，並成為其價值來源。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新轉化：例如日本能劇、琉璃工藝在當代藝術中的新應用，保持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地方生態文化：婆羅洲原住民的「森林文化」，通過生態保護行動維持社群與自然的動態關係，使文化不會成為死記硬背的傳統，而是活生生的實踐。 

整體關係：從文化意識到社會行動

這五個"A"字母概念共同構成了推動地方文化運動的核心力量

| A 關鍵                       | OENROB 對應概念   | 文化行動層面 |

| Agency（能動性）    | Obligation（誓約）   | 文化行動的道德責任 |

| Autonomy（自主性）| Entirety（總體）       | 地方文化的完整性與自主權 |

| Activation（激活）    | Nurture（情動）       | 文化情感動員 |

| Advocacy（倡導）    | Renewal（再生產） | 文化倡導、政策影響 |

| Animacy（生機）      | Belonging（尊嚴）   | 文化的持續活力 |
                                      & Origin（價值）

這五個行動向度可以構成文化運動的策略框架：

從意識到行動（Agency & Activation）：通過喚起社群能動性，使其主動參與文化保護。

從保護到自主（Autonomy）：強調地方文化的獨立性，避免被全球化或中央集權政策吞噬。

從行動到影響（Advocacy）：借助倡導策略，使文化運動獲得法律或政策支持，形成制度化保障。

從傳統到未來（Animacy）：確保文化不會停滯於傳統，而能在現代社會持續發展。

結論：地方文化運動的政治與社會影響

這五個概念不僅幫助我們理解地方文化如何被實踐，還展示了文化如何在社會運動中發揮作用。它們賦予地方社群： 

政治權利（如文化自治）

經濟模式（如文化產業）

社群認同（如文化教育）

全球影響（如文化外交） 

透過這種框架，地方文化意識可以被有效動員，並在全球化時代找到自身的位置。

Agency（能動性）；Autonomy（自主性）；Activation（激活）；Advocacy（倡導）;Animacy（活力、生機）——

這五個「A」字母的關鍵詞（Agency, Autonomy, Activation, Advocacy, Animacy）可以與前述五大-六大概念形成深層關聯，構成推動地方文化意識的行動架構；體現推動地方文化意識的社會運動角色。以下是它們的對應關係及在地方文化運動中的作用：

Agency（能動性） → Obligation（誓約）地方文化運動的責任意識與主動實踐

Agency（能動性）意味著個體或社群擁有行動能力，能夠選擇並推動文化變革。

這與Obligation（誓約）緊密相關，地方文化意識往往建立在集體責任感之上，例如長者傳承文化的使命感，或社群為了保護文化遺產而采取行動。

應用情境：地方語言復興運動：許多瀕危語言的保護工作依賴於社群的能動性（Agency），例如台灣的客語復興運動；原住民土地權運動：社區基於祖先誓約，主動要求政府歸還土地，如婆羅洲達雅族的土地抗爭。

Autonomy（自主性） → Entirety（總體）文化的整體性與地方自主權

Autonomy（自主性）意味著社群擁有獨立決定自身文化發展的權利，這與Entirety（總體）密切相關，地方文化的完整性（語言、習俗、經濟模式）需要自主權來維持；當地方文化被全球化或國家中心化政策侵蝕時，社群往往訴求更多的文化、經濟與政治自主權。

沙巴與 砂拉越的文化自治權運動：這兩個州強調其獨特的文化與歷史，要求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治理權。主張分别在20條款與18條款保障下，維持政治、宗教、文化、語言與法律體系的自主性。

Activation（激活） → Nurture（情動）透過情感動員激活社群文化意識 

Activation（激活）代表喚醒社群對文化的感知，使之產生認同，並願意投入行動。

這與Nurture（情動）相關，地方文化運動通常依賴情感共鳴（如鄉愁、歸屬感、文化自豪）來激活社群的文化意識。 

傳統節慶與文化記憶重建：透過地方節慶（如豐收節、土著慶典），讓年輕一代重新接觸文化，從而激活認同；地方文創產業：運用地方神話、民俗故事設計文創商品，使文化意識深入日常生活。

Advocacy（倡導） → Renewal（再生產）文化倡導與政策影響力 

Advocacy（倡導）代表文化運動的公共影響力，通過游說、傳播、政策倡議等手段，促成文化保護與再生。這與Renewal（再生產）相關，文化的再生產往往需要公共倡導推動政策支持，使其在現代社會持續發展。 

文化遺產立法保護：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認定的文化遺產，往往是文化倡導者推動政府立法保護的成果。地方文化經濟模式：例如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傳統工藝、手作技藝）進入市場，以確保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愛墾APP:Affect（情動）文化體驗與共鳴~~

Affect（情動）—— 文化意識的情感驅動，影響地方認同。

情感（affect）在地方文化意識中扮演核心角色，因為文化並不僅僅是知識或規範，更是一種「感覺」與「體驗」。情動的意義在於：

在地民眾透過情感共鳴建立文化歸屬感，而非僅靠理性認知文化的存在。

通過儀式、故事、藝術等方式，讓文化「被感受到」，而不僅僅「被知曉」。

激發對家園的深層依戀，使文化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僅在節慶或展演中被動再現。

Autonomy（自主性）—— 文化自主權與在地決策

自主性（autonomy）不僅是政治上的自決權，更是文化認同上的主體意識。在地民眾若缺乏文化自主性，地方文化將受到外部力量主導，失去原生意義。文化自主性的關鍵在於：

在地群體能夠決定文化發展的方向，而非由市場或外來政策強行塑造。

賦權給社區，讓文化的創造、傳播與管理權回到民眾手中。

避免「被消費化」或「被博物館化」，而是讓文化真實地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 

Agency （能動性）—— 促進地方群體對自身文化的主動參與與塑造
Autonomy（自主性）—— 強調地方群體在文化再生產中的自決能力
Activation（激活）—— 側重於文化意識的喚醒和實踐行動
Advocacy（倡導）—— 體現推動地方文化意識的社會運動角色
Animacy（活力、生機）—— 源自「animate」，隱喻文化的活化與傳承（下續）

A three-member bench led by Federal Court judge Tan Sri Nallini Pathmanathan, in dismissing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appeal, said it was not necessary for the apex court to decide on the matter as argued by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no prima facie case at this juncture to justify the conclusion that this matter falls within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Court under Article 128(1)(b) and, as SLS has threshold locus standi (legal standing) to bring this judicial review application, there is no necessity for the grant of leave.

「This is particularly so as the issue of substantive locus standi may, if necessary, be considered in the course of the substantive judicial review on the merits,」 she said.

Nallini sat with fellow Federal Court judges Datuk Zabariah Mohd Yusoff and Datuk Rhodzhariah Bujang.

The apex court judge added that this matter deals with whether the failure to review and provide Sabah‘s Special Grant amounts to a breach of the relevant Articles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whether Sabah was entitled to damages for the period from 1974 until 2021.

「That is not a matter of policy (as argu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refore, the grant of leave is not warranted, and the matter should proceed to be heard on its substantive merits (at the KK High Court),」 Nalini sai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d posted four questions of law for determination by the apex court, and all of them were dismissed.

Judicial review filed in 2022 seeking return of “lost years”

SLS had filed the judicial review application in 2022 to overturn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gazette of a RM125.6 million annual grant for Sabah that year, claiming that it violated the state's revenue rights under the Malaysia Agreement 1963 (MA63) to have 40% returned.

After having failed to conduct a review by the end of 1974, the federation allegedly 「failed to remedy Sabah's 40% entitlement for the annual payments for the period from 1974 to 2021 in its decision, action, and omission under the Review Order 2022」. This is referred to by SLS as the 「Lost Years」.

Initially, the Sabah state government, along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d challenged SLS‘ judicial review, only for the Sabah government to drop its appeal at the apex court level following a change in the state attorney general.

On June 18, the Court of Appeal dismissed the government‘s appeal against SLS‘ leave bid for judicial review.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as appealing against the Kota Kinabalu High Court‘s decision on November 11, 2022, to grant SLS leave (permission) to seek a judicial review be heard on its merits.

Challenges to government decisions may only be done via judicial reviews.

On Nov 11, 2022, High Court judge Ismail Brahim granted SLS‘ application for leave for the judicial review, ruling that SLS had locus standi for a judicial review as it was a public interest matter.

The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AGC) obtained a stay order to stop the High Court from hearing the merits of the case pending the appeal at the Court of Appeal.

In the Court of Appeal‘s decision, which was unanimous, COA judge Datuk P Ravinthran said that SLS had at the very least established locus standi for a judicial review as it was clearly a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ake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ublic.

He said it was not taken to seek redress for a personal wrong or grievance of the SLS.

The focus of the judicial review application is the alleged omission in the Review Order 2022 to account for the missing “lost years"

The “lost years” is referred to by Sabahans as a 48-year period of a second mandatory review of the state’s 40% revenue grant originally due by 1974, but only undertaken in 2022.

（The Edge Malaysia 17 Oct 2024, 07:08 pm）

此外，她還指出，該案件的核心問題是聯邦政府未能審查和支付沙巴的「特別撥款」是否違反了《聯邦憲法》相關條款，以及沙巴是否有權獲得1974年至2021年間的財政損失賠償。

她強調：「這不是聯邦政府所辯稱的政策問題。因此，不應批准上訴請求，此案應在哥打京那巴魯高等法院依據實體法進行審理。」 聯邦政府向聯邦法院提出了四項法律問題供裁決，但均被駁回。

2022年司法審查訴求：追討「失落的歲月」 SLS於2022年提出司法審查申請，要求推翻聯邦政府當年頒佈的《2022年審查令》，該法令規定沙巴僅能獲得1.256億令吉的年度撥款。SLS認為，這一撥款標准嚴重違反了《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MA63）中沙巴應獲得40%稅收返還的權利。 SLS主張，自1974年起，聯邦政府未能履行應有的審查責任，並在《2022年審查令》中未能采取措施彌補沙巴在1974年至2021年期間錯失的40%稅收返還，這一時期被SLS稱為「失落的歲月」（Lost Years）。

最初，沙巴州政府與聯邦政府一同反對SLS的司法審查申請。然而，在州檢察總長更換後，沙巴州政府撤回了在聯邦法院的上訴。 2023年6月18日，上訴法院駁回了聯邦政府針對SLS司法審查許可的上訴。 此前，聯邦政府曾就2022年11月11日哥打京那巴魯高等法院的裁決提出上訴，該裁決允許SLS提起司法審查，並認定其具有法律訴訟資格。

司法審查程序進展 在2022年11月11日的判決中，高等法院法官伊斯邁·布拉欣（Ismail Brahim）批准了SLS的司法審查申請，認定其具備法律訴訟資格，並認為該案件涉及公共利益。

然而，聯邦總檢察署（AGC）隨後申請暫停高等法院對該案件實體內容的審理，等待上訴法院的裁決。 在上訴法院的裁決中，法官拿督P·拉文德蘭（Datuk P. Ravinthran）表示，SLS至少已確立其司法審查的法律訴訟資格，因為此案明顯屬於公共利益訴訟，旨在為公眾爭取權益，而非SLS自身的私人訴求。 此次司法審查的重點在於《2022年審查令》未能涵蓋「失落的歲月」所導致的財政損失問題。該案件接下來將在哥打京那巴魯高等法院依據實體法進行審理。（The Edge Malaysia 17 Oct 2024, 07:08 pm）[AI 翻譯]

Merits of Sabah Law Society‘s fight for 40% revenue return to state to be heard at High Court By Hafiz Yatim

KOTA KINABALU (Oct 17): The merits of the Sabah Law Society‘s (SLS) challenge, to ensure that Sabah's entitlement to compel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 return of 40% of federal revenue earned from the state according to the Malaysia Agreement (1963) and a review of revenue that was lost for 48 years, will be heard at the High Court.

This follows the Federal Court on Thursday refusing to grant permission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appeal the Kota Kinabalu High Court's decision to allow SLS' challenge, which was upheld by the Court of Appeal. （Cont‘ Below） 

聯邦法院駁回政府終極上訴，庇高庭審40%淨收司法審查～～

沙巴律師公會（SLS）發起的司法挑戰案，旨在確保沙巴有權依據《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MA63），向聯邦政府要求返還從沙巴獲得的40%聯邦稅收，並對長達48年的財政損失進行審查，該案件將在高等法院正式審理。

此前，聯邦法院在周四駁回了聯邦政府的上訴請求，拒絕其就哥打京那巴魯高等法院的裁決提出進一步上訴。該裁決允許SLS提出司法挑戰，並已獲得上訴法院的支持。由聯邦法院法官丹斯裡娜麗妮·帕斯瑪納丹（Tan Sri Nallini Pathmanathan）率領的三人法官小組駁回了聯邦政府的上訴，認為此案不符合《聯邦憲法》第128(1)(b)條款規定的專屬司法權限，法院無需批准上訴請求。

她表示：「目前尚無初步證據表明此案屬於聯邦法院的專屬管轄範圍。此外，SLS在司法審查申請中具有基本的法律訴訟資格，因此無需批准上訴。」她補充道：「如果必要，在正式司法審查過程中，仍可進一步審查SLS的法律訴訟資格。」 娜麗妮法官與拿督扎巴麗雅·莫哈尤索夫（Datuk Zabariah Mohd Yusoff）和拿督羅扎里亞·布章（Datuk Rhodzhariah Bujang）共同審理了此案。

愛墾APP:讓·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在其後現代理論中，將「擬象」（simulacrum，複數形式 simulacra）視為符號和現實關係徹底崩解後的產物。在他的理論框架下，擬象不再是現實的映像，而是完全自我封閉、自我指涉的符號系統，最終導致「超真實」（hyperreality）的狀態。

布希亞對擬象的層次劃分：在《擬像與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1981）中，布希亞將符號和現實的關係分為四個階段：

1. 第一階：反映現實的表象

符號是現實的忠實複製，如古典繪畫或早期攝影。

2. 第二階：掩蓋和歪曲現實的表象

符號經過修改，使現實符合某種意識形態或目的，比如宣傳或浪漫化的歷史敘述。

3. 第三階：掩蓋現實不存在的表象

符號成為純粹的表象，與現實已經脫節，例如主題公園創造的「歷史場景」並非真正的歷史。

4. 第四階：與任何現實無關的擬象

進入超真實（hyperreality），符號不再指涉任何現實，只指涉其他符號，比如電子游戲、社交媒體中的虛擬身份或廣告塑造的品牌形象。

關鍵觀點：擬象不是虛假，而是現實的瓦解

布希亞強調，擬象並非單純的「假象」或「欺騙」，而是一種超越真實與虛假的狀態。在擬象世界裡，現實本身變得不可辨認，甚至已經消失。

超真實（Hyperreality）

由於符號和現實的區分被消解，世界被大量的媒體、影像、廣告、商品等構造出的「擬象」所取代，人們生活在一個「比真實更真實」的超真實空間。例如迪士尼樂園、真人秀、Instagram上的「精致生活」都是超真實的體現。

擬象社會的運作

在消費社會中，人們消費的不是商品本身的使用價值，而是商品所承載的符號意義（如名牌包代表身份地位）。這種符號的游戲最終使得現實失去意義，社會進入純粹的擬象體系。

布希亞的擬象理論揭示了後現代社會中，現實如何被符號體系取代，使得人與世界的關係變成了一種基於媒介、符號和消費的體驗。他的理論不僅影響了後現代哲學，還深刻地影響了文化研究、媒體理論和虛擬現實研究。

（3）金生水——經濟資源影響外交與談判

馬來西亞中央政府（尤其是巫統和國陣政府）借助經濟資源（金）影響地方自治訴求，通過談判（水）進行妥協。 例如，中央政府在2018年同意重新審查《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MA63），試圖通過談判（水）緩解地方自治壓力。

（4）水克火——談判與利益交換壓制自治運動

由於自治運動（火）可能導致政治衝突，中央政府通過水行（談判、政策調整、法律手段）來抑制自治訴求。例如，中央政府通過法律訴訟或財政撥款調整來限制地方政府的獨立行動。

（5）土克水——中央政府用憲法與法律制衡地方談判

馬來西亞的憲法（屬土行）被用來限制地方政府的權力，確保中央集權結構不會被破壞。例如，盡管沙巴、砂拉越有自己的移民法，但其核心政策仍受馬來西亞憲法約束，這顯示了「土克水」的制衡作用。

3. 未來發展的五行動態預測

在五行動態中，以下幾種可能性可能決定沙巴、砂拉越自治運動的未來方向：

1. 「木生火」持續增強（自治運動強化）：

如果沙巴、砂拉越的地方認同持續增強，並且本土政黨掌控更多地方政治資源（如執政州政府），自治運動可能繼續升溫。

這種情況可能導致更激烈的「火克金」，影響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並加劇政治緊張。

2. 「水克火」加強（談判緩解自治衝突）: 如果中央政府願意進一步讓步（如給予更多自主權、財政回饋），則可能通過「水克火」方式緩解衝突，防止分離主義升溫。例如，如果中央政府同意沙巴、砂拉越恢復完整的石油資源管理權，自治運動的激進性可能減弱。

3. 「土克水」加強（中央政府強化法律控制）：如果中央政府采取更強硬的法律措施（如加強對地方自治的限制，或以憲法裁定地方政府無權單方面決定自治政策），則可能強化中央集權。例如，如果馬來西亞憲法法院裁定地方政府無權修改《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則自治運動可能受限。

4. 「金生水」增強（經濟談判主導解決方案）：如果中央政府采取經濟讓步（如增加地方財政撥款、鼓勵經濟合作項目），則可能通過經濟利益（金）影響地方政府的決策，使談判（水）成為主要解決方式。

五行框架下的策略啟示

五行思維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沙巴、砂拉越自治運動的不同影響因素，並提供戰略性見解：地方政府（沙巴、砂拉越）應善用「木生火」推動自主權，但要避免「火克金」直接挑戰中央政府的核心利益，以防遭受「水克火」或「土克水」反制。

中央政府可通過「金生水」策略，用經濟利益促進談判，以避免「火克金」導致的財政危機。長期來看，只有在「木—火—土—金—水」五行之間取得平衡，沙巴、砂拉越的自治訴求才可能在不破壞聯邦穩定的前提下實現合理的發展。

最終思考: 五行思維的優點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動態平衡的視角，使我們能夠超越二元對立（如中央 vs. 地方、統一 vs. 獨立），以更有機的方式理解政治經濟互動。對於馬來西亞的未來，這種思維模式或許能為政策制定者和學術研究提供新的分析框架。

愛墾APP:東馬復邦的五行考量～～在聯邦國家的區域自主運動中，例如馬來西亞的沙巴（Sabah）與砂拉越（Sarawak）尋求更大自主權甚至可能的獨立，若用五行思維分析，可以看作是一種相生相克的動態博弈，涉及不同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因素的互動。

1. 五行與聯邦政治的對應關係

五行思想強調事物之間的相互依存（相生）與競爭制衡（相克）。如果用五行來象征聯邦國家的不同政治力量，可以建立以下對應：

| 五行 |            象征意義            |       與聯邦政府、沙砂關係的類比       |

|   木   | 地方認同、生長、自治意識 | 沙巴、砂拉越的本土文化、語言、歷史認同感 |
|   火   | 改革、激情、衝突                | 自治運動、對中央政策的不滿                          |
|   土   | 穩定、結構、法律                | 馬來西亞聯邦憲法、中央政府的權力               |
|   金   | 資源、經濟、基礎設施         | 經濟利益、自然資源（石油、木材等）           |
|   水   | 適應、外交、談判                | 聯邦政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協商機制                  |

從這個角度來看，沙巴、砂拉越的自治訴求可以理解為木行生火行——即地方認同感（木）推動自治運動（火），但這會受到聯邦憲法（土行）的制約，形成「木克土」的局勢。

2. 五行相生相克的動態分析

（1）木生火——地方認同激發自主運動: 沙巴、砂拉越的獨特歷史（曾是英國殖民地，1963年合組馬來西亞）形成了較強的地方認同（木），這促使當地民眾尋求更大自主權，甚至推動獨立（火）。例如近年來沙巴、砂拉越政黨要求更多石油稅收的控制權，以及更大的法律自治權，這反映了「木生火」的過程。

（2）火克金——自主訴求挑戰 / 争取經濟利益

馬來西亞中央政府的財政政策依賴沙巴、砂拉越豐富的自然資源（石油、天然氣、木材等，屬金行），因此地方自治（火）會挑戰中央政府的經濟利益（克金）。 例如，砂拉越要求恢復對其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完全控制，這威脅到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

5 吉爾·凱平（Gilles Kepel）——全球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化

法國政治學家凱平研究伊斯蘭如何被極端勢力武器化，形成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的意識形態。 在《先知與法老》（The Prophet and the Pharaoh）中，他探討20世紀以來，如何通過宗教修辭煽動政治行動，最終導致極端主義的崛起。批判要點：宗教極端主義的政治化，並非「傳統宗教信仰」的直接結果，而是現代政治、經濟和社會動蕩的產物。宗教武器化的背後，往往是對不平等、全球化或外部干涉的不滿，被有意地導向激進化路徑。 

6 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擬象宗教與戰爭

布希亞在《海灣戰爭並未發生》（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中指出，現代戰爭已成為媒體制造的擬象（Simulacra），宗教亦然。許多領導人利用宗教符號（如聖戰、殉道、神聖使命），制造戰爭的神聖敘事，以掩蓋實際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批判要點：當宗教成為政治舞台上的視覺符號，人們可能不再關心信仰本質，而是消費一種「宗教景觀」。這導致宗教淪為權力游戲，而不再是個人超越性體驗。

7 齊澤克（Slavoj Žižek）——宗教狂熱與意識形態

齊澤克從拉康（Lacanian）精神分析角度，分析宗教武器化的心理機制。他認為當社會面臨焦慮或不確定性時，極端宗教意識形態填補了心理缺失，使人們願意為「神聖事業」犧牲。批判要點：宗教武器化是意識形態的變體，本質上是人們對現實創傷的回應。通過制造想像的敵人，宗教可以被用來提供「意義幻覺」，讓人們忽視現實問題。  

學者們的核心批判

1. 宗教被政客用作合法化工具（哈貝馬斯、帕森斯）
2. 媒體如何塑造「宗教戰爭」的擬象（布希亞、齊澤克）
3. 宗教符號被用來制造二元對立（賽義德、巴特勒）
4. 宗教狂熱並非單純信仰問題，而是社會不滿的政治表達（凱平、齊澤克）

現實意義：宗教武器化並非宗教本身的問題，而是政治、經濟、社會危機的產物。警惕政客如何利用宗教符號制造情感動員，特別是在後真相（post-truth）時代，社交媒體放大了這種操控的可能性。批判性思考宗教話語，避免成為政治游戲的情感工具。 

愛墾APP:情動·宗教·武器化～～

情動研究強調宗教的情感力量如何被政治和媒介操縱，提醒我們警惕宗教的工具化與武器化趨勢，以避免其對社會產生破壞性後果。這一領域也呼籲建立更具反思性的公共情感空間，以抵御極端化情緒的傳播。

針對宗教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Religion）的政治文化現象，不同領域的學者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主要圍繞權力操控、媒介傳播、意識形態動員和社會分裂等問題展開。以下是幾個關鍵學者及其觀點： 

1 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功能主義視角

作為社會學功能主義的代表，帕森斯認為宗教在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中起著關鍵作用，提供道德框架和集體認同。他警告宗教一旦被政治利用，其社會凝聚功能可能被扭曲，反而導致社會極化和衝突。批判要點：宗教武器化會破壞社會信任，使本應彌合分歧的宗教成為煽動仇恨的工具。 

2 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東方主義」與宗教話語操控

賽義德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批判西方如何建構「伊斯蘭恐怖主義」敘事，以合理化其在中東的政治與軍事行動。他指出，權力體系通過宗教符號塑造「文明 vs. 野蠻」的二元對立，使宗教成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批判要點：宗教武器化往往通過文化再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進行，以便為殖民或帝國主義政策提供道德正當性。宗教衝突的制造，實際上是地緣政治的產物，而非宗教本身的必然。 

3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後世俗社會」與宗教公共性

哈貝馬斯在「後世俗社會」（Post-Secular Society）概念中，提出宗教在現代民主社會中的公共作用，並警告當宗教被政治化時，可能會破壞民主討論空間。他的理論批判的是宗教如何被武器化，用來壓制異見和多元對話。批判要點: 政客利用宗教來制造「道德優越感」，但實際上是為了鞏固權力，而非真正關心信仰。宗教話語的濫用，可能會削弱世俗社會的公共理性，讓極端主義聲音佔據主導。 

4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可悲憫生命」與宗教暴力

巴特勒在《可悲憫生命》（Precarious Life）中討論宗教武器化如何塑造「可哀憫者」和「不可哀憫者」的二元政治。例如，一些政客以宗教道德為依據，將某些群體（如難民、LGBTQ+群體）污名化，而強化自己的合法性。批判要點：宗教武器化加劇社會排斥，使某些人被剝奪「合法的哀憫權利」。這種政治手法通過情感操控，使宗教成為道德審判和社會控制的工具。

愛墾APP:政治人物的宗教「擬象表演」～～政治人物的宗教「擬象表演」，例如有些第三世界國家所謂的「穆斯林」領袖, 借加沙、以巴戰爭等緊張局勢做舞台，思想界應該如何看待的？

至少在西方思想界，第三世界國家中某些自稱「穆斯林」領袖利用加沙、以巴戰爭等緊張局勢進行政治表演的現象，引發了廣泛的討論和批評。這些政治人物通過將宗教情感與地緣政治議題相結合，試圖提升自身影響力或鞏固政權。然而，這種做法被視為對宗教信仰的工具化和對複雜國際問題的簡化處理。西方學者認為，這種「擬象表演」可能導致以下後果：

1. 宗教信仰的工具化：將宗教情感用於政治目的，可能削弱宗教的神聖性，導致信仰被世俗利益所綁架。

2. 國際關係的複雜化：利用宗教議題煽動情緒，可能加劇國際緊張局勢，阻礙和平解決方案的推進。

3. 公眾認知的扭曲：通過媒體傳播簡化或偏頗的信息，可能誤導公眾，對事件的真實情況產生誤解。

總體而言，西方思想界對這種「擬象表演」持批評態度，認為其不僅不利於問題的解決，還可能帶來更大的社會和政治風險。 [CITE Needed]

愛墾APP: 情動領域（Affective Studies）關注情感如何影響個體和社會的認知、行動及文化生產。當涉及宗教的工具化與武器化，情動研究通常會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考察：

1.情感動員與政治操控：宗教信仰天然具有情感感染力（affective contagion），容易成為政治或意識形態動員的工具。領導者可以通過訴諸集體恐懼、憤怒、悲傷或希望，將宗教話語嵌入政治敘事，以鞏固權力或合法化特定政策。

2.媒介與「情感治理」（Affective Governance）：現代傳播技術（如社交媒體）使得宗教敘事可以被快速傳播，並與特定情感框架（如受害者敘事、救世主敘事）結合，形成「擬象式信仰」（simulacral belief）。通過選擇性傳播某些情感材料（如戰爭暴行的視頻、歷史仇恨的故事），塑造群體情緒，使宗教成為政治「情感治理」的工具。

3.情感資本的操控與神聖化：宗教團體的情感資本（affective capital）可被動員用於政治目標，如煽動忠誠、犧牲精神或抵抗情緒。當宗教話語被高度情緒化，並與民族主義或敵對政治相結合，就可能產生極端化趨勢，甚至激發暴力行動。

4.宗教的「情動經濟」與消費化：在某些情況下，宗教被市場化，成為可消費的情感商品。例如，一些政治領袖可能通過精心策劃的儀式、公眾祈禱或宗教象征符號，打造自己的「神聖光環」，以此吸引信眾支持。這種情感經濟化可能會削弱宗教的內在倫理價值，使其淪為政治秀場。

5.宗教武器化的社會心理後果：在宗教被武器化的情境下，群體對立情緒（affective polarization）加劇，社會容易陷入「敵我二元」模式，喪失理性對話的可能性。這也可能導致宗教自身的精神性與超越性被侵蝕，使其失去本應具有的安慰、療愈與社會團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