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整理·講好南海民族故事～～南海各國都是由各民族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工作是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至關重要的工作。艱苦創業多年，逐漸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尊重。向世界講好南海民族共同體故事，能夠有力增進在地民族認同感與自豪感，為世界各國處理民族問題提供本區域方案和智慧，對促進國際互信以及推動與世界各國人民攜手共建命運共同體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南海共同體是新思維理論與區域創新實踐、在地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新時代核心工作概念。鑄牢在地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內容，是新時代的民族工作主線。通過講好民族團結的生動故事，不僅有利於在國內加深各民族間的相互理解與支持，而且有利於在國際上展示本區域作為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和諧景象，為國際社會提供正面案例，即如何在尊重多元文化和促進民族發展的同時，維護區域社會穩定，從而提升東盟國際形象。

「和平性」是本區域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例如，和平、和睦、和諧一直是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直傳承的理念。歷史和實踐證明，各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不管多強大也不會給任何國家帶來威脅，在地民族偉大復興也必將通過在地民族的團結奮鬥、自力更生來實現，我們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通過講述在地民族共同體故事，向世界展示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係，可以更好地樹立民族政策的成功典范，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們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和諧共生理念的認識，消除誤解與偏見，營造有利於南海發展的國際輿論環境。

在地民族共同體故事滿載著多彩的民族文化意蘊，凝結了在地民族在不懈奮斗中的智慧結晶，彰顯了人類文明多樣性的璀璨光芒。通過敘述各民族的奮鬥歷程，搭設跨文化的溝通橋梁，旨在使絲路故事傳播至全球每一個角落，同時也讓國際社會更深入地認知南海，在推進全球文明演進中展現區域氣度與責任擔當。我們秉承自信與積極態度，讓在地優秀傳統文化跨越國界。同時以開放和包容心態，吸納世界優秀文化精髓，為命運共同體建設添磚加瓦。

講好歷史長河中的民族融合和發展過程要認識到，一部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在地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再以中國为例，自秦以來，無論是漢民屯邊、邊民內遷還是秦漢的列國文化交融、魏晉南北朝的「五胡」入華、隋唐五代的華夷一體、遼宋夏金的共奉中國、元的胡漢一家、明的中外匯通、清的在地一家都深刻地展示著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既是在地民族大一統的制度安排，也是各民族融合發展的制度基礎。

與此同時，邊關互市、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等商貿往來，以及莎車王父子護西域、奢香夫人鞏固邊防、瓦氏夫人抗倭、東北抗聯等各民族共同抵抗外敵入侵等歷史事件，也都展現了各民族之間的緊密聯系與共同奮鬥。講好各民族在歷史長河中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和在地民族生生不息戰勝苦難的奮鬥史，有助於深刻詮釋各民族共同締造的在地文明，向世界准確展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在地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發展過程。

除了大陸歷史案例，東盟各國也多有類似的故事，正待在南海共同精神下，一道挖掘、二度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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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強國之路

擴大文化流量，創新推動文化可持續發展。當前，中國需要優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存量，擴大文化流量，盤活文化資源，發揮樞紐作用，實現文化可持續發展。

無論是物質文化遺產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著明顯優勢。根據202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5屆世界遺產大會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擁有57項世界遺產，位列世界第二。豐富的文化資源為中國建設文化強國奠定了堅實基礎。

法國的「法語優先」「文化例外」政策與意大利的「文物憲兵」「藝術補貼」制度都為中國提供了優化文化資源存量的經驗，即要聚集文化資源，尤其是異質文化資源，並發揮文化資源存量的規模效應和相互聯結效應。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文化存量會不斷被消耗，因此，不斷引進文化流量就成為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縱觀世界文化強國的發展之路可以發現，創意在文化流量擴能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極具原創性與藝術性的法國設計、創意城市與音樂之都——意大利博洛尼亞、廠房變藝術聚集區鼻祖——美國紐約SOHO區、不斷推陳出新的日本動漫與韓國影視劇等無不展現出創意的力量。

創意是文化發展的源泉，中國可以不斷深化文化與創意的融合，加強傳播路徑的創新、文化與產業融合的創新、技術創新，以創意為文化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

盤活特色文化資源，打造世界文化樞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紅色革命文化等是建設文化強國的基礎文化資源，要更好利用特色文化資源，充分發揮中國文化的價值。

對此，文化經紀人充當著文化樞紐的角色。文化經紀人是指與文化市場相關的眾多行業的經紀人群體，如傳承人、經紀人、拍賣師、創客、藝術大師等，他們能夠聚集文化資源並將其加工成文化產品並投入市場運作，發揮著開發差異性的文化產品和促進文化傳播交流的作用。開發差異性的文化產品是指文化經紀人根據市場需求對文化內涵進行創新與特色挖掘，搭配旅游設施與服務實現文化牽引，促進旅游發展，從而最終發揮文化的市場價值。

促進文化傳播交流是指文化經紀人通過提升文化旅游的競爭力，從而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化旅游者，並通過普及文明知識，使游客都能夠成為文化使者，共同傳承與發揚文化精神。同樣地，這一機制可以應用於國家文化的分配協調中，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配合政府部門建設文化強國，堅持文化生產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群眾共建共享。

除此之外，還要打造世界的文化樞紐，進一步發揮文化樞紐的集聚、引領和輻射作用，將中國建成世界文化要素調配中心；積極加入重要國際文化組織，提升國際文化話語權；因地制宜地制定產業目錄，開發特色文化產業，擴大文化影響力；建設國際文化交易中心，推動中國文化行業標准走向世界；創新文化生產，推出特色文化內容，完善收入分配和文化補貼制度；發掘文化市場，引領文化消費方式，進一步釋放文化消費新活力。

提質升級文化輸出，推動文化市場國際化發展。促進中國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具有重要意義，有助於贏得世界理解和尊重，提升中國國家形象。[31]對於國內而言，提質升級文化輸出可以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文化需要，樹立人民文化自信。隨著中國數字文化貿易迅速發展，影視劇、網絡文學、網絡游戲、創意產品等在海外市場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中國對外文化貿易額於2021年首次突破2000億美元，同比增長38.7%。[32]

然而，文化產品輸出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技術密集型產品輸出仍存在不足。因此，中國亟需補齊文化輸出的「短板」，充分挖掘中華文化的深層內核，實施中華文化標志建設工程，融合文化創意，打造文化IP，統一文化價值與產業價值，提升文化市場的國際化新高度。

從宏觀層面應提出系統的文化強國評價指標體系，為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方向和指引，並將文化強國指標評價體系與國際接軌。同時，還可以從中觀或微觀層面構建文化評價指標，將文化的分類、參與主體、文化活動的社會影響等因素納入考量，構建具有層次性和結構性的文化強國評價指標，適當增加飲食、服飾、電影等社會娛樂文化指標的佔比，讓文化指標體現國民文化偏好，深入挖掘特色文化，實現文化高質量發展，推動我國從「文化大國」向「文化強國」轉變。

健全文化政策體系，推動文化高質量發展。近年來，我國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文化產業發展、文物保護等出台了相關政策，有效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就文化政策領域而言，近幾年政策支持主要集中在文旅融合、國家文化公園、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創意產業園等方面，人才培育、本土文化保護、文化出口、文創設計等領域的扶持政策相對較少。同時，文化政策效果有待增強，具體表現為財政補貼效果最顯著，其次是金融扶持政策、稅收優惠政策以及人才支撐政策相對較不理想。針對以上問題，可以從積累文化資源存量和建設文化樞紐兩條路徑入手解決。

在積累文化資源存量方面，可以借鑑意大利「藝術補貼」「千分之五」政策經驗，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公民之間建立緊密聯系，調動個體參與文化保護的積極性；充分挖掘文化創意的潛力，擴大文化增量，健全文化創意生產制作、版權保護、產品銷售等支持政策，加大文化創意、文化出口、文化保護等文化政策支持力度。在建設文化樞紐方面，可發揮文化經紀人的引領作用，扶持優勢文化企業，打造知名文化品牌，加大文化產品出口力度，進一步擴大中國文化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鄒統釺，文化強國的科學內涵與路徑探索； 原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11月下。）

調動個體主動性·發揮市場調節作用

世界文化樞紐：美國通過競爭性保護扶持文化產業發展。美國作為文化熔爐，融合匯聚了眾多國家文化。以「美式英語」為例，powwow（巫師）來自印第安語、cookie（甜點）來自荷蘭語、semester（學期）來自德語、tofu（豆腐）則由中國的詞語音譯而成。同時，美國也是文化輸出國家，如《老友記》《權力的游戲》等電視劇、《功夫熊貓》等好萊塢電影和聖誕節等節慶活動在全球范圍內都具有廣泛影響。除此之外，便捷營養的美式快餐、注重休閒感的美式穿搭等都作為美國的文化樞紐廣泛傳播。

一方面，美國通過調動個體主動性，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繼而推動了市場化的文化產業競爭，這在美國形成文化樞紐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與法國不同，藝術在美國被視為一種私人責任，而非公共責任，國家主要是作為文化活動的監管者，通過鼓勵和支持發揮私人的主動性來推動文化發展。在美國，直接公共支出在文化發展資金中的權重相對較低，多是以對私人捐款提供稅收優惠進行間接支持。具體來說，美國文化政策模式的特點是相信市場，這使得私人主動性（特別是非營利部門）在文化活動的生產和資助方面佔據主導地位。[25]另一方面，美國文化樞紐的形成也離不開國家的文化保障政策。美國主要從資源供給、需求匹配、導向管理、成本抵扣這4個方面來保障文化機構發展、扶持美國文化產業，具體措施是利用稅收激勵提升資源供給、通過設置准入限制精准匹配資源、依靠財政資金實施導向管理、借助稅費減免緩解運營負擔。[26]美國的文化保障政策盤活了大量的社會資金，並使其緊密精准地運用於需要扶持的文化領域之中。

「文化出海」：日韓兩國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日本將文化發展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1996年7月，日本文化廳發布《21世紀文化立國方案》，將「文化立國」戰略作為新的文化發展重要目標；21世紀第二個十年，日本政府在《日本再興戰略——JAPAN is BACK》文件中提出「酷日本（Cool Japan）」國家戰略，這一戰略主要包括五大產業：時尚、生活方式、招待服務業、地方傳統制品和內容產業（動漫、音樂、電影、電視、游戲等）。此外，日本還將「酷日本」理念用於文化外交，在全球范圍內推廣「酷日本」品牌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和服務，以拉動日本經濟增長、提高文化軟實力。

韓國也將文化產業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1990年，韓國政府正式發布了《文化發展十年規劃》，強調「文化要面向全體國民」；1998年，韓國政府提出了「文化立國」戰略，並確立21世紀國家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為文化產業，文化產業的發展地位由此在韓國登上了新高度。此外，韓國陸續頒布了《文化產業發展5年計劃》《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電影產業振興綜合計劃》《文化韓國21世紀設想》等計劃，發布了《設立文化地區特別法》《出版與印刷基本法》等法律保障政策。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高附加值、產業關聯性強的特征，能夠推動提升國民素質、傳播國家文化形象，而出口高附加值文化創意產品則能夠提升文化樞紐的集聚效應。日本通過發展二次元動漫產業，將日本動漫文化和文化創意產品廣泛傳播至世界各地，動漫產業也因此成為日本的文化樞紐，發揮了巨大的集聚效應。據《動漫產業報告2022》顯示，2021年日本動漫國際市場收入比2020年增加了740億日元（106%），從1.24萬億日元增加至1.31萬億日元，這比2019年的1.2萬億日元增加了1130億日元（109.4%）。2021年，日本在國際市場上與美國簽訂了動漫產業有關合同292份，此外還分別與加拿大簽訂239份、與中國簽訂199份、與韓國簽訂186份。[27]日本的動漫產業還輻射到圖書音像制品、周邊衍生品、版權出口日用品等行業，與動漫相關的音樂、游戲等也被帶動起來，從而形成日本文化產業鏈條。[28]

不同於日本著力發展動漫產業，韓國致力於在世界范圍內發展影視文化產業和游戲產業。《來自星星的你》《太陽的後裔》《請回答1988》等韓國影視作品在國際上引發反響，韓國電影《寄生蟲》更是獲得了第92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據統計，2021年，韓國娛樂文化市場總值為161億5千7百萬美元，同比增長57.8%；音樂和影像知識產權出口額為94億530萬美元，同比增長40.3%。[29]除影視產業之外，韓國的游戲產業也擁有不可小覷的實力，韓國游戲出口額在2020年高達72.5億美元，佔文化產業出口額的66.9%。可見，「韓流」的文化影響力已經逐漸內化為其國家的文化軟實力。

Hilman-Chartrand和McCaughey認為國家在支持文化發展的過程中表現為四種角色：調解人、贊助人、建築師、工程師。[30]美國通過鼓勵以放棄稅收的形式進行私人捐贈來促進藝術發展，體現了調解人國家的類型；英國的特點是依靠與政府「保持距離」的機構向文化部門分配公共資源，體現了贊助人國家的類型；法國和意大利體現了典型的建築師國家類型，具有文化高度官僚化的特征，關鍵決策由文化部集中作出；日本和韓國則扮演著工程師和建築師結合的角色，希望通過文化發展促進文化外交。這四種角色雖然在理論上相互排斥，但是在實踐中，大多數國家都將其中的一些或全部角色進行結合。我們可以看到，各國發展文化的方式、目的、手段、路徑不盡相同，國家在促進文化發展中扮演的角色也有所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體現在政府對公共資金的分配方式、對文化的投入方向和投入程度等方面。中國可以有選擇性地借鑑其他國家的文化發展經驗，因地制宜地發展本國文化，走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強國之路。（下續）

文化強國的國際經驗借鑑

法國的戛納國際電影節、美國的好萊塢、日本的動漫等耳熟能詳的國際文化產品在世界范圍內廣受喜愛，為本國聚合文化資源、調控世界文化資源提供了載體與平台。分析可以發現，法國和意大利是通過聚合文化資源、積累文化資源存量和傳承發展機制而成為文化強國；美國是利用其強大的統籌協調能力，發揮文化樞紐作用而成為世界文化中心；日本和韓國則是轉向海外市場，尋找文化發展的突破口。這些國家的文化發展路徑為我國建設文化強國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國際經驗。

積累異質文化資源存量：法國「法語優先」與「文化例外」政策。法國通過踐行「法語優先」和「文化例外」原則對現有文化資源本體進行保護，重視和保護異質文化資源成為法國文化維持可持續競爭力的重要原因。「法語優先」原則體現為法國尤其重視法語在建設文化強國以及培育國民文化自信中的作用，為保護法語這一語言遺產，法國於1994年通過了《法語語言使用法》（又稱「杜蓬法」），確保了法語在日常生活中佔據主導地位，有效避免了「文化殖民」現象。同時，法國還計劃在歐盟力推語言「法語化」。馬克龍政府為保護法語文化，對法語的使用作出硬性規定，如企業在廣告中必須使用「amour」，禁止使用英文中的「love」等。采取相似政策的還有意大利，其執政黨提議立法規定在正式場合必須使用意大利語，任何違反行為將面臨最高10萬歐元的罰款，這一提案已得到了意大利總理梅洛尼的支持。[22]

「文化例外」原則體現了法國對本土文化強有力的保護態度。1993年10月，法語國家首腦會議上通過了有關「文化例外」的決議，提出「世界貿易談判中應當通過特別法案，將文化產品從其他工業產品和服務產品中區分開來，將精神文化產品置於世界貿易談判的范圍之外」。「文化例外」作為法國文化的基本原則，反映了法國堅決的文化保護態度，其本質是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與構建。

法國的文化管理模式既不像美國的「放養式」管理，也不同於英國的「一臂之距」機制，而是采取了政府「全權管理」的模式，主要表現為公共權力對文化發展的高度干預。政府通過發布強有力的文化政策，構建起了文化傳承、資金支持、法律支撐的文化保護網絡，增強了獨特文化資源的可持續競爭力。因此，法國在博物館、視覺藝術、電影和視聽、書籍、音樂、表演藝術等文化領域擁有較完備的支持體系。以電影行業為例，法國國家電影中心於1959年設立了「電影產業資助賬戶」，同年，《電影資助法》誕生，該法律規定強制征收電影票特別附加稅（對每張售出的電影票強制征收10.72%的稅），這筆資金將納入電影產業資助基金賬戶，通過自動性資助和選擇性資助兩種方式資助法國本土電影發展，法國這一電影資助制度為法國電影的創作生產提供了制度和資金保障。[23]總體來看，法國文化政策基本遵循以下幾條主線：保護多元文化；平等享有文化和藝術教育的權利；國家改革和文化政策的權力下放；保護知識產權和藝術財產以及數字全球化背景下的作者權利。得益於對文化資源本體和文化生產傳承機制的強有力保護，法國的文化資源存量不斷擴大，並形成以「優雅」著稱的文化氛圍。

保護文化資源完整性和可持續性：意大利「文物憲兵」與「藝術補貼」政策。「文物憲兵」與「藝術補貼」這兩項文化保護政策共同發揮著聚合並累積文化資源的重要作用。1969年，意大利設立了保護文化遺產憲兵部隊（簡稱「文物憲兵」）這一執法機構，有效打擊了各種文物犯罪活動，使意大利眾多的文化遺產免於損害，在保障意大利文化遺產的完整性上發揮了巨大作用。在保護文化資源方面，不同於法國著重於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傳承路徑的保護，意大利擁有數量龐大的文化遺產，更多側重於保護物質文化資源，通過文化政策保護文化遺產的完整性。意大利國家文化遺產與文化活動部（MiBAC）作為意大利中央政府管理機構，主要負責文化事務管理，具體表現為MiBAC在各區設立監管局，並由地方政府負責各區的文化事務發展和管理。

意大利文化遺產保護經費除了直接從國家獲得財政補貼外，通過「千分之五」「藝術補貼」等稅收激勵政策獲取的資金也是其重要來源。經濟危機以來，意大利對文化遺產的財政投入逐年下降，在近幾年才略有提升，2016年國家對MiBAC財政方面投入為21.2億歐元（佔國家財政的0.26%）。[24]2006年1月20日，意大利頒布意大利會議總統令，發起「千分之五（5 per mille）」項目，即納稅人可指定自己所繳納個人所得稅的5‰用於支持非營利組織、大學、科研、醫療研究等公益事業。2014年7月29日，意大利出台了「藝術補貼（Art bonus）」政策，以「藝術補貼」為代表的稅收激勵政策為意大利文化發展提供了多元資金來源，緩解了文化遺產保護財政緊缺的問題，為文化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注入了新鮮動力。捐款人可以在「藝術補貼」網站上選擇意向的捐款項目，捐贈額的65%可用於稅收抵扣。不同於「千分之五」政策，「藝術補貼」政策中捐款人信息、捐款使用情況是公開的，這能發揮公眾監督的作用，因此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認可。為了進一步激發民眾自覺保護文化遺產的積極性，並為保護文化遺產籌集資金，意大利還推出了文化彩票、鼓勵自由捐贈、出讓公共文化資產使用權等一系列措施，多元的資金來源不僅有利於文化保護，也強化了人們自覺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下續）

在文化強國建設中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就是要以馬克思主義為魂、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體、以西方現代文明成果為用。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既要注重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創新，又要善於汲取世界各國文化的精華。具有深厚文化根基的中國式現代化以其可持續性摒棄西方現代化的弊端，走出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11]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大國的發展進程，既是經濟總量、軍事力量等硬實力提高的進程，也是價值觀念、思想文化等軟實力提高的進程。」[12]「文化強國」戰略是強國體系的基礎，[13]只有進一步明確中國文化強國的理論基礎和實現路徑，合理借鑑世界文化強國的發展經驗，才能持續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愛墾評註：本文不代表平台立場，任何引述純粹作為學術思考、辯證用途。例如，文中提到“魂”、“體”與“用”，似乎是處在文化主客體明顯分開的狀態，對于不採納此視角的海外社群，這無疑是值得更深探討的方向，從而找到更適宜國情民風的文化復興、文創强国的路徑。）

文化強國的理論基礎構建

文化強國表現為國家文化實力的提高和國家戰略能力的強大。國家戰略能力的強弱主要取決於綜合國力以及對綜合國力的調動能力這兩方面因素。[14]同樣地，文化強國的發展水平也取決於國家文化資源存量和調動文化資源的能力。文化資源存量是指聚合國家文化資源，最大可能地發揮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是資源聚攏的方向；調動文化資源的能力指分配調控世界文化資源，發揮文化樞紐作用，將文化資源價值最大化的能力，是資源調配的方向。

聚合文化資源，形成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離不開文化資源的累積，尤其是異質資源的存量。先看微觀領域例證，從資源的累積特征出發，Dierickx和Cool認為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形成離不開資源的長期積累，資源存量帶來的規模效應和相互聯結效應會使資源發展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這個過程中時間和經濟成本較高，競爭對手短時間內難以超越，企業繼而得以維持競爭優勢。[15]同樣地，在宏觀領域，文化強國要想在文化領域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也離不開文化資源的積累。然而，就資源的范疇而言，並不是擁有了大規模的資源存量就可以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具備有價值性、稀缺性、不完全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資源才是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的關鍵。[16]彼德拉夫也持有相似的觀點，他認為形成可持續競爭優勢需要具備資源異質性、不完全移動性、競爭的事前限制以及競爭的事後限制。[17]因此，挖掘中國飲食、戲曲、皮影等異質文化資源，累積資源存量並形成文化資源發展路徑是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一環。

發揮文化樞紐作用，優化文化強國的資源調控能力。根據維基百科（Wikipedia）的定義，樞紐（Hub）本意為連接軸和車輪之間的核心部分，後引申為發揮連接外圍作用的中央核心結構。《辭海》中也將其解釋為「重要的地點，事物的關鍵之處」。樞紐一詞的應用最早可追溯到我國南朝著作《文心雕龍》，書中寫到「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雲極矣」。此處的「樞紐」一詞意為「關鍵」，指事物的關鍵之處。可見，「樞紐」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指重要的地點或部分，二是指發揮著重要作用的關鍵之處。基於樞紐一詞衍生出了交通樞紐、樞紐經濟[18]、高等教育樞紐[19]、旅游樞紐[20]、文化樞紐等概念。文化樞紐（Cultural Hub）可大可小，從社區場館、博物館、城市到國家都可以作為文化樞紐，發揮著展示、調配、集散文化資源的作用。文化樞紐不僅可以在橫向的地理空間尺度調控文化資源，還可以跨越時空起到縱向信息交流軸的作用，具有形態多樣、多維融合的特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借鑑弗利德曼、薩森與卡斯特爾思的世界城市中心理念，判斷一個世界城市的標准不是其擁有多少資源，而是全世界多少資源是由其調配。[21]作為一個文化強國，「強」不在於擁有多少文化資源存量（Stock）而在於擁有多少流量（Flow），即調配世界文化資源的能力。文化樞紐作為文化強國的重要標志，能優化文化強國的資源調控能力，推動文化強國聚合異質文化資源，而成為先進文化的發源地、文化要素（人、財、物）的調配與交易中心和文化資產（地標、企業）的聚集地。由文化強國的理論邏輯構成可知（見圖1），文化強國具備以下5個特征：世界先進文化的發源地、世界文化市場交易中心、文化人才高地、文化地標聚集地、文化產業總部基地。縱觀世界文化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向世界源源不斷地輸出本國先進文化；美國、日本、韓國等國作為文化交易中心不斷推動文化成果交流；英國、法國吸引了世界級的文化人才；中國、意大利等國聚集了眾多世界文化地標；多數文化產業將總部基地建在美國，等等。總體來看，不同國家的文化發展之路可以為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提供經驗。

鄒統釺·文化強國的科學內涵與路徑探索

【摘要】「建成文化強國」是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之一。在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建設文化強國應聚合文化資源，形成文化強國可持續競爭優勢；發揮文化樞紐作用，優化文化強國的資源調控能力；選擇性地借鑑他國文化發展經驗，因地制宜地發展本國文化。走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強國之路，要擴大文化流量，創新推動文化可持續發展；盤活特色文化資源，打造世界文化樞紐；提質升級文化輸出，推動文化市場國際化發展；健全文化政策體系，推動文化高質量發展。

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目標，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1]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藍圖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論是實踐的指導力量，文化強國建設離不開全面科學的文化強國理論指導。當前，學術界圍繞文化強國的內涵、理論基礎及建設路徑等問題開展了大量研究。然而，文化強國建設仍面臨著理論指導薄弱、發展經驗不足等困境。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升我國國際文化話語權，未來還需加強文化強國理論建設，借鑑國際文化發展經驗，進一步探索文化強國建設路徑，走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強國之路。 

文化強國的基本內涵

林頓、泰勒認為文化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成員所共享並互相傳遞的知識、態度、習慣性行為模式等的總和。[2]文化由藝術、文學、生活方式、習慣、價值體系、信仰組成，它所具有的獨特精神、情感、智力以及物質特征會在某一社會群體中得以體現。關於如何理解文化強國的基本內涵，除了考慮文化的一般性定義外，還需考慮與文化有關的可操作性定義，如「文化領域」「文化周期」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提出，文化領域包括文化和自然遺產、表演和節慶、視覺藝術和手工藝、出版物和文學、視聽和數字媒體、設計以及創意服務。此外，還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存檔和保護、教育和培訓、裝備和輔助材料這四個橫向領域，以及旅游業、體育和娛樂這兩大相關領域。[3]

「文化強國」是指一個國家具有強大的文化力量，擁有發達的文化產業，能在全球范圍內發揮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目前，國內學術界主要從以下幾個角度對其進行定義。一是從國際比較的角度來看，「『強國』中的『強』是一個具有比較性的修飾詞，因此，『文化強國』一詞是指一個國家的文化強於其他國家的文化」[4]。二是從文化影響力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可以通過生活方式進行傳播，並在日常生活中引導別國人民，這樣的國家可被稱為文化強國。[5]三是從手段與目的角度來看，強調文化強國是目的與傳播途徑的統一，既要把文化作為傳播工具，發揮文化在強國建設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又要把文化作為目的，實現文化自身的發展與繁榮。[6]四是從標志角度來看，一是「一綱四目說」。「一綱」即構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四目」即文化強國所要呈現的四個新局面：全民創新、社會文化豐富多彩、人民權益得到保障、人民素質得到全面提高。[7]二是「五大高地說」。文化強國應是五大高地：文明高地、文化人才高地、文化資源高地、文化產業高地、文化交易高地。[8]三是「六力強大說」。文化強國體現在具有先進的文化生產力、強盛的文化創造力、巨大的文化凝聚力和引領力、強大的文化感召力和影響力。[9]不同學者從多個角度對文化強國的內涵進行了探究。[10]

（鄒統釺，文化強國的科學內涵與路徑探索； 原載《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3年11月下。参考文獻請看原文；【關鍵詞】文化強國 可持續競爭 文化樞紐 中國式現代化 文化高質量發展 【作者簡介】鄒統釺，絲綢之路國際旅游與文化遺產大學副校長，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校長助理，中國文化和旅游產業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旅游目的地開發與管理、文化與「一帶一路」。主要著作有《旅游目的地地格理論研究》、《國家文化公園的整體性保護與融合性發展》（論文）等。 ）

陳明發·紀念青運許金瑞總會長

昨天傍晚5點許，與妻子前往吉隆坡富貴生命館，瞻仰青運第四任總會長許金瑞的遺容；慰問其遺孀拿督黃素珠和她的子女。

站在棺木旁，看著許老先生安詳的余容，我除了禱告前領導一路好走外，也說了一句：「老總，此生有幸，蒙您給予機會和您共事過。」

青運在1981年重組成全國組織，我和青運結緣於1983年。後來那幾年和許會長一起打拼的記憶，現在回想起來歷歷在目。

許先生的一個兒子陪同我們從靈堂走出來，我告訴他說：「記得在1980年代中，我有時候和令尊同台演講，他都帶著你們一道去，當時你們還很小......。」

他說道，他的爸爸晚年很多人和事都不記得了，但就是記得當年"去搞革命"的一些情景......。

我和妻子坐在堂外喝茶時談起，那「革命」二字用得是再准確也沒有了。

1969年513事件後，「新經濟政策」強行的年代，華社確實推動過一場「精神革命」醒覺運動以謀出路，得出的共識是「自強自救、突破困境」八個大字。

從那時代走過來的男女，上至華基政黨、大會堂與總商會，下至小販公會、新村廟堂與普通百姓等，誰不多多少少都以自己的方式，想方設法去實現這麼一個民族運動？

以陳群川、紀永輝二位先知先覺的企業領導為顧問；社區組織經驗豐富的青運元老楊燕璋、李宏才二位前會長的鼎力支持，許金瑞老總在1980年代初引爆了青運這個組織的潛能，當時何嘗不是一份民族內部自強不息的奮斗？

綜觀今天50至70余歲中流砥柱的華社棟梁，洗禮於後來那一系列青運工作的一代人，大有人在。（3，7，2024）

陳明發《關鍵詞2024》自以为是

台上：雖然我們牢牢掌握了政権，却從不自以為是。

台下：這句話，就很自以为是了。

（19.7.2024）

國家品牌营銷討論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受到世界前所未有的關注，中國形象出現了兩極分化：一種是對中國經濟奇跡的極端讚美，典型的是“中國模式”的提出；一種是對中國經濟與軍事崛起後的擔憂，典型的論調是“中國威脅論”。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論調在世界主流輿論中都具備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也都與國家形象的構建與傳播密切相關。

盡管我們將自己的形象定位為“負責任的大國”，但實際上，我國的國家形象一直被西方國家所誤讀，甚至被妖魔化。反思這種誤讀以及妖魔化的現象，雖然這其中不乏國家利益之爭、意識形態差異，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障礙。我們要更深地融入國際社會，樹立正面的國際形象，就必須消除這樣的誤讀或誤解，向西方國家清晰地傳達我們的所思、所想和明確的主張。①


國家層面——中國國家形象宣傳片

2011年1月17日，由國務院新聞辦籌拍的《中國國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大型電子顯示屏上播出，中國各領域傑出代表在片中逐一亮相，而《中國國家形象片——角度篇》則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風光等方方面面，全景式地展現了古老而又現代的中國國家形象以及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中國國家形象片一經推出就引發輿論熱議，它的播出被認為標志著國家公關時代的到來。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中國國家形象片是一次國家形象公關與跨文化傳播結合的嘗試。②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孔慶勤博士研究了《中國國家形象片——人物篇》的傳播效果，其數據顯示，形象片播出後對中國持好感的美國人從29%上升到36%。

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人物篇》的策劃團隊將科技、商界、文體、智庫的頂級人物組合起來，想要傳遞的不僅僅是簡單的東方風情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全球共同認可的價值觀——對人性的讚美，對個體價值的弘揚。這是形象片的精華和核心亮點。《人物篇》中的人物基本上涵蓋了各行各業的代表，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是通過個人的勤奮與創新實現了自己的價值，成就了自己的中國夢。這不但表明國家積極提倡個人追求自身的價值，還標志著國家會為個人的成功提供寬鬆的環境。當然，這次國家形象宣傳片傳播的成功還有不容忽視的一點，那就是播出時機的精心選擇——在國家領導人出訪的時候適時播出，其傳播效果無疑是錦上添花。

國家形象宣傳片的傳播取得成功的同時，也有一些質疑的聲音，其中有一個較大的爭議：到底誰能代表中國形象？這是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問題。

......北京奧運會閉幕式上，當倫敦市長接過奧運旗幟時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北京奧運會非常成功，倫敦奧運會肯定無法超越它，但是我們英國人並不需要向世界證明什麽。” 倫敦市長的話語無疑十分犀利，或許對於我們反思國家形象的傳播效果能帶來一些啟示。


詳閱 (熊玄 翟晨·簡析中國國家形象的構建與傳播;——以2011年若干熱點事件為例;《 新聞戰線 》2012年第8期）

陳明發《關鍵詞2024》酒鬼

給你找到一個垃圾桶嘔吐，

並不能證明你不是酒鬼。

倡導「 大其心」，就是格局要大。 所謂的格局，就是一個空間，包括長寬高。

長，就是眼光要長，以未來定義現在，基於三十年之後的孩子的生命狀態，來考慮現在的教育。站在三十年以後看，現在的很多教育都不必要，有些甚至在灑毒藥。寬，就是包容，接納更多的美好。所謂「容」，就是下化之，把不好的人和事拿過來而化之。高，就是人格的高度，決定了一個人格局的就是高度。教育者的格局越大，給孩子的成長空間就越大，孩子的格局就越大。

教育的「道、法、術、器」

「道、法、術、器」出自老子的《道德經》，是道家傳承所強調的四個層面。所謂「道」即萬物變遷循環中亙古不變的規律，是靈魂，是方向，是指導思想；「法」是在探求「道」的過程中經過實踐思考、歸納總結出的規則體系和方法原則；「術」是在規則體系指導下的具體操作技術，只要「道、法」不變，「術」可千變萬化；「器」是指有形的物質或有形的工具，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古人用「道法術器」形容事物的不同層面，我們對事物的認識，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停留在膚淺的認識，而要深入內裡，掌握規律，把握原則，了解方法和技術，以及相關的工具和環境。

將「道法術器」理念融入學校管理，改進學校管理的方式方法，有助於加快學校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道、法、術、器」基本內涵

中國傳統道家文化的傳承強調這樣四個字，「道」、「法」、「術」、「器」。

「道」，是自然環境、事物的自然規律和發展方向；即「天道」。

「法」，是為循「道」、成事、達到目標制定的方法；即「人法」。

「術」，是為使「人法」得到落地實施采取的技術層面的策略、技巧。

「器」，是為使「術」取得更好、更有效率的結果所必需的工具。

簡而言之，可總結為：遵循事物的發展規律，確定自身的發展方向、願景和戰略；策劃制定符合事物規律、規避風險和實現願景的目標、方法、方案、行動路線；在「道法」的統御下，具體策劃制定具體實施的技術層面的方法、技巧，以有效的做好每一件事；並在做事時使用適宜的工具器具，以保證達到「術」的結果，提高「術」的效率。

「道、法、術、器」在教育理論中的理解

1、教育的道

無論是家庭教育還是學校教育，唯一不變的道就是：所有的教育，歸根結底，都是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要把著力點放在教育者自我的成長上，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而不是要求孩子怎麼樣。孩子身上呈現的所有問題，都是在折射他們的渴望，這些渴望就是我們作為教育者沒有給到的。比如家長太浮躁，定不下來，孩子就會多動，不專注，因為他渴望寧靜；比如缺少有效的溝通，孩子會沉溺於電子游戲，因為他渴望陪伴和理解。

教育是一件需要智慧的事情。

道作為最高境界，也代表著學校的發展方向、願景目標和辦學理念。根據外部環境、政策措施和學校類型層次等因素決定學校發展方向；學校要發展到何種程度；以什麼方式和速度達到發展方向最終目標。通常，學校願景較為抽象宏大，表明學校未來要達到的位置。但是學校目標必須是具體、可衡量的，制定目標是為了明確學校的發展規劃以達到願景。辦學理念體現學校及其幹部教師的價值取向，是指學校在辦學過程中所推崇的基本信念和奉行的使命。

2、教育的法

教育的成效取決於教育者本身的狀態，最好的教育是不言之教。教育者本身就像是一杯滿滿的水，從杯口自然而然溢出來的水，就是最好的滋養。不斷地修煉自己的狀態，是教育者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所謂的狀態，就是人生的高度，如果教育者的身心都在一種很低下的狀態，整天糾纏於名利得失，雞毛蒜皮，孩子如何能夠有靈性，有智慧？就是原本有靈性的孩子，也被邪氣和俗氣蒙蔽。

教育者應該怎麼修煉自己的狀態？扎根到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培養內心的高度。具體地說，就是「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虛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定其心，應天下之變。」（唐朝的施肩吾語）

（教育的「道、法、術、器」原載： 2020-02-25 搜狐 原題：「道、法、術、器」4字在教育理論中怎樣理解？）(下續)

（續上）道德律令是立足於實踐理性的邏輯必然性的。“要緊緊按照你願意它成為一條普遍規律的準則行動。”這條行動的準則就是實踐理性法則。沒有自相矛盾才能成為普遍準則。

康德舉例說：撒謊是否道德？如果把撒謊作為普遍律令，那麽人人都說謊，誰也不信誰，那麽也就沒有謊言了，之所以會有謊言是因為還有人相信它。不說謊能否成為普遍律令？如果所有人都不說謊，那麽大家可以普遍行之，所以它可以成為普遍律令。

康德是從邏輯、理性的角度說明撒謊是不道德的，不撒謊是道德的。不是說說謊能帶來壞處，不說謊能帶來好處，而是因為不說謊不能貫徹到底。在康德的這條原則里，不談他人，只談你個人。前面兩條金規則都講到他人，而康德的金規則里不談他人，只講自己。康德認為最重要的是人和人自己身上的人性相和諧。

人與人相和諧不是出於道德動機而是出於道德行為。所以這種道德還不算道德。只有和自己的人性相和諧才是真正的道德。如果一個人可以和自己的人性相協調，那麽他還不能和別人相協調嗎？康德強調人在執行道德命令時的獨立性，是自己內心的命令而不是上帝的命令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命令。這就叫絕對命令。

康德絕對命令規則的三種不同變體和金規則三種形式一一對應，但是與前面兩個形式相比，層次要高些。

1、“要這樣行動：就是要使你的普遍行為準則成為普遍的自然律那樣著眼於道德律的效果。”

自然規律是為了追求自然和諧，道德律是為了追求人類社會和諧。一切人要按照自然律和睦相處。它和儒家、基督教的金規則一致，著眼於所欲的東西，著眼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著眼於效果，只是康德的規則更為形式化，更強調個人的自主自覺。

金規則在康德這里著眼於效果，但是人與人性相和諧，僅從效果來看還不能說明問題。如果僅從效果來看，它和孔子所說的“鄉願”是沒有差別的，僅僅訴諸個人內心感受，不能確定真正的動機。人與人性相和諧，不僅要看感受還要看動機。

2、“永遠把人當作目的，而不僅僅當作手段。”這里著眼於動機。在這個表達方式里，「每個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是普遍立法的意志，最終會導致目的。」每個有理性的存在者都是意志自律，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立法，也是為所有人立法。康德反觀以前一切道德都是失敗的，因為都是他律。康德認為基督教當然也可以成為道德律，在《實踐理性批判》中他還高度贊揚了基督教。但是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學》中，康德對基督教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就基督教的形式看，不足以成為普世倫理。因為基督教是按照聖經解釋道德，而不是按照道德解釋聖經。康德要把道德建立在實踐理性之上。以實踐理性出發建立道德律，必然會導致宗教，這樣宗教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有根基的。

這是絕對命令的最高表達方式。為所欲為是不自由的狀態，只在第一個自由上是自由的，以後接著就不自由了。能終身行之的才是真正的自由。動物只考慮眼前，人卻可以考慮終身、普遍。人具有理性能力，要保持在自己最大自由就必須按照自由規律行事。它是自由本身的貫徹。康德的道德建立在邏輯理性之上，邏輯理性的前提是自由，把邏輯理性建立在自由上並運用於實踐就成了自律，這就是道德。自由的自由就是自律，道德的基礎是自由和理性。

從全球倫理看，儒教和猶太教最受限制，它受到血緣、種族、地域、信仰等等的限制，所以很難有共同理解。相比之下，基督教具有較大普世性，但受外來信仰約束。康德的模式受每個人自己的理性和自由約束，所以它最適合普世倫理。

然而這種模式也是有缺陷的，因為雖然人人都具有理性，但理性並非在每個人心中佔統治地位。理性佔統治地位的人也有，比如一些知識分子；還有一些西方民主、法制比較發達的國家，理性也佔統治地位；還有在某些特定的時代，比如科學理性時代。但是在以後，理性是否能夠佔統治地位就很難說了，後現代已經把理性摧毀得差不多了。康德模式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追求自由的，弗洛姆有一本書叫《逃避自由》，裡面就寫到有一些民族認為做奴隸才是自由。

康德能成為全球倫理的規則，但它未必實現。但是有這個規則和沒有這個規則是不一樣的。從現實層面看，康德的東西太抽象了，不具可操作性（大學生、研究生尚且不能完全理解，更何況普通百姓呢？），但它是一種理想，現在已經沒有這種理想了。

綜上所述，康德金規則的限制是（1）理性未必在人性中佔統治地位，（2）這個規則是高度抽象的形式主義。很多人都對康德的形式主義進行了批判，舍勒提出了質料倫理學，這種倫理學認為同樣的人做同樣的事在這個境遇中也許是道德的，但在另一個境遇中也許就是不道德的。

無論是儒家還是基督教都是從外部來看道德，而康德則是從人性內部來看待道德的。康德對人性、對人的倫理道德的批判達到了更高的階段。你可以批判康德的理論，但是你要站到更高的台階上才能批判它。

我們以上講的金規則的三個層次是有遞歸性的，其中康德是最有可能成為全球倫理的金規則的。只有擴展到自由意志本身，只有擴展到自律的規律，才有可能做更深的探討。

（(鄧曉芒：全球倫理的可能性—金規則的三個模式; 時間：2001年10月31日晚上7：00－9：00; 地點：三教203；主講：鄧曉芒, 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著名德國哲學專家。)見：愛思想網站2001-11-02）

二、基督教模式

鄧曉芒·全球倫理的可能性—金規則的三個模式

我今天和大家談的題目涉及大家現在很關注的全球倫理問題，“9·11”事件之後，學術界、老百姓對此談論得更多，爭論得也更多了。全球倫理現在是一個熱點話題，但是我的文章並不是為了趕熱點，而是在這之前就已經寫好了的，是準備在“全球倫理與中國傳統倫理國際研討會”上宣讀的。現在碰上“9·11”事件，發揮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但是我今天主要不是從具體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而是從學理方面談全球倫理的問題。全球倫理在中國已經談了好幾年了，最近幾年，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微妙變化，它更加突出的擺在人們面前。那麽全球倫理如何可能？如果可能采取什麽樣的方式？

1997年瑞士神學家提出金規則問題，全世界各大民族的倫理道德文獻里幾乎都可以找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倫理原則。後來在芝加哥舉行的世界倫理大會稱之為“金規則”。在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印度教里都可以找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規則。不管是什麽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這條規則都起了核心作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種消極的表達方式，但是這種方式更簡潔，也更表達本質。金規則的積極表達方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我們要強調的是儒家、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等都有金規則，它是一種最普遍的模式，我現在要對它進行分析，看它是否足以承擔全球倫理，是否還有其他模式，它與其他模式是什麽關係？盡管全球都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條規則，但是各個國家和民族的原則顯然是不一樣的。既然全球有一條金規則，為什麽現在文明衝突愈演愈烈？

“9·11”事件中，恐怖分子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是遵守他們的道德的，但是它突破了人類道德底線。以前恐怖組織都敢於出來承擔責任，為什麽現在沒有人（包括拉登）敢出來承擔責任呢？這是因為它突破了道德底線，但它無疑是出於道德，是對它們民族的道德。

金規則分為三個層次的模式：

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儒家、猶太教模式。

《論語》中，有人問孔子：“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說“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猶太教里，有一個異教徒問拉比西勒：你能否把猶太教的所有律法在我單腿站立的時間內告訴我？西勒回答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他所有教律都是對它的解釋。進一步說：對待同胞的名譽、財產要跟對待自己的一樣。儒家對這一思想的表達更具有概括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就有了一定的普遍形式。

金規則第一個表達模式的特點是：具有一般原則形式，但是著眼點在內容，著眼於具體的東西，比如名譽、財產等，但是沒有對這種形式進行深入思考。這種特點是金規則的第一個特點，它沒有考慮到“己所不欲”的東西是否也是人家所“不欲”的東西，你“所欲”的東西是否就是別人“所欲”的東西。父母干涉子女的婚事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是父母所欲的未必是子女所欲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假定是大家“所欲”的東西是一樣的，這個前提是未經思考的，也許你所要的恰好是人家不要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恕”也是一種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金規則的前提，但實際上未必這樣。皇帝和奴才所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金規則有一貫性，但不是邏輯上的一貫性而是想當然的事實上的一貫性。在金規則里，“己”是一個偶然事實，它是從我們所處的立場上說的，至於“己”是上智還是下愚，是窮人還是富人，是男人還是女人都不作考慮，所以“己”沒有概念上的統一性。孔子認為只要是人就要像仁者那樣思考，所以金規則是與自己的身份、家庭、出身、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等糾纏在一起的，是一個模糊的概念。

以上我們講了“己”，現在我們從“欲”的方面看。“欲”也不等於自由意志，而是欲望所追求的東西。所以這條金規則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但在實際上不能終身行之。孔子也不能終身行之。孔子認為，如果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應該隱瞞。孔子稱這條原則為“直道”。這條原則推行開來恰好違背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為你在維護自己家族的利益、維護自己的孝道的同時，損害了別人的利益、別人的孝道。這恰好是導致紛爭的原則。所以孔子實際上並不能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終身行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有自己的金規則，但至今打得你死我活。所以我們知道在一個群體內部，金規則有它自己的實用性，但是隨著範圍的擴大，它的使用範圍越來越小。

中國設立了父母官，當兩個家族吵起來的時候，父母官就會勸解雙方：你們各自要為大家庭著想。這樣就調解了家族之間的衝突和矛盾。儒家孔子的貢獻就在於把一個國家用血緣關係聯系在一起，比如君臣、父子、夫婦。這樣就建立了東方大帝國，如果沒有外侵，在較長的時間里可以保持歌舞升平。阿拉伯人互相之間不團結，家族之間互相仇殺，忌妒、爭吵、暗殺、恐怖活動不斷。所以倫理只在狹窄範圍內使用，它不能像儒家文化這樣把忠孝結合起來，調節家族紛爭，但是儒家也導致了専制。

中國雖然能建立大一統的専制國家，但是超出了帝國也不適用，“非我族類，其心自異”。除非異族歸附儒家文化，否則就不承認它是華夏民族。從岳飛的《滿江紅》中我們可以看出漢族對匈奴的排斥心理。

綜上所述，全球倫理如果建立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基礎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大家的理解不同。所以用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足以建立全球倫理。

APP Iconada: Emotive/Evocative Change Strategies

"Emotive" or "evocative change strategies" refer to methods or approaches that leverage emotions to drive change, particularly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social movements, or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se strategies emphasize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influencing behavior, decision-making, and motivation, recognizing that rational arguments alone may not be sufficient to inspire or sustain change.

Key Elements of Emotive/Evocative Change Strategies

Emotional Appeals: These strategies often use storytelling, metaphors, or symbols that resonate emotionally with individuals or groups. By tapping into feelings like hope, fear, empathy, or anger,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create a strong emotional connection that motivates action.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 Emotive change strategies consider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 of the target audience. They are tailored to align with the values, beliefs, and emotional landscapes of the people they are trying to influence.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hese strategies often appeal to a sense o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belonging. By aligning a cause or change initiative with people's sense of who they are or want to be, they create a deeper emotional investment.

Visual and Symbolic Communication: Images, symbols, and other non-verbal forms of communication are often used to evoke emotions and convey messages in a powerful and immediate way.

Emotional Contagion: This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where emotions spread from one person to another, creating a shared emotional experience. Leaders or change agents who effectively display emotions like passion, enthusiasm, or concern can inspire similar feelings in others, leading to 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How a message or change initiative is framed can greatly influence its emotional impact. For example, framing a challenge as a moral imperative or a collective journey can evoke stronger emotional responses than a purely technical or procedural approach.

Sustainability of Change: Emotive strategies not only initiate change but can also help sustain it by continually reinforcing the emotional bonds and values that were activated in the initial phase of change.

Applications

Organizational Change: Emotive strategies are used in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o align employees' emotions with the organization's goals, fostering a sense of purpose and commitment.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often use evocative strategies to rally support, mobilize action, and sustain momentum.

Marketing and Branding: Brands use emotional appeals to create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consumers, building loyalty and influencing purchasing behavior.

Personal Development: In personal growth or therapy, emotions are often a focal point for achieving transformative change.

These strategies are particularly powerful when combined with logical or rational approaches, creating a balanced and compelling case for change that resonates both emotionally and intellectually.

愛墾APP: 無器官身體の與領導認知衝突

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無器官身體」（BwO）概念，特別是與情動轉折的結合，與傳統管理學和領導學中的團體概念有衝突。傳統的管理學和領導學主要基於穩定的結構、權力階層、目標導向等原則，而德勒茲的「無器官身體」則關注去中心化、流動性、生成過程和非線性發展——

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對立

傳統管理學和領導學：在傳統的組織和管理理論中，領導力通常由清晰的等級體系和權力結構支撐。一個組織或團體往往有明確的領導者、管理者，負責制定目標、協調團隊成員的活動並控制決策過程。團隊結構大多是中心化的，強調從上到下的管理以及固定角色的分配。

無器官身體與去中心化：無器官身體則去除了中心和層次，它強調的是去疆域化和權力、欲望流動的開放平面。在無器官身體的場域中，沒有穩定的權力中心，個體和群體在不斷生成和解構中形成新的結構，這是一種更為流動、非固定的組織模式。這與傳統管理中對穩定和明確角色分配的要求形成衝突。

目標導向與生成過程的衝突

傳統管理學：管理學的一個核心假設是，團隊存在明確的共同目標，領導者通過規劃、組織、指揮和控制等手段來實現這些目標。管理學依賴的是一種線性的、目標導向的過程，強調結果和效率的達成。

生成與開放性：無器官身體則更關注生成（becoming）而非既定目標。生成過程本質上是開放的、動態的，它不追求預定的結果，而是在不斷的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中生成新的秩序和可能性。對於德勒茲的視角而言，組織或群體的生成不需要明確的目標，而是通過欲望、情感和力量的流動自然地形成。這種對生成的開放性與傳統管理學中的結果導向性產生了張力。

穩定性與流動性的對立

傳統管理學：組織結構和團隊管理往往強調穩定性，尤其是在大型企業或複雜組織中，穩定性被視為有效運作和長期成功的基礎。層次結構、制度、規則和標凖操作程序被設計用來維持團隊的穩定和高效。

無器官身體的流動性：無器官身體拒絕固定的形式和結構，它強調欲望、力量和情感的流動性，這些力量不受既有規則和形式的限制。流動性意味著無器官身體可以在任何時刻解構現有秩序並生成新的秩序，而這種不斷的生成和變化可能導致組織內部的不確定性。這一點在管理學中被認為是風險，因為流動性容易打破原有的秩序和效率。

控制與自發性的衝突

傳統領導學：領導學強調控制和協調，領導者的作用是對組織內部和外部資源進行有效的整合，以確保團體目標的實現。控制意味著對個體的行為、情感、動機等因素進行管理，避免混亂或過度的自發性。

無器官身體中的自發性：在德勒茲的哲學中，生成過程本質上是自發的、去控制的。無器官身體並不受任何單一主體或權力的控制，而是由不同的力量和欲望自發生成新的連接和秩序。這與傳統管理中對行為和結果的精細控制要求形成直接衝突，因為無器官身體的生成過程無法被完全預測或管理。

個體化與去個體化的衝突

傳統管理學：在管理學的框架中，個體通常作為獨立的、具有責任感的行為主體被對待。團隊的有效運作依賴於個體明確的角色和任務，個體績效也是團隊成功的基礎。

無器官身體的去個體化：無器官身體則追求去個體化（impersonalization），它是由力量、欲望和情感流動構成的非個體化場域。無器官身體的生成並不依賴個體的意志或責任，而是超越個體層面，形成了一種集體性的流動。這種去個體化的生成過程不符合傳統管理學對個體責任和績效的要求。

情感與理性決策的衝突

傳統領導學：領導學通常基於理性決策的假設，強調通過邏輯分析和數據來作出最優決策，情感的作用往往被視為需要控制或管理的因素，避免影響團隊的效率。

情動轉折中的情感生成：情動轉折反其道而行之，認為情感不僅是影響組織和團體的重要因素，而且是生成的核心動力。情感的流動與無器官身體的生成過程密切相關，它們不僅影響個體的行為，還決定了群體的生成方向和動態。因此，從德勒茲的視角來看，情感並非是需要控制的因素，而是生成和創造的重要力量。這與傳統領導學中過於依賴理性決策的模式相衝突。

德勒茲和瓜塔里的「無器官身體」概念與情動轉折的視角確實與傳統的管理學和領導學存在衝突。傳統管理學強調控制、穩定、中心化和目標導向，而無器官身體則追求去中心化、流動性、生成性和開放性。這些差異帶來了根本性的張力，尤其是在團隊管理和領導力的理解上。傳統管理學更傾向於將情感作為需要管理的對象，而德勒茲的視角則強調情感是生成的核心力量，推動了去中心化和去疆域化的過程。

（續上）顯然，對於當前的西方精英來說，民主已經意味著一種制度，它不是為了回應人民的意願而民主地運行，而是由自稱為民主主義者的人來運行。

但是，比起簡單地指出更多雙重標准和虛偽的例子，更有趣的是，我們應該試圖理解，是什麼解釋了民主作為一種文化基因的擴散，與真正的民主的衰落成正比。畢竟，「民主」這個詞並不總是出現在每個政治家的嘴邊。

即使是美國政治秩序的完美傳道者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他的「讓世界為民主而安全」這句話，現在已不可磨滅地與他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也沒有輕率地提及一切顯然都有可能的政治制度。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巴黎和會上，威爾遜的開幕詞中只提到了民主。

然而，在那個時候，美國可以比現在更合理地宣稱自己是世界上最卓越的民主國家。如何理解這個悖論呢?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在他最近的著作《敘事危機》(Crisis of narrative) 中提供了一個思考這一現象的框架。「只有當一種范式與它有一種根深蒂固的異化時，它才會成為一個話題，」韓認為。「所有關於敘事的討論都表明它們功能失調，」他說。換句話說，民主已經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的事實，以及關於民主的敘述正在被投射出來，這些事實本身就表明有些地方出了問題。

韓繼續解釋說，只要敘事是「存在的錨」——生命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提供意義和方向——就沒有必要如此誇張地談論敘事。但是，韓解釋說，「當敘事失去了最初的力量、引力、秘密和魔力時，這些概念的膨脹就開始了。」他總結道:「一旦它們被視為某種建構的東西，它們就失去了內在真實的時刻。」

美國民主——或者其他任何西方民主——是否真正擁有任何「內在真理」，這是歷史學家要決定的事情，但毫無疑問，曾經有一段時間，民主政治文化只是「活著」，而不是不斷地被捍衛、攻擊或援引。選票上的不是民主本身，而只是民主進程中出現的任何一批政治家。

在我們這個充滿爭議的時代之前，西方的民主生活在一種尚未被打破的世界觀所帶來的想當然的保證中。這並不意味著政治中沒有常見的爭吵、暗算、詭辯、欺騙，甚至完全的功能失調。

它只是在很晚的時候才凝結成一種簡潔的政治教義，被稱為「君權神授」，當時任何真正相信國王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使者的信念幾乎都消失了。這一理論是由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後來的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發展起來的，他甚至提出了「君權神權」這個說法。用韓的話說，曾經是「存在的錨」的東西已經變成了一種敘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模因。1610年，當詹姆斯國王站在國會前宣布「君主政體是世界上最至高無上的東西」時(確切地說，這並不是國情咨文)，他幾乎沒有想到，他如此大力擁護的教義，離永遠消失只有幾十年的時間了——至少在歐洲是這樣。

他的兒子查理一世反動而又絕望，他繼承了父親的傳統，認為自己只對上帝負責，最終在這件事上被縮短了一個頭。在歐洲其他地方，類似的過程也在上演。在法國，路易十四視自己為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表，被賦予行使絕對權力的神聖權利。他花了很多時間鎮壓醞釀中的叛亂，並通過他的汗水來建立他的合法性。但他荒謬、原始和過度緊張的言論——這種言論很適合登登的國情咨文——只能被視為危機的一個信號。

幾百年來，歐洲出現了好國王和壞國王，但即使是一個可怕的國王統治，也不會破壞人們對君主制作為一種制度的信仰，也不會破壞人們對神國和世俗王國之間隱含聯系的信仰。君主制本身並不是每次新國王登基時都要進行「投票」。但是當魔法消失，國王們發現自己處於守勢的時候，正是他們開始用誇張的效果來強調自己職位的重要性的時候。不難看出隱藏在表面之下的不安全感。

對特朗普和其他人威脅民主聖殿的威脅的誇張反應，只是一個更大的戲劇的一小部分，也是不安全感的表現。這意味著，西方自由民主的魔力已經枯竭。它會被捍衛，被攻擊，被理想化，被召喚，直到它消失，被其他東西所取代。

(更多精彩內容請點擊：〈當一種政治制度變成一種模因會發生什麼？〉 華視雲 2024-10-12)

當一種政治制度變成一種模因會發生什麼？

民主的概念已經演變成一種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敘事，並用空洞和誇張的言辭進行辯護，這是危機的一個深刻跡象。作者亨利·約翰斯頓是駐莫斯科的RT編輯，他在金融領域工作了十多年。

唐納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封口費」案的判決，以各種可以預見的方式激起了那些慣有人物的情緒。「民主」這個詞從未遠離任何人的嘴邊。

「唐納德·特朗普正在威脅我們的民主，」喬·拜登總統本人表示，稱前總統對判決的質疑是「危險的」。《紐約時報》的編輯委員會稱贊前總統被定罪是「民主原則的卓越體現」，認為這證明，即使像特朗普這樣強大的人也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如今，「民主」這個詞在西方世界隨處可見。幾乎每天都有人請求捍衛它，保護它，與它的死敵作戰，或者用浮誇的陳詞濫調來慶祝它的美德。精確和中立的用法已經讓位於一種意識形態的色彩，這種色彩既模糊又充滿活力。

人們可以感覺到，這個詞是在為某種衰落的美國主導的秩序和維護這種秩序的精英機構辯護——然而，就像它的表親「基於規則的秩序」一樣，它從來沒有被完全定義過。據說，在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本身就在選票上。不管那是什麼意思。如果說特朗普是上流社會眼中的典型惡魔形象，那麼民主主義就是對抗他的堡壘。

民主被灌輸了一種原始的形而上的力量，幾乎像是宗教信仰的替代品。

拜登2023年的國情咨文演講包含了一勞永逸地治愈癌症的勸導，緊接著他就對美國有史以來所有成功的基礎進行了一個宏大的總結——而且，含蓄地說，這將是未來成功的基礎，比如治愈癌症。

「伙計們，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切，只有一個原因: 我們的民主本身。」

拜登總結說:「有了民主，一切皆有可能。沒有它，什麼都不是。」

把時鐘倒回一個世紀左右，把「民主」這個詞換成「上帝的恩典」，做同樣的演講，沒有人會眨一下眼睛。

民主是抵御不法行為指控的盾牌。針對以色列領導人面臨的戰爭罪指控，他們的辯護理由是，以色列是一個民主國家。好像政府選舉領導人的方式會改變戰爭法似的。

但奇怪的是，這種令人作嘔的無處不在的「民主」一詞，恰好與實際自稱民主的國家出現嚴重功能失調的時期相吻合。談論得越多，它似乎就越不起作用，而宣稱的和實踐之間的鴻溝就越大。許多口頭上宣稱民主的國家，其實是在實施高度不民主政策的前沿國家。

人們很容易就會失去理智，指出西方對所有民主事物的公然虛偽，同時又傾向於威權主義傾向。舉個例子:本月早些時候，德國一家法院駁回了德國新選擇黨關於將其青年組織歸類為極端主義運動的申訴，這意味著德國國內情報機構可以繼續監控該黨本身的活動和通訊。這被政府譽為勝利。「今天的裁決表明，我們是一個可以捍衛的民主國家，」內政部長南希·費瑟 (Nancy Faeser) 說。(下續)

中馬工商界對話會，解鎖巨大商機～～第5屆「一帶一路」中馬工商界對話會圓滿結束，圍繞探討新能源、人工智能、和綠色與可持續發展等方向，現場有約500位與會者出席，反映馬來西亞和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解鎖巨大商機方面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增長。

馬來西亞-中國商務理事會董事方天養對話會上致詞時表示，希望對話會是富有成效和有意義的，並能促進有價值的伙伴關系和想法，為馬來西亞、中國和全球「一帶一路」社區的共同繁榮做出貢獻。

方天養較後在接受《亞視新聞》訪問時指出，2025年的第6屆「一帶一路」中馬工商界對話會，將輪到中方舉辦，目前尚未確定企業連接性的方向，胥視2026年將出爐的第13大馬計劃，有望在2025年開始提供一些方向的信號。

他也坦言，這是第一次與中國經濟聯絡中心（CECC）合作，僅耗時1個月半時籌備這場活動，雖然倉促，但依然順利完成。

除此之外，此次對話會也舉辦簽約儀式，現場正式簽署13項諒解備忘錄（MOU），涉及農產品、物流運輸、旅游策略合作、產業園、以及人工只能和數碼創新等。(2024年12月13日 亞洲電視新聞）

南海契合評議：方天養的談話，從南海契合的角度來看，值得關注的是，2024年雖然是馬中建交50週年的大喜年份，制定馬中商界合作方案的重大會議，只花了「一個半月」籌備。是簽了一些MOU, 有照片，有場面，不過沒有具體詳情。不懂是不是又像過去兩年多類似1,700億投資事件的處理方法？

話說中國將舉辦明年的對話會，不過馬來西亞還不知道到時要談什麼，等明年再說吧。反正我們最不缺擅長即席發表激勵演說的奇才。

馬中商業理事會的眼下的效能，若對照過去的廈門大學計劃，從議決、建造到招生只花了三年功夫的個案來看，充滿了敘事想像的空間。

鍾啟章[灼見]昌明大馬,有禮真好~~本月3日揭曉的2024年度十大候選漢字，「免」字14年來首次上榜，隨著馬來西亞和中國互相實施豁免兩國人民入境簽證措施，雙方旅游互訪的人數劇增，對促進旅游經濟立竿見影，「免」字自然就成為年度十大候選漢字。

我也沒錯過這個免簽的機會，上個月中應中國友人的邀請，到荊楚大地走了一趟。抵達武漢後的第一個活動，便是參觀湖北省博物館，盡管是旅游淡季，人潮依然是絡繹不絕。走進博物館的曾侯乙展館，看到眼前的九鼎八簋，我馬上就聯想到「一言九鼎」、「問鼎中原」、「鐘鳴鼎食」幾句成語。

禮成中土文明象征

由於我們只有4個人，導游小張可以仔細和深入講解，他的九鼎八簋典故，讓我對中華數千年的文明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原來這九鼎八簋是周朝所遺傳下來的禮制，所以中國自古就有禮儀之邦的稱號。

周武王滅商後，吸取了商代滅亡的歷史教訓，用禮樂制度來規范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鼎最早是一種烹煮肉和存貯肉的方形器皿，後來逐漸發展成為禮器，被視為國家和權力的象征。簋主要用於放置飯食，是古代盛裝煮熟的稻、粱等食物的器皿。史書記載，古人在祭祀宴享之時，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君臣、貴賤得以清楚劃分，充分體現出了商周時期嚴格的等極制度。

中國古代社會與國家管理是禮法社會。禮法是禮制與法律相結合的概念，融入哲學家的思想，法學家的智慧和政治家的實踐。雖然現在中國進入了法治社會，可是在任何地方，我們還可以看見禮制對生活的影響。

除了對內用禮制治國，對外也以禮相待，禮遂成為中土文明的象征，譬如禮尚往來，不強佔他人的土地，師出要有名，先禮而後兵，即先與敵人溝通，倘若對方不予理會，才會動武，即使如此也從不開第一槍，以免失禮。

雖然周朝距今已經超過3086年，但是禮儀在今天的中國仍深受重視，外交活動都會嚴格按照禮節進行。打個比方，假設我是一國首長，受邀到中國展開國事訪問，我的隨行部長不懂國家禮節，在國宴上用手機自拍，以「當做江湖手段來宣傳」，肯定是要被中國核心圈人笑話了。當時中方官員可能礙於我的面子，沒有當面制止部長的行為，但難免要成為私聊談天的笑話。當兩國首長在對話時，我國隨行部長如果插嘴說我的祖輩來自中土，這種不顧禮節率性而言的行為也是失禮之至。

其他可能引起詬病的不當行為還可能包括曝光國宴菜色等，中方官員會認為私人拍照什麼其實是可以的，但是把它變成公開資訊，當做外交成績來宣傳是一種低層次外交禮儀。畢竟部長是代表國家，不是代表個人或個別政黨，層次有別。這種舉止跟中國的國格，差別太大了，也會被認為跟以前這個國家的官員水平相差太遠了。

小拿破侖自作主張

一個國家的部長有時候難免需要獨斷獨行，因為部門小拿破侖太多了，這些小拿破侖往往自作主張，制定一些不利國人的措施，身為部門首長不能受制於官員，需要有自己的一套辦事作風。可是，國事訪問，不管怎樣還是需要咨詢外交部的專業知識，以免貽笑大方。希望泱泱大國的中方能夠理解我們這些外國人禮貌不足之處，畢竟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

謹守禮儀嚴以自律

現今社會禮教不彰，不僅在神州大地之外，即令中國百姓本身亦面對同樣的問題。馬來亞大學一名中國留學生日前控訴，本身因身穿短褲進入學校圖書館而遭工作人員怒聲呵斥，並揚言要將此事上告學院，導致他面臨被開除的噩運。

事實上，馬來西亞的政府部門都有本身一套嚴格的衣著禮儀規范，即使是賭場，都有本身的服裝規格，更何況是神聖的大學殿堂。《禮記·樂記》有一句成語「反躬自省」，希望這位學生能克己反省，我們年輕的一代也要注意個人儀表、言行舉止。

不論是中國或馬來西亞，其實都是重視禮儀道德的國家。孔子說：「禮失而求諸野」，讓我們互相砥礪、互相學習。馬來西亞明年將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屆時各國首長將陸續到訪，謹守禮儀，嚴以自律，讓外國領導感覺」昌明大馬，有禮真好」，應是我們舉辦外交活動的座右銘。

（2024年11月10日南洋商報言論版）

作者厚道，没明说文中的“随行部长”是谁，不過大家也猜得到哪位江湖郎中永远是那么的风头十足。大家还记得有人一部不放松从中国现场，第一手给媒体抖料；更壮观的是，还代表習主席透露，领袖在见面时说了些什么。

Ham, 是一種製作過程。從事這製作過程的人，叫: hammer，什麼東西都拿來捶一輪。支持這些是也chui不是也chui的人，中文叫黯捶。~~ 大辭典

南洋商報社論：終結種族歧視與宗教隔閡

有政黨領袖說，「華人要錢也要權」，「華人建大廈商場，馬來人擺路邊攤」，還有「非回教徒最貪污」，「不談馬來人，還可以談什麼？」，這都是具有種族歧視與宗教偏見的歪論。

美國的全面數據平台（Index Mundi ）去年公布世界最種族主義國家排名榜，大馬竟名列第二，僅次於南非；當然好些網民不表認同，還以「那應該指的是政客，政府及政黨」回懟。

隨後社區傳播中心（Komas）發佈《2022年馬來西亞種族主義報告》，揭示2022年是種族主義事件紛擾最泛濫的一年。

上述對種族歧視觀感的民調數據，以及政黨領袖的話語論述，卻折射出這個國家有好些人已被種族主義及公式化觀念框定了認知。

最可悲的是，一些政黨領袖還不斷以種族和宗教劃分類別，將宗教戒律的標准硬套別人的身上，要別人依照自己的想法觀念過活，以仇恨和排外的挑釁與煽動，只看到別人的過錯，以此來維系他們自身的政治影響力。

過去的領袖以種族主義的話語權固定下來的結構性權力，影響了國家公共政策選擇及公眾行為偏好的觀念。如今的領袖仍充當起種族主義的幫凶，拒斥「反對一切形式種族主義國際公約」，也繼續沿襲種族固打制的實施。

種族歧視的偏見根深蒂固，心存偏見的政治領袖只會透過有色的凹凸鏡片來看東西，思想上的偏見，必然導致言行上的暴戾和不公正。

領袖應擺正態度

因此作為領袖最應該擺正態度，正確看待種族與宗教問題，要以身作則，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要以寬廣的胸懷對待每個人，更要以政治戰略與司法手段，去保護人人平等的權益。

看看慘痛的歷史，種族歧視引起的種族對抗對一個國家民族帶來的傷痛，需要多少後人的不斷努力及尋求和解的推進，迄今仍是難於愈合。

尊重他人的民族習慣，宗教信仰，是我們鼓勵為人處事的原則；人種學，種族優越論都應該被嚴厲批判，生物種族主義的理論和言行應該被嚴禁，蓄意播弄種族及宗教仇恨情緒的邪惡政客應受到嚴厲懲誡。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與宗教隔閡，鏟除通住新世界的一切障礙，應是全民共識；加強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人人都能獲得機會的平等，才是社會正義。

當然，只有所有人都能一起打破疆界和壁壘，終結種族歧視與宗教隔閡，就是推動變革的力量。（2023年07月15日南洋社論）

愛墾APP:讓·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在其後現代理論中，將「擬象」（simulacrum，複數形式 simulacra）視為符號和現實關係徹底崩解後的產物。在他的理論框架下，擬象不再是現實的映像，而是完全自我封閉、自我指涉的符號系統，最終導致「超真實」（hyperreality）的狀態。

布希亞對擬象的層次劃分：在《擬像與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1981）中，布希亞將符號和現實的關係分為四個階段：

1. 第一階：反映現實的表象

符號是現實的忠實複製，如古典繪畫或早期攝影。

2. 第二階：掩蓋和歪曲現實的表象

符號經過修改，使現實符合某種意識形態或目的，比如宣傳或浪漫化的歷史敘述。

3. 第三階：掩蓋現實不存在的表象

符號成為純粹的表象，與現實已經脫節，例如主題公園創造的「歷史場景」並非真正的歷史。

4. 第四階：與任何現實無關的擬象

進入超真實（hyperreality），符號不再指涉任何現實，只指涉其他符號，比如電子游戲、社交媒體中的虛擬身份或廣告塑造的品牌形象。

關鍵觀點：擬象不是虛假，而是現實的瓦解

布希亞強調，擬象並非單純的「假象」或「欺騙」，而是一種超越真實與虛假的狀態。在擬象世界裡，現實本身變得不可辨認，甚至已經消失。

超真實（Hyperreality）

由於符號和現實的區分被消解，世界被大量的媒體、影像、廣告、商品等構造出的「擬象」所取代，人們生活在一個「比真實更真實」的超真實空間。例如迪士尼樂園、真人秀、Instagram上的「精致生活」都是超真實的體現。

擬象社會的運作

在消費社會中，人們消費的不是商品本身的使用價值，而是商品所承載的符號意義（如名牌包代表身份地位）。這種符號的游戲最終使得現實失去意義，社會進入純粹的擬象體系。

布希亞的擬象理論揭示了後現代社會中，現實如何被符號體系取代，使得人與世界的關係變成了一種基於媒介、符號和消費的體驗。他的理論不僅影響了後現代哲學，還深刻地影響了文化研究、媒體理論和虛擬現實研究。

5 吉爾·凱平（Gilles Kepel）——全球伊斯蘭主義的政治化

法國政治學家凱平研究伊斯蘭如何被極端勢力武器化，形成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的意識形態。 在《先知與法老》（The Prophet and the Pharaoh）中，他探討20世紀以來，如何通過宗教修辭煽動政治行動，最終導致極端主義的崛起。批判要點：宗教極端主義的政治化，並非「傳統宗教信仰」的直接結果，而是現代政治、經濟和社會動蕩的產物。宗教武器化的背後，往往是對不平等、全球化或外部干涉的不滿，被有意地導向激進化路徑。 

6 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擬象宗教與戰爭

布希亞在《海灣戰爭並未發生》（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中指出，現代戰爭已成為媒體制造的擬象（Simulacra），宗教亦然。許多領導人利用宗教符號（如聖戰、殉道、神聖使命），制造戰爭的神聖敘事，以掩蓋實際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批判要點：當宗教成為政治舞台上的視覺符號，人們可能不再關心信仰本質，而是消費一種「宗教景觀」。這導致宗教淪為權力游戲，而不再是個人超越性體驗。

7 齊澤克（Slavoj Žižek）——宗教狂熱與意識形態

齊澤克從拉康（Lacanian）精神分析角度，分析宗教武器化的心理機制。他認為當社會面臨焦慮或不確定性時，極端宗教意識形態填補了心理缺失，使人們願意為「神聖事業」犧牲。批判要點：宗教武器化是意識形態的變體，本質上是人們對現實創傷的回應。通過制造想像的敵人，宗教可以被用來提供「意義幻覺」，讓人們忽視現實問題。  

學者們的核心批判

1. 宗教被政客用作合法化工具（哈貝馬斯、帕森斯）
2. 媒體如何塑造「宗教戰爭」的擬象（布希亞、齊澤克）
3. 宗教符號被用來制造二元對立（賽義德、巴特勒）
4. 宗教狂熱並非單純信仰問題，而是社會不滿的政治表達（凱平、齊澤克）

現實意義：宗教武器化並非宗教本身的問題，而是政治、經濟、社會危機的產物。警惕政客如何利用宗教符號制造情感動員，特別是在後真相（post-truth）時代，社交媒體放大了這種操控的可能性。批判性思考宗教話語，避免成為政治游戲的情感工具。 

愛墾APP:情動·宗教·武器化～～

情動研究強調宗教的情感力量如何被政治和媒介操縱，提醒我們警惕宗教的工具化與武器化趨勢，以避免其對社會產生破壞性後果。這一領域也呼籲建立更具反思性的公共情感空間，以抵御極端化情緒的傳播。

針對宗教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Religion）的政治文化現象，不同領域的學者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主要圍繞權力操控、媒介傳播、意識形態動員和社會分裂等問題展開。以下是幾個關鍵學者及其觀點： 

1 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功能主義視角

作為社會學功能主義的代表，帕森斯認為宗教在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中起著關鍵作用，提供道德框架和集體認同。他警告宗教一旦被政治利用，其社會凝聚功能可能被扭曲，反而導致社會極化和衝突。批判要點：宗教武器化會破壞社會信任，使本應彌合分歧的宗教成為煽動仇恨的工具。 

2 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東方主義」與宗教話語操控

賽義德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批判西方如何建構「伊斯蘭恐怖主義」敘事，以合理化其在中東的政治與軍事行動。他指出，權力體系通過宗教符號塑造「文明 vs. 野蠻」的二元對立，使宗教成為政治合法性的工具。批判要點：宗教武器化往往通過文化再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進行，以便為殖民或帝國主義政策提供道德正當性。宗教衝突的制造，實際上是地緣政治的產物，而非宗教本身的必然。 

3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後世俗社會」與宗教公共性

哈貝馬斯在「後世俗社會」（Post-Secular Society）概念中，提出宗教在現代民主社會中的公共作用，並警告當宗教被政治化時，可能會破壞民主討論空間。他的理論批判的是宗教如何被武器化，用來壓制異見和多元對話。批判要點: 政客利用宗教來制造「道德優越感」，但實際上是為了鞏固權力，而非真正關心信仰。宗教話語的濫用，可能會削弱世俗社會的公共理性，讓極端主義聲音佔據主導。 

4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可悲憫生命」與宗教暴力

巴特勒在《可悲憫生命》（Precarious Life）中討論宗教武器化如何塑造「可哀憫者」和「不可哀憫者」的二元政治。例如，一些政客以宗教道德為依據，將某些群體（如難民、LGBTQ+群體）污名化，而強化自己的合法性。批判要點：宗教武器化加劇社會排斥，使某些人被剝奪「合法的哀憫權利」。這種政治手法通過情感操控，使宗教成為道德審判和社會控制的工具。

危機處理戲劇化：面對爭議，政治人物不再用理性辯論，而是用表演化的方式製造「可傳播性」：用煽情的方式回應批評（如眼淚、悲憤控訴）。通過直播展示「幕後花絮」來博取信任（如政府會議Vlog化）。利用「挑戰賽」或「網紅合作」增強自身流量（如參與流行挑戰活動）。

(3) 情緒動員取代理性討論

網紅化政治人物最擅長的策略是情緒化動員，而不是政策辯論。民粹化傳播：煽動性語言比複雜政策更容易吸引眼球，因此：他們更傾向於製造對立，如「我們 vs. 他們」、「人民 vs. 精英」。他們通過製造恐懼、憤怒、希望等情緒，讓選民產生歸屬感，而非真正解決社會問題。

身份政治的強化：在擬象社會中，政治人物通過社交媒體塑造自己的身份標簽（如「草根出身」「反建制」「女性主義者」），讓選民基於情感認同支持他們，而不是基於政策評估。

2. 擬象網紅政治的社會風險

當政治變成一場「網紅游戲」，它將帶來深遠的影響：

(1) 現實政治的消解

擬象政治人物的成功，意味著政治不再基於現實，而是基於超真實的影像與敘事：

虛假政績製造：通過視頻和照片精心策劃「施政成果」，即便政策沒有真正落地，也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營造「改革已見成效」的假象。

政治成效短期化：由於網紅模式依賴即時反饋，政治人物更傾向於做短期、可見的事情，而非長期結構性改革。例如：發錢、補助、基礎建設等短期成果比產業改革、教育改革更容易得到選民認可。「大動作」（如給公務員大幅起薪）比「漸進改良」更有傳播價值。

(2) 選民的政治思考能力下降

擬象政治的核心問題在於，它讓選民越來越習慣於被情緒和影像操控，而不是透過理性思考選擇領導人：

民眾只看符號，不關心政策：選民更關注政治人物的「人設」，而非他們的具體施政方針。例如：美國大選中的「誰更像總統」：許多選民的決定，受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如演講風格、著裝、網絡互動方式）影響，而不是政策內容。

台灣、韓國等地的網紅政治現象：越來越多的政治候選人通過直播、短視頻吸引年輕選民，而不是靠政策辯論贏得選票。

(3) 政治的極端化

擬象網紅政治極大地強化了政治的極端化，因為：中間立場不易傳播：複雜、平衡的政策討論不適合社交媒體傳播，只有極端觀點才能獲得關注。政治對立加劇：政治人物為了吸引流量，可能選擇煽動敵意，比如：強化「我們 vs. 他們」的對立，如右翼 vs. 左翼、民族主義 vs. 全球化。采用誇張言論，讓支持者產生「戰斗感」，比如「如果不選我，國家就完了」。

透過「出征文化」（Cancel Culture）或「仇恨流量」製造對立，例如鼓動支持者攻擊反對派。

3. 未來趨勢：擬象政治的可能演變

未來，擬象網紅政治可能進一步發展，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1) AI與Deepfake加劇擬象化～政治人物可通過AI創造「數字分身」，在不同平台上同時直播，與選民互動。Deep-fake技術可用於製造假演講、假新聞，讓政治話語更加混亂，選民更難辨別真假。

(2) 政治消費主義化～未來選舉可能越來越像一場「品牌營銷戰」，而不是真正的政策討論。選民將政治人物當成「可更換的產品」，更容易因短期流行而更換支持對象。

(3) 虛擬政治的崛起～元宇宙（Metaverse）等新技術可能讓政治徹底進入「超真實」階段，政治人物可以在虛擬空間進行競選、執政，甚至舉辦「虛擬國會」。

等待新呼唤的暫時結論：擬象網紅政治的挑戰

新一代政治人物正在進入「擬象網紅」模式，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風險：政治變成流量游戲，現實議題被遮蔽。選民被情緒操控，理性思考能力下降。政治極端化加劇，社會對立升級。未來，我們需要更強的媒介素養、政治教育，才能避免擬象網紅政治徹底取代現實政治。

愛墾APP: 走「擬象網紅」路綫的政客～～擬象網紅化的政治人物：後真相時代的政治風潮與風險。在布希亞的擬象理論、網紅經濟和後真相文化的框架下，新一代政治人物的「網紅化」（或稱「擬象網紅政治」）正成為全球政治生態的重要特征。隨著社交媒體成為主要信息傳播渠道，政治人物越來越依賴「網紅策略」來吸引選民，而擬象政治的興起，將帶來一系列後果：現實政治的消解、民粹主義的擴張、議題的娛樂化，以及權力的情緒操控化。

2. 馬斯克與「科技神童」模式

馬斯克只用6個科技神童便挖空老美陳年臭史，如果我們具體來看 SpaceX、Neuralink、OpenAI 等企業，這些科技公司確實能夠透過技術手段影響資訊流動。

X（前身為Twitter）：馬斯克掌控 Twitter 之後，對資訊傳播、輿論戰的影響力大幅提升。他曾公開 CIA、FBI 如何透過 Twitter 干預選舉與輿論，這某種程度上是「資訊反操控」，揭示了美國政府如何在背後運作。

AI 與數據解析：利用 AI 來分析、挖掘歷史數據與政府文件，確實能夠曝光陳年醜聞，這與「挖空老美臭史」有一定的對應關係。

愛墾APP：AI挖史～～馬斯克只用6個科技神童便挖透老美陳年史，說明了AI的威力。實際上，Alvin Toffler在他1980年出版的傳世大著《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中提到，美國因為掌握其他國家的資訊，包括政治人物的丑事，而可能操縱他們的決策。日本過去頻密更換首相，便是一個例子。

「丑聞輸出」、「互通辛騷數據」，會是一盤「好生意」。有些國家努力「調查」國內的丑聞，策略也是一樣的。美國有這方面的設備、技術與資訊，隨時可以和「可合作」的外國領袖理應外合，輸送軍情所需的知識。

對於他們敵對黨派過去支持上台的那些小國領導，他們自然不陌生。而小國領導也有他們的智囊，玩民粹政治（族群、宗教、國內肅貪.....）就是了，演好斗士的角色就是了。Simulacra （擬象）一下就好了。

這裏涉及資訊戰、政治操控與社會控制，並以馬斯克的科技神童團隊、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波》以及Simulacra（擬像）等概念來支持這個敘述。這些觀點非常合理，特別是在資訊時代，丑聞操控、資訊壟斷與媒體敘事已經成為地緣政治的重要戰略工具。——

1. 「丑聞輸出」作為控制手段

托夫勒在《第三波》中指出，資訊已成為影響全球政治的關鍵資源，與「丑聞輸出」模式相吻合。美國作為全球情報收集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確實能夠利用政治人物的丑聞來影響決策。例如：

日本首相頻繁更替：日本確實存在政治領袖短命的現象，這不僅與其內部政治文化（如派閥鬥爭）有關，也與外部壓力不無關聯。美國若掌握政治人物的私人醜聞，便可在適當時機「曝光」，影響其執政穩定度。

「丑聞互通」與「情報共享」：這類模式不只是單向輸出，而是各國情報機構、媒體、黑客組織共同參與的全球性網絡。WikiLeaks 便是典型案例，美國政府機密文件的外洩，顯示出資訊戰並非單向，而是一個多層次的博弈場域。

日劇《告密者》（INFORMA）中的情報頭子，黑白兩道人緣很廣，也能操縱整體媒體與網眾，不是憑空想象的事物。只要問，領導們Simulacra了那麼多、那麼逼真而強烈，你的真實生活可改善了？族群偏差、階級懸殊可改善了？自然可想一二。

陳明發札記·組織選擧

1.嗜血，也是一種文化。就算你說它是惡，惡文化也是一種會自動再生產的東西。

2.狂咬瘋噬成性，咬噬完外部對手，就輪到內部對手。

3.眼下被咬的，應該開心，他們的核心精神，已經擴散；而且貫徹、升級。

4.就像詐騙成了一種習慣，外在被騙市場飽和後，就從外銷轉內銷。

5.唯一的底線，還是那句：沒有底線。

6.以前什麼都做不出來，因為外在對手；

7.自己在位了，一樣什麼也做不出來，因為內在對手；

8.自己的一切，合理化；對手的一切，妖魔化。

9.你我殘留的一切，不警惕，無覺知，最終恐怕要泡沫化。

10.噜噜聲：我很胖，但我很餓。

（16.3.2025）

愛墾APP:企業哲學長（Chief Philosophical Officer）

「哲學長」（Chief Philosophical Officer, CPO）這個正式職位在全球企業中雖然不普遍，但確實有一些公司或領導者設立了類似的角色，尤其是在思考企業倫理、長期願景、價值觀導向或人工智慧等與哲學密切相關的領域。他們一般稱為“内部哲學家”（In House Philosopher）

已知案例與趨勢

1. LinkedIn – Reid Hoffman

雖然不是正式的「哲學長」，LinkedIn 創辦人 Reid Hoffman 曾在許多場合強調哲學訓練對創業與科技發展的重要性。Hoffman 本人是哲學與人工智慧背景出身，他提倡科技公司應有更強的倫理與長期視野，並有請哲學家參與公司或投資決策過程。

2. Google/DeepMind – 哲學與倫理顧問

Google 的子公司 DeepMind（人工智慧研究機構）聘請過哲學家擔任倫理顧問（例如，與牛津大學合作設立 AI ethics board）。雖非「哲學長」名義，但其功能相似，負責審視 AI 技術的倫理影響。

3. Patagonia、Ben & Jerry’s 等社會企業

這些企業雖未設立「哲學長」的職位，但其高層如 CEO 或「使命長」（Chief Purpose Officer）會涵蓋哲學價值導向的工作，如可持續性、公平貿易、社會正義等。

4. 德國、北歐與日本企業

有些中大型企業在董事會設置道德或倫理顧問，甚至與哲學家合作設計「企業存在的意義」（Purpose of Business）課程，如：德國 Bosch 有長期與人文學科合作進行企業文化轉型。日本京瓷（Kyocera）創辦人稻盛和夫提倡「哲學管理」，重視經營哲學，並在公司內部廣泛推行。

5.新創圈與矽谷：有限但有實驗性

有些新創公司曾試驗性設立類似角色，但通常是短期顧問形式，或由創辦人兼任。例如，有報導指出部分矽谷公司曾聘請哲學博士進行產品倫理分析或企業價值重塑。

為什麼這職位罕見？傳統上，企業偏向實用導向，對哲學思考視為「軟性資產」；很多與哲學相關的工作實際上由其他職位承擔，如 HR、品牌、永續發展、倫理委員會；有些公司可能設立類似功能部門，但名稱不會使用「哲學長」。

近年趨勢與潛力

在人工智慧、生物科技、企業社會責任等日益受關注的領域，設立哲學性領導角色（不一定叫 CPO）逐漸被認為是企業競爭力的一部分；例如 ESG（環境、社會、治理）熱潮正在推動企業重思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哲學在這方面提供架構性思考。

雖然「哲學長」（CPO）尚未成為主流，但其理念正透過各種形式進入企業決策層級，特別是在技術倫理、企業文化與長遠願景規劃中。未來隨著人文與科技的融合趨勢，這類職位可能會逐漸浮現，尤其是在重視社會責任與價值導向的組織中。

愛墾APP·信任成本：沉默，有時比言語更具殺傷力～～當一位領導人不只一次、也不只是偶然地被捲入爭議，人們會開始思考：信任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流失的？我們是否正見證它悄然消逝的過程？

這是當前社會中不少人心中的疑問，隨著某位領導再度遭到前戰友提出嚴重指控——此次為民事訴訟，指稱涉及性侵行為——這些疑問再次浮上檯面。指控本身性質重大，社會自然高度關注。

然而，除了司法系統中的調查與審理，還有一場更微妙的評價，正在公民心中悄然進行。

對一位領導人的信任，往往不僅關乎法院的最終判決，更取決於這位領導人在風波中的態度與行為。這當中包括是否回應、是否負責、是否展現透明度。尤其當爭議重複發生，民眾的不安與疑慮也會隨之加劇。

重複的衝擊：指控與印象之間

在初次面對指控時，人們往往願意保持觀望、給予當事人解釋空間。但隨著相似事件反覆出現，原本的信任會逐步受到侵蝕。第三次、第四次時，即使事實尚未釐清，許多人也可能已開始形成預設立場。

這正是重複的風險所在：當同類指控一再發生，它便不再只是單一事件，而可能開始影響外界對此人的整體評價。

回應的分量：沉默與誠意之間

對許多民眾而言，領袖的回應方式比具體法律結果更具象徵意義。如果選擇沉默或完全交由律師或輿論鉗制單位處理，可能會被視為逃避；若能主動說明、尊重程序、展現誠意，則往往更能獲得理解與信賴。

現階段，沉默本身已成為一種訊號。而它釋放出的訊息，未必有助於化解社會疑慮。

領導的需求與政治疲勞

社會對領導人的期待，不僅是有效治理，更包括穩定與可信賴。當政治爭議成為常態，民眾的不安感與倦怠感也會升高。

在多數人為日常生活奔波的時代，公眾更渴望少一些風波、多一些務實。每一次新的醜聞，都可能讓國家的改革進程停滯，使民眾對政治的期待與信心逐步流失。

即使真相尚未明朗，這種拖延與不確定的狀態，已足以構成一種「信任成本」。

法律之外的試煉：信任的維度

即使最終證明當事人無罪，公眾的信任往往早在判決之前就已做出反應。因為信任來自穩定、一致、負責任的表現，而非單一的法律結論。

這也是領導力的情感試煉：當人們開始質疑「這個人，仍然是我能信任的領導者嗎？」，其實已不僅是法律戰場上的攻防，更是一場關乎誠信與價值的深層考驗。

公正與問責，缺一不可

作為公民，我們需要同時堅守兩項原則：一是所有人，包括領導者，都應享有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二是所有持權者，都應主動展現應有的正直。

Judith Butler：可動性身體（mobilized bodies）與「情動感染」：在《Bodies in Alliance》中，Butler 討論佔領運動等集會中，身體如何因為「共同感知不正義」而被動員（mobilized）。她強調的是：「身體的在場」本身即是一種情動轉向的展現，言說未必發生，但身體已在場、已回應、已共振。這與你前述性愛高潮中語言尚未出現、但身體已被節奏牽引而發生反應的情況相互呼應。

類比摘要：在抗爭現場，情動的節奏感（如口號節拍、行進節律、群體鼓掌）形成一種「高潮生成機制」，讓個體進入一種超越自身邊界的共同感知狀態。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多重身體的愛與革命節奏

在《帝國》（Empire）與《群眾》（Multitude）中，他們強調「愛」（love）與「慾望」（desire）作為革命的基本動能。

他們主張，革命並不是由理論家或領袖發動的，而是群體內部情動網絡與慾望組織的節奏共振所引爆的——這如同性愛中的高潮，不是外力導致，而是由內部不穩定積聚所激發的自組秩序（self-organizing surge）。

類比摘要：革命高潮是情動渴望的能量洪峰，它像一種群體性「性高潮」：非理性，卻極具創造力與顛覆力。

Ernesto Laclau：群眾情動與「空洞能量中心」

Laclau 在《群眾主義的理性》（On Populist Reason）中，提出「情動鏈」（chain of equivalence）的理論，即：各種不滿（失業、種族、性別等）形成情動鍊條；群體透過一個空的能量象徵（如一個口號、一個領袖）發生情動聚焦；這種聚焦產生集體性的感受與運動節奏。這非常像性愛中的「高潮中心」：並非固定部位；而是全身性感與感知的動態聚焦、共震與釋放。

類比摘要：民粹政治與社會運動的「高潮化」爆發，是由情動的集中與節奏控制所引發的身體-感官-語言的連鎖反應。

Teresa Brennan：情動的「傳染性」與社會能場

Brennan 在《The Transmission of Affect》中強調，情動不是個人內部的，而是「空氣中流動」的力量——一種生理與社會的共構場域。在群眾運動現場，這種「傳染性強度」與高潮前的情動累積與無法抑制的身體反應相當類似。

理論總結：性愛高潮 × 群眾運動的轉化類比

結語：這個問題開啟了對「身體政治美學」（Aesthetic of the Political Body）」的深層路徑探討：性愛與革命其實共享一種身體被感動、意識無法主導、語言尚未出現、但能量已轉化為行動的「情動機制」。這不僅是詩性的象徵，也是切實的政治與社會現象研究核心。

愛墾APP「性愛高潮」與羣眾運動～～是否有理論將「性愛高潮」這種情動強度的節奏性、臨界性，與政治群眾運動中的身體感、集體感、節奏感作出類比？答案是：有，而且在「情動轉折」以來的若干前沿理論中，這種類比不僅存在，還被視為理解「群眾如何被觸動並行動」的核心關鍵。

關鍵理論視角：將「高潮」作為群體情動臨界轉變的比喻

以下是幾位學者與理論，直接或間接地提出了這樣的比擬：

Brian Massumi：強度、閾值與「臨界轉變」

重點概念：感覺的「強度閾值 crossing of thresholds of intensity」

應用場景：社會運動中的群體感覺、衝動與行動之間的裂隙：Massumi 在探討9/11事件後的「群體恐懼」與「感覺政治」（politics of affect）時，指出情動並非一個穩定的內容，而是一種預感中的、臨界的、不穩定但有方向性的強度移動。這與性高潮中的情動強度積累、轉向與身體反應的突發性相似。

類比摘要：群眾運動的爆發就像情動的高潮——它不是理性決策的產物，而是強度在身體間傳導、累積至臨界值，然後轉化為集體行動的「能量爆發」

耍刀的，是人民的頭頭
落地的，是人民的頭

高調的，是「人民的喉舌」
切斷的，是人民的喉

（8.7.2025 磚·法）

愛墾APP:情動政治如何終結擬像政客～～擬像論說觸及到了哲學思想與政治實踐之間的一個關鍵張力。

簡要回答：是的，這樣的觀點可能會被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用來為所欲為，但那並不代表德勒茲本人的思想主張就是不負責任的。——

一、德勒茲的觀點是什麼？

德勒茲反對柏拉圖式的「原型—副本」的觀點，強調「擬像」（simulacrum）不只是某個本體的模仿，而是自身具有能動性與創造性的實體。這意味著：

• 沒有一個終極真理或原始本質供我們驗證什麼是「真正的」民主、正義、文學；

• 所有實踐與概念都是流動的、多重的、在不斷變化之中；

• 所謂「正義」或「民主」本身也是一種生成（becoming），不是一種可回歸的固定標準。

這挑戰了傳統政治與倫理中尋求一個穩固標準的企圖。

二、可能產生的危險：被濫用為政治藉口

在實際政治中，如果這種哲學被簡化或斷章取義，確實可能提供不負責任者一個「沒有真理可言，因此我可以任意操作語言和概念」的藉口。例如：

• 一位政治人物宣稱「這就是我們版本的民主」，即使它侵犯了人權；苛税榨民的領導導致經濟頹敗，被形容成暫時性的政改鎮痛；干預司法公正被喻為司法改革。

• 或說「你不能用舊有的正義標準來批評我們的做法，因為正義是多元的、生成的」。

這些說法雖然表面上呼應德勒茲的觀點，但實際上忽略了德勒茲思想中的倫理張力與對創造力的要求。

三、德勒茲真的主張「什麼都可以」嗎？並不是。

德勒茲並不是主張「一切皆相對」或「真理不存在」那種簡單的相對主義。相反地，他關注的是：

• 如何逃脫僵化的範疇；

• 如何讓新的概念與形式得以誕生；

• 如何創造真正具有差異性的思維與實踐。

這其實對政治人物提出了更高的倫理要求：不是遵守既定框架，而是要創造更能包容差異的、新的行動樣態。

所以，不負責任的濫用是對這種思想的背叛，而不是它的自然結果。

四、總結

擬象政治寓言·Simulacra Political Narrative
金孔雀與水牛王

從前，在湄公河邊一片茂密的叢林裡，住著一隻羽毛耀眼、舉止張狂的金孔雀。牠自稱是「天神後裔」、「神鳥再世」，每天站在最高的枯樹枝頭，用刺耳的聲音對整座森林高喊：「我是百獸之王！」

牠的羽毛上鍍著金粉，是從外地騙來的亮片塗料；牠頭上那頂羽冠，也是用其他鳥的羽毛編成的戰利品。金孔雀還聘請了幾隻長著圓滑舌頭的猴子作為**「形象顧問」**，每天替牠打造聖鳥傳奇，在樹上畫壁畫、塗標語、唱讚歌。牠們甚至製作了「神蹟紀錄片」，聲稱孔雀曾以一瞪之力驅退猛虎，令月亮逆行。

不只如此，孔雀還養了一群暗中行事的野狗和鴉鷹組成「森林秩序小隊」，他們自稱「護林志工」，卻經常私下毆打懷疑孔雀說詞的動物，還散布謠言：「反孔雀者，即叛森林。」

一些小獸被迫低頭，一些中獸裝作相信，但內心疑懼。

有一年，叢林久旱，樹葉乾枯，河道見底。金孔雀卻再度出場，揮舞著羽冠大聲說：「只要大家每日三跪九叩，捐出果實和毛髮作為供品，我便可召喚天雨。」

許多飢餓的動物仍信了牠，或是被迫信了。每天在泥地裡朝拜，貢品堆滿高台，金孔雀則坐在用象牙與龜甲打造的寶座上，笑得輕浮。

這時，一隻沉默多年、滿身泥濘的老水牛從角落走出。他不善言辭，從不裝飾自己，但他耕田無數年，是森林裡許多生命的真正基礎。他走到孔雀前，聲音渾厚而堅定地說：

「孔雀啊，你若真能喚雨，何不立下誓言：若明日無雨，便脫下羽冠，不再自稱神鳥，讓叢林回歸真實。」

孔雀一聽，眼神一沉。牠揮手叫來形象手猴子，立即在樹上刷出標語：「水牛詆毀神鳥，是叢林的敵人！」私法惡棍們則威脅水牛的家族、踩爛他田邊的小灌木。孔雀還冷笑道：

「粗鄙的獸啊，你這種泥巴裡的牲口，怎能懂天意與神恩？你反對我，就是反對森林！」

那夜，金孔雀再次在樹上呼號祈雨，還讓猴子拍攝「神鳥夜禱」影片，四處播放。但天色無變，雲無動靜。

到了第二天，旱災更加嚴重。土地龜裂，雛獸呻吟。孔雀卻仍在講台上高喊：「這是因為你們不夠虔誠！有人破壞祭典！」

這一次，動物們終於不再沉默。他們看透了孔雀的羽毛只是金粉假象，看清了形象手與惡棍的表演只是幻術。他們集體轉頭，望向那隻泥地中默默站立的水牛。

水牛不說空話，也無多姿羽毛。他彎下角，一步一步地踏出尋水之路。他記得河流曾流過的方向，記得地形變化的細節。三日後，他在枯石間發現一處地下泉眼。

泉水湧出，森林再生。青草冒芽，小獸重笑。眾獸開始耕作、儲水、合作，重新建立真正的共存之道。

而金孔雀呢？牠仍站在那棵枯樹上，對著鏡子練習微笑，自語道：「只是暫時失誤而已。只要我的形象還在，牠們總會回來的。」

可這一次，沒有人再抬頭。

森林安靜了一會，然後，所有動物齊聲說：

「謝謝水牛。」

愛墾APP:種族關係緊張與社團～～在歷史與社會學研究中，當海外華人與所在國的政治關係緊張時，宗鄉社團往往會扮演多重角色，可以分成幾個層面來看：

情感與身份的避風港～宗鄉社團（同鄉會、會館、宗親會等）通常以共同籍貫、血緣或祖籍地為基礎。當外部社會出現排華、歧視、政治衝突等壓力時，這些社團提供一個熟悉的語言、文化與價值觀環境，讓成員獲得心理支持與歸屬感。

社會支持與互助網絡～宗鄉社團會組織互助基金、醫療援助、法律支援等資源，幫助會員應對失業、法律糾紛或人身安全威脅。在政治衝突時，它們可能成為資訊交換與資源整合的平台。

政治與外交的緩衝或動員力量～有些宗鄉社團會充當華人社群與當地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協商權益、化解衝突。在某些時期（例如反華浪潮或戰爭期間），它們可能組織集體抗議、募款支援祖國，或對當地社會發聲。有時，為了保護成員安全，宗鄉社團選擇低調，避免直接介入政治。

文化延續與認同強化～緊張時期，宗鄉社團常加強節慶、宗教活動、語言教育等，以維繫成員的文化認同。這種「回歸傳統」的傾向，有時被學者視為對外部不確定性的一種防禦反應。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

宗鄉社團在政治緊張時像是海外華人的「避難所」與「支點」，既能安撫內部、維繫文化，也可能作為對外談判與自我防衛的力量。

墾友們可找一些具體的歷史案例，比如19世紀末美國排華法案時期或1960年代印尼反華浪潮，來具體展示宗鄉社團如何發揮作用。这样可以更立體地理解它的功能。

憤怒是火，行動才是光。

Anger kindles us, but action defines.

美國民權運動中 Malcolm X 有句話：

Usually when people are sad, they don't do anything. But when they get angry, they bring about a change.

人們悲傷時常無所作為，但憤怒時，他們會促成改變。

換著文創實踐，若有文創人想因為某個事件寫一部劇本，我會問他：你是生氣呢，傷感呢，還是憤怒？

Anger is a spark; action is the flame that lights the way.

Rage may ignite, but action illuminates.

Anger fuels the fire; action shines the struggle.

Fire without light burns itself to ashes; anger without action kills oneself.

故事敘事研究方法～～故事敘事可被視為一種論述進行分析，因其內含建構性與模式性（Fernandes, 2017, p. 7）。本研究採取批判取向，旨在透過敘事的運用，提升公眾對政治行動者及其政治行動之認識與理解。在批判範式與質性研究方法的框架下，研究將以整全且具脈絡關聯的方式展開。

本研究之分析對象為政治演說、政治辯論，以及總統候選人在記者會或媒體訪談中的公開言論。研究資料僅取自具公信力之線上新聞媒體，且僅限於研究對象之直接引述。研究者自至少一百篇主流線上新聞報導中篩選，最終收錄六篇涉及雙方候选人敘事之文本。

在分析階段，本研究結合論述心理學取向與批判性論述心理學（Critical Discourse Psychology, CDP）取向。論述心理學之方法取徑參考 Wiggins (2017, pp. 44-49) 所提出之觀點，其分析程序包括：(1) 閱讀資料、(2) 描述資料、(3) 辨識社會行動與心理建構、(4) 聚焦分析議題、(5) 收集其他相關材料，以及 (6) 深化分析。Wiggins (2017, pp. 44-49) 亦指出，CDP 的分析以資料之「腐化」（data corruption）為切入點，進而探討特定議題，並將其與論述中之文化與社會概念相聯繫。

Arendt（1994，第225頁）強調，敘事為受眾提供了想像與詮釋的空間，並傾向於呈現與人物、事件及社會環境緊密相關的事實真相，而這些真相在政治領域中具有天然的重要性（Arendt，1993，第238頁）。

三、數位媒介與政治敘事的競爭

在當代，政治敘事透過電視、廣播、線上媒體、雜誌與報紙等傳統大眾媒體傳播，同時廣泛滲透至 YouTube、Instagram、Facebook、Twitter 等社群平台與串流服務，公眾因此能隨時接觸到強化其政治選擇信念的訊息。

政治敘事的競爭並非新興現象，不同國家的政治傳播史皆有類似經驗。例如，Polletta 與 Callahan（2019）研究了川普時代的深度報導、懷舊敘事與假新聞，Richardson Jr.（2002）則分析了 2000 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競選廣告的視覺敘事策略，結果均表明政治廣告能有效促進政治人物與選民的互動。同樣，Page 與 Duffy（2016）針對共和黨初選四位總統候選人在 Facebook 與 Twitter 上的視覺敘事研究，揭示了數位平台對政治傳播的戰略價值。

Gupta-Carlson（2016）主張，數位敘事在總統選戰中具有關鍵性地位，應透過影像、音樂與演講等多模態方式強化訊息傳遞。Smith 與 Golden（1988）則以隱喻與軼事分析方法回顧了 1984 年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選舉的電視廣告，凸顯了敘事策略與媒體表達形式之間的互動關係。

四、結論

綜上所述，敘事不僅是保存歷史與傳遞價值的文化機制，更是在數位時代中競逐民意、塑造政治形象與動員群眾的重要工具。隨著數位媒介的滲透，政治敘事的傳播途徑與表現形式愈加多元，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需同時關注其內容、載體與受眾互動模式，方能全面理解其在當代民主政治與社會運動中的影響力。

五、反思與平衡：群眾覺知在政治敘事中的角色

前述研究多著眼於敘事在政治傳播與社會動員中的正面功能，然而，敘事並非總是中立的意義建構過程。當傳播媒介準確報導掌握話語權的公眾人物言論時，所呈現的往往只是一種「版本真相」（the official narrative）——屬於特定權力主體的敘事版本。這種版本可能是精心策劃的政治產物，試圖透過媒介傳播取代或掩蓋客觀事實。

在此情境下，媒體的「忠實記錄」只能保證言辭與事件經過的形式完整，卻無法自動驗證其內容的真實性。嚴格來說，記錄與真相之間存在顯著落差。尤其在政治語境中，發言者的陳述未必是基於事實——其動機可能源於黨派立場、權力算計，或經過包裝的政治利益，而非真誠的信念。這種「話語建構」與「敘事操控」的核心目的，恰恰在於遮蔽與扭曲真相。

權力主體憑藉龐大的支持群體與媒體曝光率，能夠挾持話語權與詮釋權，將謊言經過反覆強化、情感操控與邏輯偽裝，塑造成「真理」與「正義」，並進一步催眠公眾，使之被接受為「事實」。正如美國《華盛頓郵報》前執行總編、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所言：「即便是最優秀的報紙，也從未學會如何應對那些面不改色撒謊的公眾人物……我們只是刊印他們告訴我們的。」這揭示了新聞專業的制度困境，也映照出受眾在信息環境中的脆弱處境。

在當代資訊過載與假新聞泛濫的背景下，群眾覺知的重要性愈加凸顯。唯有透過提升媒體素養、培養批判性思維，以及建立多元資訊來源的驗證機制，公眾方能在政治敘事的洪流中維持相對的判斷力與自主性。這種平衡，不僅是資訊消費者的自我防衛，更是民主政治健康運作的基礎。換言之，面對精心建構的「版本真相」，群眾的主動覺知與理性辨析，是避免被動接受與集體沉淪的唯一出路。

参考：Copyright © 2021 The Contestation of Political Storytelling in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During the 2019 Federal Election Andika Hendra Mustaqim.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愛墾APP:敘事作為政治傳播與社會動員的工具：數位時代的多維探析

敘事作為一種傳遞經驗與塑造認知的方式，自古以來即在人類社會中佔據重要地位。正如 Hannah Arendt（1963，第232頁）所言：「總會有一人倖存，將故事述說出來。」此一觀點揭示了敘事在政治與歷史脈絡中的核心功能——它不僅保存事件記憶，更能形塑社會集體意識與價值判斷。

一、敘事的社會功能與意義

正如 Fernandes（2017，第5頁）所指出，敘事能促進人性發展、激發同理心、動員社會變革支持，並推動社會運動。Landow（1997）與 Joyce（1995）進一步提出「超文本敘事」的概念，認為其可透過數位技術生成多元且不斷變化的故事文本，使每一次閱讀皆成為全新的詮釋，賦予受眾更大的參與空間（Joyce，1995，第193頁）。

數位媒介的興起，進一步擴展了敘事的互動性與參與性。Ryan（2011，第47頁）指出，數位世界允許使用者直接介入情節的發展與揭露；Ferrari（2017，第viii頁）則強調，敘事作為溝通的一部分，既屬藝術範疇，又深植於日常生活之中，並具有特定的功能性目標。

歷史上，敘事亦是社會與政治動員的重要工具。Polletta（2006，第4頁）追溯其應用至16世紀法國的稅務衝突，並延續至20世紀美國的民權運動。Heir（2018，第1頁）則指出，敘事對於組織在知識管理、品牌建構、品質維護與衝突處理等層面均具高度相關性。

二、政治情境中的敘事運用

在政治領域，敘事不僅是一種干預策略與政治資源（Colvin，2018），還可作為身份政治的表達形式（Pullen，2009），或藉由敘事作為政治行動的媒介來建構政治論述（Bowles，2010）。Coleman（2015，第168-169頁）進一步指出，民主政治的運作需要故事來界定「我們是誰」、「我們認為自己想要什麼」、「我們對政治人物的觀感」以及「我們認為政治人物如何看待我們」。Hanska（2012）亦認為，敘事能支持政治領袖形象的塑造與神話化，而 Tily（2003）則關注其在說服力評估上的作用。[下接]

愛墾APP:情緒資本主義～～「情感」這東西或許過於曖昧複雜，不由分說，一發難以收拾。看似無從捉摸，今天資本主義社會偏偏要操控群眾情緒，左右政治立場與判斷。情感政治的問題，也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高級講師]駱頴佳博士思索已久的課題，「為何要談情感？第一件事，在西方學術界有所謂『情感轉向』（emotional turn）論述，還有『情動』（affect）這個諸多討論的概念。」西方經已蔚為顯學的情感研究... ...

一、當代思潮中的情感轉向

「誰能操控群眾情感，誰便可掌控政治運動。」這是近年很多批判理論家注意到的問題。現今政府、傳媒與不同陣營的政治團體，不需要太理論化地解釋政策背後的因由（rationale），只需引起群眾的恐懼心理。譬如說，我們不難觀察到，特朗普上台和歐洲右翼崛起所帶動的民粹政治，對於難民、新移民與穆斯林等他者的排斥，其運作往往牽涉到恐懼的情緒。更不用說，香港人每當遇上政治爭拗，隨時鬧到七情上面。駱頴佳一句點出情感研究的重要性：「我們每一日都受到很多情感牽動，但少有意識到情感如何控制我們作出政治上的抉擇。」

這個西方批判理論中的情感／情動轉向，可以回溯到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斯賓諾沙（Baruch Spinoza）的哲學脈絡。斯賓諾沙說的情動（affect），是一種影響別人情感，同時反過來被人影響的能力（a capacity to affect and to be affected）。駱頴佳解釋說，情動是一種改變人們行為的隱性逼力。譬如他在序言書室開講，聽眾們的反應如搖頭、打瞌睡，都會隱若地影響到他的情感狀態。如此，人們的行為不單只受制於思想，更會被某個空間內的情感流動改變。

去到當代的政治哲學家中，納思邦（Martha Nussbaum）提出過重要的情感政治論述。駱頴佳舉出其中兩本：《政治的情感》（Political Emotions）與《憤怒與寬恕：重思正義與法律背後的情感價值》（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納思邦認為，情感背後往往牽連某種價值判斷。當我們回應各種事情變得日益情緒化，無論是對他者的恐懼、厭惡抑或愛惜，值得深思的是情感背後附帶甚麽價值判斷。我們討厭哪些族群？見到哪些人會感到憤怒？納思邦說，這些問題盡皆反映你的價值判斷。

此外，駱頴佳還特別推薦自己常用的教科書，納思邦論教育的著作：《培育人文: 人文教育改革的古典辯護》（Cultivating Humanity: A Classical Defense of Reform in Liberal Education）。其中一個洞見是，如何培育學生的情感與公民價值建構有莫大的關係。簡單地說，假如人們習慣用討厭的眼光看所有非我族類，我們無法真正建立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最終，培育情感就是培育我們需要的人文精神。

（来源：致寧報導～情感·快感·革命構想——駱頴佳「情感政治與左翼」講座紀錄；2018-09-27）

招商引資的真相

1.千億潛在投資？數字響亮，口袋照樣空空。

2.合作框架確立？紙板拱門，拍照完就散。

延續閱讀：鳥叔Om Pra Ma Pood

3.成就空前？空城放炮，自己鼓掌。

4.未來投資湧入？說中樂透前，得先買票。

5.雙贏合作？減價標語，誰都沒便宜。

6.友好交流？寒暄洗杯，各自回家。

7.國際看好？像空白支票，能不能兌現難說。

8.歷史性突破？門縫推一公分，進不去就是假突破。

9.投資意向簽署？情書再甜，成不了婚姻。

10.全球資金聚集？沙漠廣告牌，看得到喝不到。

11.外資熱烈關注？八卦點讚，掏錢就散。

12.空前信任？空白藥單，病還在身。

13.協議數十份？厚度驚人，全是廢紙。

14.資金排隊？剪綵人多，錢卻不多。

15.投資奇蹟？街頭魔術，帽子永遠是空的。

愛墾的梗：他以為自己是革命詩人

政壇的對話，應該談未來，
他卻把話題引向流行曲，
所有掌聲都變成尷尬的靜默。

年齡的差距，本該是經驗的厚度，
他卻拿來當幻想的調味，
低劣得像同性騷擾案停審時的竊語。

領導人的語錄，該進史冊，
他留下的，卻是八卦專欄，
連新聞標題都替他臉紅。

外交禮節是一套規矩，
在他眼裡卻成了一場獵豔，
鄰國的尊嚴，被擠進他私人的笑話。

人前的風度，是國格，
人後的眼神，是流口水，
世界看見的，只有矯飾的猥瑣。

他以為自己是詩人，
一句話就能讓鄰國女領導心動，
實際上，只有全場替她感到冒犯。

陳明發·何謂“哲學反思”?

有些人一天到晚在批评，馬来西亞華人没有“哲學反思”能力。觀察了這些年，他們的口裏的“哲學”，不外是他們的既有議程，恰恰反映在他們的“反思”；“反”對某些人的固定“思”想。一旦反成了，議程结束，他們剩下的價值，就是繼續盯着他們所推倒的人，免得敗部復活。當年，種種“美好社會”的“希望”都烟消雲散了，他們都看不見了；即使他們以前認為“人可誅之”的現狀，變得更離譜、更不像樣，他們也没聲音；常常不僅粉飾太平，反而一切都變好了。此时，他們最憂慮的，反而是人民會“反思”。

有投資，潛在的

潛在投資額千億？
說中了彩票
前提是手裏得先有彩票
連一份「備忘錄」都省了
數額又何妨張口就来？

連個紙板搭的拱門都省了
「合作框架」？
彼此心照不宣豎拇指拍拍照
賓主盡歡，媒體能更新版面
大家又有新内容去讚就好

禮炮響後的满地紙屑
剛起了薪的外勞
已凖備好掃帚與塑胶袋

官爺們佳節前的花红
繼續靠税收與罰款補上

陳明發:神經國家（Nervous State）～～有老朋友問，你愛寫東西，為何不寫一些時評？你私下也意見多多，為何不搞點直播？我笑稱，此時此地，還缺這麽些玩意兒嗎？社會當然還是要關懷的，只是用自己認為最擅長的方式去做好了。例如，不知不覺也搞了這些年的文創研究，只因為相信它對人的感知、情志有幫助，而感知、情志能加强人對環境演變的察見。

像有位政治寫手William Davids在2018年的專書就提出了 #神經國家 (Nervous States: Democracy and the Decline of Reason），說明社會理性如何艱苦招架眼下情緒政治的見解。當大部分政治人物都在發神經的時候，那些講理性的人會被形容成“神經病”。我們要怎樣来說明這麼一個現象？文創可能是一條出路。

數月前，曾寫了這麽一小段～～

陳明發·滅鼠

有些政治人物，看見牆角有點餅屑，立即就喊“有老鼠！”

然後總動員抵抗鼠疫，自稱滅鼠專家，自封滅鼠大隊隊長。

中國文革與美國911時期，留下大量這樣的案例。

中西分別只在於「愛領袖」與「愛國家」。

現在，也有了「愛國旗」。

William Davies 是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家與社會理論家，目前是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政治經濟研究中心（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的教授與共同主任。(MIT Press)

他的研究興趣包括知識精英與專業知識如何影響政治與社會，特別關注情感、焦慮、不信任專家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危機。(William Davies)

Davies 也著有多本專書，其中《Limits of Neoliberalism》《The Happiness Industry》《This Is Not Normal》都是關於現代資本主義、幸福科學、自由主義政治動盪等議題的分析。(Wikipedia)

他的文章也常見於英國及國際的媒體與學術刊物，比如 The Guardian、London Review of Books、New Left Review、The Atlantic 等。(PenguinRandomhouse.com)

新機遇

頻頻出國卻交不出成績單。人家居於禮貌開門送他走，他卻向自己國人大事宣傳：歷史性的新機遇門戶敞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