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中大不同，我们何去何从？

能见贤思齐，对逆流而进才有用

每天花个10分钟，看中国如何

往“2035年文化强国”议程冲

回头来想想如何在马来西亚接力

打造一个21世纪的新兴文化民族

#愛墾網公益 微学习，掌握三个名词

就是民族振兴的三步战略～～

微专业
——与科技前沿技術領域相關的短课，连接戰略性新興産業，以培養産業所需的創新型、複合型人才。值得马来西亚“乡产学”协作参考。

六卓越
——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
——卓越醫生教育培養計劃
——卓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計劃
——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養計劃
——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
——和卓越教師培養計劃

一拔尖
——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

高校微專業設置

(續上) 鲁班工坊的中方统筹是天津政府。不过，中国主席习近平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到这个职业教育网络。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提出在非洲设立10个鲁班工坊。今年，习近平在与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晤时，都提到了在他们的国家建设鲁班工坊。

“虽然鲁班工坊是由天津政府负责，然而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高层领导人在与外国元首会晤时频频提到这个职高体系”，范德克雷说，“这说明现在这个项目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

按照中国教育部的说法，鲁班工坊给当地带去“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模式、专业标准和教学资源”。

范德克雷说，这些鲁班工坊着眼于东道国的技术短缺，也就是东道国想要的任何技能。

一般来说，这些特定项目与中国在这些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有关。第一个鲁班工坊2016年在泰国设立，为配合中国在泰国投资70亿美金的一带一路高铁项目，鲁班工坊设立了铁院中心，开设高铁动车组检修技术和高铁铁道信号自动控制两个专业。在吉布提，鲁班工坊的专业是铁道运营管理和商贸，服务于一带一路项目，中国企业建设的亚吉铁路。

除此之外，配合蒙内铁路、匈塞铁路、中老铁路等一带一路项目，鲁班工坊在沿线各地国家开设了自动化、工业机器人、新能源、铁道、动车组检修、汽车、机械、电子信息等课程。

在开设鲁班工坊之前，东道国合作院校一般会与中方院校讨论当地的一带一路项目需要哪些技能。确定课程之后，中方提供设备、教师和翻译。

环球时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鲁班工坊是“中国软实力的更新发展，着眼职业培训领域，从而帮助一带一路项目配备人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范德克雷说，中国大力推广鲁班工坊有几个原因。其一，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与其他项目比起来，需要的资金相对不那么多。第二，这塑造了中国在东道国的积极形象，让当地人民更加欢迎中国。第三，鲁班工坊通过培训当地劳动力，让中国的项目性价比更高。例如中国在印尼的一些农业项目，将能够雇佣当地劳动力。

“这是地缘经济的考量，让中国的项目更有吸引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将自然而然的成为这些东道国的首选合作伙伴，当地学生也更加熟悉中国的技术”，范德克雷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

没有免费的午餐

鲁班工坊在其开设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到欢迎。

“毕竟，这是在急需领域免费的技术培训”，范德克雷说，“这可能在未来造成对中国技术的依赖。学生们学习中国技术，也更有可能去到购买这些技术的公司工作。”

一些专家认为，鲁班工坊将使得中国和发展中国家(Global South)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在地缘经济上占据优势。北京将这个区域视为与美国竞争的重要一环。

“你不能责怪发展中国家接受提供的资源，如果中国是唯一的提供者，他们自然会接受中国的资源”，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副教授苏利文(Jonathan Sullivan)对美国之音说。

“你也不能责怪中国，如果发展中国家对这些项目的需求或胃口为零，那么没有人会报名参加，这些项目就会慢慢消亡”，他说。

苏利文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西方世界提供一个与鲁班工坊媲美的项目，进行良性竞争。

范德克雷指出，中国目前的对外贷款大幅下降，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很多中国公司在进行直接投资和项目招标。而对员工的免费培训可能使得这些中国公司更有吸引力。

他认为七大工业国（G7）以及四方安全对话（Quad）应当提供类似的项目，一个更加透明，并且直接与这些国家就业市场相联系的项目。“全世界的技能短缺严重，能够容下另一个这样的项目”，他说。（本文原题：孔子学院下台，鲁班工坊接棒？中国职教中心进驻一带一路国家；2022年11月6日 ; 本文作者：易文）

鲁班工坊接棒？中国职教中心进驻一带一路国家

随着中国孔子学院在各国陆续被关闭，另一个少为人知的中国职业技术培训中心正在进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南亚，泰国大城商务技术学院的学生正跟着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学习应用电子技术。在非洲马里，学生们跟着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研习中医手法。在非洲吉布提，天津铁道职业学院的老师教授当地学生工商知识，以便未来服务亚吉铁路和吉布提经贸港口。在欧洲，中餐大厨师傅落地英国，教学生们如何炮制正宗中国菜。

在遍布19个国家这些职业技校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鲁班工坊。

鲁班工坊由天津市政府启动，以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工匠鲁班为名，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居民提供职业教育。从机电一体化到应用电子技术，从自动化到机器人，各地鲁班工坊教授的项目随当地的需要进行调整。

从2016年在泰国设立第一个鲁班工坊以来，目前在全球19个国家有25家鲁班工坊。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葡萄牙以及中亚国家，到处都可以找到鲁班工坊的身影。

“鲁班工坊可以塑造中国在东道国行为的叙事，旨在给中国更多的政治活动空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全球管理学院研究员德克·范德克雷(Dirk van der Kley)对美国之音说。

“按照目前的规模，鲁班工坊对东道国的贡献有限，它们作为地缘经济或软实力工具的作用也有限。但如果该工坊继续扩大规模，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他补充说，“鉴于中国当前的经济逆风，我们正在观察这是否会成为现实。”

鲁班“出海”

自2017年以来，越来越多人担心孔子学院成为中国宣传其软实力及意识形态的机构。过去四年里，美国大学里的118家孔子学院有104家已经关闭。

鲁班工坊与孔子学院的输出模式基本相同：中国的职业技术学校寻找当地的合作伙伴，在当地学校落地并开设课程，教授中国标准的相关技术，而学生毕业后投入服务当地的项目。

2020 年 2 月 8 日，老挝琅勃拉邦有关“一带一路”项目的标牌。磨万铁路是连接中国和老挝的第一条铁路线，这是北京跨越湄公河的“一带一路”项目的关键部分。

2020 年 2 月 8 日，老挝琅勃拉邦有关“一带一路”项目的标牌。磨万铁路是连接中国和老挝的第一条铁路线，这是北京跨越湄公河的“一带一路”项目的关键部分。

陳明發《魏源Ekolier》

我很猶疑要不要把自己的詭異際遇冩下來。2021年7月，在我平生閲聽經驗中完全陌生的晚清人物，魏源，一連三個凌晨同個時段入我夢來。

在第三天（21.7.2021）早晨，我實在按捺不住，顫栗地冩過一首短詩《夢魏源》。

接着好長一段時間，我都在讀他的事跡。可是，魏老究竟為何入我夢来？千頭萬緒的，這兩年多來我一直沒答案。

昨天 (22.9.2023) 早晨臨醒，夢見自己在上網，網面內容看不清楚，唯頁首右側的其中一個標示，有個陌生的單詞特別地清晰：Ekolier。

醒來趕緊查看這字眼是什麼意思。

互聯網説，Ekolier是法國的一個數字教育平台。再檢閱其他網絡材料，發現法語的écolier，是學生的意思。

魏源和Ekolier，對現實生活中的我來説，曾經都是極度陌生的詞。

二詞之間，互相暗示了什麽；召唤了什麽？我還在思索中。（22.09.2023）


附錄：

《夢魏源》一詩在（21.7.2021）同步發表在臉書“詩人俱樂部”社團頁面。并留言如下～～

人和他的存在，真的會有所詫異的感應。我研習釋夢藝術三十餘年，這一年來的世事變化給了我極不一樣的捕夢、釋夢實踐。這幾天的經歷，頗叫我好奇兼不安。坦白說，魏源對我實實在在是不曾聽聞過的人物，居然在大前晚到我夢裏來。我無從解釋此事，也不清楚其意涵。是故在第二晚、第三晚孵夢追問其符象，到目前為止還是不甚了了。我暫且當此夢是一齣“日常的玄學”好了，繼續觀察。

高質量“一帶一路”教育方案

金秋十月，稻菽千重。2013年秋，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大倡議，以中國方案求解全球發展難題，推動世界各國攜手同行康莊大道。

十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從中國倡議走向國際實踐，從「大寫意」到「工筆畫」，取得實打實、沈甸甸的成就，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開辟了人類共同實現現代化的新路徑。

十年來，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在語言互聯互通、人才培養培訓合作、人文交流研究等方面精心謀劃、精準發力。一條滿載著語言、文化、技術的智力絲綢之路，跨越時空界限、語言阻隔，成為連接世界各國的多彩紐帶。

語言互通，夯實民心根基

語言是了解一個國家最好的鑰匙，也是「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教育互聯的前提、民心相通的橋梁。

不久前，第22屆「漢語橋」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落下帷幕，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大學語言學院學生李一帆獲得全球總冠軍。臭豆腐、螺螄粉、烤串……說起中國的地道小吃，李一帆如數家珍。

「中文啟發了我的過去，影響著我的當下，也將塑造我的未來。」參加「漢語橋」夏令營的青年學生大多來自「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他們說中文、寫中文、唱中文，熟稔詩詞、茶藝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這些得益於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合作開展的國際中文教育。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教育對外開放不斷擴大，《關於做好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密集出臺，「語言互通」成為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

南非、埃及、新加坡、老撾、塞爾維亞、古巴……從西亞到東歐，從非洲到拉美，國際中文教育受眾規模不斷擴大。「漢語橋」夏令營項目累計邀請100餘個國家近5萬名青少年來華訪學，支持143個國家10萬名中文愛好者線上學習中文、體驗中國文化。

2022年，100多位來自沙特的青年中文學習者和愛好者給習近平主席寫信，分享學習中文的收獲和感悟。不久後，他們收到習近平主席的回信，習近平主席在信中鼓勵沙特青年學好中文，為增進中沙、中阿友誼作出新的貢獻。

國際中文教育走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千家萬戶。截至目前，沙特9所大學建立中文相關專業，累計培訓300多名本土教師，支持1000多名大學生參加國際中文教師獎學金在線研修班；埃及簽署《關於將漢語納入埃及中小學作為選修第二外語的諒解備忘錄》，建成23個中文系、3所孔子學院和4所孔子課堂，在孔子學院學習人數達到5萬人……

埃及資深國際事務學者、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桑·拉傑布說，十年來，國際中文教育在埃及蓬勃發展，中文教學形式多樣，通過講故事、詩朗誦、辦比賽等活動，為當地民眾了解中國語言文化打開了一扇窗口，也為中埃兩國文化交流和人民友誼搭建了橋梁。

「語言橋」的根基還在不斷夯實。十年來，國際中文教師獎學金的設立，助力培養出一大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本土中文教師；「外國人講中國故事」「故事裏的中國」等系列文化叢書的打造與《冬奧中文100句》《大運中文100句》等中文學習讀本的推出，受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文學習者的熱烈歡迎。

人才共育，加強交流對話

隨著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推進，一個個優質合作項目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落地生根，不同文明交流互鑒，急需一大批能夠讀懂彼此、深入對話的人才。

10月2日，雅萬高鐵正式啟用，這是由中國企業承建的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首條高速鐵路。正在中國電建印尼代表處擔任市場開發經理的黃朝欽，通過電視見證了這一歷史性時刻。「作為一名留學生，真希望印尼發展能搭上中國發展的快車。」曾在中國留過學的他情不自禁回憶起在中國乘坐「復興號」高鐵的經歷。

黃朝欽曾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專業留學4年，畢業時，通過中國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舉辦的「來華留學人才招聘會」入職中國電建印尼分部，現在主要負責對接當地政府和企業。「留學中國的經歷給我帶來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他篤定地說。

像黃朝欽這樣來自「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留學生還有很多，他們是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對話的使者。

陈明发·“青工哲学”补遗（1）

一个组织的文化遗产，在参与者的集体记忆里。

“青工哲学”，以及从这概念延伸出来的“青年成才之家”愿景，成书于1989年（见《终极为了关爱——青年工作者的灵视》）。

对有心了解这一波青年运动的友好，《终》一书无疑是一份正式的历史文献。

参与此书的个人到他们家人后来的生活，不少历练可说从中找得到“来时路”。

即使不挂“青工”之名，那“哲学”对他们也有具体的意义。

从1989这年算起，“青工哲学”与“青年成才之家”，到了2024，刚好35年。

“青工哲学”的文献证明是35年，但催生它的实际工作经验，可追索到1985年联合国世界青年年前后，青运所推动的系列“开拓新边疆”工作。算来，快40年了。

过去3、40年，知识的演变、折旧与淘汰非常的快。可是，“青工哲学”与“青年成才之家”，还被青运人提起，相信主要是“集体记忆”的关系。

新世纪以后，哲学家对“集体记忆”的追索，有了更多元但更完整的认识。

我个人的体会是，这“记忆”存在着长时间与个人境遇对话/互动的作用，实现了个别的特殊“绵延”，从而展现了各种个人或集体的新机遇。

年纪大的青运人，自然知道“个人机遇”是怎么回事；但集体（尤其是民族）机遇是什么？我们怎么把它接生出来利惠新一代，则恐怕得透过彼此互动才找到聚焦/出发点。

青年部已把“青年”的年龄定义，降低到30岁以下，在1980年代接触到“青工哲学”、“青年成才之家”的一代人，家里头新一代恐怕都超过这年纪了。但想想这个社会要日胜一日，关键在30岁以下那代人，适当的培训是怎样的？真的需要众筹一些“新创意”才是。（23.12.2023）

個人的勝利

環顧世界，我們還看到了個人力量和責任的復活。

在過去200年左右的時間裡，先是各國政府，然後是工業巨頭幾乎統治了社會的每一領域。

現在，消費者變得至高無上——他們擁有著從全球最佳產品和服務中進行選擇的權利和能力。這也將包括我們每個人有責任選擇我們最佳的教育——從全世界教育體制中選擇最好的教育體制，這是具有革命潛力的一場變革。

顯然，以上這些不是唯一的占主導地位的變化。我們沒有提及正在世界許多地方發生的精神復興，也沒有提及許多宗教中原教旨主義的復活。其他數十種著作已經提及了生態學的重要性，生物學的新時代也已在許多書中被提及。

但本章的15個要點代表了主要的趨勢，我們相信，這些變化趨勢令人信服他說明應有一場相應的學習革命。

抓住所有機遇將不只改變政府和工業的面貌，還會改變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的性質和將要培養我們迎接未來的教育體制和學習體制的性質。

貫穿本書的主題，就是如果我們不對教育和學習新方法不斷增加投資，我們就不能取得教育上的突破。

今天，沒有人會再鑽木職火。但如今被稱為教育的許多東西，卻仍基於同樣過時的概念之上。（見：《學習革命》第一章·未來）

陳明發詩想《人設》

直播靠人設？但人設是什麼？

“人設”，就是：人物設定。

就像是Cosplay那樣的一回子事

設定得當，就在線上當網紅。

在網上紅了，自然就有本事當“網笑”。

能笑多久？有機會要問馬雲。

當“網紅”成了“網洪”

“網笑”，恐怕有一天就成了“網嘯”

會嘯多深？想想螞蟻金服的啟示好了。

我們也曾有個時期，

由網紅治國。政績？

鐵粉終經不住他們本身的酸液蝕質

短期內就“恨鐵不成鋼”

成了“人設崩了”的惡搞劇

最可憐的是，那些無端端

“被人設”者，個個人仰馬翻

直播下半場？

別期待“網紅救國”啦

讓直播回到文化傳播的本位

讓大家成為綫上带動者吧

带動雙向奔赴

（13.2.2021 地方文化營銷 1.6：新媒體））

邱立本·創新力是最厲害的生產力

中國式現代化列車走向史詩式的旅程，從「彎道超車」到「換道超車」，從紅海廝殺到藍海策略，另闢蹊徑，別有洞天，發現了新的願景，也發現了新的自己。 

創新力是最厲害的生產力。這是現代中國歷史的見證。如果沒有前撲後繼的創新力，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發展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先進國家背後亦步亦趨，難以馳騁在新的賽道上。 

在八九十年代間，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是大量依靠廉價勞動力，來料加工，在全球化的系統中，局限在價值鏈的低端部分，被西方譏諷為「要賣七億件襯衫，才可以換一架波音客機」。但中國的民企是創新的先鋒，不甘在權力的格局中擔任被動角色，要在科技研發上有所突破，要找到新的「範式轉移」。 

深圳夜色：蘊育了比亞迪和華為

華為從交換機的創新到3G、4G乃至5G的發展，彙聚數以十萬計科學家的努力，才可以壓倒諾基亞、愛立信、摩托邏拉等西方大企業，最後還可以單挑世界最強企業的蘋果，爭一日之長短。即便歷經很多政治打壓，從美國的官司到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都不能阻止華為掘起、躋身全球最有創意企業的先列。 

比亞迪也是長期被看貶的企業，即便股神巴菲特曾經青睞，投資不少股權，但比亞迪也要經過很多風雨考驗，堅持創新，在電動車的賽道上不斷超車，成為二零二三年全球產量最大的車企，掘起速度之快，改寫了汽車發展的歷史。

但中國民企的創新除了得益于科技的研發，也在組織架構上不斷嘗試錯誤。華爲的任正非花了近6億美元(約28億令吉)經費，邀請美國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的老師來改革華爲的組織架構，全面學習美國企業的優點，告別中國企業的積弊；但華爲也不是簡單的抄襲，而是擇優使用，甚至內部“競爭上崗”，不能只是論資排輩，而是要不斷終身學習，才可以擔任重要的角色。

內部組織競爭力強大

比亞迪在中國競爭激烈的電動車賽道上先馳得點，也是因爲內部的組織競爭力強大，將幾十萬的員工擰成一條繩子，具有強大的韌性，可以面對全球車企的挑戰。

民企的成功，也對國企帶來激勵的示範效應，讓過去被诟病生産力低下、冗員很多、裙帶關係嚴重的國企，都要如履薄冰，不斷創新。

中國的高鐵就是典型例子，雖然開局就面對主管劉志軍被拉下馬的負面消息，但在“以黨治黨”的精細化管理下，不斷茁壯成長，十幾年間開通了4萬多公里的高鐵版圖，冠絕全球。

期間中國工程師攻克很多的技術難關，包括本來只能從德國采購的“盾構機”，價格數以千萬美元計，後被中國工程師破解，讓100%國産的盾構機出世，不但承擔國內隧道開采，還外銷國外，成爲技術突破的奇迹。

創新力的軌道，承載中國式現代化列車，走向史詩式的旅程，從“彎道超車”到“換道超車”，從紅海的厮殺到開拓新的藍海策略，另辟蹊徑，別有洞天，發現了新的願景，也發現了新的自己。（2023/12/18-12/24 I 2023年51期 https://www.yzzk.com）

邱立本·民間中華·魔性·草根力

《一笑江湖》的詞曲作者祝何：年輕的神曲創造者

「科目三」是民間中華的勝利，也是草根力的勝利，將民間自發靈感，演繹為沛然莫之能禦的「魔性」，也轉化為文化中華的商業模式，超越政治，成為凝聚全球華人的肢體語言。

也許是疫情之後的報復性爆發力，需要一種帶有魔性的舞蹈，來抒發壓抑三年的鬱悶。來自廣西民間的「科目三」成為風靡國際的中國舞蹈，展現了中西合璧的肢體語言，再配上帶有強烈民族風格的曲子《一笑江湖DJ版》，節奏強烈，成為最佳的配搭，展示民間中華的最新草根力。

草根力就是草根的爆發力，凝聚民眾的智慧，開拓被「高端群體」認為是不可能的旅程，就好像貴州的「村超」，由農民來踢足球，卻踢出了世界的名堂，成為中國新的簽名。如今的「科目三」，從廣西梧州的一場婚禮開始，演繹民間的舞步和節奏，一度被官媒評論說太俗氣、太土味，但卻不怕被嫌棄，而是保持童真，「見大人則藐之」，說說唱唱，蹦蹦跳跳，卻跳出了世界級的知名度。

這也是民間中華的傳奇，追尋生活的喜悅，遠離權力殿堂的步伐，踩著老百姓的拍子。來自廣東的年輕音樂人祝何作曲和作詞的《一笑江湖》，都有新一代的豪氣，呼喚章回小說的古典靈感，寫下「劍起江湖恩怨，拂袖罩明月，西風葉落花謝，枕刀劍難眠……鬢如霜一杯濃烈」等歌詞。在歌手聞人聽書的高昂唱腔中，在搖滾樂的鼓聲低迴中，舞樂合一，煥發了一種「魔性」，讓人不得不翩然起舞，舞動江湖，也意外地在台灣產生共鳴。

這也是「科目三」的奇特效應，在台灣的選舉季節中，一些藍營的政治人物還率領選民跳起了這齣中國舞蹈，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也在短視頻上露了一手，南投縣長許淑華也和藍營候選人合跳，被一些大陸網民評論說，「科目三」可以「舞統台灣」，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再需要「武統台灣」。（2024/1/1-1/7 2024年01期 I 亞洲週刊）

Abstract From: G20 CULTURE MINISTERS’ MEETING, KASHI CULTURE PATHWAY

11 We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support policies that promote the contribution of those working in the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sectors, with a view to strengthening frameworks to sustain decent work and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ctors and industries and in line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otably by: 

11.1. Enabling the ratification and/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 including the UNESCO 2005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and the 1980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he Artist, as relevant – towards shaping policies and measures that support the creation,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f and access to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11.2.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towards enhancing the status of artists and cultural professionals – addressing socio-economic rights and artistic freedom – online and offline –based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ramework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as well as applicable to all professionals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ctors and industries, independently from their employment status –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adequate remuneration systems, and the extension of adequate and comprehensive social protection to cultural professionals, notably by enabling linkages between culture and labour policies, facilitating a transition to the formal economy as relevant and mobilizing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otably UNESCO and ILO; 

11.3. Investing in skills training and research to support capacity building, institutionalized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rtists and cultural professionals, notably towards expanding access to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and upskilling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sectors and industries, targeting practitioners, in particular women and youth and other marginalized and vulnerable groups, building on public support and existing cultural training institutions, developing and updating training standards, investing in talent development and lifelong learning as well a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networks such as the G20 Network of Cultural Business Management Training Institutions; 

11.4. Supporting cooperation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reative economy, including by enabling inclusive North-South and South- South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of cultural goods and services, notably to expand equitabl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markets and the mobility of artists and cultural professionals in a spirit of solidarity andcultural exchange.

（Abstract From: G20 CULTURE MINISTERS’ MEETING, KASHI CULTURE PATHWAY, Outcome Document and Chair’s Summary， Varanasi, 26 August 2023）

Shanghai to set up universities with Germany, UK by Shen Mengdan

Shanghai's education authorities have announced an annual work plan that includes plans for two new Sino-foreign universities.

These are part of the city's initiatives to promote glob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The Shanghai Education Commission has signed agreements with German and British universities to set up the Sino-Germ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ino-British Arts Institute.

The Sino-Germ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will come up in the Lingang New Area, will be developed jointly by the commission, Tongji University in Shanghai, the German 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ree three German universities for applied sciences. It will follow the model of German universities in the applied sciences paradigm to cultivate talent needed by industries.

Shanghai's Donghua University, the Royal College of Art in London, and the Shanghai Education Commission will jointly establish the Sino-British Arts Institute.

MoU on setting up the Sino-Germ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serves Shanghai's objective of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fashion, design, and brands by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ed artists and designers from across the world.

The website of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ates that Shanghai has established 176 high-level Sino-foreign educational institutes and programs.

In addition, Shanghai is going to expedite this year's 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building.

Additionally on the list are improved services for the city's schooling of foreign childre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as signed both online and offline for setting up the Sino-British Arts Institute. (2024-02-20 https://www.shi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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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文化：風度

愛墾慕課

上海：兩所新大學，來了！

（續上）評議人李雅琪針對《全沉浸末日腳本》的書寫面向展開探討，並結合其中的四首詩歌文本作具體分析。她指出，在《全沉浸》與《永生是什麼》中，作者對「永生」做出「永生即是死亡」的解構，這是一種對於人類最終走向的思辨與探討。人的形態變得虛無而多變，人的主體性從而需要重新定義。在末日背景下，「人」的概念、尊嚴、主體性被消解與重塑。《德洛麗絲的夢》與《雪豹的故鄉》兩首作品則將詩歌從那些討論理性、政治、文明的傳統文學文本拉到一個面向未來的科幻文本范疇中，從而為詩歌面向未來、想像以及更廣闊的人類命運提供了一種嘗試的路徑。

發言人馬俠以「在技術加速時代中捕捉一個有情的世界」為題分析小說《後來的人類》。她指出，電子產品承載著每個人大量的知識和記憶，如今的我們很難離開手機，與其說它是一個機器，不如說它是我們的器官，也是科幻作品中所謂的「義肢」。而在這個加速內爆的時代，我們的感知能力、生活體驗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寫作和文學也應當走進時代、觸及人類最柔軟和最堅硬的部分。《後來的人類》講述的是技術時代最普通的人類日常，不僅寫未來社會的後人類，還寫那些被技術拋下落後於時代的人，當進化或異化的颶風吹進普通人的生活中時，他們從被遺棄和摧毀的廢墟找回殘存的人類之心，喚醒勇氣、疼痛、智慧、愛，再造生機。《後來的人類》不僅可以為我們書寫信息時代中的情感和網絡時代人們獨特的生活體驗提供范例，更能啟發我們對於在虛擬與真實混溶的時代該如何生活產生進一步思考。
評議人陳勇彬針對《後來的人類》的寫作面向與風格展開探討。他指出，作者糖匪的小說筆法既具有以展現世情為追求的現實主義色彩，又呈現出科幻文學天馬行空的幻想風格，可謂是一種從科幻文學走向現實主義文學的「現實主義化科幻文學」。科幻小說往往是在突出某種現實問題，並將其放置於想像中的未來世界。可實際上，這些看似科幻的內容的本質與當下生活是同構的，科幻小說所運用的手法正是將這些表面微小的時代、生活細節無限放大。糖匪的《後來的人類》正是利用這種手法營造出陌生化效果，使我們從常規的認知中跳脫而出，也以此拓展了科幻小說的思想內涵。

發言人施岳宏以「新媒體時代下的世情書寫」為題分析張怡微短篇小說集《四合如意》。他認為，新媒體時代下，互聯網與各種社交媒體的高速發展不僅為人類生活帶來顯著的科技便利，在技術爆炸的倒影中，都市人的日常生活、情感體驗、交流方式也正向新的形態轉變。《四合如意》聚焦平凡人生活日常中的細微、瑣碎之處，注重呈現當下都市人的生活經驗與心理感受。小說內數篇故事的落腳點是新媒體世代日常中「反傳奇」的生活細節，也是不同都市人共同偏向疏離、焦慮、迷惘的精神狀態。「情隨世變，事事如新」，該作品關注都市人在與各種新技術相處中的適應與不適，一定程度上延展了世情小說的書寫范疇。進一步而言，作為加速內爆時代中的寫作者，能如何書寫不斷劇變中的生活經驗與精神情感？《四合如意》或許能為人們開拓更豐富的視野。

評議人鄭沁辰針對書中人物的生活經驗和精神情感展開探討，她認為《四合如意》的書寫很精准地建構、處理了一種矛盾和融洽相統一的狀態，即是當手機以機器的物質形態佔據了人們的精神空間時，人們會對著手機來履行新的社會和情感責任，並在虛擬空間型塑另一個願意被他人看到的自我形象的生存情境。而在情感處理方面，作者利用各種媒介背後的虛擬社交方式建構想像，將其有意佈置在描寫人物內心「情感處理」發生的上下文之間，使得這些想像產生足以引人深思的文學氣韻。

（原題：趙天琥「加速內爆時代：電子信息技術對寫作者的延伸、遮蔽和取代」閱讀激發工坊，2023年5月26日8：30到11：30，在上海大學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文學院308學術研討室順利舉行，工坊由許道軍老師指導，由陳勇彬同學主持。）

加速內爆時代：電子信息技術寫

首先，由許道軍老師對本次工坊活動作開場白。對於媒介變遷、人工智能進化、AI寫作日益成熟等時下狀況，許道軍老師介紹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消極的，認為人工智能因其不斷學習、迭代等進化優勢，遲早會取代與寫作相關的學科老師，成為更好的寫作指導者；另一種觀點則是樂觀的，認為信息技術只是可以被利用的輔助工具，能幫助作家與寫作教學者完成基礎性工作。而人只需要「規訓」人工智能，從而提高教學質量與工作效率。許老師表示自己的觀點偏向後者。他認為寫作活動與教學活動中最重要的概念是「選擇」，尤其是與情感相關的「選擇」。人類在這方面的主導地位目前還無法被人工智能影響。隨後，本次工坊活動正式進入發言與評議階段。

發言與評議

發言人程倚飛以「論賽博朋克文學類型寫作——以《全息玫瑰碎片》為例」為主題，圍繞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萊恩·考斯基馬《數字文學：從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等書目展開探討。她指出，基於生物技術、互聯網技術誕生的賽博朋克文學類型創作具有內封閉的，黑暗的特征，往往鑲嵌在狹隘的都市視野中。其敘事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玩世不恭、隨性頹廢的底層人物。賽博朋克文學的敘事極度缺乏中心，呈現出隨意化、零散化，實感與幻覺的界限和模糊。正如萊恩·考斯基馬所言：「用賽博格作者這個概念來指創作文學性文本的人類和機器的結合」。因此，她以威廉·吉布森《全息玫瑰碎片》為對象，結合萊恩·考斯基馬對於賽博作者的思考，從創作者主體與創作內容的類型特征來觀照數字文學時代的賽博寫作。

評議人李昔潞針對《全息玫瑰碎片》文本中的畫面描繪、城市圖景等細節展開探討。她指出，小說文本所描繪的畫面色彩要麼是灰、黑、白等冷色調顏色，要麼是金黃、紅色等高飽和度的顏色，兩種類型的色彩碰撞在一起，具有強烈的視覺衝擊效果。同時，作者熱衷於營造雜亂、骯髒、總是下著雨的、犯罪猖獗的未來城市。這一城市圖景顛覆了人們想像中科技烏托邦的光鮮動人，而盡顯混亂骯髒，帶有強烈的反烏托邦精神。總體而言，賽博朋克藝術並非是標新立異，而是用張揚的反叛表達人類自身的焦慮與不安，反思與人類精神意志不匹配的高科技，批判技術無限發展帶來的社會現實問題。賽博朋克類型的小說創作是有積極現實意義的。

發言人鄧冰冰以「論賽博入詩之可能」為題，以《全沉浸末日腳本》為討論對象。她指出，科幻文學以小說為主要表現體裁，詩意是許多優秀科幻小說的共同特征。正如陳靜將賽博格視作一種文化景觀，認為賽博格是對人類在信息社會中主體性的文化新表征，新詩也開拓新的審美空間，筆觸探向科幻領域。由此，可借分析翟永明的《全沉浸末日腳本》的多重特征與豐富內涵，試論賽博空間、賽博身體及賽博想像入詩之可能性。(下續)

（原題：趙天琥「加速內爆時代：電子信息技術對寫作者的延伸、遮蔽和取代」閱讀激發工坊，2023年5月26日8：30到11：30，在上海大學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文學院308學術研討室順利舉行，工坊由許道軍老師指導，由陳勇彬同學主持。）

人文建設·青年圓夢

1、知識策展：整合知識資源（把網上零散的資料組織/智慧組織上來，知識管理，知識是生產原料、半成品、整合成可以傳播、學習的內容，第一期包括～～）

2、一處教學，全民受惠

3、知識再生產：用途～學府、課程、業者認可

4、鄉產學模式 [ELP—Enterprise Learning for Place]

繼承家學·永守箴規：錢學森祝賀堂侄永健獲諾貝爾化學獎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北京時間昨日（10月8日）下午6時左右揭曉，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此前被權威機構看好的美籍華裔科學家錢永健，與日本科學家下村修、美國科學家馬丁·沙爾菲分享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

自1967年楊振寧、李政道首開華裔科學家獲諾貝爾獎先河，錢永健至此成為第七位獲此殊榮的華裔科學家。在他的身前，是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崔琦等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他也是第二位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華裔科學家。

有意思的是，錢永健還有一個特別的背景：中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的堂侄。昨天，在北京接到消息的錢老一家很高興，向錢永健表示了祝賀，錢永健的堂哥還特別向記者介紹了錢家不為人知的一些軼事。 

得知錢永健獲獎的消息，如今正在家休養的錢老聽說後，很是高興，並表示祝賀。「永健雖然出生在美國，但他父母都是堂堂中國人，因而此次獲獎既是中國人的光榮，也是我們錢家人的光榮，可喜可賀。」當記者打電話去錢家時，錢老之子、錢永健的堂哥錢永剛教授受其母之托，正忙著給錢永健發賀電呢。 

說起錢永健，錢永剛向記者詳細介紹：原來錢學森與錢永健父親錢學矩為同一祖父，後因錢學矩家中途沒落，作為叔叔，錢學森的父親負擔起了錢學矩姐弟的學費，錢學矩與錢學森兩人一起從上海交大畢業，並赴美國留學。錢學矩與錢學森雖說是堂兄弟，可關係不亞於親兄弟，兩人成績優秀，而且都是搞航空研究的，錢學森回國後，錢學矩憑自己的努力，曾擔任過美國波音公司的總工程師。 

「至於我們的名字，還特別有個講究呢。」錢永剛告訴，由於錢家支脈較多，故曾有家規，從第30代孫起啟用家譜———「繼承家學，永守箴規」，而這八字箴言也因此成為錢學森一家的家訓。「永健的子女，至今還都是按照這個原則來命名的，」錢永剛告訴。這也可以看出錢永健在觀念上仍深深扎根中華傳統文化。 

「錢學矩有三子，錢永健是老三。」錢永剛說，「自打老爺子回國後，我們兩家一度中斷了好多年聯系。後來，尼克松訪華後，錢學矩夫婦曾攜子女幾次回國探親，兩家人又有了交往。由於當時我在部隊，無緣見面，不過我媽媽與永健他們都挺熟。」 

對於自己的科研生活，錢永健曾有句話：「你的科研應當理想地貼合你的個性，這樣，當你在那些不可避免的失敗時才會有一些內在的快樂支持著你。」這句話，似乎正是他人生的寫照。從小就對化學興趣濃厚的錢永健，小時候由於身體不好，時患哮喘病，因此他只能待在屋裡看著哥哥們在外栽花逗草，這也讓在屋裡的他養成了對光和顏色的偏愛。小學時，父母買了一套化學實驗用具給他，不久家裡的地下室就成為了他的實驗室，擺滿了他的瓶瓶罐罐。

16歲時，錢永健用他研究如何將金屬與硫氰化合物結合的論文，獲得「西屋科學天才獎」，這個獎是全美最負盛名的科學類比賽，獲獎者常被譽為「小諾貝爾獎獲得者」。此後，錢永健獲得獎學金進入哈佛攻讀，20歲畢業後再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開始了他真正為之奮斗終身的化學研究事業。

「雖然有傳言和預測，但我還是沒有想到真的能獲獎。」昨天，得知了獲獎消息的錢永健還是有些驚訝，「因為我是華裔，可能很多中國人受到很大鼓舞，希望更多中國年輕人也能投身到基礎理論研究中來。」（原題：繼承家學 永守箴規 錢學森祝賀堂侄獲諾獎；作者：夏俊 徐敏 梁建剛 來源：解放日報 發布時間：2008-10-9）

（四）關於進一步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思考

綜合考慮中國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發展實踐，我們認為，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水准，應著力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科學界定「文化軟實力」概念，為中國特色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奠定學術基礎。要深刻把握文化軟實力和物質硬實力的辯證關係，給「文化軟實力」以更清晰、更明確、更合理的定義。文化軟實力是所有難以看見、無形的、難以量化的、非資源性、非物質性、非社會實體性、擁有柔性和滲透性作用的力量，諸如精神、道德、智慧、情感的力量，其主要功能是以非強制性方式影響人心、塑造觀念和引領價值取向。

著眼於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來提高文化軟實力建設的戰略定位。約瑟夫·奈進行「軟實力」研究，只是為美國進行國際政治博弈獻計，旨在為維護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出謀劃策。我們發展文化軟實力，必須跳出約瑟夫·奈的「宗旨藩籬」：對外，倡導和平，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引領，著眼於在國際上傳播好中國聲音，樹立好中國形象，掌握好中國話語權，營造好和平、合作、和諧的國際關係；對內，著眼於統一思想、凝聚人心、堅定理想信念、增強文化自信、深入推進理論武裝，大力倡導精神文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努力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一言以蔽之，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旨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營造良好的國內外思想文化輿論環境。

將「文化」作為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靈魂」和「經緯」。西方學者往往把文化看成軟實力的一個要素，使其與「價值觀」「制度」「政策」「話語權」等平行並列。我們則必須把「文化」擺在「軟實力」最高層次上，使其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缺少文化高度的軟實力是短視的，缺少文化深度的軟實力是膚淺的，缺少文化廣度的軟實力是狹隘的，因為它視野狹窄，容易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很難統攬全局。缺少文化開放的軟實力是封閉的，因為它容易坐井觀天、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更何況，離開文化，價值觀、制度、政策、話語權都無從談起。因此，必須把文化建設作為「軟實力」發展的第一要務。

將全方位塑造人的人文精神作為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中之重。凡是文化，都是「人」的文化。文化是人創造的，說明人是文化的主體。文化的作用，在於「以文化人」，說明人又是文化的客體。因此，發展文化軟實力，必須堅持「人本」原則。文化軟實力建設實質就是對人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熏陶和自我熏陶、塑造和自我塑造。一言以蔽之，就是全方位塑造人的人文精神。文化軟實力建設只有對全社會人進行全方位的人文精神塑造，才能使文化軟實力生生不息，越來越強大。

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文化軟實力建設的理論基石。其實，價值觀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總是與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關。那些沿襲「冷戰」思維的美國政客，無視美國自身暴力、凶殺、種族歧視等嚴重問題，卻經常以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為借口，上演抹黑中國的丑劇，這樣的「雙標價值觀」只能令人鄙棄。價值體系和價值觀當然重要，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發展強大所依靠的，最持久、最深厚的動力是其核心價值體系與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經過長期探索凝練出來的，最適應中國發展進步要求，我們豈能廢置不用而照搬美國虛偽的「雙重標准」的價值觀。

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最大優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蕩潮流中站穩腳跟的根本所在。其中許多精華具有跨越時空、超越國度、蘊含當代價值和具有永恆魅力的文化基因。對此，約瑟夫·奈也承認。他認為，「軟實力」概念並不具有美國特色，中國古人對軟實力很早就有深刻的理解和嫻熟的運用，並以老子思想的例子予以說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涉及治國理政、哲理智慧、人格修養、勵志立志等方方面面。只要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必將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吸引力，從而鞏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獨特優勢。

(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創新——兼析約瑟夫·奈的「軟實力」思想；愛思想 2023-07-03；作者單位：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長沙410082]；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5期P188—P203，本站有更動）

（二）中國學者對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

需要指出的是，學界對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主要源於中央對文化和文化軟實力研究的重視。十八大報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

習近平在《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講話中提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從「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中國夢的宣傳和闡釋」「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塑造我國的國家形象」和「提高國際話語權」等多個維度，為文化軟實力研究理論創新指明了方向。而此後，習近平關於「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講話，又為建構中國特色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拓寬了研究視野。正是立足這一文化軟實力研究的宏大背景，我們對文化軟實力理論創新形成以下若干思考。

1.從學理層面來看，軟實力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文化軟實力總是受制於特定國家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在思想導向上必然有別於其他國家。「軟實力」來到中國，只有扎根中國文化土壤，才能根深葉茂並為我所用。我們在研究「軟實力」時，理所應當推動「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使之中國化、時代化、系統化、大眾化，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因此，對西方「軟實力」思想進行實質性改造和理論超越，勢在必行。這種改造、創新和超越的目的，就是要使「軟實力」研究扎根中國大地，形成中國特色，服務中國利益。

2.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最重要的任務是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就很難形成有說服力的話語權。因此，必須在頂層設計的規劃下，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確定科學合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內涵、基本范疇、體系架構、理論價值、研究宗旨、研究的問題域等，使中國文化軟實力具備獨具中國特色的系統邏輯架構。基於上述考慮，立足中國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質，我們把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歸結為「八對范疇」和「十六個問題域」。

八對范疇：（1）軟實力和硬實力的關係；（2）文化軟實力和物質硬實力的關係；（3）古代傳統文化與當代文化軟實力的關係；（4）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人類共有價值觀的關係；（5）文化多樣性與文化軟實力一元指導的關係；（6）文化產業商品屬性和文化產業意識形態屬性的關係；（7）文化軟實力生成的內環境和外環境的關係；（8）文化軟實力基礎研究和對策研究的關係。

十六個問題域：（1）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的文化軟實力；（2）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軟實力；（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軟實力；（4）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文化軟實力；（5）當代中國教育的文化軟實力；（6）中國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軟實力；（7）當代中國新聞傳播的文化軟實力；（8）中國文學藝術的文化軟實力；（9）民主法治建設的文化軟實力；（10）中國民族政策的文化軟實力；（11）中國宗教政策的文化軟實力；（12）中國文化產業的文化軟實力；（13）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文化軟實力；（14）中國國際交往的文化軟實力；（15）中國國家形象的文化軟實力；（16）中國文化軟實力評價指標體系的建構。當然，作為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研究的延展，還需要有與國外學者的對話及研究方面的內容。

（三）中國「文化軟實力」理論對西方「軟實力」思想的超越

上述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從四個方面超越了西方「軟實力」思想的界域。

強化了文化軟實力的戰略價值。文化軟實力強弱事關民族和國家的興衰成敗。西方學者對軟實力作用的認識，往往只停留在指向具體對象的戰術層面上，還沒有上升到具有普遍規律的戰略高度。而中國的「文化軟實力」理論研究從根本上超越了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西方立場。無論是美國共和黨，還是美國民主黨，都是把軟實力研究作為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手段。我們則摒棄其侵略擴張的霸權主義傾向，而著眼於增強自身綜合國力。對內，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價值引領力；對外，樹立中國和平友好形象，營造和諧的國際環境，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突出了「文化」在「軟實力」中的地位，拓寬了「軟實力」的內涵。約瑟夫·奈把文化看成軟實力要素之一，我們則把「文化」置於「軟實力」的靈魂和經緯的地位，使文化發揮根本性的作用；「靈魂」把握軟實力方向，「經緯」貫穿軟實力各環節。系統地建構了中國特色的文化軟實力理論體系。約瑟夫·奈雖然提出「軟實力」概念，但並沒有形成軟實力理論體系，我們則通過概念界定、宗旨改造、邏輯重構、內涵拓展、功能延伸，設計出八對范疇和十六個問題域，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的理論創新超越了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的思想界域，不僅賦予「軟實力」以鮮明的中國特色，而且從學理層面超出了西方國家關於「軟實力」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其七，「有些目標的實現只能依賴硬實力——這是毫無疑問的」。約瑟夫·奈認為，解決所謂「朝核」與「伊核」問題，只有使用硬實力才能取得預期效果。這一觀點值得懷疑。因為，任何硬實力都離不開軟實力，否則硬實力就是一堆毫無靈性和智慧的廢物。特別是他認為軟實力並沒有影響朝鮮和伊朗擁核，顯然不確切。其實，在面對任何所謂威脅時，美國政府向來都是軟硬兼施。在解決「朝核」和「伊核」問題等國際對話、協商與會談當中，美國也是這樣做的。例如，在所謂「朝核」和「伊核」問題的博弈中，處處可見美國的軟實力，而談判被中斷與破裂，無不與武力（硬實力）威脅存在關聯。如果美國政府根本不考慮朝鮮的合理安全關切，只知尋求朝鮮半島「無核化」，那近於緣木求魚。

其八，「軟實力很難把握——這個觀點部分正確」。約瑟夫·奈認為，政府能夠傳播大眾文化，但不能改變大眾文化，所以軟實力的核心資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他實際上認為軟實力的創造主體既有政府組織，也有非政府組織，其中非政府組織難以控制。但不論是政府組織，還是非政府組織，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作用並不相同，故不能僅僅依據非政府組織數量的多少來衡量軟實力的強弱。約瑟夫·奈曾以美國非政府組織多、中國非政府組織少來斷定美國軟實力如果打90分，中國軟實力則只能打60分。顯然，他完全忽略了國情差別，認識過於簡單。事實上，中國的文化軟實力主要來自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五千多年源遠流長的民族精神與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緊密融合，在中央堅強領導的政治組織優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作用下，其實力之強大，絕非西方非政府組織所能望其項背。

其九，「軟實力與當下的恐怖威脅無關——這是個錯誤觀點」。約瑟夫·奈認為，西方需要用硬實力來對付本·拉登這樣的極端恐怖分子，但在伊斯蘭世界的內戰中，需要適時贏得人心的戰略，軟實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這里，又一次顯示出約瑟夫·奈認識的片面。消除恐怖主義是人類的共同責任，但反恐必須標本兼治。從長遠看，治本更加重要。只有清除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才能根除恐怖主義。約瑟夫·奈把「反恐」僅僅歸結為伊斯蘭世界的內戰，顯然有撇清美國因素之嫌，這可另當別論。但他認為對付本·拉登式的極端恐怖分子只能使用硬實力，可能有點絕對化了。事實上，美國在伊斯蘭世界所做的「爭取人心」的事情，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問題是，美國對伊斯蘭文化的偏見、對阿拉伯世界的分化、對以色列的偏愛，對中東石油資源的掠奪，才是滋生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的「土壤」。因此，軟實力必須以公平正義為前提和基礎。

三、「文化軟實力」研究及其理論創新

「軟實力」概念傳播到中國後，中國學者基於中國文化的背景，對其進行研究和闡釋，結出了極具中國特色的理論果實。1993年，中國有學者曾提出「軟權力」（實則是「軟實力」）概念及其內涵，其中包括政治系統和政治領導、民族士氣和民族精神、國際形象、對外戰略、確定國際體制的能力以及科學技術等范疇。

經過十多年發展，中國學者開始自覺地從不同視角推動「文化軟實力」深化研究。

（一）中國學界深化研究文化軟實力的五個維度

（1）關於「文化軟實力」的內涵研究。包括歷史生成、語義分析、外延遞減、文化功能等著眼點。有學者則基於廣義或狹義文化、文化功能整合、文化創生力、文化在綜合國力中的作用等視角進行研究。

（2）關於文化軟實力構成要素研究。包括「資源要素說」（即從文化軟實力資源的來源分析其構成要素）、「合力要素說」（即從文化軟實力的「力」的具體表現來切入）。

（3）關於文化軟實力特征屬性研究。包括無形性、非強制性、人性化及作用時間持久性；內容結構的層次性、作用方式的隱蔽性和實施效果的不確定性；社會主義導向性、時代性和民族性。

（4）關於文化軟實力實踐研究。重點是梳理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成就；也有學者揭示文化軟實力建設存在的問題及面臨的困難；還有學者揭露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的蛀蝕和破壞；另有學者則著眼於學習借鑑國外文化軟實力發展經驗。

（5）關於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路徑。對這個維度，學者們的討論和研究比較多。他們多是從宏觀視角提出一些對策建議，諸如「五化能力」「四種戰略」「系統十力」等；也有學者專注於從某一具體領域，比如文化體制改革視角、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視角、提升國際話語權視角等進行研究。

總體來看，這期間「文化軟實力」研究是與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同頻共振的。盡管這些研究見仁見智，各有優長，也難免各有偏隘，但畢竟標志著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已經告別了那種照搬西方、囿於介紹約瑟夫·奈觀點的「模仿階段」，真正進入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研究階段，為文化軟實力研究理論創新奠定了堅實基礎。

其一，「軟實力是指文化的實力——這個觀點僅部分正確」。約瑟夫·奈在批駁這段引文時，認為某個國家軟實力主要源於那個國家的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對外政策。他認為，其中「文化」只是軟實力的來源之一。顯然，他對「文化」在「軟實力」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不夠深入。因為軟實力的所有要素都無法和文化切割；離開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對外政策」就無從談起。政治價值觀的取向和對外政策的思路，均與提出者、制定者和規劃者的文化視野、文化功底、文化偏好密切相關，因此文化必然滲透到軟實力的各個環節和要素。因此，文化並非僅僅是「來源之一」。

其二，「經濟實力是軟實力——情況不是這樣子的」。認為經濟實力等同軟實力，顯然站不住腳。不過，約瑟夫·奈認為，經濟實力能夠轉化為軟硬兩種形式的實力，經濟制裁是硬實力手段，財富吸引是軟實力。約瑟夫·奈在這里最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區分「經濟實力」和「經濟制裁」。「經濟實力」是硬實力，而「經濟制裁」則是制定和實施某種懲罰性的經濟政策和策略，屬於智慧創造過程，是一種「軟」實力；即便「經濟實力」比較弱的國家，同樣可以利用自身經濟資源的某種特點而具有的相對優勢制裁對手，迫使對手改變政策，這也是一種軟實力。約瑟夫·奈把經濟制裁簡單地等同於硬實力，顯然欠妥。

其三，「軟實力比硬實力更仁慈——事實並不完全是這樣」。約瑟夫·奈認為，由於軟實力通常被當成硬實力的替代物，所以主張以道德為重的學者和制定政策的人經常使用軟實力。同任何形式的實力一樣，軟實力既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關鍵看誰掌控這種實力、如何運用這種實力。

約瑟夫·奈的反駁還可以更深一步。事實上，硬實力本身也是中性的，不存在善惡之分。硬實力僅當被掌握並運用於不同性質的行為時，才有善惡之分。因此，當硬實力被用來維護正義時，它便是「仁慈」的；當硬實力被用來踐踏正義時，它一定是殘暴的。軟實力不同於硬實力，它並非中性的。軟實力屬於意識形態，本身就有正負之分，並不都「仁慈」。服務於霸權主義和侵略者的軟實力，不可能是仁慈的，而服務於維護世界和平正義的軟實力，本質必然是「仁慈」的。

其四，「硬實力能夠衡量，而軟實力則很難——這個觀點是錯誤的」。約瑟夫·奈認為，對軟實力資源進行量化是可能的，比如可以測量和比較文化溝通能力、外交資源等；可以通過民意調查來量化一個國家吸引力的變化。事實上，即使硬實力，也不那麼容易量化，對硬實力資源表面上准確的測量在很多情況下是膚淺的，可以成為「有形的謬論」。

上述觀點表明，約瑟夫·奈並沒有嚴格區分「硬實力」與「軟實力」的理論界限。軟實力是相對於硬實力而言的：一切有形的、可以計量的、能表現出強制性作用的實力都是硬實力。而軟實力所以稱之為「軟」，恰恰因為它是無形的、柔性的、難以計量的，表現為精神、情感、智慧、形象、吸引、凝聚、感召等影響力。約瑟夫·奈認為「民調」可以量化軟實力，這種看法也有點簡單化。因為，每個「民」都是活生生的個體，有不同的經歷、處境、知識結構、價值取向和判斷，所以依據「民意調查」來評價軟實力難免存在誤差，甚至是顛覆性誤差。因此，針對軟實力的評價，僅靠「民意調查」的量化研究是不行的，必須進行深入的定性研究，才能觸及問題本質。

對「硬實力資源」的評價，如果完全離開文化軟實力考量和辯證思維，僅僅依據量化研究，那就不僅是什麼「有形的謬論」的問題，而且有時甚至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例如，軍隊數量和武器裝備可以計算其科技含量、數量和威力，但計算結果並不等於戰斗力（硬實力）。軍隊的戰斗力必然是各種要素所形成的合力，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軍人的理想、信念、智慧、忠誠和勇氣，而這些恰恰歸屬於無法計量的文化軟實力范疇。

其五，「歐洲關注軟實力的應用，而美國則關注硬實力的使用——確實如此」。約瑟夫·奈認為，歐洲成功地運用軟實力，使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獲得了它想要的結果，而美國的行為則表現出似乎軍事實力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理念，但應注意的是，單純依賴軟實力或硬實力中的任何一種都不正確，應把二者有效結合成「巧實力」。事實上，在「軟實力」應用上如何評價歐美異同，需具體分析，不應一概而論。現在看來，英國已經「脫歐」，約瑟夫·奈對歐洲政治和經濟一體化的評價，顯然與事實落差很大。但他主張軟實力和硬實力應有效結合，無疑是正確的。

其六，「布什政府忽視了美國的軟實力——這個觀點比上一個觀點更正確」。約瑟夫·奈認為，布什在第一任期內因忽視軟實力而付出了高昂代價，而在第二任期內則顯示出對軟實力更多的關注，開始重視對外政策的價值，增加了公共外交的預算。顯然，約瑟夫·奈屬於民主黨人，他批評布什政府，可以理解，但是，他對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評價是片面的，完全稱不上「更正確」。事實上，布什政府雖然沒有使用「軟實力」概念，卻並沒有忽視軟實力運用。無須多舉，布什的就職演說，乃至其一系列國際戰略權謀，就是其對軟實力的表達和運用。

第三，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導致美國軟實力衰落。

約瑟夫·奈稱，傳統觀點認為，一個國家的實力主要體現為戰爭能力，即軍事能力，隨著20世紀中葉「核時代」的到來，美國和蘇聯不僅擁有工業力量，還擁有核武器和洲際導彈。

然而，當今時代，美國實力的基礎正在發生轉移，單純使用軍事力量越來越受到限制。一是核武器盡管威力巨大，爆炸後破壞性比較強，但理論上一般不會使用，除非極端情況。二是民族主義興起，使得通過霸權來控制覺醒的民眾越來越困難。三是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發生巨大變化，後工業時代社會主義國家更多地關注社會福利而不是榮譽，因而除非生存受到威脅，他們已厭惡戰爭。四是對當今人類社會的大多數國家而言，使用武力會嚴重損害他們的經濟實體。

綜合以上情況，約瑟夫·奈認為，在當今國際優勢較量中，軍事實力已不再起主導作用，而經濟實力的影響力將變得越來越大；美國要想保持強大，必須關注軟實力。在《伊拉克戰爭之後的美國實力與戰略》一文中，約瑟夫·奈批評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及之後采取的外交戰略：「世界是不平衡的。如果有人質疑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實力，那麼伊拉克戰爭無疑很好地消除了人們的質疑。」

但他同時認為，美國政府過分關注國家間軍事力量的不均衡是錯誤的，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使得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和評論家摸不著頭緒，仍在黑暗中前行，不知如何應對。

在21世紀，美國仍是實力最強的國家，但對越來越多的事務失去控制。盡管美國在傳統事務上應用硬實力游刃有餘，但這些措施不能適應由於全球化和技術民主化所帶來的世界政治轉變。美國缺乏處理國際和國內一些沖突的能力，這些衝突主要是監控轉型發展威脅美國安全的問題。在處理當今社會的一些關鍵問題，如國際金融穩定、反毒品、疾病控制尤其是新型恐怖主義時，單純使用軍事力量並不能取得成功，且有時候軍事力量的使用會產生不良後果。

因此，應重視使用軟實力。約瑟夫·奈還深刻檢討了美國冷戰後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由此遭受的災難與仇視，以及帶來的軟實力衰落，即美國政策的合法性及其所體現的價值觀對其他國家產生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受到質疑。就如何更好地發揮美國的軟實力，他提出了短期、中期、長期戰略。最後，他告誡美國，「與硬實力不同，軟實力的運用更不能實行單邊主義，這是美國還沒有認識到的事實。為了與世界有效地溝通，美國首先需要學會傾聽。」

約瑟夫·奈關於美國「單純使用軍事力量越來越受到限制」的分析有其道理，但他把美國權力的局限僅僅歸結於「美國冷戰後公共外交政策的退步」和「軟實力的衰落」則是片面的，未看到問題本質，即美國霸權主義貪婪掠奪的實質。

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實際采納了約瑟夫·奈的觀點，更多地運用了美國的軟實力。然而，美國以功利性為目的的軟實力策略只能在短時間內產生一點戰術效益，不可能改變大的戰略格局，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也不會成功。

二、約瑟夫·奈「軟實力」思想的主要問題

約瑟夫·奈說：「當我提出軟實力這個概念時，我認為它是一個學術概念，以彌補國際關係學者對權力思考方式的不足。」但事實上，約瑟夫·奈是把「軟實力」當作政治武器的。約瑟夫·奈於2022年9月發表新作《面對中國崛起，美國有哪些應做與不應做的事》。盡管約瑟夫·奈並不是主張打「新冷戰」的反華強硬派，不贊成在經濟上和中國「脫鉤」，也不認為「妖魔化」中國有利於美國，但是，約瑟夫·奈始終站在維護美國霸權主義的立場上，這是一以貫之且旗幟鮮明的。只有看清楚這一點，才能正確理解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的宗旨和運用「軟實力」的策略。

不可否認，約瑟夫·奈闡述「軟實力」功能、作用、影響，對一系列國際問題作出有參考價值的分析，是他對國際政治學的貢獻。但是，他沒有對「軟實力」概念給出一以貫之的界定，諸多觀點也不夠嚴謹。特別是他的一些「軟實力」觀點因缺少辯證思維而經不起推敲。例如，他曾「提醒」別人對「軟實力」進行「再思考」，而事實上他在提醒過程中的某些論斷同樣需要再思考。

《軟實力的再思考》一文中，針對一些人關於軟實力的看法和觀點，約瑟夫·奈進行了回應。這也是約瑟夫·奈比較集中闡釋他的軟實力思想的一篇文章。但是，他的「再思考」存在明顯不夠嚴謹之處，經不起推敲。主要有以下九個方面。

2004年，在比較各國軟實力時，約瑟夫·奈提出，在大眾文化領域，「蘇聯文化談不上具有軟實力」；「封閉的體制、缺乏吸引力的流行文化、笨拙的外交政策，這一切都意味著，冷戰期間蘇聯在軟實力方面從來就不是美國的真正對手」。從軟實力資源角度看，與美國力量最接近的競爭者是歐洲。亞洲國家也具有豐富的軟實力資源。依他的觀點，在亞洲的日本是軟實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但總體上亞洲國家軟實力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但是，到2013年，約瑟夫·奈又有新的判斷，認為亞洲的軟實力到2025年會顯著提升，甚至可以達到歷史上最好水平。

單從學術角度看，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無疑是一個貢獻。這個概念形象地概括了思想、文化、精神、情感、制度、話語權、國家形象等影響力的「柔軟」共性。從這一「共性」出發，約瑟夫·奈認為蘇聯解體是因為「在軟實力方面從來就不是美國的真正對手」。但他這種觀點是在蘇聯解體14年之後提出的，而在他的「軟實力」開山之作中他對蘇聯的力量還是敬畏的。因此，「從來」一詞，有些欠妥。就事實而言，十月革命勝利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蘇聯文化軟實力可謂生機勃勃，充滿吸引力。僅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不知影響了多少國家的熱血青年。約瑟夫·奈本人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承認，「戰後早期，蘇聯從這些戰略軟資源中獲益頗多，諸如共產主義、跨國的共產主義機構等。」

約瑟夫·奈認識上的偏頗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他僅僅把「軟實力」看成外交戰略和國際博弈的權謀，完全沒有重視軟實力對國內的影響；其二，他沒有從發展演變的角度來衡量一個國家軟實力的興衰，把蘇聯解體時的軟實力等同於蘇聯全部歷史的軟實力；其三，他提出「軟實力」的宗旨是在論證美國得以在世界上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這顯然有違各國人民對國際民主與世界和平的期盼。

第二，利用信息革命提升「軟實力」，以彌補硬實力的不足。約瑟夫·奈敏銳注意到，信息革命極大地提升了軟實力作用，即提升了意見、文化和政策的吸引力。信息革命、技術進步以及全球化並不能取代某個國家，但會愈發增加國際政治的複雜性。他認為，21世紀美國要想繼續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領導實力，取決於以下因素：美國經濟保持強勁、社會不衰退；保持現有的軍事實力但又不過度軍事化；不因憑借自己的力量而變得過度單邊主義和傲慢，以致浪費其軟實力資源；不會發生重大災難性事件，使得美國朝著孤立主義方向發展；以更廣闊的、更富有遠見的視野綜合全球利益來重新界定國家利益。

他還分析了非政府組織、信息和通信領域的技術革命對軟實力的影響，認為「信息革命正在造就跨國界的團體和網絡。跨國公司和非政府機構（包括恐怖組織）將發揮更大作用。很多這樣的組織吸引我們的公民加入他們的跨國聯盟，形成它們自己的軟實力。」「信息和通訊領域的技術革命分散了政府的權力，使得個人和團體能夠在世界政治中發揮過去只有政府才能發揮的作用。」

在《權力大未來》（The Future of Power，2011）中，他從全球事務的權力分配出發，探討了21世紀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和軟實力，分析了軟實力資源如何適應信息時代，以及運用巧實力時為何不能僅僅依靠軍事實力。約瑟夫·奈看到，以往由政府控制的信息現在大眾也可以操縱，互聯網的迅猛發展使非政府組織和普通百姓很容易獲得軟實力資源；非政府組織和普通民眾可以在家中對政府發動網絡襲擊，甚至制造令全世界感到恐懼的安全威脅。因此，網絡時代的主權國家增加了軟實力的「新邊界」。約瑟夫·奈對網絡無政府狀態表示十分憂慮，他說：「不受監管的網絡世界正變得日益危險，這不僅僅對網絡空間本身造成影響，而且對經濟、地緣政治、民主社會，以及戰爭與和平等基本問題都有嚴峻影響。」「在全球軍事沖突領域，計算機網絡已成為除傳統的陸、海、空、天四大領域之外的第五個領域。」 

約瑟夫·奈關於網絡的見解是睿智的，深刻地反映了網絡給非政府組織所增加的能量，以及給政府組織提出的嚴峻挑戰。他看到了非政府組織和網絡信息相結合，將發揮過去只有政府才能發揮的作用。特朗普主政四年的美國政府幾乎從反面印證了約瑟夫·奈15年前的告誡：21世紀，美國已經很難「繼續在全球政治中保持領導性的實力」，美國經濟不再「保持強勁」、社會已經「衰退」。當此之時，特朗普卻把「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傲慢」推向了極致；只求選票，不顧民生，乃至造成了大量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這是美國軟實力衰敗無法掩蓋的證據。特朗普連任總統的夢碎，顯然有其軟實力失敗導致的必然性，而媒體巨頭特別是互聯網巨頭對特朗普的限制和封殺，無疑加劇了其因軟實力失敗而招致的競選連任的失敗。

2004年，美國學者蘇珊尼·諾瑟（Suzanne Nossel）在《外交》雜志上提出「巧實力」（Smart Power）概念，認為實現美國的外交目標，需要把硬實力和軟實力巧妙地結合起來。受此啟發，2007年，約瑟夫·奈和美國前副國務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合作，共同撰寫了題為《巧實力戰略》的研究報告，試圖通過運用「巧實力」幫助美國擺脫外交困境，鞏固美國全球霸主地位。

約瑟夫·奈還針對一本關於美國硬實力的著作寫了一篇書評《巧實力：探尋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平衡》（「Smart Power: In Search of the Balance between Hard and Soft Power」）。在該文中，他一如既往地批評布什政府對軟實力的忽視，同時強調，要把硬實力和軟實力有效地結合為「巧實力」，運用「巧實力」。但是，他對巧實力並未進行深入解釋。

在《靈巧的超級實力》一文中，約瑟夫·奈又結合「打擊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的戰爭」推銷「巧實力」。但他回避了美國同反恐戰爭的關係，認為「這場斗爭的雙方不是伊斯蘭和西方世界，而是伊斯蘭內部的戰斗，對立的一方是少數恐怖分子，另一方則是非暴力的伊斯蘭信徒的主流。美國必須吸引伊斯蘭信徒的主流以使得恐怖分子無法招募新的成員，才能擊敗『聖戰』極端主義。」

「美國需要像冷戰中所做的那樣，把硬實力和軟實力有效結合成『巧實力』。

反恐戰爭既需要軍隊、情報和國際警察部門通力合作來打擊強硬恐怖分子；同時，還要吸引伊斯蘭主流民眾，孤立極端分子；起著關鍵作用的還是軟實力。」

在另一篇文章《巧實力和反恐戰爭》中，他還進一步闡述了「巧實力」在反恐戰爭中的運用問題。而在《美國能夠重獲「巧實力」》一文中，他強調「巧實力」是美國領導世界的「工具箱」。這一思想後來被美國政府采用。為了遏制中國的發展，2011年11月，美國奧巴馬政府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宣布美國要實施「轉向亞洲」戰略，或稱之為「亞太再平衡戰略」。即口頭上，盡管美國政府否認遏制中國崛起，但事實上，美國通過重新平衡亞太各國的力量對比，來達到美國重新主導亞太意在針對中國的主要目的。其具體實施的謀略正是運用「巧實力」。

一方面，美國不斷在中國東海和南海炫耀武力，另一方面，又不斷挑撥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到了特朗普總統任期，其巧實力中的軟實力，變成了毫無底線的造謠、誹謗、打壓。拜登上任後，迫於國內政治壓力，基本延續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而無實質性變化。

不難看出，在約瑟夫·奈等人的推動下，近年來美國政界更加青睞和試圖運用「巧實力」。但是，「巧實力」概念並無太多新意。以「軟硬兼施」手法形成「巧實力」，古已有之，難稱其「新」。雖然在宏觀戰略實施過程中，「軟硬兼施」的「巧實力」更有效，乃至其聲譽一度壓過「軟實力」，但就思想創新性而言， 「軟實力」的學術創新價值仍然超過「巧實力」。所以，時至今日，「軟實力」術語出現的頻率仍然比「巧實力」高。

梳理約瑟夫·奈在不同論著和場合中的提法，所謂「軟實力」理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運用非強制性手段控制別國的能力。

約瑟夫·奈提出，傳統觀點認為，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通常是衡量一國實力的重要指標；然而國與國之間的超強實力的來源正在發生變化，不再是擁有資源的能力，而是改變其他國家行為的能力；國家綜合國力可劃為兩種，即硬實力（Hard or Command Power）與軟實力（Co-optive or Soft Power）。國家實力不僅包括資源、經濟、軍事和科技等硬實力，而且還包括文化、價值觀、制度、國際話語權等軟實力，硬實力和軟實力兩者缺一不可。

對美國來說，在21世紀的超強能力不是擁有多少資源，而是控制國際政治環境的能力以及讓其他國家按照美國意願行事的能力，因此要從過度依賴硬實力轉向同時重視軟實力。在《軟實力的挑戰》一文中，他對「軟實力」概念進一步作了概括，認為「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意識形態所產生的吸引力，它通過吸引力而非強制力來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並獲得理想的結果，目的是使其他國家信服地跟隨你，遵循你所制定的行為標准或制度，並按照你的設想行事。軟實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信息的說服力。

如果一個國家可以使它的立場在其他人眼里具有吸引力，並且鼓勵其他國家依照尋求共存的方式來加強對它們有利的國際制度，那麼它無需擴展那些傳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為何再不能單純依靠軍事力量》一文中，他強調，在21世紀，由於軍事力量的使用會危害一國的經濟實力，加之道德方面的約束，使得軍事力量的使用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不能再單純依靠軍事力量，而應更多地使用軟實力。

他在另一部著作《軟力量：世界政壇成功之道》中，進一步充實了「軟實力」概念，提出「軟實力是一種能力，它能通過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誘來達到目的。這種吸引力來自一國的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當在別人眼里我們的政策合法、合理之時，軟實力就獲得了提升」。在該書中，他從行為分佈和潛在資源兩方面比較了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區別。由於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思想旨在服務於美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所以他在論述時難免多以美國為例，包括美國如何以軟實力服務外交意圖。他認為，建構世界新格局不能只依靠軍事武力，還要運用文明、文化、價值觀念才能成功。

愛墾APP: 測量“真勢力”的方法

陳明發博士嘗言，無論「軟實力」，或「硬實力」，重點都在「勢力」。「東升西降」，都升了什麼，降了什麼，加減乘除一下，才來結算真勢力。

真勢力一事，由不得單方面宣佈，而忽略了人的情感的主體性、社會性與普遍性。

偏偏這事又不是簡單的加减乘除即可把握的。

那麽，除了傳統的定性（qualitative）與定量（quantitative）研究，「情動轉折」研究是否有第三條路子？

「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研究，除了傳統的定性（qualitative）與定量（quantitative）研究方法，確實提出了一條第三條研究路徑，即一種強調情感體驗和過程本身的方式，這可以稱為感性研究（sensory scholarship）或情感實踐研究（affective practice research）。這種方法更多關注情感與身體、物質性、空間性之間的互動，以及情感如何通過多感官體驗和動態的過程來生成和傳播。

以下是幾種典型的第三條路徑研究方法：

感官民族志（Sensory Ethnography）

感官民族志是一種專注於多感官體驗的研究方法，突破了傳統的語言和文本分析，更多地關注人類的身體感知、空間互動和物質性。研究者通過參與觀察、身體實踐和情感體驗，試圖理解情感如何通過聲音、觸覺、視覺和味覺等感官方式在文化場景中流動。這種方法特別適合情動轉折中的問題，因為它強調情感的身體化與感官化。

例子：研究移民群體中的情感體驗時，感官民族志可以通過參與節日慶典、觀察日常飲食文化或聆聽傳統音樂等方式，捕捉情感如何通過具體的身體體驗和物質環境得以表達和傳播。

身體表演（Performance Ethnography）

身體表演研究強調通過行動與表演來探討情感的生成與再現，研究者通過身體參與和即興表演，模擬情感的實際流動和展現。身體表演方法將研究者置於情感流動的中心，強調過程而非結果，使研究對象成為情感的共同創造者。

例子：在分析社會抗議中的情感時，研究者可以通過參與抗議活動，體驗身體在集體情緒中的角色，或者通過重新演繹社會抗議中的行為，理解憤怒、團結和恐懼如何在現場生成和演化。

情感映射（Affective Mapping）

情感映射是一種通過繪制情感的空間與時間流動來進行研究的方法。它特別關注情感如何在物理空間中積累、流動和擴散，研究者通過對空間的觀察與參與，繪制出情感在特定社會情境中的動態模式。情感映射適合用於探索情感與地理、歷史、建築等因素之間的關係，尤其是那些強調情感如何與環境互動的研究。

例子：研究城市空間中的情感時，可以通過訪談和現場觀察，繪制出某個城市中的特定區域是如何成為焦慮、喜悅或恐懼等情感的聚集點，並分析這些情感如何與地理位置、社會背景以及物質空間的特點相關聯。

情感檔案研究（Affective Archives）

情感檔案研究並不單純依賴傳統的歷史檔案，而是專注於情感如何在文化材料、視覺和物質對象中被記錄和再現。這種方法強調歷史中的情感痕跡，通過分析視覺文化、文學作品、物質遺跡和身體實踐，挖掘出過去的情感經驗。這種研究通常結合了歷史學、文化研究和物質文化分析等領域，探索情感如何在時間中被保存、傳播或遺忘。

例子：在研究一場歷史運動中的情感時，研究者可以分析運動中的象征性物件、口述歷史和視覺記錄，探討人們的情感如何通過這些物件和檔案在歷史中被記載或重新演繹。

非表征理論（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非表征理論（由英國地理學家Nigel Thrift提出）強調研究情感過程和瞬間體驗，而不是將情感簡化為符號化的表征。這種方法關注情感在行動和互動中是如何生成的，而不試圖將其定性或定量化。非表征理論認為情感的意義並不在於語言或表征，而在於情感的過程性、生成性和潛在性。

例子：通過觀察人們在日常場景中的微小互動，研究者可以捕捉到情感如何在未被意識到的層次上瞬間生成和消逝。比如，行人在公共空間中的小動作、目光交流或不經意的身體接觸，都是情感生成的瞬間，不一定需要明確的語言或符號表達。

情感設計與物質性研究（Affective Design and Materiality）

情感設計與物質性研究關注情感如何通過物質對象和設計來激發和傳遞。研究者可以分析情感在物質文化中的表現形式，如建築設計、日常物件、藝術作品和技術裝置，探討情感如何通過物質化的形式影響個體和群體的體驗。這裡的研究不僅局限於物件本身，還包括物件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例子：在探討科技產品的設計時，可以分析智能手機、可穿戴設備等物品如何通過其物理特性、用戶界面和設計策略來引發情感反應。設計師如何通過材質、顏色、形狀等因素來調動用戶的情感體驗，也成為研究的重點。

「情動轉折」研究的第三條路徑，不僅超越了傳統的定性與定量方法，還引入了對情感的過程性、身體性和物質性的深入關注。這些方法強調動態的、過程化的情感生成，而不僅僅是將情感作為一種可以測量或表征的對象。這種方法適合於捕捉情感的複雜性，特別是其在社會、文化和空間中的流動與轉化。對於理解情感如何在社會、文化和物質世界中發揮作用，感性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

愛墾APP: 人文研究的第三條路徑

除了傳統的定性（qualitative）與定量（quantitative）研究外，「情動轉折」提供了第三條研究路子的多個選項，包括感性研究、身體表演、非表征理論等，雖然為人文科學提供了新穎的方法論視角，但在進入學術領域的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

學術合法性與方法論挑戰：人文學科傳統上依賴於文本分析、歷史研究、符號學等規范化的定性研究方法，或者借用社會科學的統計和實驗等定量方法。而情動轉折的第三條路徑，強調感官體驗、身體實踐和情感過程的動態性，通常不以傳統的學術方式記錄或驗證。這種非傳統的研究方式在學術界可能被認為缺乏科學嚴謹性或可驗證性，從而影響其學術合法性。

應對策略：研究者需要積極發展能夠被學術界接受的理論框架和研究設計，如系統化的感官記錄方式，或者通過與定性、定量方法的交叉研究，增加這種路徑的方法學信度和可重復性。

數據的捕捉與分析複雜性：第三條路徑強調過程性和瞬間的情感生成，這種情感可能難以通過傳統的語言描述或文字化的報告來捕捉和傳達。情感的瞬時性、感官性、身體性和非表征性使得數據的采集、存儲和分析成為難題。比如，如何記錄個體在情感體驗中的動態變化，或者如何分析物質對象如何調動情感，都可能缺乏現有的分析工具和框架。

應對策略：研究者需要開發新的技術手段，如視頻記錄、感官檔案、虛擬現實技術、情感追蹤設備等，來捕捉和分析情感的細微變化。此外，研究者還需要在數據解釋中借助多學科知識，整合神經科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的見解，以豐富情感的理解。

學術評價體系的局限：人文學科的學術評價體系通常基於出版物的文字表現，包括學術論文、專著、報告等。這種以文本為主的學術發表形式限制了第三條路徑研究中感官和情感體驗的呈現方式。以表演、感官映射、身體實踐為主的研究，很難通過文字形式完整地傳達其過程和結果，因此在學術發表和評審過程中可能遭遇瓶頸。

應對策略：研究者可以通過跨界合作和新的媒介形式（如多媒體論文、藝術展覽、裝置藝術）來擴展學術輸出的形式，爭取非傳統學術成果的認可。同時推動學術界對這些形式的接受與評估標准的改進。

跨學科的整合困難：第三條路徑的研究通常涉及多個學科領域，如文化研究、藝術、神經科學、建築學、心理學等，這意味著研究者需要具備多學科的知識背景。然而，在實際操作中，跨學科的整合並非易事，尤其是涉及到不同學科之間的方法論差異、概念的理解分歧和理論框架的不兼容性時，研究者可能會面臨較大的阻礙。

應對策略：研究者可以通過跨學科團隊合作，引入不同領域的專家，共同設計研究並解釋結果。此外，跨學科培訓和研討可以幫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其他學科的語言和方法，提高跨學科研究的協作能力。

學術主流的排斥性：在某些學術領域，特別是強調嚴謹實證和邏輯推理的領域，如哲學、政治理論或歷史學，情感與感性研究仍然被視為邊緣化議題。這種路徑強調的身體性、物質性和感性體驗，可能被認為不夠「嚴肅」或無法為學術界提供有用的解釋性框架。

應對策略：研究者可以通過發表更多理論化的論文，逐步在學術話語中爭取話語權，並建立「情動轉折」的研究社區，增加相互支持與推動。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術會議、期刊接受這些研究路徑，這一領域也會逐步融入主流學術范疇。

主觀性與解釋的多樣性：第三條路徑中的研究強調個人和群體的情感體驗，這在一定程度上帶有高度的主觀性。不同研究者對情感的感知和詮釋可能差異巨大，容易出現解釋多樣性，甚至相互矛盾的情況。學術界對研究成果的一致性和普遍性有一定要求，而主觀性的突出可能削弱研究的學術說服力。

應對策略：研究者可以通過透明的研究設計，明確自身的研究立場和研究對象的多重性，避免主觀性帶來的過度詮釋風險。同時，開發共享研究工具，如情感映射模型和感官分析框架，以增加研究的一致性和互補性。

文化差異與情感的不可譯性：情感和感官體驗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現形式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可能導致情感研究中出現文化不可譯性的問題。不同文化中的情感符號、身體語言和情感表達方式往往難以在另一文化中獲得同樣的理解與認同。

應對策略：在進行情感研究時，研究者應注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采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避免將單一文化的情感體驗模式視為普遍現象。通過比較研究，研究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情感在不同文化中的複雜性。

情動轉折研究的第三條路徑盡管具有極大的創新性和洞察力，但在進入人文科學的學術領域時，依然面臨合法性、方法論、數據分析和文化適應等多方面的挑戰。通過多學科協作、技術創新和學術評價體系的改革，情感研究可以逐步融入主流學術體系，為人文學科帶來新的思維方式和研究工具。

個性化學習路徑與數據反饋

新媒體通過算法和大數據技術，可以為學習者提供個性化的學習路徑建議，並基於學習者的行為數據反饋優化學習體驗。學習者可以通過這些數據追蹤自己的學習進度，並根據平台推薦的內容進行深度學習。 

個性化推薦系統：新媒體平台可以根據學習者的興趣、過往學習記錄、學習偏好等，為其推薦更符合個人需求的學習資源。這種個性化的學習路徑有助於提高學習效率，增強學習者的自主性。例如：一家在線教育平台可以根據學生的興趣推薦相關課程或資源，或基於他們的學習數據提供個性化的學習計劃。 

學習數據分析與反饋：新媒體可以通過對學習行為數據的分析，向學習者和教育者提供實時反饋，幫助學習者了解自身的學習進度與不足之處。教育者可以基於這些數據優化課程內容，提升教學效果。例如：通過在線測試和學習進度追蹤，學習者可以了解自己在哪些知識點上有不足，教育者可以針對性調整教學方法或內容。 

創新教學形式的探索

新媒體不僅僅是傳統教學內容的傳播工具，它還可以創新教學形式，創造出更具吸引力和參與感的學習體驗。例如，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等新興技術可以通過新媒體平台融入教學，提供沉浸式學習體驗。 

沉浸式學習：通過VR/AR技術，學習者可以置身於虛擬環境中進行體驗式學習。無論是歷史、地理，還是科學實驗等領域，VR/AR可以讓學習者更具沉浸感地理解複雜的概念或情境。例如：在環保課程中，學習者可以通過VR技術「參觀」受污染的地區或可持續發展的項目，感受環境問題的現實與解決方案的效果。 

游戲化學習：新媒體平台可以通過游戲化機制，增加學習的趣味性與激勵機制。比如通過積分、成就、虛擬獎勵等，激發學習者的動力，使學習過程更為互動和具備挑戰性。例如：學習者可以通過參與在線挑戰、答題競賽等活動獲得積分和獎勵，這種方式有助於提升學習的樂趣和成就感。 

跨界合作與社會影響力

新媒體還能夠通過其廣泛的傳播影響力，促成不同領域的跨界合作，將教育資源帶入社會的更廣泛層面。例如，媒體、娛樂、企業、文化機構等可以通過新媒體平台聯合舉辦跨界教育活動，形成社會影響力。

社會影響與倡導：新媒體為教育內容的傳播和影響提供了廣泛的社會平台。通過制作教育公益視頻、社交媒體活動或線上討論，新媒體能夠在更大范圍內推動教育議題的普及和倡導。例如：一個推廣環境保護的教育項目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發起全球性的環保活動，吸引公眾參與和支持，從而通過教育改變人們的行為。

跨行業合作與資源整合：新媒體可以成為跨行業合作的平台，企業、政府、民間團體和教育機構可以通過新媒體聯合發布教育項目，共同開發資源，實現更大范圍的教育效應。例如：企業可以與新媒體平台合作，推出職業培訓課程或實習項目，而政府和NGO則可以提供支持和認證，形成一種互利共贏的教育合作模式。

教育公平與普及

新媒體的廣泛覆蓋能夠打破地域、文化和經濟背景的限制，使教育資源能夠惠及更多的人，尤其是偏遠地區或弱勢群體。通過新媒體，教育可以更加開放和包容。

教育的普及與公平：新媒體為那些無法接觸傳統教育資源的人群提供了新的學習機會。通過免費或低成本的在線教育資源，更多的人能夠獲得學習機會，從而縮小教育差距。例如：發展中國家或偏遠地區的學生可以通過在線課程學習到最新的科技、文化等內容，不再受限於地域和經濟條件。

在去中心化的教育體系中，新媒體不僅是信息傳播的工具，更是構建互動、個性化、創新和包容教育生態的核心載體。通過其靈活的傳播形式、強大的互動能力、數據驅動的個性化學習和跨界合作的潛力，新媒體為未來教育提供了豐富的可能性，推動教育從傳統模式向更開放、多元和創造性的方向發展。

愛墾APP: 無器官身體の新媒體～～當教育體系在去中心化，新媒體至關重要，可成為教育資源的傳播、交互和創新平台。通過整合多種媒體形式（社交媒體、視頻平台、播客、在線社區等），新媒體也能夠重塑教育內容的傳遞方式，拓展學習的渠道和體驗，並推動更廣泛的學習者參與——

內容生產與傳播平台

新媒體可以通過其靈活性和多樣性，成為教育內容的核心傳播平台，打破傳統教育內容傳遞的時空限制。它不僅能夠將教育內容以更生動和吸引人的方式展示，還能使學習者隨時隨地接觸到教育資源。

視頻平台：如YouTube、B站等視頻平台可以成為教育課程、講座、演示的傳播工具，提供圖文並茂的課程體驗。通過短視頻和直播等形式，教育資源可以以一種更直觀和互動的方式呈現。例如：科技公司可以通過制作編程課程視頻，NGO可以錄制環境治理的實地教學視頻，使學習者能夠實時獲取與實際操作相關的知識。

播客與音頻內容：通過播客等音頻形式，學習者可以在通勤、運動等碎片化時間里獲取教育資源。尤其是在語言學習、哲學思考等領域，音頻教育形式更為便捷。例如：社會創新類組織可以通過播客傳播有關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的深度討論，為學習者提供思想啟發。

社交媒體：通過微博、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體平台，民間團體可以快速發佈課程內容、活動公告等信息，吸引不同群體參與。社交媒體的即時性和互動性也為師生之間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一個社區發展項目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發布成功案例和活動動態，吸引更多學習者和志願者加入。

互動式學習平台

新媒體的交互性使得學習過程不再是單向的知識傳遞，而是學習者與內容、與他人之間的多向互動。它能夠推動以互動為核心的教育方式，幫助學習者通過參與討論、答疑解惑、分享經驗等方式深度參與學習過程。

在線論壇與社區：新媒體可以支持教育類論壇和在線社區的建立，供學習者在課程之外繼續交流、討論問題和分享見解。這種模式不僅可以加強同儕之間的互動，還能夠促成跨區域、跨文化的學習者共同體。例如：一個開設環保、意念科學、地方智慧、鄉土文創等課程的NGO，可以通過論壇或社交平台組建學習社區，讓學習者交流環境保護中的挑戰與解決方案，從而在實踐中相互學習。

問答平台與即時互動：像Quora、知乎這樣的問答平台可以作為學習者解答疑問的補充工具，促進知識共享。而通過直播、即時通訊工具（如Slack、Discord）等，新媒體還可以實現實時的師生互動和項目協作。例如：技術課程的教師可以通過即時互動平台解答編程中的疑難問題，幫助學生在動手實踐中快速獲得反饋。

老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出自《道德經》「大方無隅，大器免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馬王堆出土的《道德經》中寫著大器免成，不應是晚成。這是由老子提出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一種美學觀念，意在推崇自然的、而非人為的美。

愛墾APP:2024全球文創規模～～根據最新市場預測，2024年全球文化創意產業（包括電影、音樂、藝術、廣告、設計等多個領域）的總市場規模預計將達到約 4.5萬億美元。預計到2030年，這一規模可能增至 6.98萬億美元，年均複合增長率為 5.1%。文化創意產業的增長主要受到數字化轉型的推動，特別是通過數字營銷、線上內容創作和用戶體驗設計等領域的創新。

視頻制作和數字內容：預計將在全球范圍內持續增長，尤其是在社交媒體、短視頻平台和網絡廣告方面的投入增加。 

藝術與手工市場：受教育市場和DIY趨勢的推動，這一領域也在增長，預計未來幾年內將保持高需求，尤其是在兒童和成年人群體中。（https://dataintelo.com）

桂琳·作為語言喜劇之一種的脫口秀何以成功？精致高效的現實哈哈鏡和社會融合劑～～《脫口秀大會》在2022年來到了第五季，這也是在熱度和爭議度上同時達到高潮的一季。一方面是圍繞著這屆脫口秀節目的上百個話題，在節目上線後頻頻登上全平台熱搜，足以說明其熱度之高，收看人數之多。但另一方面爭議聲也一直伴隨著節目的播出，比如某些段子讓一些觀眾感覺受到冒犯，還有一些資深觀眾詬病內部梗和離婚梗的反復使用等問題，其豆瓣評分更是一度創下了該系列最低的4.9分。

以上圍繞著脫口秀第五季的這種熱度和爭議度同時創新高的現象，恰恰說明脫口秀作為一種國內最近一些年才興起的新喜劇形式，其影響力真正地在擴大。而且不可否認，已經有相當數量的觀眾喜歡看脫口秀，實實在在感受到它所帶來的歡樂，對脫口秀的欣賞能力也在逐漸提高。脫口秀的魅力到底在哪裡？它為什麼讓觀眾愛恨交織？評論界對這種新喜劇形式展開認真的研究並引導它向更健康的方向發展變成了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

脫口秀魅力之一：和影視藝術相似的擬公共空間

脫口秀是語言喜劇的一種。但與同為語言喜劇的相聲有所不同之處在於，一是脫口秀主要是單人表演；二是創作者與表演者合而為一；三是創作內容更短小精悍，每個節目基本是5分鐘以內的表演時間；四是創作內容更新速度非常快，更強調新段子、新題材，陳舊內容會被迅速淘汰。從第一和第二個特點來說，一段好的脫口秀表演就是在塑造某個人物形象，講述這個人物形象的生活和經歷。脫口秀演員周奇墨在一檔訪談節目中談到他的創作，一定是自己熟悉的生活才會寫入作品之中。從第三和第四個特點來看，脫口秀的表演形式更符合當代社會更快節奏的生活方式；而且因為非常強調新段子，所以脫口秀的內容非常鮮活和具有時代特征，不同的生活狀態會快速地呈現在節目之中，讓觀眾可以很迅速地接觸到自己之前完全不了解的人群和生活。

我們在已經播出的脫口秀節目中認識了各行各業不同生活狀態的人物。其中有銀行櫃員、工廠女工、海軍士兵、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網紅博主，也有名校畢業生、海歸白領、拆二代，甚至包括殘疾人、退休大媽。他們在創作和表演時一定會帶入自己的生活素材，從而塑造出不同的社會形象。比如毛豆用自己的幽默表達讓觀眾了解了維和部隊的日常生活；邱瑞講述了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輕人的無奈和痛苦；鳥鳥讓人看到了社恐女孩的某種狀態；童漠南和黃大媽則分別展現了英語培訓教師和退休大媽的生活。

有一些從業時間長的脫口秀演員甚至能夠讓觀眾看到他們人生狀態的起伏和變化。比如農村男孩何廣智，從初到大城市乘坐地鐵的卑微心態到憑借脫口秀表演改善生活條件之後能夠租住更大的房子。又比如龐博少年得志，在第一季就成為大王，但在第二季和第三季則陷入創作瓶頸，而到第四季和第五季又絕地反擊，創作和表演方面都上升到一個新台階，讓觀眾在他身上看到了個人通過堅持和探索而完成的成長與蛻變，所以在第五季舞台上他才可以創作出將搞笑與感動融為一體的十分獨特的情感脫口秀。

當各行各業不同的表演者通過脫口秀大會聚集在一起進行表達時，客觀上讓不同的人群有一個共同表達的機會。脫口秀舞台由此就構成了一個和影視藝術相似的擬公共空間，我們能夠在脫口秀舞台上看到與我們生活狀態完全不同的人。當他們講述自己的生活狀態時，我們也能夠在聽脫口秀時進入他們的生活狀態。而且因為脫口秀節目短小精悍，更新速度更快，所以能夠在非常短的時間將更多不同的鮮活生活狀態呈現在觀眾面前，如一面社會哈哈鏡展現人生百態，這可能就是脫口秀的魅力之一。

脫口秀魅力之二：相互理解的可能

脫口秀作為語言喜劇的實質其實是價值觀的表達。演員在創作和表演時，通過講述自己的生活必然就會體現自己的價值觀。如此多不同的價值觀集中展現在觀眾面前時，必然有人因為不同意其中的某些價值觀而覺得被冒犯。這是目前脫口秀引發爭議的原因之一，但也恰恰是脫口秀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魅力所在。

哲學家柏格森提出，笑是一種社會姿態，它把人和事的某種特殊的心不在焉的現象強調指出，並予以制止。所以笑並不屬於純粹美學的范疇，它追求改善社會關系這樣一個功利的目的。笑必須適應共同生活的某些要求，必須具有社會意義。當脫口秀表演將各種固執和自以為是的思想和行為，包括很多需要矯正的社會刻板印象呈現出來時，反而有機會促進社會群體展開思考和討論，並帶來相互理解的可能，從而成為一種高效的社會融合劑。

周奇墨創作和表演的精髓就在於他超強的觀察和模仿能力，總是能夠精准地將生活中人已經變成機械和物的滑稽狀態模仿出來。他同時對那些固執地只生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非常敏感，他們就是滑稽的人。比如他模仿過在餐館點菜困難的人、嚴重依賴手機的人、在飛機上不講公德的人等等。當我們從他的表演中意識到人在很多時候已經變成了機械和物，不知不覺被自己的想法所捆綁，從而做出滑稽動作時，我們就會笑，同時也伴隨著思考。還有諸如呼蘭、孟川等創作能力非常強的脫口秀演員都是通過犀利的觀察去模仿生活中各種固執的人和他們的思想行為。這些脫口秀模仿恰恰帶來一種看見和矯正的可能。

小佳則是通過自己的創作和表演在解構社會對殘疾人的刻板印象，努力塑造一個真實的殘疾人，他很調皮和活潑，甚至很愛錢，和其他普通人並沒有什麼不同，不需要被罩上一個另類的光環。當這些刻板印象被脫口秀表演呈現出來時，同樣帶來了破除的希望。

脫口秀的未來：保護演員的創作能力

正是因為以上兩大魅力，脫口秀得到了很多觀眾的喜愛。而且在目前這個競爭激烈的高速運轉時代，尤其是網絡的出現加劇了不同人群之間的誤解和隔閡，脫口秀這種喜劇形式的出現是有相當積極意義的。它能夠讓我們有機會看到跟我們不一樣的人，當他們以詼諧和調侃的方式講述自己的生活時，我們反而更能夠與他們共情。而且每一個脫口秀演員就代表了一個社會議題、一個社會角色、一種價值觀的表達。不同的價值觀之間的相互看見和理性交流其實恰恰是社會自我治療和保持健康的一種有效方式。

但圍繞著目前脫口秀第五季的爭議和質疑，也需要我們去思考如何能夠更好地促進這個新喜劇形式的可持續發展。我覺得目前最重要的是，既要保護好現有脫口秀演員的創作能力，又通過有效機制吸納更多的創作新人加入其中。因為脫口秀是一個高度依賴創作的喜劇形式，脫口秀文本是這一喜劇形式的核心競爭力。高質量的脫口秀文本需要創作靈感、生活積累和演出打磨等多種因素的綜合，所以脫口秀演員必須有足夠的創作時間。但當脫口秀大會爆紅之後，目前這種高強度賽制和過度商業化的運作方式，會超額消耗脫口秀演員的創作能力，導致他們創作水平的下降。同時，當觀眾的欣賞水平被培養起來之後，脫口秀本身的創作能力能否跟上觀眾的創新要求就更加面臨考驗。這也是觀眾質疑目前脫口秀大會大量使用重復梗和老梗的原因所在。但是如果能夠以比較良性的市場運作解決以上難題，引導其朝著理性和開放的方向發展，脫口秀這一喜劇形式還是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的。（作者：桂琳，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教授，2022-11-15 來源：《文匯報》）

中國藝術家在英舉辦《藝術與音樂的療愈力量》慈善藝術展

人民網倫敦6月1日電 （郭錦標）6月1日，《藝術與音樂的療愈力量》展覽及慈善銷售活動在倫敦舉行。銷售的全部收入將捐贈給慈善機構「阿茲海默合唱團」。参展的11位中國青年藝術家均在近年內畢業於倫敦著名藝術學院，參展作品品類包括繪畫、攝影、雕塑和綜合材料等。

王久辛: 詩的感性、智性與神性

什麼是好詩？如果讓我來「摸象」，我認為那些舉世公認的好詩，大抵是感性、智性與神性的結合

詩，就像一頭大象，而全天下的詩人，其實都是盲人摸象。每個詩人的知識結構與社會生活的時空不同，創作的經驗不同，寫出來的詩，也就各有千秋，很難有統一的、標凖的答案。這很像太陽的萬丈光芒，一個優秀的詩人，如果能夠拽住其中一縷，寫出幾句或幾首好詩來，那就是造化有成了。

那麼，什麼是好詩？如果讓我來「摸象」，我認為那些舉世公認的好詩，大抵是感性、智性與神性的結合。

好詩首先是感性的。如果一首詩給人的印象是憑借理性的智慧編織出來的，那恐怕就不是詩了。詩是直感的抒發與胸臆的噴湧和流淌，高明的詩人，一定會將這種直感用文字迅疾地固定下來。它是含著體溫、裹著氣息的，是一種吸納著春溫秋肅、寒來暑往的文字表達，是能夠進入人的情感與精神世界的詩行。感性，是一種天賦，好詩人的感性直覺都非常好，他們能夠拋開一切表面的現象而直抵所要表達的事物的本質。卓越的詩人，憑借他的感性天賦，信手拈來，任意揮灑，出神入化，比如李白與蘇東坡，幾乎就是出口成章、即吟成詩。

這樣說來，詩就是那些具有感性天賦者的天下了嗎？當然不是。智性也很重要。一個詩人，如果只有感性而沒有智性，很難有大作為，他們常常虎頭蛇尾，會寫著寫著就跑題了……尤其容易墜入雲霧山中，讓人莫名其妙。那怎樣才能寫出一首好詩呢？當感性幫助詩人完成了對事物本質的捕捉與文字的迅疾固化之後，智性會幫助詩人沿著感性的直覺，推動字與字的連動與激發，促使詩行有如神助般噴湧而出。感性迅疾轉換為智性，智性又迅疾生發出激情與思想相融的表達。智性即智慧的習性，這種習性一旦養成，便會與感性聯合，幫助詩人完成一首又一首詩歌的創造。

一位感性與智性俱佳的詩人，可以寫出比較優秀的詩歌，但未必能寫出卓越的詩歌。所以，我們還要引進一個詞，那就是：神性。我們說詩歌充滿了魅力，其實，並不僅僅指的是感性與智性的表達，同時，一定還包含著神性。什麼是神性？這的確是很難說清楚的一種詩人的稟賦。它存在於感性與智性之間那一段含混不清的地帶，如此，感性與智性才獲得了貫通一體的生氣，得以迅疾融化在一起，互相生發，共同放射出詩歌的光芒。

最後，讓我們來說一說詩性。真正的好詩，一定是詩性充沛的，這個充沛指的就是詩的意境豐盈。無論是感性的表達還是智性的推動與神性的天助，最終都是為了創造一首渾然一體的詩歌。這首詩表面看是句子與句子的排列組合，其實更關鍵的是句子與句子相互激發著、推動著創造出來的詩境。這個詩境，是全詩的每一個音節、每一個筆畫共同完成的。當我們驀然回首再看這首詩時，就會發現，語言消失了，而詩的豐沛意境誕生了，令人深受感染。

有了詩性，這首詩就會是結實的。文字本身的結實是一個層面，更深厚的結實，是不管城頭變幻大王旗，好詩都能像西部大漠的胡楊一樣巍然挺立，經得起風霜雨雪和時空變幻。(http://www.newdu.com 2025/03/19 人民日報)

「民間」作為文學的審美理念，如放在更長的時間脈絡中看，則要遠晚於民間文學本身的產生，張清華曾指出：「作為文學或美學概念，『民間』一詞大約始出自明代小說家馮夢龍的《序山歌》。在此篇短文中，他非常明確地提出了同主流文學、文人寫作相分野的『民間』說：『書契以來，代有歌謠，太史所陳，並稱風雅，尚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於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惟詩壇不列，薦紳學士不道，而歌之權愈輕，歌者之心亦愈淺。』在這裡，『民間』作為一個文學空間、一種藝術風尚、一種美學風範與格調的概念，已經十分清晰。」③依照馮夢龍所說的審美性，民間文學誕生於《詩經》中以「風」為主的老百姓在田間地頭口頭歌唱之中，其實我們還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的詩歌與神話中，比如散見於《周易》中的上古歌謠與上古神話《山海經》，向下有屈原采集楚地民謠《九歌》到漢樂府直到南宋的詩江湖，民間詩歌的又一個高峰出現；小說在中國古代的民間文學中一直是壓抑著的線索，從上古神話開始、魏晉時期的志人志怪小說，經唐傳奇直到宋元話本與明清小說，由詩歌和小說所構成的民間文學在民間以靜水流深的方式發展、接受來自外界的「侵入」，以更大的能量將各種力量容納進來，進行煉化，一直延續到近現代。隨著現代文學的開啟，民間文學也開始了新的發展歷程，王光東的《新文學的民間傳統》一書，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來對五四到抗戰前的作為審美對象的民間展開了充分的論述。

以上是將文學在現實民間中的創作進行歷史化的審美後，從而確認了認識論範疇中的「民間文學」。但如果我們要單獨談論這個客觀存在的現實民間，卻是件困難的事情，因為描述並不等於客觀存在的本身，它需通過借助語言的媒介，經過思維和審美過程才能顯現，而悖論恰在於，經過思維和審美的「民間」也不再是客觀存在的本身了。但如果我們將審美對象的民間，即民間文學作為參照系進行反觀，那麼就不難明白那個作為客觀存在物的民間是什麼了，這比單純地對它進行語言的描繪要簡單與輕鬆許多。通過對照，我們可以辨認出這個「民間」廣泛地存在於鄉村與城市的生活之中，彌散在我們日常生活裡，而在這裡產生的當然不是文學或者藝術之類，而是「常識」，它屬於經驗論的範疇，正如金岳霖所描述的「事實」與「經驗」的關係那樣：「事實底觀是經驗所給予的關係質。」「觀」在這裡指代「共同理解的達成」，進而「事實一定要『在事實上』為我們所經驗才能成為事實」④，這裡清晰地闡述了「常識」，指出它是一種感覺與經驗的產生過程，有的時候也會被描述為「民間智慧」一類的表述，例如「民間是個筐，什麼都能裝」這一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街頭巷尾俗理。「常識」通常在民間日常生活中發生作用，人們大部分時候的行為就是依據「常識」，即common sense，當然還包括道德標凖、社會規則以及更高的法律層面。如果說「民間文學」是在將客觀存在的民間作為審美對象的基礎上產生的，屬於認識論的範疇；那麼反向推導，「常識」則顯然是在民間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它的必備條件是社會空間以及空間中人與人之間所結成的倫理關係，它屬於經驗論的範疇。

②陳思和：《民間的浮沉：對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嘗試性解釋》，《上海文學》1994年第1期。

③張清華：《民間理念的流變與當代文學中的三種民間美學形態》，《文藝研究》 2002年第 2期。

④金岳霖：《知識論》，商務印書館，1999，第793頁。

（原見：陳 昶｜民間：從文學史走向思想史 ——也談陳思和的「民間」話語與學術思想新變｜《南方文壇》2023年第5期）

紀昀·詩二首

千生心力坐銷磨，紙上煙雲過眼多。

擬築書倉今老矣，只應說鬼以東坡。

前因後果驗無差，瑣記搜羅鬼一車。

傳語洛閏門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清] 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

為何你的董事部需要一位首席哲學長

在現今企業高層中，已有首席顧客長（Chief Customer Officer）、首席倫理長（Chief Ethics Officer）和首席幸福長（Chief Happiness Officer）等職位。那麼，下一個董事會必備的職位會是首席哲學長（Chief Philosophy Officer, CPO）嗎？法國奧丹西亞商學院（Audencia Business School）企業社會責任副教授 Christian Voegtlin 探討了企業聘請內部哲學家的趨勢。(Forbes)

什麼是內部哲學家？為何人們開始談論他們？

Voegtlin 教授指出，一些矽谷的公司，如搜尋引擎巨頭 Google，已開始聘請內部哲學家。其他公司，如即時通訊和電信公司 Skype，則聘請哲學顧問（如 Andrew Taggart）與管理團隊探討與日常業務相關的哲學問題。這些實用哲學家逐漸進入商業世界，擔任事實上的「首席哲學長」。(Forbes)

這個職位結合了顧問、生活教練和策略家的角色，協助執行長或企業處理如「什麼是良善而有德的生活？」「我如何成為一位好上司？」「我的企業目的是什麼？」等根本問題。(Forbes)

（續上）人工智能與處理常識知識（CSK）的當前局限

自人工智能誕生之初，人們就已認識到常識獲取與推理是其中一個核心挑戰。然而，在這一領域的進展卻令人沮喪地緩慢。早在1960年，在機器翻譯的語境中，研究人員就已經討論了現實世界知識對於自然語言處理與消歧義的重要性。

幾乎無一例外，當前處理語言任務的計算機程序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這些任務可以僅通過對單詞或短語的簡單操作來完成，而無需深入理解語言本身。為了追求短期成果，常識問題往往被回避了。但若不更加重視常識，幾乎無法實現人類水平的理解能力。

常識知識（CSK）面臨的問題是建立一個資料庫，包含大多數人理應具備的一般知識，並以人工智慧系統能夠理解自然語言的方式呈現。儘管智慧機器已經能夠擊敗最優秀的人類圍棋選手、駕駛汽車、回答有關天氣或其他特定主題的自然語言提問，但它們實際上並不「理解」自己在做什麼。

這些成果主要是透過多層人工神經網路（深度學習）實現的，這種方法最有效的方式是結合大量標註的訓練資料（數據集）與所謂的「反向傳播」演算法，後者被用來訓練神經網路以達成特定的結果。

常識知識與百科全書式的知識不同，前者處理的是一般性的知識，而不是針對特定實體的細節。大多數的知識資料集提供了關於某些實體（如人物或地理政治實體）的數百萬筆資料，但卻無法提供基本的常識知識，例如：一個嬰兒可能還太年幼，無法擁有物理學博士學位這種概念。

獲取常識知識的挑戰在於它難以捉摸且依賴上下文。常識難以掌握，是因為它很少被明確地表達出來。上下文在界定常識的正確性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在取得常識知識的過程中必須加以考慮。應用常識的困難在於：在擁有大量常識資料庫之前，無法對其進行有效實驗。

建構常識資料庫的努力

1985年，當時還是史丹佛年輕教授的道格·雷納特（Doug Lenat）開始手動建立一個名為「Cyc」的資料庫，目的是分類並儲存常識知識。自那時起，雷納特和他的同事花了數年時間不斷地將常識知識輸入 Cyc。34年後，經過等同於兩千人年（man-year）的努力，利用 Cyc 建立一個常識應用程式仍需要龐大的工程投入。

為了克服這個問題，研究人員開始使用資料探勘技術，從特定情境的文字分析中結合神經網路標註，找出常識關係。例如，1999年麻省理工學院（MIT）創立的「Open Mind Common Sense（OMCS）」是一個人工智慧專案，目標是從來自全球網路上數以千計人的貢獻中建立並運用一個龐大的常識知識庫。

這個資料庫可以被用來建立特定應用，例如 ARIA，一個能夠根據物體分類、空間關係、物體用途、事件間的因果關係以及情感等，管理個人照片的系統。

近年來，OMCS（開放心智常識）項目通過整合其他眾包資源的知識，發展成為了ConceptNet。這個知識庫目前包含大約2800萬條語句，全面支持10種語言，為人工智能應用理解人類所使用的詞語含義提供了資源。2018年2月，艾倫人工智能研究院（Allen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宣布了一項大型、資金充足的研究項目，旨在通過ATOMIC（一個基於知識圖譜的「如果-那麼」推理圖譜）推進機器常識的發展。隨著谷歌等公司加入常識型人工智能應用的競爭，我們可以預期會有更多的相關公告發布。

結論：未來CPO（首席哲學官）的職位畫像

CPO的主要職責是支持人類價值觀與技能與智能機器之間的對接，以優化人機增強的潛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CPO必須激勵團隊成員提出「跳出企業框架」的問題。為了推動這種活動，CPO需積極參與構建和維護一個面向公司所面臨的「外部世界」問題的常識數據庫。配備了相應的常識推理工具後，CPO將作為戰略事務以及領導力與個人發展事務方面的顧問，為公司董事會和管理團隊提供建議。

要勝任這些任務，理想的CPO應具備以下背景：

在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公司中從事多個職能崗位至少5年的工作經驗;擁有人工智能或信息技術方向的學士學位（BS）;擁有哲學方向的碩士學位（MS）.

作為另一種選擇，我們是否應該考慮在商學院的教育中，讓未來的管理者接觸哲學思維？這樣可以增強未來商業領袖在個人探究、邏輯和推理方面的潛力，並能在其身份尚未完全成形的階段，為其提供目標與方向。不論選擇哪條路徑，CPO的思維模式對於在企業發展中應對AI所帶來的快速變革，都是不可或缺的。

(譯自：Does your Company need a Chief Philosophy Officer (CPO)? by Peter Rudin；18. January 2019,https://singularity2030.ch）

你的公司需要一位首席哲學長嗎？～～在《富比士雜誌》（Forbes Magazine）最近的一次訪談中，法國奧德商學院（Audencia Business School）企業社會責任副教授克里斯汀·福格林（Christian Voegtlin）指出，一些位於矽谷的公司，包括搜尋引擎巨頭 Google，在內部開始聘用哲學家。其他公司，如即時通訊公司 Skype，則使用哲學顧問的服務，讓管理團隊探討與日常業務相關的哲學問題。這些實務型哲學家正逐步進入商業世界，擔任事實上的「首席哲學官」（Chief Philosophy Officer，簡稱 CPO）。這項職務看起來是一種結合顧問、人生導師與策略家的角色。

設立 CPO 這個職位的理念是：在這個以前所未有速度發展的商業環境中，CPO 能發揮關鍵作用。

哲學能協助企業尋找目標與方向，藉由探討關於人生意義的根本問題，提供指引。哲學對於回答我們如何共處、如何對待他人等問題也極為重要。CPO 可以成為企業中重要的調解者，協助過度負荷的經理人或創業家跳脫日常業務的框架，重新思考並看見更宏觀的局勢。他們也可以引導創新型新創公司檢視其商業目標。此外，哲學思維亦可幫助科技創新者劃定其創新的界線，例如從隱私權的維護，到虛擬智能應具備多少人文價值等議題。

初次接觸企業哲學顧問（CPOs）

「哲學家總是在人們無法再容忍廢話時現身，」哲學諮詢師與教練安德魯·塔加特（Andrew Taggart）說道。「我們揭示這些廢話，並阻止它繼續發生。而今天的商業世界，充斥著大量的廢話。」

他舉例說，像是駭客、程式設計「忍者」，還有那些職業身份模糊甚至虛構的「思想領袖」，都是當代商業世界荒謬現象的例子。

心理學家通常採取治療方法，試圖解決個人心理問題，而哲學諮詢師則透過邏輯與理性，辨識並破除人們對人生的錯誤想像。然而，在矽谷，哲學依然多半是幕後的活動。斯多葛主義（Stoicism）或許是創業家中最受歡迎的思想流派，但公開表示支持的人仍屬少數。

由哲學教授比爾·歐文（Bill Irvine）所著的《美好人生指南：斯多葛式喜悅的古老藝術》（A Guide to the Good Life: The Ancient Art of Stoic Joy）在舊金山創業圈中頗受歡迎，成為他們應對創業生活挑戰的參考書。歐文了解這種吸引力，他說：「斯多葛主義本來就是為了普通人而發展出來的哲學。它的核心是定義何謂『好的人生』。」

矽谷喜歡將自己也視為肩負類似使命的地方。Google 提供員工免費參加名為「向內尋找」（Search Inside Yourself）的課程，該課程如今已發展為一個獨立的基金會，致力於培養專注力、自我覺察與心理韌性，目的是「為自己與他人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然而，曾任微軟經理、主修哲學，並撰寫多本商業書籍的史考特·柏肯（Scott Berkun）則認為，多數矽谷人其實沒真正吸收到哲學的教誨。他說：「如果把蘇格拉底放進創投簡報會的房間裡，我想他會對這麼多年輕人把時間投入在那些無法讓世界或自己變得更好的事情上感到難過。」

人工智慧與哲學

人工智慧（AI）與哲學關係密切，因為兩者共享許多核心概念，如智慧、意識、知識論，甚至自由意志。哲學家對於人工智慧的一些基本觀念早有闡述，但要將其發展成一門正式科學，仍需在三個基本領域達到數學上的形式化：邏輯、計算與機率。

當談到具有人類水準的「通用人工智慧」（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時，哲學問題顯得格外重要。在這個議題上，存在兩種對立的哲學理論，它們提供了簡潔卻深遠的解釋，揭示人工智慧可能的發展方向以及知識是如何產生的：

我們通過觀察來學習。這被稱為歸納推理，簡稱歸納。我們觀察某些現象，並從中推導出一般性的原則，以形成理論。機器學習——人工智能中最重要的領域——本質上就是歸納性的。知識是通過觀察提取出來的。歸納是科學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當前主導的知識生成理論。只要數據足夠多，系統所需的所有知識都可以通過學習獲得。問題在於，如果數據質量不足，歸納很容易產生錯誤的知識。盡管如此，歸納理論仍然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基礎，而常識推理依舊是通用人工智能（AGI）面臨的主要障礙之一。

解釋力理論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是科學哲學中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對歸納問題的解決方案是：知識實際上並不是從經驗中獲得的。雖然經驗和實驗在知識的形成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他強調的核心是「問題」。實驗的目標應是尋找能反駁理論的證據，這一過程被波普爾稱為「證偽」。盡管理論永遠無法被證實，但如果能經受住真正的證偽努力，就可以被「證實」（即暫時被接受）。下圖展示了這一理論：

時間將揭示這兩種對立的哲學理論將如何影響人工智能的持續發展。來自腦科學的新發現也可能為這場辯論提供進一步的線索。（下續）

(譯自：Does your Company need a Chief Philosophy Officer (CPO)? by Peter Rudin；18. January 2019,https://singularity2030.ch)

伽達默爾

另一位在海德格爾存在哲學基礎上對主體間性理論進行發展的哲學家是伽達默爾，伽達默爾繼承了海德格爾的生存論解釋學思路，主要從歷史、傳統和語言等方面來闡釋人的存在方式，解釋人與世界的存在論關係。

海德格爾通過語言使主體間在「意義世界」中相遇，伽達默爾也關注語言和意義問題。他認為，語言在本質上屬於人的生活世界，語言是主體間交往的根本方式，語言不僅是理解的對象，而且是理解的直接前提和出發點。語言的本質在於「對話」，對話便是主體間對「意義」的相互理解，從根本上說，對話通過改變主體雙方的觀點而達到對世界的共同理解。由此，伽達默爾從文本的解讀、理解和溝通人手，建構了本體論的解釋學體系。

伽達默爾認為，理解是一個歷史過程，傳統和語言作為生活樣式，在歷史中沉淀，傳統和固有的語言觀點是前理解結構，任何人都生存在一定的視界之中，不同的視界代表著不同的傳統。對話者的對話本身就是主體雙方的「視界融合」。在此，伽達默爾提出了主體間性的歷史性問題，「視閾交融」可以存在於不同時代理解者之間，通過對話超越自己個體的有限視界。

主體的理解表現了人的生存的歷史性也是人的本體論存在方式，理解就是一種視界的融合，是一種效果歷史，因而理解在人們取得一致意見的交往聯系中起著重要作用。在解釋學視域內，主體間關係是一種理解關係，而文化、傳統使理解交往成為可能，伽達默爾的主體間性哲學也因此具有存在論和語言文化視野上的意義。

尤爾根·哈貝馬斯

當代西方哲學界中，突出強調主體間性理論的當屬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他將主體間性問題作為一個突出的社會歷史和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並以主體間性問題為基礎構建了交往行動理論。

社會病態的五個等級，哈貝馬斯如何用「主體間性」化解交往矛盾？

在哈貝馬斯看來，交往行動是指不同主體之間遵循有效性規范、以語言為中介而發生相互作用的行動，交往行為強調一種主體間性、交互主體性，是主體在生活世界中的一種現實的相互作用關係。

在哈貝馬斯看來，在交往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互為客體，而是互為主體，因此，交往是通過主體間的互動達成共識，也就是說，交往主體在相互理解和對話的過程中，必須以語言為中介，而語言、規范、理解等等，都只能在主體間性中存在。「個人作為一個特殊的語言共同體的成員……惟有融入一個主體間共有的生活世界，才能成為有語言和行為能力的主體……社會化的相互作用和以相互理解為目的的語言使用，內在地蘊含著一種促使主體逐漸個性化的動力。但與此同時，通過日常語言的同一媒介，社會化的主體間性也顯現出來。」這樣，作為主體的個人通過用語言使自身在生活世界中達成主體間性意義上的理解，實現了自我的個體化和社會化的統一。

由此，哈貝馬斯以交往理性為核心建立了系統的交往行為理論，實現了自我問題研究的主體間性轉向，同時也開辟了主體間性哲學的新路向。

較之前人的理論，哈貝馬斯主體間性理論有更多值得贊同的地方。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對象化活動、人的主體性的確立和實現，都必然不能脫離其社會屬性，因此，哈貝馬斯在社會化的基礎之上理解主體間性和交往，這是合理的，主體和主體共享社會生活、實踐的經驗，構成主體之間相互理解、交流的平台，使得交往作為一種基本的生存方式得以確立。然而，哈貝馬斯主體間性理論的不足之處也非常明顯，他試圖整合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卻最終陷入了二元論。哈貝馬斯將主體間性的基礎看成是精神交往，他以「興趣」為出發點，以一種烏托邦式的「生活世界」為目標，忽略了物質交往的存在和重要作用。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來看，實踐尤其是物質生產實踐才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缺乏物質交往的基礎，主體間性理論也將陷於唯心主義的虛幻之中。(百度百科)

胡塞爾

現代西方哲學發展中，由於認識主體轉向個體，認識的普遍性問題也就因此凸顯出重要意義了，最早涉及到認識主體之間關係的是現象學大師胡塞爾。

胡塞爾建立了先驗主體性的現象學，他的現象學「不僅要求懸置作為外在實體的人和物，而且也要求懸置心物一體的自然主體之我，將自我先驗化、功能化、空靈化為一種至大無外的邏輯主體」。胡塞爾把先驗自我的意向性構造作為知識的根源，堅持一元主體的自明性原則，但是這就產生了個體認識如何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必須建構多元的主體間性才能擺脫唯我論的困境。一種有別於主體性哲學的主體間性哲學也就由此形成。

胡塞爾在《笛卡爾式的沉思》中指出，「內在的第一存在，先於並且包含世界上的每一種客觀性的存在，就是先驗的主體間性，即以各種形式進行交流的單子的宇宙。」這裡的單子牽涉到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的單子論，不同的是，萊布尼茨認為單子是一種精神或心靈的力，是自我封閉的，「單子沒有窗子，不能受外界影響，或由外界施予作用」。而胡塞爾對萊布尼茨單子的封閉性進行了改造，胡塞爾認為單子能夠反映整個宇宙的面貌，能夠在「自我」中反映「他我」，而單子也就是認識主體之間的共識或知識的普遍性的根據，是人的「統覺」「同感」「移情」等能力。

海德格爾

但是，胡塞爾的主體間性哲學是以先驗主體論為前提提出的，限定於認識論范疇，只涉及認識主體之間的關係，而不是認識主體與對象世界的關係，因此「海德格爾指責胡塞爾現象學的先驗主體性在本體論上的無根據性」，認為胡塞爾的現象學並不是本體論的主體間性。本體論的主體間性指存在的人與世界的同一性，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往、理解關係。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現代哲學家超越了主客對立的思維方式，由認識論哲學轉入存在論和解釋學哲學。

海德格爾認為，胡塞爾自我統覺和他人統覺的同一是通過自我對他人統覺的推想而實現的，這種主體間性仍然是本我在范疇內出現，那麼這種推導本質上仍然是主體性而不是主體間性。

海德格爾從「此在」出發展開主體間性，「此在」不是先驗探究的基礎，而是具體生活境域中的人。海德格爾認為，「自我認識所說的並不是通過感知察覺和靜觀一個自我點，……只有當生存著的存在者同樣源始地在它的寓世之在及共他人之在——它們都是它的生存的組建環節——中對自己成為透徹明晰的，它才「自視」。自我作為「此在」是處於他人之中的，他人構成自我所必需的生活環境，因此，自我先在性地包容著他人，自我和他人通過語言相遇和交往。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哲學提出了此在的共在問題，由此開始進入本體論的主體間性問題。

然而，海德格爾雖然涉及了本體論的主體間性問題，但仍然限於「此在」的范圍，沒有進入存在本身，他跟胡塞爾一樣，從傳統西方哲學的先驗論的「自我」出發，以主客關係的模式來間接構築主體與主體的關係模式。因此在海德格爾的理論中，真正具有交互性特質的主體間性理論並沒有真正確立。

馬丁·布伯

較之海德格爾，宗教學家馬丁·布伯的主體間性理論更為徹底。布伯在《我和你》一書中區分了「我一它」和「我一你」兩種哲學范疇，「我一它」是一種人對於世界的認識關係，而「我一你」是超越這種實用關係的「對話」和「相遇」的關係，在布伯看來，「你」是「我」以外的所有存在，包括他者甚至自然和上帝，因此「我—你」哲學模式較之「我一它」哲學模式是一種更具有本真性的關係模式，「我一你」關係是一個原初的整體，也是世界的本體，它體現了一種真正的交談性的主體間性關係。此外，布伯還引人了一種有別於主體性關係的「之間領域」關係，「精神不在『我'之中，它佇立於『我』與『你'之間」。這樣，自我和他者通過「之間」的對話產生聯系，而這種對話正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直接關係。布伯的理論是對主體間性理論的重大發展，他以主體間關係本身來直接構築主體間關係模式，真正超越了單一主體性原則，在本體論上建構了主體間性理論。

但是，主客關係是人類對象化活動的基礎，布伯在肯定「我一你」主體間關係的同時，卻徹底否定了主客體關係，這使得他的主體間性理論最終失去了實踐基礎。（下續）

所以，人工智能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好處。我們也知道，各國對人工智能可能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感到擔憂，並且在歐洲、美國和中國都在進行監管。看到中國處於領先地位的事實相當令人鼓舞。中國在監管人工智能方面采取了最激進的方式，這是一種好方式，可以相信技術的可能性……

我不確定任何技術是否有好壞之分，如果你想產生好的結果，你也得到壞的結果，但我們應該努力去監管它。我很高興看到中國正在努力做到這一點。但總的來說，我認為技術更多的是作為信息源，它讓人們能夠簡單地找到工作，找到感興趣的渠道，讓人們創造。

我是說，簡單地使用生成式媒體工具的愉悅感，讓很多人得到了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玩耍體驗。所以我認為人們受益匪淺。我認為知識分子們應該開闊眼界，讓他們的理論更接近普通人所做的事情。你知道，中國取得了顯著的系統性進步，也是世界的進步。從1990到2015，全球40%的人口擺脫了極度貧困，並且不再貧困，實際上是因為亞洲，特別是中國的進步，你知道，全世界中產階級從90年代的七億人增加到今天的四五十億人。這一切的發生是因為資本主義和技術。

所以資本主義、技術和人工智能是最進步、最積極的力量。我認為知識分子們應該停止攻擊資本主義，停止攻擊技術，他們應該意識到這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當然，資本主義並非只有積極面，它也有負面的一面，但並非一切都是那麼簡單。這就是我給大家的信息，包括會議中的參與者，因為我注意到一些韓國人對資本主義感到不滿，但你們在中國，因為資本主義，你們才能乘飛機，因為資本主義，你們才有互聯網，因為資本主義，你們的餐桌上才有食物。在20世紀，共產主義曾經作出了好的嘗試但遭遇了挫折，但這個嘗試使數以億計的人死去了，也許光中國就有這麼多人死去了。所以人工智能、資本主義是我所追求的，這就是我的信息，我的宣言，讓他們睜開眼睛看現實。我們可以做社會、文化和技術的理論，讓普通人也能理解，而不僅僅是我們之間。謝謝。

講者簡介

Lev Manovich 藝術家、作家，也是全球最有影響力的數字文化理論家之 一。馬諾維奇目前是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計算機科學系的校長教授和文化分析實驗室主任。馬諾維奇在四個新研究領域的創建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新媒體研究（1991年-）、軟件研究（2001年-）、文化分析（2007年-）和人工智能美學（2018年-）。

Lev Manovich is an artist, writer, an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orists of digital culture worldwide. Manovich is currently a Presidential Professor of Computer Science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s Graduate Cente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ultural Analytics Lab. Manovich played a key role in creating four new research fields: new media studies (1991-), software studies (2001-), cultural analytics (2007-) and AI aesthetics (2018-).（網絡社會年會）

（原題：一封給年輕藝術家的信，如何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時代生存；作者／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第八屆網絡社會年會; 整理翻譯／袁孟如; 校對／黃孫權；2023-12-28）

當然，如果要使你在深度神經網絡的訓練中被記住，首先得需要它被幸運地數字化，對吧？因此，某物必須被數字化，某物必須被捕捉，某物必須在可以從網絡上獲取，然後也許這個對象、這個人工制品，在計算機科學家下載網頁時會很幸運地被搜集到，被納入到神經網絡中。

我正在一個小鎮里一家過去四年都沒有游客參觀的小博物館里作畫，也許這幅畫很幸運，因為它出現在當地一張周末來訪的高中生情侶的自拍照背景中，但是旁邊的畫卻沒那麼幸運。是的，我們無論如何都會得到碎片，但也許碎片會比以前更多，比之前更為嚴格的人類記憶和更為殘酷的印刷文化所允許的更多。畢竟，Stable Diffusion 已經在超過50億張圖片上進行了訓練，所以也許你的自拍照或者你14歲時畫的那幅畫，在網上某處也存在。

這種更寬容、不那麼二元的遺忘和復活過程可能是人工智能美學中最好的一面。這是歷史的仁慈。最後，我想說另外一件事。前幾天我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條信息，因為現在我可以閱讀那些文章。或者像一些西方藝術家抗議AI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所使用他們的作品，等等。我認為總的來說有點矛盾，你可能會喜歡這種東西。如果你的圖片最終出現在用於生成式人工智能訓練的龐大神經網絡的數據集中，那麼你可能會很幸運，因為在這種方式下你將被記住，你成為了這種用於生成式人工智能訓練的碎片簡歷中的一部分。然後，當我們的藝術設計師和我們的文化產業從業者創造出圖像、空間、概念藝術、視頻游戲、建築等等新的像素時，你也間接地進入了其中。我的意思是，因為每個由規范人工智能生成的圖像都不會直接克隆現有的圖像，對吧？它通過數萬億個連接組合事物。實際上，最近一個統計表明，我們看到的由一個生成式人工智能網絡生成的圖像中，直接引用現有圖像的部分只有6%。所以，認為AI直接將人們的圖像串聯起來是荒謬的。也許當你進入這座新博物館的野生展牆時，你應該感到幸運。這個博物館分佈在各個連接領域，並最終為新的機制、新的想像力和新的創造提供了養料。所以，我就在這里停下來，也許你們有一些時間提問和討論。謝謝。

問答環節

Q：在更多的情況下，藝術家其實也是普通人，也會淹沒在新媒體的洪流當中，那麼普通人應該怎麼面對AI的洪流呢？

Manovich：當然，我認為普通人，包括藝術家，都從人工智能中獲益匪淺。請記住，人工智能不僅僅是生成式媒體，它也是一種加快和提高效率的方式。所以，如果你在手機上打字，任何形式的字母識別都是由人工智能實現的。對不起，我舉的例子都是來自於西方軟件，比如谷歌，因為我不住在中國。當然，我知道中國的騰訊，所以如果我提到了西方的東西，請原諒我。只要記住，請用你們對等的東西替換。人工智能在某種程度上正在推動一切，對吧？人工智能也在推動搜索。所以，人工智能的一部分就像是一種加快事物進程的方式。另一個重要的事情實際上是我從英偉達CEO那里聽到的。他說，人工智能的發展要體現在每個人都可以編程。以前，你在學習編程前需要學習代碼，以前是Pascal或 C 或 C++ 或 Python 這樣的特殊語言，但現在你可以通過對計算機說點什麼來編程。對 ChatGPT 或我們的應用程序說點什麼，包括使用谷歌鏡頭，你可以進行開發，中國也有自己的開發版本，所以每個人都成了一個程序員。編程使你能夠控制事物，進行溝通，制定規則，創造即時。

但我認為人們也許能夠分佈在數萬億個連接中，雖然還不清楚，類似於人類大腦的運作方式。這就是讓網絡合成這些新圖像的原因。因此，這些圖像有目的地由AI驅動的Midjourney創建充滿碎片的場景，後來我意識到這可以作為談論AI的一種隱喻。所以，數字媒體的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的整個歷史，迫切需要一個關於碎片的理論。一個分類體系將確立存在數十種類似的品類。因此，在這里你也看到了這種美麗的碎片，這種美麗的神經噪音，可以說是在牆上，有時形成書籍，有時形成衣櫃，但它們都是被組合在一起的碎片。當然，其他人曾經考慮過這樣的分類學，這讓我再次回想起18世紀歐洲廢墟美學的例子。這呼應了現代科學對物質元素的追求，比如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

19世紀歐洲藝術家開始認真地用可見的文字描繪碎片。印象派畫家將其分解成單獨的彩色筆觸；喬治·修拉（Georges Seurat）和保羅·西涅克（Paul Signac）依賴於機械式的不規則點。後來，在1905-1907年間，有一群稱為分色主義的藝術家，他們使用小方形的畫筆筆觸，這是點彩畫派的新版本。保羅·塞尚（Paul Cézanne）在1878年左右邁出了另一個關鍵的一步。他宣稱所有的形狀都應該用圓柱、球體和圓錐來表示。但矛盾的是，這種看似對現實的固化實際上只是一種新的、更極端的分裂方式。印象派展現了我們感知的片段，而塞尚則是分裂了世界本身。他作品中的桌布，比如《玩紙牌的人》（1892年），不再是一整塊連續的織物。相反，它是一組碎片，是多個方向的平面集合。1907-1932年間，暴力分裂的美學來到了歐洲，莫斯科、柏林、布拉格、華沙、羅茨、巴黎等地的現代主義視覺的中心。我們在各處都能看到：畢加索和布拉克的拼貼畫；讓·梅辛格（Jean Metzinger）、阿爾伯特·格萊茲（Albert Gleizes）、費爾南·萊熱（Fernand Léger）、羅伯特·德勞內（Robert Delaunay）等人的立體主義；娜塔莉亞·岡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亞歷山大·埃克斯特（Aleksandra Ekster）、柳博夫·波波娃（Lyubov Popova）、馬列維奇等人的立體未來主義；漢娜·霍赫（Hannah Hoch）、莫霍利-納吉（Moholy-Nagy）、羅德琴科的拼貼照片；維爾托夫和艾森斯坦的電影剪輯；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未完成的「拱廊街計劃」的文化歷史蒙太奇甚至引發了更多文化分裂理論的解讀。

我認為，時機成熟了，我們正在思考人工智能的理論，也許是我，也許是你，將成為下一代的理論家，不是媒體理論家，不是即時理論家，不是數據理論家，也不是軟件理論家，而是人工智能理論家。我相信在這個房間里有些人可能會提出同樣有趣的網絡分割理論，這構成了生成式媒體的基礎。如果你要實時量化，你需要動手操作，學習計算機科學，親自學習編程網絡，因為理論化媒體的方法之一就是深度的物質主義式的。大多數關於數字文化的人文泛化都毫無意義，因為這些人個人害怕技術；其次，我們意識到自己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再者，我們根本不了解這些事物的運作方式。因此，請務實一些，親自動手，深入連接、共進化的世界，構建層層疊加的圖像等，也許我們甚至能夠看到利用深度網絡從其圖像數據庫中提取的所有模式，展示出難以想像分辨率的巨型可視化圖表。

但作為一個一直投身於數字美學的藝術家，我很高興能創造出我在這里向你展示的私人獨特的圖像空間。我喜歡這種繪畫般、生長般的空間質感，以及相似的、複雜的主體，我有得到這些圖像的秘法。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這些空間本身，奇怪的圖書館，到處散落的書籍。我確實指定了我的人群，比如2005年在北京，或2013年在首爾，或1995年在上海等地工作室工作的藝術家，但我也有其他技巧，盡管他們看起來在一個奇怪的空間，這些空間既是文化的空間，也是碎片的空間。

所以，對於這些碎片的結論是，它們呈現的關於人類文化的歷史是一部緩慢遺忘、非常罕見、幾乎永遠不可能記住的歷史。著名的藝術家、作家、評論家和引起關注的人們在我們的記錄中逐漸消失。對於更幸運的少數人來說，他們只能被記住幾件事。例如，當人們遇到我時，會說「哦，你是列夫·曼諾維奇，你寫了《新媒體的語言》。但我同時也寫了幾百篇文章，800次演講，至少有一百多個藝術項目展覽，編輯和出版了15本書。現在我已經只記得用書來回應，而且我不知道能持續多久。一個工作了超過60年的藝術家被縮減為幾張標誌性的圖像。一個終身從事寫作的作家如果幸運的話，也只能被縮減為一本書。所以，我是幸運的。歷史的壓縮是殘酷而沒有餘地的，而現在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所提供的分解、選擇性重組和合成的機制可能相對沒那麼殘酷。（下續）

它們也不是數學家克勞德·香農（Claude Shannon）的信息論所指的噪音，這是數字通信的一種破壞力量。所以這不是故障也不是噪音，它是人工生成的產物，可能是智能美學的產物。它是分佈式知識和分佈式願景。60多年前，由保羅·巴蘭（Paul Baran）在50年代末發明的未來互聯網協議建議將整個信息分解成組，以更可靠地從遙遠的網絡傳輸；將某物分解成隨機的部分，矛盾地確保了它的生存。

保羅·巴蘭在20世紀60年代首次發表了「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概念，1960年，當時他在美國的一家公司工作。你知道嗎，他的封包交換的想法為之後的互聯網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是始於1969年加利福尼亞的ARPANET的前身。他當時的想法是，我們處於冷戰之中，俄羅斯可能很快就會發動進攻，也許會發生不可避免的核戰爭。這聽起來非常熟悉，因為60年後，我們又回到了一個非常相似的時刻，普京進行的核試驗，使得世界又受到了核威脅。但無論如何，讓我們回到那個60年代，當時的想法是這場戰爭將會發生，而我們要如何讓政府、軍隊通信等等。

所以，我們要創建這個網絡，而矛盾的是，巴蘭所展示的是，如果你能將一條信息拆分成封包，然後發送這些封包，然後這些封包可以獨立傳播，它可以在最終點被組裝起來，即使你拿走了這個網絡的部分，你仍然會得到大部分的消息。所以那就是封包交換。他不是為了互聯網提出的這個想法的，但互聯網可以說是誕生於此驚人的想法：為了在未來的核戰爭中生存下來，並且抵御蘇聯的進攻，我們必須將消息部分拆分或分解為碎片。

但在同一時間段，有兩位烏克蘭數學家（當時烏克蘭是蘇聯的一部分）。亞歷克西·伊瓦赫年科（Alexey Ivakhnenko）和瓦連京·拉帕（Valentin Lapa），兩位在烏克蘭工作的蘇聯數學家，發明了另一種有效利用消息片段的基本方法。當然，我指的是一項基礎性的發明。他們發明了深度神經網絡的概念和數學方法，這在神經網絡的歷史中並不經常被討論，但你可以去維基百科或各種文章中找到相關信息。所以，深度神經網絡也是在將近60年前發明的。

這概念於1962年提出，在1966年有了整本書來闡述。第一個深度神經網絡的發明最終導致了當今大規模網絡的出現，這些網絡也用於生成AI。在機器學習過程中將文化制品分解成片段（例如圖像像素和部分單詞），然後分階段處理這些片段，這些片段逐漸使這些網絡獲得知識。它可以給我們合成的文本、音樂、空間、代碼、圖像。簡而言之，通過將歷史上的人類文化分解為碎片，我們得到了我們的新「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文化。

由ChatGPT等應用程序「寫成」的文本極其連貫，一次指示一個詞。這種所謂的盲目「語言計算機」無法預見一個詞以上的事，但它以一個詞與另一個詞相關聯，第二個與第三個相關聯的方式，將這些關聯向前推進，使我們得到了詩歌、故事、求職信、分層文件、教科書章節、計算機程序等等。數字媒體的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的歷史急需一個碎片理論。因為，在數字時代，在數字媒體中，計算機代表事物，模塊化使用物質性，這是數字媒體的原則之一，這在我的著作《新媒體的語言》中詳細討論過，現在已經翻譯成中文，幾年前在中國出版發行。所以，這個觀點是現實圖像由像素組成——你知道，由計算機呈現的自由空間，由粒子對象、多邊形等組成。

但通常情況下，如果我有一種新型的轉化，就像我說的網絡那樣，會帶來圖像、文本、3D模型以及從學習過程中提供給它們的任何其他數據中提取模式，這些模式我們還不知道如何可視化，因此我們無法可靠地觀察神經網絡內部。

很多人認為我是媒體學者或者新媒體學者，但實際上，我是一名藝術家。我於1960年生於俄國莫斯科，在1981年隨父母移民到了美國紐約。從 14 歲開始我開始接受視覺藝術訓練，包括現代主義繪畫和古典繪畫。這與亞洲仍存在的一種體系有些相似，要進入藝術學院必須通過考試，我當時要進的是建築學院。我參加的考試主要是關於古典素描的，如畫古希臘頭像、描繪紋理、強調透視和栩栩如生的繪畫。我接受了這樣的訓練，1981年來到紐約後，我在紐約大學電影學院度過了一些年頭。

近四十年前，1984年，我開始從事計算機動畫和計算機圖形工作。我有人文學科的博士學位，主攻視覺文化，在過去20年里，我在東海岸甚至加州教授課程，在視覺藝術系任教，盡管大學根據我的著作和書籍對我進行評估，大部分教學內容是面向藝術家的實踐工作室課程。十年前，我搬到紐約，並成為計算機科學和數據科學博士課程的教授。現在，我教授計算機科學專業的學生。

我已經有32年沒有進行傳統的素描或繪畫了，大約在90年代停止了畫畫，在過去的30年中，我參與了從模擬到數字，再到計算。隨著計算轉向AI，數字已經成為既定事實，每個人都在寫關於數字文化的東西。我覺得我可以為我的生活增添些其他東西，所以我重新開始了繪畫。剛好在這兩週後，Midjourney公開發布了，它的出現掀起了生成媒體（generative media ）的革命。

眾所周知，過去的15年是非凡的。中國公司一直在發佈他們自己的版本，支持其應用。在西方，我們有ChatGPT，我們有Dalle 3；現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整合到谷歌搜索中。毫無疑問，我們正處於一個全新、徹底革命性的時代的開端。許多人，包括我自己，相信這場革命的規模可以與90年代互聯網的發展，與19世紀攝影的興起相媲美。

在我此次演講中，我將談論視覺生成媒體（visual generative media），並用我的作品加以闡釋。在過去的15個月里，我使用人工智能創作了許多圖片，大約有6萬張。我以系列的方式創作圖片；每個系列都有一個電影，有時是一部抒情電影，有時是一個概念性的電影。我在許多群展中展示了這些作品，其中一些在個展展出。其中一場將於兩周後在葡萄牙開幕，第二場將於十二月開幕。

所以，在我談論的同時，我將開始展示我的作品，你將會看到它們之間的聯系。我將演講的第一部分稱為「碎片的美學」。

在過去的15個月里，我每周都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制作圖片。在其中一些圖片中，你會看到一些內部空間，看起來是由一系列工具組合而成，但當然，全部都是仿真的工具，如版畫的蝕刻、雕刻等等。這些空間展示了充滿無盡物品的架子。這個奇異的空間讓我同時聯想到了書庫、倉庫、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展覽，也許還有歐洲靜物畫傳統。在架子之間、缺失的牆壁之間，經常出現精致、微妙、常常難以看清的圖案——有些是二維的，有些是三維的，像線條的編織。現在換個話題。就在一瞬間，有時我們呈現為抽象，但通常意味著某些明確的東西——一些對象、形狀、來自我們人類世界的意義。

這些是什麼碎片？這些未定義、未命名、放置在架子末端的物件是什麼？這些物體的線條，目前還不清楚它們是二維的還是三維的。它們是牆上畫作的一部分還是存在於現實中？有時我們明確；有時我們不太確定，所以你得到了一種碎片的狀態。是的，我們看到了碎片，但是什麼碎片？在常規藝術博物館里，有古代文明的碎片——花瓶、玻璃杯、盤子，還有小工具、雕像等等，就像我去奧地利並去了當地美術館的那一天一樣。甚至在地下室，他們有著許多文明的碎片，大約在1500年、1800年前，它們是普通的容器。你真的能感受到博物館，就是這些物質碎片的集合。

但人工智能的「碎片」有著不同的選集。AI通過數億張圖像提取「模式」（patterns），並將它們分佈到數萬億個連接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網絡訓練中，這些神經網絡被餵了數億張素材，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信的圖像，以及幾種描述內嵌的HTML代碼，然後我們以像素為單位進行分析，發現了表現某種東西的老練的邊線和細節，以及一些我們不太確定的面。我們只知道這種過程，碎片化的同時也在分解和重組，然後這些模式分佈在人工神經網絡的數萬億個連接中。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圖像的數字實質被進一步虛擬化、蒸發和擴散了，但仍然被保留著。而你在我的圖像中看到的生成的「碎片」就像氣味，微風中看不見的運動，海岸邊的周期性運動在場景上留下痕跡。這些都是我們世界中碎片的碎片。我的意思是，我無意與你就圖片呈現的這些形象進行交流，我真正感興趣的是空間，被稱為無盡靜物的空間。有時是可識別的物體，一系列的細節，我喜歡當它無目的地再生時的碎片化，你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比如這些物體或者牆壁是什麼？這些圖像里面有什麼？我們不知道這里是什麼。所以，這些碎片的碎片沉積了如此多破碎的形式，也許比意大利畫家所仰慕的18世紀的廢墟更加碎片化。它們不是「故障」（glitches）。

在我此次演講中，我將談論視覺生成媒體（visual generative media），並用我的作品加以闡釋。在過去的15個月里，我使用人工智能創作了許多圖片，大約有6萬張。我以系列的方式創作圖片；每個系列都有一個電影，有時是一部抒情電影，有時是一個概念性的電影。我在許多群展中展示了這些作品，其中一些在個展展出。其中一場將於兩周後在葡萄牙開幕，第二場將於十二月開幕。

所以，在我談論的同時，我將開始展示我的作品，你將會看到它們之間的聯系。我將演講的第一部分稱為「碎片的美學」。

在過去的15個月里，我每周都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制作圖片。在其中一些圖片中，你會看到一些內部空間，看起來是由一系列工具組合而成，但當然，全部都是仿真的工具，如版畫的蝕刻、雕刻等等。這些空間展示了充滿無盡物品的架子。這個奇異的空間讓我同時聯想到了書庫、倉庫、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展覽，也許還有歐洲靜物畫傳統。在架子之間、缺失的牆壁之間，經常出現精致、微妙、常常難以看清的圖案——有些是二維的，有些是三維的，像線條的編織。現在換個話題。就在一瞬間，有時我們呈現為抽象，但通常意味著某些明確的東西——一些對象、形狀、來自我們人類世界的意義。

這些是什麼碎片？這些未定義、未命名、放置在架子末端的物件是什麼？這些物體的線條，目前還不清楚它們是二維的還是三維的。它們是牆上畫作的一部分還是存在於現實中？有時我們明確；有時我們不太確定，所以你得到了一種碎片的狀態。是的，我們看到了碎片，但是什麼碎片？在常規藝術博物館里，有古代文明的碎片——花瓶、玻璃杯、盤子，還有小工具、雕像等等，就像我去奧地利並去了當地美術館的那一天一樣。甚至在地下室，他們有著許多文明的碎片，大約在1500年、1800年前，它們是普通的容器。你真的能感受到博物館，就是這些物質碎片的集合。

但人工智能的「碎片」有著不同的選集。AI通過數億張圖像提取「模式」（patterns），並將它們分佈到數萬億個連接中。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網絡訓練中，這些神經網絡被餵了數億張素材，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信的圖像，以及幾種描述內嵌的HTML代碼，然後我們以像素為單位進行分析，發現了表現某種東西的老練的邊線和細節，以及一些我們不太確定的面。我們只知道這種過程，碎片化的同時也在分解和重組，然後這些模式分佈在人工神經網絡的數萬億個連接中。可以說，在這個過程中，圖像的數字實質被進一步虛擬化、蒸發和擴散了，但仍然被保留著。而你在我的圖像中看到的生成的「碎片」就像氣味，微風中看不見的運動，海岸邊的周期性運動在場景上留下痕跡。這些都是我們世界中碎片的碎片。我的意思是，我無意與你就圖片呈現的這些形象進行交流，我真正感興趣的是空間，被稱為無盡靜物的空間。有時是可識別的物體，一系列的細節，我喜歡當它無目的地再生時的碎片化，你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比如這些物體或者牆壁是什麼？這些圖像里面有什麼？我們不知道這里是什麼。所以，這些碎片的碎片沉積了如此多破碎的形式，也許比意大利畫家所仰慕的18世紀的廢墟更加碎片化。它們不是「故障」（glitches）。

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觀看世界 Watching the World

[本文最初刊登於《Aperture》雜誌，第214期，2014年春季。]

去年夏天，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邀請了我於2007年創立的「軟體研究計畫」（Software Studies Initiative），探索如何將視覺化作為研究工具，並尋找以新方式呈現其攝影收藏的方法。我們獲得了大約兩萬張數位化照片的使用權，隨後利用我們的軟體，將它們組合成一張高解析度影像。

這使我們能一次觀看所有影像，從攝影媒介誕生之初一直到當代，跨越不同國家、類型、技術以及攝影師們多元的感性。

幾乎每一張經典攝影作品都包含其中——那些我反覆在不同場合見過的影像。能輕鬆放大檢視每一張照片的細節，或縮小觀看整體，對我而言幾乎是一種宗教般的體驗。

同時觀看兩萬張照片聽起來或許令人驚嘆，因為即使是最大的美術館展廳，也不可能同時展出如此龐大的數量。然而，以二十一世紀的標準來看，MoMA 的收藏與社群媒體分享平台上龐大的影像庫相比仍然顯得微薄，例如 Instagram、Flickr 與 500px。（僅 Instagram 一個平台就已經擁有超過一百六十億張照片，而 Facebook 用戶每天上傳的影像超過三億五千萬張。）

由Flickr在2005年開創的「社群攝影」（social photography），為文化研究開啟了極具吸引力的新可能。數以億計的人們共同創造出的影像宇宙，可以被視為一部沒有劇本與導演的巨型紀錄片，而觀看這部紀錄片則需要仰賴運算工具——資料庫、搜尋引擎與視覺化技術。

深入挖掘這部「紀錄片」的組成部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日常攝影與支配數位影像創作的習慣。當人們拍攝彼此時，他們是否偏好某些特定的取景方式，就像專業攝影師一樣？來到紐約的遊客是否拍攝相同的主題？這些選擇是否受到文化因素影響？而當他們確實拍攝相同主題時（例如曼哈頓西側高架公園High Line上的植物,見下圖），是否使用相同的技術？
為了開始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利用電腦來分析數百萬張照片的視覺屬性與內容，並結合它們的文字描述、標籤、地理座標以及上傳日期和時間，最後再對結果進行詮釋。

很多人認為我是媒體學者或者新媒體學者，但實際上，我是一名藝術家。我於1960年生於俄國莫斯科，在1981年隨父母移民到了美國紐約。從 14 歲開始我開始接受視覺藝術訓練，包括現代主義繪畫和古典繪畫。這與亞洲仍存在的一種體系有些相似，要進入藝術學院必須通過考試，我當時要進的是建築學院。我參加的考試主要是關於古典素描的，如畫古希臘頭像、描繪紋理、強調透視和栩栩如生的繪畫。我接受了這樣的訓練，1981年來到紐約後，我在紐約大學電影學院度過了一些年頭。

近四十年前，1984年，我開始從事計算機動畫和計算機圖形工作。我有人文學科的博士學位，主攻視覺文化，在過去20年里，我在東海岸甚至加州教授課程，在視覺藝術系任教，盡管大學根據我的著作和書籍對我進行評估，大部分教學內容是面向藝術家的實踐工作室課程。十年前，我搬到紐約，並成為計算機科學和數據科學博士課程的教授。現在，我教授計算機科學專業的學生。

我已經有32年沒有進行傳統的素描或繪畫了，大約在90年代停止了畫畫，在過去的30年中，我參與了從模擬到數字，再到計算。隨著計算轉向AI，數字已經成為既定事實，每個人都在寫關於數字文化的東西。我覺得我可以為我的生活增添些其他東西，所以我重新開始了繪畫。剛好在這兩週後，Midjourney公開發布了，它的出現掀起了生成媒體（generative media ）的革命。

眾所周知，過去的15年是非凡的。中國公司一直在發佈他們自己的版本，支持其應用。在西方，我們有ChatGPT，我們有Dalle 3；現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整合到谷歌搜索中。毫無疑問，我們正處於一個全新、徹底革命性的時代的開端。許多人，包括我自己，相信這場革命的規模可以與90年代互聯網的發展，與19世紀攝影的興起相媲美。（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