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技藝的實踐



地方詩學·儒耕傳奇 梨香書情

周憲《和諧的視覺文化生態》

當代視覺文化出現一種悖論性現象：人為設計的視覺形象膨脹，而自然形象匱乏。於是，人們從刻意策劃的人為形象文化中，逃避出來而親近自然，便成為一種潛在需求和衝動。視覺文化的生態和諧，是一個必須注意的文化問題。（見周憲《反抗人為的視覺暴力——關於一個視覺文化悖論的思考》）

石黑一雄·一個關於表演的小秘密

“讓我告訴你個小秘密，”嘉德納先生突然開口：“一個關於表演的小秘密。一個老手的絕招。其實很簡單。你得對你的聽眾有所掌握。是什麽並不重要，但你得對你的觀眾有所了解。要有點什麽能讓你在心里，知道今晚的觀眾與昨晚的有所不同。比如說你在密爾沃基。你得問自己：密爾沃基有什麽不同？哪里特別？和曼德森的聽眾有什麽差異？要是想不出來，就一直想，直到有答案為止。密爾沃基、密爾沃基。密爾沃基的豬排很不錯。這點有用，就從那里出發。你不必對他們說什麽，但當你開口唱時，這些東西都在你心里。在你眼前的這些人，可是吃慣上等豬排。說到豬排，他們的標準可是很高。了解我的意思嗎？用這種方式，觀眾變成你了解的人，你能夠為他們演奏的人。唔，這就是我的秘訣。必成老手。” （石黑一雄2009年作品《夜曲》（Nocturnes）の 抒情歌手 Crooner）

（續上）重新把握生命的真諦—非常高興本書的中文版面市，我也很願意為中文版撰寫隻言片語，介紹我自己出書之後的經歷。根據自己摩托車修理工的經歷寫了一本書，並因為這本書被邀請與政府官員們一起吃飯，這整件事讓人感覺很是不同尋常（有時候，為了參加此類晚宴，我要費上大勁才能將自己的雙手洗得乾乾凈凈）。來自其他國家的哲學家有時會到我的工作室來，此時我不得不提醒他們走路時多加注意，別被空氣軟管給絆倒了。但我非常高興地看到，我在書中提出的那些觀點已經開始得到人們的重視，這讓我很受鼓舞。我也希望中國讀者們能夠結合自身的環境，來探究如何應用書中的觀點。

2011年夏季，我曾在北京北海公園遊玩，並逛了附近的幾條胡同。路上我遇到一位男子，他有一輛敞篷的手推車，裏面擺放著眾多自行車零部件和修理工具。他的修車攤就擺在馬路邊，而且似乎一直就佔據著街角這塊地方，服務對象主要是住在附近的街坊鄰居。

他工作起來自信滿滿，基本上不說話。他的舉止看上去完全不像是在做生意，好像根本沒有必要去推銷自己的服務。他身上也沒有任何企業的標誌。我很難想像，如果他和其他人一起身著統一的工作服走在街上，嘴裏吆喝著某家公司的口號，會是什麼樣子。他提供的服務不用多加宣傳，也沒有必要宣揚什麼高尚的目標。也就是說，他已經找到了一種謀生的方式，用不著滿嘴廢話。為什麼在當今的社會裏，這會讓人感覺是一種傑出的成就呢？

中國和美國一樣，年輕人都被灌輸只有上大學未來才有希望。但在家人做出許多犧牲，花了大把金錢之後，他們只是發現自己必須同大量大學畢業生進行競爭，沒有那麼多的工作機會在等待著他們。他們難以體會未來把握在自己手中是什麼感覺，因為工作中存在各種高深莫測的力量，而且其中的因果關係可能太過隱晦難懂。

本書探討的就是重新把握生命的真諦，從像那位修車師傅這樣的人物入手尋找線索，幫助我們懂得人類繁榮發展的要素。那位修車師傅靠的是自己的知識和經驗。面對像“這輛車沒事吧”這種問題，他的回答直截了當，根本不用去考慮什麼辦公室政治，無需受制於什麼中央權力。每天工作結束後，他可以看到自己實實在在的工作成果，為自己解決的那些問題而自豪。

我也希望通過這本書來探尋人們對工作的感情變化，例如逐漸對質量有了一種情感依戀，或者對虛有其表的工作產生了一種厭惡感。是什麼激勵了人們放慢腳步，全身心地深入鑽研自己手藝的細節？這是一種有悖於當代文化的行為，在這個有時只注重速度的社會裏，這一點是非常難以做到的。

每個國家有各自多種多樣的傳統在抗拒著超級資本主義的精神。德國人以注重細節質量聞名，意大利人以堅持精美的設計聞名。在中國的鄉下，我曾看到人們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利用手頭的東西即興進行創造。例如，農民使用車用蓄電池來提供動力，焊接摩托車的貨架，而貨架的原材料就是用作混凝土鋼筋的鋼管。如果我們可以懂得這位農民的智慧的話，就能從中領悟重要的道理。

人們總是傾向於認為，如果工作讓人變得比較髒，必定是在幹些不用動腦子的事情。在傳統上，我們在“知識工作”和手工勞動之間樹立了一條分界線。但任何真正幹過技術活的人都知道，這條分界線就是一個錯誤。在做手藝活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進行一定的思考，而這種腦力勞動也是相當不平常的。如果我們能真正地認識到這點事實，就能深刻地懂得人類的心智，知道如何來教育孩子們。

（Shop Class as Soulcraft: An Inquiry Into the Value of Work，by Matthew Crawford，2010， Penguin Book NY，《摩托車修理店的未來工作哲學 讓工匠精神回歸》作者馬修·克勞福德，政治哲學博士、摩托車修理工。不到14歲就在社區擔任電工的助手，15歲成為保時捷汽車修理店的修理工，從高中到大學的7個暑假都在兼職做電工。大學畢業後繼續電工的生活。後來因為對哲學產生濃厚興趣，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政治哲學博士。獲得博士學位後，進入華盛頓的一家智庫工作，5個月後離職開辦了自己的摩托車修理店。）

《詩歌的神秘主義闡釋—蘇布爾與馬利坦的比較》（續）他們兩人的不同還體現在關于詩歌創作三個階段的論述上。馬利坦的詩性經驗收縮階段表達了蘇布爾涌起階段所必須的心靈的寧靜狀。照馬利坦的說法，收縮和統一的寧靜階段指人在平靜中聚集在一起的靈魂的全部力量處于休眠的狀態，人從靈魂力量的單一驅動中退回到它的根本的生命力當中。這單一短暫的運動，即是來自靈魂中心的在沉默凝聚之后的一個“喘息”。喘息有時是感覺不到的，但卻是強勁有力的，通過喘息的一切事物是在從容和愉快的舒張中被給出的。馬利坦所說的這一種短暫的運動——喘息，即是蘇布爾所指出的“心靈有所動”，閃現的光亮留下清晰的圖象或思路，為詩開辟了道路。

蘇布爾的變化和達到階段，則等同于馬利坦的詩性體驗表達的第一階段。在這個階段，蘇布爾認為心靈在不斷提升，對安拉秘密的認識不斷增多，并實現詩人與自我的分離。馬利坦則詳盡地解釋為：在舒張狀態下，詩性體驗在啟發性智性之光的照耀下被喚醒，它不斷伸展，不斷運動，將靈魂所獲得的所有昔日體驗和記憶珍品呈現出來，并釋放出一種含義或一種旋律，一種源泉狀態中的最初的旋律。馬利坦把這種既是想像性的、又是情感性的詩性直覺稱為“直覺的推進”或“動力的突發”。舒張階段給出的，有時是一陣風暴般的事物，有時是旋律般的東西，有時是言詞的迸發。

蘇布爾的第三階段“返回”，大抵與馬利坦的詩性體驗的第二階段“智力選擇”相同，都是智性發揮的階段。馬利坦在其中加進了音樂的因素，認為這時智力既傾聽詩性直覺，又傾聽直覺推進的音樂。馬利坦對人內在音樂性的揭示是與眾不同的。靈修者認為，人的心靈是依著各自的靈修等級，發出不同頻率的震動和旋律的。馬利坦以為，創造性智力的首要任務是對自發地涌現出來的詞語進行選擇，考慮詞語的組合、估價和衡量一切。它包容所有的耐性和準確以及所有技巧的功效。（註：馬利坦《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188-189頁。）

他們在敘述過程中都提到了神光。神光也是靈修者的體驗，在三大宗教的經書中都有記述。蘇布爾描述的“閃光、光亮”屬于靈修者最初階段出現的光現象。馬利坦描繪的似“一輪不斷放射出光芒的精神太陽”的“智性之光”，則屬于較高階段的光現象。至于見主時的光，則幾倍甚至幾十倍于太陽光。馬利坦確認，這個光能使得所有的觀念在人的心中產生。他們也都強調“冥思的寧靜”必不可少。馬利坦將這寧靜比作一股洪水，“它使得沐浴其中的思想得以更新、恢復活力和凈化。”而“詩人特性的發展也取決于那個瞬間的喘息和每一個詩人的氣質、自然傾向以及他對精神寧靜的接受力和忠實程度。”

蘇布爾雖然不像馬利坦那樣強調智性的認識過程（指詩性認識）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漸進性精神化的過程，但他們都重視同一過程中自我的喪失和那另一個自我。馬利坦認為，“詩歌的自我是實體的關于生命之愛的主觀的深奧，它是創造性自我，一種作為行動的主體，表示精神作用特有的透明度和達觀性。”“詩中的自我是具有獻身精神的主體”，“似聖人之我”，“詩人的自我消失在創作性自我之中。”“創造性自我既不斷地展現自我，又不斷地犧牲自我”（註：馬利坦《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118頁。），它是超然的。

蘇布爾強調自我凈化的重要，指出，詩人一旦戰勝自我便達到目的。如果自我抗拒便不能自我脫離。他們都提出詩人要順從，于自然而然中接受上蒼的饋贈。馬利坦還提出了一個“創造性天真”的概念，以表達注視事物時全然的單純和信任，既相信種種事物給予他的每一次讃許和啟示，也相信他的感情以及他對難以言傳的自我的真實的表達欲望。與此同時，天真也意味著原始未鑿的純潔。這種創造性天真不是道德的純真，而是屬于本體性質的。馬利坦還以此來解釋詩人的道德與本體誠一純凈的錯位。因為當詩人處于創作中的本體誠一和純凈中時，他“靈魂的全部力量在通常的狀態中得到統一，這種永恒的狀態是詩性經驗所特有的。”（註：馬利坦《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276-281頁。）詩人作品中純潔的賜予能使人在美的體驗和人類靈魂方面有所發現，從而讓時間沖刷掉詩人的一切罪過。

總之，不論是馬利坦還是蘇布爾，他們都把詩歌視為人類精神的創造性活動，它的產生過程揭示出事物的內部存在，與人類自身的內部存在之間的相互聯系。馬利坦用了三百多頁篇幅詳盡系統地闡述他的理論，用了許多專用術語，比較費解；蘇布爾只在其詩歌經驗中作為一節來敘述，線條較粗，但簡明易懂。盡管如此，一位詩人和一位學者，他們在不同地域、不同時間、不同變化背景下的共同發現，卻有著不容忽視的啟發意義，值得重視和探討。

（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10頁。）（李琛，1998，《詩歌的神秘主義闡釋—蘇布爾與馬利坦的比較》，刊于《外國文學評論》1998 年第 03 期 第 49-56 頁，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陳明發企業創造力魔課師札記：馬利坦·階段5的人的意識

陳明發博士文創慕課の社會心理學的大師們

陳明發博士文化產業慕課札記：馬利坦·人的意識覺醒階段

（續上）馬利坦對比了詩性經驗與神秘經驗的異同。他肯定這兩種經驗都在精神的前概念或超概念的、具有活力的神秘之源中誕生，彼此接近并都靠近靈魂的中心，通過無數方式彼此交叉和互相交換。但是詩性經驗較之神秘經驗所涉及的范圍不同。詩性經驗涉及創造性的世界，而神秘經驗則涉及超然物外的個體中的事物的原理。兩者獲得的隱約認識在程度上有所區別，神秘經驗所獲得的隱約認識較之詩性經驗所獲得的隱約認識來得更隱約，更具決定性和穩定性。它們所依賴的同一在產生的方式上有所不同。詩性經驗通過它特有的同一，并借助激起人奧秘的幽深處的主觀性而產生。神秘經驗則有自然的神秘經驗和恩賜的（即有神的）兩種。這兩種神秘經驗所特有的同一是一致的，但方式不同，前者通過自我不可言喻地被觸動的虛空智性的透視而發生；后者通過博愛——一種連接靈魂與上帝的，不但超越情感而且超越人幽深處的主觀性而發生。（註：馬利坦《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183頁。）

在論及詩性經驗時，馬利坦將其分為詩性經驗的產生和表達兩部分。兩者合起來完整地描述了藝術創作的全過程。

詩性經驗的產生分為收縮和統一的寧靜階段和舒張的給出階段。馬利坦認為，詩性經驗涉及靈魂的某種狀態，即“在平靜中聚集在一起的靈魂的全部力量處于一種實質性狀態和休眠的活力狀態”，“這是一種對靈魂的所有活力的專心，平靜而鎮定的專心，毫無緊張感”。人從靈魂的所有力量的單一驅動中退回到它們的根本生命力之中。這時，詩性經驗進入第二階段，一種單一的運動產生了。它似在沉默積聚之后靈魂中心發出的喘息，給出了人“寧靜的神秘的幽深處”隱藏的一切事物。

詩性體驗的表達也分為想像和情感的第一階段和創造性智力選擇的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是短暫的和有傾向性的，它朝向語言表達的目標。這表達首先是通過自然符號（它們是想像和情感的推進）的瞬間表達，然后過渡到以語言表現出來的社會符號。創造性智力的首要任務是對自發地涌現出來的詞語進行選擇。

三

蘇布爾和馬利坦在闡釋詩歌的創作過程時，都使用了神秘主義的語言，但是他們兩個誰也不是神秘主義者，只是借助了或認同于它的基本觀念。確切地說，他們都曾信仰宗教，與神秘主義有直接的關連。蘇布爾從小就對宗教抱有虔誠的情感，并有過蘇非靈修的初步體驗。信仰的虔誠引導他在大學期間參加了穆斯林兄弟會，并積極參與該會的宗教和反帝愛國活動。脫離宗教多年后，對人的全面思考引導他又重新審視宗教，將注意力集中到人從無真理、無生氣、令人厭倦的世界里的解脫，以及人精神的建設之上。1961年，他在有關人的文章中說，“人的解脫可賦予生活意義，而生命的意義在于人精神的崇高。”馬利坦像蘇布爾一樣都從小受到宗教的熏陶，后來經由新教改宗羅馬天主教。他曾潛心研讀中世紀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即聖徒托馬斯）的著作，對托馬斯主義作出重要貢獻。他于40年代中期與教皇過往甚密，晚年隱居法國圖魯茲修道院。40年代末，馬利坦研究伊斯蘭神秘主義，寫出“自然的神秘性和伊斯蘭文化中超自然的神秘性”一文，收入馬利坦《宗教科學研究》(1950)之中。


這兩位在各自的實踐中都非常強調理性，重視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著名思想家的論述，借鑒各國詩人的實踐，能夠兼收并蓄。由此，他們都發現了宗教、哲學和文學的相通之處。蘇布爾堅持認為，“宗教、哲學和藝術是人為實現超越自我的人道主義而做出的三種努力”。他一再強調藝術對人認識自我的重要作用：若沒有愛情詩人，人便不知何為愛；若沒有蘇非的沉思，人無法知道何謂神愛；沒有奧賽羅怎知何謂嫉妒；沒有哈姆雷特又何以知瘋狂。他相信“存在的目的是要讓善經過長期艱苦的斗爭戰勝邪惡，以便返回到他的純潔無邪……人的責任是建設寰宇，凈化寰宇，將理智滲透于物質之中，實現均衡協調，最終將他的成績交到安拉的手中，作為人有權生活在大地上的證明。”（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121頁。）馬利坦則在他的前言中說明，他把理性和智性作為同義詞使用。而理性的意義并非只是邏輯意義上的理性，它包含一種更為深奧的——同時也是更為晦澀的——生命；當我們越是力圖揭示詩的活動的幽微之處時，這生命便越是顯現在我們面前。詩迫使他考慮智性在人類靈魂中的神秘源泉，考慮它以一種非理性（不是反理性）或非邏輯的方式起作用。他認為但丁離開了宗教觀點，《神曲》就不可能寫出來。“神學信仰，這個最神聖的信仰本身，已經通過創造性情感和詩性認識的媒介進入作品，并通過了創造性天真的超然無執的湖面。”（註：馬利坦《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15-16頁。）

雖然這兩人都使用神秘主義的話語，認同在靈魂的幽深之處存在著一種前意識的活動，認為那是一種閃爍著創造性生命光芒的存在，但他們確也不約而同地放棄柏拉圖式的“靈感”，只不過在具體的解釋上又有許多不同之處。馬利坦明確指出，這種廣泛而原始的前意識生命的隱蔽作用先于智性和欲望。蘇布爾的解釋則較為含混，他把這前意識稱為“潛在的理性”，把靈感稱為“念頭”。（下續）

（續上）在《親和之歌》一詩中，他通過描述失敗的經歷，強調愛于合一中的重要。沒有愛便不能犧牲自我、達到無我的境界。詩中表示，他在自我分離、獲得物象以及自我對詩的親和上取得了新的進展，但是詩意并未來臨。于是詩人從自我中剝下一切生活的標誌，像一個朝覲者奔向至聖。

詩人為詩歌筑起聖壇，可是他親愛的造訪者還是沒來。詩神不來讓他惱火，他推倒神壇，丟掉所有的東西，像出生時一絲不掛，不穿受戒的外袍。在漆黑的夜晚走向山谷，詢問先驅欲生者是否以愛的殉道者的名義死去。他曾在想像中埋葬過溫柔的心和僵死的體。

他呼喚著：“愛人啊，折磨我的人兒／難道你那兒沒有追隨的禮物／我是順從聽話的僕人／若允許，我是你奧秘中的朋友／我的故事空前絕后／性情似杯中酒般柔和／能否賜與眷戀的凝視／我以愛來證實友情的親密／在你深邃的心里可有我的位置／為愛你，我打碎了／人的本性，不再返回”。（註：《蘇布爾詩歌全集》，貝魯特，奧達出版社，1972年，第103-104頁。）失敗在于他欲念過強，沒有戰勝自我，處于自然而然之中。


二

早在50年代初蘇布爾正進行意義旅行的時候，遠在美國的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文論家和美學家雅克·馬利坦(1882-1973)就已寫就了他的代表作《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1953)一書。

這部書詳盡地論述了作為一種精神現象的人類藝術活動的制作過程。他的理論建立在以下認識之上：藝術存在于靈魂之中，它是靈魂的某種完善；智性是精神的、天生的、沉思的，它遠遠超出概念和邏輯，在想像和情緒的重要聯系中活動。藝術是一種智性的創造；同一性的原則是關于存在的最初的規律。經由同一性的認識在人的生活中起著巨大的作用。

馬利坦的論述具有明顯的神秘主義特征，首先表現在他對智性的推崇和解釋上。他認為，“智性是純精神的”，“在智性和欲望之先有一個廣泛而原始的前意識的存在”。它是認識和創造力之源，是隱藏在靈魂那原始半透明黑夜中的愛欲，以及超感覺的欲望之源。意識的種種產物和行動，思想觀念以及概念邏輯理性推理等等，都是在智性和欲望中形成。

在這種形成中，智性活動采取了確定的形式和外形。這種有生命的智性活動是“在一個半透明而富于想像力的黑夜中發展”，這黑夜與在上帝產生之前最先被創造出來的那種原始擴散之光的黑夜類似。“這種啟發性智性以其純而又純的活化的精神之光滲入意象之中，驅動或喚醒包含在它們中的可理解性。”馬利坦把啟發性智性描繪為“不斷放射出光芒的太陽”，這太陽之光是馬利坦借自神秘主義者在修煉中的體驗。

他們在靈魂黑夜中，“心見”上帝之光，其亮度幾倍于太陽的光。馬利坦充分肯定了這光的價值，認為“它的光使得我們所有的觀念在我們心中產生”，“從啟發性智性之光對意象世界的影響中生出斑狀的云彩。它是微不足道而抖動不定的初兆，然而它是無價的，朝向可被把握的概念的內涵”。（註：馬利坦《藝術與詩中的創造性直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第80-84頁。）

其二，表現在馬利坦對同一性的認同上。同一性的概念也是馬利坦從神秘主義借用來的。他認為，“智性認識的形成過程，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漸進性精神化的過程。因為智性想像力的活動，只有通過智力與在活動中被帶入精神狀態的客體的同一才能完成。”這里，馬利坦指出，阿奎那以前的學者以及阿拉伯的哲學家都認為這種智性與神的智性同一，是超然的，只有聖托馬斯認為它是與生俱來的，因為人本體上是完美的。

一種參與了創造神之光的內在精神之光，它通過不斷移動的純精神性而存在于每一個人中，成為每一個認定全部智性活動的原始活躍之源。馬利坦解釋說，“概念是在啟發性智性的驅動下，被智性以概念胚芽的形式自意象中得到的。智性來自概念的胚芽，它通過最重要的發展過程在自身之中生出他自己的生命之果，即它的概念和觀念。”


其三，表現在他運用這種非概念的智性活動，這種非理性的理性活動解釋詩的起源及其在詩性靈感中起的作用。馬利坦敘述詩歌創作的全過程時，運用了“詩性直覺”、“詩性認識”、“詩性經驗”幾個重要的概念。他認為，“詩性直覺本質上是一種智性的閃現”，“是智性的非概念生命幽深中的一種創造衝動”，所以它既是認識性的又是創造性的。

這種創造性的直覺“是一種在認識中通過契合或通過（產生自精神的無意識中的）同一性對它的自我和事物的隱約把握”。“詩性認識是一種經由傾向和同一性的特定認識，是一種經由表達情感的同一性的認識。這種表達情感的同一性，本質上與精神的創造性有關，他傾向于在作品中表達自身。”它“以一種無意識或潛意識的方式自詩人的思想中產生，然后以一種感覺不到、然而又是強制性的和不可違背的方式出現在意識中，提示自己的存在，但并不表達它的存在。”而“詩性經驗”則是“浮現在精神前意識界限之上的一種隱約的、無法表達而動人的認識狀態”；“在智性中，來自靈魂的靈感成為來自概念的理性靈感，即詩性經驗。”（下續）

這些奇特的因素即是自我的話語，它是“被觀的我”與“觀者的我”進行藝術對話，形成詩篇的話語。事實上，區別藝術家自我的最重要的東西，是自我在自我中展現的強烈愿望，或者可以稱其為“潛在理性展現的渴望”。一旦光亮出現，自我迅速陷于沉思，盡快完成自我分離為“觀者的我”與“被觀的我”的過程，以便凝神注視這光亮（即那些直覺和閃念）。

那東西看起來僵死不動，實際上卻似“蠶繭一樣，具有潛在的生命力。反復的審視會再現它的存在，并使之復活”。詩人為了描繪這突然出現的新世界，必然求助于語言的象征。蘇布爾認為，詩歌不是對一個每日面對世界和宇宙的沉默朋友自我的直接表現。然而，多數詩人只滿足于這直接的表現。成功的詩人則必須凝神注視那另一個自我，它是一個“充滿夢境、知識和念頭的火藥庫”。當詩人用以表達的材料是話語的象征圖畫時，他便進入了對話的第三方，他即是事物。區分詩人、夢者、瘋人的重要尺度，就在于這對話第三方的進入。

第三階段是返回階段，即恢復到詩人的正常狀態。詩人經過前兩個階段，在看到出現在眼前的新世界，并找到表達新世界的象征圖畫后，便中斷了對話，開始作出判斷，運用他批評的敏感性，把握正確與錯誤。這時，第一自我（觀者的我）以他全部的意識，注視著能從對話的另兩方獲取的東西，對它進行加工。

蘇布爾在談及詩的涌起時，沒有直接用靈感一詞，而用了“念頭”一詞。他認為，這念頭是由遠離人類的源泉降下，但未明確指為神靈。與此同時，他又提到：希臘人和阿拉伯人是把詩的源頭與神靈聯系在一起的。希臘人稱之為靈感，與祭司的預言同源；阿拉伯人則稱之為啟示，是精靈所為。正如伊斯蘭前的大詩人烏默魯·蓋斯所說：“精靈為我選擇了詩句／從中我挑出自己喜愛的。”蘇布爾認為，念頭的涌起是模糊的，無序的，有時是強烈的，它似閃電一般驟然出現。這時，寧靜的自我渴望捕捉到它。為此，他需獨處，靜靜地等待它一次次地出現，從而把握它的存在。自我的孤獨是為了意識到自我，經由同一而認識自我。因此，偉大的藝術都產生于同一(at-tawahhud)之中。同一在這里指“自我趨向沉思自我的高級階段”（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10頁。）。

此后，蘇布爾又援引庫薩伊里的見解，來解釋詩人不成功的原因。庫薩伊里說，修道者是否發生變化取決于瓦立德的力量夠不夠大，或者人是否太軟弱，而修道者能否保持虛靜也取決于修道者的力量或瓦立德對他的影響力。由此，蘇布爾認為，詩人寫作的失敗，可能是自我情感過于熾熱強烈，或是由于自我的抗拒（掙扎）使之不能與自我脫離，讓閃念控制自己；另一個原因是詩人對“涌起”的閃念缺乏強有力的感受。在分析自我的強大或抗拒或缺乏感受力的原因時，蘇布爾認為，它歸根結底與人心靈凈化的程度有關。也就是說，修道者經過一系列的變化之后，必須最終戰勝自己的心，才能達到幸福的終點。正像他引用一位佚名蘇非所說的那樣：“求道者的旅行終止了戰勝自我。一旦戰勝自我，他便達到了目的。”（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20頁。）

蘇布爾對詩歌創作的神秘主義解釋并非從理論到理論，而是以個人的蘇非體驗為依據的。14歲時，他曾通宵達旦地祈禱，企盼能像虔誠者那樣忘記自我，心中只有安拉。果然，當他專心默唸古蘭經的段落時，眼前出現了光環，這令他吃驚不小。過后他有意識地重復這一經驗，卻一無所獲，這又令他不安。他15歲開始寫詩，那種感受令他激動發狂。他越發內向和孤獨，尋找著真正詩人的感覺。

在敘述詩歌創作過程中，蘇布爾試圖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加以說明。他引用了《旅行》(1952)一詩，描繪對意義旅行的向往和渴望。這首早期未發表的詩已經運用蘇非的語言將詩歌創作過程稱之為“意義的旅行”。在美麗如畫的靜夜里，“我漫不經心瞥見一絲微笑／習慣聽著恩主的回響／薄霧中傳出輕輕樂曲／我摘取清新的夢幻／收集起來驅散陰沉／夢中的新娘婷婷玉立／小鼓和笛聲喧鬧不息／花冠微笑令我呆立不動／心火竄動用手掌撫平／玩偶木然的感覺令我心痛／至高拒絕她向我走來／和隨后出現的萬丈輝煌／啊，心中的意義旅行／居于荒漠擁抱著虛無”，“夜那迷人的氣息逝去／黎明現出了她的笑臉／啊沉睡的兄弟，在睡意／和思想天真的懷抱里多愜意”。（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17頁。）心火和木然的感覺說明心兒不虛不靜，沒有“涌起”發生，只有像孩子般純潔、安寧，靈性之光才能閃現。(下續)

（續上）在分析詩歌的創作過程時，蘇布爾揭示出了藝術創作過程中蘇非精神的心理模式。他把詩歌創作分為涌起、變化達到和返回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詩的涌起（wārid，瓦立德）。據《蘇非術語辭典》的解釋，“瓦立德”一詞是動詞“來、到”的主動名詞。伊斯蘭蘇非大師在解釋這個詞時都用近義詞來描述。大蘇非諸奴·密斯里認為“真實的涌起，心兒有所動”。蘇非派長老庫薩伊里用了“閃視、閃光、光亮”三個詞來限定它。這三個詞代表了蘇非靈修最初階段的狀態。“閃現”是靈修者在心靈的黑暗里看見一絲稍縱即逝的亮光。“閃光”說明閃爍的亮光消失得不那麽快，可能還會出現幾次。“光亮”又進一步，閃光消失時留下一抹光亮。（注：阿·穆·侯夫尼《蘇非術語辭典》，貝魯特，麥希拉出版社，1980年，第263頁。）

蘇布爾援引庫薩伊里的這三個階段，來描述詩在詩人頭腦中涌出的最初狀態。出現在詩人腦海里的是詩的一些意念、開頭或段落，它模糊無序，雜亂無章，詩人自己也說不清楚。這些涌起的東西在詩人頭腦中閃現，既沒有閃現的前兆，也沒有閃現的固定時間和地點，詩人當時可能獨處，也可能在人群中，可能在工作，也可能在休息。也許這些東西還會反復涌起，像閃現的光亮一樣，慢慢留下較為清晰的圖象或思路。詩人回想起它，就會發現它為即將寫作的詩開辟了道路。于是詩人便進入創作的階段。

第二階段，是變化和達到的階段 (at-talwīn wa at-tamkīn)。《蘇非術語辭典》指出，“變化”是靈修者能力的顯現。狀態的變化、心靈的變化與認識安拉秘密的增多，合起來就是獲得真理的標誌。蘇非杰爾加尼認為，“變化”指靈修者尋求和審視的等級。阿拉伯思想家伊本·阿拉比指出，“變化對多數導師來說是欠缺的等級，但是對我們來說是完美的。因為，在變化的狀態中安拉說出他的事，靈修者每天都在安拉的事里。”（注：阿·穆·侯夫尼《蘇非術語辭典》，貝魯特，麥希拉出版社，1980年，第48頁。）

蘇布爾在書中提及了庫薩伊里的看法。庫薩伊里認為，修道者不斷提升自己，經歷一個個境界和狀態，從出發地到達了牧場——春天和放牧的地方，這意味著他已達到。變化著的修道者處于提升之中，到達的修道者即與安拉同在。（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14頁。）

蘇布爾巧妙地把這些蘇非用語轉換成藝術語言，描述了詩人創作的過程。他寫道，當詩人處于藝術創作中時，他便讓自己開始一次痛苦艱難的旅行。“從一個狀態上升到另一個狀態”這句話足以證明詩人創作的艱辛。詩人回憶這第一閃念所啟示他的東西，從那里可以捕捉到詩的源泉，成功的詩人有能力邁向那個源泉，與之聯系。一旦聯系上，詩人便與自我分裂或自我與詩人分離。然后，詩人在自我中將自我顯現。也就是說，“被觀的我”迅速變為“反映的我”（鏡子），將寰宇圖象及其事物顯現出來，詩人在鏡子里見到閃念所啟示的東西，若換成中國佛禪的語言，就是修道者在“智慧眼”中觀看到了幻象和光。

那麽，詩人在第二階段是如何“變化到達”的呢？蘇布爾寫道，詩人“從日常生活中會汲取成千上萬個映象和材料，在頭腦中形成許許多多的閃念、直覺和念頭，它們停留在腦海里的某個部位，可稱為潛在的理性。”（註：蘇布爾《我的詩歌生涯》，貝魯特，讀書出版社，1981年，第22頁。）（下續）

李琛·詩歌的神秘主義闡釋—蘇布爾與馬利坦的比較：藝術創作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心理的、精神的創造過程，歷代文論家對此從不同角度作過各種解釋，但從神秘主義的角度闡釋詩歌，及其創造過程的卻并不多見。我在從事《阿拉伯現代文學與神秘主義》的課題研究中，接觸到了埃及詩人薩拉哈·阿卜杜·蘇布爾和法國當代哲學家、文論家雅克·馬利坦對詩歌創作所作的神秘主義解釋。他們的解釋引起我的興趣，因為它揭示出神秘主義與文學藝術的相通之處。我以為這一解釋是以歷代神秘主義者，和詩人的實踐為依據的，屬于經驗的總結，也符合文學創作的規律，值得介紹。

一

薩拉哈·阿卜杜·蘇布爾(1931-1981)是埃及新詩運動的旗手和代表人物，是埃及當代五位最著名的詩人之一。1957年他的詩集《我的家鄉人》問世，標誌著埃及新詩運動的開端。他一生創作了《我對你們說》(1961)、《老騎士的夢》(1964)、《受傷時刻的沉思》(1970)、《夜的樹》(1972)和《記憶海洋中的航行》(1979)等六部詩集。

他的詩作具有鮮明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時代特色，優雅含蓄，充滿五彩繽紛的意象。他的詩劇《公主在等待》、《哈拉智的悲劇》、《夜行者》及《麗拉和癡情漢》發展了阿拉伯的詩劇藝術，得到評論界的一致贊譽。除此之外，蘇布爾還著有文學評論多部。其中，《我的詩歌生涯》(1981)最能體現他的詩歌理論。

他的理論建立在對人的關注和認識之上，涉及了詩與人、社會、生活和藝術之美的關係，帶有蘇非神秘主義的色彩。在論及詩歌的創作過程時，他將詩歌創作過程等同于蘇非靈修的過程，完全用靈修者的體驗和語言進行闡釋，很有新意。他了解西方文論，又能用阿拉伯伊斯蘭固有文化——蘇非文化——來闡釋詩歌，使其詩作和詩歌理論既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又富于現代性。
蘇布爾的詩歌理論以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吧！”作為開篇，意義重大。他認為，人認識自我的前提是先具備自我意識，自我意識是批評自我的起點，也是前進旅程的第一步。然后，人方能在觀察和沉思自我中認識自己。人注視自我是人類認識上的最大轉變。因為這種認識由舒緩的靜態轉化為超越的動態，使人類語言提升到與自我對話的階段。若這語言是純凈、無誤解和含混的話，它就處于對話的最真實、純潔、連續的階段。注視自我的意思不是專注人本身，而是自我變成寰宇圖象及其事物的中心和焦點。人在觀察自我的過程中檢驗著他與周圍事物的關係。于是，這對話不是雙方的，而是三方的，是一種“三方對話”的結果。人成為“觀者的我”、“被觀的我”和外界事物三者之間的一種對話，并于對話中發現真理。蘇布爾援引蘇格拉底的話說，真理不能植入人心，必須通過辯論才能獲得。真理始于“觀者的我”開始思想，然后在“被觀的我”身上以懷疑和沉思面對所看到的事實（或稱為事物），并加以檢驗。蘇布爾由此引申到人類的歷史，認為歷史可以說是人沉思自我的歷史，或者說是“觀者的我”、“被觀的我”和外界事物三方對話的記錄。（下續）

[我的神秘見證]

陳明發《夢魏源》

已經是第三天，同個時間
晨曦推開葉隙露出朦朧的臉

我不打算立即起床
寫下夢裏的經歷
當意念和情境對坐相看
任何符象都經不起翻譯

頭一晚的手信是豬肉三斤
素昧平生的你囑我西式烹製
第二晚你給我理頭髮
抖盡晚雪的批肩成圍巾
第三晚，我設法把一句話
攪進就快滾沸的熱湯
韻律像麵團在鑊裏不委婉
一用力，折斷鍋鏟

我明白圍巾的寓意
可新的勺具
在哪裏？

（21.7.2021）

Heywhipple: Big Ideas vs Long Ideas

The new icon for a "long idea"?

Gareth Kay is one of the few certifiable digital experts out there and he proposes that there’s a subtle but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big ideas and what he calls “long ideas.” These are ideas that are rich enough to be extended into digital and other channels for a long time. They are less brand ideas than they are brand stories.

Kip Voytek is another digital brainiac I’m lucky to call a friend and he added to Gareth’s description with this long wonderful email:

I still think it’s worth encouraging teams doing digital work to come up with good ideas – emphasis on good rather than big, and plural rather than singular.  I have a speech slide with a picture of Madden 2010, World of Warcraft, the iPad, and Nike+ and I challenge people in the audience to come up with the “big idea” behind each of these products.  While people invariably come up with a high-level descriptor, they usually wind up discovering that there are dozens and dozens of big ideas in them; design details, executions, lots of ideas that all add up to its market appeal.  When I had the Nike account in 2002, Nike kept asking us, “What is the big idea of this site, this app, this page?”


An art director finally got exasperated at this ongoing request and said “Don’t you get it?  I have to come up with dozens of great ideas to make a great digital experience.  If you make me focus on only one, you’ll have an experience with one great moment followed by dozens of mediocre ones.”

Kip went on to suggest that teams who are briefed to find the one big idea almost always come up with a decent concept, while teams that are freed from the mandate for one big idea think about the long view of the customer and come up with rich experiences that work across the entire customer journey.

When we pay to slavish obedience to a “big idea” we can end up leaving a lot of good concepts on the table. Does every single thing we produce have to look like a clone of the main idea? My guess is no. Yes, it needs to report to the same brand, the same idea, but let’s not get all Concept-Nazi. Sticking to the war metaphor for a minute longer, I am reminded by a cool thing my friend Mike Lescarbeau (CEO of Carmichael/Lynch) told me: he compares a really good idea to a nuclear bomb and asks “Does it really have to land precisely on target to work?”

Come to think of it, long ideas apply also to other areas.

Is every single Beatles song the best one they did? No, but the Beatles story, the Beatles voice, the Beatles brand? Solid as a rock. I liken this long idea concept also to the output of authors. I happen to like Stephen King. In my opinion, the last top-notch A+ story he wrote was The Green Mile, but the dude keeps puttin’ the new titles out there and I keep reading because I love his voice. I love the idea of Stephen King. Long ideas are what you want for brands that are gonna be around for awhile. This blog, it’s a long idea, too. Not every posting is A+, but I’m pretty sure I’ve done some good ones. What’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I keep at it, keep posting, keep adding to the original iteration.

So remember: It’s not a big idea if it’s only a big idea for a while.（https://heywhipple.com/big-ideas-vs-long-ideas/）

「一帶一路」知識產權

中新社北京2018年8月28日電 (記者孫自法)由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版權局、商務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共同主辦的2018年「一帶一路」知識產權高級別會議，28日在北京開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會議致賀信，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了出席會議的嘉賓代表，中國國務委員王勇、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銳出席開幕式並致辭。來自「一帶一路」沿線近60個國家的知識產權機構、國際及區域組織以及駐華使館代表，同東道主知識產權領域政產學研各界代表共聚一堂，圍繞「包容、發展、合作、共贏」的會議主題，共商知識產權合作大計，共謀「一帶一路」知識產權事業發展大局。

弗朗西斯·高銳表示，感謝中國政府對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合作所作出的努力和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工作的支持。此次「一帶一路」知識產權高級別會議的召開，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知識產權和知識產權國際合作。

他說，當前，全球面臨著數字化帶來的多重挑戰，尤其是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對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新的要求，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願與各國一道，加強溝通，增進合作，共同促進全球知識產權體系建設，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事業發展和經濟繁榮。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主持開幕式並做會議首場主旨報告。他指出，推進「一帶一路」知識產權合作，促進經濟發展，實現共同繁榮，「始終是我們的合作宗旨和共同目標」。要發揮好知識產權在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關鍵是要凸顯知識產權的市場和經濟屬性，加強與產業發展的緊密結合，大力推動專利、商標、版權、地理標誌等工作，支撐創新型經濟、品牌經濟、文化產業和特色經濟發展，提高經濟發展水平。

申長雨還對進一步深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知識產權合作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共同推進更深層次的知識產權合作；二是共同推進更加完善的知識產權基礎保障；三是共同推進更加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

2018年「一帶一路」知識產權高級別會議為期兩天，與會代表還將圍繞「知識產權在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發展全球知識產權體系及共同策略，應對數字時代全球知識產權體系面臨的新挑戰——法律、最佳實踐及合作」等議題展開深入交流討論。(完 / 2018年08月28日 來源：中國新聞網)

陸坡《鐵拳飛踢真功夫》整代香港功夫片簡史

邵氏兄弟、李小龍？香港功夫片留名世界

如果要說有什麼擺出架式就可以有滿滿的華人味，功夫電影可說是最讓世界所認識的，並且可以與韓國和日本電影做出區隔。對於許多不了解功夫的人來說，是從看了李小龍的電影開始了解、更早的有許多港台中國的觀眾從邵氏兄弟的武打戲劇開始對「功夫」留下印象。

紀錄片《鐵拳飛踢真功夫》是一部簡要帶過觀眾觀看一整代功夫片站穩國際的簡史，從邵氏功夫片開始、李小龍傳奇、一直到洪金寶、成龍、跟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等，此外也對比關於中國功夫片在世界上意外的另類影響，而讓不同國度的人對電影產生共鳴，甚至讓人看見80、90年代香港功夫片風靡整個華人市場的盛況。

「功夫」算是中國在世界上很具代表的文化之一，早在1928年上海的明星影片公司拍攝的《火燒紅蓮寺》武俠片，算是第一部融合中國功夫的電影。但真讓功夫電影走進世界觀眾眼裡的，香港可說是功不可沒，不管在演員或是小成本大成本的電影上，都是國外影迷了解功夫的啟蒙之一。

也因國外對於中國的「武俠」、「功夫」等沒有太多概念，故在進入市場上有許多難度，直到1971年邵氏公司的《天下第一拳》在美國上映，一躍成為當年全球十大賣座電影之一。

《鐵拳飛踢真功夫》是一部以簡單人物訪談資料和歷史劇照影片整理講述中國功夫片的紀錄電影。在NETZFLIX平台上雖然多加了『邵氏出品』四個字，但電影整體介紹邵氏電影的篇幅只有在開頭較多甚至不全面。

在節奏上整體出現很大的問題，例如前面像是趕火車一樣快速穿插各種影片和解說，而後面又突然放慢速度，並且在資訊量上穿插了許多想說的事情，例如：功夫對各國人的影響、中國民主主義、後續歐美電影受到攻夫的影響動作片的改變，太多事情參雜再一起導致主題的「功夫」變得非常零碎。

[img=]https://kevinmoleaf.weebly.com/uploads/2/6/2/4/26248190/mv5bzwy0mtc...

這部紀錄片剪輯和製作都相當不成熟，甚至沒有考察全面。例如考察了邵氏電影，卻對一樣在香港賣座的黃飛鴻系列沒有過多描述，甚至在現代功夫片的考察只到成龍或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李連杰、趙文卓等武術運動員出生當今在功夫片上的面孔幾乎沒有提起。

反而花了許多篇幅去講述黑人和白人功夫片演員，甚至在結尾最後來了個烏干達毫無相干的戰爭片？讓人不知所云，這讓整部片的品質大幅降低，甚至覺得過度延伸與跑題，像是沒有素材應是穿插來湊數一樣悲催。

《鐵拳飛踢真功夫》整部觀影下來問題很多、考察不夠甚至對於武俠和武功等也未給觀眾了解兩者的差異性。但是在一些延伸方面還是不錯的，像是過去邵氏電影中的女俠，甚至男扮女裝的女演員，在當時大男人主義年代的世界觀中反常的有強大可以跟男人披敵的女性。

而香港武俠片也有著各種重口味的血漿噴灑穿插等特殊化妝，雖有些兒童不宜但也是香港電影在當時勇於各種嘗試，而飛如今因受限於娛樂令讓整體綁手綁腳的情況。

電影中也敘述關於武打明星甚至各種的特技動作和打鬥套招都是真實上演，這也使當年香港功夫片誕生一堆真槍實彈的武打明星，甚至許多女性武打演員不亞於當代男星。而在種種武打明星敘述中，李小龍應該算是最深刻也最多的篇幅，甚至高過邵氏兄弟，這也使中文電影標題《邵氏出品：鐵拳飛踢真功夫》感覺有點莫名的違和感。

而在受到功夫片的引響上，電影雖然嘗試做出全面性，例如在：舞蹈、潮流文化、主流電影上去說功夫對於這些事物的引響，但卻不夠全面讓人覺得在節奏和論述上都轉得相當硬不夠讓人信服。

《鐵拳飛踢真功夫》像是有了主題卻沒準備好的台上報告，簡報雜亂不堪翻譯標題還打錯，甚至整體看下來有一大半都在敘述李小龍在美國影視與拍攝的電影史，並且想用黑人種族平等、女性主義的視角做出加分，但卻變得更亂七八糟，甚至最重要的華人演員幾乎都沒考究的一筆帶過，如同網路上粉絲剪出來的影片花絮。

只能說導演只想很快想給觀眾吃下他料理的東西，殊不知這些東西半生不熟難以下嚥。（延續閱讀：邵氏出品：鐵拳飛踢真功夫 / 2020-09-09 https://home.gamer.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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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慕課鏈接

Jeeridyne：砂拉越自家电视台 强势登场！

（古晋12日讯）砂拉越首家本土电视台-砂拉越电视台（TV Sarawak）昨晚正式由砂州元首敦泰益玛目主持推展，这场别开生面的推展仪式透过ASTRO和砂拉越电视台脸书官网直播，让全马人民一同见证历史性一刻！

砂拉越电视台配合砂州元首84岁华诞，于10月10日正式启播，而随着砂拉越电视台推展，砂拉越也成为马来西亚首个拥有自家电视台的州属。

砂首长拿督巴丁宜阿邦佐哈里昨晚出席砂拉越电视台推展仪式上致词时说，砂拉越电视台的诞生对砂拉越而言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大家聚集一堂，见证州元首敦泰益玛目推展砂拉越电视台。

他表示，欲促成砂拉越电视台的成立是一段漫长而艰巨的旅程。他感谢所有将砂拉越电视台成为可能的工作人员，特别是砂拉越媒体集团（SMG），得以应对所有挑战，以致今天可向所有砂人民和大马人民自豪地展示砂拉越电视台。

拿督巴丁宜阿邦佐哈里：砂拉越电视台不仅提供本地官方新闻、全国及全球新闻，也是一个促进多元民族和文化团结的平台。

“砂拉越电视台将成为砂拉越人参与内容创作、制作和演出的平台，更能激发人们展现创意领域的才华，通过这方面建立经济效益。虽然前方仍有许多挑战，但我不会低估砂拉越人在相关领域的才华和潜质。”

他强调，砂拉越电视台昨日下午配合州元首84岁华诞开播节目，这是送给砂拉越人民的好礼物，更重要的是，砂拉越电视台作为一个平台，在本地创意舞台上宣传本都作品。设立砂拉越自家电视台，也是他刚从已故丕显斯里阿德南手中接棒时所做出的承诺之一。

因此，阿邦佐哈里感谢上苍，让他在位3年时间内，履行了其中一项对砂拉越人民的承诺。他乐见，砂拉越电视台无疑将成为内容创作者、制作人和表演者展示作品的最佳平台，砂拉越电视台的成立，对砂拉越人民而言是一种梦想成真。

令他感到鼓舞的是，他相信，砂拉越并不缺乏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观众展示才能和内容材料，砂拉越大部分的才华都必须透过其他管道找到舞台，才能被更多观众所发现。

“谁不认识达央诺法伊莎（Dayang Nurfaezah）、鲍勃（Bob）、马来西亚世界小姐得主德薇丽雅娜（Dewi Liana）、马来西亚环球小姐得主法兰西斯卡鲁红（Fransisca Luhong），他们都是砂拉越子民。”

阿邦佐哈里续称，砂拉越电视台不仅提供本地官方新闻、全国及全球新闻，也是一个促进多元民族和文化团结的平台。砂各族团结精神不仅要受到维护，更要分享这项美德。

此外，他希望，透过砂拉越电视台，可让世界各地发掘砂拉越旅游潜能。他表示，今年砂拉越是透过ASTRO平台进行测试性运作，毕竟作为一家新的电视台，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测试，以确保技术稳定和运行顺利，并且符合业界水准。

阿邦佐哈里表示，砂拉越电视台计划明年扩展至MY TV旗下数码地面电视（DTT），即数码广播平台，届时可继续为观众提供免费观看。如今，人们可通过ASTRO频道122、NJOI频道122及ASTRO GO观看砂拉越电视台新闻和特备节目。（12.10.2020（https://tvstv.my）

On the other side, the pandemic drastically altered the landscape, forcing instructors to rely on technology for virtual instruction. AI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both learning and teaching, assisting the educational industry in evolving to benefit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education system can follow businesses and mega-corporations to ensure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and prepare their students for jobs roles incorporating enterprise AI. It refers to the use of advanced machine learning and cognitive skills to uncover and distribute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data and information in a manner that closely resembles how humans search for and analyze information.

What is Education 4.0?

Technology began to penetrate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in the new millennium, and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began to use technology in fundamental ways (otherwise known as Education 2.0). Education 3.0 emerged as technology advanced, especially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a more user-generated internet. This enabled students to access their own information sources, the ability to learn electronically and platforms to communicate with teachers and other students. Education became more networkable, with students having their own direct link to a range of different knowledge sources, rather than being concentrated on a back-and-forth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Education 4.0 is a technique of learning that is connected with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focuses on transforming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throug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utomation. Smart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are part of this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y are all affecting our daily lives. Universities must prepare their students for a world in which cyber-physical systems are ubiquitous across all industries if they are to continue to produce successful graduates. This entails incorporating technology into the curriculum, alte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entirely, and leveraging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university experience. （Source：Mar 31, 2022 Forbes）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4.0: The Machine Learning-Driven Future Of Learning by Naveen Joshi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face motivating, inspiring and potentially broad difficulties as a result of digitization and virtualization in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education will be important drivers of growth and innovation, just like they have been in all industries. Individuals should be able to build more comprehensive expertise,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as well as release their innovative potential, using smart and intelligent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resources. While AI-powered solutions have been around for a while in the EdTech field, the industry has been sluggish to embrace them. (31.3.2022 Forbes)

In education 2.0, teachers are still the source of knowledge but they started adopting some new and more open roles like being guides, mentors, and helpers. And though education2. 0 is heavily digitized but it was still operating within the same framework of education 1.0.[Education 1.0 Vs Education 2.0 Vs Education 3.0]

Education 3.0 refers to a change in paradigms, where teachers are no longer at the forefront of education. Instead, education is focusing on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with teachers acting as a mentor rather than an instructor. [Blended Learning in Education 3.0]

Education 4.0 is a technique of learning that is connected with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focuses on transforming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throug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automation.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4.0: The Machine Learning-Driven Future Of ...]

In HR 4.0, leaders from all walks of the hierarchy participate in the day-to-day management of people; they have tools and methods that help them collaborate with HR by inserting good practices and intelligent routines into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HR 4.0: how technology is transforming people management]

Bleach〈主題内容社媒〉

我懂了，你是説，我們怎樣思考，很大程度上受到之前收到的資訊所影響，對不對？有創意的人當然懂得逆向、翻轉過來思考。不過，還是受到之前的資訊所影響。資訊影響不是問題，問題是首先獲得了什麽資訊。微博”推“、”讚“什麽很重要。

可惜，現在的資訊無限度爆炸，據説每72個鐘頭就加倍。雖然google很驕傲的説，他們的蒐索器在0.1秒內，就能給我們找出100萬，還是7千萬筆相關關鍵詞的網頁鏈接。卻往往不是你所要的東西。

用得着的資訊才有價值。微博媒體如面子書、維特與撲浪，很友善，可是他們並不創造本身的內容，更別説是你所要的內容。就像電話可以聯繫人，但電話不會在你情緒低落時給你説出輔導的福音。若是你有某某生命線服務中心的聯繫電話號碼，你就可能打給他們，聽聽安慰心靈的聲音。

對一個正要自殺，想和誰講講話的人，無關人士的電話號碼，縱使有一百、一千個，對他/她一點幫助也沒有。可是，今天，對於大部分領域的專業或從業人士來説，上網找本身領域的資訊，往往是花在找尋的時間，多於了解、吸收有關資料的時間。

所以，我絶對同意以主題網站爲主、社交媒體爲輔的上網經驗。

太瘋了，添加上面的評論後才發現，博主隻是發個有關社交媒體的小故事，我就大發偉論，冩得那麽長！可是，我的用意是，雖是一個生活小插曲（愛墾不是標榜”故事城“麽），它也不應該在資訊海嘯中沒頂，那位網友愛好有價值的故事，就應該將它往深的方向發展。

看見幾位網友給別人的內容加照片，補充錄像視頻，發表有感而發的深刻想法，並在社交媒體上轉發，説是在辦微型展覽場，我覺得倒好像朋友開新店，給他們送鮮花那樣。大家打打氣，這樣才會有更多的好東西享受。而不是在蒐索器上生氣自己。[July 19, 2011 ]（微博講的是“推”？阿兵哥更懂得推）

曹林評《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係》

社交媒體和人際關係是當下的熱門顯學，我一般不太喜歡這類追逐時尚和熱點的新書，認爲熱門的事物和對它的思考是需要沉淀的。但這本書吸引了我，讓我對似乎很熟悉的社交媒體有了深層次的認知。

譯者董晨宇在序中談到了“讓陌生之事變得熟悉”和“讓熟悉之事變得陌生”，避免過於熟悉而形成的平庸化危險。我正是帶着這種陌生化的視角來理解社交媒體這個已經深嵌入我們日常的熟悉之物的。我喜歡這種讓自己感覺陌生化的閱讀，這樣才有增長見識，如果隻看合乎既有想法的書，永遠隻會知道已經知道的事，形成見解的內捲化。

作者作爲第一代深度的社交媒體使用者，通過紥實的研究對社交媒體作出全新的闡釋。比如對於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她跳出了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視角而提出了馴化論：技術決定不了我們，社會也決定不了技術，但可以馴化技術。

我們如何使用和表現這些技術，誰使用它、如何使用它、誰不使用它，會影響到一種技術的後續發展，技術最終呈現出的樣態，是人馴化出來的，就像人對寵物的馴化一樣。她還談到了成人對兒童使用新媒體的恐懼，本質並非道德恐慌，而是成年人害怕喪失控制權的表現。父母常將新媒體視爲控制和監視孩子的手段，而孩子卻將其視爲實現獨立和隱私的方式，衝突由此産生。

常有人痛心疾首地認爲作爲中介的社交媒體毀滅了具身的社交，她認爲，中介並不意味着貧瘠，中介化交流應該被視爲一種新穎、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不是具身交流的縮減版本，新媒體並不會用虛假的模擬來削弱或替代真實的參與，大多數人並沒有利用這種去實體性來創造夢幻的或者根本上具有欺騙性的自我。

（《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係》，南希·K. 拜厄姆（Nancy K. Baym）著；董晨宇 唐悅哲 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01月）

愛墾評註：新文科建設（下）

本科教育與研究生教育緊密結合。高校人才培養是一項系統性工作，各個學段相互銜接，緊密聯系。新文科建設應遵循不同學科專業學生的培養規律，探索不同的人才培養模式，宜接則接，宜分則分。對於文、史、哲、理論經濟學等基礎學科人才培養，適宜專門選材，實行寬口徑、厚基礎、長學制貫通培養，尤其是實行滾動式可淘汰的本碩博貫通培養模式。對於應用性強、學思踐悟的學科專業，大部分適宜“學習—實踐—再學習—再實踐”的發展路徑。但無論哪種培養模式，都要求統籌本科教育與研究生教育，在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引導研究、授課方式上進行針對性系統設計，而不是各學段教育教學彼此割裂、相互分離。因此，新文科建設一定要統籌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一體謀劃，共同參與，協同實踐。

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緊密結合。理論是行動的先導，沒有正確的思想引領，就沒有正確的實踐方向。因此，注重加強理論研究，將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緊密結合起來，是符合認識論一般規律的要求，對於起步不久的新文科建設而言尤其重要。因此，有必要以研究項目的立項實施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帶動改革實踐發展，打造一批體現中國文化、中國智慧、中國經驗的標誌性成果，建設一批中國案例，助推新文科研究走深走實。

新文科建設路徑再細化

兩年來，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領導下，在教育部教指委指導下，國內高校在頂層設計、專業設置、培養模式、課程教育、實驗平台等方面積極採取新舉措，進行新探索，初步形成了可供參考借鑒的經驗。

新專業（方向）。要加快專業佈局優化調整，以新的思路和跨界模式，探索建設適應引領時代發展的新專業（新方向），培養創新型專業人才。

加強專業學科交叉融合。按照交叉融合範圍和程度，可分爲以下幾類：一是人文科學內部融合。比如説國學人才培養，山東大學尼山學堂的研究實踐表明，文史哲專業不打通，優秀國學人才就很難培養出來。要培養未來的國學大家大師，深度融合文史哲專業值得探索。二是人文與社科融合。譬如，以外語+國際政治、外語+國際經濟、外語+法學等模式培養複合型國際化人才，以及融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於一體的PPE項目以培養理論人才，都是有價值的改革探索。三是文理融合。譬如金融科技、科技考古、計算社會學等，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科技與傳統文科相結合，旨在培養業界學界創新發展急需的新型人才。四是文工、文醫融合。譬如，適應高層次專業化人才新需求，可探索文工交叉、本碩貫通的複合型甚至國際化知識産權管理人才培養，藝術設計與新媒體結合的現代藝術設計人才培養，醫學與心理學、社會學結合的護理康複人才培養，等等。

積極培育文科戰略新興專業。新文科建設要始終堅持“四個面向”，在專業建設上也要主動適應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通過培養目標和課程結構的改革調整，實現人才培養質量提高和未來發展潛力提升。日前，教育部公佈的2020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中，有37個新專業列入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全國各高校專業結構優化、調整、轉型、升級的速度和力度明顯加快，新增專業跨學科特徵明顯，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成爲專業建設重要方向。譬如，山西財經大學新增的應急管理專業，就是致力於培養全媒體時代擅長應急管理、輿情分析、風險評估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再如，在新的社會需求和教育背景下，文科專業如何與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新技術交叉融合，把現代科學與信息技術最新成果應用於新文科，爲文科提供新命題、新方法、新範式，也是新文科建設的重要內容。

探索微專業建設。高校可根據需要和條件，重視探索微專業建設，以新的思路和跨界模式，圍繞某個特定學術領域、研究方向或者核心素養，提煉開設一組核心課程，打造輕量型專業結構，輔助於學生主修專業學習或者滿足學生多元化、個性化成長需要。2020年山東大學推出首批18個微專業，作爲輕量型、創新型學科融合培養，備受社會關注。

新模式。不同類型的人才，其培養模式也不同，要積極探索文科人才培養的新模式。對於致力於培養學術型文科人才的學校，本碩博縱向貫通式培養的統籌至關重要。寬口徑、厚基礎、長學制的本碩博貫通培養模式，滾動式可淘汰的培養機制，是培養精英國學人才、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人才的重要渠道。對於應用型人才，要加強橫向合作式培養，整合人才培養的優質資源，通過國內外機構的學習和實習，開拓視野，增強能力。譬如，高校與境內外教學科研機構聯合培養。上海財經大學的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採取國內外高校、境內外機構學習實習的有機集成模式，培養效果良好。通過校政校企聯合培養，提高文科學生培養質量。通過跨校跨院聯合培養，探索雙學位或主輔修、微專業的建設方法與實施策略。

新課程。一是要抓好新文科課程建設，開發新課程，改造老課程，編冩新教材，補充新內容，把握文科教育的價值引領性，充分體現新文科融合化時代性國際化特徵。四川大學面向全體學生開設的“中華文化”必修課，推出的文科大師領銜的系列通識教育核心課程，彰顯了文科獨特的育人功能。

二是要高度重視文科實踐課程建設，把深化實踐教學改革、培養學生實踐與創新能力作爲文科課程建設的重點。完善實踐教學體系，加強實踐基地建設，建設實踐教學平台，實現産教良性互促、校企協同推進，讓學生真正深入基層、了解社會。譬如，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以強大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實力爲依托，在整合各學科科研力量的基礎上，組織實施了多項大型長期追踪調查項目，中國綜合社會調查、中國教育追踪調查、中國老年社會追踪調查等，逐年編制發佈中國發展指數（RCDI），並與日本、韓國等國家聯合發起了東亞社會調查（EASS）計劃。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堅持以數據爲驅動、實証爲引領、應用爲導向，服務科研、服務教學、服務諮政和智庫建設，是跨學科、跨院系的綜合性科研教學基地。

三是要加強國際化課程建設，重點建設一批符合國際標準和質量要求，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化課程群。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設在線開放的國際化課程，推動國際化慕課上線。如國學系列、藝術系列、人文系列大師級等慕課主題的視頻教學內容，生動講述、立體展現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

新理論。面對新歷史方位，需要新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教材體系。回答這命題需要執着探索和長期積累。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多年致力於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研究，創立了“新結構經濟學”；外交學院教授秦亞青將“過程和關係”兩個中國社會文化中的重要理念植入國際關係理論，提出了過程建構主義的理論模式，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的國際關係理論體系；山東大學資深教授曾繁仁一直致力於研究生態美學，深耕於基礎理論領域，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新生態美學理論體系。這些都是值得學習的案例。（新文科建設：走深走實 行穩致遠；作者：樊麗明 [山東大學校長、教育部新文科建設工作組組長]；來源：中國教育報 2021-05-10）

文科的時代性。從國內來看，中國正處於“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與中國文化直接相關的一些重要問題亟待突破，關鍵是如何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新性發展和創造性轉化”。這是近幾年中央特別強調的一個時代命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在曲阜視察每次都會談到這個問題，這是新文科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文、史、哲、藝學科發展到今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應該如何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我的理解是，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要求，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進一步加以闡釋、拓展和完善，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增強文化的生命力、感召力和説服力；創造性轉化就是要適應時代特點，對那些傳統的表現形式和傳播方式進行繼承與創新，探索形成現代的、多元的、開放的表達形式和傳播方式，增強文化的傳播力、感染力和影響力。新文科建設要致力於回應這一重大命題。文、史、哲、藝等學科的學者們應該以跨學科視野、跨文化視角加強研究教育創新，回應時代需求。

文科的中國化。關鍵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四大體系建設問題。對社會科學來講，中國化尤其重要。社會科學本身與社會密不可分，社會科學的中國化目前矛盾突出。以經濟學爲例，現在從本科、研究生到博士生，只重“三高”，即從初級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到碩士中級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再到博士高級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正在淡化，中國經濟思想史、世界經濟思想史是否受到足夠重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改革開放史以及中國兩代經濟學家的經濟思想是否已經梳理，我們應該深刻反思。因此，基於中國文化根基的、立足於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教材體系，需要我們去研究、去構建，這個任務遠未完成，任重而道遠。

從“五四”運動到現在100多年，新中國成立70多年，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不斷發展，勢不可當，已經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使命，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的新時代。然而，中國社會科學理論落後於實踐發展的問題尚未得到有效解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教材體系尚在建設之中，這也是一個重大的時代命題。如何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針對不同學科專業、不同課程、不同學問，應該選擇何種具體路徑？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爲框架，以總結提煉中國發展模式和道路爲重點，實現充實提高？是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兼收並蓄，另闢蹊徑，以基礎理論創新爲重點，實現基底重構？還是以現代西方理論爲框架，補充中國實踐案例，實現改造應用？抑或是因無涉制度道路，應該共享人類文明成果，秉持“拿來主義”即可？這也是當下新文科建設必須回應和解決的課題。

文科的國際化。從國際來看，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國關係、國際秩序、地區安全、社會思潮、全球治理都在急劇重塑、重構。在這樣一個大變革時代，我們應以雙向全球思維來進行思考。一方面，隨着經濟實力快速增強，中國的資本、人員、文化不斷走向世界，文科科研和教學對此起到了一定的服務支撐作用。另一方面，在國際地位逐步提高的進程中，我們也應該吸納不同民族的智慧，在更廣闊、更公平的平台上進行經濟交往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鋒，實現經濟互通，文明互鑒，減少各種形式的衝突。

因此，我們需要以創新理念爲引領，實現文科教育的超前識變、積極應變、主動求變，不斷創新國際經濟政治理論發展，培養更多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代表中國立場、富有家國情懷的國家急需人才，來應對各類社會思潮交匯激盪和貿易戰金融戰的挑戰，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改革開放40多年，在我看來，有幾個領域的人才培養做得仍然不夠。一是國際組織人才培養。我們現在的工作遠遠落後於需求。中國在國際組織的席位，尤其是中高層席位，仍有空缺。這説明中國高等教育的前瞻性問題沒有解決得很好，理論研究的前瞻性問題也沒有解決得很好。二是國家急需的國際化人才培養。譬如，服務國家全球化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如何在語言普及和教育上做好頂層設計；針對全球化信息化時代信息傳播新特點，如何培養面向國際受衆的全媒體新聞傳播人才；隨着中國科技創新能力逐步提升，如何培養和儲備爲國際專利服務的專業人才，等等。三是國際學生培養。如何培養親華友華、利於和平發展的新一代國際學生，且不斷提高生源質量和培養質量，這也是亟須解決的問題。

綜上，如何理解新文科？我認爲，新文科建設的核心要義是立足新時代，回應新需求，促進文科教育的融合化、時代化、中國化和國際化，引領人文社科新發展，服務人的現代化新目標。

新文科建設原則再實化

經過兩年多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新文科建設的基本遵循已經形成，即堅持尊重規律，堅持立足國情，堅持守正創新，堅持分類推進。結合工作實踐，我認爲，新文科建設要進一步做到“三個結合”：

一是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緊密結合。只有強有力的科學研究，才能支撐富有成效的新文科人才培養。無論是認識新科技革命對文科知識體系發展的作用和人才培養的新要求，認識國際形勢的新發展新特點對國際經濟政治及文化教育的新影響，還是推動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教材體系，科研的支撐引領作用不可替代，不僅不能缺席，而且最好先行。因此，新文科建設必須將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緊密結合，統籌謀劃，協調推進。人才培養孤軍作戰，新文科建設就深不下去、實不起來，成效會大打折扣。

樊麗明·新文科建設（上）

2018年，中共中央明確提出，“要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提升教育服務能力和貢獻水平，發展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2019年4月，“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啟動大會在天津大學召開，啟動全面振興本科教育攻堅行動，大力推動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2020年11月3日，全國新文科建設工作會議在山東大學威海校區召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岩作了題爲“積勢蓄勢謀勢識變應變求變全面推進新文科建設”的主題報告，新文科建設工作組發佈《新文科建設宣言》，對新文科建設作出全面部署，描繪了新文科建設的“施工圖”，爲依托於山東大學的全國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正式揭牌。由此，新文科建設進入全面啟動的新階段。《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指南》隨後發佈。各高校、各文科教指委乃至各地方教育主管部門迅速反應，積極行動，創造性地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新文科建設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

中共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十四五”時期乃至2035年教育發展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的明確要求，並強調“要提高高等教育質量”，2035年實現建成教育強國的宏偉目標。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學考察時強調，建設一流大學，關鍵是要不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要用好學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劑”，加強基礎學科培養能力，打破學科專業壁壘，對現有學科專業體系進行調整升級，瞄準科技前沿和關鍵領域，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加快培養緊缺人才。今年是中國“十四五”開局之年，也是全國新文科建設揚帆起航的關鍵之年。新文科建設的走向應當聚焦文科教育高質量發展，推動新文科建設走深走實、行穩致遠。

新文科內涵認識再深化

認識引領行動，方向決定出路。“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越是在新文科蓬勃發展的新階段，越是要不斷反思、不斷研究、不斷加深對新文科內涵的理解。要從國際、國內發展形勢出發，深刻理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新形勢和文科教育創新的新要求。

文科的融合化。新科技革命與文科的融合化發展已經達成初步共識。新科技催生了以跨界融合爲特徵的新産業新業態，新産業新業態的快速發展産生了對知識複合、學科融合、實踐能力強的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催生交叉新專業，促進開設新課程，探索育人新模式，且推動現有專業升級改造。同時，科技進步不斷創造着研究學習的新方法新手段，新科技發展和新産業新業態持續引發着新的研究課題，不僅促進自然科學進步，也促進文科學術視野的拓展和思維範式的變化，推動文科研究內容與方法的融合創新。因此，“新文科”之新首先在於新科技發展與文科融合引致的文科新增長點，傳統文科專業、課程以及人才培養模式的更新換代。

曹林·如何如何砲制一套完美的陰謀論？（摘錄）

陰謀論大行其道，首先因爲它迎合了人們一種錯誤的哲學思維，即某種重要的、影響廣泛的後果，很可能是由重要的、影響廣泛的原因造成的。這就是帕特里克－萊曼的“重大事件－重大起因”思考模式。波普爾對這種思維的歸納是：這個世界上無論發生了什麼事，都肯定有某個人是造成此事的原因，而且是某個人故意做的。人們總嘗試着將一些重大的事件與一些重大的原因結合在一起。陰謀論由此而生，他們也試圖從劉翔退賽這樣的大事件、爆炸性新聞中尋找一個重大的原因，傷病這種“小原因”不足以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然後，陰謀論迎合了人們某種“假想存在某個敵人”的思維，這些人總臆想着世界充滿了敵人，他人即是地獄，社會是人與人鬥爭的野蠻叢林。這種鬥爭意識使人時時處於緊張的猜疑之中，或臆想着受壓迫，或臆想着被蒙蔽，這就是陰謀論的土壤。關於劉翔退賽的陰謀論就帶有這樣的特徵，設立了政府和商人作爲對立面，雖然信口開河牽強附會，但頗能贏得一些人相信。

陰謀論所以有廣泛的市場，還因爲它充滿着懸疑的刺激、驚險的誘惑和生動的故事性。這極大地豐富着人們的談資，所以陰謀論會在當代文化中無處不在，數以千計的電影、脫口秀和電台熱線節目都以它們爲主題。一些人在故作玄虛、神秘兮兮、嘩衆取寵地談論一個陰謀時，既顯得自己很聰明、能洞察一切，又能滿足公衆對故事性、觀賞性和刺激性的偏好。

哲學家羅素説過：從虛假的前提出發，狗屁都可以推出來。只要精心選擇証據以支持預設的立場，任何荒誕不經的結論，都可以讓不具備分辨能力的人信服。如何砲制一套完美的陰謀理論呢？英國《新科學家》周刊的建議是：選擇你的對立面、選擇你的事件、構造你的故事、準備你的辯護詞——我認爲這還缺一個最重要的建議：選擇一個信息不對稱的環境。 （2008-08-21 愛思想）

范式变革：组织管理中的美学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 IF 11.3 ) Pub Date : 2022-12-27 , DOI: 10.1016/j.jbusres. 2022. 113574 ；Raquel Sastre, Alba Yela Aránega

本研究研究组织的美学，并从符号学的角度确定组织美学的要素及其员工对它们的看法。这项研究使用定性的、回顾性的、横断面的方法论方法和非实验设计，增加了新范式的理论发展。为了验证确定的维度和变量，使用基于符号学的方法对 346 人的样本进​​行了三项实证研究。该研究也是定量的，因为从调查中获得的结果以符号矩阵中的数字形式呈现，它确定了组织美学所涉及的维度。

“组织美学”学刊～https://oa.journals.publicknowledgeproject.org/index.php/oa

組織美學知覺與幸福感關聯性之研究：以工作投入為干擾變數探討

组织美学是近年来管理领域的发展主题，对员工效能可能会产生影响，而当员工工作投入程度有高低不同时，是否会有差异亦值得研究。本研究以组织美学知觉为自变数，幸福感关联为因变数，工作投入为干扰效果。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二：1.探讨组织美学知觉与幸福感是否有显著相关性；2.探讨工作投入变数对组织美学知觉与幸福感关系扮演干扰角色。本研究回收有效问卷338份，研究采取相关分析与阶层回归分析，发现组织美学知觉与幸福感有显著关系，工作投入有部分显著干扰效果；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Aesthetic Perception and Well-being: Moderating Variable of Job Involvement

劉仲矩(Chung-Chu Liu) ； 林碩鶴(Shou-Ho Lin)

輔仁管理評論 ； 22卷3期 (2015 / 09 / 01) ， P63 - 91

美學 ； 組織美學知覺 ； 幸福感 ； 工作投入 ； Aesthetics ； organizational aesthetics perception ； well-being ； job involvement

Organizational aesthetics have been the development theme of the management field in recent years, it may influence employees' effectiveness. It is worth researching whether there will be any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degrees of job involvement. In this study,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is organizational aesthetic percepti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s well-being, and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is job involve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1.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aesthetic perception and well-being. 2. To defin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aesthetic perception and well-being. A total of 338 valid copies have been adopted.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are adopt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al aesthetic and well-being, and there is partial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job involvement. This study gives some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愛墾評註：ESG与職場幸福感，地方美學感性的關係，结合进“社會”（Social）項目，因而與教育4.0、學習4.0等有關。]

從組織美學的美學議題來看，根據前述研究結果，建議從以下層面進行：

1. 成立空間改造專案小組：前述結果提及空間美學會影響幸福感，故由人力資源部門結合跨部門組成一個空間改造專案小組，推動組織內空間美學改造計畫，從硬體設備汰舊換新開始，環境或產品加入有美感的設計和感受，空間佈置宜人宜情，讓員工辦公時感覺舒適。

2. 經營階層主管支持：要推動組織內美學的執行，除需有專案小組推動外，首先要獲得高層主管的支持，才有機會成功。讓公司全部成員有共識，才能同步提升全體同仁的工作效能和整體幸福感。

3. 美學目標與組織績效目標結合：組織美學在學術上的研究屬於初探性質的研究，過去都不被重視。美學培養推動層面上可增加員工創作的藝文課程、成立書畫社或開辦講座展覽，培養員工的藝術品味。在產品設計上，可加些美學概念、增加藝術素材。以上各項若能與組織績效目標相結合，成為大家日常工作中的一環，就能提高員工對公司的滿意度及團體績效，讓組織美學和組織有更密切的關聯，進而增加員工的整體幸福感。

（二）提高「工作投入」方面

在本研究中工作投入為一個干擾變數，工作投入的高低和組織美學及幸福感關聯有部分干擾作用，其中績效尊嚴尤其在兩者之間更有明顯的干擾作用，所以在工作投入方面，企業主管們在派任工作給員工時，也需要教導員工如何在工作建立績效尊嚴意識，也就是說當工作產生績效時，員工自尊心油然而生，進而強化了工作投入的程度，因此而得到幸福的感受。績效的建立，要考慮員工的特性，恰如其分。另外也要了解員工在執行工作時的困難，當主管要適時伸出援手幫忙解決，員工才不會有工作挫折感，對工作不再投入進而逃避工作，失去幸福感受。（劉仲矩‧林碩鶴，組織美學知覺與幸福感關聯性之研究：以工作投入為干擾變數探討，輔仁管理評論，2015年9月，第二十二卷第三期，63-92）

陳寬裕、簡翊芳及顏良謀 (2013)之研究顯示已婚女性教師所感受的角色間衝突越高時，其生活、工作與家庭滿意 度就越低；而休閒調適策略可正向顯著影響幸福感；另也證實休閒調適策略於角色衝突與幸福感的緩衝效果。Rudolf (2014)利用韓國過去十年的勞資研究資料分析工作時數減少對員工和其家庭幸福感的影響，結果發現工作時數減少對員工幸福感未有預期中的正向影響，而工作滿意度隨著工時增加同時上揚，相對地工時減少則無任何影響，可知工時長對於員工幸福感無負面關聯；Slemp & Vella-brodrick(2014)根據自我決定理論檢視工作塑造(job crafting)、自主性產生的內在滿足、能力和工作與員工幸福感之關聯。結果發現工作塑造能預測內在需求滿意(intrinsic need satisfaction)及員工幸福感；Markos & Sridevi(2010)認為員工投入能強烈預測組織績效並清楚顯現勞資雙方關係，參與度高的員工熱愛其身處的組織並高度投入於工作。據此本研究推論出：

H2：工作投入與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

四、工作投入在組織美學與幸福感扮演干擾效果

Argyle(1987)提出幸福有三個成份：1. 感受快樂情緒次數及強度。2. 對生活整體滿意的程度。3. 沒有負向或焦慮或憂鬱的狀態。幸福感是人們對生活的正向或負向情感的評價，另外還有不同因素會影響幸福感，例如工作滿意會影響到組織的生產力，讓員工安心工作，滿足其基本所需物質面及昇華的精神面，也能帶給員工幸福的感覺(張欣琳，2011)。

然而從職場健康心理學的角度研究幸福感與工作滿意、組織承諾離職意向之關聯，研究發現幸福感與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呈現顯著正相關；而與離職傾向呈顯著負相關，顯示幸福感對於員工效能有正面影響(張珮琦，2008)。另外如果一個公司想要留住好人才，首要條件為使員工能在工作上獲得滿足，而且感受到組織的支持，才會產生高的工作投入與優質之服務行為(陳姝伶，2012)。謝麗霜(2011)認為企業要懂得珍惜人才，需要為員工規劃各項福利措施、重視身心健康、安全及工作品質，更要為員工推動職場健康的環境，促進勞資關係和諧，增進員工之生活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及身心健康等，讓員工願意為企業無條件付出，創造企業以及員工雙贏的最大效益。

黃瓊慧(2011)以部屬工作投入為干擾變項，探討管理教練技能與部屬工作績效關聯，研究結果發現部屬工作投入越高，認知的管理教練技能對工作績效越有顯著的關係。而劉廷揚等人(2013)探討南台灣政府採購人員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關聯，以人格特質、工作投入為調節變項。結果發現工作投入會正向影響工作滿意；工作投入會調節工作壓力對工作滿意之影響部分支持。

另外黃柏欽、黃培文 (2010)研究清潔員職能對於工作績效的影響及員工的工作投入高低能否調節職能對於工作績效的影響。結果發現工作投入在職能與工作績效間有顯著的干擾效果。陳龍、徐敏耕及徐宗福 (2013)經由工作投入、工作壓力及工作滿意度等面向探討醫療資訊人員的工作狀況及其相關性，發現工作投入與工作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認為應瞭解員工工作狀況以提升其工作投入程度；吳和堂、鍾明翰(2011) 探討國小實習教師的角色知覺、工作投入與專業成長三者間之關聯，發現彼此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也得知角色知覺透過工作投入而影響專業成長。可知工作投入對於工作績效、工作滿意、工作專業提升等面向有其影響力。因此推論出工作投入為干擾變數之假說如下：

H3：工作投入對組織美學知覺與幸福感有干擾效果存（下續）

相關的實證研究方面，吳復新等人(2003)認為影響工作投入的相關因素為組織中的個人特質、工作特性、職位角色與領導關係等四項。而 Robinowitz, et.(1977)提出影響工作投入因素歸納為三類：

一是作為自變項，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態、教育程度、服務年資、成就動機等各項因素；二是視為情境變數，包含工作特性、組織規模、組織氣氛以及決策的參與程度等；三是視為個體和情境因素互動所產生的結果。

另有戴德勇(2003)提出工作情境，指在工作中滿足個人需求，進而產生工作認同，則行為面會產生工作參與及對工作的自我評價。Saleh&Hosek(1976)將工作投入整理成四個概念，包括：1. 工作為生活重心；2. 工作投入程度越高，參與決策機會愈多，對公司貢獻愈大；3. 工作投入代表個人工作績效的價值；4. 工作投入是自我概念的中心。若將活動參與視為投入，李維靈、施建彬及邱翔蘭 (2007)探究退休老人休閒活動參與和幸福感之關聯，發現「外向人格」與休閒活動參與、休閒滿意度及幸福感三者間都有顯著正相關，而「神經質人格」只與幸福感呈現顯著負相關；Vallerand(2012)利用二元熱情觀點檢視熱情之態度於持久心裡幸福感中的角色，此模型將熱情區分為和諧熱情與迷戀熱情，研究發現和諧熱情將會促使持久的心理幸福感；Schnitker(2012)在其研究中利用 3 因子耐心量表測量人際交往、人生困擾、日常煩悶等三種耐性各與幸福感、人格有不同關聯性；林維芬、徐秋碧(2009)發展適合有生活適應困擾之國小學童的「正向情緒輔導介入方案」，結果發現在實驗結束後，實驗組受試在三個研究變項都呈現立即性與延宕性效果，根據回饋資料也發現實驗組受試者偏好該方案，對此表示正向肯定之態度。

鄭博真、王怡又(2012)探討大學生學習投入與幸福感的現況及相關性，發現大學生具有中度學習投入、中高度主觀幸福感及中高度心理幸福感；影響大學生學習投入的主要變項為社團參與及志工服務；影響幸福感的背景變項為性別。林惠彥等人(2012)以正向心理資本為焦點，檢視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關聯，發現幸福感對工作績效有預測效果，而工作滿足及組織承諾皆強化其幸福感與工作績效間之正向關聯。張文馨、陳思羽及季力康 (2012)探討選手的熱情、正向情緒與選手主觀幸福感的關係，並檢視正向情緒對選手熱情和主觀幸福感關係間的中介效果，發現調和式熱情、強迫式熱情、正向情緒和主觀幸福感之間都呈現正相關；選手的兩種熱情都可以正向預測正向情緒和幸福感；另外也顯示調和式熱情和強迫式熱情都能透過正向情緒預測主觀幸福感。（下續）

易言之，主管可與員工一同形塑組織美學。Mack(2007)強調美學刊物(Aesthetic Readings)、多元感受的美學經驗(Multi-Sensory)與美學的展現必須融為一體，其應用整合式的美學方法(Integrated Aesthetic Approach)加以詮釋；Wells(2000)研究辦公室座位個人化佈置是否與員工幸福感有關以及性別上是否各有差異，研究發現個人化佈置和員工幸福感有間接關係，實體工作環境和工作滿意則為中介變項，更可知公司個人化佈置規定和組織幸福感有關聯，男女性對個人化佈置的理由和方式則有所差異；Barlett(2001)利用社會交換理論檢視員工對訓練的態度與對組織承諾感受之關聯，結果顯示知覺訓練(perceived access to training)、社會對訓練之支持(social support for training)、學習動機(motivation to learn)和訓練的知覺效益(perceived benefits of training)與組織承諾有正向關聯；Hancock(2005)使用類似紮根研究(Grounded Approach)5H1：組織美學與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的方法分析組織美學，他認為美學的根本包含哲學與組織研究。據此本研究推論出：

三、工作投入與幸福感關聯之研究

「投入」此名詞，最早由 Allport(1947)所提出，其認為員工在工作情境中取得他人尊重及尋找自我尊嚴，就是投入參與工作的一種心理表徵。工作投入也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更是對一般工作的價值觀(李姿儀，2011)。根據自我投入及對生活興趣的重心這二個涵義。Kanungo(1982)認為工作投入會受到二個因素的影響，即當下的外在及內在二種需求以及個人在知覺上能滿足此需求的機會。4

Kasugai, Röcker, Bongers, Plewe, & Dimmer(2011)指出美學智能乃是指一種美麗(beauty)與美學價(aesthetic values)的相關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協助設計出可用(usability)、可接受(acceptance)、幸福(well-being)的相關技術。 5 紮根理論是一種強調植基於現象，並進而蒐集資料發展理論的質性研究方法。

至於相關的實證方面，Kasugai, et. al. (2011)提出環境智能觀念4，強調美學的設計可以帶來易用性、科技之接受性與科技相關空間的幸福感。組織美學可能引發組織正面的相關工作事件，因此如Bono, et. al. (2013)研究結果顯示自然發生的正面工作事件(Naturally Occurring Positive Work Events)和正面反應之回饋(Positive Reflection Intervention)與減壓、增進健康有關聯。Witz, et. al.(2003)提出在組織美學中，還有一種勞動美學(Labor Aesthetic)的觀念，與情緒勞務有所區隔，認為員工不僅是軟體(Software)，也包括硬體(Hardware)的部分，易言之，主管可與員工一同形塑組織美學。Mack(2007)強調美學刊物(Aesthetic Readings)、多元感受的美學經驗(Multi-Sensory)與美學的展現必須融為一體，其應用整合式的美學方法(Integrated Aesthetic Approach)加以詮釋；Wells(2000)研究辦公室座位個人化佈置是否與員工幸福感有關以及性別上是否各有差異，研究發現個人化佈置和員工幸福感有間接關係，實體工作環境和工作滿意則為中介變項，更可知公司個人化佈置規定和組織幸福感有關聯，男女性對個人化佈置的理由和方式則有所差異；Barlett(2001)利用社會交換理論檢視員工對訓練的態度與對組織承諾感受之關聯，結果顯示知覺訓練(perceived access to training)、社會對訓練之支持(social support for training)、學習動機(motivation to learn)和訓練的知覺效益(perceived benefits of training)與組織承諾有正向關聯；Hancock(2005)使用類似紮根研究(Grounded Approach)5H1：組織美學與幸福感有顯著正向影響的方法分析組織美學，他認為美學的根本包含哲學與組織研究。據此本研究推論出：

（劉仲矩‧林碩鶴，組織美學知覺與幸福感關聯性之研究：以工作投入為干擾變數探討，輔仁管理評論，2015年9月，第二十二卷第三期，63-92）

（續上）綜合以上四大類的美學，組織美學不只探討實體的理性層面如空間美學、產品美學，也包含非實體的感性層面如訓練美學、行銷美學，皆以五感「視覺、嗅覺、味覺、聽覺、觸覺」為出發點，進而透過空間佈置、訓練等以影響員工的身心靈層面的感受，增進良好的工作情緒來提高生產力及績效。沈文玉(2011)認為組織應透過空間美學和心靈美學建構來強化員工的感受，讓員工能適時的把負面情緒轉化為正面的能量，讓員工和組織一起邁向真、善、美的美麗新境界，即是組織美學的最高境界。

二、組織美學(Organization Aesthetic)與幸福感關聯之研究

顏秀芳(2007)曾經歸納有關幸福感的理論共有四項：1. 需求滿足理論：滿足需求後才產生幸福感；而馬斯洛學者的需求層次結構理論有提到對幸福的追求，其制定了人類的基本需求內涵，認為要能滿足生理、安全、歸屬和愛、自尊需求、自我實現等層次，就能達到幸福(鄭紹成，2011)。

另外 Herzberg 雙因子理論，首先是保健(Hygiene)因素，如薪水、物質工作條件、公司政策、福利等，其次是激勵(Motivator)因素，包括成就感、責任心、挑戰性、受人賞識等，當個人自我實現甚於物質需求時，則是幸福最高境界(鄭紹成，2011)；2. 人格理論(Personality Theory)：強調由個體特質與認知解釋幸福感產生原因，包括特質理論與連結理論，將幸福作為人類生活的主要目的和目標(余紀元，2011)；3. 動力平衡理論：此理論強調幸福感不僅來自長期穩定人格，還會受到短期正負面生活事件的影響所共同決定；4. 判斷理論：強調個體的幸福感來自目前實際生活狀況與個體所建構的目標相比較。

綜觀以上相關理論，本研究認為員工透過對組織美學知覺，瞭解各種生活經驗的累積，來增加與增強自我幸福感滿足的需求，因此兩者之間應該有關聯性。

至於相關的實證方面，Kasugai, et. al. (2011)提出環境智能觀念4，強調美學的
設計可以帶來易性、科技之接受性與科技相關空間的幸福感。組織美學可能引發組
織正面的相關工作事件，因此如Bono, et. al. (2013)研究結果顯示自然發生的正面工作事件(Naturally Occurring Positive Work Events)和正面反應之回饋(Positive Reflection Intervention)與減壓、增進健康有關聯。Witz, et. al. 2003)提出在組織美學中，還有一種勞動美學(Labor Aesthetic)的觀念，與情緒勞務有所區隔，認為員工不僅是軟體(Software)，也包括硬體(Hardware)的部分。

最後，資源基礎理論主要目的是強調企業必須建立持久性競爭優勢，才能夠在競爭環境中勝出，讓對手望塵莫及，再加上與環境及策略相互配合，根據外部環境機會與威脅加以調整來創造自身最有利的地位，通常關鍵性的因素如無形性、不可取代性及不可模仿性等等 (Barney, 1991; Colbert, 2004; Mayer & Salomon, 2006)。 1

蕭振邦（2000）曾歸納許多學者的看法提出大地美學觀念，強調自然環境美學的深層觀念可以幫助我 們了解環境美學經營的分際與特質。 2 何乏筆（2000）根據傅柯(Foucault)的理論將美學休養分為三種角度，其中權力系譜學為從權力技術到自我技術的一個轉變，此權力乃指生命的權力，目標為身體規訓與人口調節兩種。3 何乏筆（2000）所謂的工夫倫理是將修養分為「修治」與「生養」的辯證，現代修養論轉化成精神修養到美學修養美的目的，透過體驗表達對美學的感受。組織美學為探索組織內的美學，而美學經濟是近年來熱門的話題，組織投入美學經濟，其效用不只是培養企業核心競爭力，更可提高員工滿意度，進而給員工幸福感，讓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無可取代。

參酌李珊瑋等人(2011)定義，組織美學可以從「空間美學」、「產品美學」、「訓練美學」，再加入「行銷美學」討論，因為「行銷美學」能透過行銷提升企業產品的美感，替產品增加價值使其更顯其生命力。本研究茲就此四大類來加以介紹：首先是空間美學，李珊瑋等人(2011)文中提到，空間美學在管理學領域中或可稱為「實體佈置法」或「辦公室佈置」，目的在使辦公空間有最適的美化空間，包括實體和心靈層面。實體面有實物的擺設，包括擺放綠色植栽、藝術品或挑選配合整體色彩的辦公傢俱；而心靈層面是指整體空間帶給人的感受程度，如播放輕音樂、搭配柔和燈光、牆面粉刷，抑或點上薰香，幫助員工紓解壓力。這些空間美學佈置的出發點都以人的舒適感受為中心，展現人文素養體驗，彰顯企業以人為本，除顯示優質的企業形象外，更讓員工產生認同感，感受幸福氛圍。

而閰蕙群、陳俐雯(2004)也提及「美」可採用各種形式來加以感受，除了言語傳遞，亦可用其他感官去經驗與體會，透過人、事、物及空間來共同達成。其次是產品美學，消費產品之外在美感能吸引消費者目光，激起消費者購買慾望，所以現在的消費產品除在品質外，更要利用美學設計為企業產生更大的效益。現今消費者除理性購買外更多了感性思考的存在，故產品美學在企業組織裡更突顯其重要性。

廖世義、黃鈺婷及譚子文(2009)強調行銷管理美學的要素包括延續美感、觸動美感、體驗美感、印象美感及感性美感，包含理性和感性之傳遞及溝通。因此將美感元素融入企業管理活動中，才能開創行銷新的商機。然後是訓練美學，除實體的空間佈置、產品外觀美的設計外，亦含括內在心靈層面的訓練。

員工訓練也是組織美學中的一個重要部份，是精神層面的提升，如員工間的關懷與信任。而現今台灣高科技產業中，許多企業也開始非常注重員工相關的福利及人性化管理，如在新竹科學園區內有企業設置集乳室、舉辦各種藝術美學訓練、員工休閒旅遊及心靈講座、提供育嬰假，讓員工在家庭與工作中能取得適當之平衡。以上例子都屬於訓練美學本質的內在(李珊瑋等人，2011)。

美學不僅僅存在於實體面，更是人與人之間互動過程所產生的結果(郭羿承，2007)。最後是行銷美學，全球的各大企業已體認現在是個產品必須具備美和風格的年代，唯有使產品具有美感才能打動消費者的心，進而願意採購(楊蕙菁，2005)。行銷相關哲學中，方世榮(2003)提出行銷哲學五大演進階段，其過程包括「生產觀念」、「產品觀念」、「銷售觀念」、「行銷觀念」及「社會行銷」五大演進過程。當演進到行銷觀念時，更重視消費者的需求，開始以美學為出發點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再進行採購。

而到了社會行銷觀念時，更著重於產品美感為銷售訴求，一切以消費者的美感需求為主。另外，另有學者依行銷組合及美學的觀點給予行銷管理新的內涵，提出五個行銷管理美學的要素－延續美感、觸動美感、體驗美感、印象美感及感性美感，這說明了產品和服務除功能面的需求還要兼具情感面的溝通，讓行銷人員也能為行銷美感重新定位其價值所在，並將美感元素一併導入企業的管理層面，讓行銷活動更具美感(廖世義等，2009)。（下續）

再來是幸福感，可以分為心理幸福感、生理幸福感、知覺幸福感、主觀幸福感、員工幸福感等，越來越多企業將組織美學應用在內部管理，希望藉此能提升員工的幸福感。然而在研究組織美學對於員工幸福感的關聯性時，員工工作投入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會間接影響到組織美學對幸福感的表現結果，而員工幸福感最重要的課題是探討員工的態度，因此本研究擬探討組織美學與幸福感的關聯性中，員工的工作投入此一因子所扮演的角色，亦即本研究試圖驗證工作投入為組織美學與幸福感之干擾變項。

二、研究目的

優質企業組織若想運作順利，有賴良好的工作條件與組織環境。成功的組織為使員工職場能力更加發揮，以藝術為基礎培養組織能力也是個適當的選擇(Mucha, 2008)。關於組織，有許多不同層面的討論，包括組織文化、組織承諾、組織信任、組織效能等等，近來還有組織美學的介紹和研究。組織美學是一門新學科，將生活中的美學觀念應用至組織結構中，讓組織增加美感，透過美感讓員工感覺幸福，本研究主要針對組織美學進行研究並瞭解其是否足以落實於組織結構中。李珊瑋等(2011)認為「組織美學」是管理學派演進的過程，從組織中「科學管理」、「行政管理」、「管理科學」到「權變管理」與「靈性管理」演進的轉捩點。

幸福感是眾人所追求的理想，因為幸福可以理解為對生活滿意的反應，或是對正向情緒的頻率及強度的感受(施建彬、陸洛，1997)。幸福感係指個人對於整體生活的認知性評價、正向情感的呈現，在精神和感覺上使個人的生活獲得滿足(Argyle, 1987; 黃國城，2003)。但企業如何讓員工感到滿意和幸福呢？企業可以透過組織美學，讓員工達到最高境界的自我實現並獲取幸福感，不單物質上的滿足，更扮演追求心靈與精神滿足的重要橋樑。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目的有二項，如下：

（一）探討組織美學知覺與幸福感是否有顯著相關性

（二）探討工作投入變數對組織美學知覺與幸福感關係扮演干擾角色

貳‧ 文獻探討

一、組織美學意義與內涵以組織美學的觀點論述有關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理論方面，首先是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相關的理論，其主要說明視覺圖像認知所形成的整體觀念，包括四個法則：相近、相似、封閉與簡單，構築成認知心理學中極為關鍵的理論，因為對於組織美學而言，完形心理學是形成員工感官知覺美感的基礎，而組織美學也就是基於員工的美感知覺的形成，不同的組織美學可能就有不同的競爭優勢，所以完形心理學是競爭優勢的基礎，也是一種間接效果的呈現；其次是環境美學觀念，劉悅笛(2010)主張環境美學包括三面向：應用化、生態化及社會化，另一方面，武漢大學教授陳望衡(2010)則將環境美學分門別類，並以四個類項作歸納，包括：環境保護、環境與資源、工程與景觀及宜居與樂居，不僅如此，更將美學與環保觀念作結合，更深入的為環境美學與生活作連結創建出美滿三居(利居、宜居、樂居)生活的型態呈現，至於蕭振邦(2000)探討與大地美學1相關的研究，關注環境美學，面對反美學衝擊的因應，從決定論或還原論觀點切入企圖建構一個合乎自然探究的領域。

接著是有關個人身體美學的部分，何乏筆(2010)以權力系譜學2、知識考古學、工夫倫理3美學被簡單定義為「研究美感的學問」(楊恩寰，1993)，不只是藝術範圍，生活中處處是美學。西方工業更將美學融入設計中，延伸出設計美學及產品美學等，創造美學經濟，成為生活美學的價值標竿(李珊瑋等人，2011)，因此若我國的產業要從代工跳脫出來，為塑造競爭力，應該要把基礎建立在全民美育上(漢寶德，2004)。

追求美是人的原始慾望，運用各種形式及各種素材來達到三個面向構築個人美學修養；而自我知覺理論中，Bem(1967)在其提出的自我知覺理論中，發現人的感官在受到刺激時所顯現的行為特徵相當重要，人們常在毫不知情的狀況下表露愉悅感且對當下的環境產生好感，如同當處於空間擺設舒適的工作環境而使心情感到喜悅，因此表示人對於該環境產生認同及喜悅的感受。（下續）

（劉仲矩‧林碩鶴，組織美學知覺與幸福感關聯性之研究：以工作投入為干擾變數探討，輔仁管理評論，2015年9月，第二十二卷第三期，63-92）

劉仲矩‧林碩鶴: 組織美學知覺與幸福感

摘要：組織美學是近年來管理領域的發展主題，對員工效能可能會產生影響，而當員工工作投入程度有高低不同時，是否會有差異亦值得研究。本研究以組織美學知覺為自變數，幸福感關聯為因變數，工作投入為干擾效果。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二：1. 探討組織美學知覺與幸福感是否有顯著相關性；2. 探討工作投入變數對組織美學知覺與幸福感關係扮演干擾角色。本研究回收有效問卷 338 份，研究採取相關分析與階層回歸分析，發現組織美學知覺與幸福感有顯著關係，工作投入有部分顯著干擾效果；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彙：美學，組織美學知覺，幸福感，工作投入

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類追求真、善、美的生活是亙古不變的道理，古代哲學家追求美，現代社會也追求美。古代德國哲學家認為美學已悄然無聲的影響人們生活中的一切，囊括食、衣、住、行、育、樂，無一不在 ，就如同信仰 對人的重要性一樣 ，美學大師蔣勳(2005)認為「美之於自己，就像是一種信仰一樣，而我用佈道的心情傳播對美的感動」。美學是透過藝術和美感結合所生的哲學科學，深深影響人類的各式活動，融入了人們的審美觀念，是上述生活經驗的總合，藝術活動如美術、書畫和音樂等各式創作，幾乎也都會牽涉到大眾的審美觀(蔣勳，2006)。

 ∗ 作者簡介：劉仲矩，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教授；林碩鶴，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碩士。 

有關美學的起源，可能是源於希臘語 aisthetikos 此字，其最初意義應是感觀的感受(林儷家，2012)，之後學者將美學定義為研究美感藝術的一種學科與哲學(李澤厚，1988)；美學感受兼具客觀與主觀(Santayana, 1995; 詹偉雄，2005)，因為可以感受美學範圍很廣泛。「美學」(Aesthetics)一詞直到十八世紀中期才被德國哲學家鮑加登(Alexander Baumgarten, 1714-1762)提出，使美學成為哲學的分支學科，故被稱為「美學之父」；而鮑加登所提及的美學內涵則包含感性和理性二部份，感性的事物屬於知覺的學科，要用低階認識能力去認識，而理性的事物則用高階認識能力作為邏輯的對象去認識(李醒塵，1996)。

除了以知覺面向的高低階認識能力來探討美學意涵之外，陳貞蓉、蔡娟秀及陳以昌(2011)研究護理美學時，將美學區分為兩類，其一：基礎美學涵括哲學與美學科學，其二：應用美學(又稱實用美學)涵蓋文藝批評及藝術欣賞相關的議題。所以當組織面臨瓶頸或限制時，美學的經營或許是企業或產業創新的另一種思維，當成員具備了美學素養才有審美力及觀察力，也因美學訓練培養出人員敏感度，進而突破僵局。當今，美學的概念與意識越發興盛，美學的展現不再僅是拘泥於藝術或抽象的層次，更加以多種樣貌融入於日常之中，例如：生活美學、自然美學、空間美學等之應用，顯見美學已經潛移默化於生活中，而且我們深受其正面影響，使現代人生活的經驗中「美學感受」成為日常的一部份(Lash & Urry, 1994)。Linstead & Hopfl (2000)認為組織是屬於有機的生命體，人類扮演 著主要角色，透過知覺展延產生環境想像，美學貫穿人類與環境，造就兩者的和諧。而組織亦可透過感官知覺等方式來體驗美學，影響員工人際

互動，精進產品設計與行銷技巧，更進一步藉由美學涵養創造員工人性化的美學工作環境(李珊瑋等人，2011；沈文玉，2011)，進而提升工作職場人員的身心健康與幸福感。

有關幸福感部分，Witmer & Sweeney(1992)認為幸福感是個人將其內在心靈、智慧與身體合而為一，以最好的健康模式與快樂感受為主的生活方式。談到組織，關於員工投入的議題就顯得重要，根據韋伯(Webster)大辭典解釋，「投入」(Involvement) 是含有個人注意力的集中或個人情感上的承諾之意，所以「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可以定義為個人對工作注意力的集中或個人在工作情感上的承諾(張佩琪，2006)。工作投入也可指員工對工作參與程度的高低，不只是投入多數時間於工作，心理上也需對工作感到認同，而工作環境、主管領導風格、個人個性特質及人際關係都會影響員工投入工作的程度。工作投入又可以區分為投入工作角色及投入工作情境，前者所謂員工投入特定工作已完成任務的程度，後者 則是指員工投入到現在的工作環境中完成任務的程度(Paullay, et. al., 1994)。（下續）

（劉仲矩‧林碩鶴，組織美學知覺與幸福感關聯性之研究：以工作投入為干擾變數探討，輔仁管理評論，2015年9月，第二十二卷第三期，6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