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發《叙事：文化旅游产品》

文化要成為旅遊產品，最關鍵的因素是“敘事”，怎樣將相關的地方與遊客建立起“聯繫”與“交會”，使到客人不只是從表面上看來平常無奇得到物質、觀感上的體驗，拍了照還有深度素質的感受，還有依依不捨的心靈親近感，覺得物有所值，附加價值高，不虛此行，超越期望，甚至打算再來一趟，需要讓故事成為一個媒介，拉近心靈。 ( 2017年8月11日 陳明發博士《文化旅行》 研究筆記)

                                                                  （Source：Tristan Elwell）

波德莱爾眼裏的精神之屋，詩性在那里

一間屋子，就像一個夢。一間真正的精神之屋。

一種輕微的家具的形狀都拉長、衰弱、疲憊了；它們也是一副做夢的樣子。

人們會說，它們也像植物和礦物一樣，被賦予了一種夢遊的生命。

布簾、花朵、天空、夕陽也在以無聲的語言訴說著。墻上，沒有任何令人厭惡的藝術裝飾品。
對於純真的夢和未經分析的意象來說，實在的、有效果的藝術品是一種褻瀆和侮辱。

這里，一切都沈浸在足夠的光亮與美妙的昏暗的和諧之中。（摘自波德萊爾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一書其中一篇〈雙重屋子〉亞丁譯）

                                                              (A Malay Village, Penanag, Malaysia)

艺术中国：您具有人类学家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您参与的项目都做过大量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方法，这些方法与艺术家在乡村调研有哪些不同？在您看来艺术家如何与人类学者更加深入合作，发挥各自独特的优势？

陈晓阳：人类学家因为受过专业的学科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训练，在观察社区类型和与当地居民交流方面显然是有优势的，人类学的整体观和全因素的民族志视角也会帮助人类学家更准确地理解社区，并发现社区中的矛盾与问题出现的成因。艺术家的的观察与发现相对更偏向感觉层面，艺术家会更容易发现平凡的乡村社区中的具有审美价值的景观和人与物的存在，对山川溪流、风花雪月、鸟叫蝉鸣更敏感，艺术家会从审美的角度提出对乡村问题的生动呈现或创造性开发的思路，对于大部分资源匮乏的乡村而言，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种点石成金的能力。如果人类学家、艺术家以及更多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工作背景的人可以一同协作，肯定会对未来的乡村发展提供更多可能的实践路径。
 2019年12月源美术馆新馆现场（图片版权：源美术馆）

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这类参与式项目的秘诀是“慢”不是快，在源美术馆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团队最有共识的工作方法是“慢慢来才比较快”，乡村社区的时间与我们业已习惯的城市化时间不同，那里更贴近自然和人觉得舒适的速度。最好是人类学家或者专业社工先进入社区做前期调研，对社区有整体理解和判断，慢慢建立彼此信任的社区关系，其他外来者再陆续进入，这会让项目少走些弯路，避免一些无意义的盲目工作。带着有社区针对性的问题意识进入，再展开建设性探索，艺术家的工作才会有的放矢，也更容易与村民建立合作关系，这种针对地方性知识及在地问题建构的工作及创作方法，才有可能最终传授给当地人掌握并流传开来，变成“他们”和“我们”的共同建设。

   在地艺术实践存在的部分问题

艺术中国：有些批评家认为目前参与式艺术有滑向社会伦理建构的倾向，失去了艺术的批判性和独立性，艺术和社会建构的边界该如何界定？

陈晓阳：艺术作为一种表达媒介，它的优势不是客观，而是动人，这个动人不是视觉和感官方面的动人，而是指艺术原本具有撼动人的内心不可言说的那些部分的力量。并且，以艺术来进行批判和反思社会问题有很多方法，直接地深刻地记录事实是一种方法，夸张反讽也是一种方法，参与到社会现场中的参与式工作中则是另一种。为什么社会参与式艺术不能只是通过工作室中创作的作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而要去到社会现场做一些温和的建设性工作，是因为在这种创作实践中，创作的主体性被打开后，艺术家可能会与所批判现象的当事人合作，而且通常是其中弱势的那一方，那么艺术家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局内人身份，这时通常也就很难再以一种局外人的上帝视角进行直接批判。同时在采取共同创作的方法后，必定需要顾及合作者的知识水平、认知习惯、风俗禁忌和心理需求等状况，其实在艺术界中通行的前卫语言确实很难使用于日常生活及社会现场，所以社会参与式艺术通常选择更平易、更成熟有效的语言，才可以与被表现群体在创作过程中进行协作，让作品的表达、欣赏及传播上获得更低的门槛和更大的空间，让更多观看者获得了解被批判问题的机会和深度，更容易将反思汇聚激发为某种改变的行动力量，从而改变了推动整个社会意识的改变，最终改善所批判社会问题的状况。不能因为社会参与式艺术没有贡献太多新的视觉或造型语言，就认为它不具备批判性和独立性，社会意识的真正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创造，尤其是这种改变是因艺术家的实践促动的，以不说教、非命令的方式就推动建构更人性化更以人为本的社会关系。

艺术中国：目前很多艺术乡建团队与地方政府紧密合作，纳入地方乡村振兴工作之后取得了很大进展，也有部分团队的原创性、探索性和与当地居民的连接感存在下滑的趋势，您对于艺术乡建未来发展有怎样的看法？

陈晓阳：目前还很难要求所有地方政府都有购买原创艺术项目的能力，有一些成熟的工作方法可以适当推广到问题相似的乡村社区，但是最好由上一级有一定行政权限和经费的部门设置针对当地乡村问题的研究与指导中心，聘用真正愿意关注乡村问题的研究者和艺术家参与，首先要对所管辖区域的发展问题进行类型化分析，以典型社区做原创性实验，方法成熟有效后进行在地推广。不做针对特定社区的问题分析，没有问题意识就开始乱建设，还不如不建设。

艺术中国：现在少数地方负责人和当地居民对艺术抱有实用主义的态度，当艺术在当地达不到他们预想的（如文旅、文创）的目的，或艺术实践本身（如一些参与式艺术）不会带来明显的效果，就很难给与支持，对此您怎么看？

陈晓阳：如果当地的管理者和社区居民还没有真正的文化建设需求和远见的话，艺术家就不应该开启参与式项目，因为没有来自地方力量的支持，这些外来的艺术家工作即使做了也是无法落地生根的。（受访人：陈晓阳 采访人：刘鹏飞 ）

（原題：参与式艺术不是乡建，也不是社区营造——陈晓阳专访； 2022-07-23；来源: 艺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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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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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遺產

菩泽村的畜牧业（图片来源：Baan Noorg官网）

以《罗摩衍那》为主题的泰国皮影戏（图片来源：Baan Noorg官网）

《翻搅乳海：事物与仪式》于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文件展厅现场，2022（图片来源：Baan Noorg官网）

泰国的皮影戏多半以印度婆罗门教史詩《罗摩衍那》为主題，“翻搅乳海”是史诗中所描述的创世故事之一，里面的其他內容也多与爱、情义、死亡相关。这些与生命相关的表演似乎也成为了为死去的奶牛所举办的仪式，来对比出不同文化下对于动物他者及自然资源循环的重視。滑板公园和协会的参与，则通过在文件展厅环绕皮影戏偶的空间中搭建一个u形滑板场并，绘制呼应主题的涂鸦，通过当地滑板社群在其中游戏时上下左右的滑动，来呼应上述由《罗摩衍那》中“翻搅乳海”的意象，让各种跨越历史与文化的事物在此交汇碰撞生。在展厅中建构出结合东西方文化与社会对话的意象，也是开放给观众一起游戏、互相学习、交流与分享的场域。

《翻搅乳海：事物与仪式》不仅介绍来自泰国的事物与仪式，也是透过这件作品将相异事物链接在一起的舞台。（图片来源：Baan Noorg的facebook）

艺术中国：近年来，中国参与式艺术也渐趋活跃，尤其是广东地区，广东地区的参与式艺术实践有怎样的特点？

陈晓阳：广东尤其珠三角地区是国内社会参与式艺术发展比较早的地区，项目实践方法比较多元化，发起者的身份也相对多元一些，这应该和广东拥有历史悠久的公民（市民）社会基础有关联，也与广东本地的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活动丰富有一定影响，公众的公益意识和社会基础比较好，很多人都有为公共问题发声的需求和经验，也可以说更有“公心”，更愿意推己及人关注“小我”之外的“大我”，在这里工作生活的艺术家也就自然会更容易在公共空间中用艺术实践的方法参与社会讨论。

   参与式艺术的工作方法

艺术中国：参与式艺术项目中的艺术家如何与所关注群体实现一种比较平等的参与感

陈晓阳：根据上一个问题的分析，也就可以理解参与式项目并不是去社会现场创造某种客观的群体平等，而是创造多一些对话和彼此了解的可能，同时群体间的绝对平等本身也不存在，能够彼此理解、彼此支持、彼此协助，不断调整社会结构中不合理的部分使之更符合人性的需求已是美好的社会。

艺术中国：您非常强调在地实践的参与性，具体到您主导的广东“源美术馆”计划，您觉得项目实践中，学者、建筑学家、艺术家和当地村民这些不同群体会采取哪些参与交流的模式？

陈晓阳：可以分享的经验是预先告知和分享座谈。我们通常在对社区做了相应的前期调研后先做预判，评估项目可能展开的工作方向，并形成可视化方案，直接分享给社区居民看，根据他们的反馈询问是否欢迎我们进入，如果不是肯定的答复就暂不开启，继续调整方案或选择其他社区。但是通常这样相对平等的坦诚对话，往往会获得有价值的反馈以优化方案并获得邀请。项目团队内部的平等与民主也很重要，当然这样的工作方法效率并不高，在分工过程中不太容易把握好付出与收获的绝对平衡，能够在一个时段内动态平衡已是很好的状态。

田野中的座谈会与一旁嬉闹的村童（图片版权：源美术馆）

村民们在讨论从城里展览后又回到村里美术馆的角柜（图片版权：源美术馆）

“庞克摇滚舍”（Pangrok Sulap）与“木刻波流”“提那亚斯基奥耶普村” 2018至今装置、文献及木刻版画工作坊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展览现场（2021图片来源：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官网）

Pangrok Sulap的艺术家在创作（图片来源：Pangrok Sulap）

他们还将版画印制的过程“发明”为一种新的社区仪式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小组成员中的音乐家会演奏原创的当代民间音乐，同时邀请所有参与者在木刻版及上面覆盖的印刷介质（通常是大幅的布）上转圈跳舞，表演沙巴州传统“苏马祖（Sumazau）”民间舞蹈，起舞者通过自身的体重将木刻版画的油墨转印到印成品上，然后在参与者的注视下共同揭开作品。这些活动为当地的社区创造了更多社区相聚与团结的时刻，为居民创造机会从不同角度理解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和传统，他们通常会留下一些作品在当地，让社区居民拥有反复讲述故事的素材并产生更深远的社区影响。

另一个项目是泰国艺术家双人组Jiandyin带来的“班格诺合作艺术与文化（Baan Noorg Collaborative Arts & Culture）”，这是两位艺术家Jiradej and Pornpilai MEEMALAI朋琵莱·明玛莱&纪拉德·明玛莱在2011年创立的一项非营利性艺术家计划，项目地点位于泰国中部的叻丕府，为农夫(Nongpo)社区和全球网络开展跨学科艺术项目。班格诺（baannoorg)在泰语里原本是乡村、乡下的意思。项目中设有Day Off Laboratory, NPKD，社区实验室等多个与本地社区共同工作的项目。Jiandyin年轻时外出求学，成为有成就的独立艺术家后回到故乡村落，自2002年开始通过合作和社会参与来实现在地的艺术研究工作，其中涉及比较广泛的学科和媒介。Jiandyin对创造空间与平台或情境感兴趣，以此分析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在地区空间的背景和历史。他们有很丰富的国际驻地经验，加上对故乡社区的情感联系，可以扎根到社区中，这种落地生根的努力，让他们在社区建设和社群运营时，具更备积极的态度和方法。

班诺格合作艺术与文化（Baan Noorg Collaborative Arts & Culture）  “乡村是未来是现在—365天：生活缪斯”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展览现场2021（2021图片来源：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官网）

策展人潘思明与艺术家们商量选择了班格诺众多实践中名为“乡村是未来是现在——365天：生活缪斯”的项目带到广州现场。我们在展场中会看到该项目通过公开招募，邀请到一对工作生活在农夫社区的缅甸籍工人夫妇周苏和苏默（Chaw Su & Kyaw Moe）参与，这对夫妇也因此可以免费在该项目的住所居住一年。2015-2016年间，在超过365天的时间里，有来自11个国家的22位艺术家和研究人员参与了该项目。“365天：生活缪斯”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一个以他们各自的背景和工作方法与所处关系网络中发生互动的机会，这些经验也对艺术家个人创作以及参与的缅甸工人生活状态产生影响。本次展览中希望重新呈现那一年的工作和进一步检视这些工作中具体的社会参与方法。

 《365天：生活缪斯日历》2017  （2021图片来源：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官网）

特别介绍一下，他们也是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参展艺术家，他们的参展项目《翻搅乳海：事物与仪式》在“文件展厅（documenta Halle）”中展出。这次的项目由Baan Noorg和中国台湾的打开-当代艺术工作站及德国当地的威尔森滑板公园合作，从项目所在地菩泽村从以农业转变为畜牧业并延伸出的酪农产业，而产生的一系列饮食生态、历史、仪式、人类活动以及其他重大事件等交织而成的问题展开。在《翻搅乳海：事物与仪式》中，艺术家试图将他們家乡的社会变迁史与现代的年轻人文化联系起來。在面对没有经济价值的奶牛逐渐走向终老时，Baan Noorg找到了与当地文化遗产中心的连接——以牛皮制成皮影戏偶。在泰國的历史中，人們就会将因怀孕死去的奶牛皮处理得乾净平整，请工匠雕刻好后捐赠给佛寺，用来制作皮影戏中神话史诗里神祇的角色。

曹明浩和陈建军的作品：摆渡船上的博物馆（图片来源：搜狐）

几位参加这届展览的中国艺术家中，我相对熟悉的是曹明浩和陈建军的项目，我们一直也是很好的朋友。从他们很多年前的工作中，我了解一些他们创作的初衷和思考的起点。自2016年开始，他们的工作聚焦于与区域水系相关的生态及社会议题，选择和学术社团、专家学者、社工组织及社区成员讨论与协作，通过比较长时间的调研和互动，深入了解相关社群内部对这些议题的真正看法，并借此进入社群中进行直接对话，再以擅长的记录和艺术表达形式呈现出来，他们尤其擅长在展览过程中搭建相关问题的延展对话平台，这些对话既是与展览相关的公共工作坊，甚至也是作品本身，这就让他们的作品有很强的在地性和参与性特征。同时两位艺术家很在意最终问题呈现时的视觉呈现和互动媒介的形式语言，这让他们的作品同时具备很完整的可观看性和有效的图像叙事，并能在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中持续生成阶段性作品，也因为他们选取的在地现成品素材非常准确，同时对展场塑造尽量节制，使他们成为在近年重要的国际展览中经常能见到的中国艺术家。

展览现场 （图片来源：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官网）


艺术中国：您在去年年底策划过《首届泛东南亚三年展序列研究展第三个项目“对于‘参与式艺术’的两种回应”》，展览中涉及了大量东南亚参与式艺术创作实践，对于这次展览情况请您简单介绍下，并介绍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陈晓阳：我对东南亚的关注从华南研究延展开的，但是因为疫情原因不能前往当地考察，因此在2021年底，在我工作的广美美术馆推出了一个研究性项目“对于‘参与式艺术’的两种回应”，邀请了两位在这个领域已有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年轻策展人及学者来策划。沿着两位策展人不同的工作路径，这个着眼于东南亚社会的参与式艺术项目展示也顺势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广美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思培博士带来的“穿针引线”和曾在广东时代美术馆公共教育部工作的策展人潘思明的“联谊——作为关系生产的空间实践”。

她们一共带来七个子专题的项目，其中涉及东南亚、东亚和南亚的二十多个团体、几十位艺术家与研究者在过去二三十年的相关文献和研究记录，还包括一些在区域艺术史研究中发现的跨文化对话材料。“穿针引线”以分享艺术家研究过程及田野材料、委任创作艺术家书、策划东南亚实践小组与华南本地小组进行项目合作等方式处理相关区域参与式艺术实践中的历史和问题意识。“联谊”项目则从更多空间和团体实践入手，带来很多实践过程中累积的视觉化作品和开放性讨论。在展览和工作坊讨论中，给观众和我们留下印象并有启发的项目很多，在这里我介绍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项目。

Pangrok Sulap成员 (图片来源：s1gnal.org)

一个是在陆思培策划的“穿针引线”版块中“庞克摇滚社（Pangrok Sulap）”项目。这是一个由马来西亚艺术家、音乐家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团体，其使命是通过艺术赋权农村社区和边缘人群。“Pangrok”是“朋克摇滚”的当地发音，而“Sulap”通常用来指婆罗洲沙巴州农民所使用的小屋或休息之所。

自2013年以来，通过创作大幅作品参加各类展览以及用手工制作的文创产品作为传播项目理念的媒介，尤其是大型合作式的木刻版画项目，已成为该艺术小组传播工作理念和公共议题的主要方法。该小组是“DIY”概念的提倡者，因此他们的口号是“Jangan Beli, Bikin Sendiri (不要购买，自己动手）”。

（续上）据统计，在战前全国从事乡村建设的工作团队和机构达600多个，先后设立的试验区达1000多处。他们有些受过西方现代教育，有些从新儒学角度在反传统的思考中开始实践。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试验区第一次农品展览会颁奖合影（1931年）（图片来源：搜狐）

比如梁漱溟在1928年前往广东开始思考乡村治理问题，辗转多地后于1930年在河南进行村治试验，后转到山东邹平继续开展乡村建设，一直延续到1937年战前才被迫结束。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既留下丰厚的遗产，也留下很多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今天的乡建实践可以视为这一运动的持续回响和继续发展，依然还有很多做农村研究的学者、乡村发展振兴的研究机构及很多公益组织在扎根乡村，从生态、农业、生计、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方面进行建设实践。其实艺术家参与的乡建项目在其中是比较少的部分，但是因为艺术的视觉表现力和传播力比较强，在公共媒体中看到的多一些。

上海大鱼社区营造（图片来源：搜狐）

社区营造的概念史比实践史更久远一些，与19世纪末工业化社会成型有密切关联，“社区（community）”的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被提取出来，并从对城市社区的研究延展到农业社区，社区营造通常针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问题从社会管理层面提出的应对方案。中国国内的社区营造项目受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案例影响更多，主要因为同处东亚拥有相似的生态环境和稻作传统的农耕社会历史，很多工作方法比较容易借鉴和吸收。日本社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完成工业化社会转型，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初全面进入城镇化建设，社区营造运动也就在这些时期陆续出现。社区营造通常由政府管理部门提出需求，由专业的规划或研究实践机构推进，需要更多管理和执行系统支持，很难以自由的个体项目介入，但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是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其目标指向建设更良性的社区环境和社会生活。

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艺术参与社会变革的历史可以从上世纪初的欧洲现代艺术运动开始回溯，英国也有名为社区艺术的项目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进行实验，但是真正以社会参与式艺术为一种当代艺术形式进行广泛实践，还是在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规则的上世纪九十年代。

这些社会参与式艺术的团体和个人在进行实践时，因为需要更多策划和协作，很难避免要向NGO和社工组织学习社区工作方法，其开放的集体创作方式常常会减弱其艺术的主体性和创新性特征，但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社会参与式艺术针对社会议题所进行的创造性工作，依然要回应艺术发展提出的本体性与形式问题，才能保全其作为艺术工作的不可代替性。

印尼的艺术小组ruangrupa（第十五届卡塞尔文献展官网）

艺术中国：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首次采用一个集体策展方式，文献展也呈现了世界各国的参与式项目，中国也有团队的作品展示，您对此有怎样的评论？

陈晓阳：从2019年初确定邀请印尼的艺术小组ruangrupa来策划展览开始，我一直留意本届卡塞尔文献展所带来的信息和讨论。但是因为疫情限制不能去到现场观看，从网络新闻和社交媒体上获得的部分信息中，只能简单说一下基本看法。从目前的展览状况和反馈而言，我觉得未来在讨论展览史时，本届卡塞尔文献展可能会反复被提及，虽然并不一定全是乐观的评价，而是一些更为复杂的讨论。

因为这届展览的工作方法中涉及到几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一个是ruangrupa小组的集体策展方式，以一种刻意的去中心化和去欧洲化的工作方法，的确呈现出一种国际艺术界并不熟悉的亚洲式集体协商机制。

他们通过超越空间建构的“谷仓（lumbung)”概念所强调的集体智慧、共享、互助、平等、弹性的描述，在东西方的历史及文化语境里，其边界和内涵未必完全吻合，会有一些交错和彼此误读的部分，当然这与他们强调展览的混沌性与生长性并不矛盾，还是能自圆其说并可以有效执行的策展方法。

文献展的大型壁画横幅被认为包含反犹太主义图像（图片来源：derstandard.at）

另一个问题是这种非西方中心的策展思路，以及艺术家们在世界上不同区域通过艺术实践进行社会问题反思时，会被裹挟进并未完全厘清和解决的东西方文化竞争及去殖民化历史叙述中，这种风险已经从文献展过程中出现涉及反犹主义问题的作品争议显现出来，因为对于不同区域的去殖民化进程所涉及的文化心态和历史遗留问题是有显著不同的，殖民、被殖民与去殖民也不是一些边界光滑的历史概念，其中彼此浸润侵蚀的复杂性，在如此多向度的艺术项目表达中会被反复缠绕起来，很难理出头绪。

參與式藝術不是鄉建，也不是社區營造——陳曉陽專訪

导读

随着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资讯在国内的传播，社会参与式艺术这个较为陌生的概念渐渐为国内艺术界所熟知，相比传统精英化、白盒子空间式的当代艺术，社会参与式艺术具有鲜明的去中心化和社会参与感的特点，由此也引发了更多的讨论与争议。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陈晓阳不仅在去年主持过相关东南亚的参与式艺术展览，同时也策划发起过多个在地实践项目，在社会参与式艺术的跨领域具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和深厚的学术理论积淀。近日，艺术中国记者对陈晓阳进行了专访，陈晓阳解读分享了卡塞尔文献展和东南亚社会参与式艺术的部分作品，同时也对社会参与式艺术与乡建、社区营造等其他概念进行了理论辨析，并回应了在地实践中的共性问题和可能的方法路径。

（原題：参与式艺术不是乡建，也不是社区营造——陈晓阳专访； 2022-07-23；来源: 艺术中国）

想象思維

我理解所謂形象思維和靈感思維這種藝術家常用的思維方式, 不完全是單純地對事物表面現象進行「模式識別」, 或形體、外表的直觀 (直覺) , 而是還蘊含著對所觀察事物的整體的、宏觀的、性質方面的思考, 以至對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性的想象和猜測, 其間有時還可能融入了情感的、心理的因素。因而, 往往是複雜的、多途徑的、凝練的、有時是瞬時即逝的。

藝術思維 (形象思維) 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 就是思路靈活、多向搜索、聯想、猜測, 進行大跨度的思考、遠緣「雜交」。也就是說藝術家或科學家對周圍事物進行敏銳而詳盡的洞察之後, 運用豐富的想象力去捕捉復雜事物的本質和整體, 從宏觀的「形象」上一下子抓住事物發展變化的機理和精髓。正如愛因斯坦所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 因為知識是有限的, 而想象力概括著世界上的一切, 推動著進步, 並且是知識化的源泉。」[7]（見：錢學敏：論錢學森關於科學與藝術的思想; 原載：2001年 第3卷 第11期《中國工程科學學刊》）

文化雜談|大師演講中途憤而退場，留下思考題

近日，世界著名當代攝影藝術家斯蒂芬·肖爾講座在中央美術學院舉行，分享的話題是「轉變我人生的五次經歷，以及它們如何促使我成為一名藝術家」。有網友發帖稱，「台下很多人從始至終都在低頭看手機，斯蒂芬·肖爾在講座中離席」，這引發人們討論「專注力」的話題。

據悉，離席之前，斯蒂芬·肖爾通過現場翻譯向在場觀眾說：「既然我現在談論的是注意力這個話題，你們也知道我在聊注意力，那我覺得，你們也應該明白，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力的重要性。然而，我發現今天在場的各位，其中有非常多的人從頭到尾都在看手機。你們今天特意來聽這個講座，卻都不能夠集中注意力。那麼你怎麼能夠在意，你平時吃的東西，或者太陽照在你皮膚上的那種感覺呢？我們今天就到此結束，挺好的。」 肖爾在台上講「注意力」，台下卻有不少聽眾並沒有集中注意力，他的不滿可以理解。

問題最後以一種體面的方式解決了。講座協辦方、北京某藝術中心的工作人員說，其實部分觀眾低頭看手機是在做筆記。「如果因此產生的誤會，我們會和老藝術家進行溝通，盡可能讓他理解。」並提及，將向領導反映，倡導觀眾注意文明禮儀。也有網友回帖稱，「觀眾低頭看手機其實都在記筆記，肖爾先生獲悉後開心多了。」

確實從社交禮儀的角度，當他人在台上發言時，如果台下聽眾不專心，只顧著刷手機甚至交頭接耳，是對發言者的不尊重。但台上的人「侃侃而談」，台下的人「低頭一片」，這場景大家太過熟悉了。用手機記筆記或許有人在做，但如果在專注力不夠的情況下，其實效果大家也心知肚明。

說起文明禮儀，讓我想起2007年采寫的一則新聞，音樂會上活潑好動的孩子上躥下跳，大呼小叫，此起彼伏的手機鈴聲、說話聲……面對這些並不高雅的景況，來自法國巴黎國立音樂學院的布菲教授眼眶裡盈滿淚水，演出也被迫中斷。這位教授對記者說，「嘈雜的聲音使我無法專注於我的音樂，那不是我的最好水平。沒有把最好的東西帶給南京觀眾，這讓我有點難受。」由於種種原因，觀眾無法專注於音樂本身，因此導致了那些不文明行為。

如今「冒犯」的行為方式也更新了。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人們的生活離不開手機，用手機處理各種事務，從職場到情感，早就習以為常。手機焦慮的話題，也留在老生常談裡。人們試過斷網幾天，短暫治愈然後又回到手機編織的生活網中。藝術大師這次憤而離席，又一次認真地提醒我們，注意力被不斷切割和碎片化的現實。

有那麼嚴重嗎？殊不知，看個手機，不知不覺中對公共生活的質量和秩序造成實實在在衝擊。我們時常「機不離手」化身「低頭族」，朋友圈、購物平台、短視頻接力上場，每次冗長的開會、無法專心的學習、游離的沉浸式欣賞、心不在焉的人際相處，手機都成了「避難所」。類似看手機被通報批評的新聞看起來有些「搞笑」：「陝西4幹部開會看手機被拍照曝光被紀委通報批評」「安徽19名公職人員因開會缺席睡覺玩手機被通報」「湖北襄陽:10名幹部因會議遲到睡覺玩手機被通報」……許多高校裡的老師也對學生上課時玩手機見怪不怪。

令人心驚的是，利用碎片化時間、下班後打發疲累的時光，慣性打開軟件，短視頻、微短劇一秒上頭，令深度閱讀，沉浸式思考退場。忙於工作和學習的人們，隨時有可能被電子產品或者娛樂、聊天軟件所吸引，陷入被「支配」的恐懼之中。覺得這位大師矯情、小題大做的網友們，也不妨想一下，多少時候，我們忘記把不玩手機的「儀式感」和陪伴感留給那些值得尊重的人，以及值得自己認真對待的東西。

大師憤而離席事件隨風而過，吹起漣漪，更值得思考和關注的是步入智能時代，人們如何正視注意力失焦的話題。當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專家也提醒，當下人們獲取信息的速度越來越快，其實也埋下隱患。人們不斷被吸引，談資不斷：熱點實時更新，短視頻快速翻新，看似是在加載信息，實則在不斷打擾、分散注意力，人們習慣於被動接收信息，難以深入思考、保持專注力。在手機成為「人體器官」的今天，你我無法退回到「從前慢」的無網時代，如何與手機相處自洽，如何構建新的公共禮儀？我們需要與手機保持恰當的距離感。面對科技時保持克制與獨立，實時自我調整並重建平衡，努力找到心靈的自由。

（揚子晚報 2024-09-29 紫牛新聞記者 張楠）

丹納《藝術哲學》藝術全是全是碰巧的？~~我們很容易認為藝術品的產生是由於興趣所至，既無規則，亦無理由，全是碰巧的，不可預料的，隨意的：的確，藝術家創造的時候只憑他個人的幻想，群眾贊許的時候也只憑一時的興趣；藝術家的創造和群眾的同情都是自發的，自由的，表面上和一陣風一樣變幻莫測。雖然如此，藝術的制作與欣賞也像風一樣，有許多確切的條件和規定的規律：揭露這些條件和規律應當是有益的。—— 引自第7頁

文明過度的特點是觀念越來越強，形象越來越弱。教育、談話、思考、科學，不斷發生作用，使原始的映像變形、分解、消失；代替映像的是赤裸裸的觀念，分門別類的字兒，等於一種代數。日常的精神活動從此變為純粹的推理。……他把這個符號放進頭腦，插入一個分隔清楚，貼著標簽的格子里；這就是我們今日所謂的理解。我們看的書報和我們的知識在我們精神上堆滿抽象的符號；我們憑著調度的習慣，一有規律的合乎邏輯的方式，在各個符號之間來來往往。至於五光十色的形體，我們不過瞥見一鱗半爪，而且還不能久留，在我們內心的幕上才映出一些模糊的輪廓，馬上就消失了。如果能記住形體，有個明確的印象，那是全靠意志，靠長期的訓練和反教育的力量。—— 引自第98頁

畫家對這些細膩的景色非常敏感，他在陰暗到明亮的整套色調中自然不會把極端放在一起，而只采用低沉的調子；整幅畫面，除了一個地方之外，都是黑沉沉的；他的音樂從頭至尾是低聲細語，只有偶爾響亮一下。他所發現的是一種新的和諧，明暗之間的和諧，濃淡之間的和諧，表達內心的和諧，韻味無窮，沁人心脾的和諧。他常用酒糟色，不乾不淨的黃色，烏七八糟的灰色，模糊一片的黑色，黑色中間東一處西一處顯出一塊鮮明的顏色；這種塗抹的結果竟然能直扣我們的心弦。繪畫史上最後一次重要的發明就在於這一點，繪畫最能迎合現代人心靈的也在於這一點，倫勃朗在荷蘭的天色中領會到的也是這一種色彩。—— 引自第177頁

感知上升，理念介入——卞之琳《斷章》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

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

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卞之琳（1910－）江蘇海門人，三十年代的著名詩人，有詩集多本，他和何其芳都是新月派（以徐志摩為代表）後期詩人，最後卻走上現代派的道路。他受過西洋詩學的熏陶，但國學的基礎深厚，在創作上努力擺脫西式的約束，使作品有濃厚的中國色彩。他善於觀察人世間一切事物和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用比喻的手法把這種關係表現出來，但並不是純客觀的描寫，而是把自己的強烈感覺滲透於其中，使讀者不經不覺地把詩的感情分量全盤接受過來。由於他繼承現代派的風格，所以詩的意象跳躍現象十分普遍，有的句與句之間驟然看來是斷裂的，但仔細讀來，思維之中自然出現連接的橋樑。卞之琳的出現，標示著現代詩的完全成熟。

《斷章》只有四句淺白的句子，但完成了絕妙的詩境效果，它是卞之琳代表作之一，也是現代漢詩的代表作之一。

現代詩還有一種特別的功能，就是把詩人的感知（客觀事物通過感覺器官在人腦中的直接反應）上升為理念，再以感性的文字表現出來，而理念的介入，是要讀者經過思考之後才發現的，《斷章》就是這一類詩作。

現代詩中的「你」，有時是單一的你，有時是另有所指；《斷章》中的「你」，可以是單數，也可以是複數，一詞兩義。詩所描寫的是「你」與橋上、橋上、窗子、風景、明月、別人的夢之間的妙微關係。這種關係不是現實的一般關係，而是詩人感知中的關係，由於理念的不顯露介入，所以文字是感性的，但其含義充滿哲理。你在橋上看風景，心無旁鶩，悠然自得，萬萬想不到樓上看風景的人看你，使你成為風景的一部分，而樓上看風景的人又何嘗不是你看風景的一部分呢?當你站在窗前（樓上的）向外望時，明月剛好掛在窗前，裝飾了你的窗子，月下窗前的你，又成為別人觀看的對象，也可能成為幻想的對象。現代詩的「夢」，不應看作是一般的夢，而是幻想、理想的代用詞。這首詩體現了物與人或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觀照，就是主體與客體交融，物我兩忘，消除一切約束，達到恬靜自然的境界，有佛道兩家的思想基礎。（原見：澳門虛擬圖書館）

克瑙斯高:內心的咔噠聲

生活一向都是如此，過去如此，未來亦是如此。生命會在活著的人身上發出咔噠聲，帶著所有的思維和心理，當他們死去，內心的咔噠聲隨之消退，並在孩子身上延續。然後我們就知道，咔噠聲才是問題的關鍵，咔噠聲就是意義，咔噠聲就是生命。(引自第68頁)

黑暗當然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光明中的針尖。生活當然是痛苦的，但這種痛苦只是我們在中性或美好中穿行時的一條看不見的通道，遲早會從中走出來。(引自第92頁)

（摘自《在春天》；作者: [挪威] 卡爾·奧韋·克瑙斯高[Karl OveKnausgård]；上海三聯書店；沈贇璐譯；2024-1； 240頁； 克瑙斯高「四季」系列）

伽達默爾

另一位在海德格爾存在哲學基礎上對主體間性理論進行發展的哲學家是伽達默爾，伽達默爾繼承了海德格爾的生存論解釋學思路，主要從歷史、傳統和語言等方面來闡釋人的存在方式，解釋人與世界的存在論關係。

海德格爾通過語言使主體間在「意義世界」中相遇，伽達默爾也關注語言和意義問題。他認為，語言在本質上屬於人的生活世界，語言是主體間交往的根本方式，語言不僅是理解的對象，而且是理解的直接前提和出發點。語言的本質在於「對話」，對話便是主體間對「意義」的相互理解，從根本上說，對話通過改變主體雙方的觀點而達到對世界的共同理解。由此，伽達默爾從文本的解讀、理解和溝通人手，建構了本體論的解釋學體系。

伽達默爾認為，理解是一個歷史過程，傳統和語言作為生活樣式，在歷史中沉淀，傳統和固有的語言觀點是前理解結構，任何人都生存在一定的視界之中，不同的視界代表著不同的傳統。對話者的對話本身就是主體雙方的「視界融合」。在此，伽達默爾提出了主體間性的歷史性問題，「視閾交融」可以存在於不同時代理解者之間，通過對話超越自己個體的有限視界。

主體的理解表現了人的生存的歷史性也是人的本體論存在方式，理解就是一種視界的融合，是一種效果歷史，因而理解在人們取得一致意見的交往聯系中起著重要作用。在解釋學視域內，主體間關係是一種理解關係，而文化、傳統使理解交往成為可能，伽達默爾的主體間性哲學也因此具有存在論和語言文化視野上的意義。

尤爾根·哈貝馬斯

當代西方哲學界中，突出強調主體間性理論的當屬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他將主體間性問題作為一個突出的社會歷史和現實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並以主體間性問題為基礎構建了交往行動理論。

社會病態的五個等級，哈貝馬斯如何用「主體間性」化解交往矛盾？

在哈貝馬斯看來，交往行動是指不同主體之間遵循有效性規范、以語言為中介而發生相互作用的行動，交往行為強調一種主體間性、交互主體性，是主體在生活世界中的一種現實的相互作用關係。

在哈貝馬斯看來，在交往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互為客體，而是互為主體，因此，交往是通過主體間的互動達成共識，也就是說，交往主體在相互理解和對話的過程中，必須以語言為中介，而語言、規范、理解等等，都只能在主體間性中存在。「個人作為一個特殊的語言共同體的成員……惟有融入一個主體間共有的生活世界，才能成為有語言和行為能力的主體……社會化的相互作用和以相互理解為目的的語言使用，內在地蘊含著一種促使主體逐漸個性化的動力。但與此同時，通過日常語言的同一媒介，社會化的主體間性也顯現出來。」這樣，作為主體的個人通過用語言使自身在生活世界中達成主體間性意義上的理解，實現了自我的個體化和社會化的統一。

由此，哈貝馬斯以交往理性為核心建立了系統的交往行為理論，實現了自我問題研究的主體間性轉向，同時也開辟了主體間性哲學的新路向。

較之前人的理論，哈貝馬斯主體間性理論有更多值得贊同的地方。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對象化活動、人的主體性的確立和實現，都必然不能脫離其社會屬性，因此，哈貝馬斯在社會化的基礎之上理解主體間性和交往，這是合理的，主體和主體共享社會生活、實踐的經驗，構成主體之間相互理解、交流的平台，使得交往作為一種基本的生存方式得以確立。然而，哈貝馬斯主體間性理論的不足之處也非常明顯，他試圖整合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卻最終陷入了二元論。哈貝馬斯將主體間性的基礎看成是精神交往，他以「興趣」為出發點，以一種烏托邦式的「生活世界」為目標，忽略了物質交往的存在和重要作用。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來看，實踐尤其是物質生產實踐才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缺乏物質交往的基礎，主體間性理論也將陷於唯心主義的虛幻之中。(百度百科)

胡塞爾

現代西方哲學發展中，由於認識主體轉向個體，認識的普遍性問題也就因此凸顯出重要意義了，最早涉及到認識主體之間關係的是現象學大師胡塞爾。

胡塞爾建立了先驗主體性的現象學，他的現象學「不僅要求懸置作為外在實體的人和物，而且也要求懸置心物一體的自然主體之我，將自我先驗化、功能化、空靈化為一種至大無外的邏輯主體」。胡塞爾把先驗自我的意向性構造作為知識的根源，堅持一元主體的自明性原則，但是這就產生了個體認識如何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必須建構多元的主體間性才能擺脫唯我論的困境。一種有別於主體性哲學的主體間性哲學也就由此形成。

胡塞爾在《笛卡爾式的沉思》中指出，「內在的第一存在，先於並且包含世界上的每一種客觀性的存在，就是先驗的主體間性，即以各種形式進行交流的單子的宇宙。」這裡的單子牽涉到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的單子論，不同的是，萊布尼茨認為單子是一種精神或心靈的力，是自我封閉的，「單子沒有窗子，不能受外界影響，或由外界施予作用」。而胡塞爾對萊布尼茨單子的封閉性進行了改造，胡塞爾認為單子能夠反映整個宇宙的面貌，能夠在「自我」中反映「他我」，而單子也就是認識主體之間的共識或知識的普遍性的根據，是人的「統覺」「同感」「移情」等能力。

海德格爾

但是，胡塞爾的主體間性哲學是以先驗主體論為前提提出的，限定於認識論范疇，只涉及認識主體之間的關係，而不是認識主體與對象世界的關係，因此「海德格爾指責胡塞爾現象學的先驗主體性在本體論上的無根據性」，認為胡塞爾的現象學並不是本體論的主體間性。本體論的主體間性指存在的人與世界的同一性，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往、理解關係。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現代哲學家超越了主客對立的思維方式，由認識論哲學轉入存在論和解釋學哲學。

海德格爾認為，胡塞爾自我統覺和他人統覺的同一是通過自我對他人統覺的推想而實現的，這種主體間性仍然是本我在范疇內出現，那麼這種推導本質上仍然是主體性而不是主體間性。

海德格爾從「此在」出發展開主體間性，「此在」不是先驗探究的基礎，而是具體生活境域中的人。海德格爾認為，「自我認識所說的並不是通過感知察覺和靜觀一個自我點，……只有當生存著的存在者同樣源始地在它的寓世之在及共他人之在——它們都是它的生存的組建環節——中對自己成為透徹明晰的，它才「自視」。自我作為「此在」是處於他人之中的，他人構成自我所必需的生活環境，因此，自我先在性地包容著他人，自我和他人通過語言相遇和交往。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哲學提出了此在的共在問題，由此開始進入本體論的主體間性問題。

然而，海德格爾雖然涉及了本體論的主體間性問題，但仍然限於「此在」的范圍，沒有進入存在本身，他跟胡塞爾一樣，從傳統西方哲學的先驗論的「自我」出發，以主客關係的模式來間接構築主體與主體的關係模式。因此在海德格爾的理論中，真正具有交互性特質的主體間性理論並沒有真正確立。

馬丁·布伯

較之海德格爾，宗教學家馬丁·布伯的主體間性理論更為徹底。布伯在《我和你》一書中區分了「我一它」和「我一你」兩種哲學范疇，「我一它」是一種人對於世界的認識關係，而「我一你」是超越這種實用關係的「對話」和「相遇」的關係，在布伯看來，「你」是「我」以外的所有存在，包括他者甚至自然和上帝，因此「我—你」哲學模式較之「我一它」哲學模式是一種更具有本真性的關係模式，「我一你」關係是一個原初的整體，也是世界的本體，它體現了一種真正的交談性的主體間性關係。此外，布伯還引人了一種有別於主體性關係的「之間領域」關係，「精神不在『我'之中，它佇立於『我』與『你'之間」。這樣，自我和他者通過「之間」的對話產生聯系，而這種對話正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直接關係。布伯的理論是對主體間性理論的重大發展，他以主體間關係本身來直接構築主體間關係模式，真正超越了單一主體性原則，在本體論上建構了主體間性理論。

但是，主客關係是人類對象化活動的基礎，布伯在肯定「我一你」主體間關係的同時，卻徹底否定了主客體關係，這使得他的主體間性理論最終失去了實踐基礎。（下續）

愛墾APP:〈學術殿堂叙事〉虚構個案，雖然以個人經驗為基礎，語氣坦率、甚至尖銳，但也引發一連串有關學術倫理與知識價值觀的深層反思。以下將分別引述相關學理與研究來分析，並探討文章“作者”潛在的心理結構與倫理意涵：

一、優越自我認同：強調自己過去在國立大學地位優越資源豐沛、研究嚴謹，貶低他人現況~~這種言談表現出一種「學術階層化」（academic stratification）的心理，其根源可從皮耶爾・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來理解。他認為學術場域是一個權力鬥爭的空間，學者透過累積「學術資本」（academic capital）如發表、學位、任教機構聲望等，來維持其位置與認同。虚構作者的優越感與道德姿態，反映的是一種基於「資源菁英主義」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透過貶抑資源較弱學校與學者的現況，來維持自己過去身分的合法性。[Bourdieu, P. (1988). Homo Academicu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此外，研究也指出這種自我標榜式的優越認同，往往帶有「結構性忽視」（structural blindness）：忽視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私立院校或非主流領域學者可能缺乏支持。忽視不同學者生命階段的研究節奏與社會責任差異。[ Marginson, S. (2006). "Dynamics of national and global compet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52(1), 1–39.]

二、年齡歧視言論：暗示年長學者無能力、無貢獻，只是靠名聲苟延殘喘~~這種說法涉及明顯的「年齡主義」（ageism），在學術界中其表現形式有以下幾點：

1. 心理學視角：社會認知偏誤。人類在評估他人能力時，常透過「刻板印象捷思法」（heuristics），將「年老＝退化」視為自然邏輯。但實際上，許多年長學者在理論架構、歷史知識、指導經驗等方面仍具獨特貢獻。[ Levy, B. R. (2003). "Mind Matters: Cognitive and Physical Effects of Aging Self-Stereotype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58(4), P203–P211.]

2.教育社會學：學術勞動與知識生產的多元面向~~年長學者的學術貢獻，可能不在於創新性，而在於：理論梳理；知識傳承；跨代對話與指導等，這些同樣是知識生產中不可或缺的面向。[ Altbach, P. G. (2005). "Academic freedom: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and challenges." Higher Education, 41(1-2), 205–219.] 更進一步，許多國際大學制度中仍保有「榮譽退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制度，反映出對長期學術貢獻的肯定，而非簡單地以「退而不休」視為「妨礙」。

三、學術價值的單一標準：以「新資料、新觀點」作為唯一衡量學術貢獻的標準，排除理論深化、知識傳承等形式~~這部分牽涉的是對「學術價值定義的狹隘性」。當代學術評價制度下，「可量化」與「創新性」的過度強調，已經引發廣泛批評：

1.知識進展的多元路徑: 學術發展不僅仰賴「新發現」，還仰賴對既有理論的「深化」、「批判」、「整合」。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指出，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才是知識日常積累的主體，大革命僅偶爾發生。[📘 Kuhn, T. S. (196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知識社群與世代傳承: 教育哲學家Michael Oakeshott強調教育是「與一場古老對話的交會」，不是單靠發現新知，而是透過理解、詮釋與傳承來維持文明連續性。[ Oakeshott, M. (1962). The Voice of Liberal Learning.]

3.抵抗績效邏輯：慢學術（Slow Academia）與護理知識生產的多樣性: 「慢學術」倡議者（如Maggie Berg與Barbara Seeber）批評當前學界被「生產力」與「創新」所綁架，遺忘了思考、沉澱、與傳承的重要。[Berg, M., & Seeber, B. K. (2016). The Slow Professor: Challenging the Culture of Speed in the Academ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結語：一種更開放與倫理的學術態度

從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優越感與資源分布不均密切相關，易轉化為象徵性貶抑；年齡不該是評價學術能力的標準；學術貢獻需要多元價值觀並存，包容不同生命階段與研究取向。

真正的學者，或許不是靠「持續發表」證明自己，而是能在適當時機選擇退場、支持他人、甚至反思自己的位置與貢獻。

誠實地承認自己已經不再掌握前沿知識，的確是一種可敬的自知之明。但這份誠實若能延伸成對他人處境的理解與尊重，那才是更成熟的學術倫理實踐。

愛墾APP:〈學術殿堂叙事〉（虚構個案）退而不休？——一位退休學者的心境剖析

從Erikson與（编註：埃里克·埃里克森）與Simondon談（西蒙東）自我、變化與學術場域的尊嚴。

話說這篇虚構的文創個案提到，在學術界，一位退休教授的公開貼文引發討論。他嚴詞批判某些「退而不休」的學者，認為他們不再具備研究能力卻仍佔據舞台，反而損害學術尊嚴；而他自己則主動婉拒講座與發表，認為「退出」是對學術的一種尊重。

這個案内容表面上在捍衛知識的純粹性，實則蘊含著更深層的心理掙扎與身份議題。本文嘗試從心理發展理論（Erikson）與個體生成哲學（Simondon）兩個視角，剖析這位退休學者的言論與心理狀態，探索學術生命在退場之後，如何仍能持續生成、轉化與貢獻。

一、Erikson：自我整合與絕望之間的掙扎

心理學家Erik Erikson認為，人生的最後階段是「自我整合 vs. 絕望」的交戰時期。個體會審視過往人生，如果能接受自己的一生並看到其中的意義與價值，就能達到內在的整合；反之，若感到遺憾、未完成或被世界遺忘，則可能陷入絕望與失落。

在這位退休學者的敘事中，我們看到：

表面上的自我整合：他坦然承認自己已無法跟上當代學術進展，因此選擇退出，並拒絕不熟悉領域的邀約。他提倡「自知之明」，主張學者不應重複自己過去的研究，只為了維持能見度。他認為退場是一種對知識、對學術社群的尊重。

但也藏著對失落的焦慮與自我防衛：他對其他仍活躍的退休學者抱持明顯的批判，質疑他們的能力與動機，甚至貶低其學術價值。他在語言上營造出一種道德高地：我是清醒退出的，他們是盲目留下的。這樣的言論可能不只是對事實的評價，更是一種潛藏的心理防線──透過貶低他人，來強化對自己選擇的信念，抵抗對價值感流失的恐懼。

小結：Erikson理論讓我們理解：整合與絕望並非絕對對立，而是一種持續的擺盪。這位學者或許已完成部分的「整合」，但從他貶低他人的語氣中，我們也看到尚未完全放下的自我認同焦慮，以及對學術地位消失的不安。

二、Simondon：個體不是被完成，而是持續生成

如果Erikson幫助我們理解這位學者的心理動力，那麼法國哲學家Gilbert Simondon的個體哲學則提供了另一個關鍵視角：人，不是一個完成了的「身份」，而是始終處於「生成中的存在」。

Simondon的主張：個體不是靜態、封閉的形體，而是不斷與周遭環境、技術、思想和社群互動而持續變化的系統。個體與世界是「共生成」的，學術、知識、生產活動只是個體生成的某些階段，不應等同於其全部存在。真正活著的個體，不會以「我已完成」作為終點，而是始終保持變動、敞開、交流的狀態。

回到這位退休學者：他明確劃出邊界：「我退休了，就不再參與學術活動」。他視知識更新為一種「工具性」操作（例如是否買書、是否跑田野），而非與生命歷程交織的生成過程。他將知識生產視為少數仍有「研究資源」的人的任務，自己則是「已退役、已退出」的旁觀者。這種對學術角色的劃界，顯示他仍將「學者」視為一種靜態的身份、已完成的角色，而非一種可以轉化、變形、持續發酵的生命樣態。

小結：從Simondon的觀點來看，這位學者其實並未完全退出學術生成，而是選擇了一種「封閉自己與學術的關係」的方式。他將「退休」視為終結，而非轉化。這也說明，身份的退場，不等於生成的終結；即使離開講台與論文場域，學術生命仍可能以別種形式活躍，例如指導後輩、參與公共知識對話、整理過往經驗等，這些都屬於知識生成的延續。

三、學術的尊嚴，不只是產出，而是生成的倫理

學術的價值，不應被簡化為「是否還能產出最新研究」或「是否還有經費與能力」。這樣的衡量標準，忽略了學術本身就是一種生命實踐：在思想中生活、在觀念中與他人對話、在代際中傳承。這位退休學者選擇退場，是一種值得尊敬的自知與誠實。但當這樣的選擇被強化為「唯一正確的退場方式」，甚至貶抑其他繼續參與者的價值時，就變成了另一種排他與焦慮的表現。

學術不是「退與不退」的二元選擇，而是一條可以變形、轉向、彎曲甚至重新開始的路。退場不等於沉默；轉變也不等於失敗。

結語：變老，不等於變靜止

在這個資訊快速流動、知識日新月異的時代，我們太容易以「新」為唯一指標，忽略了「深」與「持續」。對於每一位從學術舞台退下的人，我們應該鼓勵的不是「你還能不能產出什麼」，而是：「你還想怎麼生成？你願意如何參與？」

變老不是被動地退出，而是主動地轉化。就像Simondon說的：個體永遠不應被認為是完成了的，而是始終「在成為」。

童年中期（6-10歲）

社會心理危機：勤奮對自卑

正式進入學校的時期。此時適時的鼓勵很重要，若父母期望過於高不可攀，可能造成兒童的自卑心理。

中心任務： 教育
正面成果： 獲得學習能力，成就感
自我品質： 能力
重要關係： 學校

青春期（11-18歲）

社會心理危機： 自我認同和角色混淆

此階段要解決認定與認定混淆的衝突。在這個時期，需要弄清楚「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以這個「自我認定的形象」為基準來探索未來。反之，將會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將使自己成為怎樣的一個人。許多青少年的不良適應行為，就常是角色混淆的結果。

中心任務： 同輩群體
正面後果： 強烈的團體歸屬感，為將來準備計畫
自我品質： 忠誠
重要關係： 同輩群體

成人早期（18-34歲）

社會心理危機： 親密對孤獨

親密關係包含著犧牲與妥協，要達到此種關係，必須靠青年期所獲得的認定感。若不能確立自我認定的形象，對本身缺乏正確的認識，無法做適切的定位，也就不能對他人做永久性的承諾，而形成一種與人疏離的情況。

中心任務： 關心
正面後果： 組成密切關係，和他人分享
自我品質： 愛
重要關係： 配偶、朋友

成人中期（35-60歲）

社會心理危機： 繁殖對停滯

涵蓋了整個成年的歲月。在此階段主要的動機，是求得對家庭和社會有所貢獻，若不能達成這個心願，會意志消沉，變得消極。

中心任務： 創造力
正面後果： 養育兒童或幫助下一代
自我品質： 關心
重要關係： 工作場所 - 社區 & 家庭....

成人晚期（60歲-去世）

社會心理危機：自我完善對失望

即對自己一生的經歷做檢視與統整。如果細數一生都能感到滿意，還值得回味，便能平心靜氣地歡度餘年，反之則會滿懷失望和空虛的心情，平添悔恨。

中心任務： 反省
正面後果： 對一生感到滿意
自我品質： 智慧
重要關係： 人類

參考資料

張春興（1989）。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市：臺灣東華。

張春興（1991）。現代心理學。台北市：臺灣東華。

黃堅厚（1999）。人格心理學。台北市：心理出版社。

黛安娜‧巴巴利亞、莎莉‧歐茨（1994）。發展心理學（黃惠真譯）。台北市：桂冠。

（原見：教育百科）

教育学詞條名稱：心理社會理論_艾里克森(E._Erikson)

緣起

艾里克森的父母親為丹麥人，父母離異後，隨父母遷居至德國，母親也改嫁於一位猶太醫生，但也因為如此，使他在身分上引起了困擾。而後因為歐洲不安定，在1939年時歸化美國，也才更名為Erik Erikson。他根據自身人生經驗及多年從事心理治療觀察所見，發展出心理社會發展理論。

艾里克森社會心理發展階段是根據艾里克‧艾里克森描述，將正常人的一生，從嬰兒期到成人晚期，分為8個發展階段 。在每個階段，個人都面臨、並克服新的挑戰。每個階段都建築在成功完成較早的階段任務的基礎之上。如果未能成功完成本階段的挑戰，則會在將來再次造成問題。

1950年代，艾里克‧艾里克森創立這個理論，作為對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性心理發展階段的改進。艾里克森接受佛洛伊德理論的觀念（包括本我、自我和超我，以及佛洛伊德性心理發展中的幼兒性欲），但是反對佛洛伊德試圖單純以性欲為基礎來描述人格。此外，艾里克森批評佛洛伊德originology的觀念。就是說所有心理疾病都可以追溯到童年早期經驗。根據艾里克森，童年早期的經驗很重要，但是個體仍能在社會環境內得到發展。艾里克森相信童年對於人格發展非常重要，與佛洛伊德不同，認為人格在5歲以後繼續發展。在他最有影響的著作《兒童與社會》1950年中，他將人的一生分為8個社會心理發展階段。

階段
嬰兒期（出生-18個月）

社會心理危機：信任對不信任

這個階段母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否有密切地關心嬰兒的需要並迅速的回應？信任使嬰兒願意讓母親離開視線，而不信任則會使嬰兒甚至終身懷有不安全感。

主要問題： 我的環境可信嗎？
中心任務： 接受照料
正面結果： 信任人與環境
自我品質： 希望
重要關係： 父母

幼年（18個月-3歲）

社會心理危機：自主對羞怯、懷疑

排泄訓練可能影響兒童社會關係發展，若父母親能有耐心、態度溫和的對待兒童的行為結果，使其嘗試自我控制，對行動也更有信心，反之，若要求過於嚴厲，可能使兒童因闖禍而感到羞愧，進而對自己產生懷疑，變得畏首畏尾。

主要問題： 我是否需要得到其他人的幫助？
中心任務：模仿
正面後果：自豪
自我品質： 意志
重要關係：父母

童年早期（3-5歲)

社會心理危機：創造進取對內疚

此時兒童在語言、動作、思考各方面都有增進，若能給予兒童適時表達自己的主張，並給予適當的保護與指引，有助於兒童去實現自己所訂定的目標，反之，若不給予支持，則可能因此變得內疚或壓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中心任務： 認同
正面後果： 能發起活動並喜愛學習
自我品質： 目的
重要關係： 家庭

愛墾APP:文學批評與真理～～

1.耶魯大學英語教授克拉姆尼克（Jonathan Brody Kramnick）在其2023年著作《Criticism & Truth》中為批評辯護，他證明其價值的基礎是：「文學研究學科特別理解自己相對於其前身地位，和我們現在稱為 STEM 學科的地位都在衰落。」

關於人文學科制度地位的衰落，以及文學批評家——和批評——在學術界和面向公眾的所謂大眾批評中的角色，克拉姆尼克表達了極度的關切和焦慮，并提出如何處理這危機的觀念。

克拉姆尼克相信，這危機可以通過復興細讀實踐得到拯救。細讀是「關於寫作的寫作」，當熟練地進行時，它「在詮釋的行為中創造新的東西」。其《Criticism & Truth》關於文學批評的功能、方法和價值及其在大學中地位，長久以来鼓勵了學界對論證批評的信念：也就是它「能夠以某種方式講述關於世界本身的真理，不僅僅是關於被稱為文學的那小部分。」

他主張「細讀」是最能完成這一點的方法。因為細讀是「關於寫作的寫作」，當熟練地進行時，它「在詮釋的行為中創造新的東西」。Kramnick 論證細讀的技術或技藝產生關於文學的知識和真理，這些與其他學科的實踐者為了「在學科在學院中立足以及學院在世界中立足的危機時刻，為詮釋工作聲稱相關性」而產生的真理類型相當。

他認為，批評不是翻譯，而是迂迴表述（periphrase）。它不能聲稱重新發現作品的「本質」，因為這種本質正是主體自身——也就是一種缺席（absence）：每一個隱喻都是沒有實體的符號，而符號過程在其繁複中所指涉的，正是這種意指對象的遙遠性。批評者只能延續作品的隱喻，而不能將其還原；換言之，如果作品中真有一個「隱藏的」且「客觀的」所指，那麼象徵就不過是委婉語，文學就不過是偽裝，而批評則不過是語文學（philology）。將作品降格為純粹的明示是無益的，因為那樣一來，人們立刻就無話可說；同時，作品的功能也不可能是讓讀者閉上嘴。但同樣徒勞的，是在作品中尋找它「想說但未說」的東西，並假定它擁有一個最終的祕密——一旦這個祕密被揭開，同樣也就無話可說。無論人們對作品說了什麼，它總會保留著某種關於語言、關於主體、關於缺席的成分，就像它在誕生的那一刻所具有的一樣。

2.在這樣的制度性背景下，克拉姆尼克所面對的，不僅是單一學科的存續危機，更是一種知識生態的瓦解。人文學科的價值，在二十一世紀的高等教育治理架構中，被愈來愈多地量化為可直接兌現的經濟效益與就業導向。當學術經費與招生政策以「市場需求」為最高準則時，文學批評這類以詮釋、反思、辯證為核心的方法論，往往被視為邊緣的、奢侈的知識活動。

克拉姆尼克的焦慮，源於他意識到批評在雙重層面上遭遇削弱：

一方面，在學術界內部，批評的「學術權威」與「專業自治」受到跨領域融合、量化評鑑以及知識生產商品化的挑戰；另一方面，在面向公眾的領域中，「大眾批評」的空間被社交媒體的即時輿論、碎片化閱讀以及算法驅動的文化消費模式所取代。這種環境下，批評家不再被視為文化意義的中介，而更像是信息洪流中的「意見提供者」，其話語權與影響力被稀釋。

然而，克拉姆尼克並未僅止於感傷與哀嘆。他試圖提出一條不同於「向 STEM 靠攏」或「文化娛樂化」的出路——即恢復批評作為一種獨立且具有倫理責任的知識實踐的尊嚴。這並非否定跨學科交流的重要性，而是要重申批評的核心功能：透過語言、形式與歷史語境的細讀，揭示文本與世界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

他呼籲，批評家應當抵抗以「功用」為唯一評價標準的制度語境，轉而強調批評作為一種探問真理（truth-seeking）的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公共價值。這種價值並不依附於短期的政策效益，而在於長期維護社會的反思能力與語言的精確性——這正是任何健全民主與文化生活的基礎。

因此，克拉姆尼克的觀點不僅是對人文學科的辯護，更是一種對當代知識生態的警示：若批評的地位繼續滑落，我們將失去一種重要的文化機制——一種能夠對權力話語進行審視、對社會共識提出質疑、對個體經驗進行深描的機制。這種損失，將不僅僅是大學的損失，而是整個公共領域的貧乏化。

愛墾APP:Jonathan Brody Kramnick〈細讀〉在《Criticism & Truth》中使用的這些比喻，並展開它們在批評理論與人文學科語境下的意涵。

「工藝」（Craft）

表面意義：Kramnick 將細讀比作工藝，是要凸顯它不是純粹抽象、遙不可及的理論活動，而是一種手上有活、能被訓練和精進的實踐。

理論意涵：這種說法將細讀從「天才靈感」或「主觀感覺」的範疇中移開，定位成有技術規範的專業技能，與木工、陶藝類似，都有過程、材料、熟練度與創造性。

它抵抗了那種將批評簡化為「說點高深的」的印象，強調批評需要長期的訓練與精細的操作——批評家是匠人，不是純粹的思想傳聲筒。

在當前人文學科面臨量化和就業化壓力的情況下，把批評描述成「工藝」也是一種策略性修辭：它提醒社會，批評是有產出的、有技能性的生產，而非虛無的空談。

「以手織句子」（Weaving Sentences by Hand）

表面意義：這是對細讀過程的具象化描述，把批評比作用手工編織布料：批評者的文字與原文本的語言纖維交織，形成新的語篇。

理論意涵：

這個比喻呼應了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對文本的理解——文本不是封閉的作品，而是由線索與符號構成的「編織物」（textus，本義即「織物」）。

在批評中，「以手」的意象意味著觸覺與親密感：批評不是遠距離觀察，而是與文本建立緊密接觸，感受它的紋理與張力。

這種編織並不是對原有圖案的被動複製，而是在結構中引入新線索，重新配置圖案，從而改變文本在讀者眼中的形態。

「改變世界」（Altering the World）

表面意義：細讀不是被動的解碼，而是一種主動的再創作，能改變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進而影響世界本身。

理論意涵：這與保羅·利科（Paul Ricoeur）對敘事詮釋的觀點相通——解讀不是單純回應，而是重新配置經驗的意義，形成新的現實視野。

在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理論中，能夠影響公共討論框架的行為即是政治性的；Kramnick 這裡隱含的，是批評作為一種文化行動的政治維度。

當批評被視為「改變世界」的行為，它的價值就不僅是學術內部的，而是對民主、文化記憶、語言精確性與社會反思能力的長期維護。

綜合觀察

Kramnick 的三個比喻在理論上形成一個遞進關係：

工藝 → 確立批評的技能性與專業性（反對「無用」印象）

織句子 → 突出批評的生成性與與文本的互動（反對「重複原意」的看法）

改變世界 → 宣告批評的公共意義與文化影響力（反對「只在象牙塔」的批評）

他用這套比喻系統，將細讀從一種學術技術，擴展為文化生產與社會介入的方式，讓批評重新獲得存在的正當性與迫切性。

三、當前研究進展

1AI升華

藝術與媒體研究：Rini (2023)「人工崇高」；Denson (2023) 關於 AI 藝術引發的 awe/cringe [敬畏/畏缩] 經驗。

實驗性研究：He et al. (2024) 在 VR 中設計崇高場景並測量使用者情感反應。

哲學延伸：Youvan (2024) 嘗試把康德、布克理論引入數位與 AI 時代。

2 AI 直覺

人機互動研究：Chen et al. (2023) 探討人類直覺如何影響對 AI 解釋與建議的依賴。

認知科學視角：Simon (2003) 把直覺看作模式識別，認為 AI 模擬有助於理解人類直覺。

批判與文化研究：直覺作為「訓練出來的感知習慣」，融入演算法文化。

四、潛在交集

不可解釋性：升華：因 AI 運算過程不可見而感到震撼。直覺：人在不可解釋輸出下，必須依賴直覺來決策。

人類 vs 技術的邊界經驗：升華：AI 彷彿具備「超越人類」的創造力或威脅感。直覺：AI 挑戰人類「專屬」的認知能力（例如快速判斷）。

文化與心理影響：升華：科技敘事塑造「敬畏與恐懼」的情感氛圍。直覺：社會與文化背景影響人類對 AI 建議的信任與依賴。

五、研究問題建議

美學與認知的交叉：AI 引發的升華感是否會影響使用者對其「可信度」與「直覺判斷」？

直覺與情感的互動：在決策情境中，敬畏或不安等情感是否會改變人類直覺對 AI 的依賴模式？

跨文化比較：不同文化群體對 AI 的升華體驗與直覺使用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六、可能的方法設計

實驗設計：使用 AI 生成藝術或 VR 場景引發「升華感」，再測試使用者在判斷任務中是否更傾向依賴／質疑 AI。

混合方法：量化：心理生理測量（心跳、皮膚電反應）、決策表現數據。質性：訪談、think-aloud protocol 捕捉直覺與情感語彙。

跨文化研究：在不同文化群體中複製實驗，以檢測升華／直覺的文化差異。

七、結論

AI 升華與 AI 直覺雖然來自不同學術傳統，但在人工智能時代，它們共同揭示了一個核心議題：

人類如何在面對超越理解的技術力量時，結合情感與直覺來定位自身？

未來的研究若能結合美學哲學與認知科學的方法，將更有助於理解人與 AI 的關係，並為設計安全、可信且具人文深度的 AI 系統提供理論支持。

愛墾學術：人工智能中的「升華」(Sublime) 與「直覺」(Intuition)：比較性研究報告芻議

一、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AI）的迅速發展不僅推動技術應用，更引發了關於美學、倫理與人機關係的新一輪反思。

AI 升華 研究延續了康德、布克等哲學家的「崇高」傳統，著眼於人類在面對 AI 之「不可測」「超越理解力」「壓倒性力量」時所產生的情感與美學體驗。

AI 直覺 研究則集中於 AI 系統能否模擬人類的「非邏輯性判斷」能力，以及在人機互動過程中，人類如何運用直覺來理解、信任或挑戰 AI。

這兩個概念分別來自美學哲學與認知科學，但在 AI 的脈絡下卻有潛在交集：AI 作為一種既能觸發人類情感經驗的對象，又能成為人類認知與判斷的輔助者。

二、核心概念比較

延續閱讀：班雅明的靈光說

三、生成、操控與「原子論媒體」：創作的分子化

第三，馬諾維奇指出，軟件的生成與操作能力標誌著創作的根本變革。

三維建模（3D graphics）、分形生成、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等技術，使「作品」不再是靜態物件，而是可演化的系統。透過腳本（script）與模板（template），媒體對象可自動生成、個性化調整，甚至根據資料庫實時更新。

這種結構的核心是媒體的離散性（discreteness）：每個影像由像素組成，每個音軌由樣本組成，每個物件由資料節點構成。這使媒體成為可分解、可編碼、可重構的原子結構體——馬諾維奇稱之為「數據再現的原子論方法」。創作的重點不再在於靈感，而在於如何設計一個能「自己生產形式」的系統。

若說二十世紀的藝術家以構成（construction）為美學理想，那麼21世紀的軟件創作者則以生成（generation）為美學原則。這標誌著從「手工的先鋒派」到「算法的先鋒派」的歷史過渡。

四、從陌生化到資訊設計：新先鋒派的文化邏輯

馬諾維奇在文末指出，從1920年代的「新視覺」、「新字體設計」、「新建築」，到1990年代的「新媒體」，我們見證了同一個現代性邏輯的遞變。若說早期先鋒派的核心在於「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透過形式的衝突迫使觀者重新感知現實；那麼數位先鋒派的核心則是資訊設計（information design）——透過算法結構將現實轉化為可運算、可視化的資料場。

在此意義上，軟件既是歷史的繼承者，也是新感知體制的建構者。它將過去的先鋒技巧（剪接、拼貼、分層、重組）轉化為運算邏輯：超鏈接、資料庫結構、模組化界面、可視化演算法……「軟件整編了舊先鋒派」，但也「生成了新的先鋒派」。

這種新先鋒派不再以政治或意識形態為目標，而以技術為媒介、以資料為材料、以用戶為共作者。創新不再來自藝術家的意志，而來自系統的潛能。軟件成為文化的「元媒介」（metamedia）：它同時包含、模擬並超越了所有舊媒體。

五、結語：先鋒派的後繼與消散

「先鋒派變成了軟件」這句話，並非譏諷藝術的終結，而是揭示了一種文化命運。當創作被轉化為運算，當觀看成為數據化行為，人類與技術的關係也被重新定義。

早期先鋒派企圖通過形式革命改變感知結構；今日的軟件先鋒派則在無形中重塑我們的世界經驗。它不再以破壞性的手勢挑戰傳統，而以系統性的滲透改寫現實。
因此，「作為軟件的先鋒派」並非藝術史的延續，而是一種新的文化本體論：

感知成為介面，創作成為運算，現實成為資料。

在這個意義上，軟件既是先鋒派的遺產，也是其終點。它完成了現代主義所預言的那個夢——人與技術的合體創造——但也讓「創造」本身成為一種被自動化的行為。

而這，也許正是我們所處的數位時代的最大矛盾：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自由地創作，但同時，也更深地被算法創造。

愛墾APP: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作為軟件的先鋒派〉新媒體的技術美學與文化邏輯

在二十世紀初，先鋒派（Avant-garde）曾代表著對既有藝術形式的反叛與更新——從構成主義的空間幾何，到超現實主義的潛意識圖像，先鋒派藝術家以新技術、新媒介作為通向感知革命的手段。而在數位時代，列夫·馬諾維奇指出：今日的「新先鋒派」已不再是個體藝術家的美學實驗，而是作為軟件的系統性運作邏輯。換言之，軟件繼承並轉化了先鋒派的歷史使命——它不再以「陌生化」對抗感官慣性，而以「自動化、生成與操作」來重塑我們的知覺與思維結構。

一、從「新視覺」到「新算法」：媒體訪問的革命

馬諾維奇所謂的「新先鋒派」，首先表現為一場媒體訪問（media access）方式的革命。在早期的現代主義中，藝術家通過剪接、蒙太奇、拼貼等手段，顛覆傳統媒介的線性結構，以此揭示感知的多維性。而在數位時代，這種「多維結構」被編碼化、數據化，成為軟件的基本運算邏輯。

資料庫（database）與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取代了畫布與膠片，成為新的創作場域。它們能在億萬條媒體記錄中即時檢索、調取，並以超媒體（hypermedia）的形式重新組合。這種組合不再依賴人類的直覺創意，而是透過演算法與界面的設計實現。例如，HTML或Java語言讓文檔可在運行時改變自身結構；Dreamweaver與Generator等軟件使「文本」變得動態、可重構。這種動態性標誌著「形式」的本體論轉變：

現代主義中，形式是創作者對物質的形塑；在後現代數位時代，形式是演算法對資料的塑形（morphogenesis）。

因此，「媒體訪問」的能力本身已成為一種創作。觀者或用戶不再僅是接收者，而是透過介面參與了資料的組織與重構。這正是「從攝影機的人到搜索引擎的使用者」的象徵轉變：觀看不再是單一視角的選擇，而是多重資料的調取與再編。

二、從觀看到運算：媒體分析的認知轉向

其次，馬諾維奇強調「媒體分析（media analysis）」的生成性。早期先鋒派電影與攝影以「形式分析」挑戰感官慣性——例如維爾托夫（Vertov）的《持攝影機的人》，通過剪接與機械視角揭示了人類知覺的機械化可能性。如今，這種分析行動由算法自動執行：圖像識別、資料採集與可視化技術取代了人類的觀看。

這種轉變關鍵在於「數據化視覺（datafied vision）」。機器的「看見」並非感性經驗，而是透過統計關聯、模式識別與特徵提取所構成的計算過程。圖像處理不再是審美的修辭，而是演算法的推理；可視化不再是表達，而是分析本身。

馬諾維奇在此揭示出一種新的感知政治：

「觀看」已經變成「被運算」的行為。

觀者與被觀者皆成為數據流的一部分。數位時代的「媒體分析」取代了先鋒派的「形式批判」，成為一種自動化的符號生產。換言之，技術不僅分析世界，也在無意識地重塑世界。這是一種後人類的、演算法的先鋒派：軟件成為新的觀念藝術。

（續上）「後現代主義」（1980年代-）是這一新歷史時期的一個結果。我是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對此概念的使用上援引這一術語的，他認為後現代主義是「一個將新的文化特性與新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秩序聯系起來的周期性概念。」文化已不再試圖創新，這一點在1980年代早期顯而易見。

通過不斷地再利用與引用過去的媒體內容，藝術風格與形式成為了全媒體社會中新的「國際風格」。簡而言之，現在的文化致力於重新處理、連接與分析已積累起來的媒體素材。因此詹姆遜認為後現代的文化生產「不再直接看向外部的現實世界，而是如柏拉圖洞穴一般，在圍牆上追蹤著世界的精神影像」。我會再加一句，這些圍牆便是由舊媒體構成的。

新先鋒派（The New Avant-garde）

本文從發現新媒體與1920年代先鋒派的關係出發，指出了傳統文化發展史並不適合描述新媒體，因為前者使用的是舊形式。相反，1920年代的先鋒派發明了一整套全新的新形式語言，如今人們仍在使用它。鑑於上文對先鋒派技術向軟件轉變的描述，是否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新媒體的先鋒派特征在於其與舊的、現代主義先鋒派的聯系？

答案是否定的。新媒體並不會產生一系列相同的傳播技術革命，它的確代表了新先鋒派，且其革新程度至少像1920年代的正式革命那樣激進。但就形式層面的革新以及文化發展的傳統領域來說，這樣的革新並不存在。新先鋒派與舊先鋒派的根本性不同在於：

1. 1920年代的舊媒體先鋒派提出了再現現實和世界的新形式與方法。新媒體先鋒派則是關於訪問和處理信息的新方法。其技術有超媒體、數據庫、搜索引擎、數據采集、圖像處理、可視化、模擬等。

2. 新先鋒派不再關注用新方法觀看與再現世界，而是聚焦通過先前媒體積累的新方法訪問與使用信息。在這一點上，新媒體是後媒體或元媒體（meta-media）的，它使用舊媒體作為主要材料。

我將會簡要說明新先鋒派的兩個重要特征在邏輯上是有關聯的。從攝影開始，現代媒體技術使記錄現實的媒體積累成為可能。包括1920年代先鋒派在內的現代主義（約從1860年代到1960年代；或從莫奈到沃霍爾；或從波德萊爾到麥克盧漢）對應的正是這一媒體積累（media accumulation）時期。隨著多種「觀看」方式成為可能，藝術家們著重關注對外部世界的再現。他們對抗著新媒體技術帶來的「客觀的」、「機械的」、「紀實的」觀看和記錄：攝影、電影、錄像、錄音等。然而他們最終也和媒體的目標不謀而合——反映外部世界。

藝術家們與媒體機器競爭，在世界與記錄媒體之間置入自己的「主觀性」，而這並不會改變其共同目標。超現實主義將現實的樣本置入非邏輯的組合中；立體主義將現實切分成碎片；抽象藝術家將現實縮減為他們所認為的幾何「本質」；「新視覺」攝影師通過非常規視點表達現實——無論他們之間的差異如何，他們關注著同樣的目標，即反映世界。因此現代主義主要關注的是新形式的發明，即以不同的方式將「客觀」進行「擬人化」，最終世界上陌生的圖像將會通過媒體技術為我們所用。

1960年代，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呈現了數小時的未經編輯的紀錄電影，從而拋棄了他的「藝術主觀性」，轉向媒體的機器視覺。他也通過《屏幕測試》中的冷靜攝影，嘗試剝奪主題的主觀性。1961年，年輕的東德畫家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搬到杜塞爾多夫，在那裡，他開始一毫不苟地畫新聞照片，而非在「主觀性」抽象繪畫中表達他的新自由。他也開始組合「圖集」（Atlas）——一個數以千計媒體圖像的數據庫。布魯斯·康納（Bruce Conner）、羅伯特·勞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詹姆斯·羅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等其他藝術家也不再創造全「新」的圖像。相反，他們的作品如研究實驗室一樣運作，媒體圖像並置其中，便以分析（羅蘭·巴特在同一時期發表了關於廣告攝影符號學的文章）。早些時候，布魯斯·康納於1958年完全用「現成」影像創作了著名的「匯編」電影——「電影，電影」。這類電影在三十年前是難以想象的，那時的媒體社會尚未成熟，且仍存在媒體積累的可能性（甚至連維爾托夫也認為有必要拍攝自己的素材）。

1960年代的藝術作品標志著媒體史的新階段，我稱之為「元媒體社會」（meta-media society）。伴隨著產品生產的工業社會到數據訪問的信息社會（1970年代早期）的轉變，當時巨大的媒體積累改變了策略。高效地處理已積累的媒體量，且用新的方式繼續記錄變得更為重要。

我不會說這個社會已不再有向外探索、再現與創新形式的興致，我會關注其尋求處理媒體記錄新方式的轉變，這些媒體記錄來自現存的媒體機器。與此轉變同時出現的是，信息社會中對物質生產數據分析的經濟重要性。

這一新的「信息勞工」不會直接處理物質現實，而是處理現實的記錄載體。關鍵的是，元媒體社會與信息社會都將電子計算機作為它們的關鍵技術，從而訪問所有類型的數據與媒體。

......先鋒派的傳播技術轉變為HCI和計算機勞動，這是另一個之前未被注意的、可供今天的激進先鋒派實踐的遺產。根據標凖的藝術史描述，當歐洲先鋒派的激進先鋒派視覺於1930和40年代進入美國時，它被去除了其激進的政治姿態，如同建築和設計的新國際風格一樣為資本主義服務，也成為了「藝術自我表達」的一套規范技術。這段歷史很容易被質疑。

舉個例子，1920年代俄國和西歐的先鋒派藝術家積極參與到建設新的基於技術的現代理性社會中，他們在美國的大規模的美學版本實踐可被視作先鋒派理想的實現（這也能解釋為什麼許多激進的德國建築師和設計師在1930年代移民美國後，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藝術評論家鮑里斯·格羅伊斯（Boris Grois）認為俄國先鋒派由未來社會的烏托邦計劃（1910年代）轉變為與新國家合作實現這些計劃（1920年代），再到斯大林的獨裁（1930）。斯大林成為了終極的先鋒派藝術家，它根據美學凖則建立新社會。從這一角度看，無論是電影（好萊塢）、建築還是設計，俄國先鋒派藝術家對建設美國技術社會的積極參與可等同於與新革命國家的合作。然而，當斯大林主義國家為了新的泰勒主義社會而拋棄俄國藝術家的技術理想，並建立一些如莫斯科地鐵（而非集體住房）的超大規模展示項目時，美國資本主義欣然接受歐洲的技術烏托邦——這是一個源於歐洲的美國技術的拜物教。

......被資本主義拉攏後的革命先鋒派信念可被進一步質疑，1920年代蘇聯和歐洲左翼先鋒派藝術家在宣傳和廣告方面為商業領域工作，總之，他們立刻「銷售一空」。羅琴科為新的蘇聯企業制作廣告；利西茨基為歐洲企業做設計項目；莫霍利-納吉在包豪斯任教時，也在一邊撰寫廣告，最終他離開學校，在柏林開始了自己的商業實踐。1920年代，許多評論者注意到先鋒派的激進技術只是一種流行風格、一個易於破譯的標志，從那時起，它成為廣告的永久所指：「成為現代」。簡而言之，關於先鋒派遺產的標凖描述無法經受嚴格的審視。

.....此部分分析的例子意味著不同的先鋒派歷史，先鋒派的理論和實踐不僅帶來了現代和後現代風格（如MTV蒙太奇美學），也「物化」於人機界面中，後工業運作由此完成。為了重新表述照片歷史學家阿比蓋爾·所羅門·戈多（Abigail Solomon Godeau）的文章標題，激進形式主義的歷史與風格不會終結，它不是「從武器到風格，而是拓展為「從武器到風格與勞動工具」。

正如上面的「與」所示，先鋒派視覺向計算機軟件的轉變，是另一個更貼切的後現代主義例子。後現代主義歸化了先鋒派，它擺脫了先鋒派的原初政治意味，並通過重復使用使其完全自然化。在這一點上，軟件歸化了1920年代的蒙太奇、拼貼、「陌生化」等激進的傳播技術，僅將其作為音樂視頻、後現代設計、建築與時尚等。當然，之前例子已表明，軟件並非只是一成不變地采用先鋒派技術，相反，這些技術進一步發展，在算法中規范化，在軟件中被編碼，使其更為高效。

揚·奇肖爾德字體設計的雙或三副標題結構變成了計算機屏幕上實用的、無限的下拉菜單；莫霍利-納吉攝影的「陌生化」視點變成了不停轉換視點的電腦漫游動畫；維爾托夫《持攝影機的人》裡合成鏡頭中的兩個疊加影像變成了電腦桌面同時打開的十幾個窗口。但後現代文化並非只是簡單地重復、參照、佐證、附和舊的先鋒派技術，它同時也促進了其發展，「強化」、綜合了其技術。

一些羅琴科拼貼照片中的圖像片段變成了數碼合成視頻中數以百計的圖層；1920年代的電影快速剪輯也發展到極致，而人類視覺系統的瞬時分辨率的限制，使人眼只能記錄單個影像（更是由於人類理解影像序列意義的心理能力）；發源於構成主義與超現實主義這兩種互不兼容的美學系統的影像在同一個音樂視頻中共同現身，等等。

......研究傳播的原子論方法隨著計算機的出現而再次登上舞台。然而，基於心理學的視覺意義和心理效應的特殊理論如今變為所有傳播的技術基礎。例如，由原子似的像素組成的數碼圖像使得自動生成圖像成為可能，它可用各種方式進行自動操作，並通過集成技術使其更為經濟實用。數碼的三維空間有著原子似的結構——例如多邊形或體素的簡單元素的聚合體。數碼動態圖像也由大量圖層組成，可對其進行獨立的訪問與操作。 

......另一個計算機媒體中的原子信息（即離散信息）結構的例子是超鏈接。超鏈接從自身的結構中分離出數據，它能使信息的生產與分配變得極其有效率：相同的數據可以在新結構中被無限地聚合；單個文檔的某些部分可以存在於不同的物理位置（即分布式表達）。最終，在另一個層級上，計算機軟件通過更有效的方法替代了創造性媒體對象的傳統處理方式。在計算機文化中，一個媒體對象通常是從現成元素中聚合而成，這些元素有圖標、紋理、視頻片段、3D模型、完整的動畫序列、可使用的虛擬角色、Java腳本代碼塊、Director Lingo腳本等等。 

......因此當計算機用戶與網絡進行交互，查找一個虛擬空間或檢索一個數碼圖像時，她正在實現康定斯基、羅琴科、利西茨基、愛森斯坦以及1920年代其他「原子論者」最大的原子論幻想。數碼圖像由像素和圖層組成；虛擬3D空間由簡單多邊形組成；網頁由HTML陳述所表示的獨立對象組成；網絡上的諸對象通過超鏈接取得連接。簡而言之，作為整體或單個對象的計算機數據空間的本體論，在每一層級上都是原子論（式）的。

2 蒙太奇/Windows

所有現代人機界面的重要特征是艾倫·凱（Alan Kay）於1969年首次提出的重疊窗口（overlapping windows）。所有現代界面在重疊的、可調整的窗口上顯示信息，並按堆棧的方式排列，類似於書桌上的一堆文件。因此，計算機屏幕可以在有限的表面上向用戶展示一個實用的、無限的信息量。

重疊窗口

.....可將HCI的重疊窗口視作20世紀電影的兩個基本技術的合成：時間蒙太奇與鏡頭內部蒙太奇（下簡稱「內部蒙太奇」）。在時間蒙太奇中，不同現實的影像彼此跟隨，而在內部蒙太奇中，不同的現實共存於一個鏡頭中。前一種（蒙太奇）技術眾所周知，它定義了電影語言；第二種則較少使用，一個例子便是愛德華·波特（Edward Porter）在1903年導演的《一個美國消防員的生活》中的夢境序列，即一個夢境的影像出現在一個睡眠者的頭頂。其他例子有1908年開始使用的分屏，其展現了不同的電話通話者；1920年代的先鋒派電影制作者使用的影像疊加與多屏；深焦與獨特構圖策略的運用（如角色的目光穿過窗戶，像在《公民凱恩》、《伊凡大帝》與《後窗》中的那樣）並置了近景和遠景。 

......如其流行程度所示，時間蒙太奇是成功的。然而它並不是一種很有效的傳播方法：每一個信息片段的顯示都需花費時間去看，因此傳播緩慢。1920年代歐洲的先鋒派汲取了充滿效率的工程學理想作為靈感，做了各種實驗，試圖同時在屏幕中載入盡可能多的信息。1927年，阿貝爾·岡斯（Abel Gance）導演的《拿破侖》使用了多屏系統，其展示了三個並列的影像。兩年後，在《持攝影機的人》（1929）中，我們看到吉加·維爾托夫（Dziga Vertov）不停地加速單個鏡頭的時間蒙太奇，直到他意識到：為什麼不直接將它們疊加在一個畫面中？維爾托夫將鏡頭疊加在一起，實現了時間效率，同時也突破了觀者認知能力的限制。他的疊加影像很難解讀——信息變成了噪音。在這里，電影觸及了人類心理強加的限制；從那時起，電影回撤了，它依賴時間蒙太奇或深焦，以及為特別的交叉溶解進行疊加。  

......在Windows界面中，兩種相對的蒙太奇——時間蒙太奇和內部蒙太奇同時出現。用戶處理著內部蒙太奇——大量窗口同時湧現，每個窗口通往各自的現實。然而，由於窗口的不透明性，並不會產生維爾托夫的疊加認知混亂，因此用戶每次只能處理一個窗口。在使用計算機的過程中，用戶不停地從一個窗口切換到另一個窗口，即用戶自身變成了在不同鏡頭間完成蒙太奇的編輯。如此一來，Windows界面合成了方形屏幕里兩種不同的信息顯示技術，它們開端於電影藝術，在1920年代的電影制作者那里達致頂峰。

在其歷史中，數字計算機的特性幾乎每十年一變：計算（1940年代）；實時控制機器；數據處理；符號處理；媒體分布（1990年代）。最新的特性很難與最舊的特性相匹配，因為媒體分布無法做太多計算。在1990年代，隨著計算機等同於互聯網，計算機在其原始意義上變得愈發不可見，其作為載體的特性已然建立起一種文化形式，這一現象越發明顯。音樂和電影在互聯網中流動；M3音樂文件通過獨立的M3播放器下載和播放；書籍下載到獨立的電子書設備中；互聯網電話和傳真——所有這些應用將計算機作為一個傳播渠道，而不要求其計算任何東西。

讀者或許會問，計算機的另一個新的後互聯網功能——在個體之間建立交流連接（例如聊天、新聞組和電子郵件）如何符合上述分析。在我看來，我們可以將「人對人的交流渠道」視為「媒體分布渠道」的子集。因此可以簡單地認為發送電子郵件或發布新聞組是媒體的另一個形式——一個被格式化為文本的思想，即人的語言。倘若這一視角稍顯怪異，那只是因為在從攝影到視頻的現代媒體史中，媒體對象通常是（1）專業用戶創造的特殊類型（藝術家、設計師、電影制作者）；（2）大量復制的；（3）通過大量印刷、廣播等分配給個人。互聯網使我們進入一個私人媒體的時代——類似於18世紀的文學沙龍或相似的知識分子團體，信息在個人與個人、小團體之見流通，而非一次性分配給無數人。因此計算機是媒體分布的一個新類型，它結合了公共與私人媒體分布。

作為軟件的先鋒派 The Avant-garde as Software 

悖論仍然存在：如弗蘭克·蓋里（Frank Gerry）的古根海姆美術館等一些顯著的例外，計算機工具在建築、設計、攝影、電影制作中的轉變並不會使激進的新媒體發明出來，至少不能與1920年代的那場正式革命相提並論。事實上，比起新形式的催化劑，計算機更像是強化了已存在的形式。如何理解激進的新形式在文化飛速發展與大量計算機化中的缺席？難道新媒體的先鋒性只是個幻覺？

部分原因在於，隨著新媒體的出現，1920年代的傳播技術有了新的地位。新媒體代表了先鋒派的新時期。1920年代左翼藝術家發明的技術與計算機軟件的命令和界面隱喻有著緊密的聯系。簡而言之，計算機中的先鋒派視覺逐漸物化。所有這些成熟的策略將觀者從布爾喬亞的夢境中喚醒（構成主義設計、新字體設計、先鋒派的電影攝制和電影剪輯、照片蒙太奇等），這些策略現被定義為後工業社會的基本程序：計算機帶來的交互作用。例如，作為「剪切與粘貼」命令的先鋒派拼貼重現策略，其大部分的基本操作可在任何計算機數據上運行。再例如，動態窗口、下拉菜單和HTML表格能讓計算機用戶同時使用實用的、無限的信息量進行工作，即便電腦屏幕有所限制。這些策略可以追溯至利西茨基為1926年德累斯頓國際藝術展展覽設計所使用的動態框架。在此部分我會進一步分析1920年代先鋒派技術成為現代人機界面（HCI）慣例的這種轉變，如重疊窗口。我也會分析先鋒派技術的功能如今是如何被視作計算機勞工的策略，即不同於以往的組織、訪問、分析和操作電子數據的方式（如離散數據再現、3D數據可視化與超鏈接）。

構成主義藝術房間。國際藝術展，德累斯頓，1926

1 視覺原子論/離散本體論

1920年代的先鋒派發展出一種特殊的視覺傳播方法，我稱之為視覺原子論（visual atomism）。這種方法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即復雜的視覺信息是由簡單的元素構成，這些元素的心理學效應是已知的。

......早在19世紀，喬治·修拉便使用當下的心理學理論，即關於簡單視覺元素的效果，以及觀者所見的顏色決定了繪畫線條的走向與顏色。下一步，這些理論被1910年代的康定斯基等人所吸收，並創作出完全抽象的繪畫。這些繪畫實際上是一套心理刺激，類似於心理學家關於視覺元素對人類感知及心理效應影響的研究。當1920年代的藝術家試圖合理化大眾媒介時，視覺原子論獲得了新的意義。如果簡單元素的效應是已知的，那麼我們便能合理地預測觀者對來自這些元素的復雜信息的反應。這種方法在蘇聯得到極致的系統化表達。為了運用科學原理研究視覺傳播，國家藝術院校與研究機構里的左翼藝術家與設計師設立了大批的心理學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