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山傳說

很久以前，沙巴神山的山峰上盤踞著一隻有著金色長鬚的巨龍。它擁有一顆異常漂亮的龍珠。中國的皇帝想要擁有這顆龍珠，他便下旨讓魏秉和魏善兩位皇子去取龍珠。

「誰若成功把龍珠給朕帶回來，這皇位就是誰的。」皇帝說。

南洋商報社論：終結種族歧視與宗教隔閡

有政黨領袖說，「華人要錢也要權」，「華人建大廈商場，馬來人擺路邊攤」，還有「非回教徒最貪污」，「不談馬來人，還可以談什麼？」，這都是具有種族歧視與宗教偏見的歪論。

美國的全面數據平台（Index Mundi ）去年公布世界最種族主義國家排名榜，大馬竟名列第二，僅次於南非；當然好些網民不表認同，還以「那應該指的是政客，政府及政黨」回懟。

隨後社區傳播中心（Komas）發佈《2022年馬來西亞種族主義報告》，揭示2022年是種族主義事件紛擾最泛濫的一年。

上述對種族歧視觀感的民調數據，以及政黨領袖的話語論述，卻折射出這個國家有好些人已被種族主義及公式化觀念框定了認知。

最可悲的是，一些政黨領袖還不斷以種族和宗教劃分類別，將宗教戒律的標准硬套別人的身上，要別人依照自己的想法觀念過活，以仇恨和排外的挑釁與煽動，只看到別人的過錯，以此來維系他們自身的政治影響力。

過去的領袖以種族主義的話語權固定下來的結構性權力，影響了國家公共政策選擇及公眾行為偏好的觀念。如今的領袖仍充當起種族主義的幫凶，拒斥「反對一切形式種族主義國際公約」，也繼續沿襲種族固打制的實施。

種族歧視的偏見根深蒂固，心存偏見的政治領袖只會透過有色的凹凸鏡片來看東西，思想上的偏見，必然導致言行上的暴戾和不公正。

領袖應擺正態度

因此作為領袖最應該擺正態度，正確看待種族與宗教問題，要以身作則，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要以寬廣的胸懷對待每個人，更要以政治戰略與司法手段，去保護人人平等的權益。

看看慘痛的歷史，種族歧視引起的種族對抗對一個國家民族帶來的傷痛，需要多少後人的不斷努力及尋求和解的推進，迄今仍是難於愈合。

尊重他人的民族習慣，宗教信仰，是我們鼓勵為人處事的原則；人種學，種族優越論都應該被嚴厲批判，生物種族主義的理論和言行應該被嚴禁，蓄意播弄種族及宗教仇恨情緒的邪惡政客應受到嚴厲懲誡。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與宗教隔閡，鏟除通住新世界的一切障礙，應是全民共識；加強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人人都能獲得機會的平等，才是社會正義。

當然，只有所有人都能一起打破疆界和壁壘，終結種族歧視與宗教隔閡，就是推動變革的力量。（2023年07月15日南洋社論）

蛇年說蛇

鬥争性質：政治·文化·經濟一體
鬥争精神：反帝反殖

鬥争方向：鋸子與蛇
終結種族歧視與宗教隔閡

夏娃與蛇
女娲補天：人首蛇身的祖先

[嫣然·愛墾研創]AI 時代的數字人文：從輔助技術到知識夥伴的轉折

在大型語言模型（A large language model）尚未被推向公共視野之前，「數字人文」曾是人文與科技跨界中的顯眼旗幟。它象徵一種企圖──不再把人文學研究侷限於書桌與索引，而是讓資料庫、統計、網絡分析等計算工具介入文本、歷史、地圖與文化現象的理解。它帶著某種樂觀：科技可以讓人文學更全面、更客觀，也更能與時代對話。

然而，當人工智慧的大浪湧來，原本穩固的格局突然鬆動。數字人文不再是「新」的；AI 的能力、速度與可塑性遠超過它原本所涵蓋的技術基線。問題因此浮現：在 AI 之後，數字人文還代表什麼？二者的關係，是重疊、替代，還是相互促成？

要理解這個轉折，得從它們各自的本質談起。

一、數字人文原是方法革命，而非學科革命

早期的數字人文本質上是一套研究方法：

• 資料數位化：手稿掃描、文本 OCR、元資料建構。
• 工具輔助分析：詞頻統計、語料庫探索、地理資訊系統、網絡結構分析。
• 數據共享：建立可檢索、可重複的資料庫。

這些工作本質上仍是「人文學者借助電腦」。數字人文的野心從未想取代人文詮釋本身，而是讓研究更全面、更透明、更能處理巨量資料。

某種程度上，它的核心精神是：

「用科技來延伸人類對文化的理解能力。」

這句話放在 AI 身上也說得通，只是 AI 把「延伸」這件事推得更遠。

二、AI 不是數字人文，但成為它的加速器

大模型時代的 AI，帶來的不是單純工具，而是一種新的知識互動方式。

1.從計算工具到知識夥伴：過去的數字人文工具依賴明確指令：輸入、運算、輸出。

現在 AI 能理解自然語言、參與推理，甚至能協助提出研究假設。

在語境分析、敘事結構比對、跨語言文本比較等領域，AI 的工作方式已接近「共同研究者」而非「計算機」。

2.從結構化分析到語意分析：傳統詞頻與語料分析能回答「文本中什麼出現最頻繁」。

AI 則能回答「文本為什麼這樣說」「語氣如何變化」「隱喻如何運作」。它處理的是語意、風格、脈絡，是以前幾乎完全仰賴人文學者的領域。

3.從靜態資料到動態知識：數字人文強調建立大型資料庫。AI 讓這些資料「能對話」──能回答、能總結、能比對、能推理。資料不再只是檔案，而是「知識模型」。

三、AI 正逼迫人文學提出更基本的問題：AI 與數字人文的最深層差異不是技術，而是反向的力量；數字人文靠技術協助人文研究，AI 則讓人文學本身不得不重新反思。包括：

• 如果機器能做文本解讀，人文學者的專業價值是什麼？
• 如果 AI 能模仿寫作，創作者的主體性如何界定？
• 當「生成內容」變成技術能力，人文化的審美標準是否需要重建？
• 詮釋的本質是否在於工具，還是在於人的態度與倫理？

這些問題不是數字人文能回答的。它們指向人文學最核心的哲學與倫理基礎。也因此，AI 並沒有削弱人文反而讓它變得更重要──因為解釋技術造成的文化後果本來就不是技術的工作，而是人文學者的責任。

四、AI 時代的「數字人文 2.0」正在形成：今天的數字人文，不再只是掃描、標註、統計，而逐漸帶著新的方向：

與 AI 協作的研究方法：人機共同詮釋、模型輔助假設生成、跨語言跨文本比較。

AI 文化的觀察者：不研究古文物，而研究 AI 生成文化、演算法審美、自動化敘事的社會後果。

去神話化技術的批判力量：研究 AI 的偏見、生成敘事的倫理、模型作為「文化中介」的權力。

這些新議題超越原本的數字人文，卻繼承了它的跨界精神──技術不是目的，而是理解文化的新透鏡。

五、兩者關係的當代定義：AI 不是數字人文的繼承者，而是把數字人文推上另一個層次的催化劑。數字人文提供方法，AI 重塑問題。它們不是競爭，而是層次不同的夥伴：數字人文處理「如何分析文化」；AI 迫使我們思考「文化本身正在變成什麼」。

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技術，而在於：我們如何在技術洪流之下，重新釐清作為人的思考、審美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