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離開城市時，還沒有「撤離」的說法，任何從東京逃離的人都被標記為「叛徒」。但對白洲正子而言，是一種回歸，回到日本的本色裡。最深愛的人也是最懂她的人，次郎在晚年時候寫過「我的太太真是了不起！ 其他人都是通過閱讀來了解自己不曾去過的地方，她呢，總是去往各處，甚至只為了那個地方寫幾頁。沒人這樣做了！」

1964年，白洲正子走訪四國，研究農村、古寺廟、石雕等各種帶有日本歷史和文化像徵的地方和景觀後，在《藝術新潮》連載了兩年的隨筆，後來集結成書，取名《隱莊》。

她說那些都不是堪稱秘境、人跡罕至的深山，卻是「避世隱藏的沉靜鄉村」。那裡的人守護著世人難以想像的美麗藝術品。「那些不滿足於展覽上隔著玻璃罩鑑賞美術作品，為此特地去深山的人，那些不經意間去錯了寺廟，與意外物品相逢的人，或許能得以窺見。每當此時，我總會由衷感慨日本之廣闊」。

讀她的書，要習慣她隨時冒出的驚喜，比如詩人的俳句、作家的小說，還有無處不在的厚重的歷史。她走訪了西行、松尾芭蕉、本居宣長、谷崎潤一郎都來過的吉野山。回想著神武天皇東征路上遇到生有尾巴的人的傳說、谷崎潤一郎的《吉野葛》的故事，她覺得可以把吉野稱為「日本之心」，因為「人們在吉野構築著現代人難以想像的歷史生活…既遠且近的吉野山，無論從地理上，還是從歷史上來說，都有日本故鄉的感覺」。她用了更長的篇幅詳述村民口口相傳的吉野葛淵源的故事來解釋這個觀點。對於不熟悉歷史的讀者來說，她的遊記更像是專業論文。

不過，她提綱挈領地為普通讀者解開了日本古美術品的一點門道——這些受到珍視的美術作品，是在不斷的尊敬與愛中得到了打磨和培育，從而增添了光彩。她拜訪油日山神社，看到了「福大夫面具」。單純有力的雕刻，像是生懷絕技的高手之作。它被村民當作「神之面」而保存下來，並沒有陰郁的表情，而有一股神聖、難以侵犯的威嚴。

她覺得這樣落落大方的風格和推古時代的伎樂面中的吳工很像。起源於古希臘、經過西域到中國、朝鮮，再傳入日本，伎樂在日本的鄉村活了下來。她說「那是不可思議的宿命感」。日本無論雕塑、陶藝，都是向外國人學習，在學習中創造獨特。「日本的美術品，立於只要犯一點錯就會流於粗俗的危險境地。若說為什麼沒有流於粗俗，只能歸結於日本始終帶著強烈的好奇心與探索心，吸收外來文化，始終與外界接觸良好」。她批評片面追求所謂「民藝是健康、朴素」的觀點，因為這會讓自己封閉在「健康」之中，變得狹隘。「自然的無心」是美的來源。如今人們都知道用「侘寂」一詞來概括日本美學，但明白千利休表現出的這種不依托外在而強調本心，經過時間歷煉仍震撼人心的美，仍非易事。她談及「天下第一茶匠」時說，「被煤炭或手的污垢弄髒了的用具，不是單純地清洗乾淨，而是用意念打磨，是『名馬應配茅屋』的思想」，自然地、無心機地追求美，哪怕奢華的東西也應當以質朴為伴。

對於賞櫻這件事，她自有她的去處。聽說有叫「神子櫻」的櫻花，盛美之勢非同一般，她幾經波折，打聽到在佐賀和小濱之間常神半島的一個角落裡，有個名為神子部的村莊。可那裡並不好找到，司機開車通過名為海山的路口，穿過隧道，到了常神半島西側，每遇到一個海灣，就會看到一座座不知名的小島，直到最後一道，「從山上一直通往海濱的路上，一座鮮花瀑布撲面而來」，她總能看到如詩般的畫面。(本文來自澎湃新聞)

武相莊：這座傳統農舍是白洲次郎的宅邸，他是一位企業家，任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首屆民選政府。幾乎所有日本人都知道白洲次郎是代表昭和天皇致贈麥克阿瑟將軍禮物的人物。麥克阿瑟將軍叫他將禮物放在地上，他遂而提出異議，他因此事而廣為人知。這件插曲也曾於熱門電視節目中重現。這裡是白洲次郎和身為散文家的夫人正子共同生活度過晚年的居所。此為木造住宅，可以了解郊外典型的日常起居。還能在悉心整理的庭園中散步。（Photo Credit: Buaiso）

朱喆·白洲正子：美人之眼，尋訪不曾見過的日本深處

1964年，全東京為奧運激情昂揚，白洲正子卻出發前往四國，去島上眾多寺廟朝聖。她參觀了數十個偏僻的地方，開創性地研究農村、古寺廟、石雕等各種帶有日本歷史和文化像徵的地方和景觀。

從備受寵愛的小公主，到奠定日本戰後品味的美學大家、散文家、旅行家，白洲正子在傳奇的一生裡，為人們留下了探尋日本之美的視角和路徑。

《隱莊》的中文版名為《尋隱日本》，湖南文藝出版社 ；[日]白洲正子；翻譯 尹寧 小米呆；2019年6月 浦睿圖書 圖

這位直到30多歲才開始認真寫作，兩次榮獲「讀賣文學獎」的作家，本身就是一個傳奇。正子於1910年1月7日出生於東京都的一座豪宅中。她的祖父樺山資紀和外祖父川村純義，都是著名軍事家和政治家。在明治天皇去世前的那些年裡，日本在國內和國外上都處於重大變革的風口浪尖，日本人渴望在世界舞台上與西方大國有平等的地位，但社會本身又尚未脫離封建主義。

顯赫的家世讓她從很小時候就接觸到了這兩種文化形態。 4歲那年，她學習能劇，這是關於「禮」的表演藝術，是江戶時代期間的文化像徵。14歲那年，她成為第一位在能劇舞台上表演的女性。同年，她離開日本，到新澤西的哈特里奇學校唸書。哈特里奇是著名的文理學院瓦薩學院的女子預備學校，她來往的同學多為特權階層，在那裡，她把英語提升到了母語的水平。

她的父親，日本舊貴族樺山愛輔伯爵曾任日美友好協會會長，愛女如命，但由於生意失敗，正子被迫於1928年返回日本。命運是如此巧合，同一年，一個從劍橋大學畢業的日本帥小伙白洲次郎也因父親破產不得不中斷在英國的生活而回到了日本。就像偶像劇的情節，男女主在一場熟人的派對上相識，一見鐘情，發誓永不分離。「不嫁給白洲次郎我便離家出走」、「您的女兒我要定了！」熱戀男女發出愛的宣言，驚天動地，不可抗拒，一年後，19歲的她嫁給了27歲的他。

曾有過一個關於「昭和美男子」的排名，第一名就是白洲次郎。他多有魅力呢？大學修西洋中世紀史和人類學，和斯特拉福德伯爵七世稱兄道弟，喜歡汽車和高爾夫，開賓利游歷歐洲大陸直抵直布羅陀，蜜月時候開著父親送的禮物Lancia Lambda出門旅行，80歲還開著保時捷911在日本鄉村兜風。

傳說白洲次郎是日本第一個穿牛仔的人，48歲時的打扮是白t恤配Levi‘s 501。76歲時，他還為夫妻倆的好朋友三宅一生做模特，對設計師提出建議「花呢可不是買來就穿的東西，得在簷下風吹日曬三年整，晾出味道來才好穿哦」。

他在日本政治、經濟、法律歷史上也留下了聲名，但在詭譎多變的時局裡，他和妻子窺探到了歷史的進程。1940年夫婦倆預感日本注定要輸掉戰爭，於是在町田買了一座破舊的茅草屋頂農舍，取名「武相莊」，在那裡等待戰爭結束，自己種糧耕田，像歸隱山林一般。他們從附近的田地裡收集了冬芽菜芽，日本生姜和歐芹，在後院的花園裡挖竹筍，用自制面粉烤面包。也正是在那段時期，白洲正子用敏銳眼光捕捉到了日本人的特性。她在自傳中寫：「在戰爭期間，有一個叫做『鄰里協會』的東西。他們幫助有需要的人。我沒有去這個機構。日本人可能是誠實的人，但他們開始幫助您的同時，也開始告訴您該怎麼做。到了一定程度，這種關照會升級。很快，你就會聽到您必須喜歡和不喜歡的東西，以及日常生活裡您必須做什麼……即使時代已經改變，我們仍然是這樣的人」。（澎湃新聞 2019-10-11)

[愛墾研創] 紐約帝国大厦：浪漫電影裏的地方感

這個題目其實很有意思，因為它把《從北京到西雅圖》放回了一個看似浪漫、實則高度現代化的情感場景中來看——智慧手機時代的愛情，卻以帝國大廈瞭望台作為終點。這種張力，本身就是電影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一、一個刻意的重疊：為什麼還是帝國大廈？

帝國大廈瞭望台，對全球觀眾而言，幾乎已被《西雅圖夜未眠》永久標記為「命運相遇」的象徵。那是一個屬於前社群媒體時代的浪漫高點——錯過、等待、偶然、奇蹟，全都合理地發生。

《從北京到西雅圖》在結尾選擇同一個地點，顯然不是巧合，而是一種文化引用與對話。但問題在於：

當所有人都隨身攜帶智慧手機，還需要「錯過」與「尋找」嗎？

電影給出的答案其實很複雜：形式上還需要，情感上卻已經改變。

二、智慧手機愛情的核心特質：即時，但不一定親密

《從北京到西雅圖》中的情感發展，幾乎全程浸泡在智慧手機的世界裡：

• 通話

• 簡訊

• 定位

• 隨時可聯絡，卻隨時可中斷

這是一種與《西雅圖夜未眠》截然不同的情感節奏。後者的愛情，建立在無法即時確認之上；前者的愛情，卻是在過度可確認中逐漸失去安全感。

智慧手機讓「聯絡」變得廉價，但讓「承諾」變得昂貴。你可以立刻找到對方，卻無法確定對方是否真正站在你這一邊。

因此，《從北京到西雅圖》的愛情並不是「找不到彼此」，而是不知道是否還值得走向彼此。

三、從“命運相遇”到“主動選擇”

如果說《西雅圖夜未眠》的帝國大廈是一個「被命運推上去的地方」，那麼《從北京到西雅圖》的帝國大廈，則更像是一個需要刻意抵達的座標。

在智慧手機時代，結尾的重逢不再具有「奇蹟性」，而更接近一種宣言：

我知道你在哪裡，也知道自己可以不來，但我還是來了。

這是一種從浪漫宿命論，轉向現代情感倫理的轉變。愛情不再因為偶然而成立，而因為選擇而成立。

帝國大廈在這裡，已不再是命運的舞台，而是一個象徵性的「確認點」——

確認你願不願意為這段關係走到終點。

四、智慧手機下的女性主體性

這一轉變，對女性角色尤其關鍵。

在《從北京到西雅圖》中，女主角並非等待被發現、被選中的對象，而是一個清楚知道現實代價的人。她使用智慧手機、跨越城市、處理關係，也同時衡量風險與尊嚴。

因此，最後一幕的帝國大廈，不是童話式的「被愛證明」，而是她對自己人生選擇的確認。

這讓《從北京到西雅圖》的「智慧手機愛情」呈現出一個重要特徵：
科技並未削弱女性主體性，反而讓選擇更無法逃避。

你不能再說「不知道」、「沒機會」、「錯過了」，因為你一直都有聯絡方式。

五、一種晚期浪漫：我們仍然需要象徵

儘管如此，電影仍然選擇了帝國大廈，而不是一通電話或一條訊息作為結局。這本身就透露出一種時代的矛盾：

我們生活在高度數位化的親密關係中，卻仍然渴望實體空間中的儀式感。

智慧手機可以完成溝通，卻無法完成「意義」。帝國大廈的最後一幕，正是用來補足這個缺口——它不是技術必須的，而是心理必須的。

結語：不是懷舊，而是確認

《從北京到西雅圖》的智慧手機愛情，並不是真的想回到《西雅圖夜未眠》的年代。它更像是在說：

即使在一切都可被即時傳送的時代，
我們仍然需要一個地方，
讓愛情慢下來，被看見，被確認。

帝國大廈不再是命運的奇蹟，而是選擇的終點。而這，正是智慧手機時代最現實、也最成熟的一種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