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發·馬中契合：新「黃金50」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4月15日（周二），傍晚6時30分抵達馬來西亞，16日行程主要是和最高元首和首相會晤，17日早上離開大馬，完成3天國事訪問，然後啟程到下一站柬埔寨。

這是習先生第二度官訪馬來西亞。社媒上有篇廣泛流傳的帖子，替華商-華團惋惜：你們怎麼這回不像2013年那次受重視？

當我想到，在過去12年間，又新添了多少的對華社團，怎麼都沒可扮演的角色？那篇帖子更耐人尋味。

我的理解是，習先生前回是應時任首相邀請而來，政治人物有政治人物的議程與安排；而這趟，則是回訪最高元首蘇丹依布拉欣去年的大陸行。

再說，眼下面對美國關稅壓力，策略伙伴關係內部的互相洽談與觀察，恐怕才是重頭戲。

是的，我17日在社媒用了「互相洽談與觀察」這修辭。

而根據媒體18日的報導，習先生在續程往柬埔寨訪問時，则用了「雙向奔赴」一詞。

中國領袖有本身一套務實的修辭學。不少所謂自由世界的領導人，事無大小都習慣了張口就來。對此能領悟多少，是自求多福了。

在習近平眼中，中柬關係，除了充满「雙向奔赴」的激情，更有具體（政治、產能、農業、能源、安全、人文）「鑽石六邊」合作框架。

而在馬来西亞方面，新華社的快訊最簡練了：習近平會見馬來西亞最高元首：我願同易卜拉欣最高元首一道努力，引領中馬關係長期穩定發展，共同打造高水平戰略性中馬命運共同體，譜寫睦鄰友好、團結合作新篇章，開啟中馬關係新的「黃金50年」。

馬來西亞曾是「一帶一路」65個伙伴國最優先伙伴，而2018年以後的情況，明白者自然明白。

覺得自己明白還不够者，不妨關注最高元首和習近平會晤時提到的合作重點，特别有關文化的部分。隆新高鐵、森林城市等部分的故事？已不是2013年時候的氣候。

文創教懂我們什麼是像徵，理解大環境時才可能有多幾個角度，多幾個實在的抉擇。不是「見仁見智」一語就打發掉一切。

愛墾APP:識蘊～引用文獻:識蘊延續生命意義

聖嚴法師指出，五蘊不僅是身心現象的總匯，「識蘊是心王」，具備認知、分辨作用，是將精神與物質結合的心理中心 (cybermonastery.org)。

他進一步說明：

「識蘊是心王及心所…能分別、認識…識蘊凸顯了…（一）了別、（二）執持」 (shidaoyi.blogspot.com)。

這與經典對識蘊的描述一致：受——體驗，想——識別，行——意念，識則負責「認知判斷、生死續命」，將因緣心理延續至下一生 (buddhism.lib.ntu.edu.tw)。

與情動理論的共鳴與差異 1.共鳴點：生命持續性中的「前意識力量」～識蘊被視為一種非我，卻驅動業力與生命延續的心理力量，與情動理論所強調的「pre-conscious affect」（預意識情動）相類比 (shidaoyi.blogspot.com)。除了後來的情緒與認知結構（emotion/consciousness），識蘊同樣是非意識但具驅動力的生命流動力，兩者在結構功能上有驚人契合。

2.關鍵差別：生命因緣 vs 情感強度

綜合分析～識蘊與情動理論都揭示了生命「非意識但強有力」的先行結構。識蘊關注的是生命的持續、業力與再生；情動理論則著眼於身體的觸發、環境的影響、社會的場域。它們都指出：很多力量是在「有意識之前」作用的，只是一個偏向「輪回與習氣延續」，另一個偏向「情感身體如何被調節與感知」。

結語：可否融合應用？～這種關聯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徑：文創者可借識蘊意象，創作探討「主體不是唯我，而是由情動驅動的再生動力」的主題作品。情緒研究者可借鑑識蘊結構，更全面理解情感中那些超越個體的，」集體業力「或「歷史情感遺傳」成分。當下詩學與生命哲學可借由識蘊與情動的共振，探討身體、社會、生命循環之間的詩學敘事。當下詩學與生命哲學可借由識蘊與情動的共振，探討身體、社會、生命循環之間的詩學敘事。

[愛墾研創]司湯達《紅與黑》的文學價值

司湯達（Stendhal，原名亨利·貝爾（Henri Beyle）的長篇小說《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 1830）是十九世紀法國現代小說的重要里程碑，其文學價值可從人物心理刻畫、社會批判、敘事技巧與現代主義傾向四方面來說明。首先，在人物塑造上，主人公于連（Julien Sorel）並非傳統英雄：他出身寒微，聰明而野心勃勃，對宗教與社會規範既利用又反感。司湯達以細膩的筆法描寫於連內心的矛盾、野心與虛榮，呈現出複雜的心理動機——既渴望向上流社會致敬、又對偽善充滿輕蔑。這種內在衝突的刻畫，無論在細節心理描寫或行為動機的文本鋪陳，都顯示出小說對人性細節的關注，為後來心理小說（psychological novel）奠定範式。

其次，作品是一部深刻的社會寓言與政治諷刺。標題中的「紅」常被解讀為軍服與革命榮耀的象徵，「黑」則指教士的服色與宗教權威；小說通過于連在軍界與教會之間的漂泊，揭示了拿破崙時代後法國社會的價值混亂與階級封閉。司湯達以冷峻觀察力描寫資產階級與貴族社交的虛飾，指出社會流動通道被權勢與門第所阻，個人的上升往往靠投機、迎合或人格妥協。透過此種社會觀察，《紅與黑》不僅是一個人的悲劇，也是對十九世紀法國社會結構的文化診斷。

第三，敘事技巧上司湯達融合了現實主義的細節與浪漫主義的激情，卻同時走向一種冷峻諷刺與反諷的語氣。作者時常以旁白介入、評語式的注釋或直接對讀者發話，這種「作者-敘事者」的穿插，使小說既有歷史與理性觀照，也保留個人情感的強度。此外，司湯達在時間處理、場景切換與人物心理流動上顯示出高度的節奏感：高潮的鋪排（如於連被捕、審判、與瑪蒂爾德的情感對峙）既合乎戲劇化需要，也不失內心動機的連貫性，營造出緊湊而富層次的閱讀體驗。

再者，從現代文學史的角度，《紅與黑》可視為通往現代小說的橋樑。它強調個體心理、社會環境與歷史力量之間的張力，這種「個人—社會」互動的呈現，影響了後來巴爾扎克、福樓拜等現實主義作家，甚至對二十世紀的心理小說與存在主義文學產生迴響。司湯達對情慾、權力與虛榮的坦率描寫也突破了當時社會文學的保守界線，為小說語言注入更真實、複雜的人性觀。

最後，文學意義還包括語言與道德探問層面。《紅與黑》不是純粹的說教小說：它在審判與處罰的敘事中，留下道德的模糊地帶，讀者既能同情於連的遭遇，也被迫面對其錯誤與傲慢。這種多重倫理視角促使讀者反思正義、虛偽與個人責任的界限。總之，《紅與黑》之所以能成為經典，在於它以細緻心理、深刻社會觀察與創新的敘事手法，提供了一幅兼具時代批判與人性洞察的文學圖景——既是十九世紀法國的社會肖像，也是對現代小說技巧的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