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發《文化創意人都是故事人》

文化創意人都是故事人，要懂得說故事。

若文化創意要變成一門產業，它就不是一兩個人在玩的活動，而會牽涉到許多人。

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同想法，也有感受事物的不同方法，說故事是一個大家比較容易接受的途徑。

故事管理法現在企業中相當常見，它用來幫助企業同人溝通資訊、觀念和做法。

有些有心人開始在談，怎樣在跨學科之間用storytelling作為溝通、交流的工具。

創意領域的人如設計家，用平面或其他媒介的設計，很多人可能有些人可能只會看到“這個很美”，他可能感受不到它的意義、特色。

偏偏要把它執行出來，卻需要別的人的參與；人多事雜，不能沒有管理啦。

所以，說設計人會懂得管理，我說要包括“故事管理法”。

管理人都是communicator，故事幫忙我們用故事發揮communication 的功效，取得大家的觀念、感情與行動，往設計原有的涵義去轉化。

陳明發《文化·體驗·願望》

文化體驗帶來崇拜、喜愛、尊敬與欣賞等意向。這些感性需求可透過物質或符號消費而得到滿足。根據布爾迪厄的說法，教育活動作為一種生產過程，所生產出來的，即是對這些物質的或符號消費的願望。（見[法]布爾迪約等：《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邢克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49頁。）（2.1.2021）

陳明發《文化·願望·再生産》

文化生產物質或符號的體驗；而教育等社會再生產過程，則延續生產（也就是：再生産）對那文化體驗的願望。文化生產盡管有符號、抽象、感性的要素，表面上，它一般民眾能理解、體會的事物；而作為支援、衍生著文化體驗的再生産原理，卻往往發生于人們的覺察之外，形塑着人們的潛意識。

布爾迪厄就提到了各個教育場域：“醫生、巫師、神父、預言家、傳道者、教師、精神病醫生或精神分析專家。”（布爾迪厄，《再生產》前言）見[法]布爾迪約等：《再生產：一種教育系統理論的要點》，邢克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6頁。

陳明發《疫後永續發展的哲學基礎》

觀光及相關產業面對疫後的重建、振興，因為整個領域停頓了至今已15個月，所需的資源可說已面臨極限。借力經濟資本之外的來源，變得異常迫切。認識旅遊文化資本是個時宜的第一步，以持續地、永續地將之轉換成旅遊經濟資本和旅遊社會資本。要完成疫後重建與振興的任務，我們需要一套相對穩定而有效的哲學基礎。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概念可以提供我們所需要的答案。（22.3.2021）

陳明發博士《文化資本存在形式》

根據特納的總結，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所指的是: 那些非正式的人際交往技巧、習慣、態度、語言風格、教育素質、品位與生活方式。存在形式有三：

1 文化能力 (the ability of culture)：以精神和身體持久“性情”形成的具體狀態；

2 文化產品 (the product of culture) ：由書籍、圖片、工具、機器與詞典等文化商品形成的客觀狀態；具體顯現某種理論或其痕跡，包括對這些理論問題的批判；

3 文化制度 (the system of culture) ：以一種客觀化形式實現的體制狀態；就像正規教育保障著一個社會的日常操作一樣，文化制度庇護著這個社會的文化資本(參考:吳啟焰和王兆傑，2011，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在旅遊規劃中的應用，《人文地理》2011年第1 期，總第117 期) )

（好萊塢電影《饑餓遊戲》劇照。電影是文化資本，因爲它受到版權等制度的保護；各種大大小小的文創實踐，包括文化傳播、電影教育、影展與消費文化等制度，使到參與者能從中獲益，這便是文化制度的初步解釋。Source：https://thecinemaholic.com）

陳明發《疫後新常態消費文化》

人類目前正處於什麼樣的生活狀態呢？美國哲學家詹明信的答案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文化消費”；很大部分的交易，“為記號和影像所充斥”[註]。具體地說，即使日常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消費，在選擇上都與原來的實際用途或功能似乎已無直接關系，反而受到看似抽象的感性元素的影響，而被個人品味、風格、見識、個性、審美、獨特與追求等“光環”所照耀。換句話說，我們生活的每個地方，都成了“文化標誌”（記號/影像）的場所。景點勝地與遊覽/休閑體驗，其設計如何與疫後生活新常態起來，不能忽略這“文化標誌”的消費動能。例如，訴求自然生態、家庭出遊、小眾情趣與靈性提升等文化產品。（13.4.2021）

[註]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M].上海:三聯書店,1997.396-419.

                                         （家庭野外自然作画遊 Source：joyouslessons.blogspot.com）

吳啟焰  王兆傑：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在旅遊規劃中的應用

提要：伴隨著後現代主義的到來，以符號和影像為主的消費文化成為了社會消費的主導。因此，旅遊業的發展與規劃既需要滿足消費需求，又要尊重消費文化。本文中我們試圖從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的三個方面：文化能力、文化產品、文化制度的角度分析旅遊文化資本，希望以此推動旅遊文化資本在旅遊規劃中的運用。

1前言

“文化資本”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國社會學大師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他把資本劃分為三種類型，即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和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1,2]。

文化資本是他對馬克思的資本理論,進行非經濟學解讀之後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布迪厄指出，任何一個社會場所都有著隸屬於自己的正統文化，它是區分場所內各行動者,處於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則，是一種分類標準。通常文化資本,泛指任何與文化及文化活動有關的有形及無形資產。盡管我們無法像經濟資本那樣對其實行定量化操作，但它也發揮著和金錢與物質財富等經濟資本類似的作用。

誠然，作為一種非實體性概念，“文化資本”表述文化及文化產物的功能與效應，是一種間接價值。


本文中，我們將旅遊資本劃分為旅遊經濟資本、旅遊社會資本和旅遊文化資本三部分。其中，旅遊經濟資本屬於旅遊業中基礎性的資本類型，可直接轉換為金錢，這種轉換是以私有制產權的形式制度化的，包括旅遊資源、旅遊金融資本、旅遊自然資本等；旅遊社會資本由社會義務體系所構成，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轉換成經濟資本，這種轉換是以價值觀的形式制度化的，包括旅遊企業內部及旅遊企業與政府或其它行業之間的，有助於企業獲取重要信息和各種資源的社會關係網絡。在本文中我們將重點考察旅遊文化資本。

特納將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總結為：那些非正式的人際交往技巧、習慣、態度、語言風格、教育素質、品位與生活方式[3]。其具有文化能力（the ability of culture）、文化產品（the product of culture）和文化制度（the system of culture）三種存在形式[4]。


文化能力是指具體的狀態，以精神和身體的持久“性情”的形式；文化產品是指客觀的狀態，以文化商品的形式（書籍、圖片、工具、機器、詞典等），這些商品是理論留下的痕跡或理論的具體顯現，或是對這些理論問題的批判；而文化制度是指體制的狀態，以一種客觀化的形式，這一形式必須被區別對待（就像我們在教育資格中觀察到的那樣），因為這種形式賦予文化資本一種完全原始性的財產，而文化資本正是受到了這筆財產的庇護。

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咨詢媒體的普遍化,使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化城市生活普遍進入消費時代的文化。後現代主義所帶來的消費文化的轉變中，消費、玩樂、娛樂成為生活方式的中心，從而使記號與影像充斥整個社會。

正如詹明信所言，文化正是“消費社會本身的要素；沒有任何其它社會像這個社會這樣，為記號和影像所充斥”[5]。平凡與日常的消費品，與奢侈、奇異、美、浪漫日益聯系在一起，而它們原來的用途或功能則越來越難以解碼。這就意味著我們生活的每個地方，都處在對現實的“審美”光環之下。

這就是後現代的消費文化，在這樣的文化中，一切價值都被重新評估，藝術已贏得了超越現實的勝利。“旅遊者所凝視”的對象,來自於旅遊文化資本的表現，旅遊文化資本作為更加鮮活的記號和影像,塑造出一種具有美的價值的消費品，這樣的消費品滿足了後現代主義的消費追求。

為此，筆者將在後文中從布迪厄的文化資本所劃分的文化能力、文化產品、文化制度這三種存在形式,來契合地分析旅遊文化資本，希望從中可以考察到相同點，並研究旅遊文化資本在旅遊規劃中的應用，通過旅遊文化資本各種形式在旅遊規劃過程的應用可以深化、凝化旅遊規劃制定和實施這一應用過程中的哲學透視，並將這一理念貫穿始終成為把握旅遊規劃的方向。在研究旅遊文化資本在旅遊規劃應用的過程中，進一步明確旅遊規劃與發展的重點和方向，完善旅遊規劃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加強旅遊規劃的文化宗旨性。這樣才能夠將有限的旅遊文化資本可持續地轉換成旅遊經濟資本和旅遊社會資本。（全文）（吳啟焰和王兆傑，2011，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在旅遊規劃中的應用，《人文地理》2011年第1 期，總第117 期））

布爾迪厄·文化貴族

文化貴族的定義是一場斗爭的賭注……佔統治地位的合法佔有文化和藝術作品的方式的定義，甚至在學校領域，都有利於那些有教養家庭裡的人，他們很早就在學校教育科目之外接觸到合法文化；其實，這個定義為了贊揚直接的經驗和單純的愉悅，將知識和博學的闡釋貶低為「書呆子的」，甚至是「賣弄學問的」。—— 引自第2頁

在社會空間結構裡的每一個人，都會依其自己主觀習得的標準對人進行分類，而且每次都是暫時地以不同分類標準再不斷進行著。那麼，如果以某種科學的方法（如統計法），或以社會經驗凝聚的「刻板印象」（如門當戶對的匹配）加以分析，將大家的對人分類方式收集起來，我們可以獲得一個社會在某一個時間點上，對人分類客觀化的結果。

諸如職業雖然某種社會道德要我們知道「職業無貴賤」，但這恰恰最能說明人們最常以職業作為第一個主要分類的方式。各種職業中，有些社會評價較高，如醫生或企業主管的CEO等。不管哪種社會大致都會分成「人上人」的有閒階级和「死老百姓」的一般人這兩類。

而隨著社會的分工越細就會有越多的所謂中間的中產階殺。嚴格來說，沒有所謂的「中產階級」, 因為他們是一批永遠意圖想要成為上層階級，卻在實際上爬不上去或被既有上層菁英排斥，但又不甘於自認向下沉淪與大眾階級為伍。於是他們永港還處在上不去，卻不願下來的尴尬位置，所開「有為青年」是也。

在文化上或生活風格的消费上會追求上層菁英文化擁有的文化產品，以支配階級的上流文化（culture legitime）馬首是瞻，也藉此擺脱大眾階极的粗俗文化，但實傺上的收入卻不見得比黑手，水電工或工頭領班多。

當然随著中產階殺人口日益状大，為他們設計的文化產品也越來越成為市場的主流，從十九世紀中期後的言情小說，偵探小說或歷史小說等，到二十世紀以波普的藝術民主化（就高极藝術普及化而言），中產階級不但有其自己的文化，更能反嗆將原本低俗或甚至通俗的文化物件變成市場可熱的商品（諸如十九世紀的鄉村風格到二十一世紀的「台客」或文創均屬之）。

階級的分類系統，除了是對人的社會分類外，也是針對物件或活動實踐的社會分類，亦即所有具有社會價值的事與物。 這也就是布赫迪厄對品味的最經典也最醚樣的注腳：被結構的結構會再結構化（structure structuree structurant），被分類的類别會主動去分類別人（classe classee classant）。

透過社會生存條件的制約而養成的慣習，上述被結構的結構（或被分類的類别）的對人、事，物的認知與欣賞系統的社會分類，會以文化產品、文化實踐的偏好選擇或者品味判斷的形式，再結構化（或主動分類）所遭遇的人事物。（引自台灣版 導讀邱德亮）

（摘自：布爾迪厄的《區分副標題: 判斷力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副標題: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作者: Pierre Bourdieu 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年-2002年]；出版年: 2010-04-23；出版社: Routledge；頁數: 640；中文版譯者: 劉暉；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出版年: 2015-10頁數: 943）

[文化神聖性]

對自然的享樂的否定，如是構成了文化的神聖性，並包含著對某些人的優越性的肯定，這些人懂得滿足於升華的、精致的、無關利害的、無償的、優雅的快樂，而這些快樂從來都是禁止普通門外漢享受的。這就使得藝術和藝術消費預先傾向於滿足一種使社會差別合法化的社會功能，無論人們願不願意，無論人們知不知道。 —— 引自章節：導言

[品味區隔]

品味是一種形成「區隔」的手段，是身份的表達。不同的地位和階級群體，通過不同的消費模式所表現出來的品味，相互區分開來。人們更多地通過消費活動過程中所蘊涵的文化風格，來表達自己的社會身份體現出同一群體的「品味」，並與其他社會階層保持距離。 —— 引自章節：第一部分 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

（摘自：布爾迪厄的《區分副標題: 判斷力的社會批判》（Distinction）; 副標題: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作者: Pierre Bourdieu 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年-2002年]；出版年: 2010-04-23；出版社: Routledge；頁數: 640；中文版譯者: 劉暉；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出版年: 2015-10頁數: 943）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弗洛姆 To Have or To Be

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著作《占有还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中，区分了“to have”和“to be”这两种生命形态。“to have”代表占有、控制和消费的存在方式，而“to be”则代表体验、行动和成为的存在方式。这种对“存在”的强调，指向了人类通过自我实现、创造性表达和与他人、世界的连接来达到的更高境界。

与此相对，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加塔里（Félix Guattari）在他们的哲学中则提出了“becoming”（生成）这一概念。德勒兹的“becoming”并非一个固定的状态，而是一种持续的、流动的、不断变动的过程。这种生成超越了传统的“存在”，更关注变化和生成的力量，以及多样性和差异的创造。它强调世界和个体的流动性、多重性以及身份的开放性。

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于，它们都拒绝将人类存在局限于固定、静态的状态。弗洛姆的“to be”强调通过体验和存在去超越物质的占有，而德勒兹的“becoming”则进一步将这一思想推向极致，强调变化、过程和不断的转化。在某种程度上，德勒兹的“becoming”可以被视为对弗洛姆“to be”概念的一种扩展或深化，特别是在身份和存在的流动性上。

因此，弗洛姆的“to be”和德勒兹的“becoming”都在反对僵化的占有或固定身份，尽管二者关注的角度不同，前者更强调内在的自我实现，后者则聚焦于变化和生成的持续动态过程。

弗洛姆和德勒兹的思想，也和荣格（Carl Jung）有些交集。

弗洛姆受到精神分析的影响，特别是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思想。两者在探讨人类本质和自我实现方面有相似之处：

个体化过程（Individuation）：荣格提出的“个体化过程”与弗洛姆的“to be”有相似性。个体化是指个体通过自我探索与内在对话，实现自我完整和成熟。这与弗洛姆所提倡的“to be”状态——通过体验、行动和创造性表达来达到自我实现——有共同点。两者都强调自我与世界的深层连接，超越单纯的物质占有。

自我与集体无意识：荣格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揭示了人类共有的心理结构，这种深层的心理图式引导着个体的内心发展和超越性成长。弗洛姆在“to be”的思想中也探讨了个体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二者都关注个体如何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达到更高的存在层次。

荣格的某些概念，特别是他对原型（archetypes）和集体无意识的探讨，与德勒兹的生成哲学也有潜在的相似性：

生成与原型的转化：德勒兹的“becoming”强调不断变化的流动状态，而荣格的原型概念也具有某种动态性。原型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个体的心理发展过程不断表现和再现的结构。在这一点上，荣格与德勒兹对变化与生成的关注有相通之处。荣格的原型在个体发展中的不断“生成”可以与德勒兹的“becoming”相对照，它们都涉及一种超越静态身份的动态演变。

荣格的多重性与德勒兹的多样性：德勒兹的哲学强调多样性和差异，而荣格通过探讨个体的多重性，特别是人格的多层次性（如自我、阴影、阿尼玛/阿尼姆斯等），展现了类似的思路。荣格认为个体要通过与这些不同心理侧面的整合来实现自我，而德勒兹则强调多样性和差异的存在是世界的本质。

荣格与德勒兹、弗洛姆都关心人类存在的深层次意义

象征与生成：荣格特别强调象征在人类心理中的作用，象征是个体与集体无意识连接的桥梁。这种象征可以引导个体的心理成长，与德勒兹的“生成”概念中不断变化的形态与状态有某种相似性，都是关注非固定的意义生成过程。

自我超越与创造性：荣格强调自我超越和个体化的创造性，这与德勒兹的创造性生成思维相契合。二者都认为，通过不断的变化、探索和整合，个体才能达到更高的心理和存在状态。

尽管荣格、弗洛姆和德勒兹来自不同的心理学和哲学传统，但他们的思想都反对固定和僵化的身份，强调变化、生成、个体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动态过程。荣格的个体化、原型和集体无意识概念，与弗洛姆的“to be”状态以及德勒兹的“becoming”有一定的理论共鸣，都聚焦于超越表面的物质存在，追求更深层次的自我探索与动态的生成。

相关：感觉建构非肉身公式

爱垦網·高阶创造力挑战机械人系列：德勒兹的“身体”概念

德勒兹的“身体”概念不仅包括人类的身体，还涵盖了动物的身体、大地的身体、大自然的身体等。这种广义的身体观超越了有机体的限制，强调了各种物质形式、力量场域和自然现象在不断的生成和变化中的相互作用。

动物的身体：德勒兹对“动物的身体”的理解，延续了他对身体是力量与物质交织的观点。在他的哲学中，动物与人类一样，拥有自身的力场，它们的行动、欲望、感知和运动构成了一种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动物的身体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也是情感、感知和与世界互动的力量汇聚体。

例如，德勒兹借用斯宾诺莎的观点，探讨了人类与动物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力量流动的表现形式。动物在环境中不仅是反应性存在，它们通过感知、行动表达了与环境的独特联系，展现了非人类主体如何与外部力量互动，形成生成过程的一部分。

大地的身体：“大地的身体”体现了德勒兹对物质与力的广义理解。大地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它承载了无数的力量关系，如自然资源的流动、地质变化、生态系统的平衡等。德勒兹会将大地视作力量的巨大汇聚场，是生命生成的基础和力量的动态表现。

例如，地震、火山喷发、山脉的形成等地质现象，都是大地作为力量场运作的具体表现。大地并非静态的，而是一个持续生成的、具有内在力量的“身体”。在德勒兹的框架中，大地与人的身体、动物的身体一样，处在一种力量的流动和生成的状态中，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变化的场域。

大自然的身体：“大自然的身体”概念则更加广泛，它包括了生态系统、气候现象、天气变化等所有自然界的力量互动。大自然的身体由多种力量构成，如风、雨、光、热等，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形成了自然界的动态秩序和持续的生命生成。

德勒兹在谈论自然现象时，特别重视它们作为力量场的运作。例如，风暴、洋流、森林生态的变化等，都是大自然的力量通过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自然界并不是一个静止的背景，而是充满了力量和能量的动态场域，这与德勒兹“无器官身体”的概念契合，即一种无特定功能性、但充满生成力的存在方式。

身体与生成：德勒兹认为，所有这些“身体”——无论是动物、大地还是大自然——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处在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生成（becoming）是德勒兹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意味着一切存在都在不断的变化、转化中。身体的存在本质上是流动的，是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不断被重新塑造和生成。

例如，河流与山脉、森林与海洋，这些自然元素之间的力量互动形成了新的自然景观。德勒兹的“身体”理论试图打破传统的有机/无机、活的/死的、动的/静的二元对立，展现了力量的交织如何创造新的形式和存在。

“感觉-被感觉”的影响
感觉者和被感觉物
情动地方志
情感素：非人稱力量
德勒兹时间观
弗洛姆 To Have or To Be
德勒兹经营地方感
感觉建构非肉身公式
感性转折 vs 混融哲学

爱垦網·对世界的視野

根据“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的理论，采用样态（mode）的方式来看待人、文创造物、动物或景观，而不是用实体（substance）或主体（subject）的视角，会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感知方式。首先，它打破传统的固定性、静态性和中心化的思维方式。而看到世界是一个流动的、不断生成的过程，事物、情感、关系、体验都是在变化中产生的。它带来了一种更加开放、灵活和多维度的视野，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与情感关联。

流动与关系的视角

当我们以样态（mode）来看待世界时，我们不再把事物看作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看作动态的、在特定时空关系中变化的现象。这种视角强调了——

变化性与过程：人、物、景观等都是在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中。它们的存在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间、空间和情感的互动而不断演化。这符合德勒兹关于生成（becoming）的概念，世界是由无数流动的关系构成的，而不是由独立的主体或实体组成。

关系性：样态视角意味着我们会更注重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一个人、一件文创造物、一只动物或一个景观，其意义和影响力是在与周围的事物和情感场域中生成的。这种强调关系的视角，让我们更加关注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固定属性。

去中心化

从实体或主体的视角出发，通常会将某一事物或某一主体置于中心，例如个体自我或作品的创作者。在这种视角下，我们会更多地关注主体的意图、身份或内在属性。然而，样态视角去除了这种中心化的倾向——

去主体化：世界不再以一个固定的主体为中心（如人类或作者），而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各种不同的力量和情感相互作用，生成多样的体验和意义。这样一来，我们不再只关注主体的内在特性，而是开始思考主体如何被情感、关系和环境所塑造。

多元性：采用样态视角可以让我们同时看到多种不同的情感状态、力量和关系。文创作品或景观在不同的情境中展现不同的面貌，而这些面貌与其所处的关系网络和情感流动密切相关。这种多样化的视角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解释。

情感与体验的首要性

情感转向理论主张，情感和体验在理解世界时具有核心作用。如果用样态而非实体来理解事物，我们会更注重情感如何在具体的时空中展开和作用：

体验的生成：样态视角强调的是感知、情感和体验的生成过程。一个景观、一件文创造物，甚至一个人，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情感和体验的“生成场”，其样态随着环境、时间、他者的介入而不断变化。这种视角更贴近情感体验的流动性和复杂性，反映了我们在与世界互动时所感受到的动态情感流。

细微情感状态的捕捉：在样态视角下，我们能够捕捉到事物细微的变化和情感转变，而这些在实体或主体的视角下可能被忽视。样态强调的是情感的复杂性和瞬间性，这使我们更加关注那些短暂但重要的体验和感受。

对文创作品的动态理解

将文创作品视为一种样态，而不是静态的作品或创造者意图的表达，可以让我们以更开放的方式理解艺术创作：

作品的多重性：文创作品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具有特定意义的实体，而是一个在不同时间、情境、观众情感互动下不断生成新的意义的场域。它的样态随着观看者、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变化，呈现出多种可能的解读和感受。

创作过程的流动性：文创不仅仅是从创作者内在的表达出发，而是一个与环境、他者和文化不断互动的动态过程。创作的结果不仅是完成的“作品”，更是一个情感与关系交织的生成状态。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

在样态的视角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传统的主体—客体二元论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体，外部世界是人类控制和理解的对象。然而，样态视角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

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在样态视角下，自然和人类都是情感和关系的参与者，彼此之间存在着动态的交互。景观、自然现象不再只是背景或资源，而是与人类一起生成情感体验和意义的共同体。

自然的活力：自然也被视为具有情感和感知能力的存在，其样态随着季节、天气、生态系统的变化而展现出不同的面貌。人与自然不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共同生成体验和情感的合作伙伴。

“平面”vs文创
情动转折
日日新，又日新
新文创
德勒兹的“平面”
文创造物身体
德勒兹的“身体”概念 II
“感觉-被感觉”的影响
感觉者和被感觉物
情动地方志
情感素：非人稱力量
德勒兹时间观
弗洛姆 To Have or To Be
德勒兹经营地方感
感觉建构非肉身公式
感性转折 vs 混融哲学
不可逆性及其生成性

爱垦网评注·情动教育

德勒兹的“感性转折”并非作为一个明确的教学模式在教育界广泛采纳，但其理念和影响已经渗透到一些前沿的教育实践和理论中，特别是在关注艺术教育、体验式学习、身体性和情感教育的领域。这些领域的教育实践正在越来越多地重视情感、身体体验和感官感知，逐渐将“全人”发展的理念融入教学设计中。通过这些实践，德勒兹的感性转折正在逐步改变人们对教育的理解，从传统的认知导向转向更加综合和多感的教育体验。

感性转折的理念在教育中的应用：德勒兹的“感性转折”概念重视情感、身体和感官体验的作用，呼吁教育不应仅仅停留在认知发展和理性思维的培养上，还要关注学习者的身体体验、情感参与和对世界的感知。这一理念逐渐被一些教育领域采纳，尤其是在艺术教育、设计教育、体验式学习、社会情感学习（SEL）等方面。

体验式学习：这种学习方法强调通过身体参与和情感投入进行学习，而不仅是通过抽象的知识传授。通过互动、沉浸式活动、戏剧、户外教育等，学生的感官、情感和身体都被调动，符合德勒兹的感性理论。

社会情感学习（SEL）：SEL课程在全球教育中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在提升学生的情感管理、共情能力、社会意识等方面。这种关注情感的教育实践与感性转折的理念有内在的关联。

体感与情感教育的兴起：受德勒兹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教育界开始关注情感和身体性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例如，艺术和表演教育中，越来越强调通过身体运动、感官体验和情感表达来进行创作与理解。这种对身体和情感的重视，体现了感性转折在教育中的应用。

身体学习（Embodied Learning）：这概念在教育理论中受到欢迎，强调学习不仅是头脑的活动，更是全身的体验。通过身体动作、感知和情感反应，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体验知识。这种方法已经在一些艺术、舞蹈和戏剧教育中广泛采用。

沉浸式教学：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学生可以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学习内容，这种沉浸式教学将学生的感官和情感深度结合，有助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内化。

批判性与反工具化的教育理念：感性转折强调打破工具化的知识观，将教育从单纯的技能培训和经济生产工具中解放出来，转向一种更加整体化的“全人”发展。这理念与一些批判教育理论家的主张相呼应。例如，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批判教育理论倡导的解放教育，关注学生的情感、经验和社会实践中的主体性，与德勒兹的思想有一定的共鸣。

创造性课程设计与跨学科教育：在创造性课程设计和跨学科教育领域，德勒兹的感性转折也有其影响。许多教育实践者开始尝试打破传统学科的界限，通过整合艺术、科学、文学和哲学，创造出能够激发学生情感、感官和创造力的跨学科课程。这类课程鼓励学生通过艺术创作、社会实践和情感体验，培养对世界的多维理解。

教育中情感与共情的重要性：德勒兹的思想尤其影响了关于情感与共情的教育思考。越来越多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者认识到，教育不仅仅是培养智力能力，更是帮助学生发展情感、共情能力以及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能力。例如，芬兰和丹麦等一些国家在基础教育中融入了大量情感和社会学习内容，帮助学生在情感与社交方面成长，这与感性转折中的情感中心论点密切相关。

艺术与文化教育的融合：德勒兹的感性转折也体现在艺术与文化教育的融合中。通过鼓励学生在艺术创作中参与感官体验和情感表达，教育者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文化和艺术的复杂性。这一趋势与感性转折强调感官和情感的理论保持一致。

The "Theory of Calling" can definitely be applied beyond career development. While it's often associated with finding one's vocation or professional path, the underlying principles can be relevant to various other areas of life and research. Here are a few examples:

Education: In educational contexts, the Theory of Calling can help understand students' motivations and aspirations. It can guide educators in supporting students to find their passions and purpose, leading to more engaged and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calling can be applied to personal growth and selfimprovement. It can help individuals align their personal goals and values with their actions, fostering a sense of fulfillment and direction in various aspects of life.

Volunteering and Nonprofits: For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volunteer work 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Theory of Calling can shed light on the motivations behind their commitment. Understanding these motivations ca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volunteer programs and the impact of charitable work.

Creativity and Arts: In creative fields, artists and writers often speak about their work as a calling. Applying this theory can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creative process, motivation, and how individuals find meaning through artistic expression.

Healthcare and Helping Professions: Professionals in fields like nursing, counseling, and social work often view their work as a calling. Exploring this perspective can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job satisfaction, resilience, and the impact of personal beliefs 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e Theory of Calling can also be relevant in leadership contexts. Leaders who view their role as a calling may approach their responsibilities with greater passion and commitment, which can influenc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effectiveness.

In essence, the Theory of Calling's core idea—that individuals derive a deep sense of purpose and fulfillment from aligning their actions with their intrinsic values and passions—can be applied to any domain where people seek meaning and direction in their endeav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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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Iconada: The Theory of Calling

The concept of "calling" is traditionally used to describe a deep sense of purpose or alignment experienced by humans. When it comes to nonhuman entities, such as objects, applying the "Theory of Calling" is less straightforward but can be explored metaphorically or conceptually in various ways:

Design and Functionality: You could think of an object's "calling" in terms of its design and purpose. For instance, a welldesigned tool or piece of technology might be seen as having a "calling" to fulfill a specific function efficiently. The design of the object aligns with its intended use, which could be seen as a form of "calling" in a metaphorical sense.

Object Interactions: In a more abstract sense, you might consider how different objects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For example, in a wellorganized kitchen, each tool and appliance has a specific role that complements the others. Their "calling"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overall efficiency and harmony of the space.

Symbolic or Artistic Interpretation: In art or literature, objects are often imbued with symbolic meanings and can be seen as having a "calling" in terms of their narrative or symbolic role. For example, a particular object in a story might symbolize a character’s quest or serve as a crucial element in the plot.

Environmental Context: Objects in nature or ecosystems can be seen as having a "calling" in terms of their role within their environment. For instance, certain plants or animals have specific function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balance and health of their ecosystem. This can be viewed as a form of "calling" where their presence and function are integral to the system.
While these interpretations stretch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of "calling," they can offer interesting ways to think about the roles and purposes of nonhuman entities in various contexts.

Cultural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Vico and Cultural Universality: Vico’s notion that poetic wisdom is a universal aspect of human culture resonates with Jakobson’s idea that the poetic function of language can transcend cultural boundaries by focusing on the universal aspects of human experience, such as emotions, symbols, and shared myths.

Evocative Objects and Vocative Texts: Both can be seen as modern expressions of this universal poetic wisdom, where creators (whether translators, designers, or writers) tap into cultural symbols and shared human experiences to create objects or texts that resonate with audiences on a deeper, more emotional level.

Communication as a Creative Process

Vico's Emphasis on Creation: Vico viewed the creation of myths and metaphors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human cognition. This creative process is mirrored in how vocative texts and evocative objects are crafted to communicate more than just information—they convey meaning, evoke emotions, and inspire actions.

Jakobson's Model and Literariness: Jakobson’s model emphasizes that communication involves multiple functions, with the poetic function highlighting the creative and aesthetic aspects of language. This ties back to Vico’s idea that poetry and myth are not merely decorative but are fundamental to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Summary of the Integration:

Vico’s Poetic Wisdom: Represents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imagination, metaphor, and creative expression in human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Jakobson’s Poetic Function: Aligns with Vico’s ideas by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form,
aesthetics,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in language.

Vocative Texts and Evocative Objects: Modern manifestations of Vico’s poetic wisdom, where metaphor,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symbols are used to engage audiences, provoke responses, and communicate deeper meanings.

In essence,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concepts reveals a shared understanding across different fields that communication—whether through language, objects, or cultural practices—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reative and imaginative capacities of humans. Vico’s poetic wisdom provides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that ties together the various functions of communication explored by Jakobson an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een in vocative texts and evocative objects, highlighting the enduring power of metaphor, symbol, and creativity in shaping human culture and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