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嫣然]時代歆唤：以丹納「時代」視框重訪《封神演義》：心學餘波與神魔敘事的文化共振～～

若以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出的「種族（Race）—環境（Milieu）—時代（Moment）」三元架構來閱讀《封神演義》，我們或許能看見小說背後更深層的文化機理。丹納所謂的 “Moment”，指的是某一歷史時期所特具的精神氣候、思想流向與文化需求。它不是單一事件，也不是某位思想家的主觀意志，而是整個文化面臨的「集體心理狀態」。

《封神演義》成書於隆慶至萬曆年間，而這恰是王陽明逝世後、心學餘波在社會與思想界中擴散、並形成一種普遍「對個體、對良知、對行動」重視的晚明時代。若依丹納的視框，這種思想不是文本之間的直接引用，而是“時代精神的共同生成”，或可稱之為 文化共振。

《封神演義》的倫理與人物行動，由此可視為對晚明“Moment”的一種藝術性映照。

一、晚明「Moment」：心學興盛、社會焦慮、印刷文化膨脹

若將晚明置入丹納“Moment”的定義，其特徵至少包括：

1. 心學主導道德話語，強調“良知”“知行合一”。這是一種從外在禮法轉向內在道德主體的思潮。
   
   
2. 政治黑暗與階層僵化造成普遍焦慮與道德失序感。社會期待某種能重建價值的道德力量。
   
   
3. 印刷術與商品經濟擴張，使知識流動前所未有。觀念迅速散佈，使心學不再只是士人的學說，而滲入市民文化。
   
   
4. 小說、戲曲、評書等通俗文化正處於爆發期。「神魔敘事」成為承載時代精神的重要文類。

在這種綜合作用下，晚明社會自然生成了一種「強調個體道德判斷與行動」的文化需求，也形成了小說家、說書人與讀者共同呼吸的精神空氣。

《封神演義》作為一部神魔小說，乃在此“時代精神”中自然生長，不是心學的附庸，而是與之同源於晚明整體文化心理的表現。

二、神魔敘事中的心學式行動論：不是說教，而是“時代精神”

丹納認為藝術作品的風格、人物氣質與行動方式，往往不由作者主觀操控，而是由“Moment”塑成。從此角度看，《封神演義》中最具心學色彩、也最能體現晚明“時代精神”的，正是那些「明知其不可，仍行其所當行」的英雄。

比干：明知其死，仍行其諫

他的行動不是權力計算，而是“心之所知”，這與陽明心學的「良知即行」意外吻合。

姜子牙：自心判斷是非，使命即行

姜子牙的行動常被描寫為自覺而非被逼迫，他的決斷方式充滿心學強調的“自心明覺”。

黃飛虎：從心而走的選擇

他棄暗投明不是出於權勢評估，而是道德直覺；這是一種典型“以心為主體”的行動模式。

這些人物行動並非編者刻意套用心學，而是 在晚明“Moment”中自然出現的道德敘事方式。

換言之，他們是時代精神所塑造的「行動者」。

[愛墾研創·陳楨]〈生成與創化之辨〉Word-rich 與 Insightful 的區别

本文嘗試分辨AI年代創作的「詞溢」「word-rich」與「睿見」（insightful）現象，以深化了鄧以蟄教授與陳明發博士對「情動勞作」（affective labouring）與「文化創意」（cultural creativity）的核心理論。

在「境遇」的語境中，我們可以將這兩位學者的理論，轉化為區分 AI「生成」與人類「創化」的審美標準：「word-rich」是無靈魂的表象堆疊；而「insightful」則是根植於具體「境遇」的內觀與洞見。

以下將結合上述四個層面，具體深化兩位學者的理論應用：

1. 語言層面：從「外延繁殖」到「精神關節」的照見：「詞溢」對應鄧以蟄的「亂絲」與「表象」。 AI 擅長語言的「外延繁殖」，能製造辭藻華麗、氣勢磅礴的文字。但在鄧以蟄看來，這種缺乏結構與洞見的文字，就如同「一握亂絲」，「哪裡還有希望組成錦繡？」它只有外在形式，沒有內在的「知識」結實處。

「睿見」對應陳明發博士的「土下變動」與「看深」。 有洞見的語言或許極簡，但能「擊中」讀者，因為它捕捉到了事物底層的「精神關節」或「土下變動」。它不追求「說很多」，而是訴諸「內在的照見」，讓人看見了被提煉與昇華的「境遇」核心。

2.思想層面：從「記憶」驅動到「意識」驅動的境遇重構：「詞溢」是「記憶」驅動的，即語料庫的堆疊。 AI 知識之牆雖高，但那只是數據的記憶。它無法進行反思與體悟的整合，無法產生鄧以蟄所強調的「意識」驅動。

「睿見」是「意識」驅動的，是對意義的「重構」。 「意識」在這裡即是產生「境遇」的主體性。它不是重述觀念，而是透過詩人（創作者）的性靈參與，將客觀材料轉化為具有「人事意趣」的生命體驗。這扇「知識之牆上開出的窗」，正是通往具體「境遇」的通道。

3.感知層面：從「熱鬧」的音節到「安靜」的安頓: 「詞溢」的閱讀經驗是熱鬧的，訴諸感官刺激。這類似鄧以蟄提到的音節協和，雖然悅耳，但若缺乏「境遇」作為憑籍，結果便是「無病呻吟」或「言之無物」。讀者停不下筆，是因為被節奏帶著走，意識卻沒有著落。

「睿見」的閱讀經驗是安靜的、迴響的，訴諸心靈安頓。 它讓人停下來思索，產生精神上的響應。這正是阿諾德與鄧以蟄共同強調的「安頓」功能——在讀者心中留白，讓意義發酵，最終在心靈深處建立起穩定的秩序。這種「情動勞作」的結果，是靈魂的光亮，而非聲音的熱鬧。

4. 文化創意層面：從「生成」（Generation）到「創化」（Poiesis）: 在 AI 時代，「詞溢」的「生成」文本隨處可見，但「睿見」的「創化」作品仍是人類獨有。

生成 (Generation)： 處理「量」與「外延」，是技術活。它能模仿「境」的外貌。

創化 (Poiesis)： 處理「質」與「內觀」，是生命活。它需要人類站在特定的「境遇」高台上，帶著批判性的洞察力與情感勞作，看見「土下變動」，捕捉「精神關節」。

鄧以蟄與陳明發博士的「境遇」理論，為 AI 年代的創作提供了關鍵的理論武器：真正的文化創意與情動勞作，不是關鍵詞的「剪切粘貼」，而是將生命經驗投入「境遇」熔爐中「鑄造」的過程。唯有具備這種根植於生命的「內觀」與「洞見」，才能創造出有靈魂、能安頓人心的作品。

愛墾註解

詞溢(Word-rich)：語繁、辭繁，在中國古典文學批評中常指辭藻繁多但可能流於堆砌。這對應了鄧以蟄所說的「亂絲」或阿諾德所排斥的「感情自洩」。強調聲音的熱鬧與語言的外延同質繁殖。

睿見（Insightful）：透徹的靈見、神悟或洞燭，強調看穿表象、直抵「精神關節」的穿透力；能照亮暗處、發現「土下變動」的敏銳意識。兼备陳明發博士的「看得深遠」，且強調了阿諾德式「對生活的批評」中所需的智性與評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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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詩性與認知美學的人文科學角度

[愛墾研創]「中國因素」演變對全球華人民間文化與經濟合作之影響：從跨國族群網絡到安全化框架的轉型

「全球中華圈」概念的衰退與「中國因素」話語的崛起，不僅是語義與學術框架的轉變，更深刻影響了全球華人民間文化與經濟合作的結構與運作邏輯。若「全球中華圈」曾象徵一種以文化與族群網絡為基礎的跨國合作想像，「中國因素」則代表這種想像被重新嵌入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框架之中。此一轉向，對全球華人民間合作帶來至少三重結構性影響：信任結構的重構、制度環境的政治化，以及族群經濟的去中心化與碎片化。

首先，在信任層面，「中國因素」論述導致華人跨國網絡的象徵資本發生質變。過去華人商業與文化合作高度依賴族群信任、語言與文化親緣性，形成所謂「關係資本」（guanxi capital）與族群嵌入式經濟（embedded ethnic economy）。然而，當華人網絡被外部政治話語重新標記為潛在「影響管道」或「滲透節點」，族群信任不再被視為中性資源，而可能被視為安全風險。這種話語轉換，對華人企業與文化組織的外部形象與制度互動造成顯著影響，使族群連結由社會資本轉化為需被監管與審視的政治變量。

其次，在制度層面，跨國華人經濟與文化合作的政策環境日益安全化（securitization）。過去跨境投資、文化交流與學術合作多被視為全球化的一部分，現今則常被納入國家安全審查、技術管制與外國代理人制度的規範範疇。這種制度化安全框架，對華人民間合作產生「結構性摩擦成本」：資本流動與文化交流的交易成本提高，非正式族群網絡的運作空間被壓縮，並促使部分華人企業與文化機構採取去華人化（de-ethnicization）或去政治化的策略，以降低制度風險暴露。

第三，在族群經濟結構上，「中國因素」論述加速了全球華人經濟網絡的去中心化與碎片化。一方面，中國國家資本與企業巨頭的規模與政治連結，使「華人資本」逐漸被等同於「中國資本」，導致台灣、新加坡與海外華人企業在國際市場中面臨身份外溢效應（identity spillover）。另一方面，為避免被納入地緣政治對抗框架，部分華人經濟體系刻意強化本地化與多元化策略，削弱以「華人圈」為核心的跨國族群經濟整合。結果是，原本以族群為連結軸心的經濟網絡，逐漸轉向以國家與區域制度為主要節點的多重嵌入模式。

在文化合作層面，類似的政治化動態亦十分明顯。文化生產與跨國華語文化流通，過去常以「華語文化圈」或「華人文化共同體」為框架；但在「中國因素」語境下，文化交流被納入文化影響力與認知戰的討論，使文化作品、媒體平台與教育交流被重新審視其政治屬性。這導致部分華語文化生產者與機構採取策略性距離化，強調在地文化認同或多語言轉向，以避免被視為中國文化影響的延伸。

然而，這種「中國因素」話語與制度轉型，並不意味著全球華人民間合作的終結，而是其形態的結構性轉型。華人網絡仍然在商業、科技與文化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但其運作邏輯已由「族群信任優位」轉向「制度嵌入優位」，由「文化共同體想像」轉向「多重政治場域中的策略性嵌入」。這種轉型可被視為全球化晚期的典型現象：跨國族群網絡不再構成超越國家的替代秩序，而是被重新整合至國家與地緣政治權力結構之中。

總結而言，「中國因素」演變對全球華人民間文化與經濟合作的影響，既是限制也是重構。它削弱了以「全球中華圈」為基礎的去政治化合作想像，提高了跨國族群網絡的制度與政治摩擦成本，同時促使華人經濟與文化合作轉向更為碎片化、多中心與策略化的結構。在此意義上，「中國因素」不僅是地緣政治分析的變量，更是重新塑造全球華人跨國社會關係的結構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