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大學卡在卡文科招生的名額

今年，從國外到國內很多大學其實都在卡文科招生的名額。最近我接受采訪，記者讓我預測2050年大學的招生狀態，比如說人文學科還有多大的比例。我跟他說，不僅那個時候文科生的比例不會下跌，還會觸底反彈。人家說我太樂觀了，我說不是我太樂觀了，是我很保守。

我之所以認定未來中國大學不是減少而增加文科招生數量，那是因為理工科解決外在問題，一旦實現，可以迅速推廣，如果走不到最前沿，很容易被覆蓋的。人文學科面對個體的生活經驗和心靈問題，更多考慮精神及文化需求。因此大學裡的人文教育有很好的退路，那就是回到傳統讀書人的傳道授業解惑，注重修身養性。

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人類必要勞動時間大為減少，壽命明顯延長，閒暇時間增加。有時間、有心情、有金錢，但不見得有能力從事創造性的勞作。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永遠屬於少數人。絕大多數人，無論怎麼努力，都競爭不過AI的。這樣一來，帶有自娛性質的傳承文化與修身養性，很可能會成為教育的主要功能，包括大學教育的主要功能。正是基於此判斷，我才會再三提倡「為己之學」。

與此相關，中等以及以下的大學，與其努力提高專業性與創新水平，不如強調通識性與適應能力，培養有專業知識、文化修養、藝術趣味，能思考、善交流、身心健康的大寫的「人」。

誇張點說，今天被很多人「看不起」的開放大學和老年大學，其提倡終身學習、憑興趣讀書、跨學科修課，而不強調「創新」與「突破」，反而值得我們認真借鑑，這是我對未來人文學科的想象。

「大學不會徹底消亡」

從ChatGPT出世，到DeepSeek震驚全球短短幾年間，人工智能從一個高深的專業領域，變成一個狂歡的全民話題。從政府到民間到學界，各行各業此刻或者今後都將受到深刻的影響。作為大學教授，尤其是人文學者，我自然特別敏感。

我說世界歷史上，每次重大的科技進步都會伴隨一定的價值重組、社會動蕩以及知識結構的變遷。這回自然也不例外。若干年以後，震蕩期過去了，回過頭看今年的好多想法和論述顯得很幼稚可笑，但那是真實存在的人類尋路的迷茫、痛苦與掙扎，值得尊重與保存。這是今天所有的思考與表達的意義。我的力量很小，我能做的就是文學教育，看文學教育以後該怎麼走。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從歷史記憶、文化闡釋、精神構建以及社會實踐層面思考「大學」是什麼、有什麼，還能做些什麼。

我認為，我們正面臨「大學」這個人類社會極為重要的組織形式發生根本性蝶變的前夜。最激進的朋友認為大學會消亡，而我認為大學會產生巨大的變革，但不會徹底消亡。

人工智能的突飛猛進，對以傳授知識、培養人才為己任的大學，尤其是人文學，構成了巨大的挑戰。我不覺得它會消亡，但是我會承認技術迭代迅速，世界日新月異，大學必須適應這個變化，不斷調整教學宗旨、學科體系、教學方式以及培養目標等。

(北大教授陳平原：當卷不過AI時，何處是歸途；作者：陳平原；原見：2025/5/18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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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視野中，「我」不再是靜態的內心實體，而是一個在語言中承擔責任、在技術與集體中生成的存在事件。後笛卡爾哲學的真正遺產，或許正是在此：人不再被理解為透明理性主體，而是一個在世界之中不斷個體化與自我宣稱的存在。

一、文內註腳（繁體中文學術風格）

註1 Richard Moran 對自我知識的規範性理解，尤其體現在其對「自我宣稱（self-avowal）」的分析中。他主張第一人稱自我知識不應被理解為內在心理事實的觀察，而是一種承擔責任的實踐性姿態，參見 Richard Moran, Authority and Estrangement: An Essay on Self-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註2 Gilbert Simondon 提出「個體化先於個體」之存在論命題，拒斥將個體視為既成實體，而將其理解為持續生成的過程。參見 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ation à la lumière des notions de forme et d’information (Grenoble: Millon, 2005)。

註3 J. L. Austin 的言語行為理論為自我宣稱的行動性提供語言哲學背景，特別是其區分施為性話語與描述性話語的分析，參見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註4 Judith Butler 將 performativity 擴展至性別與主體生成理論，指出主體是在重複性的規範實踐中生成，參見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註5 Michel Foucault 的「主體化（subjectivation）」分析揭示主體作為權力—知識實踐的產物，而非先驗本體，參見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ed. H. Dreyfus and P. Rabino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註6 Martin Heidegger 對笛卡爾主體的存在論解構，尤其其「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與「此在（Dasein）」概念，為後笛卡爾主體論奠定現象學基礎，參見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27)。

註7本文試圖在分析哲學的規範性主體理論與法國生成論存在哲學之間建立對話，將 Moran 的自我宣稱理論與 Simondon 的個體化存在論視為後笛卡爾主體生成的互補模型。此一整合亦與 Butler 的 performativity 理論與 Foucault 的 subjectivation 分析形成橫向譜系，從而提出一種語言—技術雙重生成的主體模型。

二、英文學術書目（Bibliography / References）

Moran

Moran, Richard. Authority and Estrangement: An Essay on Self-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Simondon

Simondon, Gilbert. L’individuation à la lumière des notions de forme et d’information. Grenoble: Millon, 2005.（英譯）

Simondon, Gilbert. Individuation in Light of Notions of Form and Information. Trans. Taylor Adki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20.

Austin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Butler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Foucault

Foucault, Michel.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edited by Hubert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208–22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Heidegger

Heidegger, Martin.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27.（英譯）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三、每位思想家的「精準概念交會點」（避免哲學誤置）

Moran × Austin

交會點：Speech Act Theory

• Austin：語言能做事
• Moran：自我知識是語言做事的特殊規範性案例

自我宣稱 = illocutionary act

Moran × Butler

交會點：Performativity

• Butler：性別主體是反覆表演
• Moran：倫理主體是反覆宣稱

主體 = performative stabilization

Simondon × Heidegger

交會點：反實體存在論

• Heidegger：此在不是物
• Simondon：個體不是物

存在 = 過程

Simondon × Foucault

交會點：Subjectivation

• Foucault：主體是權力生成
• Simondon：主體是技術—能量生成

主體 = power/techno-individuation node

[愛墾研創·嫣然] 從自我宣稱到個體化：後笛卡爾主體的語言—技術雙重生成論（雛論）

二十世紀哲學對「主體」的最大革命，並非宣告主體死亡，而是宣告主體不再是形上學實體，而是一種生成事件。笛卡爾以「我思故我在」奠定現代主體之透明性與自我基礎，然而從海德格爾、梅洛龐蒂、沙特，到當代分析哲學與法國技術存在論，這一自我透明的主體已被徹底動搖。Richard Moran 的「自我宣稱（self-avowal）」與 Gilbert Simondon 的「個體化（individuation）」提供了兩條互補的後笛卡爾路徑：前者從語言與規範性出發，後者從存在論與技術生成出發，共同勾勒出當代主體的雙重生成圖式。

一、自我宣稱：語言中的主體生成

Moran 的核心洞見在於，自我知識並非一種內省性發現，而是一種規範性行動。當我說「我相信」「我承諾」「我決定」，我並非描述內在心理事實，而是在語言中承擔一種角色。這種自我宣稱不是認識論報告，而是倫理行為。語言在此不再是鏡子，而是生成機制。

在這一視角下，「我」不再是心靈實體，而是一個在語言中被不斷宣告與承擔的行動主體。自我宣稱構成了一種規範性斷裂：在宣稱之瞬間，主體被切割出來，並被置入責任關係之中。這是一種語言的 performativity，與 Austin、Butler 所描述的言語行動具有深層親緣性。

二、個體化：存在的生成過程

若 Moran 描述的是主體的語言性瞬間，Simondon 則描寫主體的存在論背景。他反對將個體視為完成的實體，提出「個體化先於個體」的命題。個體永遠處於生成之中，前個體張力場（préindividuel）不斷被調節、分化與重新配置。

在 Simondon 那裡，個體不是封閉的單位，而是與技術、集體與環境共構的節點。技術物本身亦在個體化，人與技術形成跨個體的生成網絡。主體因此不僅是心理或語言的產物，而是技術—社會—物質過程中的動態關係。

三、後笛卡爾主體：實體的解體與過程的興起

Moran 與 Simondon 在方法與傳統上相距甚遠，前者屬分析哲學語境，後者屬法國存在論與技術哲學傳統。然而兩者共同拆解了笛卡爾式主體的兩個核心假設：主體的實體性與主體的自我透明性。

在後笛卡爾視域中，自我不再是先驗確定的基礎，而是語言與生成過程中的暫時凝結點。主體不是存在的起點，而是存在的產物。這一轉向使「何謂人」不再是形上學定義問題，而是生成論問題。

四、語言與技術：雙重個體化媒介

若將 Moran 與 Simondon 綜合，可以提出一種「語言—技術雙重生成論」。語言在 Moran 那裡是規範性主體生成的媒介；技術在 Simondon 那裡是存在論個體化的媒介。兩者構成主體生成的雙重條件。

語言提供主體的規範位置，使個體能以第一人稱承擔責任；技術提供主體的物質—集體條件，使個體得以在跨個體網絡中形成行動能力。主體因此既是語言的產物，也是技術與集體的節點。

五、Agency 的再概念化：從內在意志到生成節點

在這一框架中，「agency」（行動主體性或行動權能）不再是內在自由意志的屬性，而是生成過程中的功能節點。Moran 所描述的 agency 是語言規範性中的行動者角色；Simondon 所描述的 agency 是前個體張力場中的動力節點。

兩者交會之處在於：agency 是個體化過程中被語言規範化的生成節點。主體的行動能力既依賴物質—技術條件，又依賴語言—倫理承擔。這種雙重依賴構成後笛卡爾主體的根本結構。

結語：主體作為生成事件

從自我宣稱到個體化，我們看到一條跨越分析哲學與法國存在論的主體譜系。主體不再是形上學的起點，而是語言與技術雙重生成的事件節點。Moran 與 Simondon 分別從規範性與存在論出卻在「主體生成」這一核心問題上形成互補。

六、文化與詩：生成的感性場域

這一哲學框架具有重要文化意涵。若主體是生成事件，那麼文學與藝術不僅表達主體，而是生成主體的文化技術。詩作為不可說經驗的語言化場域，使內隱知識得以顯現，並在公共語言中形成規範性節點。

詩的言說因此具有 agency：它重塑個體如何理解自身，如何在語言中承擔存在。從這個角度看，文化不是主體的反映，而是主體個體化的重要媒介。

七、政治與技術時代的主體問題

在當代技術治理與生物政治語境中，主體常被還原為數據、人口或神經機制。Simondon 的技術個體化理論提醒我們，技術不是外在工具，而是主體生成的內在條件；Moran 的自我宣稱則提醒我們，主體的倫理維度不可被數據化。

後笛卡爾主體因此處於雙重張力之中：一方面被技術—集體網絡生成，另一方面必須在語言中承擔責任。主體既是系統的產物，又是規範的承擔者。這一矛盾構成現代人的存在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