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APP:南海“契合”是否開始遥遠～～當我們習慣於和平，會不會就忘了它其實從來不是理所當然？7月27日，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與一群來自東南亞及亞太地區、具有豐富外交與國際政策經驗的前高官與專家，共同發表了一則題為《砲火必須止息》（愛墾中文評註翻譯）的公開聲明。這份聲明由他們所組成的「和誼圈」（The Amity Circle）聯合發表，針對柬埔寨與泰國兩國近日爆發的邊界武裝衝突，表達了強烈關切與明確呼籲。

這場衝突，並非僅是兩國間的邊界爭執，而是對整個東南亞地區過去數十年和平穩定的一次劇烈衝擊。聲明開宗明義指出，東協（ASEAN）成員國之間苦心經營的戰略互信，已因這場衝突出現裂痕——這不是某國內部的政爭，也不是民間的偶發衝突，而是兩個同屬東協的主權國家，首次在本世紀內發生公開武裝對抗。

這樣的衝突不僅違反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中明確反對使用武力的原則，更違背了《東協憲章》所強調的以和平手段解決爭端的核心精神。這一切，提醒我們：和平不是自然發生的，它不是一種靜止狀態，而是需要持續努力、主動維護的動態成果。

楊榮文在轉發這份聲明時，特別點出了「和平紅利」這個概念，這是對當代東南亞局勢最深刻的洞察之一。所謂和平紅利，是指因地區長期穩定所累積的經濟發展、社會繁榮與國際信任資本。然而，這樣的紅利，從來不是無限期的。它既非不可侵犯，也不是任何國家可以單方面享有而不付出維護代價的資產。和平紅利會枯竭，尤其當我們將和平視為一種自動生成的結果，而非一項必須持續努力爭取與守護的成就時。

事實上，和平很容易成為政治人物語言中的裝飾詞。在選舉期間，和平是口號；在危機時刻，和平成了推卸責任的擋箭牌。對於某些領導人而言，和平不過是治理過程中的背景音樂，音量大小可根據自身政治利益隨意調整。他們往往是最晚承認衝突嚴重性的人，卻可能是最快將責任推給他人或試圖轉移公眾視線的人。和平的本質，在這樣的過程中被侵蝕、被消耗。

此時，「和誼圈」這樣的資深外交人士與政策專家的集體發聲，顯得尤為珍貴。他們不受任職政府的束縛，可以說出真正該說的話。他們的呼籲也不是憑空而來——他們曾身處高層外交談判與政策制定第一線，深知東協內部運作邏輯，也知道在這樣的危機時刻，什麼才是真正有效的路徑。

聲明提出的具體建議——如召開特別東協高峰會、避免陷入雙邊與多邊協商形式的爭執、以及在不損雙方立場的前提下邀請第三方協助斡旋——正是過去東協處理區域緊張局勢的經驗總結，也是唯一可能防止這場衝突升級的務實選項。聲明中也提醒大家，2011年柬泰邊境曾一度劍拔弩張，最終在東協框架下避免全面戰事。歷史提供了希望，但不會自動重演。2025年能否複製2011年的和平經驗，取決於今天的選擇與行動。

我們必須問自己：我們是否太容易把和平當成理所當然？我們是否太少思考，一旦和平破裂，將要付出什麼代價來重建？又或者，我們是否把東協當作一個永遠能靠「拖延」或「模糊」維持穩定的組織，忽略它其實早已面對轉型的壓力？

東協一向以「不干涉內政」和「共識決」為核心原則，但這些原則在國與國之間直接軍事對抗的場景中，還足夠嗎？還是說，我們需要一種更能因應當代挑戰的「東協+」模式——更靈活、更具行動力的外交機制？

「和誼圈」的這份聲明，不僅是對東協領導人的呼籲，更是對區域公民社會的一次警鐘：和平不是政府的專利，它需要每一個人的關注與守護。在這個世界愈發分裂與對抗的年代，東南亞曾是一道和平的亮光，如今卻風雨飄搖。

這是我們的轉捩點。

我們需要更有遠見的領導人，也需要更願意捍衛和平的公民。與其等著局勢惡化再來後悔，不如從現在開始，認真對待那些曾為和平努力的人所發出的警訊。正如「和誼圈」最後所說的：外交必須被置於核心位置，和平應成為行動的方向。這不只是一句外交辭令，而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真切的生存指南。

嫣然·華人在望加錫（Makassar）的歷史角色

這裏把近期與權威的學術來源，拉來核實並把關鍵發現列成要點：下面列出的每一項主張都對應具體文獻。優先引用了對「華族／華人（Tionghoa）在望加錫／Makassar 的角色」負擔最重的五個來源。

結論（要點摘要）

作為海上與區域貿易的中介與市場參與者（17世紀起） — 華人長期扮演連接中國與蘇拉威西及東印度群島的商業節點，早期（約1610s–1669）有直接或透過第三港口的中國—馬卡薩貿易路線，供應中國商品並交換當地香料與海產。(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ssessment)

專精某些商品（胡椒、海龜殼等），在區域分工中有明確位置 — 公司（VOC）早期對華人並不總視為直接威脅，部分因為華商集中於胡椒、龜殼等非荷蘭當時首要控制的商品。這使他們在當地貿易網絡中保持重要但專門化的角色。(oxis.org)

城市經濟與社會生活的中堅力量（商品貿易、零售、典當、出版等；19–20世紀演變） — 到近代（19–20世紀），華人在馬卡薩發展成多元的城市經濟群體：經商、經營熟食與店鋪、從事金融/典當活動，並且出現華文報紙與社群組織。(persee.fr)

與殖民權力與本地政權的複雜互動（合作、被管控、偶有衝突） — 在荷蘭征服與統治後，華人社群的地位與活動受殖民政策影響（例如貿易許可、居住管理），同時在不同時期也遭受街頭或財產層面的暴力與排擠。文獻強調華人既是殖民經濟的一環，也常處於脆弱位置。(Brill)

地方化與同化趨勢 — 長期下來，馬卡薩的華人經常與當地族群通婚、語言文化混融（部分已不再使用中文），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華人社群。當代研究指出，馬卡薩華人對自身「華族」身份的連結較為多樣化且有許多在地化特徵。(oxis.org)

主要學術來源

R.Holroyd, “Makassar as an Emporium for Chinese Trade, 1613–1669,” Itinerario / Cambridge (2025).（近年的專文，詳細論述 1613–1669 年間中國—馬卡薩貿易網絡演變與機制）(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ssessment)

G.von Kispal-van Deijk, “Ubiquitous but Elusive: The Chinese of Makassar in VOC Times,” (2013 / OXIS 論文 PDF)（討論 VOC 時期華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檔案記錄的特性）。(oxis.org)

H.Sutherland, “Trade, court and company – Makassar in the later ...”（關於 VOC、地方政權與華人貿易分工的分析，PDF 可下載）。(oxis.org)

Yerry Wirawan, Sejarah Masyarakat Tionghoa Makassar（書籍／編輯論文集，覆蓋 17 世紀到 20 世紀的華人史，包含華文報刊、社群變遷）。(Internet Archive)

研究與刊物：關於近代馬卡薩華人報業與社群（例如「Pers Tionghoa Makassar Sebelum Perang Dunia Kedua」）— 探討 19 世紀後半到二戰前華人公共領域的形成。(persee.fr)

[嫣然·愛墾研創]AI 時代的數字人文：從輔助技術到知識夥伴的轉折

在大型語言模型（A large language model）尚未被推向公共視野之前，「數字人文」曾是人文與科技跨界中的顯眼旗幟。它象徵一種企圖──不再把人文學研究侷限於書桌與索引，而是讓資料庫、統計、網絡分析等計算工具介入文本、歷史、地圖與文化現象的理解。它帶著某種樂觀：科技可以讓人文學更全面、更客觀，也更能與時代對話。

然而，當人工智慧的大浪湧來，原本穩固的格局突然鬆動。數字人文不再是「新」的；AI 的能力、速度與可塑性遠超過它原本所涵蓋的技術基線。問題因此浮現：在 AI 之後，數字人文還代表什麼？二者的關係，是重疊、替代，還是相互促成？

要理解這個轉折，得從它們各自的本質談起。

一、數字人文原是方法革命，而非學科革命

早期的數字人文本質上是一套研究方法：

• 資料數位化：手稿掃描、文本 OCR、元資料建構。
• 工具輔助分析：詞頻統計、語料庫探索、地理資訊系統、網絡結構分析。
• 數據共享：建立可檢索、可重複的資料庫。

這些工作本質上仍是「人文學者借助電腦」。數字人文的野心從未想取代人文詮釋本身，而是讓研究更全面、更透明、更能處理巨量資料。

某種程度上，它的核心精神是：

「用科技來延伸人類對文化的理解能力。」

這句話放在 AI 身上也說得通，只是 AI 把「延伸」這件事推得更遠。

二、AI 不是數字人文，但成為它的加速器

大模型時代的 AI，帶來的不是單純工具，而是一種新的知識互動方式。

1.從計算工具到知識夥伴：過去的數字人文工具依賴明確指令：輸入、運算、輸出。

現在 AI 能理解自然語言、參與推理，甚至能協助提出研究假設。

在語境分析、敘事結構比對、跨語言文本比較等領域，AI 的工作方式已接近「共同研究者」而非「計算機」。

2.從結構化分析到語意分析：傳統詞頻與語料分析能回答「文本中什麼出現最頻繁」。

AI 則能回答「文本為什麼這樣說」「語氣如何變化」「隱喻如何運作」。它處理的是語意、風格、脈絡，是以前幾乎完全仰賴人文學者的領域。

3.從靜態資料到動態知識：數字人文強調建立大型資料庫。AI 讓這些資料「能對話」──能回答、能總結、能比對、能推理。資料不再只是檔案，而是「知識模型」。

三、AI 正逼迫人文學提出更基本的問題：AI 與數字人文的最深層差異不是技術，而是反向的力量；數字人文靠技術協助人文研究，AI 則讓人文學本身不得不重新反思。包括：

• 如果機器能做文本解讀，人文學者的專業價值是什麼？
• 如果 AI 能模仿寫作，創作者的主體性如何界定？
• 當「生成內容」變成技術能力，人文化的審美標準是否需要重建？
• 詮釋的本質是否在於工具，還是在於人的態度與倫理？

這些問題不是數字人文能回答的。它們指向人文學最核心的哲學與倫理基礎。也因此，AI 並沒有削弱人文反而讓它變得更重要──因為解釋技術造成的文化後果本來就不是技術的工作，而是人文學者的責任。

四、AI 時代的「數字人文 2.0」正在形成：今天的數字人文，不再只是掃描、標註、統計，而逐漸帶著新的方向：

與 AI 協作的研究方法：人機共同詮釋、模型輔助假設生成、跨語言跨文本比較。

AI 文化的觀察者：不研究古文物，而研究 AI 生成文化、演算法審美、自動化敘事的社會後果。

去神話化技術的批判力量：研究 AI 的偏見、生成敘事的倫理、模型作為「文化中介」的權力。

這些新議題超越原本的數字人文，卻繼承了它的跨界精神──技術不是目的，而是理解文化的新透鏡。

五、兩者關係的當代定義：AI 不是數字人文的繼承者，而是把數字人文推上另一個層次的催化劑。數字人文提供方法，AI 重塑問題。它們不是競爭，而是層次不同的夥伴：數字人文處理「如何分析文化」；AI 迫使我們思考「文化本身正在變成什麼」。

真正的挑戰，不在於技術，而在於：我們如何在技術洪流之下，重新釐清作為人的思考、審美與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