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意人的出路(9)

你認為自己天分在策劃展覽?看臺灣策展達人謝易成的說法:“從管理角度去看設計,操作起來更加單純容易,如果能以管理背景跨修設計課程,能收到更多的補強效果。” (Do you want...#4 by Dongyup S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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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APP:海外新文創「教育身體」

    將維柯、雅各布森、克里斯蒂瓦和羅蘭·巴特的理論,融入海外華人社團作為新文創「教育身體」的視角時,這個「身體」的「內在平面」和「組成平面」,可被理解為一系列複雜的文化、符號、情感和認知過程。這些理論的結合為墾友提供了更深刻的視角,探索社團作為文化教育和再生產場域時的多層次內涵。

    「內在平面」:文化記憶、感知、情感與符號交流的深層結構

    「內在平面」反映了這個教育身體中隱含的深層力量和結構,它包括了文化記憶、符號化、情感表達以及語言和思想的交織。這一平面反映的是深藏於身體中的無形、難以直接觀察的「內部機制」。

    維柯(Giambattista Vico)的「詩性智慧」

    維柯的「詩性智慧」指的是早期人類通過象征和感性想象與世界建立聯系的能力。對於華人社團來說,維柯的觀點可以解釋社團如何通過神話、傳統節慶和象征性語言來構建文化記憶。社團作為教育的「內在平面」,承載著祖輩留下的象征和神話,通過感性智慧,將這些記憶代代傳承下來。例如,通過古老的節日儀式或講述祖先故事,社團成員將集體經驗轉化為「詩性」的文化記憶。

    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語言功能模型」

    雅各布森的語言功能模型強調了語言在交流中的多重功能,如表達、指示、抒情等。在海外華人社團中,語言不僅是溝通的工具,還承擔了維護文化認同和傳遞文化價值的功能。社團的教育身體通過言說、儀式和文藝活動(如書法、戲劇)進行符號化的傳遞,確保文化在不同世代中得以延續和再現。因此,這個教育身體的「內在平面」包含著通過詩性符號系統(語言、圖像、象征等)所進行的多維文化交流。

    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的「互文性」和「情動轉折」

    克里斯蒂瓦的互文性理論表明,所有文本都在不斷地與其他文本進行對話。作為文化載體的海外華人社團,它的「內在平面」就如一個龐大的互文網絡,傳統與現代、華人與當地文化之間不斷進行交織與對話。社團內的文化實踐既是對華人傳統的再現,也是在全球文化語境下的重新書寫與再造。這一平面還承載了情感的流動,克里斯蒂瓦的「情動轉折」表明,情感與文化體驗是密不可分的。通過節慶活動、宗教儀式或文學創作,情感體驗塑造了社團成員的文化認同和共同體感。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神話」

    巴特認為神話是一種言說方式,是通過符號與意識形態來解釋世界的工具。在華人社團中,許多文化實踐本質上是在再生產傳統文化的「神話」,比如龍的形象、家族崇拜、儒家倫理等。在社團的「內在平面」上,這些文化符號成為了對身份認同和價值觀的無形規訓。社團的教育身體通過對這些符號的重複性再現,幫助成員感知、認同並內化華人的文化神話,同時也在全球化語境下進行適當的轉化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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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團體主辦教育的優勢與挑戰

    優勢


    靈活性和適應性:民間團體更具靈活性,能夠迅速調整課程內容,以應對社會需求和市場變化。與傳統的教育機構相比,民間團體可以更快地開發出新課程,推動創新教育。


    實踐導向與專業性:民間團體通常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能夠將理論與實際操作相結合,提供更具應用性的教育。這使得學習者能夠獲得直接應用於職業或社會實踐的技能和知識。


    多元化的教育供給:去中心化教育允許不同團體根據其特定領域和需求提供教育內容,這帶來了教育資源的多樣化,打破了傳統教育的單一性。

    挑戰

    質量控制與認證問題:由於教育供給的去中心化,如何保證教育質量成為一個問題。傳統的學位、證書認證體系可能不再適用,需要建立新的評價標凖和機制來評估不同團體提供的教育質量。

    教育資源的不平衡:不同團體之間可能存在資源和能力的差距,某些團體的教育資源較為豐富,而另一些團體可能缺乏足夠的教育資源。這可能導致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衡。


    學習路徑的整合:去中心化教育帶來的多元化學習路徑可能難以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學習體系,學習者如何在不同團體和課程之間平衡其學習進程,以及如何在不同的學習經驗之間建立聯系,可能需要新的學習指導和支持機制。

    未來展望:共創教育生態

    這種民間團體主導的去中心化教育體系,可以通過合作與網絡化發展成為一種共創的教育生態。不同團體之間可以通過合作形成互補關係,共同為學習者提供多元化的學習資源與機會。

    跨組織合作:民間團體之間可以建立合作網絡,允許學習者跨團體進行學習。一個學生可以同時參與多個團體的教育項目,甚至可以通過跨組織的認證體系獲得綜合的學位或證書。

    平台化教育:去中心化教育體系可以通過數字平台實現整合和資源共享。一個在線平台可以匯集各類民間團體的教育資源,提供統一的學習門戶,幫助學習者根據興趣和需求選擇合適的課程和路徑。

    總結來說,去中心化的教育體系借鑑社會大學的模式,通過民間團體主辦教育,將帶來靈活、多元和實踐導向的教育形式。在德勒茲的「平面」和「身體」理論框架下,這種教育模式強調開放性、生成性和個性化學習體驗。盡管面臨質量控制和資源分配的挑戰,這種模式具有創新潛力,可以推動更加多元、適應性的教育生態,以供“新文創”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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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APP: 無器官身體の企業大學

    在去中心化的教育體系中,民間團體(如非營利組織、社區團體或企業)主導教育,會帶來一種靈活性和多元化的教育生態。這種模式可以參考Corporate University(企業大學)的運作方式,結合德勒茲的「平面」和「身體」理論,民間團體本身辦教育將促成一種更具生成性和去中心化的學習方式。以下是這種模式的具體情況:

    去中心化的教育結構

    去中心化意味著教育不再由傳統的國家或官方機構單一控制,而是分散到社會各個層面和群體,民間團體作為獨立教育實體加入教育體系。不同組織根據其特定的需求、價值觀和資源來設計和提供教育項目,從而形成多元化的教育生態。

    多樣化的教育供給:每個民間團體(如公司、社區組織、NGO等)根據其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社會需求或文化價值觀,定制教育課程。這種模式下,教育資源不再由單一權威掌控,而是由多方力量共同供給,形成去中心化的教育市場。例如:一家科技公司可以開設編程和技術培訓課程,而一家非營利組織可以開設環境保護或社區發展課程。不同團體的教育供給方式不再局限於標凖化的學科體系,而是結合實際需求和特色資源。

    開放性與靈活性:與傳統的學校系統不同,去中心化的教育體系更具靈活性。課程設置、學習時間、學習方式等可以根據個人或團體的需求調整。這意味著教育可以隨時隨地進行,而不受限於固定的地點或時間表。例如:在線教育平台或合作學習中心可以提供彈性學習路徑,學習者可以根據自身的興趣或職業需求選擇學習內容,而不是遵循傳統學科的剛性框架。

    企業大學模式的參考

    社會大學是一種由企業或組織建立的教育機構,旨在培訓其員工或為外部人士提供相關領域的專業教育。在去中心化的教育體系中,民間團體可以借鑑這一模式,不僅為其內部成員提供學習機會,也可以對外開放資源。

    以實踐為導向的教育:企業大學強調實踐性學習,課程設計通常與實際職業需求或企業目標緊密結合。類似地,民間團體主辦的教育也可以強調實踐經驗、技能培訓以及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例如:環保組織可以開設社區環境治理課程,讓學員通過參與項目直接學習如何解決地方生態問題。企業可以開設創業、創新管理等課程,幫助學員在實際工作中運用所學。

    個性化和專業化教育:不同的民間團體可以根據其專業領域提供高度專業化的教育。例如,科技公司可以重點培養技術型人才,藝術團體可以提供創意和文化產業的教育。這種專業化能夠更好地滿足社會和市場的多元需求,學員也能夠獲得更具針對性的教育和培訓。例如:一家影視公司可能會開設電影制作或數字媒體課程,而一家健康產業的公司可能會提供營養學或心理健康課程。

    結合德勒茲的平面與身體理論

    德勒茲的「平面」與「身體」概念在去中心化教育體系中能夠發揮關鍵作用,塑造學習方式和教育體驗。

    平面的生成:多元的學習場域:去中心化的教育體系類似於德勒茲的「平面」,它沒有固定的中心,而是多樣化的教育場域。學習不再是從中心向邊緣的單一傳遞,而是由多個節點(民間團體、學習者、資源)共同生成。學習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需求在不同團體主辦的課程中游走,在各個平面上生成個性化的知識體系。例如:一個學習者可以同時參加一家科技公司主辦的編程課程、一家NGO的社會創新課程,以及一家藝術組織的創意寫作課程,在不同平面上生成多樣的學習體驗。

    身體的個體化學習體驗:學習者作為德勒茲的「身體」,在去中心化教育中不再是被動的知識接收者,而是通過自身的體驗、實踐、感知與各類平面(課程、團體、經驗)互動,自主生成學習成果。無器官身體的概念在這里體現為學習者不被單一功能或角色束縛,而是可以自由探索自己的學習路徑。例如:一個學生可以在技術培訓課程中不僅學習技能,還能夠根據自己的興趣在環境保護、社會創新等領域找到與職業生涯相關的新方向。這種學習是由學習者的興趣和需求驅動,而非傳統的預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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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APP:中國文史哲傳統的情動挑戰

    中國的文史哲傳統是否受到「情動轉折」的挑戰,是一個複雜而有趣的問題。「情動轉折」源於西方學術界,尤其是在文化研究和人文學科領域提出,意在重新關注情感、感性、身體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因此,探討它如何影響或挑戰中國的文史哲傳統,需要從幾個不同的角度來分析。

    情感與理性的傳統觀念衝突

    中國的文史哲傳統:自古以來,中國思想中的情感與理性關係複雜。例如,儒家強調情感的理性化和節制,如《論語》中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提倡情感的合理化,而「中庸」思想則追求情感的適度表達。儒家文化將情感與社會責任、道德規范聯系在一起,使得情感在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但被規制的地位。


    情動轉折的挑戰:情動轉折主張情感具有獨立的社會作用,關注情感如何在文化、社會和身體中流動,而不是單純地受理性調控。這種視角可能對中國傳統中情感與理性平衡的觀念提出挑戰,尤其是在儒家強調「禮」對情感的規范化作用時,情動轉折理論則強調了情感的自由流動和自主作用。

    潛在影響:情動轉折為重新審視情感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角色提供了新視角,可能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情感是否需要完全被理性或倫理道德所規制。特別是在當代中國社會中,隨著個人主義和情感表達的多樣化發展,情感的自發性和身體性逐漸受到重視,這與情動轉折的理論有一定契合。

    身體性與情感的重新定位

    中國的文史哲傳統:
    在中國哲學傳統中,身體與情感同樣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其理解方式與情動轉折理論有所不同。道家思想強調「天人合一」和身體與自然的和諧,認為情感和身體的平衡可以通過與自然的交融來實現。道家的身體觀傾向於強調無為、自在和與宇宙的和諧,而非情感的過度表達。


    情動轉折的挑戰:情動轉折關注身體作為情感的承載體,認為情感通過身體感知和社會實踐來運作,並有時反抗外在的規范或道德約束。這一理論可能對中國文史哲中關於身體的道家和儒家理解形成對比,尤其是當情感和身體的社會性超出個體控制或傳統倫理時。

    潛在影響:情動轉折理論或許會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哲學傳統中對身體與情感的規范,特別是在當代社會中,情感不再被單純看作私密的個人體驗,而是集體體驗、身體體驗和社會文化的一部分。現代中國的文化變遷中,情感和身體的自我表現越來越明顯,這可能促使學者以情動轉折的視角審視當代情感和身體實踐與傳統思想之間的互動。

    「情」與「性」的辯證關係

    中國的文史哲傳統:
    在中國傳統中,「情」與「性」的辯證關係受到儒釋道三家的深入探討。儒家將情感看作天性的一部分,但認為它需要通過教育和禮儀來進行修身和修心。道家則更加注重情感的自然流露,佛教則主張通過修行來擺脫情感的困擾,以達涅槃超脫。


    情動轉折的挑戰:情動轉折研究重視情感與身體作為一種集體性、社會性的動力,這與中國傳統中的個人修身理念形成一定的對比。在現代社會中,情感被視為一種社會力量,甚至具有政治性,能夠影響集體認同與社會運動。這一觀念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個人修為、禮制規范和道德訓誡有一定的衝突突。

    潛在影響:情動轉折的視角可能促使中國學術界重新評估傳統「情」與「性」辯證關係的現代意義,尤其是在全球化和數字時代中,情感如何通過媒體、技術和社交網絡得到新的表現方式。這可能為傳統思想注入新的解釋路徑,探索情感與社會規范之間的張力。

    情感與社會文化的互動

    中國的文史哲傳統:
    中國傳統文史哲關注情感如何融入社會文化,如在文藝作品、歷史敘事和哲學反思中,情感常常通過禮儀、道德和美學得到表現。例如,古代文學中的抒情詩歌(如唐詩宋詞)既表達了個人情感,也承擔了對社會道德規范和人倫關係的維系。


    情動轉折的挑戰:情動轉折理論關注情感的社會文化作用,探討情感如何塑造個體與社會的互動,情感如何通過文化實踐、身體感知和社會關係得以傳播。在這種理論下,情感不僅僅是個人體驗,還具有文化和政治意義。這種視角對中國傳統文學、藝術和歷史中的情感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要求重新審視情感作為文化實踐的社會影響。

    潛在影響:情動轉折理論可能為中國傳統文學和藝術中的情感表達提供新的分析框架。例如,重新思考古代詩詞中情感的社會性和集體性,或者在當代文藝中,情感與社會、文化變遷之間的動態關係。它可能推動學者在分析中國文藝作品時,超越情感的個人表達,更多關注其社會文化意義。

    現代社會的情感表達與傳播

    中國的文史哲傳統: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情感的表達方式往往受到禮教和社會規范的制約,而這些規范隨著時代變遷也在不斷演變。在當代社會,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情感的表達更加開放和複雜,特別是在社交媒體、流行文化和影視作品中,情感成為集體表達和溝通的重要元素。


    情動轉折的挑戰:情動轉折理論探討了現代技術如何改變情感的表達和傳播,尤其是在數字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情感不再僅限於私密空間,而成為公共領域的一部分。中國的社交媒體平台(如微信、微博)在情感的傳播中起著重要作用,這種情感文化的轉變對傳統文化中的情感理解提出了新的挑戰。

    潛在影響:情動轉折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框架,可以分析現代中國社會中的情感傳播模式,特別是在面對全球化、科技進步和文化多樣性的情況下。它可能促使學者重新思考情感如何通過這些新興的傳播方式影響社會結構和文化實踐,並對傳統文史哲的情感理解進行再評價。


    情動轉折為重新審視中國文史哲傳統中的情感觀念提供了一個新穎的框架。它挑戰了傳統中理性與情感的平衡觀念,重新聚焦於情感與身體、社會和文化的複雜互動。在當代中國,情感表達的多樣性和自由度日益增加,情動轉折理論可能推動中國學術界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背景下,重新探索情感的社會文化角色和影響。這種理論的引入可以為中國文史哲傳統提供新的思考路徑和研究工具,同時也引發對傳統情感規范和社會角色的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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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視域融合與文化創造

    當讀者帶著自己的歷史「視域」去理解某種歷史作品時,兩種不同的歷史「視域」必然會產生一種「張力」(tension)。讀者必須擺脫由作品自身歷史存在所產生的「成見」,但又不能以自己的「成見」任意曲解其理解的對象。只有在解釋者的「成見」和被解釋者的「內容」融合在一起,並產生出意義時,才會出現真正的「理解」。這種過程,Gadamer稱之為「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

    惟有在人以不同態度對傳統進行「過濾」後,才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文化產物,這就是歷史真正的價值所在。

    肆、語言與詮釋學

    在Gadamer看來,「語言」這種工具是持續不斷地生活著,並發生作用的因素,也是人們與「現在」保持聯繫的中介物,惟有通過語言這種不斷更新的活生生的中介物,我們才能領會和認識歷史與藝術品。

    一、語言與存在

    藝術和歷史(本身、流傳物與開放性)一樣,其最終表現方式為語言。因此,Gadamer的轉向語言,是一種本體論意義的轉向,即語言是理解的模式,也就是人存在的本質與模式,惟有生活在語言中的人,才是生活在真理之中。相反地,科學所抱持的理想,是要標示精確明晰的概念,所以科學把「言詞」轉變成為「符號」,就剝奪了「言詞」的原始力量,使它們僅僅成為一種工具或標示者。

    二、語言與生活世界

    語言揭示出生活世界:世界與環境不同,語言創造了人可能擁有的世界。人只有一個生活世界,此一世界是由傳統流傳物、文本等文化遺產所構成。語言具有向人揭示世界的開放能力。「誰擁有語言,誰就擁有世界」,由此亦可看出,其實Gadamer所想要維護的,是具有內在性之思想與觀念的文化,而不是由現代科學所支撐起來的外在文明。

    伍、總結:詮釋學的改頭換面-本體論與辯證「法」的加持

    一、本體論的詮釋學

    Gadamer的詮釋學把「理解」和「解釋」看做是人類在現實生活中從事世界之活動的「總經驗」。這種「總經驗」共同的精神基礎,就是「人的最基本感受」。哲學詮釋學的任務就是向這種感受回歸與靠攏,以便在人的內心深處,形成精神活動的彈性結構,把過去、現在和將來的許多種可能性,組合成既具有延續性、又具有超時空性的一種「場域」,供人們精神力量任意馳騁。

    二、辯證法的詮釋學

    Gadamer進一步將Heidegger理解的存有學發展成一種辯證的詮釋學,效法古希臘人,把思維看做是存在本身的一部分,他們所做的是是一種辯證的考察,並嘗試讓那些被理解的東西來引導自己。知識是他們參與其中的某物,而不是後天獲得的財產,甚至是讓知識來佔有自己。古希臘人的這種方法,是截然不同於現代人希望以「主/客」對立的思考模式建立確定性知識的限制。

    Gadamer認為,真理之所以會被發現,並不是透過「方法」,而是透過「辯證」。惟有以不斷地提問作為回應事物的方式,才能趨近所要探究的事物。在此,必須指出Gadamer的辯證詮釋學與Hegel的辯證法,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在於Gadamer的辯證並不是建立在自我意識上,而是以語言學和存有學作為基礎,立基於人類在世存有的語言性上。這不是一種提升「正/反」命題的辯證法;它是一個人「自我」視域和「傳統」視域之間的一種辯證,Gadamer其辯證的詮釋學是以Heidegger後期思想中的存在結構以及理解的前結構為基礎,辯證的目的是一種現象學式的-讓遭遇到的存在者開顯事物自身。

    總而言之,Gadamer的詮釋學提出了一種新的客觀性:他發展出一種提問的立場,超越「主/客」對立的圖式。在提問中開顯出的東西,並不是主體性的一種投射;它在呈現自身的同時,也影響並牽動著我們的理解。Gadamer認為,無論是在科學中,還是在人文學中,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理解總是一種歷史性的、辯證性的和語言性的事件。理解的要件不是操縱和控制,而是參與和開放;理解並非知識,而是經驗;並非方法論,而是辯證法。(更多精彩内容在:https://www.n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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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藝術與遊戲

    Gadamer希望藉由「遊戲」此一概念來揭示藝術作品的存在方式。整體而言,遊戲的主要特徵有三項:

    第一,遊戲活動的主體性:遊戲活動的主體,並不是從事遊戲活動的人,而是遊戲活動本身。同樣的,藝術作品亦是在進入人的理解之中,在彼此的交互作用當中,才獲得其存在。

    第二,遊戲是活動者的自我表現:即遊戲是活動者自身意願的表現。遊戲活動者經由玩味某種東西,或表現某種東西,而達成其特有的自我表現。同樣的,在主體理解活動中,藝術作品所表現的意義,其實便是主體所理解的內容。

    第三、遊戲必須依賴於觀看者:遊戲本身是由遊戲者和觀看者所組成的整體,必須由觀看者去感受。對於觀看者而言,遊戲是在觀看者之中進行的。同樣,藝術作品的意義也是相對於觀看者而存在的,只有進入到觀看者的理解活動當中,藝術作品才真正的存在,對於作品真正意義的實現,觀看者具有積極的參與作用。

    總之,Gadamer的遊戲概念展現出其藝術真理的三大目標:一是親除主觀性,清除「主/客」觀的二分。二是強調遊戲中自我的表現,是藝術作品存在方式。三是引入賞析作品時,參與真理的特性。

    參、歷史

    Gadamer確認了歷史性是人類存在的基本事實,精神科學所研究的,是人類歷史的各種流傳物,它們在經驗歷史中流傳,它們所傳遞的,是必須參與其中才能獲得的真理。他一反西方詮釋學追求把握文本作者原意的傳統,全面肯定理解過程中產生差異的合理性,推崇讀者對作品意義的參與,推崇作品在現時的意義,使得詮釋學理論向前一步的發展。

    一、理解與方法的「非中立」

    理解與傳統密切相關,理解不是某種活動,理解是一種發生,是一種遭遇,一個事件;理解比方法更為基本,使用方法必然在理解之後。以為方法能與個人主體抽離,成為具有「中立性」的工具,是錯誤的假設前提,因為歷史間距是不可克服的。成見就是理解真理的先決的條件,故而源自個人的歷史成見,不可能完全消除。在Gadamer看來,成見並不是一件壞事,它是瞭解新事物必須的前理解。

    二、前概念與傳統

    Gadamer承繼了Heidegger關於理解的「前結構」概念,認為我們之所以能夠理解一篇作品(或事物、境遇)並非是以一種「空虛意識」面對當下;相反,我們我們早已具有一種面對境遇的意向、一個既定的視見方式和某些觀念上的前概念。惟有透過當下的意識,我們才可能觀察、理解歷史

    依照Gadamer此觀點,傳統並不是與我們對立之物。事實上,我們是存在於傳統之中。傳統是十分透明的媒介,正如魚不能察覺水一般。

    三、成見與視域

    啟蒙運動後,西方理性主義者多認為「成見」(prejudice)是一種和理性對立的力量。Gadamer一反眾議,以正面方式,說明成見是人的歷史存在狀態,它與歷史相互交織,成為理解的基本「視域」(horizon)。「視域」一詞的字義是「地平線」,其涵意為:個人必須在其歷史的存在中,展開理解活動。由歷史所形成的「地平線」,決定了一個人的理解視野。

    Gadamer認為重新肯定「權威」和「歷史」,是詮釋學的基本出發點。理性與傳統,並不是相互對立的力量;理性只有以傳統力量作為中介,才能發揮作用,更積極地說,傳統反而會為認識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多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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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達美(Gadamer)的詮釋學~~″一首詩的生命不是作者一個人所能維持住,也要讀者幫忙才行。讀者的想像與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詩的生命也是生生不息的,它並非是一成不變的。″ [朱光潛<談美> ]

    壹、詮釋學與Gadamer

    一、詮釋學:源起及其演進

    詮釋學(hermeneutics)一詞源於希臘神話中的天使Hermes,他是天神宙斯的使者,負責傳遞宙斯的訊息,並「主動地詮釋」宙斯的意思。

    詮釋學的發展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指詮釋<聖經>的原則,認為詮釋聖經應該以原文為主,找尋其「隱藏的」意義。第二階段是指F. E. D. Schleiermacher(1768-1834)的心理主義與W.Dilthey(1833-1911)的歷史主義的詮釋學。他們共同的思想基礎是客觀主義,主張詮釋者應擺脫自己的偏見及其時代的限制,而進入被理解對象的那個時代及其設身處地的立場。第三個階段是指M. Heidegger與Gadamer的詮釋學。他們把詮釋學從方法論轉向本體論(ontology),從而使詮釋學成為一門真正的哲學理論。

    二、Gadamer的生平

    H. Gadamer(1900-2002)出生於德國馬堡,就學於弗來堡大學;1923年拜Husserl與Heidegger為師,受兩人影響甚大。Gadamer的學術生涯可分為三個時期:早期研究古希臘的政治和倫理思想,尤其著重於對柏拉圖思想系統性的闡釋。中期注重的是本體論,發展具有濃厚思辯色彩的哲學詮釋學體系。晚期則擺脫了學院式的純思辯色彩,將本體論用於現實社會的問題分析中,發展成一種實踐科學。

    貳、<真理與方法>

    Gadamer最重要的作品是六十歲時發表的<真理與方法>一書。其認為,自然科學的方法,不論是培根的經驗歸納法,或是笛卡兒的演繹法,都會造成控制意識。方法論時代是科學氾濫和科學控制加劇的時代。方法並不能保證人們獲得真理。<真理與方法>一書包括三個部分,分別開創出藝術、歷史和語言這三條通往真理的「非方法」大道,藝術與歷史是人們理解世界的兩種模式,這兩種模式終將統一於語言之上。語言並不只是符號工具而已,它還具有表現世界,使世界得以繼續存在的作用。

    總之,科學的真理並不是普遍適用的,Gadamer的目的是要探尋一種超出科學方法論控制之外的對於真理的經驗。

    一、藝術中的歷史意識

    藝術經驗是對立於科學經驗的,藝術經驗是一種人生在世的經驗,它的內容是人主觀認識的真理;科學經驗則是人通過方法,實行對客體乃至於對他人的控制。Gadamer批判康德強調「主觀審美標準」的審美觀,不能把藝術鑑賞活動看做是如康德所說的,只注意到事物表面質量的經驗活動,而無須對藝術進行「歷史的考察」,便可以賞析作品之美。故Gadamer強調藝術的「歷史意識性」。

    Gadamer繼承了Heidegger的藝術觀,主張藝術是存在真理的一種顯現,也因此藝術的產生有一定的社會及思想背景,藝術自身也表現和描述此一背景。如果抽掉藝術中的道德因素,主體僅僅沈浸於其審美的愉悅之中時,則藝術就已經喪失其原始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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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APP:George Kelly 的「個人建構理論」~~自2000年以來,George Kelly 的「個人建構理論」(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簡稱 PCT)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尤其是在心理學、教育學和認知科學等跨學科領域。盡管 PCT 最初是個體心理學框架,但近年來的研究拓展了其應用,特別是在認知和文化研究方面。

    與認知科學的整合:近年來,PCT 的概念逐漸融入認知科學,研究者探討了個體如何通過建構理解外部信息的過程。例如,研究表明,PCT 可以用於解釋個人如何通過記憶和聯想創建經驗的心理框架,這與當代認知科學對「心理模型」和「概念框架」的研究方向有相似之處。一些研究還進一步將 PCT 與神經科學相結合,試圖探索腦部活動如何支持人類的建構過程。這些研究展示了 PCT 在認知建構方面的適用性,同時也為建構理論提供了生物學上的解釋支持。

    量化建構系統的分析:雖然 Kelly 的建構理論強調個體的獨特性,但近年來的研究探索了量化評估建構系統的新方法。研究者在 Kelly 原本的「角色建構複本測試」基礎上,開發了更多計算模型和測量工具,以捕捉建構系統在不同情境中的表現。此外,研究者利用社交網絡分析法,將 PCT 應用於網絡關係的結構分析,探索個人建構如何通過社會網絡和關系結構得以表達和調整,這使得 PCT 不僅限於個體水平,也可用於研究群體關系和組織行為。

    跨文化建構的研究:PCT 的跨文化應用也成為了近年來的一個研究趨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擁有不同的建構系統,尤其是在關於社會身份和價值觀的理解上。近年來的研究開始關注這些差異如何影響人們的思維、情感和行為。一些研究表明,建構理論有助於理解文化如何通過特定的價值觀和信仰塑造個體的世界觀。例如,PCT 被用於解釋跨文化適應、移民心理健康以及文化沖突中的角色建構差異。

    情緒和建構的交互研究:隨著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的興起,PCT 開始更加關注情緒與建構之間的關系。研究者發現,情感不僅是建構的結果,還可以影響和塑造建構系統。不同情感狀態可能會激發不同的建構方式,這種觀點得到了一些實驗研究的支持。一些學者探索了情感建構的可塑性,指出當個體在情感困境中重新調整建構系統時,可以幫助其獲得新的心理視角並增強適應力。

    在教育和職業發展中的應用:教育心理學和職業發展領域也在應用 PCT 來幫助個體認識自我和職業角色。例如,通過建構理論,教育者可以幫助學生理解其在學習、社交等方面的獨特建構,這樣能夠增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在職業發展方面,PCT 被用於職業輔導和職業發展規劃中,幫助個體通過建構調整應對職業壓力或職業變遷。近年來,研究表明,理解個體的職業建構系統可以幫助其更有效地應對職業上的轉變和職業發展需求。

    在精神健康和心理治療中的應用:PCT 在心理治療中的應用也取得了進展,特別是在認知行為療法(CBT)和人際關系治療中。研究者應用 PCT 幫助患者理解和調整他們的自我建構和應對策略,以減輕焦慮、抑郁等情緒障礙。近年來,建構理論的自我重構技術(self-reconstruction techniques)被進一步探索,用於幫助個體在經歷重大變故後重建對生活的理解,這在創傷恢復、成癮治療等領域顯示出積極效果。

    綜上所述,近年來George Kelly的個人建構理論在多個領域得到了顯著擴展和應用,顯示了其跨學科的適應性和理論價值。這些新進展不僅深化了 PCT 的學術基礎,還讓其在實際應用中變得更具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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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存論」(existentialism)與「實有論」(substantialist realism 或 Vorhandenheit,根據語境不同可能翻譯略有差異)在哲學中有不同的側重點和基本關切。兩者的核心差別在於對存在的理解方式以及所關注的哲學問題。

    定義與重點

    實存論(Existentialism)

    核心概念:  強調個體存在(existence)的優先性,注重人類自由、選擇、情感體驗以及對自身存在意義的探尋。在海德格爾哲學中,實存論集中於「此在」(Dasein)作為對存在意義的敞開。海德格爾的存在論(ontology)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對實存論的深化。

    關鍵詞:自由、選擇、意義、時間性。

    哲學背景:受薩特、海德格爾、加繆等影響,實存論反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本質優先於存在」的觀念,轉而主張「存在優先於本質」。

    關注的問題:  人如何面對存在的荒謬、不確定性和自由的責任?如何通過具體的選擇賦予自身存在以意義?

    實有論(Substantialist Realism / Vorhandenheit)

    核心概念:關注存在物作為客觀實體的「實有性」或「在場性」(presence)。在海德格爾的語境中,「實有」(Vorhandenheit)指的是一種對事物的傳統認識方式——即事物作為獨立於人的、可被客觀研究的存在狀態。

    關鍵詞:客體、獨立存在、物質性。

    哲學背景:實有論多見於傳統形而上學和科學哲學,認為存在物具有本質性特征,與人類的認知和經驗無關。 海德格爾批評這種觀念過於狹隘,因為它忽略了人與存在物之間的關係和互動。

    關注的問題:事物是否獨立存在於人類認知之外?事物的本質是否可以通過科學或理性揭示?

    主要區別

    文創領域的應用與意義

    實存論的應用

    強調人類個體的感受與選擇,適用於以體驗和意義生成為核心的文創設計。例子:沉浸式體驗設計、個性化敘事的文化產品,這些通過呼喚人的情感和選擇,為用戶提供深層次的意義感。

    實有論的應用

    強調文化產品的客觀性、材料性和功能性,適用於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產品開發等領域。例子:設計中的工藝品分析、地方性文創的物理特性研究,如竹制品或陶器的制作技藝。

    實存論偏重「人如何存在」,強調時間性、情感和選擇,是創造性設計中探尋意義生成的重要工具。實有論偏重「事物如何存在」,強調獨立性和功能性,適合對文化資產的物質和技術屬性進行分析。兩者結合可以在文創領域找到平衡:既關注產品的物質屬性,也關注其引發的存在體驗,從而創造出兼具功能性與情感吸引力的文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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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APP:海德格爾與實有論-實存論~~在海德格爾的哲學中,「實有論」(或稱「現實主義」)並不是一個明確的術語,而是可以從他的整體思想中探討的一種「存在論」視角。海德格爾更傾向於質問存在的本質,而非關注某種直接的、獨立的現實性。愛墾網現從海氏的核心概念和文創領域的應用出發,分析「實有論」的定義及其意義:

    實有論在海德格爾哲學中的定義

    (1)對「實有」的理解:海德格爾關注「實有」(Vorhandenheit,字面意為「在手的存在」)與「此在」(Dasein)之間的關係。 

    實有:指事物的客觀性或作為客觀存在者的狀態。例如,桌子、石頭、機器作為物質性對象,它們獨立於人的感知或行動存在。 

    此在:指人的存在方式,是一種對「存在」的敞開狀態。此在不僅僅是存在著的人,而是能意識到自己存在並探問「存在」意義的人。

    海德格爾的批判在於,他認為傳統形而上學過於關注「實有」的存在,將一切存在物視為「客體」(object),卻忽略了「此在」對這些存在物意義的生成。

    「實有論」並非中心,而是「存在論」核心

    海德格爾強調「存在論」優先於「實有論」。他關注的不是事物「是什麼」(實有論的問題),而是事物「如何顯現為存在」。  對他来說,「實有論」更多是傳統的、科學的、客觀化的視角。

    海德格爾通過提出「工具存在」(Zuhandenheit,「在手性」)來說明事物的意義更多是通過人類的實際使用和體驗而顯現出來的,而非僅僅是作為獨立客體存在。

    實有論對文創領域的意義:海德格爾的哲學為文創領域提供了一個從「意義生產」而非「實物生產」出發的視角。這種視角尤其強調人類與物、與空間的交互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如何影響意義的生成。以下為具體意義的解讀:

    從「實有」到「在手性」:體驗式創意的設計

    文創領域經常涉及到將「物化的文化」變為「體驗化的文化」。  根據海德格爾,「實有」的事物僅僅是材料或載體,其文化價值和意義只有通過「在手性」(人對物的使用和互動)顯現。例如:  傳統工藝品:一件陶器並非僅僅是裝飾物,而是蘊含著手工藝人與土壤、火候的關係,甚至體現了特定地方文化的歷史記憶。

    文創活動:通過創意設計,消費者不僅看到一件藝術品,還能在活動中與它互動,例如DIY手工坊或沉浸式展覽。

    「實有論」與敘事轉向:從物到意義的故事化

    海德格爾強調「存在」並非孤立,而是嵌入於一個更大的關係網絡中。在文創設計中,這種網絡可以通過敘事展現:    一個物品本身作為「實有」存在的意義有限,但通過賦予其情感化的故事或文化意義,它可以激發更深層次的體驗。例如:一個普通的毛筆可能因為被賦予某位書法家的使用背景而獲得文化價值。

    從「此在」的角度設計文化內容

    文創創作者可以關注消費者的「此在」,即他們如何在特定情境下與文化產品交互: 

    虛擬現實(VR)體驗:設計不僅是關於再現「實有」的世界,而是如何引發觀眾的存在感和意義體驗。

    地方文化復興:通過設計活動(如傳統節日體驗),賦予人們與地方環境、文化傳統的直接互動機會,從而使地方文化不再只是「實有」的遺產,而成為人們「在場」的活態體驗。

    「實有論」與「新存在」:可持續文創的探索

    對於自然資源和文化遺產的創意利用,海德格爾的思路可以激發對文創可持續性的思考: 

      一種材料(如竹子或粘土)並非僅僅作為實物存在,而是被視為自然-文化的連接。通過文創設計,可以喚醒人們對自然材料、手工技藝背後深層生態關係的理解和尊重。

    海德格爾並不專注於「實有論」,但他的哲學可以通過強調「存在論優先性」來重新定義文創實踐中的意義生成過程。在文創領域,這種視角啟示我們:  文化創意的核心並非物品本身,而是人類與物品、情境、時間之間的互動和關係。  實物(實有)必須通過設計和體驗,轉化為意義的載體(在手性)和情感的媒介(存在感)。  文創的未來可以通過挖掘人與物的存在關係,激發更深層次的文化認同和情感連接,從而實現更廣泛的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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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SM华语-华文文学工程,先从学习的原动力开始~~从2011年开始,大马教育部开始推行全新的KSSR教育课程。到了2017年开始推动KSSM初中课程。2000年进入KSSM高中课程。那些预备在念完中四与中五后报考大马教育文凭(SPM)的学生,若能回头去了解KSSM华语/华文文学两门选修课的既定背景,必有助于学好、考好这两科。

    若能从生命呼唤原理(Theory of Calling)切进去帮助应考生,则能起到真实提振的作用。先让我们来理解有关背景如下——

    在马来西亚,教育是一项持续性的事业,它致力于全面与综合地发展个人之潜质。在信奉和遵从上苍的基础上,塑造一个在智力、精神、 情感和体魄方面都能平衡与和谐的人。其目标在于造就具有丰富的学识、 积极的态度、崇高的品德、责任感,并有能力达致个人幸福的大马公民, 从而为家庭、社会与国家的和谐与繁荣作出贡献。(来源:1996年教育法令[第550条])

    导言:马来西亚教育课程的制订向来以《国家原则》和《国家教育政策》为依归,以《国家教育哲理》的意愿为目标,旨在塑造智力、 精神、情感和体魄都能平衡发展的人,培养具备爱国意识的国民, 以期建设一个文明和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报告—— 《学习:内在的财富》提出了21世纪教育的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 “终身学习是 21 世纪的通行证”;另一个是“21 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和学会共处。报告中指明了“终身学习”将通过“四大支柱”来实现,换句话说,这“四 大支柱”也是每个人一生的学习支柱。马来西亚向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看齐,也以“四大支柱”作为教育改革的基础。 课程发展司成立至今,中学课程已历经数次修订。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课程制定是一项需长期积极进行的工作。课程的修订、 改革往往与时代的嬗变和社会的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配合21世纪教育发展的趋势,教育部推出了《教育发展大蓝图 2013-2025 年》,其中一个目标是制定一套具稳定性的课程。为达致此目标,课程发展司重新修订各科课程,并推行“中学标准课 程”。中学各科目的课程标准皆以模块为形式,着重内容的整体性,强调符合中学生的程度,且极力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华文文学是马来西亚中学标准课程的其中一个科目,让具有中三华文基础的学生在中四和中五修读,以使学生在学习华文之余能 进一步提高文学素养。

    《华文文学课程与评价标准》(以下简称 《课程标准》)是以文学体裁的分类来制定的,课程着重让学生掌握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四种文学作品鉴赏的基本方法,以丰富学生对鉴赏文学作品的审美观点,并培养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 趣,从而达到提高文学素养,促进文化传承的目标。

    修读华文的学 生可以同时修读华文文学,两个科目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必要时, 教师可根据学生学习华文和华文文学的实际情况,在教学方式和时 间分配上作出适当的调整。 本课程也强调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促进华族文化的传承,培养学生的团结意识和爱国精神。

    总目标中学华文文学课程的总目标在于培养学生鉴赏文学作品的基本能力,丰富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审美观点,提高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也让他们通过阅读领悟作品中所传达的人生观,加深他们对文学作品反映的历史、文化、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并理解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丰富学生的文学素养和精神生活,加深学生对华族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促进文化的传承。 课程目标 修完中学华文文学课程后,学生能:

    1.借助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了解各类作品的主题思想,体会作品的内涵、情感和社会意义。

    2. 借助基本的文学知识,分析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

    3. 解读诗歌的意象,品味诗歌的意境,感受诗歌的音韵美。

    4. 品味散文的语言特色,品味作品的意境,分析作品的篇章结构。

    5. 分析小说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了解环境描写的作用。

    6. 分析戏剧情节的安排,解剖台词和人物角色的形象,了解戏剧冲突的作用。

    7. 培养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良好的阅读习惯,发展热爱语言文 化的情感,提高爱国情操和文学素养。

    中学标准课程架构 《国家教育哲理》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塑造在智力、精神、 情感和体魄各方面都能达致平衡与和谐的人。为了体现《国家教育哲理》,培养具有丰富学识和积极态度的人力资源,“中学标准课程”把教育的各个主要层面归纳为互补互利的六个领域,那就是:交际,精神、态度和道德价值,人文,科学与工艺,体健与美育, 个人才能等六大领域。

    (见:大马教育部,2019,中学标准课程(KSSM)“交际华语-华文文学”中四/中五内容标准、学习标准和评价标准文件; Dokumen Standard Kurikulum dan Pentaksiran Tingkat 4 & 5 —Bahasa Cina Komunikasi 交际华语 / Kesusasteraan Cina 华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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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脫口秀演員·不願做不溫不火的工作,學霸稱要在這行「搏一搏」~~學歷是脫口秀行業的眾多人設標簽之一,觀眾熟知的不少演員都畢業於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呼蘭、北京大學的李雪琴和鳥鳥、北京科技大學的徐志勝、上海交通大學的龐博、吉林大學的趙曉卉和周奇墨……

    主持人車洪君是復旦大學大四學生,當他的同學們出國、保研時,他選擇更換賽道,參與喜劇表演。他戲稱自己——「在職大學生,全職脫口秀演員」。

    車洪君說,他發現自己從小就具備某種喜劇天賦,其中一個典型特征是——上課喜歡接話茬。他善於快速從對方的表達中找到漏洞,這恰好符合喜劇的反邏輯特徵。另一個天賦的發掘在於,英語課上,他在10分鐘的課堂展示中吐槽室友引起同學哄堂大笑,老師對他說:「你身上有美式喜劇演員的氣質。」

    7月,家在山西、學在上海的他來到北京,靠著「硬闖」進入了脫口秀行業,在網絡平台購票,通過票務詢問開放麥機會,現場試講。從愛好者到新人再到簽約演員,常人通常需要花半年、一年甚至兩三年才能完成的事情,他用兩個月就做到了。車洪君把這歸結為運氣——在兩場接近「炸場」的演出中,恰巧碰到了俱樂部老板。

    或許更重要的是積累和學習。作為社科專業學生,車洪君對脫口秀有基本的底層邏輯理解:一門解構的藝術,消解了精英文化的意義。落實到行動上,他把知名演員們的表演聽了上百遍,熟知他們的人設風格、精彩段子,聊天時對周奇墨、邱瑞等人的表演信手拈來。

    當他模仿完邱瑞講媽媽把秋褲縫在牛仔褲上這段,記者隨口一句「這是溫暖啊!」他卻立即反應道:「我是覺得離譜,但你這個角度還沒人講過。」一邊說著,一邊拿出手機記下了「代溝-溫暖」。在他微信文件傳輸助手的聊天框中,還有不少類似這樣的記錄。這就是他的日常,把素材收集、段子創作融入生活。

    對於名校畢業生選擇成為脫口秀演員,他說,考慮到目前的經濟形勢和求職難度,與其做些不溫不火的工作,不如在脫口秀行業上升期裡搏一搏。「人的選擇是自由、多元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正是學校給了我選擇的底氣,即使這條路走不通,我相信我也會有自己的路。」

    脫口秀觀眾·從脫口秀中找到情緒共振,紓解工作和生活的壓力~~

    無論線上綜藝節目,還是線下開放麥演出,脫口秀或許都是最能捕捉社會情緒的地方之一。《脫口秀大會》引領的社會熱點討論包括:996、內卷、催婚、副業、朋克養生、容貌焦慮等等。

    北青報記者在開放麥現場則聽到了身邊的「熱點」:身處女性為主的護士職業群體中,護理專業的男孩吐槽自己一再被小朋友稱呼「護士姐姐」;滿臉痘痘的男孩把自己的臉比喻成餅干「趣多多」;職場打工人說髮際線後退,為疾病所困……

    據《脫口秀營銷白皮書》所言,脫口秀的用戶群體多為一二線城市精英人群或新中產,年齡在25歲以上,65%以上擁有本科學歷。他們有較高的生活、工作、社交壓力,需要宣洩的出口,且需要尋求社會認同和自我實現的支點。

    喜歡看脫口秀的張女士在北京工作10多年了,工作、照顧孩子、運動,每天的時間安排得滿滿當當。在快節奏生活中,有時覺得自己需要釋放一下情緒。」她起初聽相聲,後來開始看《吐槽大會》《脫口秀大會》,有時連續刷上幾天。早幾年,她偶然觀看過線下演出,現在則集中在線上觀看,時間成本是她的重要考量。線上演出經過篩選、排練展出了最精華的部分,還可以在不喜歡的部分快進。

    25歲的思佳去年進入北京一家國企工作,身處大城市加之初入職場,看一場脫口秀就成了她排解情緒的方式。

    今年「十一」假期,家在本地的朋友們各有安排,思佳無人陪伴,甚至在小紅書上瀏覽「95後誰出來玩」相關帖子,但最後還是決定獨自一人觀看脫口秀演出。

    在咖啡吧不大的空間中,與其他觀眾坐在一起,時不時被台上的演員逗笑,這讓她感到一切值得。一個半小時的演出結束,工作帶來的緊張情緒得到緩解,困擾自己的一些事情也可以換個角度思考,「加油吧!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潮流檔案

    騰訊視頻聯合笑果文化在9月推出的《脫口秀營銷白皮書》指出,2018年,全國脫口秀俱樂部數量不到10個,而截至今年5月,全國已有超過150家俱樂部。

    如今在開放麥現場,你或許可以與各行各業的人相遇。名校學霸、快餐店品牌大使、核酸采樣員、全職奶爸、企業高管、創業公司老板……他們有人是下班後來吐吐槽,也有人致力於成為一名優秀的脫口秀演員。

    脫口秀也開始成為越來越多年輕人的職業新賽道。1990年出生的安子,在老家洛陽推銷過保險、做過直播,去年來到北京,白天做天貓超市客服、便利店售貨員,晚上就去開放麥試段子;1996年出生的研三學生小瑜,2019年曾在廣州試講過一次開放麥,冷場效果讓她時隔兩年才敢重新打開脫口秀綜藝,如今面臨秋招,她打算報名脫口秀訓練營試試看。(原題:青年人為什麼愛上脫口秀|北京青年報|2022-10-25作者:陳靜 林豔 張彬 http://m.cy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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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上脱口秀:近年來,脫口秀成為都市青年的社交新方式、打卡新去處、減壓新手段。在北京,走進酒吧、咖啡吧,看看開放麥(脫口秀演員實驗段子的免費或低價演出),你會在這裡與各行各業的年輕人相遇。名校學霸、快餐店品牌大使、核酸采樣員、全職奶爸……他們有人是下班後來「吐吐槽」,也有人致力於成為一名優秀的脫口秀演員。

    當下,脫口秀是年輕人情緒的共振場,也成為他們的職業新賽道。青年人為什麼愛上了開放麥?北京青年報記者帶你走進線下開放麥與新人演員的故事。

    開放麥表演:觀眾花費不到30元,就可近距離欣賞表演

    入夜了,高大的寫字樓陷入黑暗,咖啡吧的橘色燈牌在大廈一角獨自明亮。屋內昏暗靜謐,微弱的暖白光盞中,兩位工作人員低聲指引著來客。窄小的旋轉樓梯蜿蜒向下,燈光照亮沿途橙色牆壁,通向隱秘的熱情與活力。

    「假期第二天,約不到男朋友就約女朋友來看脫口秀是吧?」棒球帽、小卷髮、金屬項鏈配綠毛衣的男孩蹦跳著上台,看著台下三十來位青年男女,女孩佔了約三分之二,他不禁如此調侃。隨後,他提醒觀眾:「演出過程中,如果好笑就笑,不好笑就鼓掌。」這是北京某著名脫口秀的開放麥現場。新老演員在此實驗段子,觀眾花不到30元就可以近距離欣賞一場表演。

    綽號「船長」的21歲男孩收獲了當晚最多的笑聲。他是北京郵電大學通信專業學霸,讓觀眾意想不到的是,光環之下也有許多苦惱:同學「卷」到在廁所背單詞、用教高數的方式追女生卻遭拒絕。

    他的表演常常伴隨著豐富、誇張的肢體動作和角色反串。講到喜歡的女孩與別的男孩親密喂食,他微微仰頭張嘴,模仿女孩的可愛表情和聲音。而另一邊,作為旁觀者,他剖析了自己的心境:不屑、嫉妒、羨慕。

    演出的「炸場」效果還與一個意外有關。演出前的互動中,一位觀眾自稱在「北京末流985」就讀,並兩次強調「是985唉」,引起全場觀眾大笑。演出後半段,一個完全無關的場景中,演員再次巧妙地提到該觀眾就讀學校,這次call back(脫口秀經典表演技巧)讓全場氣氛達到高潮。

    當晚的演出效果不錯,幾乎每位演員都成功逗笑了觀眾。但有時候,演員和觀眾都不得不面對另一種境況——冷場。

    9月下旬,南鑼鼓巷一家酒吧,一位在法律行業工作的女孩第一次登台講脫口秀。她講述了年輕人的職場困境,辛苦完成的工作被領導親信搶佔功勞,她因此自閉、自殘。她原本想笑著調侃,卻講著講著就哽咽了。

    10月上旬,美術館附近的文創園區,一位相對成熟的演員也出現突發狀況。說到「家庭教育讓我特別不自信」時,她突然躬身道歉:「唉,謝謝大家,對不起對不起。」隨後,她匆匆下場,簾後傳來號啕大哭。

    在這兩個時刻,台下響起了鼓勵的掌聲。

    開放麥就像一個試驗場,無論是演員還是觀眾都面臨很多不確定性。用一位觀眾的話形容,觀看開放麥就像體驗和參與脫口秀這個果實成熟的過程,幫助演員們鍛造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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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他心」商業場景微電影~~摘要:2019年11月7日,第二十一界中國零售業博覽會(CHINASHOP)在青島正式開幕,商米科技受邀第四次參展,攜手軟件合作伙伴一起打造最具特色的「商米數字小鎮」。除了可以一覽來自全球的近千家參展企業的零售行業新發展外,商米科技策劃了一場「觀影會」值得關注,它是由泰國神級導演塔諾柴拍攝的年度品牌微電影《無價》。

    11月7日,第二十一界中國零售業博覽會(CHINASHOP)在青島正式開幕,商米科技受邀第四次參展,攜手軟件合作伙伴一起打造最具特色的「商米數字小鎮」。除了可以一覽來自全球的近千家參展企業的零售行業新發展外,商米科技策劃了一場「觀影會」值得關注,它是由泰國神級導演塔諾柴拍攝的年度品牌微電影《無價》。

    在「商米數字小鎮」,體驗18個不同商業場景的新零售變革

    每個人都經歷過不同的商業場景,從滿足大眾日常需求的餐館、水果店、服裝店、理發店到滿足不同人群需求的寵物店、母嬰店、足浴店、酒吧夜店等等。

    但這些支撐人們吃喝玩樂需求的門店,是怎樣緊跟新零售的步伐的呢?

    眾所周知,互聯網帶來的巨大變革給眾多中小商家帶來了巨大的沖擊,有的甚至是顛覆。在本地商家信息化已經是勢在必行的情況下,一些中小商家面對互聯網卻仍然只有不知所措。

    在CS展會現場,商米科技攜手16家軟件合作伙伴,以近700平方的最大展位、覆蓋18個不同商業場景的「商米數字小鎮」,通過一站式未來數字門店場景體驗,來回答這個問題。

    商米科技以豐富的設備和專業的場景方案營造了餐廳、寵物、足浴、夜店等等一系列真實商業場景,向每位走進「商米數字小鎮」的商戶,在真實場景下,針對性地講解不同行業變革新零售的痛點及解決方案。在此之外,商米科技還聯合支付寶一起打造了可以讓大家體驗黑科技購物刷臉支付。

    這也是商米科技創立的初衷:以「利他心」為准則,利用互聯網思維和互聯網技術來為傳統商業建立信用體系,讓商業服務透明化,讓消費者更加放心,同時為平台上堅持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的商家提供更多的客戶資源,促進商業的良性循環。

    因此,今年的展會,商米科技還有一大亮點:首次對外發布商米嚴選數字化門店解決方案。商米方案專家從9000+商業應用中嚴選12款軟件,從行業痛點出發,為商家提供從硬件到軟件的一體化服務,實現合作共贏。

    生活不止18個商業場景,「利他心」需要被更多地傳遞

    「商米數字小鎮」營造了18個商業場景,但生活中的商業場景,卻遠遠不止這個數字。而在每個行業乃至每個門店,背後都站著一個不同的商人。

    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越來越多的人有一種「無商不奸」的看法,而「商人」逐漸成為了一個帶有負面色彩的詞,也成了一個容易被誤解的職業。

    其實,很多從事某一個行業的商人,是秉承著想一直傳承干下去的心,他們秉承著一顆利他心,踏踏實實地在自己的領域裡貢獻著價值,成為了員工、家人、顧客眼中了不起的大人物。

    在此次CS展會,商米策劃了一場「觀影會」,第一次為商人正言,並借此傳遞「利他心」是商業最本真的心態,願喚起這個商業社會的善意,願每顆善心都不被辜負,就算在無利不獲的商業中。影片故事是從幾十個國內外真實的商家故事中篩選而來,並由泰國國寶級導演塔諾柴執導,歷時3個月打磨、攝制完成。

    11月7日,在利他心年度品牌電影公映的同時,商米聯合支付寶、有贊、付唄、美味不用等、收錢吧、錢方、生意專家、銀豹、客無憂、博卡、車店無憂、天財商龍、康銘泰克、貨寶寶、九點半15位行業合作伙伴共同發起了【利他心商家故事】征集,尋找在自己的領域裡,懷揣著商業的本心,默默無聞地服務顧客的每一位老板、每一個商家的故事。

    (2019/11/07 极客 原題:一部泰國神級導演的TVC作品,說能喚起商業的「利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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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納·藝術哲學:特徵的特殊感覺~~藝術家在事物面前必須有獨特的感覺:事物的特徵給他一個刺激,使他得到一個強烈的特殊的印象。

    這規律建立在兩種證據之上,一種以經驗為證,一種以推理為證。…………凡是第一種證據所鑑定的,都可以用第二種證據加以說明。

    這種形勢對思想和精神影響很大。由此造成的中心人物,就是說群眾最感興趣最表同情的主角,是郁悶而多幻想的野心家,如勒南,浮士德,維特,曼弗雷特之流,感情永遠不得滿足,只是莫名其妙的煩躁,苦悶至於無可救藥。這種人的苦悶有兩個原因。——先是過於靈敏,經不起小災小難,太需要溫暖與甜蜜,太習慣於安樂。他不象我們的祖先受過半封建半鄉下人的教育,不曾受過父親的虐待,挨過學校里的鞭子,盡過在大人面前恭敬肅靜的規矩,個性的發展不曾因為家庭嚴厲而受到阻礙;他不象從前的人需要用到膂力和刀劍,出門不必騎馬,住破爛的客店。現代生活的舒服,家居的習慣,空氣的暖和,使他變得嬌生慣養,神經脆弱,容易衝動,不大能適應生活的實際情況,但生活是永遠要用辛苦與勞力去應付的。——其次,他是個懷疑派。宗教與社會的動搖,主義的混亂,新事物的出現,懂得太快,放棄也太快的早熟的判斷,逼得他年紀輕輕就東闖西撞,離開現成的大路,那是他父親一輩聽憑傳統與權威的指導一向走慣的。作為思想上保險欄桿的一切障礙都推倒了,眼前展開一片蒼茫遼闊的原野,他在其中自由奔馳。好奇心與野心漫無限制的發展,只顧撲向絕對的真理與無窮的幸福。凡是塵世所能得到的愛情,光榮,學問,權力,都不能滿足他;因為得到的總嫌不夠,享受也是空虛,反而把他沒有節制的欲望刺激得更煩躁,使他對著自己的幻滅灰心絕望;但他活動過度,疲勞困頓的幻想也形容不出他一心向往的「遠處」是怎麼一個境界,得不到而「說不出的東西」究竟是什麼。這個病稱為世紀病,以四十年前〔一八二0年代〕為最猖撅;現在的人雖則頭腦實際,表面上很冷淡或者陰沉麻木,骨子里那個病依舊存在。

    藝術品的目的是表現某個主要的或者突現的特徵,也就是某個重要的觀念,比實際事物表現得更清楚更安全;為了做到這一點,藝術品必須是有許多互相聯系的部分組成的一個總體,而各個部分的關係是經過有計劃的改變的,在雕塑繪畫和是個的三種模仿的藝術中,那些總體是與現實相符的。

    在文明的壓力之下,人有時胸襟狹窄,有時興奮若狂,或是兩者兼而有之。他成了一架大機器中的一個齒輪,或者覺得自己在無窮的宇宙中等於零。——在希臘,人叫制度隸屬於人,而不是人隸屬於制度。他把制度作為手段,不以制度為目的。他利用制度求自身的和諧與全面的發展;他能同時成為詩人、藝術家、批評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運動家;他鍛煉四肢、聰明、趣味,集一二十種才能與一身,而不使一種才能妨礙另一種;這一段解釋了什麼叫做身心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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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語音韻律」:讓聲音成為引導觀眾思考的樂器

    傳統戲曲、相聲、評書都非常講究聲音的高低、快慢、強弱變化,而不是單調朗讀。演講者也可以學習如何用聲音抓住聽眾的耳朵。

    戲劇的「音色變化」

    戲劇演員會在不同角色之間切換音色,例如《霸王別姬》中程蝶衣的柔聲和段小樓的陽剛對比。
    演講時,也可以在描述不同概念時微調音色,如低聲講秘密、高聲強調結論,讓信息更具層次感。

    評書的「快慢結合」


    說書人講高潮部分會加快語速,講深思部分則放慢語速。
    在演講時,我們可以用快節奏制造興奮感,用慢節奏引發深思,例如:「AI 正在重塑未來……(加快語速)但它真的在幫我們,還是取代我們?」(放慢語速,留白)

    相聲的「押韻與重復」


    相聲大師侯寶林擅長押韻,例如「說學逗唱」,增強聽覺記憶。
    我們可以在演講中巧妙地押韻或重復關鍵詞,讓聽眾更容易記住觀點,例如:「碎片化,不等於膚淺化;短時間,不代表短視。」

    → 讓我們的聲音成為「動態的信息傳輸載體」,而不是單調的朗讀機器。


    4. 「觀眾互動」:借鑑即興表演的「共情能力」~
    在現代演講中,我們可以學習脫口秀、相聲、評書等藝術的觀眾互動技巧,讓演講變得有機、靈活,而非機械。

    脫口秀的「即興反應」

    觀眾的反應會影響演講效果,好的演講者懂得「察言觀色」,靈活調整語氣和內容。
    例如:如果觀眾聽到某個話題時表現冷漠,我們可以即時改變切入方式,增加一個輕鬆的例子。

    相聲的「拋包袱」


    「包袱」就是笑點,好的相聲演員知道什麼時候該放鬆,什麼時候該加緊。
    在演講中,我們可以用對比結構來制造包袱,例如:「有人說碎片化時代大家不讀書了?可我們看看朋友圈裡,那些『讀書筆記』可是轉得最火的!」

    評書的「帶入感」

    評書演員擅長讓觀眾「進入情境」,比如說:「我們們想像一下,當時的場景是這樣的……」我們可以用「角色扮演法」,比如:「假設我們是古代的說書人,我們會如何向現代人講 AI?」

    → 觀眾不是被動的聽眾,而是我們的對話伙伴。學會觀察並適時調整,讓他們真正「在場」。

    5. 「收尾升華」:讓結尾成為「思想的回聲」~好的傳統表演不會讓觀眾突然脫離情境,而是用強有力的方式收尾,讓思考繼續延續。

    話劇的「回環結構」

    結尾呼應開頭,讓觀眾形成完整的閉環印象。例如:如果我們一開始問觀眾「AI 是人類的助手,還是主宰?」結尾時可以說:「我們終究要決定——我們想成為 AI 的主人,還是 AI 的工具?」

    相聲的「點題」

    經典相聲最後會再拋出一個幽默的「總結性包袱」,讓觀眾印象深刻。我們可以在結尾用一句短而有力的金句,如:「AI 不會取代人,但不懂 AI 的人會被取代!」

    → 結尾不是終點,而是讓觀眾把思考帶出會場的起點。

    讓我們的演講成為「知識的戲劇」

    現代演講者可以從戲劇、相聲、評書、脫口秀中學習場域控制、敘事節奏、聲音韻律、觀眾互動、收尾升華,讓知識傳播變得更生動、沉浸、深刻。

    我們的演講,不只是傳遞信息,而是一場智慧的戲劇,一次思想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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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APP:注意力碎片與傳統舞台呈現藝術~~戲劇、話劇、相聲、評書與脫口秀等表演藝術文創活動,都是面對觀眾、即時傳遞信息並保持注意力的技藝。它們的技巧,正好可以為現代知識傳播提供啟發,特別是在口述-演說藝術中,我們可以借鑑以下五大核心技能:

    1. 「場域控制」:構建「注意力磁場」~在現代碎片化注意力的挑戰下,演講者需要有強大的「場域控制力」,讓觀眾的目光和注意力始終聚焦在自己身上。以下是傳統藝術中的三種方法:

    戲劇與話劇的「定點定勢」技巧

    演講時,可以借鑑戲劇中的「定點站立」,讓自己的存在感穩定,不要四處游移,讓觀眾有視覺錨點。
    適時的肢體動作(如手勢強調)可以引導聽眾注意重要的概念,而非無謂的手部擺動。

    相聲與評書的「眼神交流」


    評書大師單田芳說:「說書人要盯著觀眾的眼睛,讓他們的心被我們吸住。」
    現代演講者應該有意識地輪流與不同觀眾建立短暫的眼神接觸,制造互動感,避免視線漂移。

    脫口秀的「節奏感」


    關鍵觀點要有停頓,給觀眾消化時間,就像喜劇演員在「包袱」前後會留白,讓觀眾思考並共鳴。
    → 應用於演講時,我們需要像舞台表演者一樣,掌控自己的站姿、眼神和節奏,使自己成為整個空間的中心。

    2. 「敘事節奏」:讓信息流動如同戲劇~碎片化時代,人們更容易吸收「敘事性」的信息,而不是單調的邏輯推演。因此,我們可以學習戲劇、評書等藝術的「起承轉合」與節奏控制。

    評書的「懸念」技巧

    說書人通常用「欲言又止」的方式吊足胃口,如:「我們猜後來怎麼著?這事兒啊,不簡單!」
    在演講中,也可以在拋出問題後故意停頓,留給觀眾思考的空間,增強情境張力。

    戲劇的「衝突沖突」設計

    好戲劇往往從衝突展開,而不是從定義開始。
    例如,講 AI 影響社會,可以這樣開場:「你相信嗎?5 年後,我們可能會被 AI 取代! 但……是全部嗎?」這個對比讓觀眾產生期待。

    脫口秀的「笑點邏輯」


    笑點其實是一種認知偏差(setup & punchline)。
    在演講時,我們可以利用「反轉」結構,例如:「大家以為 AI 讓我們更聰明,但事實呢?每天被推薦視頻刷到凌晨三點……」這樣的反差,能讓聽眾更容易記住我們的觀點。

    → 現代演講者應像編劇一樣,把觀點嵌入戲劇性的敘事節奏中,讓聽眾「追隨我們的情緒」走完整場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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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祖喬:意識形態的切身感──讀駱頴佳《情感資本主義》

    過去二、三十年的「情動轉向」(affective turn)可能帶來了一個誤會,就是讓人以為它是呼籲「我們太重視『理性』了,多點重視『情感』吧!」。

    但正如哈特(Michael Hardt)說,轉向affect其實不只是更重視情緒(emotion),也是指要達致理性與激情的綜合(syntheses),使文化分析能夠跨騎(straddle)兩者的互動關係、同時標示出心智和身體的狀態。[1]

    所以,我有時覺得「affect」可能應該被翻譯成「切身性」或「切身感」,而不是現時在華文學界普遍通用的「情動」── affect不是要點出「理」之外還有另一面,也不太關於人如何「被觸動了情感」,而是指我們要更多從身體及其所在的網絡去作為分析的出發點,甚至可以暫時擺脫情和理的二元,就是為了更全面地思考身體如何形成,又如何能夠帶來轉變。身體總是有被不同理性和情感力量影響的可能(ability to be affected),又同時有影響周邊的可能(ability to affect)。[2]

    切身的資本主義

    駱頴佳的《情感資本主義》很能揭示出資本主義的「切身性」。他討論資本主義跟情感的互動關係,但全書並不是先回顧不同學者如何討論資本主義,也不是按情緒(emotion)的範疇(categories)來鋪陳全書(即不是先談「愛」、然後談「恐懼」、「憤怒」等等,把複雜的情感分門別類,劃出清楚的定義)。我們先看全書第一部分,即理論性的對話,便會明白。

    駱君先解釋自己的核心關懷──即既重視情感的力量,又不以情感為理由拒絕有關倫理的思考,然後,他便從理論家韓炳哲的「倦怠社會」(burnout society)出發。文章穿插一些香港的地方經驗和重要的討論(例如情感勞動),既汲取韓的觀點,又跟韓對話,以「倦怠感」作為討論資本主義的起點──這是因為我們被迫要成為不停累積「功績」的主體。在第二章,駱君轉往討論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有關認知和專注力的思考,提出藝術如何有可能成為救贖的策略。第三章,駱君在解說如何把冷漠麻木的主體轉化成「情動」的主體時,引進了受苦的他者作為推動者,並跟列維納斯(Emanuel Levinas)有關痛苦和面容的思想對話。在第一部分的最後一章,駱君從面容再推進一步,借用巴特勒(Judith Butler)來思考脆危生命和不同生命體在公共空間的可能。

    作者跟理論家對話的同時,卻沒有令人感到「離地」,因為書的編排是按作者對「資本主義」的切身過程而組織出來的:因為人要追逐功績而感到倦怠,而藝術和專注力有可能讓人想像出路,但始終要引入他者的面容來產生同情,然後更進一步思考人與人如何通過公共空間來使被阻隔的身體連結起來。這些討論,遠遠多於「請不要太理性,應該說多點情感」,而是展現了主體的感受如何在文化和社會中形成、又如何有可能通過感知和知識的經驗而獲得轉化。

    切身的地方

    在書的第二部分,駱君把過往幾年的文化觀察重新編排,也讓我們以另一種角度理解「切身」的意義──他是在討論香港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其他資本主義空間。這又把「情感資本主義」的討論聯結到地方。

    如果第一部分是指出「資本主義」的邏輯跟身體的關係,第二部分更多是討論這種關係在特定地方結構中的形態,當中特別關注一些反抗資本主義的文化實踐。(原载:微批 https://paratex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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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巴西海岸內陸災情嚴重·賓客涉水趕赴會場

    盡管西海岸及內陸多地因山崩、水災及道路受阻,影響出行,主賓、特別嘉賓及多名福州社團代表仍克服困難,從根地咬、亞庇等地趕赴實必丹,出席實必丹福州公會第4屆(2024-2026)理事宣誓就職聯歡晚宴。

    沙巴暨納閩福州社團聯合總會總會長拿督黃勤如及沙巴古田公會會長鄭仁保,因金馬利根地咬路段山崩封路,改道吧巴—實必丹—丹南—根地咬,並於當地逗留一晚。

    翌日,兩人原計劃經根地咬前往實必丹,途中遇路段塌陷封閉,遂繞行擔布南—兵南邦—吧巴—保佛,全程逾220公里。途中,他們更遭遇保佛魯馬丹路段嚴重水災,最終由實必丹福州公會主席甲必丹蘇詩登派人接載,涉水趕赴會場。

    主賓拿督謝向智、拿汀李碧仙等人亦克服漲水路段,提前順利抵達。眾多福州社團代表,包括納閩福州公會、亞庇閩清公會、兵南邦福州公會與沙巴古田公會等趕到實必丹。

    晚宴後,黃勤如、鄭仁保及部分代表連夜返回亞庇,謝向智、納閩福州公會主席曾祖忠等則於次日涉水返程,出席沙巴亞庇屏南同鄉會宣誓就職晚宴。

    蘇詩登表示,本屆任期結束後將退位讓賢,但黃勤如則希望他繼續領導,推動公會發展,落實會所計劃,讓實必丹福州人擁有自己的家園。

    黃勤如強調,福州人應充滿信心,積極發展公會,並宣布沙巴暨納閩福州社團聯合總會2026新春交流聯歡晚宴將於明年1月23日在斗湖舉行。

    保佛魯馬丹水漲船高路區車輛被困形成車龍。
    (11.3.2025 星洲日報)
    (亜洲時報 9.3.2025)

    相關:李志良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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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APP:文化理論家Judith Butler說:「脆弱不代表受傷,而是開放你的身體,以自己的身體或情感,向不可知的他者和世界結連,將身體的界線打開,向不可知的環境探索」。「當你以身體的脆弱對抗強權,這種為弱勢的他者在公眾地方聲援、抗爭,以至集體哀慟,是一種勇於以脆弱的姿態向強權展現一種對抗、不畏懼的叛逆表現。」

    這兩句話,反映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對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身體政治的思考,主要源自她的著作《危脆生命》(Precarious Life)。在這本書中,巴特勒探討了生命的脆弱性以及這種脆弱性在政治和倫理領域的意義。

    巴特勒認為,脆弱並不單純意味著受傷,而是指我們以身體或情感向未知的他者和世界敞開,打破身體的界限,探索未知的環境。這種開放性使我們能夠與他

    者建立聯系,理解他者的痛苦和需求。她引用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哲學,指出當我們面對脆弱且痛苦的他者面容時,作為情動身體,我們會被激發出某種責任,即無盡的回應能力。這種責任感促使我們傾聽他者的表達,盡管這種表達可能難以辨認或言明。因此,面對他者的脆弱性,我們的自我被納入傾聽的位置,他者則以其痛苦的面容向我們表達,這種互動構成了我們的倫理責任。

    在政治層面,巴特勒強調,當我們以身體的脆弱對抗強權時,這種為弱勢他者在公共場合聲援、抗爭,乃至集體哀悼的行為,體現了一種勇於以脆弱姿態向強權展示的不畏懼的反叛表現。她認為,生命的脆弱性和易受傷害的身體感受,促使人們發現並強化彼此間的關聯和依存狀態。這種脆弱特質及依存屬性可以構成集體聯系及抵抗行為的紐帶,有助於重新構想全新的國際正義及全球民主政治。

    情動理論關注情感和身體體驗在社會和文化中的作用。從情動理論的角度來看,巴特勒對脆弱性的闡述強調了身體作為情感和社會互動的媒介,其脆弱性使個體能夠感知和回應他者的情感和需求。這種對脆弱性的開放態度,促進了情感的流動和社會關係的建立,強化了集體行動的可能性。

    Judith Butler認為集體哀悼是公共情感的表現,情感並不那麼私人,也應該有其公共面向。在集體聚會裡,大家透過分享詩歌,一同流淚、手牽手,形成互相感染的力量。集體哀悼活動的意義,並非只是行禮如儀。Judith Butler說生命的哀悼為何重要呢,因為哀悼裡湧現的不可知,往往多於可知。什麼意思呢?她用佛洛伊德的講法——當人失去一些東西時,很多時不知道真正失去的是什麼,但倒過來當你思考自己失落了什麼,反過來會令人思考自己存在的意義。

    相關:科技身體的虛與實:從情動(affect)到後情緒(post-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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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APP:內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感知構成主體:

    一、《純粹內在性》(Pure Immanence: Essays on a Life,第1章)

    “Consciousness becomes a fact only when a subject is produced at the same time as its object… The transcendental field would be defined as a pure plane of immanence, because it eludes all transcendence of the subject and of the object.”(sites.google.com)

    主體(subject)與客體(object)是同時被生產的成果,非先有主體再認識世界。只有當「意識」經由與客體的交涉才被構成。在「純粹內在性平面」上,主體與客體尚未區隔,它們只在經驗事件中同時成為「成為」(becoming)的產物。

    二、《德勒茲‧瓜塔里:超驗經驗哲學》中關於主體生成

    “The subject is constructed… on an immanent plane of consistency… Subjects are the patterns of these multiple and serial syntheses which fold in on themselves producing a site of self‑awareness.”(medium.com)

    主體非先在,而是作為多重語境下的綜合活動(syntheses)所建構;這些綜合發生於「內在性平面」──一種先於主體與世界區分的連續性場域。

    三、《差異與重覆》(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第五章)

    書中論述「感知──先於主體」之觀點:

    在「不對稱的感性綜合」(asymmetrical synthesis of the sensible)中,感覺的生成機制(intensive spatium/空間)先在,然後綜合才生成「可識別」的對象與主體身份。(en.wikipedia.org)

    從章節可見:感知作為「先於」構成主體的力量,是一種非已知映射,而是會產生主體—對象二元的生成機器。

    四、《對於經驗的反轉》(Immanence as Experience)

    “We must reverse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experience… imagine experience itself as being prior to subjects and objects… experience is a—subjectless and objectless—field.”(mediarep.org)

    這清楚對應:經驗不是主體執行的對象認識,而是先是一個中性場域(immanent field),從其中主體與對象才被生成。

    對應表與考據:

    筆記內容

    著作來源 & 章節

    具體引文與補充

    主體不是先存再感知

    Pure Immanence 第1章

    「Consciousness becomes a fact only when a subject is produced at the same time as its object…」(sites.google.com)

    經驗先於主體與世界

    Immanence as Experience

    經驗是一個先於主體/客體的無主無客場域

    主體由感知構成

    Deleuze’s Transcendental Empiricism

    「The subject is constructed… on an immanent plane…producing a site of self‑awareness」

    無分裂的機制:感知先於識別

    Difference & Repetition 章節

    關於 intensive spatium 和感性綜合先於二元分裂


    德勒茲透過「內在性平面」建立一種經驗論觀點,以下幾點特別關鍵:經驗或感知場域位於主體/客體區分之前;主體—客體二元不是預設結構,而是在內在性平面上「生成」;知識與真理均為經驗事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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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岡杜拉·博世(Gundula Bosch):訓練博士生成為思考者,而非僅僅是專家。

    許多博士課程旨在培養專注於狹窄領域的研究人員,而非具備批判思維的人才。根據岡杜拉·博世(Gundula Bosch)的說法,這一點可以而且必須改變。

    在壓力之下,為了快速培養出能在實驗室內高效工作的成員,許多生物醫學博士課程縮短了學習時間,擠壓了學生將研究置於更廣闊背景中的機會。結果是,大多數博士課程難以培養社會真正需要的宏觀思考者與創造性問題解決者。

    這意味著學生被教導一個微生物生命週期的每個細節,卻很少接觸「科學人生」的全貌。他們應該學會辨識錯誤是如何發生的。學員應該透過分析來自有缺陷研究的案例研究,或者進行跨學科的推理遊戲,來找出文獻中的邏輯謬誤。最重要的是,學生必須了解真正的科學過程——包括它的限制、潛在陷阱,以及有趣的一面,例如偶然發現與令人捧腹的錯誤。

    我正在馬里蘭州巴爾的摩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填補這樣的空白。那裡的一項新的研究生科學課程即將邁入第二年。我與微生物學家阿圖羅·卡薩德瓦爾(Arturo Casadevall)從2015年初便開始推動改革,指出必須將「哲學」帶回博士學位的核心,也就是把「Ph」帶回 PhD。我們稱這個課程為「R3」,代表學生將學會在設計與執行實驗時保持嚴謹(rigour);從社會責任(responsibility)的角度審視自己的工作;並培養批判性思考、更佳的溝通能力,從而提升研究的可重現性(reproducibility)。儘管我們知道已有不少創新的單一課程朝這個方向發展,我們則力求推動更全面性的改革。

    我們所提供的課程與一般研究所課程不同。例如,我們有批判思維作業,學生需分析《紐約時報》一篇關於「糖業巨頭」的評論文章中邏輯推理的錯誤,或探討《紐約客》外科醫師阿圖爾·葛文迪(Atul Gawande)所寫〈對科學的不信任〉一文中論點的倫理意涵。我們的課程涵蓋嚴謹研究、科學誠信、邏輯、數學與程式設計等主題,並與學生的實驗室與田野工作相結合。例如,研究流感病毒的學生會使用真實病患資料集,面對應用統計的實際挑戰。

    新的課程改革需從爭取支持者開始。學生與教師都必須看到偏離傳統路徑的價值。我們透過非正式訪談與焦點團體,找出學生與教師認為在訓練中存在的不足。反覆出現的主題包括:無法將統計理論應用於實驗室測試、經常在選擇適當的實驗對照組時出錯,以及難以向外行人清楚解釋研究內容等。

    向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命科學部門的同仁,介紹我們的課程計畫是一項更加敏感的任務。我驚訝地發現,許多人普遍認為科學生產力更多取決於死記硬背的知識,而非批判性思維能力。一些首席研究員對學生花更多時間於較不傳統的教育形式感到不安。贏得他們支持的最佳方式是——咖啡:我們反覆與各實驗室的負責人見面,了解他們的顧慮。

    由於這項試驗計畫才剛起步,我們無法提供學生表現的數據,但我們可以正面回應教職員的質疑。有些同仁擔心,學生為了修習跨學科的課程(如倫理學、認識論和量化技能),會減少專業內容的課程數量。特別是,他們憂慮 R3 計畫可能會延長學生完成學位的時間,導致學生在其專業領域的知識不足,並且降低在實驗室的產出效率。

    我們主張:提升批判性思維能力,以及減少強制性的專業課程,將會讓學生更具生產力。我們成功說服了幾位教授嘗試新制度,並參與結構化的評估,以判斷 R3 課程是否有助於學生的表現。

    截至目前,我們從零開始建立了 5 門新課程,招收了來自近十個系所和學院的 85 位學生。這些課程涵蓋科學實踐中錯誤與不當行為的成因,並教導學生如何深入分析科學文獻。一個跨學科的討論系列鼓勵學生以更廣泛且批判性的角度來思考科學。我們的學生學習思考科研進展對社會的影響,例如基因改造精子與卵子的能力。

    關於科學整體運作的更大議題,也促使學生反思科學的侷限,以及當科學具備某種能力時,科學家從道德觀點上是否應該去執行。此外,我們也舉辦專業技能的研討會與工作坊,特別著重於透過有效溝通、教學與指導來培養領導能力。

    目前仍屬於早期評估階段,但到目前為止,學員們多次表示,擁有更廣闊的視角對他們大有助益。未來,我們將蒐集資料,分析 R3 方法對畢業生職涯選擇與成就的影響。

    我們相信,接受更全面教育的研究人員,將以更周全的方式從事科學研究。如此一來,其他科學家與整個社會都能更可靠地依賴這些成果,邁向一個更理性、更美好的世界。科學應該努力自我提升,而不僅僅是自我修正。

    (岡杜拉·博世 [Gundula Bosch]:訓練博士生成為思考者,而非僅僅是專家。
    Title: Train PhD students to be thinkers not just specialists;15 February 2018 Nature 554(7692): 277-277 ;DOI:10.1038/d41586-018-01853-1; by Authors: Gundula Bosch, 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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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木村·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英國學者David Hesmondhalgh對文化產業的看法,認為文化產業的最終產品都是「文本」的領域,也就是屬於多元性的、可以任人加以解讀或詮釋。就如人會因為職業之不同,而設計與職業有關的制服,會因業態之不同而設計與該行業有關的圖文視覺,也會因功能之不同而佈置具效果的場地等,而這些的目標與目的不是只為了某種意義而已,而是為了訴求其產業價值與功能。

    其實我們生活中任何食、衣、住、行、育、樂等產業,基本上都是具備了文化產業的部份特徵,只是出於對文化產業界線不明與差別現象。因此造成全世界各國對文化產業的名稱也各有不同,如「創意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文化產業」、「文創產業」等。也因為各國政策、民族性與發展策略之不同,都有各自的定位與名稱策略,所以也沒有一定的標準模式,有的是各自目標與運用戰略不同而已。

    所以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時,必須導入所謂的核心問題,以免造成只形於表、難以發揮、產值落差、缺乏經濟效益等現象。因此如果以廣義來定義,亦即人類學所定義的「人類生活的全貌」,或者是「文化就是生活」等,這樣所有產業都會必須納入文化產業的範圍,但這樣的定義仍然是不夠明確與完整。

    但如果將文化產業定義為「利用文化來創造財富的產業」,這樣又會顯得狹義與不適,因為文化產業本來就是要借助文化來創造經濟價值,但是用文化來創造經濟價值卻未必就是只有文化產業而已,其他產業亦可如此創造。

    我國文化部將文化產業詮釋為:凡源自於文化或創意所累積,並在知識產權之下,同時具有就業機會潛力與創造財富,以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昇華之產業均屬之。

    另外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認為,創意是文化定位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可以被不同形來式作表現。其實一般對文化產業的認知,大多數侷限在於那些無形或以文化為本質的項目及內容,並經過創造、生產與商品化整合的產業。因此文化創意產業也可被視為創意產業、取向產業、內容產業、生活產業及藝術產業,因為文創產業所牽涉的範圍很廣。從這些基礎還可以延伸至建築、景觀、視覺、表演、藝術、運動、教育、音樂、廣告、觀光、產品及活動等。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將文化創意產業分為文化產品、文化服務與智慧財產權三項。因此各國針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以及所發展的產業類別、內容彼此皆稍有差異,但整體而言對文化創意產業的概念都是相似的,也不論各自包含那些範圍。所以說凡事源自於文化或創意累積,並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運用,具有創造經濟價值與就業機會,提昇整體生活與環境的行業,稱之為文化創意產業。(2016/06/21 https://gri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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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APP:中國創意產業支持計劃~~包括透過政策扶持、融資機制、稅收優惠和國際推廣等方式來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並鼓勵中國內容「走出去」。以下是一些主要的計劃和機構:

    中國創意產業支持計劃與機構

    1.國家文化出口重點企業/項目名單

    由中宣部、商務部等部門共同組織評選,支持具備國際競爭力的文化企業與內容(如影視、動畫、圖書、遊戲、數位內容)出口,提供政策與資金扶持。

    • 資助方式:貸款貼息、出口退稅、專項資金支持

    • 目標:推動「一帶一路」文化交流、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

    2.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

    文化和旅遊部設立的專項資金,用於支持影視、動畫、設計、遊戲、數字內容等創意項目,尤其是具有國際市場潛力的企業。

    • 資助形式:無償資助或貸款補貼

    • 重點領域:數位文化、高端設計、原創IP孵化

    3. 中國對外文化集團有限公司(China Arts and Entertainment Group, CAEG)

    主要負責國家級文化「走出去」戰略實施,組織海外演出、展覽、交流項目,如「中國文化年」、「一帶一路文化行」等。

    • 類似英國的 British Council

    • 著重傳統藝術、演出、展覽,也開始拓展數位媒體與創意內容推廣

    4. 中影集團、華策影視等大型影視公司

    這些國有或大型民營企業常與政府合作進行內容出口,參與國際影展(如戛納、柏林)、推動合拍片與海外播映。

    5.稅收與金融支持

    地方政府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創意產業集群地區,設有:

    • 稅收優惠政策:針對影視、動漫、設計企業減免增值稅、所得稅

    • 創意產業基金:引導資金投入初創公司、原創內容開發

    6. 文創園區與孵化基地

    如北京的「中關村創意產業走廊」、上海「張江文化谷」、深圳「OCT創意園」等,為文化創意企業提供空間、政策、資金、海外對接等綜合服務。

    總結對比(與英國)

    項目 英國 中國
    國際推廣機構 British Council, Creative England 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外宣辦、文旅部
    政策資金 稅收優惠、創意英國基金 專項資金、出口退稅、貸款貼息
    國際展演 BFI、Film London 等組織推動內容參展 文化部、中影等組織海外演出、影展參與
    本地創意產業扶持 Creative Clusters、Tech Nation 文創園區、孵化器、創投基金

    陳明發:興觀羣怨

    2025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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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中小學和大學陸續成立makerspace。例如馬來亞大學(UM)的 Makerspace,配備 3D 列印、雷射雕刻與微控制器套件;雙威大學(Sunway University)則透過 iLabs 結合社會創新與產業合作。

    社群場域

    ME.REKA Makerspace(吉隆坡):以社會創新為核心,提供纖維工藝、數位製造、VR 體驗。

    KakiDIY:推廣回收再利用與社區修繕,結合環保與創意。

    FabSpace KL:提供雷射切割、CNC 等數位製造服務。

    Penang Science Cluster:在槟城推動 STEM 與 Maker 教育,舉辦各類互動活動。

    政府與產業支持

    MRANTI MakersLab 與 MakersFest:自 2022 年以來舉辦多場活動,培訓超過 1,000 名年輕創客。

    數位創客協會(DMA):由民間發起,串聯全國各地 makerspace,促進資源共享。

    挑戰與限制

    與鄰近的印尼相比,馬來西亞的 makerspace 數量仍有限,多集中於大城市。商業化與創業轉化仍不強,Maker 成果多停留在教育與展示層面。如何把 Maker 精神轉換為產業創新,仍是未來的挑戰。 


    五、「來都來了」與 Maker
    :文化的互文性

    將「來都來了」與 Maker 運動放在一起觀察,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文化互文:

    態度與行動:前者是一種心態上的自我調適,後者是具體的動手實踐。兩者都強調「當下參與」與「減少對失敗的恐懼」。

    文化意涵:前者源於語言與生活智慧,後者源於技術與社群實驗。兩者都揭示了後現代文化的特徵——在不確定性中尋找新的可能。

    產業效應:在文化創意產業中,「來都來了」提供心理支持,「Maker 精神」提供操作模式。兩者結合,有助於打造更具彈性、包容與創新的生態。
     

    六、結語:從心態到制度的轉化

    無論是「來都來了」還是 Maker 運動,都提醒我們:文化創新並非建立在完美計劃之上,而是基於在場的勇氣與即興的智慧。

    然而,若要讓這些態度真正轉化為產業與社會動能,仍需要制度與基礎建設的支持。對馬來西亞而言,下一步是擴大地區覆蓋、加強資金支持與商業轉化能力,讓 Maker 不只是一種課外活動,而能成為創新經濟的重要支柱。

    「來都來了」可以是一句安慰,也可以是一種方法論。如果我們能在教育、產業與政策上為「即興」搭建起安全與可持續的容器,那麼,創意與創造力就能真正成為社會的持續資產。

    參考文獻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Boltanski, L., & Chiapello, È. (1999).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Csikszentmihalyi, M. (1990).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Deuze, M. (2012). Media Life.

    Pine, B. J., & Gilmore, J. H. (1999). The Experience Economy.

    Sarasvathy, S. D. (2001). Effectuation: Elements of Entrepreneurial Expertise.

    Sennett, R. (1998).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rosby, D. (2001). Economics and Culture.

    Weick, K. E. (1995).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

    Wired (2013). The Maker Movement: Tangible Goods Emerge From Ones and Zeros.

    Wired (2011). Big DIY: The Year the Maker Movement Broke.

    Malay Mail (2020). Gobind calls on all states to set up makerspaces.

    Vulcan Post (2018). 8 Makerspaces In Malaysia For Innovation.

    MRANTI (2022). MakersLab Initiatives Impacting More Than 1,000 Young Innovators.

    GovInsider (2017). Why has Malaysia launched a maker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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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學術:「來都來了」到 Maker運動:態度文化與創客精神的東南亞映照

    一、從一句口頭禪看當代心態

    「來都來了」近年成為中文網絡與日常對話中的流行語。它的意思簡單,卻耐人尋味:一旦人已經身在其中,就別糾結來之前的判斷,而應該好好把握當下的體驗。這種語感既帶有安慰自我的意味,也蘊含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

    從文化角度看,「來都來了」反映了後現代社會的一種典型心態。當代人生活在高壓、快速、充滿選項的環境中,往往在決策之前就已經背負「萬一錯了怎麼辦」的焦慮。而這句話正好把焦點從「選擇的正確與否」轉移到「既然已經在場,如何體驗和行動」。它是一種「心理補償」與「風險折現」:不再苛責是否值得,而是重新定義「既然如此,就讓它有意義」。

    這種心態在總體文化上,意味著從結果導向轉向過程導向。人們更重視體驗本身,而不再把「成果」作為唯一評價標準。它還具有「文化療癒」的功能,讓人在不確定性中找到自我合理化的出口。這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潛在隱憂:積極時,它能釋放焦慮、鼓勵嘗試;消極時,則可能淪為對不理性選擇或浪費資源的合理化。

     

    二、「來都來了」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效應

    如果把這一心態放進文化創意產業,可以看出幾個重要效應:

    破除束縛,鼓勵試錯:在文化創意生產過程中,資源與時間往往有限。傳統上,創作者可能害怕冒險,擔心失敗。但「來都來了」的態度讓人更願意嘗試,把原型設計、快閃活動、即興演出視為合理實踐。

    臨場應變的創意:文化創意活動往往處在變化之中,無論是舞台突發狀況,還是互動藝術的不可預測反應,創作者必須迅速調整。「來都來了」的精神提供了即興、靈活的文化肌肉。

    順其自然的流程美學:作品可以不再拘泥於固定框架,而是擁抱流動性與不確定性。許多沉浸式劇場、城市漫遊式策展,正體現了「過程即內容」的理念。

    受眾吸引力:當「來都來了」被用作活動口號或敘事時,能打動那些願意隨遇而安、享受即時參與感的消費者。這也正契合了「體驗經濟」的潮流。

    然而,若缺乏制度與深度支持,這種心態也可能導致文化內容淺化,強調即時快感而忽略長期積累,最終流於「速食文化」。

    三、創客運動:態度的實踐場域

    值得注意的是,「來都來了」的文化心態,與全球的 Maker運動在精神層面有某種呼應。

    Maker運動,通常譯為「創客運動」,是 2000 年後在全球興起的群體行動。它強調「動手製作」(Do It Yourself, DIY)與「分享創意」,並且結合數位工具如 3D 列印、雷射切割、Arduino 控制板等。其發展歷程大致如下:

    2000 年前:概念萌芽:黑客空間(hackerspaces)、開放設計、手作文化在歐洲與美國零星出現,但尚未形成運動。

    2005 年後:媒體推動與成形:O’Reilly Media 發行《Make》雜誌,隨後舉辦 Maker Faire,正式把「創客」包裝成全球性文化潮流。

    2010 年代:技術與群眾集資加持:低成本 3D 列印與 Kickstarter 之類的平台,讓個人創作者得以快速實驗、推廣與商業化。

    2020 年後:轉向教育與永續:疫情衝擊後,許多實體 makerspace 關閉,但非營利與教育導向的創客空間仍持續發展。AI、物聯網與環保設計成為新的焦點。

    創客精神的核心,正是「既然有工具,就動手試試」的心態。它不追求完美,而是擁抱不確定、即興與迭代。從這個角度看,「來都來了」與 Maker 運動其實在文化上是一脈相承的。

    四、馬來西亞的 Maker 生態:教育與社群並進

    在東南亞國家之中,馬來西亞的創客運動近年表現活躍。自 2017 年起,政府便將Maker精神納入教育政策,由馬來西亞數位經濟機構(MDEC)推動「數位創客中心」(Digital Maker Hubs),希望藉此提升國中與小學的數位素養,讓學生學習編程與創意設計。(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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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學術:丹納《藝術的哲學》評價巴黎文創環境

    丹納(Hippolyte Taine)在《藝術的哲學》(Philosophie de l’art,1865–69)裡對巴黎有相當鮮明的批評。他一方面承認巴黎是藝術與思想的中心,但另一方面,他認為這個「中心」的氛圍也帶來了「過度刺激、短暫與浮躁」。

    人才與機會的集中

    丹納指出,巴黎是全國最能出人頭地的地方,所有有才智、野心和毅力的人都會擠到巴黎來。這讓巴黎成為「全國的頭腦」,不論是文學、繪畫、戲劇、科學,都會在這裡競爭和碰撞。但問題是:這種高度集中導致過度競爭與「自我消耗」。

    過熱的知識與創作氛圍:丹納形容巴黎人處於「非正常」的精神狀態:頭腦過於發熱;精力過度消耗;情緒過度興奮。這種「熱病式」的氛圍,使得創作成果常帶有浮躁與短暫的特徵。

    對藝術品質的影響:巴黎的文化產品(不論繪畫或文學)往往反映這種「過度興奮」的特質。有時候,這樣的刺激能推動創新(例如新流派的誕生)。但更多時候,這種躁動損害了藝術的深度與持久力。

    換句話說:巴黎的藝術創造數量很多,但質量卻容易因環境的「熱病」而受損。

    與地方的對比

    丹納還強調,若把巴黎與地方(如省城、古都)相比:省城的環境雖然沒有巴黎的火熱競爭,但更安靜、自然,容易滋養深沉而純粹的藝術與思想。巴黎雖然是「時尚、流行、潮流」的發源地,但這些往往只是「片刻的光彩」,難以與持久的藝術成就相比。

    總結

    對丹納而言,巴黎是一個「光彩奪目卻患有熱病」的文化中心:它的活力與創造力不可否認;但它的浮躁、過度刺激、短期爆發,也讓藝術容易失去深度和純粹。這樣的評價,正好與我們前面討論的留言文字呼應(「頭腦不是處於正常和健全狀態,而是過分發熱,過分消耗,過分興奮」基本就是丹納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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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朱熹(理學闡釋)的語句(宋代)

    朱熹在《朱子語類》對此作簡潔的詮釋:

    「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

    朱子將「道」等同於「理」(抽象的法則、本體),把「器」視為「有情有狀」的事物(具體的事實、形體與用器、事務),這個解讀成為後世儒學(理氣學說)中常採用的框架:道=理(形而上),器=氣/事(形而下)。(guoxue.com)

    四、現代學術與不同標點/解讀(當代學者討論)

    近代與當代學者在句讀與語義上還有不同討論:有學者主張把句子讀作「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強調「上/下」是抽象/具體的區分(或是超驗/經驗之別);也有學者指出《繫辭》語境是在說《易》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的生成次第,意在區分「本體/理」與「具體形態/現象」,因此「器」可理解為「形之下、具體而可感知之物及其用」(即具體事物、器物或可供作用之事物)。(rujiazg.com)

    五、綜合整理:古今文獻中「器」的幾種具體含義(有明確文獻依據)

    1 
    具體之物、器皿、工具:最直觀的讀法,指可見可用的實物(孔穎達、後世通說常以「器」指「形而下、有質可為器用之物」)。(zh.wikisource.org)

    2 
    事物之形象、現象、事實層面(即「事」或「用」):朱熹與理學者常把「器」與「事」「氣」「用」相聯,表示理(道)之外的實際存在與運作(有情有狀、可感知)。(guoxue.com)

    3 
    技藝、器用、實踐面:在某些文本與語境(如後世論述「君子不器」)中,「器」含有技能、專門化工具性、以及對事物僅止於「器用」而不通於「道」的貶義。這是倫理/人格層面的延伸用法(見《論語》《老子》相關語句及後人解讀)。(eee-learning.com)

    4 
    哲學上的「事/氣」面(與「理/道」相對):宋明理學把「道=理(形而上)」與「器=氣/事(形而下)」系統化,討論二者關係(即理氣論中的「理」與「氣」)。(chibs.edu.tw)

    六、用語注意(學術與通俗的差別)

    1 
    在古經原文語境(《繫辭》),「器」偏向區分「形上(道)」與「形下(器)」的經驗/本體雙層——即「抽象的規律(道)」與「具體的事物與器用(器)」。(Chinese Text Project)

    2 在儒家德學或倫理語境(如論語、君子說),「器」有時帶有「只是會應機用、卻不通大道」的貶義(如「君子不器」);因此解讀時要看上下文。(zh.wikisource.org)

    七、簡短結論(可直接引用)

    若要一句話總結、並可在注釋中直接引證原典與注疏:

    《周易·繫辭上》有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傳統注疏(孔穎達、朱熹)將「道」解為無形的法則或「理」,而將「器」解為有形可見、可用的事物或器具(「有情有狀是此器」),後世理學又把此分法發展為「道(理)與器(氣/事)」的理氣論述。(Chinese Text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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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APP]「形而上/形而下」與「道/器」

    本文把關鍵原文、傳統注疏與後世詮釋逐一引出,並把「器」在不同語境下的具體意義,整理成幾個常見且有文獻依據的解釋方向,方便比較與引用。

    一、原文(《周易·繫辭上》)

    原文段落有句:「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周易·繫辭上》)。此處把「形而上/形而下」與「道/器」並列,形成經典命題。(Chinese Text Project)

    二、孔穎達(《周易正義》)的解說(傳統經典注疏)

    孔穎達(574-648年,唐初學人,孔子第三十二代孫)在《周易正義》中把這句話解為:

    「是故形而上者,況之道;形而下者,況之器。於道不冥而有求焉,未離乎諂也。於器不絕而有交焉,未免乎瀆也。」
    並闡釋「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稱……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簡而言之,孔注把「道」理解為無形、原理或規則;把「器」理解為有形、有質、可用之物(具體事物或器物)。(zh.wikisour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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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丹納時代與當代巴黎:批評是否仍在?哪些批評被改善或仍然存在

    基於丹納對十九世紀巴黎的批評(過度刺激、精神過熱、浮躁、消耗快速),我們可以對今天的巴黎進行對照,來看哪些特點依然存在,哪些有所轉變。

    (延續閱讀)
    丹納「知人論世」的藝術哲學觀
    丹納《藝術哲學》形象思维·藝術識見

    項目

    丹納時代的批評

    當代情况

    具體觀察與例子

    過熱

    丹納說巴黎人“過分發熱、過分興奮、過分消耗”。

    部分依然存在,但環境與制度有緩和與規範。

    巴黎 Fashion Week、展覽週、大型藝術活動仍非常密集,創意人受時間壓力與競爭壓力大。但政府與社會對「過勞」「創意疲勞」「快時尚的負面影響」也越來越關注。

    浮躁

    創作容易因「熱病」而失去深度與持久性。

    部分創意 /藝術仍非常趨潮流,但也有趨勢向深度、可持續性與文化內涵靠攏。

    時尚設計師與品牌越來越強調工藝、本地材料、歷史與文化象徵;藝術展覽強調策展性與反思性,不只是視覺刺激。

    競爭

    巴黎是所有有野心、有才智者擠來的地方,競爭強。

    這一點依然成立:巴黎仍然是全球創意人想去的城市之一,是時尚設計、藝術、影視、文化資源的中心。

    設計師/藝術家來巴黎建立品牌、就學或參展;IFM 等教育機構全球有名;“Made in Paris”政策吸引創意人留在巴黎。

    吸引力

    在丹納的時間,巴黎藝術市場與文化影響力屬於歐洲中心之一。

    當代巴黎藝術市場依然具有強大的國際影響力,比較容易被視為「藝術/時尚/奢侈品」的旗艦所在。

    Paris+ par Art Basel;拍賣行與藝術品交流;時尚週、品牌總部、香水/奢侈品企業集中。

    環境

    在丹納時期,環境包括城市氛圍、地理、生活方式,但許多地方可能比京都那樣安靜/美學化的因素稍弱。

    當代巴黎在環境與文化政策上漸有改善,也開始重視生活質量、美學氣氛與公共空間。

    政府支持設計工坊、公共藝術、環保與可持續性設計、創意產業空間;街頭藝術、公園、公共市場等都市美學被重視。


    當代國際創意人心目中的巴黎:既有光環,也有反思

    綜合當前資料與創意人(設計師、藝術家與品牌創辦人等)的訪談/媒體報導,可以總結以下國際創意界對巴黎的評價特色:

    光環所在:巴黎因其悠久的時尚文化、奢侈品品牌、高端藝術機構、國際展會與生活美學,依然被視為全球文化與創意的重要之一。對很多創作者而言,巴黎代表標誌性風格、文化資本與品牌象徵。

    靈感來源:巴黎的街道、建築、博物館、市井風景、 Cafés、公共藝術、都市氣息,被創作者視為靈感寶庫。文化與藝術教育機構也很強,能提供學習與網絡資源。

    成本與競爭的壓力:另一方面,巴黎生活成本(租金、展場費用等)極高,加上競爭激烈,使得年輕或中小創作者面臨很大壓力。

    對可持續與倫理的期待:來自全球的創意人越來越關注可持續性、環保、社會責任。巴黎在時尚工藝與設計領域亦開始回歸對傳統工匠精神與地方製造的重視。

    都市生活的混與挑戰:交通、物價、城市空間擁擠、居住與生活節奏快也常被提及為創意工作者在巴黎生活/工作的一些困難。

    綜合評價:巴黎的今天與丹納批評的關聯

    回看丹納對巴黎的批評,當代巴黎在許多方面依然繼承其一部分「過熱、競爭、浮躁」的傳統特質,但也有所轉變與調整。特別是:

    丹納時代的「過度精神興奮」在今天仍然有其生態,如時尚週、展覽週這類活動密集與壓力大。但今天有更多集合公共政策、審美責任與生態責任的反饋機制。

    丹納所批評的「藝術成果因過度興奮而失深度」現代創意人也有所反省:有趨勢從快速潮流轉向專注內涵、地方性、手工藝、可持續性等。

    巴黎仍舊是人才薈萃、高度競爭的地方,但也正因為此,政策與社會對創意人員的生活品質、創作條件的支持(創意空間、補貼、公共藝術場地、工坊支持等)變得越來越重要。

    結論(對比丹納 + 當代巴黎)

    丹納在十九世紀對巴黎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過熱競爭、精神焦躁與創意浪潮易生亦易逝。當代巴黎在這些方面依然保有其強烈風格,但也通過政策調整、文化生態的多元化、時尚與藝術產業對可持續性的反思,部分緩和了浮躁感,並在保持高度創造力與影響力的同時,開始孕育更有深度與長期價值的創作。

    對創意人/研究者而言,若把丹納的批評視為一種警示,當代巴黎則是一座既具魅力也具挑戰性的文化中心:魅力在於其濃烈的文化氛圍、資源與傳統;挑戰在於如何在昂貴與快節奏中依然保有創造的穩定性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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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發·「主」字的呼唤

    笑人:有主義,没主見;有主題,没主張。主客關係混亂。

    憐人:奉領導為主宰、主人、主上、主公;忘了做自己的主人,主持自己的主權。

    (臉書討論 漢字文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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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發·呼唤的原義是興擧,情志三興的興擧

    荀子在《宥坐》篇中有這麼一句:「主量必平,似法」。意為水必須是平的,就像法度一樣公正。用大水的特性來比喻法度的重要性,說明「量」必須平等,才符合「法」的公正和標凖。

    「主」字,原義是火把,「炷」的古字。挺形象的;「王」者(君主)頭上有炷火,不就像畫裏的神佛有光環?

    現在,因為荀子這句話,「主」字上那一點,又和「水」扯上關係。

    王者頭顱頂那一點可火可水,學習漢文的人假若多發揮想像力,不僅情趣無限,思緒的綿延能召唤廣闊的詩性。

    「主」字向左倒下成「州」,原義是今天的「洲」:水中的陸塊。「州」字的水在那里?當中不是有個「川」字嗎?那點點點就是陸土了。

    就那麽一個點「丶」,可一點也不是少;不是小。能水能火能土地,簡單嗎,漢字對詩性的呼唤?

    有人或會觸類旁通、連喻類比,想起:是火炬的話,雙手高高“擧”起這祭器,那個“擧”不就召唤“興”了嗎?

    我即想起已故周策縱教授研究《論語》提及的的“興觀羣怨”,推敲“興”字最初便是两手擧起祭祀器具的形象,而將中華詩學源自古代的信仰儀式。我因此將詩的“興”與班雅明談到的創作時刻的“靈光”現象结合“起”来看待文創。漢字的呼唤功能,透過字形、字義、字源之間關係脈絡的相互呼唤 ,有了更大的創作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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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編技藝,魅力生生不息

    講述人:上海市工藝美術大師程麗

    「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竹子兼備了形而下的器物之用與形而上的精神品質。我的家鄉四川盛產竹子,竹編技藝流傳數千年。在四川人的生活中,納涼的扇子、席子,生活中的籃子,農用具的連枷,曬糧食的曬墊……竹編的身影無處不在。

    我從小生活在農村,很小就跟著大人學竹編。1996年我從四川來到上海,發現上海雖然是現代都市,卻有著悠久的竹編歷史。於是,在朋友的幫助下,我開始試著編織些小產品放酒店寄賣,想不到反響不錯。後來,我成立了自己的竹編工作室。在創作時,我努力挖掘竹本身的材質美感,順其自然地升華其藝術性。而在參與各種展覽時,我都嘗試用展演與體驗相結合等形式,充分展示竹編技藝的魅力。我發現,很多人雖然是第一次接觸,但都非常喜歡。

    2010年世博會期間,我接觸到一些殘障人士。我發現他們因為身體不便,就業受到很大限制,社會各界的幫助以物質救濟為主,很難幫他們謀生。他們期待著自力更生,想要獲得更大的社會認同。我想,竹編對時間和地點基本無限制,工作形式靈活,豈不是很適合他們?於是,在上海市殘聯和不少好心人的支持下,我開設了竹編手藝公益課程,不僅教殘疾朋友學習竹編技藝,還寄賣學員作品。這一項目幫助不少學員實現了居家就業增收,比如學員徐翠豔獲得第六屆全國殘疾人職業技能大賽竹編項目第一名,她編織的竹絲扣瓷蓋碗被世界技能博物館收藏。

    還有很多學員用自己所學的竹編技能,推動非遺走入學校和社區。這不僅增加了他們的經濟收入,更幫助他們在非遺的文化浸潤中開闊眼界、增強素養,激發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幹勁。技能幫扶,助人成長,古老的技藝煥發新生,讓更多人生活得更好。我想,這才是非遺生生不息的魅力。

     

    老鄉們說,編織真是個寶

    講述人:廣西博白縣凰圖工藝品有限責任公司業務負責人黃連將

    在我們博白(愛墾编註:古稱白州。位於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屬於玉林市。),手工編織已有一百多年歷史,幾乎人人都會,因此博白也被譽為「中國編織工藝品之都」。

    2005年,我來到博白一家編織公司工作。那時博白縣主要承接外貿業務。我還記得去參加廣交會時,訂單如雪花般飛來,產品供不應求。當時我感嘆道:「真沒想到,看到的任何東西、想到的任何器具都能用植物原料和一雙巧手復原,還能賺錢。」

    沒過幾年,變化出現了: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編織人漸漸老去,不論是生產觀念還是市場需求都發生了變化,編織行業受到衝擊。因為所在公司轉型,我也一度離開了博白,但還是割捨不下對編織品的喜歡。在家人支持下,我還是回來繼續從事這項內心熱愛的事業。

    我經常參加各種展覽、展銷會,不斷尋找靈感。除了出口,我們努力開發國內市場,利用電商平台擴大客戶群。如今,我們的國內市場已經佔到總份額的60%左右,產品也變得非常多樣:不僅有收納筐、裝飾擺件等,還有極具設計感的箱包、燈飾照明、食品陳列筐……產品分類也越來越細。

    我們廠裡有固定員工68人,業務卻覆蓋了900多戶編織農戶,帶動1800多人就業。廠裡的45個經紀人,非常熟悉博白每個鄉鎮最特色的編織產品,常常拿著新品、圖紙和原料,找到對口的鄉鎮,和當地村民談好工期和工錢,收貨後,再由廠裡統一質檢、入庫、銷售。

    像我們這樣的工廠,博白有大大小小幾百家,政府非常鼓勵我們創新發展,給了很多政策支持,比如建設編織工業園區,促進產業化集群化;貼息貸款,對購買設備、出國參展、申請發明專利等提供補貼……

    對很多村子來說,年輕人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婦女孩子在家,依靠編織,一個月能增加幾千元收入,尤其是家庭主婦,多了一條謀生之道。他們說,編織真是一個寶。看來,小小的編織產業,對於吸納閒散勞動力作用巨大。這,是我最大的喜悅與期待。


    (原題:一雙巧手「編織」美好生活;項目團隊:光明日報記者陳之殷、周仕興、李潔、張哲浩、王斯敏;《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8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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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潔等:一雙巧手「編織」美好生活

    藤編、竹編、麻編等古老的手工編織技藝,彰顯了文明與智慧,更圓了多地群眾的「致富夢」——

    一雙巧手「編織」美好生活

    編者按:近期,中共習近平總書記到陝西省漢中市考察。在參觀漢中市博物館有關歷史文物展陳時,總書記指出:漢中藤編等非物質文化遺產久負盛名,要發展壯大特色產業,更好帶動群眾增收致富。

    自古以來,我國各地人民群眾因地制宜,選取居住地特色植物,發揮才智與巧技,編織出各種各樣的實用器皿、裝飾用品。代代傳承的,不僅是傳統技藝,更是一地的歷史文化與風土人情。而隨著編織加工日漸規模化、產業化,小小的日常手工藝品,為地方帶來了富有特色、福澤百姓的致富門路。本期,讓我們一起去探尋這一古老技藝,感受它的生機與魅力。

    【記者觀察】

    漢中藤編:老技藝有新傳承

    時值初秋,位於陝西省漢中市南鄭區黃官鎮的陝西良順匠心實業有限公司廠房裡,一派忙碌景象。國家級非遺漢中藤編省級代表性傳承人陳良順,正在指導村民們編織藤椅。「咱漢中藤編的歷史,那可悠久了。一般用青藤、竹、木這些原料,產品純天然,而且透氣輕盈、美觀耐用。瞧,多好看。」陳良順指著藤椅,自豪地對記者說。最近,廠房裡始終籠罩著一股喜氣,大家時不時地談論著一件大喜事兒——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來漢中考察,對漢中藤編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給予肯定、作出要求。這令大家感到無比自豪,「渾身充滿了幹勁」。收看新聞的當晚,陳良順發出了一條朋友圈「總書記看我們漢中藤編了」。他激動不已:「我深感責任重大,使命光榮,也更堅定了信心,一定要把這一非遺項目傳承發展下去,帶動鄉親們增收致富。」

    代代傳承,讓藤編技藝「活」起來

    陳良順家是藤編世家。看著父親陳太坤用一雙巧手,把一條條青藤編織成各式各樣的藤編作品,是陳良順童年最美好的回憶。在父親嚴格培養下,年僅18歲的他就成功出師,獨當一面。每逢集市,他和妻子就用自行車載著自家編織的藤椅去售賣。看著辛辛苦苦的勞動成果變成實實在在的「票子」,陳良順內心無比喜悅。

    在全家共同努力下,從家裡兄弟姐妹都能吃上一大碗白米飯,到修起兩層磚房,再到建起藤藝坊、開設多個門店,他們越來越相信靠著勤勞的雙手,一定會有蒸蒸日上的好日子。

    然而,20世紀90年代,隨著現代化家具行業日益發展,漢中各地的傳統藤編企業先後倒閉。年輕人寧願外出打工,也不願學習藤編技藝。

    看到這種現狀,陳良順不由想起父親臨終前「要腳踏實地,把藤編產業做好」的遺願。他對自己說:「不能讓老祖宗的技藝沒了接班人,一定要把藤編傳下去。」

    上山砍青藤、回家編藤椅、走街串巷叫賣。漸漸地,隨著國家政策的扶持力度越來越大,夫妻倆的生意也越做越火——從一開始獨自生產,到吸納十幾位村民共同打拼,再到2007年成立專業合作社和藤編公司……今天,合作社已有入社成員485戶,年生產各種手工制品18萬件(套),產值達2500餘萬元,還被評為陝西省農民合作社示范社、中國農民合作社500強。

    2021年,隨著漢中藤編技藝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陳良順也被認定為省級代表性傳承人。如今,兒子陳凌凱、兒媳唐芳從他手中接過「接力棒」,成為漢中藤編第五代傳承人。

    創新模式,讓藤編產品「火」起來

    你可知道,老鄉們手中的小扇子,竟成了歐洲一些商家銷售的奢侈品?其中緣由,要從2016年說起。

    電商經濟的快速發展,讓陳良順一家隱約感受到互聯網帶來的新商機。學市場營銷的兒子陳凌凱剛上大學二年級就開了網店,立志為這份傳統產業尋找一條新出路。

    2016年4月,網店做成了線上第一筆生意,有客戶訂了兩把藤椅。這之後,訂單紛至沓來。「當年5月底就賣出了1萬多元,6月突破了2萬元,後來單子越來越多了。」陳凌凱笑著說。當年,網店實現了網絡銷售額100多萬。

    2018年,陳凌凱大學畢業後選擇回鄉。他成立電商公司,組建電商團隊,采取「合作社+農戶+電商」的模式運營。他的思路很靈活:探索產品集中化、商品品牌化、工藝品時尚化,推動電商大平台與本地企業對接;聯合高校建立產學研基地、專家工作站,用科技賦能設計研發。如今,他們在多個線上平台開設10家店鋪,產品銷往國內各大城市及歐美、東亞、東南亞十多個國家,線上銷售額突破3300萬元。

    2019年,西班牙某奢侈品牌看中他們的棕扇,訂購了1萬把作為贈送VIP客戶的禮物。藤編小椅子、小扇子,搖身一變成為各國潮人爭相分享的國際潮品,走上世界舞台。

    「這些年,真是工作越來越踏實,生活越來越幸福。」一直從事電商銷售的鄭豔說。

    陳良順一家的傳承故事,正是漢中藤編發展的縮影。「一把刀、一支筆、一根藤、一條致富路」,近年來,在各級黨委政府支持下,漢中藤編企業引進現代化制作工藝和新型原材料,強化技能培訓、建產學研基地、打造知名品牌,發展出藤編、棕編、扇編、竹編、草編五大特色產業集群。主產地漢中市南鄭區的藤編年生產量達18萬餘件,通過網絡平台銷往全國乃至歐美、東南亞等地區,年均銷售額達5000余萬元,帶動農戶就業致富。

    做大做精,讓藤編產業「強」起來

    「我小時候跟著家裡老人學,幹這行已經三四十年了。」黃官鎮水井村1組村民屈玲玉笑著說。

    她不緊不慢地走到堆滿藤條和竹制框架的「工位」旁,扯了扯圍裙衣角,坐了下來。只見她將一把椅子框架放在面前,一拉三扯兩纏一繞,手指在藤條間跳躍著,談笑間,已經編好了一個椅子腿。

    作為藤編的「老人手」,她覺得很幸福——在工廠裡幹活時間自由、離家近,每月收入穩定。

    巧手編萬物,藤條富千家。黃官鎮藤編產業大多是「公司+合作社+農戶+電商平台」或「原材料基地種植+手工生產加工+線上線下銷售」的模式,合作社依托當地資源優勢,組織小農戶,利用農戶庭院「方寸閒地」,分工協作,專業生產,統一標凖,統一收購,統一銷售,形成了「家家辦工廠、戶戶是車間」的生產格局。

    「做大做強藤編產業,可以與學研文創等結合起來,將南鄭區建設成非遺保護、文化產業的示范基地,賦予產品更多文化內涵,讓漢中藤編活起來、火起來,更好帶動群眾增收致富。」漢中市南鄭區文化館館長胡婧表示。

    今天,「非遺+直播」「非遺+產業」「非遺+文創」「非遺+研學」……藤編「老手藝」正與旅游、研學等結合,開拓獨具匠心的特色產業融合發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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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日劇《不毛地帶》~~是富士電視台(Fuji TV)開台 50 週年紀念劇。該劇改編自知名社會派作家山崎豐子的同名長篇小說,於 2009 年 10 月至 2010 年 3 月期間播出。

    日本電視文化中,「大河劇」向來被視為結合歷史敘事、國族記憶與娛樂工業的重要形式。改編自山崎豐子同名小說的電視劇《不毛地帶》,由富士電視台製作播出,雖然題材不同於傳統以武士或戰國為主的NHK大河劇系列,但其格局與歷史深度常被視為「現代版大河敘事」。這部作品透過個人命運與國家經濟轉型的交織,展示了戰後日本社會的權力、資本與倫理困境,並在文化產業與社會想像中留下深遠影響。

    首先,《不毛地帶》的文化影響力來自其宏大的歷史視角。故事以戰後日本企業與政治關係為背景,講述主角壹岐正從戰俘歸國後,進入綜合商社在權力與利益漩渦中掙扎的過程。這一角色常被視為對戰後日本精英階層的象徵性描寫。作品不僅呈現企業競爭,也揭示國際政治與軍事產業的複雜關係,使觀眾重新思考日本經濟奇蹟背後的倫理問題。透過影視媒介,原本偏向文學讀者的議題被普及到更廣大的社會層面,形成文化討論的公共空間。

    其次,該劇在影視製作層面也展現了高度工業化與文創整合能力。劇集動員大量場景、服裝與歷史考證,以寫實風格重建冷戰時期的日本商業世界。主演唐澤壽明的沉穩演繹,使壹岐正成為兼具理想與矛盾的角色,強化了敘事的戲劇張力。電視劇播出後,原著小說再度熱銷,帶動出版、影視與媒體評論之間的跨媒介循環,顯示出日本文化產業在IP運營上的成熟模式。從文學到電視劇,再到評論與研究,形成一條完整的文化再生產鏈。

    第三,《不毛地帶》在文化記憶的建構上具有特殊意義。日本戰後社會往往以「經濟復興」作為國家敘事核心,但該劇揭示了這段歷史中被忽略的陰影,例如企業與政治勾結、軍事採購利益以及國際權力博弈。透過敘事藝術,它讓觀眾在娛樂與思考之間取得平衡。觀眾既能被戲劇張力吸引,也會逐漸意識到戰後經濟發展背後的倫理代價。這種「娛樂化的歷史反思」正是現代文化產業的重要特徵。

    此外,作品的文創影響力也體現在品牌與文化符號的形成。劇中的商社文化、談判場景與權力鬥爭,成為日本職場戲劇的一種典型範式。後來不少商戰題材影視作品,都在敘事結構與角色塑造上受到《不毛地帶》的啟發。劇中對企業倫理與個人理想衝突的描寫,也與日本社會長期討論的「公司人文化」產生共鳴,使作品在文化心理層面持續發酵。

    從國際視角來看,《不毛地帶》亦具有文化輸出的潛力。戰後日本企業如何在全球競爭中崛起,是世界許多國家關注的歷史經驗。透過戲劇形式,觀眾能更具體地理解日本商社體系、政治關係與經濟策略。這種以歷史敘事包裝的文化產品,不僅是娛樂作品,也成為理解日本社會的一扇窗口。對海外觀眾而言,它既是一部戲劇,也是一種社會學與歷史學的文化文本。

    然而,該劇的影響並非沒有爭議。有評論指出,作品雖揭露企業權力鬥爭,但仍以精英男性視角為主,女性角色多半處於配角位置。此外,某些企業操作的描寫在戲劇化過程中可能被簡化,使觀眾對歷史事件產生浪漫化想像。這些批評提醒我們,在評價其文化影響力時,也應保持批判性的文化閱讀。

    總體而言,《不毛地帶》之所以能在日本電視史上佔據重要位置,關鍵在於它成功結合了文學深度、影視工業製作與社會議題討論。作為一部以戰後經濟史為背景的作品,它不僅再現了日本企業崛起的歷史,也揭示了現代資本社會中的道德困境。透過跨媒介傳播與長期文化討論,《不毛地帶》已從一部電視劇轉化為具有象徵意義的文化符號。

    在今日文創產業高度發展的時代,這部作品仍提供重要啟示:優秀的文化產品不只是娛樂,更能成為歷史記憶、社會批判與文化認同的載體。《不毛地帶》的成功證明,當文學敘事與影視工業有效結合時,一部作品可以跨越媒介與時代,持續影響社會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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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中國製造又一高峰!鳴動的工業史詩:論《飛馳人生3》如何重塑華語電影的「速度美學」與技術邊界

    2026年春節檔,韓寒憑藉《飛馳人生3》正式邁入「百億導演」行列。這不僅是票房數字的勝利,更是中國電影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標誌性時刻。如果說《飛馳人生》第一部是文藝青年的熱血遺憾,第二部是中年大叔的尊嚴反擊,那麼第三部則是韓寒徹底脫離「作者電影」的窠臼,以一種近乎偏執的專業主義,完成了一場華語電影史無前例的「工業技術革命」。


    韓寒在籌備期間注銷社交平台、閉關兩年的做法,在此時看來展現了驚人的預見性:當一個導演不再需要通過碎片化的言論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他才能真正與那些冰冷的鋼鐵、複雜的算法和龐大的工業流程融為一體。


    一、從「景觀拍攝」到「1:1 數位孿生」的賽道革命


    《飛馳人生3》最震撼的技術突破,首推在青島斥巨資 1.5 億人民幣、1:1 復刻的30公里「魔鬼賽道」。在以往的賽車電影中,受限於實景拍攝的安全性與後勤壓力,導演往往必須在「真實感」與「鏡頭張力」之間做取捨。


    韓寒此次採用的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置景,而是結合了「實體賽道佈置」與「數位孿生(Digital Twin)」技術。劇組在施工初期就對賽道進行了全方位的激光雷達掃描(LiDAR),建立了一個與實體完全同步的數位模型。這意味著,當賽車在現實賽道上飛馳時,預設在虛擬空間中的「虛擬攝影機」可以實現物理法則之外的運鏡。


    我們在銀幕上看到那個令人窒息的360度環繞長鏡頭——從引擎蓋內部的活塞運動,瞬間拉出到萬米高空的俯瞰,再垂直俯衝進時速200公里的底盤視角——這種視覺奇觀並非單純的 CG 動畫,而是真實動態數據與數位渲染的完美融合。這種「虛實交織」的拍攝手法,徹底解決了賽車電影中常見的「虛假漂浮感」,讓每一顆飛濺的碎石都具備了真實的物理質量。


    二、AI視覺表達成像:將「抽象算力」具象化


    《飛馳人生3》的劇本核心是「人腦與 AI 的對決」,這在技術層面提出了一個難題:如何呈現看不見、摸不著的「算法」?


    韓寒在此展現了極高的工業審美。他與國內頂尖視覺特效團隊合作,研發了一套「擴增實境(AR)流體力學視覺化系統」。在張馳(沈騰 飾)與 AI 賽車對決的關鍵時刻,銀幕上不再是枯燥的數據,而是將空氣阻力、抓地力極限、以及 AI 計算出的「最優路徑(Optimum Line)」以半透明的彩色流體形式疊加在現實畫面中。


    這種視覺處理不僅極大降低了觀眾理解專業賽車的門檻,更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影視語境。它讓觀眾直觀感受到,張馳不是在和另一台車比賽,而是在和一組冰冷、完美、永遠不會犯錯的神經網絡對抗。這種「算法美學」的工業實現,代表了華語電影在處理科技題材時,已經從單純的「特效堆砌」轉向了「敘事邏輯的技術外化」。


    三、「Bolt」系統與高頻震動音學的極致調教


    在視聽體驗的微觀層面,韓寒引入了國際領先的 Bolt 高速電影機器人(Cinebot),並對其進行了改裝,使其能穩定掛載在時速破百的改裝車上。這讓鏡頭能夠精準捕捉到換擋瞬間的金屬嚙合、車手瞳孔在高 G 力下的收縮。這種亞秒級的精確控制,讓《飛馳人生3》的節奏感不再依賴剪輯,而是直接產生於拍攝現場的機械控制。


    更值得稱道的是影片的聲學設計。韓寒放棄了大量的罐頭音效,而是對每一台參賽車輛進行了128軌的實地收音。從渦輪增壓器的尖嘯到排氣管的回火聲,甚至是在不同海拔高度下引擎呼吸的微小差異,都得到了真實還原。在杜比全景聲(Dolby Atmos)的包圍下,觀眾感受到的不僅是聲音,而是機械運作時產生的低頻震動。這種「觸覺化聽覺」的工業突破,讓《飛馳人生3》具備了如《賽道狂人》(Ford v Ferrari)般的專業質感。


    四、總結:沈默的工業統帥與專業能力的凱旋


    《飛馳人生3》的技術成就,是韓寒從「文字天才」轉型為「工業統帥」的最好證明。他不再依賴社交平台上的俏皮話來吸引目光,而是通過對賽車避震參數、特效渲染管線、運動控制算法的精確掌控,贏得了市場最尊重的掌聲。


    韓寒的成功給予行業一個清晰的信號:在未來的中國電影市場,專業能力才是對抗不確定性的唯一護城河。社交平台上的熱度如過眼雲煙,唯有在技術維度上死磕、在工業標準上不斷突破,才能在百億導演的行列中站穩腳跟。


    《飛馳人生3》不只是一部成功的賀歲片,它是一部寫給中國電影工業的情書。它告訴我們,當一個創作者選擇安靜下來,去打磨那些看似枯燥的技術細節時,他所爆發出的能量,足以震動整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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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新觀察]主創談《鏢人:風起大漠》:書寫武俠電影風骨

    策馬赴江湖,光影賀新春。由袁和平執導的電影《鏢人:風起大漠》於2026年春節假期熱映。影片講述了大漠鏢客刀馬率領護鏢小隊,踏上一趟驚心動魄的生死護鏢之路。作為春節檔備受矚目的武俠力作,影片武打設計有何看點?這場「武林盛宴」何以練就?主創團隊日前接受采訪,詳細揭秘影片的創作歷程。

    「這是我第一次長時間在新疆大漠拍攝武打戲。」袁和平坦言,為了更好呈現護鏢路途之艱險、風光之壯闊,團隊在動作設計、場景呈現上作出創新突破。

    武打戲規模大、篇幅多,如何拍?

    「護鏢小隊英勇善戰,成員技能五花八門。」袁和平介紹創作構想:刀馬手持長刀、雙鎚、斧頭輪番上陣,盡展十八般武藝;年輕鏢人豎揮刀出鞘乾脆利落,彰顯鋒芒氣質;諦聽揮舞雙鞭、阿育婭挽弓射箭,形成個人鮮明風格……

    既要招式多樣,又要「武」出新意。主創團隊設計彎弓搭箭、馬背纏鬥、貼地滑斬等各式新穎動作,令人耳目一新。有網友評論:「動作干脆利落、拳拳到肉,熟悉的武俠大片又回來了。」

    功夫呈於銀幕,匠心藏於幕後。「多位新人演員提前數月進組,接受動作套招、摔法技巧、馬術技能、兵器使用等動作特訓,練就『真打、真騎』的真功夫。」袁和平透露,拍攝過程中亦攻克多重難題,比如角色豎要避免打鬥中長衣長髮造成的視線干擾,知世郎要精凖詮釋「不會騎馬、頻頻摔馬」的人物狀態。

    武打戲如何拍出特色?

    「大規模的武打戲要和地域風貌深度融合才好看。我們深入新疆的戈壁荒漠、峽谷綠洲、雅丹地貌實景拍攝,一地一景、一眾人馬,讓視覺沖擊更震撼人心。」袁和平說。

    模擬八級大風,在巨大沙暴中廝殺搏斗;夜戲注入火焰元素,增強動作觀賞性;長安雪景展現悲涼肅殺氛圍,與大漠江湖的明亮色調形成對比……以景襯情、以意傳神,影片展現了「風、沙、火、雪、夜」等多重場景,呈現了蒼茫遼闊的大漠風貌,彰顯了古典浪漫的中式美學。

    畫面好看、打斗硬核,袁和平堅信,這是一個全新的江湖故事,同時也傳承了傳統武俠片的內核。

    俠義風骨的傳承——刀馬雖以護鏢為生,卻堅守道義底線;豎外表冷峻,但心存大義;阿育婭從青澀到成熟,擔起守護家園的重任;護鏢小隊實現由送鏢護鏢向「甘為蒼生叩長安」的蛻變……一眾江湖兒女鮮活立體,勾勒出熱血沸騰的武俠群像。

    「故事聚焦鏢人,更刻畫俠士。江湖兒女並肩闖蕩,是輕劍快馬、馳騁大漠的灑脫不羈,更是父女情、戰友情、姐妹情的惺惺相惜。」袁和平表示。

    武俠人才的接續——集結四代武俠電影人,影片陣容早在上映前便引發全網關注。從資深武術指導袁和平坐鎮執導,到李連傑等老牌武打演員時隔多年重返武俠銀幕,再到吳京等中生代演員、於適等新生代力量加盟,推動武俠電影創作代代相傳。

    影評人藤井樹認為,影片繼承傳統武俠片拍法,注入公路片元素,有硬橋硬馬、有奇觀大戲,武戲與文戲配合,熱血與溫情兼具,呈現了大開大合的動作場面,塑造了豐滿鮮活的人物群像,劇情連貫流暢,節奏高亢緊湊,整體一氣呵成。

    值得關注的是,《鏢人:風起大漠》此次還實現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海外多地同步上映,讓全球觀眾共賞中國武俠文化的獨特韻味。

    在袁和平看來,武打動作是國際語言,誰輸誰贏一目了然,能有效減少文化障礙,期待影片助力更多國際觀眾讀懂中國武俠故事。

    武俠片是中國電影「出海」的一張標志性名片。從「黃飛鴻」系列定格時代俠魂,到《英雄》《臥虎藏龍》等商業大片驚豔全球,再到「繡春刀」系列探索類型創新,武俠電影始終在傳承與突破中前行。

    「中國武俠文化底蘊深厚,為國為民、匡扶正義等俠義精神浸潤千年、深入人心。」中國電影家協會理論評論委員會委員彭侃表示,《鏢人:風起大漠》熱映,印證了武俠敘事與當代電影藝術、產業技術深度結合,依然具有強大的藝術表現力與市場潛力。

    業界人士認為,中國武俠電影創作需沉心深耕、慢工細磨,既要精雕武打設計、鎚煉動作美學,又要「以武帶文」、創新敘事表達,方能跨越地域與文化隔閡,引發全球更多觀眾共鳴。(2026年2月19日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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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陳楨]黑幫電影:香港對好莱塢的影响~~在全球電影文化的互動史中,香港電影長期扮演著一個關鍵而獨特的中介角色。若要理解Martin Scorsese如何在其黑幫片與暴力美學中吸納亞洲影像語彙,則必須回溯至香港動作電影的系譜——特別是由張徹、吳宇森到杜琪峰所構成的風格傳承鏈條。這一脈絡不僅說明了香港電影如何內部演化,也揭示了中國武俠/動作電影如何反向影響西方影壇,形成跨文化的美學循環。

    首先,從歷史源頭來看,張徹作為邵氏電影體系中的代表性導演,奠定了現代華語動作電影的基本語法。在邵氏電影公司的工業體制下,他創造出一種高度風格化的「陽剛暴力美學」,強調男性情誼、犧牲精神與身體的極限表現。其作品如《獨臂刀》與《刺馬》等,不僅在敘事上突出「兄弟義氣」的倫理張力,也在影像上大量運用慢動作、血腥誇飾與戲劇性構圖,使暴力不再只是情節工具,而成為具有情感重量的視覺語言。這種將暴力「審美化」的傾向,實際上與中國武俠傳統中的「以武載道」精神相呼應,為後來香港動作片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在這一體系中成長的吳宇森,正是張徹風格的繼承與轉化者。作為張徹的門下弟子,吳宇森早期在邵氏體系中擔任助理導演,深受其敘事倫理與影像風格的影響。然而,他並未停留於傳統武俠框架,而是將這種「義氣+暴力」的結構移植到現代都市背景中,創造出所謂的「英雄式血腥」(heroic bloodshed)類型。代表作如《喋血雙雄》與《英雄本色》,將槍戰場面處理為近乎舞蹈化的視覺奇觀:雙槍對峙、飛身翻滾、慢鏡爆破與宗教意象交織,使暴力成為一種帶有悲劇崇高感的美學表現。

    正是在這一點上,吳宇森對西方導演產生了顯著影響。史柯西斯曾公開表示,他對《喋血雙雄》的視覺處理感到震撼,甚至認為「無法模仿」。這種評價並非單純讚美,而是指出香港動作片在形式語言上的獨創性:它將中國武俠片中的身體動作、節奏感與倫理結構,轉化為現代電影的視覺語法。換言之,吳宇森並非僅僅輸出「動作場面」,而是輸出一整套關於暴力、情感與空間調度的表意系統。

    這種影響在史柯西斯的黑幫片創作中逐漸顯現。以The Departed(《無間道風雲》)為例,其改編自香港電影《無間道》,不僅延續了「雙重臥底」的敘事結構,更在節奏與影像上吸收了香港警匪片的緊湊與張力。史柯西斯本人承認,他在創作過程中意識到香港電影的獨特性,並試圖在美國語境中轉化其核心元素——尤其是對「信任/背叛」與「身份裂解」的處理。

    然而,更深層的影響體現在暴力美學的層面。史柯西斯一向關注罪惡、宗教與救贖,其暴力場面往往帶有強烈的道德焦慮;而在吸收香港電影元素之後,其影像中的暴力逐漸呈現出更強的節奏感與形式意識。這與吳宇森將暴力轉化為情感高潮的做法形成某種呼應。可以說,中國武俠片所強調的「以暴力承載倫理」,經由香港電影的現代化轉譯,最終進入了好萊塢作者電影的核心語彙之中。

    在此脈絡下,杜琪峰的出現則代表另一種進一步的風格提煉。作為銀河映像的核心導演,他將黑幫片推向極簡與儀式化的方向,強調空間構圖、群體動態與時間節奏。例如《鎗火》、《黑社會》等作品中,槍戰不再依賴快速剪接,而是透過長鏡頭與精準調度營造張力。這種近乎「幾何化」的暴力呈現,使黑幫片更接近現代主義藝術的形式探索。雖然史柯西斯較少直接談及杜琪峰,但學界普遍認為,這類風格強化了全球導演對「動作場面作為視覺結構」的理解。

    綜合而言,從張徹到吳宇森,再到杜琪峰,香港動作電影形成了一條清晰的美學演進路徑:由武俠倫理出發,經由都市化轉譯,最終走向形式極簡與風格自覺。這一路徑不僅塑造了華語電影的獨特面貌,也深刻影響了西方影壇。史柯西斯對香港電影的吸收,正體現了這種跨文化流動的成果——它既不是單向模仿,也不是簡單挪用,而是一種在不同文化語境中進行的再創造。

    因此,若說中國武俠/動作電影對西方的影響,其核心並不僅在於「動作設計」,而在於一整套關於身體、暴力與倫理的影像哲學。透過香港電影這一轉譯機制,這種哲學得以進入全球電影語言之中,並在如史柯西斯這樣的作者導演手中,轉化為新的敘事與美學形式。這不僅說明了香港電影的歷史地位,也提醒我們:電影史從來不是線性發展,而是一場持續進行的跨文化對話。 

    參考文獻(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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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views with Martin Scorsese, various sources (e.g. *The New York Times*, *Time Out*, *Empire*).

    Marchetti, Gina. “John Woo and the Aesthetics of Violence.” Journal of Film Studies.

    Williams, Tony. “The Heroic Bloodshed Film.” *Film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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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嫣然]高挑戰職業的文創價值~~在當代高度媒介化與數位化的文化環境中,「真實」反而成為一種稀缺資源。以《北海小英雄》(Deadliest Catch)、《金礦的賭注》(Gold Rush)、《惡劣林地》(Big Timber)為代表的「硬核職人」(Hardcore Blue-Collar)實境秀,正是在這種稀缺性之中獲得其文化與商業價值。若將這一類型置入馬來西亞沙巴與砂拉越的在地語境來觀察,其潛力不僅在於娛樂內容,更可能成為文化記錄、地方敘事重構與文創產業升級的重要媒介。

    首先,這類節目最顯著的價值,在於將「隱形產業」轉化為可被觀看、理解甚至欣賞的視覺文化。對多數都市觀眾而言,無論是白令海捕蟹、阿拉斯加淘金,或加拿大伐木,都是遙遠而陌生的存在;同樣地,在東馬地區,許多產業亦長期處於「被忽視的日常」之中。例如沙巴的深海漁業、砂拉越的雨林伐木與內陸原住民的傳統採集活動,既具有高度風險,也承載著地方經濟命脈。然而,這些勞動場景往往被主流媒體簡化為「資源開發」或「環境爭議」的符號,缺乏細緻的人物與技術敘事。

    若以「硬核職人」的製作邏輯重新包裝,這些產業將不再只是抽象議題,而會轉化為具體、可感的生命經驗。例如,鏡頭可以跟隨一支沙巴遠洋漁船,記錄船員如何在季風與洋流中判斷捕撈時機;或深入砂拉越內陸,呈現伐木隊如何在泥濘與暴雨中運作重型機械。這種影像化過程,本質上是一種「現代工業考古」:它不僅保存技術,更保存勞動者與環境互動的知識體系。在全球氣候變遷與產業轉型的壓力下,這些畫面甚至可能成為未來回望當代的重要文化檔案。

    其次,「硬核職人」節目擅長重塑勞動的敘事意義,將原本單調甚至艱苦的工作轉化為具有史詩感的「勞動英雄主義」。在以服務業與數位經濟為主的社會裡,許多人逐漸與「身體性勞動」疏離,對自然的感知也被屏幕取代。這類節目透過節奏強烈的剪輯、音樂與敘事鋪陳,將「出海捕魚」或「砍伐木材」轉譯為人與自然對抗的戲劇張力。

    在沙巴與砂拉越,這種敘事具有更複雜的文化意涵。當地原住民族(如卡達山-杜順族、伊班族、比達友族等)長期以來與自然環境維持共生關係,其勞動並非單純的資源istikhrāj (阿拉伯語 استخراج),而是一種包含儀式、信仰與社群倫理的生活方式。如果以「硬核職人」框架來呈現,製作方需要避免將其簡化為單一的「征服自然」敘事,而應強調「與自然協商」的智慧。例如,伊班族在森林中選擇砍伐時,往往遵循祖靈信仰與環境規律;這種細膩的知識若能透過影像語言轉化為戲劇張力,將為「勞動英雄主義」提供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版本——不只是征服,而是節制與敬畏。

    第三,這類節目內在的核心,其實是「危機管理」與「職場哲學」的展演。無論是機械故障、天候突變,還是資金壓力,所有情節的推進都圍繞著「問題如何被解決」。這種敘事在全球觀眾中具有高度共鳴,因為它觸及的是普遍的人類經驗:在不確定中維持秩序。

    將此放入東馬脈絡,可以看見更具層次的意義。例如,在沙巴的離岸油氣平台或深海捕撈作業中,工人面對的不僅是技術問題,還包括跨文化團隊協作與語言差異;在砂拉越內陸,基礎設施不足意味著任何設備故障都可能演變為生存危機。若透過實境秀呈現,這些「臨場決策」將不只是娛樂橋段,更是一種關於韌性(resilience)的文化教育。觀眾或許不會去伐木,但會理解「先把工具修好」背後的態度:面對混亂時,優先恢復可控秩序。

    這種「職人精神」在馬來西亞本地其實並不陌生,但缺乏被系統性敘事與品牌化的機會。透過影像產業,它可以轉化為具有輸出潛力的文化符號,甚至成為東南亞版本的「藍領精神」代表。

    最後,「硬核職人」節目的價值鏈延伸,為地方經濟提供了可觀的想像空間。成功的案例顯示,當節目與特定地景或產業綁定後,往往能帶動觀光與周邊商品發展。若在沙巴與砂拉越操作得當,類似的模式同樣可行。例如,可以設計「實境體驗路線」,讓遊客參與安全版的漁業活動,或進入經規範管理的森林區域體驗伐木流程;同時發展與節目聯名的戶外服飾、工具品牌,甚至結合在地手工藝。

    然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對環境與社群的尊重。東馬的資源產業長期處於開發與保護的張力之中,若文創操作過於強調「刺激」與「危險」,反而可能加劇外界對資源掠奪的想像。因此,更具前瞻性的做法,是將「永續」納入敘事核心:不只是展示如何砍樹,而是展示如何在砍與不砍之間做出選擇。

    總體而言,「硬核職人」實境秀的真正價值,在於它讓被忽視的勞動重新被看見,並賦予其文化意義。在沙巴與砂拉越的脈絡中,這種形式不僅可以記錄產業,更可以重寫地方敘事——從「邊陲資源地」轉化為「知識與韌性的現場」。在一個充滿濾鏡與虛擬生成內容的時代,汗水、泥土與機械的碰撞,或許正是最具說服力的文化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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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帆與夕陽同框彌漫
    晚照伴回鄉,滄浪迴腸
    夜色前的餘暖格外繞樑

      (陳明發〈濾思場〉318)

    [愛墾研創·嫣然] 歸帆之光:在Sinophone文創視野下重思海外華人電影的未來地景

    「歸帆與夕陽同框彌漫,晚照伴回鄉,滄浪迴腸,夜色前的餘暖格外繞樑。」這樣的意象,不只是詩性的風景描寫,更像是當前海外華人電影處境的一種隱喻:航行未止,但方向未明;光線尚存,卻已貼近夜幕。若將這一抹餘暉置於Sinophone(華語語系)文創的框架中來理解,我們或許能看見另一種不同於「衰落論」的視角——不是單一中心的崩解,而是多點散射的生成。

    近年來,圍繞香港電影的討論,常以「是否還有明天」為核心疑問。然而,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問題本身已經預設了一種單線式的歷史觀:彷彿電影文化必須依附於一個穩定的產業中心,才能被認定為「存在」。但華語語系的視角恰恰提醒我們,華語文化從來不是單一地理或制度的產物,而是一個跨地域、跨歷史、跨語境的流動網絡。

    在這樣的框架中,香港電影不再只是「一個地方產業」,而是一條曾經高度密集、如今逐漸分流的文化河道。當我們看到某位資深演員再度登上榮耀之巔,如梁家輝在2026年度香港金像獎頒獎禮上第五度封帝,那並不只是個體成就的重複,而是整條河流仍在流動的證明。問題在於,這股水流是否仍能匯聚成勢,還是將繼續分散於不同的文化地景之中。

    提示中提到「先行者與後進同框奮鬥」,這一畫面極具象徵性。它不僅指涉世代交替,更揭示了一種時間的重疊:過去的技藝與當下的實驗,在同一個文化場域中交錯共存。這種共存,正是Sinophone文創的一個核心特質——它不追求單一正統,而是在差異與縫隙中尋找新的生成可能。

    然而,這樣的文化生成,並不等同於產業的穩定。正如提示所言,當前的困境在於:文化精神的延續,尚未轉化為產業結構的復興。這種落差,使得許多優秀作品呈現出「孤峰突起」的狀態——它們在藝術上可能極具價值,卻難以形成持續性的生產鏈條。

    但若從華語語系的角度來看,「孤峰」未必只是孤立,它也可能是新的地貌正在形成的前兆。當傳統的製作體系鬆動,創作不再被單一市場或審美所規範時,反而為跨地域的合作與敘事提供了空間。近年來,來自東南亞、北美、歐洲等地的華人創作者,逐漸在國際影展與串流平台上嶄露頭角,他們的作品往往不再以「中心」為依歸,而是從自身的在地經驗出發,重構華語敘事的邊界。

    這種轉變,與其說是「失去中心」,不如說是「多中心化」的開始。海外華人電影不再只是對某個文化母體的回望,而是成為一種主動的再書寫:語言可以混雜,身份可以游移,敘事可以跨越國族與歷史。這正是華語語系文創最具潛力之處——它將「離散」轉化為創造力的來源,而非僅僅是失落的象徵。

    回到「林中路岔開的秘徑」這一比喻,我們或許可以更進一步理解:當主流產業道路變得狹窄甚至阻塞時,那些隱蔽的小徑反而成為創作的試驗場。這些「空地」可能資源有限,觀眾規模不大,但它們保留了對電影語言與敘事形式的探索自由。在這些空間中,創作者不必完全服從市場邏輯,而可以嘗試更具個人性與文化深度的表達。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產業層面的問題。若這些創作長期缺乏穩定的資金支持與發行渠道,它們很難形成可持續的生態。因此,未來的關鍵,或許不在於重建一個如過往般高度集中的體系,而是在於如何建立一種「網絡式的產業結構」:讓不同地區的創作者、資金與平台能夠彼此連結,形成跨地域的合作與流通。

    在這個過程中,數位平台與串流媒體(如Netflix)將扮演重要角色。它們打破了傳統院線的地域限制,使得小規模但具有特色的作品,仍有機會觸及全球觀眾。對海外華人電影而言,這不僅是發行渠道的轉變,更是觀眾結構的重塑——觀影者不再只是某一地區的居民,而是分布於全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華語感知共同體」。

    這種共同體,並非建立在單一語言或身份之上,而是一種對某些情感、記憶與敘事的共鳴。正如「晚照伴回鄉」所喚起的,不只是地理上的回歸,更是一種時間與情感的迴流。海外華人電影若能捕捉並深化這種感知,便有可能在全球文化市場中,形成獨特而持久的吸引力。

    然而,我們仍需保持清醒。文化的詩性想像,不能取代現實的制度建設。若缺乏長期的投資、教育體系的支持,以及對創作者權益的保障,再豐富的創意也可能難以為繼。因此,Sinophone文創的未來,不僅取決於創作者的個體努力,也取決於能否建立一套支持跨地域合作的制度框架。

    總體而言,當我們從華語語系的視角重新審視海外華人電影時,會發現其前景既非單純的衰落,也非輕易的復興,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轉化過程。這個過程中,既有「逆流而上」的艱難,也有「秘徑空地」的可能;既有對過往黃金時代的懷念,也有對未來敘事形式的探索。

    或許,我們可以回到開頭的意象來作結:那艘歸帆,並不一定真的要回到原來的港口。它也可能在夕陽之下,駛向另一片尚未被命名的海域。而那「夜色前的餘暖」,並非終結的預兆,而是一種轉場的光——提醒我們,在黑暗真正降臨之前,仍有時間與可能,去重新想像華語電影的下一段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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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教改]轉型與挑戰:李強福教授論馬來西亞畢業生失業之困與改革之路

    在馬來西亞邁向高收入國家的進程中,學位持有者的「畢業即失業」或「低就(Underemployment)」現象始終是困擾社會的頑疾。馬來西亞大學經濟學家李強福教授(Professor Lee Kiong Hock)對此問題進行了數十年的追蹤研究。他認為,問題的根源並非單純的職缺不足,而是教育產出與市場需求之間的深度「結構性錯配」。

    以下將從失業成因分析、核心政策建議及 TVET 的戰略地位三個維度,詳細闡釋李教授的觀點。

    一、畢業生失業的根源:從「過度教育」到「技能錯配」

    李強福教授指出,馬來西亞自 1990 年代起推行高等教育普及化,雖然提升了國民受教育水平,卻也帶來了副作用。

    1.學位貶值與學術導向:社會長期存在「學術至上」的偏見,導致大量資源流向傳統大學學位。然而,這些課程往往偏重理論,忽視了產業所需的實務操作能力。當市場湧入大量缺乏實戰經驗的文科或一般管理系畢業生時,自然出現供過於求。

    2.期望值與現實的鴻溝:李教授的研究顯示,大馬學生在校期間的職業志願往往集中在傳統專業(如行政、管理),而忽視了製造業、高階技術服務業的需求。這種「抱負錯配」使得畢業生不願進入基層技術崗位,寧可長期待業。

    3.缺乏軟實力:企業普遍反映畢業生缺乏溝通能力、批判性思考及足夠的英語水平。李教授認為,這反映了基礎教育至高等教育在課程設計上的滯後。

    二、具體政策建議:打破「象牙塔」的藩籬

    針對上述問題,李強福教授提出了一系列極具前瞻性的政策建議,旨在重塑教育與就業的連接點。

    1.建立「需求導向」的課程審核機制

    他主張政府應強制性要求高等教育機構(包括公立與私立大學)在開設或保留課程時,必須有產業代表的深度參與。課程內容不應由學術委員會關門造車,而應根據勞動力市場的實時數據(如人才短缺報告)進行滾動式調整。

    2.強力推行「雙軌制」培訓(SLDN 的現代化)

    李教授高度評價德國與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他建議馬來西亞應全面擴大「國家雙軌培訓制度(SLDN)」。這不僅僅是實習,而是讓學生在求學期間,70% 的時間在企業受訓。政府應透過稅務減免等誘因,鼓勵企業承擔「共同教育者」的責任,而非僅僅是「勞動力使用者」。

    3.技能認證的統一與碎片化治理

    針對馬來西亞多個部門(如人力資源部、教育部、青年體育部)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李教授呼籲建立一個「統一的技能認證框架」。他指出,fragmented(碎片化)的體系讓僱主對證書質量感到困惑,這降低了畢業生的流動性。統一框架能確保無論在何處受訓,其證書均具備同等的法律效力與市場信譽。

    4.強化早期職業輔導與市場信息透明度

    他建議從中學階段就引入專業的職業性向測試,打破「唯有讀大學才有出路」的迷思。同時,政府應建立更精準的勞動力市場大數據平台,讓家長和學生能清楚看到哪些領域(如綠色能源、創意工業、高階製造)真正缺乏人才,從而引導投資於正確的人力資本。

    三、TVET:解決失業危機的「博弈者」

    在李教授的所有建議中,技術與職業教育培訓(TVET)的轉型被視為重中之重。

    他認為,要解決畢業生失業,必須將 TVET 從「次等選擇」提升為「主流途徑」。在創意產業、文化旅遊及高科技農業等領域,TVET 能提供比傳統學位更靈活、更精準的培訓。他強調,政府必須投入資源進行「品牌重塑」,讓大眾意識到一名高級技師的收入與前途,完全不遜於白領管理層。

    四、結論:政治領導力的關鍵角色

    在 2024 年的最新論述中,李教授更進一步指出,所有技術性的建議若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力」都將流於形式。他認為,跨部門的利益糾葛是阻礙教育改革的最大絆腳石。馬來西亞需要一位能打破體制僵局、真正推動「產學研一體化」的決策者,才能讓畢業生從「社會負擔」轉化為「經濟引擎」。

    李強福教授的觀點為馬來西亞敲響了警鐘:如果我們繼續依賴舊有的教育模式,失業問題將不再是暫時的經濟現象,而會演變成深刻的社會危機。他的政策藍圖,為馬來西亞人才轉型提供了清晰的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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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教改]AI大潮:教改要怎麽改?AI浪潮席捲全球,教育界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範式轉移」。這場變革不僅是教學工具的升級,更是一場關於知識本質、權力結構與人類主體性的深層文化反思。

    當前關於 AI 教改的討論,可以歸納為五大核心維度:個性化學習、人機協作、自我調節學習、核心素養與師培轉型。這五組關鍵詞交織出一幅教育新版圖,重新定義了「受過教育的人」在數位時代的樣貌。


    首先,「個性化學習」標誌著工業時代「標準化教育」的終結。過去兩百年間,現代教育系統仿照工廠流水線,將學生視為規格統一的產品,以相同的進度、課綱與測驗進行篩選。然而,AI 演算法的介入,打破了這種集體主義的框架。透過大數據分析,AI 能夠精準捕捉每位學生的認知負荷與學習盲點,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因材施教」。

    這在文化意涵上,代表了教育主權從體制回歸到個體。然而,這也引發了深層的憂慮:當學習路徑被演算法高度優化時,學生是否會喪失在未知領域「盲目探索」的樂趣?教育若淪為效率導向的精準餵養,我們是否正逐漸削弱人類面對混亂與挫折的耐受力?


    其次,「人機協作」與「自我調節學習」重塑了學習者的主體身分。在 AI 時代,知識的獲取成本趨近於零,這使得「博學」不再是受教育者的首要標籤。未來的學習者必須學會與強大的非人類智能共生。這不僅是技術性的「指令工程」(Prompt Engineering),更是一種文化層面的「數位共處」。學生必須從被動的知識接收者,轉向主動的「專案發起者」。這要求學生具備更強的自我管理能力,在 AI 提供的無盡答案中,保有主動提問的勇氣。這種轉變象徵著教育重心從「給予答案」轉向「定義問題」,人類的主體性不再體現於大腦儲存的容量,而體現於驅動科技的價值判斷。


    再者,教育的核心目標正加速向「核心素養與思辨能力」傾斜。當生成式 AI 能夠在數秒內寫出優美的散文、解決複雜的代碼問題時,傳統以「成果」為導向的評量體系徹底崩解。我們必須追問:如果 AI 能做得比人更好,人類學習的意義何在?答案或許存在於那些 AI 無法觸及的荒原:同理心、審美意識、倫理判斷與複雜的社會互動。文化評論者普遍認為,AI 越強大,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就越顯著。未來的教育應更強調「過程」而非「結果」,讓學生在實作、辯論與跨領域協作中,磨練出對資訊真偽的批判性視角。我們教育下一代,不是為了讓他們成為縮小版的 AI,而是為了讓他們在科技叢林中,更深刻地理解何以為人。


    最後,最為關鍵也最具挑戰的是「師培轉型」。教師的角色正經歷從「真理化身」到「學習教練」的痛苦蛻變。在舊體系中,教師擁有知識的壟斷權與詮釋權;但在 AI 面前,這種權威結構被瓦解。未來的教師不再是講台上的麥克風,而是引導學生在資訊洪流中不至於溺水的嚮導。這場轉型不僅是技能的培訓,更是心態的重塑。教師需要學習如何將 AI 納入教學流程,同時在情感連結與價值觀傳遞上,發揮機器永遠無法替代的生命影響力。


    總結而言,AI 教改不僅是技術對教育的侵入,更是人類社會對「智慧」定義的集體重申。這五個關鍵詞共同指向一個願景:教育應從生產「標準化零件」的機器,轉變為孵化「全面發展個體」的搖籃。在 AI 的鏡像中,我們看見了傳統教育的僵化與侷限,也看見了未來教育回歸人文本位、重視個體差異的契機。這是一場關於「人如何透過科技超越自身」的長征,而我們才剛剛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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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借力與授力:對接全球的「北隅窗口」

    邊陲並不代表落後。培正中學展現了一種敏捷的「借力哲學」:對內深耕田野,對外引進國際行家。

    透過與國際專家對接 AI 素養課程與數碼轉型,培正打破了地理疆界,實現了 SDG 4(優質教育)的數位正義。這不是盲目的追隨,而是精準的「授力」——將國際先進的技術(如生成式 AI 或現代導覽技術)轉化為守護在地文化的工具。當學生在田野調查中記錄古達的龍古斯文化,並透過數位平台向全球傳播時,這所「小獨中」已然在北隅海角完成了與世界的同步對話。

    三、產學協作的韌性:轉化邊陲為「海角矽谷」

    根據 SDG 17(全球夥伴關係),培正與古達當地的生態旅遊業、農產業嘗試建立產學協作機制。將學生推向地方工作坊與度假村實習,不僅是累積實務經驗,更是為地方注入「青年創意」。

    這種韌性體現在:教育不再是為了逃離家鄉,而是為了具備「回鄉賦能」的能力。當培正的二十四節令鼓隊在古達慶典上震動乾坤,或是學生參與地方產品包裝設計時,學校已成為推動地方經濟轉型的原動力。這種從土地生長出來的專業力,才是邊陲獨中應對少子化與外流潮的最佳防線。

    結語:呼喚世界的韌性哲學

    《小獨中:在北隅海角呼喚世界》不只是一個浪漫的構想,它更是一套具備實踐意義的教育評論。培正的案例告訴我們:邊緣的張力,往往來自於與核心的距離。

    當一所學校能深度整合社區資源、發揮結社精神,並無懼地「借力」國際智慧來豐富本土靈魂時,它就不再是地理意義上的偏鄉。培正中學正以韌性為筆,在古達的海角寫下華教的新篇章:世界不在遠方,世界就在我們守護這片土地的行動之中。

    金蘭都《站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未來》強調的全球流動性與自我開創,與《原動力 II —— 在北隅海角呼喚世界》中以在地韌性突圍的邊陲教育實踐形成強烈對比。將「全球視角」植入古達培正中學,即是實踐在邊陲抹平地理限制、透過數位與國際協作讓「海角即中心」的核心精神。這項實踐不僅培養學生的數位與全球素養,更致力於在邊陲建立集體韌性,讓學子具備站在世界中心主動定義未來的能力。

    註:
    PBL為Project-based Learning
     
    SDG為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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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PBL]海角的燈塔:從SDGs韌性哲學看邊陲小獨中的自我突圍

    在馬六甲海峽的余暉與南中國海的浪潮間,散布著一群被稱為「邊陲小獨中」的教育孤島。長期以來,這些學校被視為生源流失、資源匱乏的弱勢群體。然而,若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的「韌性哲學」(Resilience Philosophy)審視,這些處於地理邊緣的學校,正可通過深耕社區原動力,展現出一種極具啟發性的教育改革范式。

    一、韌性的核心:從「優質教育」到「社區共生」

    SDG 4(優質教育)不僅關乎學術成就,更強調教育的包容性與終身學習。邊陲小獨中的韌性,首先體現在其與土地的深度嵌合。當學校不再僅僅是傳授知識的圍牆,而轉化為社區的「文創基地」與「田野調查中心」時,教育便獲得了土地的滋養。

    古達等地的實踐證明,通過將田野調查入課,讓學生挖掘社區故事,實際上是在構建一種「土地認同」。這種認同感是教育韌性的根基——當學生意識到自己是地方文化的守護者時,教育便超越了考試,轉變為一種對地方未來的可持續責任。

    二、產學協作:打破邊陲化的經濟韌性

    SDG 8(體面工作與經濟增長)與 SDG 17(促進目標實現的伙伴關係)在邊陲學校中找到了獨特的結合點。這些學校通過「借力國際行家」與「深耕本地商會」的雙向驅動,打破了資源的封閉。

    模仿產學協作機制,將學校轉化為社區的創意引擎,不僅解決了經營困境,更讓邊陲學子在校園內就能接觸到全球同步的AI素養與數碼思維。這種「與世界同步」的姿態,消弭了城鄉差距帶來的自卑感,使學校從傳統的「受援者」轉型為地方經濟與文化的「賦能者」。

    三、跨族群交融:社會韌性的最高體現

    SDG 16(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在沙巴邊陲獨中展現得尤為動人。高比例的非華裔生共學,讓獨中成為了跨族群互解的先鋒。這種由社區原動力催生的多族群教育生態,構建了堅固的社會韌性。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人才,具備了在全球化視野下處理差異與沖突的能力,這正是未來世界最急需的軟實力。

    結語:北隅海角的呼喚

    「韌性」並非單純的生存競爭,而是在危機中自我更新的能力。邊陲小獨中在應對人口外流與資源匱乏時所展現的改革勇氣,正是對SDGs願景的深刻實踐。

    《小獨中:在北隅海角呼喚世界》不只是一個書名,它是一個宣言:即便身處邊陲,只要能激活社區的結社力量,借力全球智慧,每一所海角學校都能成為指引世界方向的燈塔。教育的未來,或許不在於規模的大小,而在於它與土地及人類共同命運的聯結深度。

    海角的燈塔:從古達培正的生態韌性,看邊陲獨中的全球轉向在馬來西亞的最北端,蘇祿海與南中國海交匯的古達,古達培正中學如同一座守望海角的燈塔。長期以來,社會對「邊陲小獨中」的認知多停留在生源外流與資源匱乏的焦慮中。然而,若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韌性哲學」視之,培正與古達社區形成的共生生態,正為大馬華教提供了一種跨越邊緣的變革範式:立足土地認同,藉力國際行家,向世界發聲。

    一、結社原動力:從「教育孤島」到「社區心臟」

    培正中學的生存史,本質上是一部華社的「結社史」。在古達這個人口老化的「椰城」,學校不再僅是封閉的課室,而是落實 SDG 11(永續城市與社區)的核心。

    當學校發揮《獨中教育藍圖》第九章的精神,將校園轉化為「社區中心」——為長者提供數位與文創課程,將校園空間與社區共享——培正便超越了單純的教學場所。這種「共學共榮」機制,讓學校與社區產生了不可分割的情感依賴與經濟紐帶。正如其第一冊著作《圓夢》所揭示的,這種原動力讓培正能在資源貧瘠的土壤中,長出最堅韌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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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日本青年的人生想像仍主要在日本國內。

    許多中國青年的人生競爭也主要在中國國內。

    然而不少馬來西亞華人從小就把海外視為可能選項:

    • 新加坡

    • 澳洲

    • 英國

    • 加拿大

    • 紐西蘭

    • 中國大陸

    • 香港

    因此,當面臨發展瓶頸時,他們較常想到的是:「我要不要換個國家試試?」

    而不是:「我要不要接受現況?」

    這使得他們的心態與日本青年有顯著不同。

    日本青年形成的是「低欲望社會」。

    馬來西亞華人青年則比較像「多出口社會」。

    如果這條路不好走,可以換城市;城市不行,可以換國家;國家不行,可以換產業。

    這種流動性本身就減弱了宿命感。

    另一個有趣差異是對公司的態度。

    日本舊世代曾經存在強烈的企業共同體文化,把公司視為第二個家庭。

    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從來沒有如此強烈的企業忠誠傳統。

    許多家庭更相信:

    • 老闆也是打工出身

    • 工作只是賺錢

    • 有能力就自己做生意

    • 人情歸人情,利益歸利益

    因此馬來西亞華人青年通常比日本青年更早接受:「公司不是家庭。」

    離職、跳槽、創業、副業,在社會觀感上也較少被視為背叛。

    然而,馬來西亞華人青年與中國青年有一個共同焦慮:就是階層維持問題。

    上一代很多人完成了從基層到中產的跨越。但年輕世代面對的是:

    • 房價高企

    • 收入增長有限

    • 專業職業競爭加劇

    • 全球化帶來的人才競爭

    因此不少人真正擔心的並不是「如何變富」。而是:

    「能否維持父母那一代的生活水準?」

    這種心態其實更接近許多已開發經濟體的中產階級焦慮。

    所以,如果用一句話總結:

    日本青年是在低增長中尋找安穩與自我;

    中國青年是在激烈競爭中重新定義成功;

    而馬來西亞華人青年則是在全球流動的可能性與本地現實的限制之間,尋找屬於自己的位置。

    他們未必完全放棄傳統的奮鬥價值,但也越來越不願意把人生全部押注在單一職業、單一公司或單一成功標準上。對許多人而言,人生的重心正逐漸從「社會認可的成功」轉向「自己認可的生活」。這一點,與日本近二十多年出現的價值轉向,確實存在某種相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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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馬来西亞華裔青年:走本身的路~~馬來西亞華人子弟的情況其實很有意思,因為他們既不像日本青年那樣成長於成熟低增長社會,也不像中國青年直接身處一個超大型競爭型經濟體,而是處於一個獨特的位置:同時受到華人傳統價值觀、馬來西亞本地社會結構,以及全球化文化的共同影響。

    如果概括來說,當代馬來西亞華人青年身上經常同時存在兩套價值系統。

    第一套是父母世代留下來的「奮鬥敘事」。

    許多華人家庭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是移民背景,經歷過從貧困到中產的過程。因此家庭教育常強調:

    • 讀書改變命運

    • 穩定職業最重要

    • 買房是人生大事

    • 儲蓄比消費重要

    • 吃苦才能成功

    • 專業資格具有價值

    醫生、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公務員等職業,至今仍被不少家庭視為理想選擇。

    這種價值觀與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東亞發展模式相當接近。

    但另一方面,年輕一代面對的現實已經改變。

    房價上升速度往往快於薪資成長。

    大學學歷不再自動保證高收入。

    許多人能透過網路接觸全球文化,看到不同生活方式。

    因此出現第二套價值系統:

    • 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 不願為公司無條件奉獻

    • 重視心理健康

    • 重視工作與生活平衡

    • 願意轉職

    • 願意出國發展

    • 願意探索非傳統職業

    這一點其實與日本、中國年輕人都有相似之處。

    但馬來西亞華人青年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徵:「出口導向的人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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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馬中合作:數位文創教育

    將中國的「數位文創教育」(Digit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Education)業務引入馬来西亞,正迎來跨國合作的黃金窗口期。馬來西亞擁有深厚的華文教育基礎與積極推動數位經濟的政策,這為中國的「文化+科技」出海提供了天然的著陸點。

    市場可行性(驅動因素)

    語言與文化認同: 馬來西亞擁有全東南亞最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涵蓋華小、獨立中學及大專院校)。當地對中華傳統文化(如節慶、書法、二十四節令鼓)的接納度極高,甚至吸引了越來越多非華裔(巫裔、印裔)學生報讀華小,這為文創教育內容提供了龐大的受眾基礎。

    兩國政策強力背書:中馬兩國政府正大力推動數位教育、AI 產學研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位化合作。兩國聯合舉辦的「中馬文化創新與交流峰會」 及「世界數位教育大會」,都將「AI+教育」及數位文創列為核心發展方向。

    科技出海的文化轉譯:大馬新世代在「對華數字業務」中的破局與啟發

    當前,全球數位經濟正經歷從「技術引進」向「跨國生態融合」的典範轉移。在這一浪潮中,大馬與中國在數位領域的合作,早已超越了單純的商品貿易或硬體採購。正如這場所謂的「對華數字業務」,它絕非一般意義上的傳統生意,而是一場發生在科技最前沿、涉及文化轉譯與價值重塑的深度探索。對於馬來西亞新一代創業者與青年而言,這不僅是商業競技場,更是一次將本土經驗、數位科技與跨文化連結融為一體的實踐契機,其留下的第一線體會,正成為大馬極具代表性的集體經驗。

    數位前沿的「破局者」:從跟隨到定義的實踐積累

    過去,馬來西亞在承接外部科技轉移時,往往扮演著消費端或執行者的角色。然而,「對華數字業務」的特殊之處,在於中國在生成式AI、大數據、物聯網及數位文創(如沉浸式展演與智慧教育)等領域,已經形成了獨特的技術範式與極高強度的競爭生態。大馬青年或企業選擇在這一前沿領域與之交鋒、合作,每一次的得失、每一項嘗試,都是在進行高難度的技術與市場適應。

    這種第一線的實踐,價值在於其「不可複製性」。當創業者試圖將中國領先的數位文創IP、AI學習工具引入馬來西亞,或將大馬多元文化資產透過數位化手段反向輸出時,他們面對的是兩國在技術規格、法規合規(如數據跨境安全、宗教內容審查)以及市場邏輯上的巨大鴻溝。在這個過程中,創業者克服的每一個技術陣痛、調整的每一套本土化策略,都在為馬來西亞數位經濟開闢新路。這類較早期的本土實踐,終將凝聚成最具代表性的經驗財富,為後來者提供直觀且珍貴的啟發。

    跨越隔閡的「解碼器」:科技視野下的跨文化連結

    文化評論的視角促使我們看到商業背後的社會肌理。「對華數字業務」在本質上也是一場深刻的文化對話。在國際地緣政治多變、數位技術往往被賦予意識形態標籤的今天,科技非但沒有加劇分裂,反而可能成為跨越隔閡、化解誤解的橋樑。

    馬來西亞擁有全東南亞最完整的華文教育體系與多元種族和諧共處的社會結構,這賦予了大馬青年天然的「雙語雙文化」優勢。在數字業務的實踐中,大馬創業者不只是技術的搬運工,更是「文化的解碼器」。他們能夠理解中國科技巨頭背後的商業狼性與技術邏輯,同時又深諳馬來西亞多民族(巫、華、印)社會的宗教敏感度、文化禁忌與在地化需求。當他們利用AI技術活化兩國共同的文化遺產(如非物質文化遺產「送王船」),或將數位教育內容進行「清真合規」的本土化改造時,他們正在用科技消解刻板印象。這種基於共同利益與數位協同所建立的信任,比傳統的文化交流更具落地感與韌性。

    獨特的「資源卡位」:大馬青年的未來吸引力

    從長遠來看,這段充滿挑戰的商業經歷,將轉化為大馬新世代青年身上最獨特、也最具吸引力的戰略資源。在未來的國際合作舞台上,純粹懂技術的人很多,純粹懂文化的人也不少,但能夠同時兼具「科技前沿視野」、「本土市場經驗」與「跨文化深度連結」的複合型人才卻鳳毛麟角。

    當一位大馬青年企業家掌握了如何與中國頂尖數位團隊對接的 know-how,同時又具備在東協(ASEAN)市場進行在地化營運、資源整合的能力時,他本身就成了一個高效的「樞紐(Hub)」。對於未來尋找東南亞落腳點的中國科技企業,或是渴望藉助數位科技走向國際的馬來西亞本土機構而言,這群擁有第一線對華數字業務經驗的青年,將是首選且無可替代的合作夥伴。


    一場重塑未來的文化與科技長征

    綜上所述,「對華數字業務」在文創教育與前沿科技的交匯點上,正展現出超越商業本身的時代價值。它是一場大馬新世代青年主動參與、主動定義的科技長征。在這裡,每一次失敗都是對本土市場邊界的摸索,每一次成功都是對跨文化信任的加固。這不單是一段個人的商業財富累積,更是一場國家數位實力的邊界拓寬。大馬青年正以科技為筆、以文化為墨,在與中國的數位互動中,寫下屬於馬來西亞的未來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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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職(Vocation)——安身立命的實踐載體:天職則是天命的具體社會化與職業化。空有滿腔熱血(天命)而無精湛手藝與經濟支撐,情懷終將熄滅。天職是那門能讓孩子在故鄉尊嚴立足、娶妻生子、安居樂業的「手藝與事業」。教育系統的最大功德,就是提供一條通道,讓孩子從發現「天賦」出發,回應「天命」的召喚,最終在故鄉落實為一份終身引以為傲的「天職」。

    二、中國「職業教育」:結構化保障,從「天賦」到「天職」的剛性傳送帶

    中國近年推行的職業教育改革,其核心優勢在於建立了一條極具國家意志的剛性傳送帶,能將學生的「天賦」迅速轉化為可對接產業的「天職」。

    1.系統性打磨:不讓天賦因貧瘠而夭折地方創生最怕「業餘主義」。中國職教最值得借鑑之處,在於其「產教融合」與「大師工作室」制度。當一個地方孩子展現出對工藝的微小天賦時,中國系統能提供國家級、省級的非遺大師直接帶徒,用極度嚴苛、規範化的工業與藝術標準去錘煉這份天賦。這種系統性的訓練,確保了孩子的技術能夠達到「專家級」,從而具備在市場上轉化為高端文創產品(如精緻瓷器、高級工藝品)的能力。

    2.本科通途:給予「天職」應有的世俗尊嚴更重要的是,中國職教打破了學歷天花板。地方孩子讀職業學校,一樣可以拿「職業本科」學士學位,甚至修讀專業碩士。這在心理層面給了家長和孩子極大的安全感。當「天職」在社會地位上與學術白領平起平坐時,孩子才能毫無後顧之憂地投入地方文化產業,不必承受「矮人一截」的社會心理壓力。

    3.局限:批量複製對「個體天命」的邊緣化

    然而,中國職教的致命傷在於其高度集權與指標化。當一切被納入KPI考核,地方文創極易走向「批量複製品」與「主題樂園式」的虛假繁榮。在這種宏大敘事下,孩子往往被訓練成流水線上的高端工匠,卻失去了對家鄉土地的自由感知。其體制過於注重「技術的精準度(天職)」,卻往往忽略了孩子作為個體對土地情感的自主覺醒(天命)。

    三、馬來西亞「技職教育」:草根性留白,點燃「天命」的在地火種

    與中國鋼鐵洪流般的體制相比,馬來西亞本土的技職體系(尤其是華社自辦的獨中技職教育)顯得散落、不對稱,但正是這種體制上的「留白」,給了地方孩子野蠻生長、覺醒「天命」的奇異空間。

    1.文化共生:獨中技職班是天命的孵化器大馬獨中技職班(如美工、餐飲、汽修)絕非孤立的象牙塔,它們與當地的華社、廟宇、老街、老字號商號有著千絲萬縷的血脈聯結。

    孩子在學美工時,畫的是家鄉的百年古廟;學餐飲時,研究的是阿公阿嫲流傳下來的傳統糕點。這種教育環境沒有強烈的高壓指標,反而充滿了鄉土溫情。

    學生的天賦在高度自由且帶有情感溫度的環境中,最容易與地方的集體記憶產生共振,從而自發性地滋生出「守護家鄉」的天命感。

    2.本土 TVET 的軟肋:無法保障天賦升華為天職

    遺憾的是,大馬體制對這群孩子的熱血(天命)潑了一盆冷水。由政府人資部主導的 SKM 認證系統,內容僵化且與文創脫節,更缺乏高階學歷的銜接通道。一個充滿文創天命的獨中技職生,畢業後往往面臨認證不被承認、或只能去連鎖餐廳當切菜工的窘境。體制的殘缺,導致大馬技職教育往往只能開發孩子的「原始天賦」,點燃了其「地方天命」,卻在最後一步——提供一份體面且具發展性的「天職」上,出現了嚴重的斷崖。


    四、兩制交融對大馬地方教育的救贖路徑

    面對地方孩子的天賦、天命與天職,馬來西亞華社必須扮演「擺渡人」的角色,整合中馬兩套系統的優勢,為孩子搭建一座完整的生命橋樑。


    1.以「大馬的鄉土情感」啟航,喚醒天命我們絕不能丟掉大馬獨中技職班的草根底色與華社文化紐帶。地方孩子的教育,第一步必須是在地的。我們要繼續鼓勵技職班深入社區,走進田野,讓孩子在與老街坊、老工匠的互動中,將個人的「天賦」與土地的命運編織在一起,完成「天命」的覺醒。

    2.借「中國的職教階梯」登高,成就天職

    當孩子確立了天命,大馬殘缺的技職體系無法提供養分時,我們應積極對接中國優質的職教資源。透過「赴華留學」或中馬雙聯課程,讓這些孩子前往中國的高職與職業本科,接受最頂尖、最前沿的數位文創、產品工業設計、現代食品科學等技術洗禮。用中國嚴謹的學制與技術深度,將學生的草根情懷,鍛造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硬核手藝」。當這些孩子學成歸國、重返新村與小鎮時,他們身上攜帶著中國系統賦予的最高技術規格(天職能力),心中又跳動著大馬土地賦予的草根靈魂(天命情懷)。


    五、結語:讓每一顆地方的星光都有路可循

    教育最大的慈悲,是讓開不同花的樹,都有各自適合的土壤。偏鄉孩子不是學術競賽下的棄兒,而是地方創生時代的弄潮兒。如果我們能以大馬本土的文化溫情去呵護他們的天賦、喚醒他們的天命,再借用中國職教的完整體系去武裝他們的天職,我們就能在馬來西亞的小鎮與漁村裡,留住一整代有尊嚴、有技術、有情懷的青年。

    當技職教育不再只是「黑手培訓班」,而是「生命天職的圓滿之途」時,馬來西亞的地方文創才算真正找到了永不枯竭的源頭活水,而那些離散在地方的星光,也終將匯聚成點亮國家未來的璀璨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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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點亮離散的星光:地方孩子的「天賦、天命與天職」——兼論中馬職教系統的靈魂微光

    在馬來西亞各個遠離大都市的新村、漁村與膠林邊緣,散落著許多眼神明亮卻在傳統學術體制中感到迷茫的孩子。在現行以考卷(SPM)和A等(A-plus)為唯一崇拜的教育環境下,這些動手能力強、空間感知敏銳或對在地風土具有天然直覺的孩子,往往過早地被貼上了「後段班」或「讀書不成」的標籤。然而,地方創生與文創產業的興起,為這群孩子拉開了一道全新的帷幕。

    若能從教育哲學中「天賦(Talent)」、「天命(Calling)」與「天職(Vocation)」的三位一體關係出發,重新審視中國的「職業教育」與馬來西亞的「技職教育(TVET)」,我們會發現,這兩種制度不只是經濟產能的調節槓桿,更是能否幫助地方孩子完成生命救贖、重返生命主體性的關鍵路徑。

    一、概念釐清:地方孩子的生命三部曲

    要談教育系統的轉型,必須先解構地方孩子生命成長的內在邏輯:天賦(Talent)——被埋沒的原始代碼:這是孩子與生俱來的潛能。地方孩子的天賦往往與土地、感官息息相關,比如對傳統香料比例的精準嗅覺、對木材紋理的敏銳觸覺,或是對老街色彩的視覺捕捉。在傳統學術課堂上,這些天賦是「無用」的;但在技職世界裡,這是最珍貴的原始代碼。

    天命(Calling)——與土地共鳴的內在召喚:天命是天賦找到了社會價值的落腳點。當一個擁有設計天賦的地方孩子,看見家鄉凋零的老街、外流的人口,心中升起「我想用我的能力讓這裡重新活過來」的衝動時,天賦便昇華成了天命。這是個人生命與地方共同體的深度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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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墾研創·嫣然] 譯介的消逝與主體的誕生:論 AI 跨語言能力對當代文創的啟示(下)

    六、AI 能模仿經驗,卻不能替你活過那段人生

    AI 可以理解「失去」這個詞,但它不曾失去過任何人,未来也不會。AI 可以寫出「故鄉」的意象,但它沒有故鄉,所以無從離開過自己的故鄉。AI 可以分析一場戰爭的歷史,但它沒有在凌晨聽過炮火,也沒有在戰後走過空無一人的街道。AI 可以描述愛情、死亡、孤獨、疾病、衰老與父母,但它沒有一具會衰老的肉身。

    這並不是說 AI 的文字必然沒有感染力,恰恰相反,AI 未來可能寫出極其動人的文本。問題在於:它的動人,與人類的動人,可能來自不同的地方。

    人類創作最不可取代的部分,是「承受生命的能力」;創作者之所以能夠寫出某些東西,不只是他掌握了語言,而是他曾經活在那個世界裡。

    他的身體記得雨的溫度;耳朵記得父親最後一次說話的聲音;他的胃記得貧窮,皮膚記得某一段關係。夢境裏有童年,沉默中有未說出口的記憶。這些經驗未必能被資料化,數字化。

    這恰恰可能是人類文創主體性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堡壘。AI 時代的創作者并不消失,創作者被迫重新誕生。


    七、是文創哲學重新入場的時候

    在 AI 以前,我們經常討論「如何創作」; 在 AI 以後,我們恐怕必須重新討論「為什麼創作」。

    當技術可以協助我們搜尋資料、翻譯文本、整理研究、生成畫面、模擬聲音、設計敘事甚至提出創意時,人類文創的核心問題將逐漸從「生產能力」轉向「價值判斷」。

    什麼值得說?什麼不值得說?誰有資格說?我為什麼要說?我站在哪裡說?我對誰負責?一個故事究竟是為了市場、演算法、流量,還是有某種生命經驗非說不可?這些問題,AI 無法替我們回答。或者更準確地說:AI 可以提供一千個答案,但它無法替我們決定哪一個答案值得用自己的人生去承擔。

    因此,AI 越強,文創越需要哲學。當「怎麼做」變得越來越容易,「為什麼做」就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八、從「全球化」走向「多中心化」:下一個文創時代的可能樣貌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全球化主要依靠交通、媒體與資本,那麼二十一世紀後半段的文化全球化,可能越來越依靠人工智能所形成的語言與知識基礎設施。但這種全球化未必會讓世界變得更加同質。

    它也可能恰恰相反——讓世界變得更加多中心。當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創作者,不需要先成為「西方人眼中的亞洲創作者」,就可以直接與拉丁美洲、非洲、東歐、中東等地的創作者交流時,文化的座標系就會開始改變。我們不再只有「東方/西方」。也不再只有「中心/邊陲」。

    數以千計的文化節點可能出現。婆羅洲可以與亞馬遜直接對話;檳城可以與里斯本對話;吉隆坡可以與墨西哥城對話;文化不再需要先被某一個中心翻譯,才有資格進入世界。這才是 AI 跨語言能力最具有革命性的地方:世界文化第一次有機會從「單中心的全球化」,同時間走向「多中心的全球對話」。

    結語:從語言孤島中釋放出來

    AI 跨越語言限制的終極意義,讓世界變得「更容易理解」,也讓我們第一次有機會看見:世界原本就不只存在一種理解方式。

    它將大量文化資料、創作資源與思想傳統從語言孤島中釋放出來,降低跨文化閱讀與創作的門檻,也使原本漫長而昂貴的文化譯介,逐漸從「必要的門檻」變成「可自由使用的工具」。它不是文創的終結者。更像是一個文化破壁人。

    它拆掉的是語言的牆,卻沒有拆掉文化的深度。語言可以被翻譯,經驗卻不能被直接轉移。符號可以被模仿,生命卻不能被複製。風格可以被生成,命運卻仍然只能由一個具體的人去承受。

    AI 時代的文創競爭,不再是「誰寫得比較快」、「誰翻譯得比較準」,甚至也不只是「誰比較會使用 AI」。競爭回到了一個最古老、也最殘酷的問題:你究竟有什麼非說不可的話?
    當所有語言都可以被翻譯,當所有資料都可以被搜尋,當所有風格都可以被模擬,當創作工具的門檻越來越低——創作者最後所剩下的,不是技巧。而是立場。不是資訊,而是經驗;不是語言,而是生命。「譯介的消逝」未必是翻譯者的終結,也可能是文化主體的重新誕生。

    過去,我們必須等待別人把我們翻譯成世界聽得懂的語言;未來,我們可以直接向世界說話。而當我們終於擁有了看見全世界的能力之後,考驗才剛剛開始:我們和世界交流叙事時,靈魂可能進入到多深的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