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研創]寺廟成商品，日本人又慌了？

本文從「重寫全球秩序」的視角，來解析一則新聞〈日本4000寺廟快倒閉，成了中國富豪獵物? 〉，背後折射出的三種文化心態與結構性焦慮。

重點不在真假細節，而在為何這類敘事會在日本社會引發強烈共鳴，以及它如何對應一個正在鬆動的世界秩序。

一、為何說「這回日本人徹底慌了」——不是怕錢，是怕文化主權失守

表面看，日本社會的焦慮似乎來自「中國資本進入宗教與殯葬產業」，但更深層的恐懼其實是：「連最後的精神避難所，都無法靠制度自保了。」

1.寺廟在日本不是「宗教場所」，而是文化基礎設施

在日本，寺廟與神社同時承擔：

• 家族記憶（祖先、墓地）
• 地域共同體中心
• 生死倫理與秩序
• 稅制與信任的象徵性存在

當寺廟被視為「可套利的制度工具」，對日本人而言，這不只是資本問題，而是文化神聖性被金融化。

2.真正的恐慌：日本制度正在被「合法利用」

新聞最刺痛日本社會的不是「外國人買寺廟」，而是：

• 一切完全合法
• 利用的是日本自己設計的制度
• 而日本社會卻無力阻止

這意味著：日本引以為傲的“高信任、低對抗”社會模型，正在被全球資本精準拆解。這種恐慌，本質上是秩序失效的恐慌。

二、「中資入場國外核心文化領域」的隱憂——不是擴張，而是文明邏輯的錯位

這類報導在日本語境中，往往被包裝成「中國資本滲透」，但真正的不安點在於文化心態的差異。

1.核心衝突不在國籍，而在「用途理解」

•對日本社會而言：宗教法人 = 公共信任 + 神聖空間
•對部分中資操作邏輯而言：宗教法人 = 稅務工具 + 資產通道

這不是陰謀論，而是不同文明對制度的使用方式不同。

[愛墾研創·陳楨]AI年代的寫意畫韻～～有些人把一些時髦的關鍵詞「剪切與粘貼」處理後，交給人工智能去生成一篇文章。明眼人一看，馬上就可以察覺到它「沒有靈魂」。當然，有些關鍵詞可能因為時尚關係，固然招人矚目，但好文章需要個人察覺，需要洞見，才算得上「創作」。空有名堂、名目，終究是辜負那個「目」。有名無目，就空有其外，沒有內觀。沒有時代、環境與社羣的意義脈絡。

這段論述深刻地揭示了當代「AI 生成內容」與鄧以蟄教授、陳明發博士所強調的「境遇」美學之間最本質的衝突。

在「境遇」的語境下，所謂「沒有靈魂」的作品，正是因為它只有「名堂」而無「內觀」，只有「數據」而無「脈絡」。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層次來解構這段話的深意：

1.「剪切與粘貼」：缺乏「感情與知識的鑄造」

鄧以蟄的視角： 鄧以蟄認為詩（好文章）的產生，必須是感情與印象透過「境遇」這部機器，「鑄成」知識（價值的判定）的過程。

境遇語境中的含意： AI 處理關鍵詞是邏輯概率的「組合」，而非生命經驗的「鑄造」。它跳過了「境遇」這個導火線。沒有主體性靈的參與，那些時髦詞彙（名目）就像鄧以蟄所說的「一握亂絲」，無法織成具有生命律動的「錦繡」。

2.「有名無目」：缺乏「立」與「見」的位格

陳明發博士的視角： 陳博士對「境」字的拆解強調了「立」與「見」。詩人必須「立」在土地上，「看見」土下的變動。

境遇語境中的含意： AI 沒有「立足點」。它不在任何具體的「土地」（時代、環境與社群）上生活，它沒有肉身去感受「土下的變動」。

「目」的缺失： 所謂「辜負那個目」，是因為「目」在古文字中代表視角與洞見。AI 只有「名目」（Label），卻沒有「內觀」（Insight）。它看得到「萬物」的數據，卻看不見「境遇」中那些精神的關節。

3.缺乏「人事意趣」：與脈絡的斷裂

鄧以蟄的視角： 真正的詩與歷史，必須具備「人事上的意趣」，讓讀者不覺得是身外之物的陳跡。這全賴對「境遇」的運用，使知識托乎感情而出。

境遇語境中的含意： AI 生成的文章往往是「去脈絡化」的。它能羅列出時代的關鍵詞，卻無法表現出這份詞彙在具體「社群脈絡」中的痛感、喜悅或歷史重量。

安頓功能的喪失： 阿諾德認為詩能「安頓」生活。但一篇沒有「境遇」深度（即無個人察覺與洞見）的文章，無法產生「精神的響應」，因此無法對現實生活提供任何實質的評價或安頓，最終只是文字的噪音。

總結：境遇是「靈魂」的棲居地

在「境遇」的語境中，本文提到的「創作」與「AI 生成」的區別在於：

AI 是「名錄的重組」： 它是平面的、統計學的，缺乏鄧以蟄所謂的「精神關節」

創作是「境遇的體現」： 它是立體的、有怒喜思憂恐等情動質感的。它需要創作者「立」在特定的時代高台上，透過「個人察覺」去捕捉那種「自然與人生的結合點」。

「有名無目」的作品，本質上是拒絕了與真實世界「發生境遇」。 這種文章雖然穿著時尚的詞彙外衣，卻因為沒有「人」在其中的具體生存姿態（即如何活著的回應），而在美學與倫理意義上都走向了空洞。這正是為什麼「明眼人」能一眼看出其缺乏靈魂——因為在那樣的作品裡，我們找不到一個可以產生共鳴的、真實的「生命境遇」。

[愛墾研創]柳宗悅、日本民藝思想與當代日本地方創生之間的關係

被稱為「日本民藝之父」的柳宗悅（Soetsu Yanagi，1889-1961），其思想在今日日本地方創生的語境中，並未過時，反而顯得愈發尖銳。當地方政府紛紛以「品牌化」「觀光化」作為振興手段時，柳宗悅對日常器物、無名勞動與地方生活倫理的思考，構成一種溫和卻深刻的反省力量。

柳宗悅於二十世紀初提出「民藝」概念，並非單純為保存傳統工藝，而是試圖指出一種被近代化遮蔽的價值體系。在他眼中，真正的美不來自個人天才，而是源於長時間、集體性的生活實踐；它存在於農村陶器、日用布料、木器與漆器之中，由無名匠人反覆製作，服務於平凡生活。這種美，是「用之美」，而非展示之美。

這一思想與當代地方創生的核心問題高度重疊。地方創生表面上是經濟政策，實質上卻涉及地方是否仍保有自我生活邏輯。柳宗悅所關心的，正是地方在被中央集權、工業化與資本邏輯吞噬之前，所蘊含的倫理與節奏。他強調工藝與土地、氣候、社群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反對將地方文化抽離其生活脈絡、轉化為純粹商品。

然而，柳宗悅的民藝思想並非單純的反現代主義。他並不否定現代生活，而是質疑「效率」與「個性」被過度崇拜的結果。在他看來，無名性不是壓抑個體，而是讓個體融入更大的生活秩序之中。這一觀點，對今日地方創生尤具啟發性：地方振興若僅依賴明星匠人或短期話題，往往難以持續；真正能延續的，是支撐日常生活的集體系統。

近年來，日本各地在推動地方創生時，重新引用民藝語彙並非偶然。從小規模工房復興、生活器物品牌化，到「工藝之鄉」的再敘事，這些嘗試本質上都在回應柳宗悅的問題意識。然而，這裡也潛藏矛盾：當民藝被包裝為觀光資源，其原本的「日常性」是否仍能維持？當地方為了生存而必須進入市場，民藝是否會被迫轉向裝飾性與高價化？

柳宗悅並未為這些問題提供現成答案，但他的思想提供了一個判準：是否仍以生活為中心。若地方創生能讓居民重新使用在地器物、重新理解自身勞動的價值，那麼即便進入市場，也仍保有民藝精神；反之，若民藝只存在於展示空間與外來消費者的凝視之中，便已偏離其初衷。

值得注意的是，柳宗悅對家庭與地方共同體的重視，在今日少子化與高齡化的日本尤顯重要。民藝不是孤立的產業，而是嵌入家庭分工、季節循環與社群關係中的生活技術。地方創生若忽略這些微小而持續的結構，只追求可見成果，往往難以抵抗時間的消耗。

總體而言，柳宗悅與日本民藝所留下的，不是一套可複製的模式，而是一種觀看地方的方式。他提醒我們，美與價值往往存在於被忽略之處，而地方的力量，來自長時間累積的生活實踐。當今日日本重新思考地方的未來，民藝不應只是靈感來源，而應成為衡量創生是否真正「為地方而生」的一面鏡子。

對照：陳明發的Population Chore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