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倫: 吹吹海風·嘗嘗鮮·麻坡巴冬

6月21日, 2014

車開過麻橋進入香妃城——麻坡，經過一排排老店屋，美食就隱藏在那六條馬路裏。相信許多人通常只會逗留在城裏，赴一場美食盛宴就匆匆離開。

來自麻坡的朋友住在麻坡以南，離市中心約15公裏處的巴冬(Parit Jawa)。因朋友的關系讓我認識了這個漁村，並在腦海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都戀戀不忘。於是，我開始探索市中心以外的麻坡，那個你會想一去再去的地方。

悠閑漁村生活

巴冬是個極為樸實低調的小漁村，那裏悠閑的生活步伐讓她顯得從容。巴冬必去的地方是停泊著顏色鮮艷漁船的海口。一艘艘漁船的倒影映在平靜的水面，偶爾有魚遊過掀起一陣漣漪。吹著溫暖的海風，讓人好好地沈澱紊亂的思緒。這裏的漁村風光還吸引了不少畫家到那兒寫生，幸運的我還巧遇了一位麻坡畫家。

當地漁民說漁船出海捕魚回來的景象非常漂亮，那是漁村才有的獨特風景。海口(Pantai Leka)旁有個小公園，大家可坐在公園的長椅享受靜謐的早晨。若是遇上退潮，飛鳥會停留在沼澤地尋找食物。傍晚時分，那裏絕對是觀賞夕陽的最佳景點。此外，公園旁還有觀景臺，您可登上觀景臺瞭望寬闊的海景。吹海風看海景對於當地人來說是如此稀松平常的事，讓我羨慕不已。

候鳥過境

熱情的村民也會親切地打招呼，娓娓道來漁村的特色。從村民的口中得知，原來巴冬是候鳥過境的天堂。這裏的生態環境每年都會吸引大批候鳥，其中包括白鷺、燕鷗及其他候鳥。每年6月至8月為觀賞候鳥的最佳季節。一群群的候鳥在沼澤地慢條斯理地覓食，飽足以後在天空飛翔，非常壯觀。許多老馬識途的攝影師也會帶著攝影器材到巴冬拍攝難得一見的候鳥。

除了觀賞候鳥，這裏還是垂釣天堂。不少垂釣者帶著釣魚竿，坐在海口那條長長的走道釣魚。另外，漁村的新鮮漁獲讓不少人到巴剎選購鮮美的魚回家。盡管這裏的海鮮價格比起其他地方稍貴，但不損其美譽，識貨之人依舊慕名而來。不如走進巴剎選購海鮮，再拿到餐館烹煮。在這裏品嘗新鮮的海鮮，絕對讓你時而回味。

阿叁魚的故鄉

不妨到附近的美食中心，那裏有多家著名的阿叁魚。這裏的阿叁魚有兩種煮法，一種為較辣的馬來風味；另一種為偏酸的華人口味。其實，兩種煮法風味都美味，采用新鮮魚肉才是這道佳肴的重點。巴冬人慣用魔鬼魚為食材，大型魔鬼魚的肉質較適合烹煮成阿叁魚。其實，在這裏隨意走都會看到阿叁魚的蹤跡。

此外，村裏的巴冬燒魚也吸引了不少饕客，更有獅城遊客專程到巴冬嘗鮮。朋友為我推薦的燒魚的確讓我眼前一亮，因為那有的確別於一般的煮法。巴冬燒魚的老板亞波烹調的辣椒燒魚，以潮州方式烹煮，讓魚更為鮮甜，有別於勁辣的燒魚，您還可嘗到魚的鮮味與綿密的肉質。

百年廟宇

百年來守護著巴冬的翠美古廟一直香火鼎盛，並虔誠地供奉著清水祖師爺。古色古香的翠美古廟每年農歷3月和農歷8月都會舉辦廟會，並請來傳統藝人表演潮州戲曲與福建大戲。漁民都相信清水祖師爺庇佑著出海討生活的漁民，因此廟會期間足見他們對信仰之虔誠。

在村莊另一頭的武吉摩爾(Bukit Mor)名氣雖然不及充滿神秘感的金山，卻是麻坡人喜歡攀登的山。徒步登山的路線不算艱難，卻極具挑戰性。從油棕園進入登山的小徑，一直往上走。盡管不算簡易的登山路程，您依舊可見當地人踏著輕松的步伐登上武吉摩爾。

巴冬這個小漁村看似平凡，卻蘊藏著讓您想一去再去的魅力。或許是那裏的美食、風光、人情味，一直繚繞在我腦海。下次到訪，我希望可以再待久一些，好好地探索這個漁村。

Panjang Yong·滿 媒介：鋼筆畫

麻坡(muar) 在福建話的諧音是“滿”，這個位於柔佛州的滿城，仍舊還留下一些舊面貌。麻坡橋下的左邊還保存著舊魚村，這裏可以看到靠岸排列滿滿的漁船。

萧今·膠林之鄉一一砂益

砂益(Sagil) 位於東甲副縣以北七英里，於一九四八年緊急法令時期建立的。目前人口三千多人，九十巴仙以上是華人，其中福建，廣東人居多，同時，又以陳林鄭姓氏占多數。村民占七十巴仙以上是靠割膠為生，堪稱是個膠林之鄉。整個村的四週均是大園丘，計:南洛園，勿冷望園，淡那美那園，東甲園，小園主也不少，不過，這些小園主多半是自己割，少有僱請工人。村民為了載膠液及路遙關係，幾乎每一戶人家均備有一輛摩多單車，因此，形成了村內摩多單車特別多。

擁有三千多人偌大的一個新村，竟連一間供人娛樂的場所都沒有，因此，每當夜幕低垂傍晚時分，青少年不是聚集在兩個公共籃球場上玩球投籃比賽，不然就是聚坐在咖啡茶室品茗，高談闊論，有者索性去擺四方城，更有者結伴到離這裏七英里外的東甲去看電影。


村內沒有社團鄉團組織，只有聖約翰救傷隊的組織，也是村內唯一能提供較健康進步予青少年活動的團體。村內的青少年皆有一種互助友愛的精神，每當村人不幸仙逝，青年無不到場協助襄理事務如:搬桌椅，搭布蓬，采購物品等。發揮助人為樂的精神。

培育英才搖籃的啟群學校（下圖/網照），建設在村內的側旁，環境清靜幽雅，是個讀書的好地方，目前莘莘學子六百多，教職十八位，分上下午班上課。


南馬最高峰奧菲爾峰一一金山就在村後，宛似一巨人俯視整個新村。常有遠近人士攀上峰頂紮營露宿，欣賞日出和日落的美景及夜晚觀賞附近鄰區夜景。近來，政府曾耗資千萬元在峰頂裝置電訊臺發射站，同時由金山蓄水池起，開辟一條長達五英里多的柏油路直通山頂，目前工程仍在進行中，禁遊客攀登。

金山蓄水池，在奧菲爾山麓下，水源由山上多條支流匯集而成一大河，小於麻河，供食水予麻屬所有鄉市。蓄水池上風景幽雅美麗，綠草如茵。囿於食水關係，不允遊客作歷身之遊。


離村子三英里外的亞逸班那瀑布（上圖/網照），也是在奧菲爾山山腳下，是遊客常到的地方，每當周日或假期，來自外坡的遊客絡釋不絕地包租巴士，私家車前來爬山越嶺，欣賞那大自然風光，登上瀑布頂躍下湖池戲水，看那灌木叢林，聽那瀑布聲，蟬聲鳥聲混合奏出悅耳的《混合交響曲》洗滌煩惱，陶醉於大自然懷抱!（取自《風雨故鄉情篇》/23-8-75 刊於星洲日報星雲版。）

昔日的“故鄉＂，今日卻變成了“他鄉＂

玉射是我出生地，但我離開它近半個世紀，在這些年來我回去不到10次。但是當我回去時景物依舊、人事全非了。現在，我即使回去也已經沒有“老家＂，更找不到老同學、老朋友了！

說到“玉射＂（Grisek）這個柔佛州麻河北岸的一個小鎮，它是在柔佛的“港主制度＂發展起來的，這又是早期華人在馬來亞披荊斬棘墾荒，洒熱血、拋頭顱的一頁墾殖史！

據Garl A.Trocki在柔佛州檔案所搜索到的251張港主地契中，有一張是回曆1330年（即公元1883年；清光緒八年）寫著Gresek（玉射的另一個寫法）港主是Wan Cheng Wan應該是“袁財源＂的潮語譯音。

由此可見，隨著潮人港主的開墾，玉射這地方也許比麻教市的開埠還要早一年。

港主制度是柔佛州天猛公依不拉欣有志開發柔佛，而於19世紀初在柔佛州推行的政策，並發出“開港准證＂（Surat Sungei）給港主。

而港主持有此證可以招收人馬開荒拓地，這塊港主所轄地，就叫“港腳＂（Kangka），所以，在柔佛州有很多地方都叫“港腳＂和某某港的。

18世紀末，柔佛州和新加坡開始種植胡椒和甘蜜。玉射在開港初期也是大量種植胡椒和甘蜜，因此在鄰近還有一個小鎮稱為“武吉甘蜜＂（BukitGambier）。

事實上，玉射在港主開拓之前，印尼的爪哇人已經在這裡河邊岸落腳，他們多是來自印尼東爪哇三寶壠東部新埠頭府（Badjonegoro）極東的“錦石＂（Grisek）新村。

當17世紀時候，荷蘭人初到爪哇時就在這裡設商館稱“東印度公司＂，是荷蘭人在東爪哇的根據地，因此，“錦石＂這地方也是爪哇感染歐風最早的地方。

所以這裡的人民也很早就出海，有一些就來到了麻河的上游落戶，也把自己家鄉的地名Grisek搬到了這裡來，在地圖上，柔佛州就有好幾個地方稱Grisek的。

新加坡有一條街，從前曾是爪哇人聚居的地方也稱為Jalan Grisek。

“玉射＂的地名來源就是這樣，過去有許多以訛傳訛，這是我作的考證，必須在此聲明一下並作糾正。

“夜來幽夢忽返鄉＂，昔日的“故鄉＂今日卻變成了“他鄉＂。

而他鄉在美好回憶中的碎片雖然一去不復返，卻是能堅實地留在我心底作永久的印記！

(脫稿於先母往生後的第十天, 7月24日,  2012-09-2012 星洲日報／星雲 - 活力副刊)

鄭文輝: 那些年，我們同住柔佛玉射( Gerisik)

退休之後為了寫《新加坡：赤道小紅點》（38萬字已出版），把家裡的資料找出來，於是翻箱倒柜一番，卻無意中掉出了一張發黃的照片。

那是一張1953年我小學畢業的群體照。這張照片卻使我的思潮墜入了回憶的深谷。

那一年，我們有16位同學一起在玉射培英學校畢業，我就是在這張照片中之一，小學畢業各奔東西去升學。

到現在幾乎都斷了線，你們在何方？我們何時能再相聚？

                                                                （黑白玉射 1939年日侵前的玉射青年团）

(黑白新山。)

在那個年代，上個世紀的四五十年代，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反殖反英情緒高昂，到處兵慌馬亂。

殖民地政府在玉射小鎮的後面建立了“新村＂，有許多居民就是在附近膠園裡“移民＂進來的，我們這一群孩子就是在這種機緣下相聚在一起，一同有緣在培英學校同窗6年，也共同過苦難的日子。

為了各自志向和前途，大家各奔東西，我在報界工作四十多年；從吉隆坡的《虎報》、《通報》一直到新加坡的報業控股《新明日報》。

從記者到總編輯到新聞培訓工作，輾轉已退休多年！現在唯一有聯絡並常碰面的，只有吳仲達，他和我同行，一直在吉隆坡擔任許多報章編輯及總編輯，現在也退休了。

培英學校是麻坡地區歷史悠久的小學之一，它創於1921年，創辦人是當時的華人僑賢戴金枝，首任校長是陳振炎。

初建於港腳“大厝＂的舊板屋內，大約有50名學生，教師的薪水及膳食費等，都由戴氏負責，學生則免繳學費。

到了1938年因學生人數增加，當時的董事長邱孝培發起了籌建新校舍，即目前的校址，當時有一間禮堂、4間教室和4間教員宿舍，還有籃球場，算是規模不錯了。

那一年是戊寅虎年，也正是我爸爸要娶我媽媽的那一年，我的清末秀才外公劉琛恰來玉射小住、“培英學校＂4個字就是他親手寫的，鑲在舊校舍那半圓的大門框上，今日不知是否依舊在？

（黑白新馬長堤。）

这个玩法有看头。

陳明發《旅遊產品多元化》

這是一張拍攝於1953年的老照片，摘自網上，背景是檳城的遊泳池。這使我想起1976年中學畢業旅行，首度踏上檳榔嶼，參觀的景點除了傳統的喬治市市區、極樂寺、蛇廟、升旗山、關仔角、巴株菲冷宜，居然還包括檳城遊泳俱樂部！

對來自柔佛南部農耕鄉鎮的鄉下仔，雖然離開臨海的新山與新加坡，雖然僅有半小時車程，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欣賞到穿泳裝的沙灘女郎。雖然山城有的是河流，許多人都諳水性，可是去到那麼“正規”的地方，誰也不敢脫掉衣服就跳下泳池去。

不遊泳，泳池與池中的水也沒什麽好看，不看人還有什麽事做呢？

今天去檳城遊玩的男女，相信誰也沒興趣去參觀那遊泳俱樂部了，要玩水不去海邊也有水上樂園。看來旅遊產品是會不斷演變的。（30.4.2021）

陳明發·放慢腳步

根據加拿大名記者奧諾德（亦譯卡爾·奥諾黑，Carl Honore）所著作的《放慢腳步》（亦譯《放慢脚步去生活》in praise of slow ）一書，自上個世紀90年代起，西方多國政府有意識地為他們的民間，制定政策抵制全球化經濟所帶來的漫長工作時間文化，而提倡在工作與私人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奧諾德說：

“雖然削減工作時數，意味著少掙錢，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種代價是值得的。英國最近的調查顯示，渴望削減工作時數的人是渴望贏得彩票的人的兩倍。美國的類似調查也表明，在兩周的休假和兩周的額外報酬之間，選擇前者的人是後者的兩倍。

”在歐洲，選擇兼職工作（編註：馬來西亞一般稱“自由業者”、“打散工”，意思是沒有固定上班的職業）不再是恥辱之事，而是成為愈來愈流行的生活方式。1999年的調查發現，歐盟77%的臨時工選擇削減工作時數，以便有更多時間陪家人、休息或從事自己愛好的活動。（奧諾德《放慢腳步》【37】）

參考：

1 https://www.slowmovement.com/

2 慢讀

居家旅遊 Staycation

Here in Malaysia , we staycation all year round .
這裏位於馬来西亞，我們一整年都可以進行留守假期啦。

Holidaymakers trying to rein in spending have popularized the term staycation ( taking a holiday without going abroad ) .
那些節省開銷的假日遊客，使得staycation（就近旅遊，即在國內或離家不遠的地方度假）一詞流行起來。

When your average carbon dioxide (CO2) emissions is 20 tons per year , going down to 18 tons is as easy as taking a staycation .
當你每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值為20噸時，降至18噸就和居家旅遊一樣簡單。

And then tell us your vacation or staycation plans for this annual leave.
然後告訴我們你這個年期的外出度假或留守假期的計劃吧。

Remember , you can have a romantic staycation anytime .
記住，任何時候你都可以宅家浪漫一下。

陳明發《實兆遠燕窩》

從北馬霹靂州太平章卡遮令，連接到南部雪蘭莪州瓜拉冷岳萬津的“E32 西海岸大道” （West Coast Expressway，簡稱WCE），全長233公里，預料將在2022年建成。部分道路已在2019年5月已開放通行。這條大道將在冠毒後，為雪、霹兩州的海濱鄉鎮/漁村帶來國内遊的荣景。

霹靂州實兆遠沿海一帶，極靠近印尼。廿年前，印尼發生大火焚林，大量燕群纷纷飛越馬六甲海峽，移居實兆遠鄉區。當時，不少印尼燕農亦隨燕子遷移，越過馬六甲海峽到此搶購原不值錢的舊店，改裝成燕屋。

區區一間整十萬元的老鋪子，最高峰曾被炒到一兩百萬，十幾二十倍的價錢。在沒有高速公路的年代，實兆遠沿常被人笑說是“實在遠”。居民跟著印尼華商的腳步，成了馬來半島第一代的燕農。養燕的風氣後來從這裏傳到濱雪鄉鎮以及其他地方。

這個地方的名氣一度響亮到連越南人都知道，特地到來收購毛燕，處理後以高價賣到中國。大家開了眼界，于是不再賣毛燕，而自己動手設工場加工生產價位更高的乾淨燕窩。

這門功夫不用飛到遠方的越南去學，就近度過馬六甲海峽就可以了。動用了當地宗親會的鄉親長老出面，請來師傅無私分享真功夫。

但是，燕群聚居一處的時間為期只有7至15年，過後就每年逐漸減少以至消聲匿跡。經過風光的二十年，印尼燕商已經幾乎完全退出實兆遠養燕業。這裏的燕城盛譽已成歷史，過去那種燕群遮天蔽日的盛況不再有。留下的產業現在都由本地人收購；印尼華商臨走還從產業賺了一筆，比本地人精明多了。

濱雪鄉鎮之一的沙白安南，是全馬繼實兆遠之後最早養燕的地區之一。我在2019年曾訪問過最早從沙白安南把養燕技術帶進沙巴的領導人黃安榮先生，他的經驗就是來自他的出生地沙白安南。他透過社會企業的方式，推廣“以燕養校”的公益活動協助獨中，算是馬來西亞的Social Innovation（社會創新）之一。這一塊，我猜測它也會是衝破馬來西亞族群籓籬的有效工具之一，沙巴土著因此很早就參與了養燕業。

我想起2017年在參與廈門洽談會期間，有位女士請我和友人到她在泉州的新居一坐。她的談話充滿了成就感與積極心，因爲連一句馬來話都不會的她，居然有本事到馬來西亞與印尼收購燕窩，靠微信買賣在三年的時間內，儲夠了錢在泉州市區買下中上水平公寓的一個單位。

有位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對這樣的本土案例深感興趣，因為它是一個無處可聽到的真實特色小鎮故事。（18.3.2021）

胡超球《金馬侖紀遊》

瘴鄉東去隔關河，形勢迴環險峻多。

野色望窮青不斷，花期無準候都訛。

當中特地昂頭立，四起群山仰面過。

結個茅廬高處住，此生清福未修何。

《南洋商報》1948年10月19日第9版

                                                                                   （金馬倫Boh茶園，Agnes Chong攝）

劉天中《花葩山晚望》

北土丹楓落，南洲粉蝶飛。

臺高花笑浪，閣晚水含暉。

劉天中《劉天中詩詞集》

                                                              （林木化【1936-2008】木刻作品）

陳明發《鹿港》


遠在鹿港進入國際遊客視線以前，海外華人在1982年已從羅大佑的歌聲中聽見了鹿港。那一年，我首遊臺灣，把從香港機場買來的免稅煙酒跟導遊換了錢，在一塊馬幣兌十八元新臺幣的年代，花起來還真有“闊”的感覺。走了書店街一身書卷氣去逛華西街夜市，不好意思吃蛇羹也不喝草龜湯，在等夥伴們到花街開完眼界出來之際，我走進唱片行一眼看見羅大佑的首張唱片《之乎者也》，不懂他是誰，還沒聽過他的歌聲，只是欣賞他的封面設計“夠特別”。那時刻當然還不懂什麼是“坎普”精神，但這人一幅介於搞神秘主義與黑社會之間或二者混合的樣子，一點也不校園、不民歌，很逆當時齊豫、銀霞、劉文正、潘安邦等人引領的潮流，他居然要唱孔老夫子？反正兜裏有零錢，便買了一個他的錄音帶。一聽之下，對也是從鄉下到城裏讀書、謀生的我來說，最捅心的，就是這首《鹿港小鎮》。

許多年後到臺中講課考察，學生尊師，安排去過一回鹿港。街頭的文創活動豐富而熱鬧，吃過蚵仔面線羹，便去包子鋪隨長長一列慕名而來的觀光客排隊。小吃得來不易，要格外深度品嚐，結果忘記了去媽祖廟後的小雜貨店看看。不過友人說，你其實也沒錯過甚麼，那只是羅大佑歌詞裏的擺設；屬於歌唱完就拆除的那種。拆除歸拆除，那麼多年了，歌聲還是不息。走在鄉鎮老街，忘記了還有幾位學生在身旁，遇上長髮盈空的姑娘走過，還是望一望。不過，不是我夢中的那一類型，應該是從臺北回來的吧。（19.5.2021）

胡超球·偶登居鑾山寫此

三年匏繫瘴江濱，難借長風奮出塵。

歲月寬閑空伏櫪，英雄筋骨愧勞薪。

壯懷老我登高志，捷足輸他履險人。

莫怪山程非坦道，巉岩面目本來真。

《南洋商報》1948年10月19日第9版

郁達夫·遊金馬崙之作

三年放棹西溪夢，忽見蘆花似夢中。

寫取秋山圖一幅，細題年月紀征東。

阿修羅箋註：

1：一九四一年新年期間，“星洲日報“同人組成才赴遊。作者曾將此詩書贈當時“星洲日報”同事陳瓊，吳繼嶽等人。

2：金馬侖，馬來西亞北部高原一消暑勝地。

3：西溪，位於今杭州市區西部，距西湖不到5公里，是罕見的城中次生濕地。這裏生態資源豐富、自然景觀質樸、文化積澱深厚，曾與西湖、西泠並稱杭州”三西”。以蘆花著名。

4：征東，自新加坡至金馬崙，是往東方向。


                                                                                   （金馬崙薰衣草花園·Agnes Chong攝）

（東甲）蕭今《磨膠刀》

割過膠的人，每個人都知道，每天割膠的膠刀，每天都要磨，唯有磨利的膠刀，割起膠來既輕鬆順利，鋒利的膠刀也會割出豐滿的膠液。

然而，割膠很多人會，磨膠刀卻不是每個人都會。

會割膠又會磨膠刀者，割膠回後，挑張矮凳或蹲或在盛水的小桶前，左手握著膠刀，右手抓著磨石，推前拉後一來一往在膠刀口磨了又磨，磨到平滑又薄又利，有人還以自已腳毛做試驗，看是否夠利。

會割膠不會磨膠刀者，每日割膠回家後，把膠刀送往到為人磨膠刀者家裏去，晚些再去拿回，自已麻煩外，亦辛苦了磨刀者。

磨膠刀最煩人的問題是膠刀割缺了口，割到堅硬鐵器之類刀尾卷了，遇到這種情形，勢必多花一些時間才能修整，問題更煩的是拿把新刀來"開刀"，非但時間長，新開的刀，第一天初用，還不定稱心滿意。

我有個陳姓朋友，自已的膠刀自己磨外，一些朋友知道他的磨術不錯，結果相傳下，很多朋友的膠刀都往他家裏送。目前他已退休沒割膠了，但每天他得蹲坐屋旁，西索西索地磨膠刀。

只因要磨膠刀，結果召來了自已要出遠門或留宿他地的困難，忐忑不安，深怕膠工們送來的膠刀沒人磨。

一天，他兒子載他到吉隆坡住下，他嚷著要回家，他兒子告訴他說，即然這麼關心膠刀沒人磨，那麼最好下次出門前告知膠工們準備多一支膠刀，以備你出門備用。

磨膠刀，尤其為人磨膠刀卻喪失了自已的自由活動時間，值得? （原載 19.6.2021 臉書）

5.3 討論

無論是理論闡釋，還是實證分析，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均處於初步探討階段，有待後續研究的進一步補充和深化。首先，古代詩詞人的西湖遊覽可能並不完全符合現代市場經濟背景下的旅遊概念③。然而，從離開慣常環境和從遊覽中獲得愉悅的特征看，古代詩詞人倒也在一定程度上與現在旅遊者保持一致。一方面，西湖很難稱得上是古代遊覽者的慣常環境。

古代杭州城區並不大，五代吳越國以來就以湧金門（一直到民國初期才被拆除） 與西湖相隔，在空間上相對獨立。遊人遊覽西湖常常因城門關閉等原因, 被限定在一定時間以內，且出遊方式以步行和馬車為主，在交通上較為不便。

另一方面，古代詩詞人一般並不以遊覽西湖作為謀生的手段。相反，他們多以遊山玩水，吟詩作詞為樂。

其次，本文中旅遊者符號實踐的三大支撐理論，由筆者依據理論指導的關聯性和重要性而提出，可能還不夠全面。旅遊者符號實踐是典型的跨學科研究領域。相信隨著不同學科知識體系的不斷融合，新的理論視角的不斷出現，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也必然能夠獲得更多的理論關照。

最後，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離不開現實中的旅遊實踐。本文中對旅遊者符號實踐概念，基本內涵的探討尚需通過不同年代、不同情境、不同類型旅遊者符號實踐行為的實證研究加以不斷檢驗、修正和深化。

致謝：感謝匿名審稿專家對本文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文責筆者自負。

註釋：

①“玉局仙”在這里借指蘇軾。蘇軾曾任玉局觀（傳說是老子講過經的道觀）提舉，並自稱玉局翁。

②“髯蘇”為蘇軾的別稱。

③如申葆嘉先生就認為旅遊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參見申葆嘉：《旅遊學原理》，中國旅遊出版社，2010 年版，第40-50 頁。

參考文獻

陳崗·西湖：旅遊者符號（續）

5.2 研究展望

旅遊者符號實踐是一個新的概念，尚有諸多內容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這里僅提出一些筆者認為比較重要，和亟需解決的方面加以說明。

5.2.1 旅遊者符號想象與符號實踐的關聯性研究

本文僅對旅遊者符號想象與符號實踐之間的關係進行初步探討，接下來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二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機制，主要內容包括：

①旅遊者符號想像如何通過不同類型的符號敘事建構而成並形成旅遊者符號記憶；
②旅遊者如何依據符號記憶開展符號實踐，並形成新的符號敘事；
③旅遊者新的符號敘事如何實現符號想象的再生產。

5.2.2 旅遊者符號實踐中符號記憶與符號創造的關係研究

符號記憶與符號創造，是旅遊者符號實踐中的一對主要矛盾：符號記憶是符號創造的前提條件；符號創造以符號記憶為基礎，並形成新的符號記憶。需要進一步展開討論的相關問題包括：

①旅遊者如何針對符號記憶開展符號檢驗，符號檢驗的標準是什麽；
②什麽場合、事件或動機，導致了旅遊者的符號創造；
③符號創造與符號記憶有何異同，原因何在；
④符號創造如何塑造旅遊者新的符號記憶。

5.2.3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形式、內容與特征研究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常見形式包括景物拍攝、留影、人物或情節模仿、即興表演、文化附會、情感流露、旅遊話語、人際互動等。通過深入考察不同形式的旅遊者符號實踐，有助於深入研究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內容與特征。

旅遊者符號實踐內容的研究包括活動與意義、身份與關係、立場與策略、符號與聯系等方面，特征的研究包括體驗特征、行為特征、情感特征、時間特征和空間特征等方面。 

4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研究價值

4.1 理論價值

4.1.1 進一步凸顯旅遊者在旅遊吸引物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

“文本”分析一直是旅遊符號學實證研究的重要領域。學者們通過對旅遊廣告、宣傳手冊、紀錄片等傳播“文本”的符號學分析，試圖挖掘關於旅遊目的地的現代“神話”。然而，如果不能充分認識到旅遊者在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必然會得出旅遊目的地“神話”完全由資本、媒體和權力操控的偏激結論。盡管資本、媒體在現代社會中發揮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與權力的結合也越發緊密，旅遊者符號體驗中主體性和獨特性的日益增強也同樣是不爭事實。因而，加強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研究，有助於深入挖掘旅遊者在旅遊吸引物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進一步豐富和深化旅遊符號學的理論內涵。

4.1.2 深入探討旅遊體驗中的諸多二元關係

符號實踐發揮著“橋梁”作用，溝通旅遊者符號體驗中的如下矛盾關係：①主觀與客觀。通過臨場的符號實踐，旅遊者將主觀狀態的符號記憶與客觀狀態的旅遊吸引物聯系了起來；②過去與現在。一方面以往旅遊者符號實踐的成果建構了旅遊者的符號記憶，另一方面旅遊者人生經歷內化為旅遊者的行為習慣，二者均深刻影響著旅遊者當下的符號實踐；③已知與可能。符號實踐同時也是旅遊者發揮主觀能動性，重構符號關係的過程；④我者與他者。符號實踐為旅遊者與當地居民，旅遊者與旅遊從業人員，旅遊者之間的進一步符號互動提供了可能；⑤代表物與對象。通過親身的符號實踐，旅遊者不斷重新發現代表物與對象（如“西湖”與“西子”） 之間的符號關聯。

4.2 實踐價值

4.2.1 深入挖掘旅遊者行為背後的文化動機

當前國內部分旅遊者的亂拍、亂塗、亂刻、亂摸、亂爬、亂騎等不文明行為已經嚴重影響到相關旅遊景觀的建設與維護，甚至破壞了我國公民的國際形象。符號實踐的觀點認為，不文明行為並非完全由旅遊者素質低下導致，更加深層次的原因是文化動機。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深入研究，有助於深度挖掘旅遊者文化訴求，合理引導旅遊者符號化行為，提升公民文明素質，倡導文明旅遊新風尚。

4.2.2 進一步促進旅遊目的地的合理定位

符號實踐的觀點認為旅遊者具有反思和創新能力，是旅遊目的地“神話”建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與者。也就是說，旅遊目的地的形象並非完全由政府、企業和媒體等按照自身意願“生產”出來，而是同時也需要接受一代又一代旅遊者的持續檢驗、深化和再創造。因而，加強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實證研究，探尋其真實符號體驗，有助於促進目的地的合理定位，提升旅遊者的體驗質量，推動旅遊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5 結論與討論

5.1 主要結論

以杭州西湖的“西子”詩詞為例，本文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基本內涵、理論支撐與研究價值進行初步探討。符號實踐觀念認為旅遊者不是旅遊吸引物符號的被動接受者，而是將其符號記憶運用到旅遊實踐中去加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的符號實踐者。符號學理論、實踐理論和（身體） 現象學理論為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提供了有效理論支撐。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不僅有助於進一步凸顯旅遊者在旅遊吸引物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深入探討旅遊體驗中的諸多二元關係，而且有助於深入挖掘旅遊者行為背後的文化動機，促進旅遊目的地的合理定位。（下續）

相比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皮爾斯的一般符號學具有循環解釋的能力，這也是該符號學更加具有靈活性和一般性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說，由於蘇軾詩的緣故，不僅可以用“西湖”來指代“西子”，同樣也可以用“西子”來指代“西湖”。這樣，“西子”就成了關於杭州西湖的品牌符號。

隨著杭州西湖在國際範圍內影響力的不斷增大，“西子”也成為各大商家（特別是杭州本土商家） 奮力爭奪的品牌資源。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經有酒店、電梯、時裝、攝影、門窗等行業的企業單位，註冊並運用了“西子”相關品牌。

                 圖2 旅遊者符號實踐示意圖 Fig.2 Schematic Plot of the Tourist Semiotic Practice

旅遊者符號實踐可以看成是，索緒爾符號與皮爾斯符號之間的溝通和聯系（圖2 中間部分）。索緒爾符號學分別解釋了，杭州“西湖”與“西子”符號，二者因為所指（即西湖之美與西施之美） 的相似性從而具有天然的聯系。

皮爾斯符號學將“西湖”與“西子”符號聯系在一起，用西子之美來解釋西湖之美。旅遊者符號實踐則是指旅遊者在親身體驗的基礎上，充分比較“西湖”符號與“西子”符號（索緒爾符號） 之間的相似之處，從而驗證並重新闡釋二者之間的可解釋性（皮爾斯符號）。

（續上）3旅遊者符號實踐的理論支撐

旅遊者符號實踐，是典型的跨學科研究領域，涉及到旅遊學、社會學、符號學、地理學、文化學、歷史學、管理學等諸多學科的相關理論。本文只探討與旅遊者符號實踐直接相關的三大理論支撐：符號學理論、實踐理論和（身體） 現象學理論。

3.1 符號學理論

通常認為現代符號學的兩大流派，分別是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結構主義符號學） 和皮爾斯的一般符號學，前者側重符號的意指與交流層面，後者側重符號的認知與思維層面[39]。

索緒爾把語言符號分為能指（signifier） 和所指（signified）兩部分，前者指符號的音響形象，後者是指符號所表達的概念[40]。後來經過羅蘭·巴特等人的推廣，索緒爾的符號學被廣泛用於文化現象的分析，其中“能指”可以理解為符號載體，而“所指”可以理解為文化意義[41]。

如圖2 上部分所示，在比較杭州西湖與西施之美的相似之處時，“西湖”和“西子”均可以運用索緒爾符號學加以分析：杭州“西湖”符號的能指為西湖的物質載體，所指為西湖之美；而“西子”符號的能指為西子本人，所指為西施之美。

一方面，西湖與西施同有一個“西”字，在音響形象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另一方面，西湖的水之美與西子的女性之美的關聯，也符合人們對自然的審美意趣。正是由於西湖與西施之間的這種相似性和關聯性，杭州“西湖”符號與“西子”符號之間就天然地存在一定的符號聯系。

皮爾斯將符號分為代表物（representamen）、對象（object）和解釋項（interpretant） 三部分，三者之間的關係也被稱為符號三角（semiotic triangle）。

根據錢德勒（Chandler）的解釋，皮爾斯符號的“代表物”和“解釋項”，分別類似於索緒爾符號的“能指”和“所指”，因而可以看成一個索緒爾符號[42]。其符號中的“對象”則可以看成一個線索，提示“代表物”與“解釋項”之間的聯系。

旅遊符號實踐者對旅遊符號進行再加工，賦予其新的內涵。經過歷代文人墨客持續的符號檢驗和深化，“西子”符號已經成為古今中外無數旅遊者關於杭州西湖的重要文化想象。然而，在特定時空背景下，旅遊者特殊人生經歷必然賦予杭州西湖以特別的文化內涵，從而導致“西子”符號的再創造。通常，“西子”符號代表了中國古典美女形象。晚清打趣詩“欲把西湖比西子，於今西子改西衣” [2]，則描述了特殊時代背景下，杭州西湖“西子”符號增添的新文化內涵。

2.5 動態演進

旅遊者符號實踐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建立在符號記憶基礎上的動態演進過程（圖1）：① 符號想象由不同主體（政府、開發商、媒體、旅遊者、居民等）、不同途徑（宣傳手冊、廣告、報刊、書籍、網絡、博客等）、不同方式（話語、圖片、影像、身體等） 的符號敘事社會建構而成；② 通過符號想象，旅遊者形成一定的符號記憶；③ 旅遊者依據其符號記憶開展符號實踐，產生新的符號敘事（如遊記、口碑）；④ 借助敘事更新，符號想象實現再生產，並引發新一輪的旅遊者符號實踐。

雖然古代傳播媒介發達程度，遠比不上現代社會，杭州西湖的“西子”符號想象，由蘇軾等人的詩詞社會建構形成以來，也正是通過一代又一代旅遊者，不斷的符號敘事和符號實踐，才形成今天豐富而深刻的文化內涵。

圖1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動態演進過程
Fig.1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Tourist Semiotic Practice


註[2] 吳晶.西湖詩詞[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11-18.

陳崗〈西湖：旅遊者符號〉（3） 2.1 親身體驗

旅遊者符號實踐建立在其臨場身體體驗的基礎之上。

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在親身體驗的基礎上，感悟到杭州西湖的晴天水光瀲灩，好比濃妝的西子，而雨天則山色空蒙，好比淡妝的西子，於是才創作了《飲湖上初晴後雨》。

親身體驗不僅是杭州西湖“西子”符號產生的根源，而且也是後來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前提，包括兩層含義：其一是臨場感。離開慣常環境，身臨杭州西湖現場賦予了旅遊者特殊的心理感受；其二是具身化體驗（embodied experience）。旅遊者能夠綜合運用身體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甚至第六感） 感知杭州西湖，為杭州西湖“西子”符號的進一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做好準備。

2.2 符號檢驗

旅遊者並不總是符號的被動接受者。追求真實性的旅遊者，通過親身體驗對旅遊符號進行檢驗。盡管蘇軾詩已經深入人心，歷代西湖遊覽者並不是被動地接受杭州西湖的“西子”符號，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將其運用到實踐中去，以檢驗其真實性。正是因為如此，南宋江湖詩人武衍才發出感慨：“除卻淡妝濃抹句，更將何語比西湖?”點出了蘇軾將西湖比作西子的恰到好處。同時代著名詩人陸遊更是對雨天淡妝西子的比喻大加贊賞，其在《真珠園雨中作》中指出“坐誦空蒙句，予懷玉局仙 ①”，並認同微雨中西湖是“猶得西施作淡妝”（《湖中微雨戲作》）。當然，符號檢驗也有不通過的時候。南宋詞人盧炳《驀山溪》中詞句“淡妝西子，怎比西湖好”，則點出了作者與蘇軾的不同觀點。

2.3 符號深化

旅遊符號實踐者在符號檢驗的基礎上進行符號深化。符號深化是指旅遊者通過親身體驗，挖掘出符號能指與所指（如本文案例中的西湖與西子） 之間的更多相似性。南宋詞人劉過在《沁園春·寄稼軒承旨》詞中，“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臺”詞句增加了“照臺”要素，進一步強調西湖之美堪比正在化妝中的西子。明代詩人聶大年詩作《西湖十景》中也提到“雨宜晴宜晚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指出不僅雨天和晴天，傍晚的西湖比作西子更加合適。明代著名西湖詩人張岱《西湖》詩中“追想西湖始，何緣得此名。恍逢西子面，大服古人評。冶艷山川合，風姿煙雨生……。問誰能領略，此際有髯蘇②”詩句更是深度刻畫了杭州西湖與西子的相似之處。

上一篇 》

綜上，以麥肯奈爾為代表的傳統旅遊符號學，側重探討旅遊“標誌”符號的生產、傳播和體驗。近年來，學者們逐步認識到，旅遊者在旅遊吸引物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同時也意識到了，身體在旅遊體驗中的重要性。

然而，由於缺乏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科學認識和系統考察，學術界尚未針對旅遊者符號創造與符號記憶之間的關係展開充分討論，對旅遊者在符號建構中主體性的探討還不夠深入。

2 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基本內涵

旅遊者受到神話傳說、歷史文化、名人軼事、旅遊廣告、旅遊手冊等，不同類型旅遊敘事的持續影響，形成一定的關於旅遊吸引物的符號想象和符號記憶。然而，旅遊者符號實踐，並不是對已有符號記憶的被動接受，而是借助旅遊者的親身體驗，不斷將其運用到旅遊實踐中去加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的動態演進過程。

根據這一理解，旅遊的符號實踐的基本內涵包括：親身體驗、符號檢驗、符號深化、符號再創造和動態演進。（上一篇）

陳崗〈西湖：旅遊者符號〉（2）

然而，對旅遊標誌符號的過度關注，已經引發了學術界的擔憂，如楊振之、鄒積藝指出旅遊的“符號化”讓遊客停留在對目的地文化的表面參與上，已經構成一種悄然滋生的危機[11]。

針對麥肯奈爾的觀點，勞（Lau） 指出旅遊者對景物的訪問確實可以從符號學角度加以概念化，但這時能指是景物本身，而所指則是真實歷史事件 [12]。勞強調了景物體驗對旅遊者的重要性，將旅遊符號學研究的關注焦，點從“標誌符號”引向了“文化符號”。

旅遊吸引物的文化符號學分析借助羅蘭·巴爾特等人的文化符號學理論對旅遊吸引物的物質載體及其文化意義進行研究，有助於進一步探討文化符號的舞臺化，與旅遊體驗真實性問題 [13-16]。

而在實證研究方面，國內學者孫九霞、李蕾蕾、彭丹、范能船、丁雨蓮、馬翀煒、馬淩、趙玉燕等學者的研究，實際上已經不同程度地體現了文化符號學思想 [17-24]。

學術界對文化符號學關注的背後，實質上是旅遊者符號體驗的深化，和符號建構中主體性的顯現。從旅遊體驗的內容和手段來看，整個旅遊體驗過程，其實是一個符號的解讀過程 [5]。

旅遊人（旅遊者、旅遊目的地居民和旅遊從業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實質上就是符號的互動 [25,26]。庫勒（Culler）的研究點明了旅遊者在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他把旅遊者比喻為“符號軍隊”，認為旅遊者在體驗過程中既制造標誌和景觀之間的聯系，也在找尋標誌和景觀之間的聯系 [27]。

厄里（Urry） 進一步指出，在旅遊者的目光的凝視之下，一切景觀都被賦予符號意義，一切景觀都變成了文化景觀[28]。而科恩（Cohen）、劉丹萍、戴光全、張朝枝等學者，關於旅遊者攝影行為的研究，則專門深入探討了旅遊者在旅遊影像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29-32]。

身體處於旅遊實踐的核心[33]。學者們已經認識到身體的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均對旅遊體驗產生顯著影響 [28,34-37]。巴柯豪斯（Backhaus） 和穆倫吉（Murungi） 將符號景觀的理論基礎，建立在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之上，指出在具身化的前認知層面，活的身體（lived-body） 與世

陳崗〈西湖：旅遊者符號〉（2）

然而，對旅遊標誌符號的過度關注，已經引發了學術界的擔憂，如楊振之、鄒積藝指出旅遊的“符號化”讓遊客停留在對目的地文化的表面參與上，已經構成一種悄然滋生的危機[11]。

針對麥肯奈爾的觀點，勞（Lau） 指出旅遊者對景物的訪問確實可以從符號學角度加以概念化，但這時能指是景物本身，而所指則是真實歷史事件 [12]。勞強調了景物體驗對旅遊者的重要性，將旅遊符號學研究的關注焦，點從“標誌符號”引向了“文化符號”。

旅遊吸引物的文化符號學分析借助羅蘭·巴爾特等人的文化符號學理論對旅遊吸引物的物質載體及其文化意義進行研究，有助於進一步探討文化符號的舞臺化，與旅遊體驗真實性問題 [13-16]。

而在實證研究方面，國內學者孫九霞、李蕾蕾、彭丹、范能船、丁雨蓮、馬翀煒、馬淩、趙玉燕等學者的研究，實際上已經不同程度地體現了文化符號學思想 [17-24]。

學術界對文化符號學關注的背後，實質上是旅遊者符號體驗的深化，和符號建構中主體性的顯現。從旅遊體驗的內容和手段來看，整個旅遊體驗過程，其實是一個符號的解讀過程 [5]。

旅遊人（旅遊者、旅遊目的地居民和旅遊從業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實質上就是符號的互動 [25,26]。庫勒（Culler）的研究點明了旅遊者在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他把旅遊者比喻為“符號軍隊”，認為旅遊者在體驗過程中既制造標誌和景觀之間的聯系，也在找尋標誌和景觀之間的聯系 [27]。

厄里（Urry） 進一步指出，在旅遊者的目光的凝視之下，一切景觀都被賦予符號意義，一切景觀都變成了文化景觀[28]。而科恩（Cohen）、劉丹萍、戴光全、張朝枝等學者，關於旅遊者攝影行為的研究，則專門深入探討了旅遊者在旅遊影像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29-32]。

身體處於旅遊實踐的核心[33]。學者們已經認識到身體的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均對旅遊體驗產生顯著影響 [28,34-37]。巴柯豪斯（Backhaus） 和穆倫吉（Murungi） 將符號景觀的理論基礎，建立在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之上，指出在具身化的前認知層面，活的身體（lived-body） 與世

與其它類型文化景觀相比，關聯性文化景觀被天然地賦予了更多的文化敘事，文化內涵也更加豐富。詩詞是杭州西湖文化敘事中的一種重要形式。宋代大文豪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詩中“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著名詩句，將杭州西湖之美與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聯系了起來。從此，杭州西湖也有了“西子湖”的美譽，“西子”也成了杭州西湖的重要品牌符號。

杭州西湖的美女形象並非源於蘇軾。關於杭州西湖的眾多文化敘事中，贊揚其東方女性美的特質，一直是一個重要主題。早在蘇軾之前，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就已經用“青羅裙帶展新蒲”、“草綠裙腰一道斜”等美麗女性的形象形容杭州西湖。

同樣，杭州西湖的“西子”符號建構也並非止於蘇軾。蘇軾賦予杭州西湖以“西子”符號之後，武衍、盧炳、陸遊、董嗣杲、劉過、張岱等著名詩詞人一次又一次地將杭州西湖與“西子”之間的聯系推向深入[2]。正是諸多文人墨客對杭州西湖“西子”符號的持續檢驗、深化和再創造，才使得該符號能夠不斷的吸收新的元素，內涵日益豐富。

旅遊者符號實踐是指借助親身體驗，旅遊者不斷將其關於旅遊吸引物的符號記憶，運用到旅遊實踐中去加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的動態演進過程。正是通過旅遊者符號實踐，包括杭州西湖“西子”符號在內的不同類型旅遊，吸引物符號才能夠得到持續的傳承和創新。

然而，通過對旅遊符號學研究歷程的回顧，可以發現學術界尚未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加以特別關注。鑒於此，本文以杭州西湖的“西子”詩詞為例，在梳理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對旅遊者符號實踐的基本內涵、理論支撐與研究價值進行探討。

1 研究綜述

符號學已經成為旅遊研究的重要理論視角。麥肯奈爾（Mac Cannell） 較早將符號學理論運用到旅遊研究中，認為旅遊吸引物符號的能指為標誌（marker，即關於景物的信息），所指為景物（sight），並特別強調了旅遊活動中標誌體驗的重要性[3]。

受麥肯奈爾經典研究的影響，傳統旅遊符號學研究較多地，圍繞“標誌”符號的生產、傳播和體驗展開。早期的相關研究學術界已有較為完整的評述[4-6]，這里不再贅述。由於互聯網日益成為影響旅遊想象和旅遊者實踐的重要媒介，學者們開始關注旅遊“標誌”符號的網絡傳播模式、內涵與效果等方面[7-10]。

[1] WHC.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EB/OL]. (2013- 07- 01) [2015- 01- 07]. http://whc.unesco.org/archive/opguide13-en.pdf.

[2] 吳晶.西湖詩詞 [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5: 11-18.

原題〈旅遊者符號實踐初探——以杭州西湖“西子”詩詞為例〉

（本文作者陳崗單位：杭州師範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杭州311121）

原載 2015 年第5 期總第145 期人文地理

陳崗〈西湖：旅遊者符號〉（1）

提要：旅遊者符號實踐概念的提出，旨在進一步凸顯旅遊者在旅遊吸引物符號建構中的主體性。本文以杭州西湖的“西子”詩詞為例，初步探討了旅遊者符號實踐概念的基本內涵、理論支撐與研究價值。旅遊者符號實踐並不是對已有符號記憶的被動接受，而是借助旅遊者的親身體驗，不斷將其運用到旅遊實踐中去加以檢驗、深化和再創造的動態演進過程。


符號學理論、實踐理論和（身體）現象學理論，構成了旅遊者符號實踐研究的三大理論支撐。符號實踐是旅遊者符號體驗過程中主觀與客觀、過去與現在、已知與可能、我者與他者、代表物與對象等諸多二元關係的中間環節和關鍵樞紐，既關係到旅遊者的符號體驗質量，也與旅遊目的地可持續發展息息相關，因而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2011 年，杭州西湖作為我國迄今為止唯一一例“關聯性文化景觀（Associative cultural Landscape） ”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根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操作指南》，關聯性文化景觀“以與自然因素、強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相聯系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證為特征”[1]。

陳明發·柔佛古来古迹

在社媒羣組問老鄉同學，這照片裏的古来歷史遺蹟是什麽玩意兒。

照片是整20年前在古來市議會旁拍的。是熏膠片廠房的烟囱嗎？記得老同學林明義以前就住這附近。有人答，是當年焚燒垃圾的地方。明義說，不是的，是厨房的烟囱。


厨房遺迹？一柱一柱怎麽靠得那麼近？那肯定是很大的房子，普通人家哪需要那麽多的排氣管？照明義的記憶，那片空地上曾是村長的大房子。我做了個猜測，那廚房很可能是當年緊急狀態時期（1948-1960年）燒大鍋飯的地方。燒好了，送到新村某个固定地点，各家各户拿着碗捧着碟来領。在對抗馬共的年歲，截流糧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我1961年三歲時才從巴生外婆家下到古來榴槤頭，就是父親爲了我和母親可避過古来新村那個時期的困難生活。

這烟囱古迹旁過去是個大操场。馬戲團、遊藝場到來時，都是在哪兒紥營，鎮上可熱鬧好一陣子。

我家後面有條小路，五分鐘穿過去，便到了那儿。馬戲團的大象、老虎獅子嚎叫，睡夢裡都聽得到。

小孩最樂的，是一列大象隊伍一隻緊跟一隻，從馬戲團紥營處出發去新街場古來河洗澡。後面總會跟着一群唧唧喳喳的村中孩子。

馬戲團那時候如果要招新人，孩子們恐怕會馬上跟着他們走。（19.12.2023）

補註：

蔡漢生同學回應: 當年古來的警察局就是在這裏，這裏有一排警察宿舍，一個烟囱一個家庭的廚房。

我: 這麽靠近，像是膠園“公司屋”那樣的建築。茅廁與洗澡間都是在外面共用的。我根據小時候去過新港，二號公司，三號公司等處的模糊印象猜測。

（20.12.2023）

陳明發·柔佛古来古迹（大發現）

謝謝蔡漢生同學，他神通廣大，找来了這個古来公園古迹的前世身份，有圖為證呢。

也謝謝他的同學Chin Siow Eng的口述歷史，Hjh Rosmawati Abdul Aziz珍貴的歷史照片。

好幾年前，我曾嘗試在面子書羣組詢問這事，結果全無音信。這回，真是喜出望外了。

Message by Chin Siow Eng:

Very imaginative guesses abt the chimneys haha. When the old police quarters were demolished and turned into a park, they kept some of the chimneys. One of my old classmates used to live at the police barrack, a stone’s throw from our primary sch. Enlarge photo to hv an idea how the barrack looked like, each unit with its own kitchen( n chimney). Photo courtesy of my old classmate, Hjh Rosmawati Abdul Aziz.

陈明发·古来哥打路新廊园坵（Kelan Estate）

1970年代末大火灾前，从新山走唯一的大路北上，过了古来哥打路口百来二百公尺，大街右手边第一间店，是侨亚酒家。

它后面是火车路，过了火车路有个巴士终站。念预备班时，我曾在这里乘车到新廊园坵（Kelan Estate）去找戴国富、戴本良和符汉仁同学。

上吉隆坡念书后很多年，我把那地方记成了另一个园坵，新港（Sengkang）。

我离开古来毕竟太久了。

这两个地方，英文读音分别很大。

用地方上通用的海陆丰、河婆客家话来念，新廊是Sin Long；新港是Sin Kong。

华语读音也很接近，但还是有所区别。

许多时候，那“新廊”总让人想到“新郎”；“新郎是新廊人”听起来就别扭。

客家话就没这问题：Sin Long（第二声） Hei Sin Long（第四声） Yin。

Administration

Little is known on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used in Pahang, but throughout its history, several government titles are recorded. The government was headed by a maharaja (literally 'emperor') as an absolute monarch,[47] a similar title held by its overlord in Ligor.[48] Towards the end of the kingdom, the maharaja was recorded by de Erédia as belonging to the same dynasty that ruled Ligor.[49] A title known as Senapati was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Song, a Sanskrit word literally means 'lord of the army'. The Senapati was recorded in the Chinese chronicle to had headed several envoy missions to China.[50] Other than that, a Pahang Shahbandar was known to have ruled Temasek before the island was wrested from Pahang by the Sang Sapurba dynasty. The word Shahbandar is a title adopted from Persian that literally means 'lord of the port'.[51]

The old court name was Inderapura, and the capital has always been known as 'the town'. The pre-Melakans calling it by Sanskrit name Pura, the Malays 'Pekan', the Portuguese 'a Cidade', while the people of Rompin and Bebar described the capital as Pekan Pahang. Pura may have covered a much larger than the town known as Pekan today. In addition to modern Pekan, it appears to have comprised the land on the banks of Pahang river as far as Tanjung Langgar.[52]
Culture

The culture of ancient Pahang was the result of amalgamation of various Mon-Khmer and Malayic cultures.[53][54] The pre-Melakan inhabitants of the country, together with people of Isthmus region's civilisation further north, we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as 'Siamese' in the Malay Annals[55] of the Melaka Sultanate, although they were identified culturally as Malays by Portuguese historian de Erédia.[56] On the other hand, de Erédia adopted the term 'Siam' and applied it in a broader context, referring to the overlord of these historical 'Siamese' people, that is the Thai kingdom of Ayuthaya.[57] This broad Portuguese application of the term was later popularised as an exonym for successive Thai kingdoms by other European writers.

In the classical Malay text Hikayat Hang Tuah, it was noted that although the Pahang people regarded themselves as Malays, they spoke and sang their folk songs in an outlandish language that differs from the Malay language spoken in Melaka, which would indicate a mixture of tongues and races.[58] The pre-Melakan Pahang people were also described by Fei Xin as the adherents of Mahayana Buddhism, on which were superimposed tantric orgies involving human sacrifices. Its influence in Pahang, though it wan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Islam, may be traced up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17th century.[59]

Economy

The most important product of ancient Pahang was gold. Its auriferous mines were considered the best and the largest in the whole peninsula. It was from here that there came the gold which formed the subject of the ancient trade with Alexandria.[60] The peninsula as a whole was known to the world as a source of the precious metal to the extent that it was proclaimed Chrysḗ Chersónēsos (the golden peninsula) by Ptolemy.[61] According to Fei Xin, Pahang also produced rice, salt which was made by boiling the sea water, and wine by fermenting the sap of the coconut tree. Fei Xin also mentioned on rare and valuable forest products like camphor barus, olibanum, agarwood, sandalwood, sapanwood, pepper and many others. Pahang, in turn, imported silver, coloured silk, Java cloth, copper and ironware, gongs and boards.[62](source: Wikipedia)

The History of Ming records several envoy missions from Pahang to the Ming court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In the year 1378, Maharaja Tajau sent envoys with a letter on a gold leaf and bringing as tribute six foreign slaves and products of the country. In the year 1411, during the reign of Maharaja Pa-la-mi-so-la-ta-lo-si-ni (transliterated by historian as 'Parameswara Teluk Chini'), he also sent envoys carrying tributes. The Chinese returned the favour in 1412 by sending the legendary Admiral Zheng He as an envoy to Pahang, and in the year 1414, Pahang sent tribute again to China. In the year 1416, they sent tribute together with Kozhikode and Java envoys, and in return Zheng He was again ordered to go to Pahang.[44]

Melakan invasion

The 15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rise of Melaka Sultanate, which under the Sang Sapurba dynasty had aggressively consolidated its influence on the west coast of Malay peninsula. Earlier, at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 the dynasty wrested the small trading outpost at Temasek from Pahang influence and established the short-lived Kingdom of Singapura which was sacked by the Javanese a century later. The renegade last king Seri Iskandar Shah established Melaka to succeed Singapura.

Muzaffar Shah, the fifth sultan of Melaka, who reigned from 1445 to 1458, refused to acknowledge the suzerainty of Ligor over his country. The Ligorians, in assertion of their claim, sent an invading army led by Awi Chakri, overland to Melaka. The invaders, who were aided by Pahang auxiliaries, followed the old route by the Tembeling, Pahang and Bera rivers. They were easily defeated and fled back by the same route. Subsequently, they attempted a naval invasion, but were again beaten. Muzaffar Shah then conceived the idea of checking Ligorian pretensions by attacking the Ligor vassal state of Pahang. An expedition was organised by Muzaffar's son, Raja Abdullah and was personally led by the Melakan Bendahara Tun Perak with two hundred sail, big and small, accordingly proceeded to Pahang and conquered it in the year 1454. The reigning ruler of Pahang, Maharaja Dewa Sura, fled to the interior while his daughter Putri Wanang Seri was captured. The victors, anxious to gain the goodwill of the Bendahara, hastened in pursuit of the fugitive king until he was captured and carried together with his daughter to Melaka.[45]

In the year that Pahang was conquered, Raja Abdullah married Putri Wanang Seri, the daughter of the captive king, whose name had been changed, probably on conversion to Islam, to Putri Lela Wangsa. By her he had two sons Raja Ahmad and Raja Muhammad.[46]

By the middle of the 5th century, another polity suggestive as ancient Pahang, was described in the Book of Song as Pohuang or Panhuang (婆皇). The king of Pohuang, She-li- Po-luo-ba-mo ('Sri Bhadravarman') was recorded to have sent an envoy to the Liu Song court in 449–450 with forty-one types of products. In 456–457, another envoy of the same country, led by a Senapati, arrived at the Chinese capital, Jiankang.[29] This ancient Pahang is believed to had been established later as a mueang[30] to the mandala of Langkasuka-Kedah centred in modern-day Patani region that rose to prominence with the regression of Funan from the 6th century.[31] The Langkasuka-Kedah with its city states that controlled both coastal fronts of Malay peninsula, assumed importance in the trading network involving Rome, India and China.[32] The growth in trade brought in foreign influence throughout these city states. The discovery of many Buddhist votive tablets and Hindu icons points toward strong Indian influence during this period.[33]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8th century, Langkasuka-Kedah came und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hegemony of Srivijaya. However, the gradual domination of Langkasuka-Kedah was not achieved by conventional warfare, and no records of major seaborne naval expeditions exist. The submission of Langkasuka-Kedah to the might of Srivijaya was of benefit and interest to the former for, as a commercial centre, it was useful to be allied to a powerful with a navy strong enough to protect them.[34]

Classical period

In the centuries that followed, up to the final decline of Srivijaya, Langkasuka-Kedah was one of its closest allies and Kedah rose to become a principal port and even the seat of the Srivijayan Maharaja. Langkasuka-Kedah's fortune were, therefore intertwined with Srivijaya's, and the former's decline only came after the fall of the latter to Chola raids from South India in the 11th century.[35] The power vacuum left by the collapse of Srivijaya was filled by the rise of Nakhon Si Thammarat Kingdom, commonly known in Malay tradition as 'Ligor'. By the 13th century, the kingdom succeeded to incorporate most of the Malay Peninsula including Pahang under its mandala. During this period, Pahang, designated as Muaeng Pahang[36] was established as one of the twelve naksat city states[37] of Ligor.[38] In the early 14th century, the fortune of Ligor was in turn eclipsed by the rise of Thai Buddhist power, and the expansion southwards by Ram Khamhaeng of Sukhotai who brought it under Thai hegemony.[39]

The 14th century was the time of the earliest recorded evidence of Islam in the east coast of Malay peninsula.[40][41] The period also coincides with Pahang, began consolidating its influenc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Malay peninsula. The kingdom, described by Portuguese historian, 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 as Pam, was one of the two kingdoms of Malayos in the peninsula, in succession to Pattani, that flourished 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Melaka in the 15th century. The Pahang ruler then, titled Maharaja, was also the overlord of countries of Ujong Tanah ('land's end'), the southerly part of the peninsula including Temasek.[42] The Majapahit chronicle, Nagarakretagama even used the name Pahang to designate the Malay peninsula, an indic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is kingdom.[43]

Prehistory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revealed the existence of human habitation in the area that is today Pahang from as early as the paleolithic age. At Gunung Senyum have been found relics of mesolithic civilisation using paleolithic implements. At Sungai Lembing, Kuantan, have been discovered paleolithic artefacts chipped and without trace of polishing, the remains of a 6,000-year-old civilisation.[19] Traces of Hoabinhian culture is represented by a number of limestone cave sites.[20] Late neolithic relics are abundant, including polished tools, quoit discs, stone ear pendants, stone bracelets and cross-hatched bark pounders.[21] By around 400 BC, the development of bronze casting led to the flourishing of the Đông Sơn culture, notably for its elaborate bronze war drums.[22]

The early iron civilisation in Pahang that began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Common Era is associated by prehistorians with the late neolithic culture. Relics from this era, found along the rivers are particularly numerous in Tembeling Valley, which served as the old main northern highway of communication. Ancient gold workings in Pahang are thought to date back to this early Iron Age as well.[23]

Early period

The Kra Isthmus region of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its peripheries are recognised by historians as the cradle of Malayic civilisations.[24] Primordial Malayic kingdoms are described as tributaries to Funan by 2nd century Chinese sources.[25]

Ancient settlements can be traced from Tembeling to as far south as Merchong. Their tracks can also be found in deep hinterland of Jelai, along the Chini Lake, and up to the head-waters of the Rompin.[26] A polity identified as Koli in Geographia or Kiu-Li, centred on the estuary of Pahang River south of Langkasuka, flourished in the 3rd century CE. It possessed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port, where many foreign ships stopped to barter and resupply.[27] In common with most of the stat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during that time, Kiu-Li was in contact with Funan. The Chinese records mention that an embassy sent to Funan by the Indian king Murunda sailed from Kiu-Li's port (between 240 and 245 CE). Murunda presented to the Funanese king Fan Chang four horses from the Yuezhi (Kushan) stud farms.[28]

Old Pahang Kingdom

Old Pahang Kingdom (Malay: Kerajaan Pahang Tua[4]) was a historical Malay polity centred in the Pahang region in the east coast of Malay Peninsula. The polity appeared in foreign records from as early as the 5th century[5] and at its height, covered much of modern state of Pahang and the entire southerly part of the peninsula.[6] Throughout its pre-Melakan history, Pahang was established as a mueang[7] or naksat[8] of some major regional Malayic mandalas including Langkasuka,[9] Srivijaya[10] and Ligor.[11]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15th century, it was brought into the orbit of Melaka Sultanate and subsequently established as a vassal Muslim Sultanate in 1470, following the coronation of the grandson of the former Maharaja as the first Sultan of Pahang.[12]

The naming of Pahang relates to the ancient practice in Malayic culture of defining territorial definitions and apportioning lands by water-sheds.[13] The term 'Pahang' in referring to the kingdom thus, is thought to originate from the name of Pahang River.[14] There have been many theories on the origin of the name. According to Malay legend, across the river at Kampung Kembahang where the present stream of the Pahang parts company with the Pahang Tua, in ancient time stretched a huge mahang tree (macaranga) from which the river and kingdom derived their name. This legend agrees with oral tradition among Proto-Malay Jakun peoples that say their forefathers called the country Mahang.[15]

Other notable theory was espoused by William Linehan, that relates the early foundation of the kingdom to the settlers from ancient Khmer civilisation, and claims its naming origin to the word saamnbahang (Khmer: សំណប៉ាហាំង) meaning 'tin', based on the discovery of prehistoric tin mines in the state.[16]

There were many variations of the name Pahang in history. The Book of Song referred to the kingdom as Pohuang or Panhuang.[17] The Chinese chronicler Zhao Rugua knew it as Pong-fong. According to the continuation of Ma Duanlin's Wenxian Tongkao, Pahang was called Siam-lao thasi. By Arabs and Europeans, the kingdom was variously styled Pam, Pan, Paam, Paon, Phaan, Phang, Paham, Pahan, Pahaun, Phaung, Phahangh.[18]

东海岸经济区：关丹、北根与云冰旅游业

（关丹4日讯）彭亨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旺罗斯迪表示，自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ECERDC）（East Coast Economic Region [ECER] Development Council ）成立以来，彭亨已实施14个总值40亿令吉的高影响力项目。

他说，该项目涵盖关丹、北根和云冰等地区的旅游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发展、农业企业和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

他表示，这些项目包括马中关丹产业园（MCKIP）、北根汽车园、甘孟清真食品中心、彭亨科技园（甘孟 Gambang，Pahang Technology Park），以及关丹港扩建及城市发展 。

农业综合企业方面，已完成的项目包括姆阿占莎（Muadzam Shah）畜牧业研究与创新中心（MSCRIC）和云冰综合黄梨产业（RIPP）。

旅游业则涉及珍尼湖州立公园和北根遗产旅游发展，关丹海滨区的关丹188塔、土产手工艺商业中心和河畔公园。

他是今日在彭亨州议会议上回答巴登东姑州议员穆斯达巴隆提问时，这么说。

后者要求列出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下的高影响力项目。

确保东彭发展平衡

旺罗斯迪也介绍其他几个正在实施的项目，即关丹的遮拉丁海龟保护和信息中心及北根旧市镇的旧建筑升级改造。

正在实施的还有马中关丹产业园的3个制造业项目和一个基础设施发展项目，涉及从登嘉楼甘马挽到彭亨州重要工业地格宾的输水管道。

在回应穆斯达巴隆口头质询时，旺罗斯迪并不否认东彭和中彭有更多发展和拨款，但州政府已采取行动，确保东彭发展更加平衡。

“州政府不仅依赖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事实上自2018年，我担任州务大臣第一年已建立‘西彭Plus’（Pahang Barat Plus）计划促进区经济，许多项目正在西部实施。”

西彭包括文冬县、劳勿县和立卑县，而连突县和百乐县（Bera）则囊括在西彭Plus。

放眼明年逾11亿税收

彭亨州政府收入连续两年突破10亿令吉大关，放眼明年11亿3700万令吉税收目标。

彭亨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旺罗斯迪表示，截至12月3日，彭亨州政府已取得11亿6000万令吉收入，超过2023年财政预算案设定的10亿8000万令吉目标。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彭亨州政府连续两年收入超过10亿令吉。这使彭亨与雪兰莪和柔佛等其他发达州属持平。”

他表示，截至今年11月28日，彭亨州的投资总额为164亿令吉，其中包括47亿令吉的国内投资和116亿令吉的外国投资。

“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投资者对彭亨州的潜力和稳定充满信心。”

他今天在彭亨州议会提呈以“关注彭亨，人民繁荣”为主题的2024年彭亨财政预算案时，如此指出。

调查漏税降低债务

旺罗斯迪说，彭亨州政府将继续解决漏税问题，以增加对国库的贡献，并实现明年目标。

“我们将继续调查漏税情况，并监督参与彭亨州种植园计划的联邦机构，除了林业，我们也将探讨其他收入来源，包括可再生能源。”

同时，他表示州政府已成功减债，从去年的10亿3000万令吉减至今年11月的约9亿8349万令吉。

“如果在各方和合作下，债务能够进一步减少，彭亨州政府将继续努力降低债务。”

（2023年12月05日南洋商报；原題：大臣:涵盖多区多领域 彭40亿发展14大项目）

张庆信：备战旅游年拨款美化景点·张庆信促各州找出特色

（吉隆坡23日讯）为筹备2026年大马旅游年及促进国内旅游业发展，旅游部承诺援助申请拨款资金修复、提升和美化各州旅游景点，希望相关机构提交资助申请优先事项列表。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拿督斯里张庆信表示，本身日前与各州旅游业相关行政议员，包括州议员及官员进行交流，会上也讨论各州旅游业现况，探讨本土行业特色及促销价值，通过集思广益，以期整合旅游资源，造福当地居民。

“当中，旅游部承诺尽最大努力协助申请合理资源配置拨款改善景点设施，比如修复现已废弃的珍尼湖，希望相关机构提交拨款资助申请列出优先事项，以让这些需修复计划可以分阶段实施。”

玻霹甲旅游年

他今日在脸书专业帖文指出，上述讨论也涉及促使玻璃市、霹雳和马六甲旅游年活动取得成功筹办，以为2026年大马旅游年做好准备工作。

“旅游部通过此次会议交流，盼能更准确发现每个州属的景点特点，制定适当的改进计划及进行促销和宣传，让国际游客对大马景点的认识不仅限于吉隆坡或沙巴，相对的，马六甲、槟城等古城旅游区也将促进各州旅游经济作出贡献，将旅游经济全面发展全国各州。”

他说，彭亨、森美兰和吉打州是有潜力吸引游客的州属，如彭亨州的海滩、森美兰州的华人寺庙和吉打州的稻田，但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宣传等条件有限，以致没有真正激发其旅游经济潜力。

“如果他们能够获得必要的资源来实施改造计划，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

办更多国际化旅游活动

张庆信表示，除了鼓励与各地方政府合作举办更多大型活动，旅游部也将协助举办高水平或更多国际化旅游活动。

他说，这些活动包括皇家彭亨旗鱼国际挑战赛、马拉松赛事等、森美兰州的瓜拉庇劳西天宫、波德申的帆船和猫山王旅游配套等，以满足近年来的新旅游趋势，如极限运动、越野户外活动等。

“马来西亚旅游局还将派出更多来自各州的代表来推广和进行路演，鼓励各州旅游业者顺利与国际市场接轨，包括通过旅游部与国际电商平台的合作，推广旅游、艺术和旅游等相关国家文化。”

他说，本身将在农历新年后，前往相关州属进行勘察、考察，致力于根据现有能力提供协助和支持，包括各方面援助旅游业者特别是通过旅游部相关机构加强合作与宣传。（2024年01月24日 马新社）

年輕人往外流

亞沙漢雖然屬於野新市議會轄區，但是國會選區卻是屬於亞羅牙也國會選區。她也感謝馬華亞羅牙也區會主席拿督威拉古乃光在擔任亞羅牙也國會議員期間，給予該村協助。隨著亞沙漢州議員法依魯羅斯蘭上任後，表現很積極，也設立Whatsapp群組 ，集合村長、市議員等人在群組，若提出任何問題，包括路燈等，皆有人會協助處理。

她說，亞沙漢共有三位屬於馬六甲的巫裔村長、一位華裔村長，另一名柔佛的華裔村長，大家都會互相交流及協助解決問題。

黃梅美指出，目前一些村民也面對延長地契問題，一些僅剩10年以下的延長地契申請多數被拒絕，因此她希望州政府能夠給予關注，解決村民的隱憂。

「亞沙漢一帶發展不大，很多年輕人都選擇到外地闖，包括在新加坡、柔佛、吉隆坡一帶打拼，每逢過年過節回來，今年最值得高興，因為村民不再受到行管令限制，能夠自由回鄉過年。」

她說，在冠病疫情爆發前，當地每年都會慶祝新春晚會、不時在中秋節舉辦月光會，但是行管令後，因為疫情的緣故而取消。

慶中元最熱鬧

「其中最熱鬧的是農歷七月慶中元、新村及大街皆有慶祝，其中金山村稱為慶中元，大街則慶祝盂蘭勝會，每年農歷七月二十七至二十九，一連三天拜普渡，外地的游子紛紛回鄉參與其盛。」

她說，疫情爆發前，有關活動每年都會請歌仔戲、歌台助興、舉辦70至100席的宴會，標福品等，但是疫情爆發後就是村民拜祭後一起用餐。

「行管令後有關活動顯得比較冷清，沒有歌台，只有歌仔戲，不過每年還是很熱鬧，除了購買一只生豬，讓村民烹煮。村民除了一起享用美食，家庭主婦也會一起折金紙，游子也回來拜祭，甚至比新年還熱鬧。

至於亞沙漢大街溝渠後的地段屬於柔佛州，中華學校位於柔佛州，但是學生卻是馬六甲人，目前該校共有72位學生，包括16位學前教育班的學生。

黃梅美指出，該校目前共有50名華裔、4名巫裔、2名印裔及16名原住民學生，由10位老師教學，目前尚缺兩位老師的空缺待填補。

亞沙漢瀑布 早期很有名

亞沙漢金山也流傳著神話故事，讓該金山披上一層神秘感，過去也有不少人聞名到亞沙漢瀑布游玩，是當地著名的旅游景點之一。

黃梅美指出，早期的亞沙漢瀑布很出名，很多人一家大小到該瀑布戲水玩樂。當地有一個大水池，俗稱為「夢湖」，更是早期民眾拍攝婚紗照及拍照取景的好去處，唯如今已經被有關當局封鎖著。

她說，亞沙漢瀑布屬於柔佛轄區，而相隔一條馬路的Laman Tiga Budaya水上樂園這屬於馬六甲轄區，每逢周末及周日或學校假期都吸引很多家長帶孩子去游玩。

缺少油站 只能摩托車店添油

亞沙漢通往柔佛州的利民達的新路於2018年通行，該路段貫穿柔森甲三州長達17.2公裡，其中800公尺坐落於森州境內，從而縮短亞沙漢及利民達兩地的距離，為兩地居民提供便利。

黃梅美指出，約5年前開辟新路通往利民達及昔加末，前往利民達只需約20分鐘的車程，因此很多居民選擇驅車到利民達，有一段時間，利民達居民也喜歡前來亞沙漢品嘗姜酒面線，不過夜間行駛有關路段時則必須要小心山豬經過。

「由於昔加末也擁有很多餐館，包括日本餐、韓國餐，有時適逢假期時，馬六甲面對塞車問題，居民則選擇到昔加末用餐或聚會。」

本地電視劇《媽姐》曾取景

她坦言，亞沙漢缺少油站，因此居民只能到附近的摩托車店打油，否則必須到約15公裡外的野新市鎮打油，以前很多村民到野新或東甲購物，如今則寧願到利民達或昔加末消費，相當方便，又不會面對塞車問題。

黃梅美也表示，亞沙漢大街也有警局、診所及郵政局等，近年來也開設99連鎖便利店，因此居民購物也比較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亞沙漢大街也於2017年吸引本地電視劇《媽姐》到當地取景，而當地亦有一間古老咖啡店相信有百年歷史，也是村民喝茶聚會的好去處。（20.8.2023 星洲日報）

魏美琪：橫跨甲柔森 信步跨三州· 亞沙漢金山村妙不可言

亞沙漢地區橫跨馬六甲、柔佛及森美蘭州，位於三州的交界處，其中亞沙漢大街後方的溝渠則是甲柔兩地的分割線，當地的居民自小在屬柔佛州境內的亞沙漢中華學校接受母語教育的熏陶！

根據記載，亞沙漢於1880年前還是原始森林，由於打仗，設有兵器庫，並以磨兵器而得名。磨的馬來文為Asah，而磨研後的器具則稱為Asahan，因此命名為亞沙漢（Asahan）。

亞沙漢金山村顧名思義，是位於金山腳下的一個寧靜的新村。該新村以華裔為主，村民包括三大種族，大家和平相處其樂融融。
僅剩約50戶人家

亞沙漢新村村長黃梅美受訪指出，亞沙漢位於三州邊界，而該村位於馬六甲州，村內目前僅剩下約50戶人家，約200名村民居住在村內。

「新村內有5戶巫裔家庭、2戶印裔家庭，其余村民皆為華裔，並以福建人為主，如今新村更是變成老人村，村民逐漸老化。」

她說，該村村民以做芭園地為主，但是亦不少很多園主因為年紀大了，孩子不接手，唯有出售園地予外地人。

「還有一些村民以割膠為生，一些園地則翻種榴梿或有種，有者則種植有機菜打發時間。」

黃梅美是前村長黃振利的女兒，她於2015年擔任市議員，協助處理民生及福利問題，以及協助父親處理新村的事務，並於2018年擔任村長一職。

她說，在全國面對冠病疫情爆發期間，該村的疫情並不嚴重，不過村委會都有協助分發物資予有需要的人，同時本身過去也積極協助單身或孤苦老人申請福利金，照顧他們的福利。

「如今新村內設施，包括一個禮堂、兒童游樂場、輔導中心（每個月村委會開會的地點）。現有籃球場也有計劃提升為有蓋籃球場，目前新村發展官已提呈相關報告予房屋地方政府部門，希望能夠盡快落實。」

她說，該村的禮堂獲得地方政府部門批准4萬令吉的撥款，於兩個月前才進行維修或提升工作，包括油漆及更換損壞的設施，讓村民享有更好的福利。

易沛鴻披露，舊會所樓上將會是關德興紀念館及霹古岡州史料館，樓下則是功夫茶樓，並希望透過此紀念館，恢復舊會所當年的光輝，讓該處有人潮、有人氣。

「我們霹靂古岡州是怡保武術界的台柱，古岡州是武術之鄉，我們公會有獅團，並在70年代時有很高的聲譽，唯如今卻出現有師傅沒徒弟的情況，導致獅團青黃不接，讓我感到傷心。」

因此，他希望借此機會，辦關德興紀念館，重新激起鄉親、年輕一代，對習武和賞武精神的興趣，再次掀起怡保練武的浪潮。

位於怡保舊街場的霹靂古岡州舊會所，將籌辦關德興紀念館。（霹古岡州提供）

鍾子昌：辦母語班免失傳

大馬古聯會理事長拿督鍾子昌呼籲各屬會，多注重母語，包括舉辦母語班等，避免母語在未來失傳。

「所指的母語並不是指普通話（華語），而是如台山話、福建話、潮州話等。」

他說，會所是傳承文化的地方，因此希望各屬會能多舉辦母語班，傳承母語文化。

設文物館 讓鄉親聯誼

工委會主席宋偉釗指出，希望透過設立文物館，讓會所成為鄉親誼的地方。

他說，會所是讓鄉親聯誼的地方，鄉親在一些佳節時，在會所辦聚會，十分溫馨。

「但如今情況不再一樣，因此希望透過辦一個文物館，讓鄉親聯誼。」

會上，該會顧問潘妹也捐獻4800令吉的款項，給霹靂古岡州公會，同時歌手歐儷雯也把現場售賣唱片，籌獲的款項，捐給霹靂古岡州婦女組。

出席者包括大馬古聯會顧問拿督梁景輝與呂兆祥、理事長拿督鍾子昌、副理事長郭美玲、霹靂古岡州公會會長拿督易沛鴻、副會長陳錫康、財政黃耀溢、婦女組主任梁中雁等。

關德興紀念館將展示關德興的照片與兵器。

（原載：2023年11月26日 中國報）

易沛鴻：激起習武浪潮·舊會所設關德興紀念館

（怡保26日訊）為重現舊會所的輝煌，霹靂古岡州在位於舊街場邦里瑪街的舊會所，籌辦「關德興紀念館」，借此激起鄉親、年輕一代對習武與賞武的興趣，同時也讓怡保再次掀起練武浪潮。

霹靂古岡州公會會長拿督易沛鴻指出，籌辦工作在「趕工」當中，公會也動用了逾30萬令吉裝修，該紀念館有望在明年農曆新年左右開幕。

（愛墾註：1950、60年代诞生的一代人，最早看見的“黃飛鴻”，是關德興在香港粵語片中所扮演的角色。和1990年代的李連傑比起來，當時的關德興有一把年紀了；因爲是黑白電影，説起話來格外顯得威嚴。沒料到，關先生曾在霹靂州怡保古岡州會館開過武術班授徒呢。本平台向會館領導致敬，他們正爲怡保華人文旅景點又添一目的地：關德興紀念館。這是其中一部黑白黄飛鴻電影的劇照）


他說，舊會所在幾年前已完成重建，屬一座1929年風格的建築物，而該會曾想了許久，該如何去運作有關建築物。

「我們已經有了很大間的會所，若舊街場的舊會所又成為會所，沒意義；如果出租又好像不值得，畢竟這是很有歷史性的建築物；如果用來建一個古岡州歷史文物館，非常有意義，但除了我們這一群古岡州鄉親，其他人應該不會到來。」

易沛鴻昨晚出席霹靂古岡州慶祝成立95週年、青年團40週年、婦女部25週年紀念暨舉行尊老敬賢聯歡晚宴時，如是指出。

他說，在電影上扮演黃飛鴻角色的關德興，曾在舊會所教功夫，出任武術教練，同時也是霹靂古岡州的師傅與永久會員，因此該會館決定在舊會所設立「關德興紀念館」。（下續）

Cadangan

Sehubungan dengan kenyataan di atas, dan secara kebetulan Jalan Penarikan ini terletak dalam daerah Jempol sekarang, rnesyuarat Jawatankuasa Pelancongan dan Kebudayaan Daerah Jempol yang bersidang pada 24 Mac 1998 bersetuju mengadoptasi cogan kata Daerah Jempol Laluan Bersejarah bagi daerah Jempol. Tetapi pengadoptasian sahaja, tanpa mewujudkan dan membaikpulih semula laluan itu tidak mencukupi dan memadai. Untuk melengkapkan aspirasi terakhir ini maka di sini dicadangkan:

1. Bahagian tanah yang dilintasi oleh laluan Jalan Penarikan ini iaitu dari Sungai Jempol ke Sungai Serting sepanjang lebih kurang 600 meter dan seluas kira-kira dua (2) meter, diwartakan sebagai tanah harta warisan sejarah negara.
2. Oleh sebab laluan Jalan Penarikan ini juga melintasi kawasan Istana Serting maka bangunan Istana Serting dan kawasan sekitarnya juga diwartakan sebagai harta warisan sejarah negara.
3. Berikutan dengan cadangan (2) di alas maka adalah sesuai dan logik sekali jika pihak berkuasa mewartakan juga Istana Serting sebagai sebuah muzium yang boleh menampurig dan mempamerkan bahan-bahan atau artifak-artifak sejarah yang berkaitan istana itu sendiri, Jalan Penarikan dan kawasan di sekitarnya.
4. Memandanglvn ada lot-lot tanah kepunyaan individu di sepanjang laluan Jalan Penarikan ini telah terdiri bangunan kediaman, maka laluan Jalan Penarikan itu perlu diubahsuai (lihat Lampiran G) agar tidak melangkahi kawasan kediaman yang ada.
5. Membina landskap khas di sepanjang laluan Jalan Penarikan yang diwartakan termasuk kemudahan awam.

Akhir kata jika pihak berkuasa Negeri Sembilan terlewat bertindak memperuntukkan dan sekaligus mewartakan kawasan yang dinyatakan di alas (Cadangan 1) kemungkinan besar peluang ini tidak akan diperoleh lagi (setidak-tidaknya dari segi penjimatan belanjawan membaikpulih laluan berkenaan). Generasi Malaysia akan dating hanya akan mendengar kisah Jalan Penarikan tanpa dapat melihat bukti nyata. Di samping itu Negeri Sembilan dan Malaysia akan kehilangan satu lagi mercu tanda sejarah yang signifikan dalam pembangunan politik dan ekonomi negara.

(JALAN PENARIKAN LALUAN SEJARAH iR I JEMPOL, Oleh: Norhalim I-Ij. Ibrahim dan Jamaludin bin Samsudin; dalam Warisan: Jurnal Persatuan Sejaralt Malaysia, Cawangan Negeri Sembilan 22 [1999] mukasurat 28-45)

Laluan Jalan Penarikan menghala ke Sungai Serting; kini hanya tinggal dalam catatan sejarah dan ingatan.

Penutup

Berdasarkan catatan ringkas diatas, Jalan Penarikan ini adalah sebatang jalan yang sibuk lagi masyhur serta telah memberi sumbangan dan menyaksikan peristiwa sejarah selama tidak kurang 700 tahun. Jalan ini telah menyaksikan jatuh bangunnya kerajaan-kerajaan dalam catatan sejarah dan ingatan. Seperti Langkasuka, Serivijaya, Majapahit dan Melaka serta melihat kemasukan penjajah barat (Portugis, Belanda dan Inggeris). Kepentingannya merosot dan akhirnya hilang apabila terbinanya sistem jalan raya modes pada awal kurun ke-20.

Melihat sumbangan Jalan Penarikan ini kepada sejarah perkembangan dan pembangunan tanah air untuk tidak kurang daripada tujuh abad maka adalah tidak wajar masyarakat hari ini melupakannya begitu sahaja.

Kemasyhuran Jalan Penarikan ini tidak kurang terkenainya jikapun tidak setara (sekurang-kurang buat masa ini) dengan beberapa laluan bersejarah yang terdapat di dunia seperti Laluan Nabi Muhammad (S.A.W.) di Eden, Jalan Lama Roman di England atau the Old Silk Route di benua Asia.

Sehubungan dengan perriyataan di alas, jelas bahawa Jalan Penarikan adalah satu warisan sejarah yang penting. Jalan Penarikan adalah satu tanda beti sejarah yang patut dimegahkan dan dibanggakan bukan sahaja oleh daerah Jempol (kerana secara kebetulan jalan ini terletak dalam daerah Jempol) tetapi juga Negeri Sembilan dan Malaysia. Namun buat masa ini, tanda beti sejarah ini hanya merupakan satu nama yang tinggal dalam minda sebahagian kecil penduduk tempatan dan dalam catatan sebilangan kecil buku sejarah. Keadaan ini akan menjadi lebih buruk kerana antara lain:

Kawasan laluan jalan ini kini dimiliki oleh tidak kurang daripada lapan (8) orang individu berdasarkan pemecahan lot-lot tanah yang ada (liha Lampiran F), termasuk dua lot yang dipunyai oleh keluarga diraja Seri Menanti (Istana Serting).

Ada bahagian kawasan laluan ini sedang dan akan membangun sebagai kawasan perumahan dan pembinaan infrastruktur dasar lainnya. Apabila pembangunan ini terlaksana nanti, laluan Jalan Penarikan ini akan hilang langsung.

Dengan demikian, jalan Penarikan ini sebagai satu warisan sejarah yang begitu penting hams di baikpulih, dipelihara dan "dinampakkan semula" atau made known kepada orang ramai atau kepada dunia agar jalan ini tidak hanya wujud dalam ingatan dan catatan sejarah sahaja. Dengan adanya pembaikpulilian ini, generasi Malaysia akan da tang tahu dan kenal sejarah tanah airnya sendiri, Negeri Sembilan dan Malaysia pula akan menambah satu lagi mercu tanda sejarah yang boleh dijadikan tempat tarikan pelancong. （Sambung Dibawah）

Pemetaan Awal

Peta terawal yang melakarkan Jalan Penarikan telah dilukis dalam abad ke-16 oleh seorang ahli geografi Eropah (lihat Lampiran C). Peta ini menunjukkan wujudnya sebatang 'terusan' yang melintangi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dari pantai barat ke pantai timur. Di bahagian pantai barat 'terusan' tersebut bermula di kuala Sungai Muar dan berakhir di Pahang (dicatatkan sebagai Munn dalam peta berkenaan).

Berdasarkan catatan di peta berkenaan, terusan ini benama Sungai Muar. Walaupun peta lakar ini tidak mengenal pasti Jalan Penarikan yang menguhubungkan Sungai Muar dengan Sungai Pahang, namun menyatakan dengan konkrit tentang wujudnya sebatang jalan darat yang sebahagian besarnya memudiki (Sungai Muar) danSnenghiliri sungai (Sungai Pahang) telah ada. Pelukis peta ini hanya dapat mengkonsepsikan jalan tersebut sebagai 'terusan' kerana pemetaan yang dilakukannya adalah berdasarkan cerita atau berita lisan yang diperolehinya daripada penduduk tempatan.

Pelukis sendiri tidak pernah melalui 'terusan' tersebut. Peta lakar ini walaupun tidak jelas adalah satu bukti kortkrit bahawa Jalan Penarikan telah popular dan terkenal di kalangan penduduk dan pedagang setempat dan juga pedagang barat dalam abad ke-16.

Peta abad ke-16 ini telah mendorong Emmanual Gohindo d' Ereclia, seorang pengembara Portugis mengembara ke bahagian pedalaman Melaka pada awal abad ke-17 untuk menyiasat tentang kewujudan 'terusan' tersebut. Beliau mendapat 'terusan' dalam peta abad ke-16 itu tidak wujud dalam erti kata sebenarnya. Sebaliknya beliau telah menemui Jalan Penarikan. Penemuannya ini telah dilakarkan menjadi peta dalam tahun 1613 (lihat Lampiran D dan E).

Berdasarkan peta Eredia nyata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jalan darat yang menghubungkan Sungai Muar (Rio de Mvar) dengan Sungai Pahang (Rio de Pam). Eredia juga telah menandakan di mana letaknya serta mencatat sekali nama Jalan Penarikan itu. Di samping berbuat demikian Eredia juga telah rnenancla-kan rangkalan jalan darat yang menghubungkan Jalan Penarikan dengan kerajaan Melaka (di bawah kekuasaaan Portugis), Rembau (tercatat sebagai Rambo dalam peta berkenaan) yang menjadi pusat kerajaan yang diistilahkan oleh Eredia sebagai Regiam de Monancabos dan daerah-daerah lain seperti Lukut (Lricoth), Linggi (Lingo) dan Sungai Ujung (Sane Vjon).

Peta Eredia dan peta abad ke-16 ini secara langsung menunjukkan betapa pentingnya Jalan Penarikan pada abad ke-16 dan ke-17 dan merupakan satu-satunya jalan laluan darat dari pantai barat ke Pahang dan tempat-tempat lain di pantai timu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Jalan Penarikan dan Pemberontakan Mat Kilau

Peminat sejarah dan orang-orang tempatan di Jempol sering mengaitkan jalan ini dengan pemberontakan Mat Kilau di Pahang. Mereka percaya bahawa dua orang ketua adat dari kawasan timur Negeri Sembilan iaitu Jempol dan Jelai, bersama pengikut mereka turut membantu Mat Kilau. Mereka ialah Panglima Muda Jempol yang dikatakan "berasal dari kampung Jempol di tebing Sungai Jempol" dan "Datuk Maharaja Perba Jelai, di Jelai". Kedua-dua orang ketua adat ini dikatakan telah bersama dengan orang-orang Mat Kilau menyerang pasukan Hugh Clifford di Kuala Lipis.

Kemudian, Panglima Muda Jempol telah menyerang orang Inggeris di Sungai Duni berhampiran kuala Sungai :Cirri dan berjaya membunuh dua orang pegawai Inggeris. Akibat serangan Panglima Muda tersebut, "sepasukan polis dari Pahang telah pergi ke Sungai Jempol,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dan menangkap 21 orang pengikut Panglima Muda Jempol. Bagaimanapun, Panglima Muda Jempol gagal ditemui". Selanjutnya peminat sejarah dan orang tempatan Jempol percaya bahawa Panglima Muda Jempol telah meninggal dan dikebumikan di Kuala Sungai Jempol. Mereka juga percaya bahawa sebuah pusara lqina yang tidak bertanda, terletak di bawah rimbunan pohon beringin, berhampiran dengan kuala Sungai Jempol (lihat gambar di bawah) sebagai pusara Panglima Muda Jempol yang terlibat dalam pemb7ontakan Mat Kilau.

Peristiwa-peristiwa sejarah yang disebutkan dalam naratif di alas memang tercatat dalam lembaran sejarah negeri Pahang. Misalnya serangan ke alas Hugh Clifford di Kuala Lipis oleh Mat Kilau itu berlaku dalam bulan Mac 1892. Dua orang pegawai Inggeris yang disebut itu ialah anggota Pahang Exploration Com-
pany dan peristiwa itu terjadi dalam bulan Apri11892. Memang benar ada pasukan polis yang diketuai oleh R. W. Duff "pergi ke Sungai Jempol".

Pusara lama yang tidal( hertanda terletak di awah rimbunan pohon beringin berhampiran Kuala Sungai Jempol yang dipercayai oleh peminat sejarah dun orang tempatan di Jempol sebagai pusara Panglima Muda Jempol.

Kesilapan atau lebih tepat dikatakan kekelirdan yang berlaku clalam naratif tersebut ialah salah faham tentang nama "Jempol", "Jelai" dan "Sungai Jempol". Nama-nama tersebut pada hakikatnya terletak dalam negeri Pahang iaitu di sekitar kawasan Chenor dan tidak dalam daerah Jempol, Negeri Sembilan seperti yang dikenal pasti oleh peminat sejarah clan orang-orang tempatan Jempol. Kekeliruan di sini ialah persamaan nama tempat (Jempol dan Jelai) dan nama sungai (Sungai Jempol) yang wujud di kedua-dua buah negeri (Negeri Sembilan dan Pahang) berkenaan. Beriku tan dengan kekeliruan ini nama kedua-kedua orang ketua itu juga turut diasosiasikan dengan ketua-ketua adat dari Jempol, Negeri Sembilan. Mereka menganggap. Panglima Muda itu berasal dari Kuala Jempol (Negeri Sembilan) dan Maharaja Perba pula berasal dari Jelai (Negeri Sembilan). Datuk Maharaja Perba Jelai dalam persejarahan dan pensejarahan Pahang dikenali juga dengan gelaran Tuk Raja.

Jalan Penarikan Selepas Abad ke-16

Sebagai jalan alternatif kepada jalan laut, Jalan Penarikan sering digunakan sebagai jalan penghubung antara negeri-negeri pantai barat dengan negeri-negeri pantai timu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baik dalam aktiviti politik, sosial maupun ekonomi. Aktiviti ini, khususnya ekonomi dan sosial, adalah rutin, tiada tercatat dalam persejarahan dan pensejarahan negeri-negeri berkenaan. Namun, apabila timbul peristiwa luar rutin, persejarahan dan pensejarahan negeri-negeri Melayu menyebut tentang kehadiran jalan tersebut. Antara peristiwa bersejarah yang tercatat berkaitan dengan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o Sultan Johor, Sultan Abdul jalil Shah II (1623-1677) telah dikalahkan oleh gabungan tentera Jambi dan Palembang pada sekitar bulan April/ Mei 1673 (Andaya, 1987:133). Beliau telah berundur ke Muar dan kemudian,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pergi pula ke Pahang.

o Dalam tahun 1830 telah berlaku peperangan di Seri Menanti antara Raja dan Datuk Bongkok (Penghulu Luak Ulu Muar) dengan Yamtuan

(Yang Dipertuan) Sati (Raja Labu)2 yang dibantu oleh Raja Kerjan3. Raja Labu telah kalah dalam peperangan ini dan Raja Kerjan telah melarikan diri ke Pahang' (Norhalim Hj. Ibrahim, 1995:195), mengikut Jalan Penarikan.

• Dalam tahun 1866 pula Wan Aman (Abdul Rahman), anak Bendahara Tun

Mutahir, Pahang bersama dua orang adiknya (Wan Da dan Wan Abdullah) telah datang ke Rembau dari Johor, menemui Datuk Sedia Raja Akhir (1843-1872), Undang Rembau.  Tujuan pertemuan itu adalah untuk mendapatkan bantuan ketenteraan5 di samping meminta izin membawa tenteranya melalui wilayah kerajaan Rembau untuk ke Jempol. Dari Jempol, dengan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mereka akan menyerang Pahang Barat dan sekali gus merebut kembali jawatan bendahara yang dirampas oleh bapa saudaranya, Wan Ahmad° (Cowan, 1961:39; Winstedt, 1962:216; Norhalim Hj. Ibrahim, 1995:245).

• Salah satu komoditi perdagangan penting yang dieksport menggunakan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emas. Menurut rekod China abad ke-17 bernama Hai-Itt (Riwayat Laut) di bahagian pedalaman Pahang telah terdapat lombong emas (Andaya dan Andaya, 1983:104).  Emas dari lombong berkenaan telah dibawa keluar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Jessy, 1961:45).

Daripada data dan contoh di atas nyata bahawa Jalan Penarikan ini telah wujud sejak zaman kerajaan Melayu Melaka lagi, pada abad ke-15. Pernyataan ini tidak mungkin dinafikah. Memandangkan bahawa aktiviti perdagangan antara bahagian pedalaman negeri-negeri Melayu dengan negeri-negeri kota yang ter-letak di bahagian pesisi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telah lama berjalan, besar kemungkinan Jalan Penarikan ini telah digunakan lebih awal daripada itu; iaitu pada zaman keagungAt,,t kerajaan-kerajaan Langkasuka, Serivijaya, Palembang, Majapahit (abad ke-14) atau kerajaan Temasik (akhir abad ke-14). Semenjak abad-abad tersebut, jalan ini terus digunakan, sama ada dalam keadaan aman atau sebaliknya, sehingga awal abad ke-20. Kepopularan Jalan Penarikan ini mulai inerosot apabila kerajaan Inggeris membina landasan kereta api yang menghubungkan Bahau dengan Kuala Pilah dan kemudian dengan kawasan pantai timur Semenanjung Tanah Melayu. Landasan kereta api tersebut telah siap dalam tahun 1931.

Catatan Sejarah

Sejarah awal Jalan Penarikan ini tidak diketahui dengan tepat kerana tidak ada catatan khusus tentangnya.  Pernyataan tentangnya hanya diperoleh daripada dokumen lain yang secara kebetulan menyebutnya. Jalan ini dikatakan

telah mula digunakan oleh pedagang-pedagang dari pantai barat Semenanjung seperti Kelang dan Muar untuk ke pantai timur (termasuk Siam) dan sebaliknya, dalam urusan perdagangan di samping sebagai jalan pergerakan tentera, sejak Izaman kerajaan Langkasuka dalam abad pertama tahun Masihi. Jalan ini jugs

menjadi jalan laluan darat utama, untuk tujuan yang sama, dalam zaman kerajaan Majapahit kira-kira pada abad ke-13 dan ke-14 tahun Masihi.

Mengikut cerita orang-orang tua, orang Siam pernah cuba menggali satu terusan untuk menghubungkan Sungai Serting dan Sungai Jempol supaya tidak perlu lagi menarik

perahu   di   atas daratan. Usaha tersebut terpaksa diberhentikan kerana hampir semua mereka  mati  di-
sebabkan oleh sejenis penyakit.

Kesan penggalian itu masih ketara di tebing utara Sungai Jempol di tempat bermulaanya Jalan Penarikan itu.

(Pix) Sunga Sorting, di belakang kawasan Istana Sorting yang ada sekarang. Di sinilah satu lagi huiung lan Penarikan.

 
jalan Penarikan dalam Sejarah Melayu

Sejauh dan setakat mana jalan ini digunakan pada zaman awal tidak diketahui dengan tepat. Dokumen terawal menyebut Jalan Penarikan ini ialah buku Sejarah Melayu susunan Tun Seri Lanang atau Tun Muhammad Bendahara Johor pada kira-kira tahun 1612 Masihi.   Antara peristiwa berkaitan dengan Jalan Penarikan yang diceritakan oleh Sejarah Melayu adalah :

Jalan ini telah digunakan oleh Awi Cakri, panglima Siam untuk menyerang Melaka dari Ulu Pahang pada zaman pemerintahan Sultan Muzaffar Syah (1444 - 1456). Dalam peperangan ini Tun Perak telah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 (Sejarah Melayu, 1992:67).

Pada zaman pemerintahan Sultan Mansur Syah (1456/9-1477), Bendahara Paduka Raja, atas titah sultan telah menyerang Pahang melalui Jalan Penarikan (Sejarah Melayu, 1992:73-74).

Sultan Mahmud Syah (1488-1511), telah menggunakan Jalan Penarikan untuk berundur ke Pahang setelah kerajaan Melaka jatuh ke tangan Portugis (Sejarah Melayu, 1992:204)

(JALAN PENARIKAN LALUAN SEJARAH iR I JEMPOL, Oleh: Norhalim I-Ij. Ibrahim dan Jamaludin bin Samsudin; dalam Warisan: Jurnal  Persatuan Sejaralt Malaysia, Cawangan Negeri Sembilan 22 [1999] mukasurat 28-45)

JALAN PENARIKAN--LALUAN SEJARAH iR I JEMPOL

Oleh: Norhalim I-Ij. Ibrahim dan Jamaludin bin Samsudin

Pendahuluan

Jalan Penarikan yang juga dikenali sebagai Londar Siam adalah sebatang jalan darat tertua diketahui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dan merupakan jalan alternatif kepada jalan laut, iaitu melalui Temasik (Singapura sekarang) di selatan Semenanjung Malaysia, yang agak jauh dan berbahaya pada musim monsun. Jalan ini menghubungkan dua batang sungai iaitu Sungai Serting di sebelah utara yang mengalir masuk ke Sungai Bera yang pula mengalir ke Sungai Pahang dan Sungai jempol di selatan yang mengalir masuk ke Sungai Muar (lihat Lampiran A). Kedua-dua sungai ini terletak di daerah Jempol, Negeri Sembilan. Jarak terdekat di antara kedua-dua sungai ini adalah kira-kira 0.6 km. Di sinilah letaknya Jalan Penarikan (lihat Lampiran B).

jika hendak ke, Jalan Penarikan, para pedagang harus memudiki Sungai Muar (jika dari pantai barat), kemudian Sungai Jempol hingga ke pengkalan di Kampung Bukit Laka sekarang. Dari pengkalan itu, perahu-perahu ditarik melintasi kawasan darat ke pengkalan yang terletak di Sungai Serting. Dari pengkalan ini perahu-perahu menghiliri Sungai Serting, masuk ke Sungai Bera dan akhir sekali Sungai Pahang hingga sampai ke kuala iaitu bandar Pekan sekarang.

Perbuatan menarik perahu sepanjang kira-kira 0.6 km. menyebabkan laluan itu dinamakan Jalan Penarikan.

(Pix) Bahagian Sungai Jempol di mana Jalan Penarikan bermula, menunjukkan bekus terusan yang tidak si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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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慕課·在地篇

With the subjugation of ligor by Sukhothai about 1280 the suzerainty over Pahang fell to the Thai in the 14^th Century. In the same century Pahang suffered an invasion from Majapahit which thereafter claimed that State as one of its conquests. This raid may have had no lasting effect (20), thought it appeared that it resulted in inter-marriage between members of the ruling family of Majapahit and the princes of Pahang. The Thai over-lords of Ligor apparently did not interfere with the Ligor dynasty in Pahang but they, too, may have contracted marriage alliances with the Pahang royal family. The new empire had arisen in the nor contented itself with exciting tribute from Pahang and establishing settlements in the country.

The Pre-Malaccan people of Pahang lived by mining gold, tin, and iron and planning rice. They left many traces; irrigation works, mine workings, remains of brick building, specimens of Sawankalok pottery, and probably the pottery industry at Kuala Tembeling which has survived through years to the present days. The pre-Malaccan occupied the Tembeling, Thet can be traced as far as south as the Merchong. They extended into the Pahang and the Jelai;their tracks can be found along lake Chini up to the Headwaters of the Rombin; in the old Selinsing mines scoops of Palas wood used by them have been discovered. They left numerous relics in gold-working at Tresang and Sempore. They make their way to bebar, They established settlements at Jeram Kuai (Koi) and Jong Berlabon on the Tembeling, at Lubok Pelang, Lubok Paku, at Chini, at Langgar, at Pengkalan Durian in Ulu Bebar, at pura, and else where. Their occupation is commemorated by the nomenclature of places such as Chini, Parit Siam, Tambak Siam, Lubang Siam (or Lumbong Siam),, Parit Siam, Sungai Lego (Ligor) a tributary of the Tekam in the vicinity of Kota gelanggi. (21)

(Chapter 2, The Pre-Malaccan People, in A History of Pahang, W. Linehan, Silverfish Malaysia Classic Series 18, 2020, Pakka English Enterprise, pg. 15-22, Previously published as Volume XIV Part II,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n May 1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