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馬來西亞微電影實驗室 Micro Movie Lab
Mar 2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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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發]從英雄之旅到共生神話： 佐瑟・坎貝爾語境下的《星球大戰》與《阿凡達》
當代電影工業最成功的神話建構者，無疑是《星球大戰》與《阿凡達》兩大系列。兩者皆被視為「現代神話」的典範，但若將它們置於佐瑟・坎貝爾的神話理論語境中觀察，便會發現一個關鍵轉向：《星球大戰》幾乎是坎貝爾英雄之旅的完美實踐，而《阿凡達》則是對這一系統的延展、變形，甚至鬆動。
坎貝爾在《千面英雄》中提出「英雄之旅」的基本結構：召喚、跨越門檻、試煉、死亡與重生、帶著恩賜歸返。喬治・盧卡斯曾多次坦言，《星球大戰》正是有意識地依循這一模型創作。路克・天行者的成長幾乎可被逐章對應：從塔圖因的平凡青年，到接受原力召喚、失去導師、直面父親與黑暗，最終完成自我與宇宙秩序的和解。《星戰》的成功，正源於它在高度科技化的外殼中，保存了一個古老而穩定的神話骨架。
在這個意義上，《星球大戰》可被視為「現代性最後的英雄神話」。它依然相信個體的選擇、道德的二元對立，以及透過犧牲與救贖恢復宇宙平衡的可能性。原力作為神話核心，雖被去宗教化，卻仍維持光明與黑暗的對稱結構，與坎貝爾所描述的宇宙秩序觀高度一致。
然而，《阿凡達》系列雖同樣借用了英雄之旅的表層結構，卻在神話深層邏輯上產生了明顯偏移。傑克・蘇里的故事起點看似熟悉：被召喚、進入異世界、接受試煉、轉化身份。但他最終並未「帶著恩賜回到原世界」，而是選擇永久留在潘朵拉，切斷原有身分。這一決定本身，已對坎貝爾的「歸返」階段構成了根本性質疑。
在坎貝爾的系統中，英雄的任務是恢復秩序；但在《阿凡達》中，秩序本身正是殖民與掠奪的結構。英雄不再是修補世界的人，而是必須「站錯邊」的人。這使《阿凡達》的神話不再以個人完成為終點，而轉向族群、生態與關係網絡的重組。
這種差異在兩個系列的「神聖力量」設定中尤為明顯。《星球大戰》的原力雖遍佈萬物，但最終仍集中於少數被選中的主體——絕地與西斯。血統、天賦與訓練，仍是神話權力的核心媒介。相較之下，《阿凡達》的伊娃不是賦權於某個英雄，而是作為一個記憶、感知與生命循環的整體網絡存在。它不「選擇」英雄，而要求角色學會連結、傾聽與承擔。
若說《星球大戰》仍屬於坎貝爾所描述的「太陽英雄神話」——以個體征服黑暗為主題，那麼《阿凡達》則更接近坎貝爾晚期所呼籲的「新神話」：一種不再以人類為宇宙中心，而以地球（或潘朵拉）作為共同生命場域的神話形式。
這種轉向，亦反映在兩者的情感結構之中。《星球大戰》的情感核心是希望與救贖，是父子關係的修復與道德選擇的完成；《阿凡達》則以悲傷、失去與哀悼為敘事動力。死亡不再只是通往英雄升華的儀式關卡，而是不可逆的創傷現實。英雄並非因戰勝死亡而成為英雄，而是因學會與死亡共存。
在政治層面，《星球大戰》延續坎貝爾神話中對「帝國」的象徵性處理，將壓迫轉化為抽象體制與邪惡化身；《阿凡達》則去除神話距離，直接將企業殖民、資源開採與軍事暴力置於敘事中心。這意味著，《阿凡達》不再僅是寓言，而是一種介入現實的神話形式。
因此，若說《星球大戰》證明了坎貝爾神話模型在現代仍然有效，《阿凡達》則揭示了它的歷史極限。當人類面對的不再只是內心的黑暗，而是自身對世界造成的不可逆破壞時，英雄之旅必須被改寫。神話不再講述「我是誰」，而是「我們如何共存」。
從這個角度看，《阿凡達》並非背離坎貝爾，而是回應他未竟的提問：在全球化、科技化與生態危機的時代，人類還能創造什麼樣的神話？答案或許正隱含於潘朵拉的低語之中——神話不再屬於英雄，而屬於關係。
Dec 19, 2025
[愛墾研創]扎克伯格：臉書像是一張椅子～～扎克伯格原話並不是只用一句「Facebook is a chair」，而是用「椅子」作為比喻來說明平台角色。常被轉述、最接近他原意的英文說法是這樣的意思：
“Facebook is like a chair. It’s a tool. People can use a chair to sit, to stand on, or to do bad things, but that doesn't make the chair bad.”
有時也會被簡化或改寫為：
“Facebook is a tool, like a chair.” “We’re building tools, not producing content.”
這類說法出現在他多次談到臉書是平台而非媒體（platform, not publisher）的脈絡中，特別是在回應假新聞、仇恨言論與政治責任問題時。重點不在「椅子」這個物件本身，而在於「工具的中立性」：FB認為自己提供的是一個可被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對使用結果負全部責任的內容生產者。
需要補充的是，這並非一段單一、正式逐字引用的名言，而是媒體與學界對扎克伯格多次發言的濃縮轉述。他本人在不同場合用過「工具（tool）」、「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等詞彙，「椅子」是最具象、也最容易引發爭議的比喻版本。
如果你要在文章或評論中引用，較嚴謹的寫法通常會是：
Zuckerberg once compared Facebook to a chair—a neutral tool whose moral weight depends on how people use it.
這樣既保留原意，也避免被質疑為斷章取義。 扎克伯格說「臉書是一把椅子」，其實是一個平台隱喻，用來說明臉書對自身角色的理解，而不是在談內容或價值立場。
這個比喻大致有三層意思：
第一，臉書是基礎設施，而不是內容本身。椅子本身不決定誰坐、怎麼坐、坐多久。有人用來休息，有人用來開會，有人甚至站上去演講。扎克伯格用這個說法，強調臉書只是提供一個「讓人坐下來互動的空間」，而不是主動生產言論、觀點或文化意義的媒體機構。這也是他長期主張FB是「平台（platform）」而非「出版者（publisher）」的核心邏輯。
第二，責任被轉移到使用者身上。如果有人把椅子拿來做壞事，問題不在椅子本身，而在使用者。這個說法在現實中常被用來回應對FB的批評，例如假訊息、仇恨言論、政治操弄等爭議。透過「椅子」的比喻，它試圖淡化自身的主動責任，將行為後果歸因於坐在椅子上的人。
第三，它反映矽谷對科技的工具觀。在矽谷文化中，科技常被描述為「中立工具」：它只是放大人性，而不塑造人性。但問題在於，FB並不是一把靜止的椅子，而是一把會調整高度、角度，甚至決定誰先坐的「演算法椅子」。誰看得到什麼、什麼內容被推到眼前，其實早已被系統深度介入。
因此，這句話同時也暴露了一個張力：臉書想被當成椅子，但它實際上更像一座會移動座位、放大聲量的劇場。使用者坐下來的方式，並非完全自由，而是被設計、引導與排序過的。
從文化角度看，「FB 是椅子」代表的是一種早期網路理想主義——相信平台可以抽身於社會後果之外。但隨著臉書成為全球資訊流通與情緒動員的核心場域，這個比喻也越來越站不住腳。因為當一把椅子坐滿了30億人，它就不再只是家具，而是公共制度的一部分了。
on Thursday
[愛墾研創]《紐約黑幫》馬丁・史柯西斯於2002年推出的美國電影《紐約黑幫》（Gangs of New York），表面上是一部以暴力與復仇為主軸的歷史黑幫片，實則蘊含了極為深刻的移民文化敘事美學。影片以十九世紀中葉的紐約為舞台，透過時代動盪、城市環境與族群衝突三個層面，描繪美國現代國家形成之前，那段由移民鮮血、認同焦慮與文化碰撞所交織而成的歷史圖景。
從時代角度來看，電影設定於1860年代的南北戰爭前後，這是一個美國尚未完成「國族整合」的關鍵時期。大量來自歐洲的移民，特別是愛爾蘭人，因飢荒與貧困湧入紐約，使城市迅速膨脹，也加劇了原有社會結構的緊張。片中徵兵暴動的場面，正凸顯了底層移民對國家機器的疏離與憤怒：他們既未真正被接納為「美國人」，卻被要求為一個並不屬於自己的國家而戰。史柯西斯藉由這段歷史，質疑美國建國神話中常被忽略的陰暗面，讓觀眾看見民主與自由的背後，曾建立在排他與暴力之上。
在環境描寫上，《紐約黑幫》對「五角區」（Five Points）的呈現具有強烈的視覺與象徵意義。這裡骯髒、擁擠、混亂，充滿賭博、鬥毆與地下交易，是官方秩序難以滲透的灰色地帶。電影中誇張而寫實的場景設計，使城市本身成為一個活生生的角色，象徵移民生存狀態的邊緣性。對新來者而言，城市不是「機會之地」，而是一座必須以暴力爭奪立足之處的戰場。這種環境美學，將移民的掙扎具體化為空間經驗，使觀眾感受到社會底層的壓迫與不安。
從族群角度切入，影片最核心的衝突來自愛爾蘭天主教移民與以比爾・屠夫為首的「本土主義者」（Nativists）之間的對立。比爾高舉「美國屬於出生於此的人」的信念，將移民視為威脅文化純粹性的入侵者；而愛爾蘭人則在貧窮與歧視中，努力建立自己的社群與認同。這種衝突並非單純的善惡二分，而是一場關於「誰有權成為美國人」的文化鬥爭。史柯西斯刻意讓雙方角色都帶有暴力與矛盾，使族群對立呈現出悲劇性的循環，而非道德說教。
在敘事美學上，電影以個人復仇故事串連宏大歷史，讓移民經驗不僅停留在集體層次，也深入到情感與身份的內在掙扎。主角阿姆斯特丹既是移民後代，也是舊仇與新世界之間的矛盾承載者。他的成長象徵著第二代移民在傳統與同化之間的拉扯，既無法完全回到父輩的舊世界，也尚未真正融入新國家。最終的結局並未給出清晰的勝利，而是以時間流逝與城市變遷，暗示所有族群衝突終將被新的移民浪潮所覆蓋。
總結而言，《紐約黑幫》透過時代背景的選擇、城市環境的粗礪描繪，以及族群衝突的複雜刻畫，建構出一種沉重而深刻的移民文化敘事美學。它提醒觀眾，美國的形成並非一條線性的進步史，而是一段充滿排斥、暴力與重生的歷程。正是在這樣的混亂與對抗中，現代美國的多元文化樣貌才逐漸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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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發]從英雄之旅到共生神話：
佐瑟・坎貝爾語境下的《星球大戰》與《阿凡達》
當代電影工業最成功的神話建構者，無疑是《星球大戰》與《阿凡達》兩大系列。兩者皆被視為「現代神話」的典範，但若將它們置於佐瑟・坎貝爾的神話理論語境中觀察，便會發現一個關鍵轉向：《星球大戰》幾乎是坎貝爾英雄之旅的完美實踐，而《阿凡達》則是對這一系統的延展、變形，甚至鬆動。
坎貝爾在《千面英雄》中提出「英雄之旅」的基本結構：召喚、跨越門檻、試煉、死亡與重生、帶著恩賜歸返。喬治・盧卡斯曾多次坦言，《星球大戰》正是有意識地依循這一模型創作。路克・天行者的成長幾乎可被逐章對應：從塔圖因的平凡青年，到接受原力召喚、失去導師、直面父親與黑暗，最終完成自我與宇宙秩序的和解。《星戰》的成功，正源於它在高度科技化的外殼中，保存了一個古老而穩定的神話骨架。
在這個意義上，《星球大戰》可被視為「現代性最後的英雄神話」。它依然相信個體的選擇、道德的二元對立，以及透過犧牲與救贖恢復宇宙平衡的可能性。原力作為神話核心，雖被去宗教化，卻仍維持光明與黑暗的對稱結構，與坎貝爾所描述的宇宙秩序觀高度一致。
然而，《阿凡達》系列雖同樣借用了英雄之旅的表層結構，卻在神話深層邏輯上產生了明顯偏移。傑克・蘇里的故事起點看似熟悉：被召喚、進入異世界、接受試煉、轉化身份。但他最終並未「帶著恩賜回到原世界」，而是選擇永久留在潘朵拉，切斷原有身分。這一決定本身，已對坎貝爾的「歸返」階段構成了根本性質疑。
在坎貝爾的系統中，英雄的任務是恢復秩序；但在《阿凡達》中，秩序本身正是殖民與掠奪的結構。英雄不再是修補世界的人，而是必須「站錯邊」的人。這使《阿凡達》的神話不再以個人完成為終點，而轉向族群、生態與關係網絡的重組。
這種差異在兩個系列的「神聖力量」設定中尤為明顯。《星球大戰》的原力雖遍佈萬物，但最終仍集中於少數被選中的主體——絕地與西斯。血統、天賦與訓練，仍是神話權力的核心媒介。相較之下，《阿凡達》的伊娃不是賦權於某個英雄，而是作為一個記憶、感知與生命循環的整體網絡存在。它不「選擇」英雄，而要求角色學會連結、傾聽與承擔。
若說《星球大戰》仍屬於坎貝爾所描述的「太陽英雄神話」——以個體征服黑暗為主題，那麼《阿凡達》則更接近坎貝爾晚期所呼籲的「新神話」：一種不再以人類為宇宙中心，而以地球（或潘朵拉）作為共同生命場域的神話形式。
這種轉向，亦反映在兩者的情感結構之中。《星球大戰》的情感核心是希望與救贖，是父子關係的修復與道德選擇的完成；《阿凡達》則以悲傷、失去與哀悼為敘事動力。死亡不再只是通往英雄升華的儀式關卡，而是不可逆的創傷現實。英雄並非因戰勝死亡而成為英雄，而是因學會與死亡共存。
在政治層面，《星球大戰》延續坎貝爾神話中對「帝國」的象徵性處理，將壓迫轉化為抽象體制與邪惡化身；《阿凡達》則去除神話距離，直接將企業殖民、資源開採與軍事暴力置於敘事中心。這意味著，《阿凡達》不再僅是寓言，而是一種介入現實的神話形式。
因此，若說《星球大戰》證明了坎貝爾神話模型在現代仍然有效，《阿凡達》則揭示了它的歷史極限。當人類面對的不再只是內心的黑暗，而是自身對世界造成的不可逆破壞時，英雄之旅必須被改寫。神話不再講述「我是誰」，而是「我們如何共存」。
從這個角度看，《阿凡達》並非背離坎貝爾，而是回應他未竟的提問：在全球化、科技化與生態危機的時代，人類還能創造什麼樣的神話？答案或許正隱含於潘朵拉的低語之中——神話不再屬於英雄，而屬於關係。
Dec 19,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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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扎克伯格：臉書像是一張椅子～～扎克伯格原話並不是只用一句「Facebook is a chair」，而是用「椅子」作為比喻來說明平台角色。常被轉述、最接近他原意的英文說法是這樣的意思：
“Facebook is like a chair. It’s a tool. People can use a chair to sit, to stand on, or to do bad things, but that doesn't make the chair bad.”
有時也會被簡化或改寫為：
“Facebook is a tool, like a chair.”
“We’re building tools, not producing content.”
這類說法出現在他多次談到臉書是平台而非媒體（platform, not publisher）的脈絡中，特別是在回應假新聞、仇恨言論與政治責任問題時。重點不在「椅子」這個物件本身，而在於「工具的中立性」：FB認為自己提供的是一個可被使用的工具，而不是對使用結果負全部責任的內容生產者。
需要補充的是，這並非一段單一、正式逐字引用的名言，而是媒體與學界對扎克伯格多次發言的濃縮轉述。他本人在不同場合用過「工具（tool）」、「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等詞彙，「椅子」是最具象、也最容易引發爭議的比喻版本。
如果你要在文章或評論中引用，較嚴謹的寫法通常會是：
Zuckerberg once compared Facebook to a chair—a neutral tool whose moral weight depends on how people use it.
這樣既保留原意，也避免被質疑為斷章取義。
扎克伯格說「臉書是一把椅子」，其實是一個平台隱喻，用來說明臉書對自身角色的理解，而不是在談內容或價值立場。
這個比喻大致有三層意思：
第一，臉書是基礎設施，而不是內容本身。椅子本身不決定誰坐、怎麼坐、坐多久。有人用來休息，有人用來開會，有人甚至站上去演講。扎克伯格用這個說法，強調臉書只是提供一個「讓人坐下來互動的空間」，而不是主動生產言論、觀點或文化意義的媒體機構。這也是他長期主張FB是「平台（platform）」而非「出版者（publisher）」的核心邏輯。
第二，責任被轉移到使用者身上。如果有人把椅子拿來做壞事，問題不在椅子本身，而在使用者。這個說法在現實中常被用來回應對FB的批評，例如假訊息、仇恨言論、政治操弄等爭議。透過「椅子」的比喻，它試圖淡化自身的主動責任，將行為後果歸因於坐在椅子上的人。
第三，它反映矽谷對科技的工具觀。在矽谷文化中，科技常被描述為「中立工具」：它只是放大人性，而不塑造人性。但問題在於，FB並不是一把靜止的椅子，而是一把會調整高度、角度，甚至決定誰先坐的「演算法椅子」。誰看得到什麼、什麼內容被推到眼前，其實早已被系統深度介入。
因此，這句話同時也暴露了一個張力：臉書想被當成椅子，但它實際上更像一座會移動座位、放大聲量的劇場。使用者坐下來的方式，並非完全自由，而是被設計、引導與排序過的。
從文化角度看，「FB 是椅子」代表的是一種早期網路理想主義——相信平台可以抽身於社會後果之外。但隨著臉書成為全球資訊流通與情緒動員的核心場域，這個比喻也越來越站不住腳。因為當一把椅子坐滿了30億人，它就不再只是家具，而是公共制度的一部分了。
on Thursday
TV Plus
[愛墾研創]《紐約黑幫》馬丁・史柯西斯於2002年推出的美國電影《紐約黑幫》（Gangs of New York），表面上是一部以暴力與復仇為主軸的歷史黑幫片，實則蘊含了極為深刻的移民文化敘事美學。影片以十九世紀中葉的紐約為舞台，透過時代動盪、城市環境與族群衝突三個層面，描繪美國現代國家形成之前，那段由移民鮮血、認同焦慮與文化碰撞所交織而成的歷史圖景。
從時代角度來看，電影設定於1860年代的南北戰爭前後，這是一個美國尚未完成「國族整合」的關鍵時期。大量來自歐洲的移民，特別是愛爾蘭人，因飢荒與貧困湧入紐約，使城市迅速膨脹，也加劇了原有社會結構的緊張。片中徵兵暴動的場面，正凸顯了底層移民對國家機器的疏離與憤怒：他們既未真正被接納為「美國人」，卻被要求為一個並不屬於自己的國家而戰。史柯西斯藉由這段歷史，質疑美國建國神話中常被忽略的陰暗面，讓觀眾看見民主與自由的背後，曾建立在排他與暴力之上。
在環境描寫上，《紐約黑幫》對「五角區」（Five Points）的呈現具有強烈的視覺與象徵意義。這裡骯髒、擁擠、混亂，充滿賭博、鬥毆與地下交易，是官方秩序難以滲透的灰色地帶。電影中誇張而寫實的場景設計，使城市本身成為一個活生生的角色，象徵移民生存狀態的邊緣性。對新來者而言，城市不是「機會之地」，而是一座必須以暴力爭奪立足之處的戰場。這種環境美學，將移民的掙扎具體化為空間經驗，使觀眾感受到社會底層的壓迫與不安。
從族群角度切入，影片最核心的衝突來自愛爾蘭天主教移民與以比爾・屠夫為首的「本土主義者」（Nativists）之間的對立。比爾高舉「美國屬於出生於此的人」的信念，將移民視為威脅文化純粹性的入侵者；而愛爾蘭人則在貧窮與歧視中，努力建立自己的社群與認同。這種衝突並非單純的善惡二分，而是一場關於「誰有權成為美國人」的文化鬥爭。史柯西斯刻意讓雙方角色都帶有暴力與矛盾，使族群對立呈現出悲劇性的循環，而非道德說教。
在敘事美學上，電影以個人復仇故事串連宏大歷史，讓移民經驗不僅停留在集體層次，也深入到情感與身份的內在掙扎。主角阿姆斯特丹既是移民後代，也是舊仇與新世界之間的矛盾承載者。他的成長象徵著第二代移民在傳統與同化之間的拉扯，既無法完全回到父輩的舊世界，也尚未真正融入新國家。最終的結局並未給出清晰的勝利，而是以時間流逝與城市變遷，暗示所有族群衝突終將被新的移民浪潮所覆蓋。
總結而言，《紐約黑幫》透過時代背景的選擇、城市環境的粗礪描繪，以及族群衝突的複雜刻畫，建構出一種沉重而深刻的移民文化敘事美學。它提醒觀眾，美國的形成並非一條線性的進步史，而是一段充滿排斥、暴力與重生的歷程。正是在這樣的混亂與對抗中，現代美國的多元文化樣貌才逐漸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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