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新崗位上保持高效的必要條件

接著，老先生說：「我明白你在保險公司做證券分析做得很好，但如果我們還想要你做證券分析工作，我們就會讓你留在那兒。你現在是合伙人的執行秘書，可你卻還在繼續做證券分析。要在新崗位上發揮出效力，你現在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當時氣壞了，但我仍然意識到老先生說得沒錯。之後我徹底改變了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工作內容。

從那時起，每當我調到新的工作崗位，我就問自己：要在新的崗位上發揮效力，我現在需要做些什麼呢？每一次的答案都不一樣。

我現在做企業顧問已經50年了。我曾與許多組織和國家共事。在所有的組織裡，我所見的最大的人力資源浪費就是晉升後未能適應。

晉升到了新崗位上的能人，能真正獲得成功的並不多，反而有不少遭遇了徹頭徹尾的失敗。更多的人既不成功也不失敗，而是成了平庸之輩。只有很少人能成功。

2.為什麼突然不稱職了

本來在10年、15年裡都稱職勝任的人，怎麼突然就變得不稱職了呢？就我所考察的所有案例，原因都出在人們犯了我60年前在倫敦那家銀行裡出的錯誤。

他們在新崗位上繼續做著從前舊崗位上幹得成功、為自己帶來了晉升的事情。

他們變得不稱職，不是因為他們自己不稱職，而是因為他們在做錯誤的事情。

3.成功的條件

多年來，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我總是會問我客戶裡真正卓有成效的人士（尤其是大型組織裡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們的高效來自何處。

幾乎每一回，他們都告訴我說，他們的成功要歸功於多年前的一位上司，這個人做的事情，就像倫敦那位老先生對我做的一樣：強迫我仔細思考新崗位的要求。

沒有人是自己發現這一點的——至少，從我的經驗來看是這樣。你需要有人教你。

人一旦學會了這一點，就永遠也不會忘記，之後，幾乎毫無例外地能在新崗位上取得成功。

不需要什麼卓越的知識、卓越的才能，只需要全力關注新崗位的新要求，即新挑戰、新工作、新任務最關鍵的要點。

第六條經驗：把事先預料的結果寫下來

又過了好幾年，大概是1945年前後（在我1937年從英國搬到美國之後），我為自己選了一門為期三年的研究課題：歐洲早期現代史，尤其是15和16世紀。

我發現，歐洲有兩家機構在此期間成為了歐洲的主導勢力：南方天主教的耶穌會和北方新教的加爾文教會。這兩家機構的成功都源於同一種方法。它們均成立於1536年，並從一開始就采用了相同的學習紀律。

每當耶穌會教士或加爾文派教士要做重要的事情，比如做出關鍵決策，他就會把事先預料的結果寫下來。9個月之後，他會將實際結果與事先預料的結果相比較。

這立刻就能說明他什麼地方做得好，他的強項是什麼。這同時還表明他還需要學習哪些事情，有哪些習慣必須加以改變。最後，這還能說明他有哪些不擅長做、做不好的事情。

50年來，我一直遵循這套方法。它指明了人的優勢在哪裡，這對人獲得自知之明是最重要的事情。

此外，它指出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需要怎樣的改進。

最後，它又指明人有哪些能力不及的地方，有哪些不應當嘗試去做的事情。

知道自己的強項、知道如何改進，又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力有不逮——這些都是不斷學習的關鍵所在。

第七條經驗：熊彼特教我隨世界的改變而改變

說完這一條經驗，我個人發展的故事就說完了。

1949年的聖誕節，我剛開始在紐約大學教授管理課程。我父親，73歲，從加利福尼亞趕來探望我們。

幾年前，他從當地退休。新年剛過完，那是1950年1月3日，我和父親一起去探望他的老朋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

我的父親已經退休了，但當時名滿天下的熊彼特，66歲，仍在哈佛大學執教，在美國經濟學會的主席職位上也非常活躍。

1902年，我父親是奧地利財政部一名年輕的公務員，但也在大學裡執教經濟學。他逐漸認識了熊彼特，後者當時才19歲，是最才華橫溢的年輕學生。

這兩個人差別之大，叫人幾乎無法想像：熊彼特精力旺盛、傲慢自負、刻薄傷人；我父親則安靜克制、謙虛禮貌，甚至到了有點自閉的程度。盡管如此，兩人還是很快成了朋友，交情一直挺好。

到1949年，熊彼特成了一個非常不同的人。這年他66歲，是他在哈佛執教的最後一年，名聲達到最高峰。

兩位老人一起度過了美好的時光，回憶往昔歲月。兩人都在奧地利長大，也在那兒開始工作，並最終來到了美國，熊彼特1932年到美，我父親是4年後到的。

第二條經驗：菲迪亞斯教我何為完美

大約在同一時期，仍然是我在漢堡當實習生那段時間，我讀到一篇文章，讓我體會到什麼才是「完美」。

這是一個關於古希臘最偉大的雕刻家菲迪亞斯的故事。

公元前440年，他接受委托，在雅典的帕台農神廟的屋頂上修築雕像，2400年後的今天，這些雕像仍然佇立在那裡。如今，它們已經成為西方傳統中公認的偉大雕塑作品。

當時的人也對雕像贊聲一片，可菲迪亞斯把所花費用呈交上去的時候，雅典城邦的會計卻拒絕付款。

「這些雕像，」會計說，「佇立在神廟的屋頂上，而神廟則修在雅典最高的山上。人們只能看到雕像的正面。可你向我們提交的費用卻是全身像，也就是說，連雕像的後背也計了費。但沒人看得到它們的後背。」

「你錯了，」菲迪亞斯反駁說，「天上的神祇看得到。」

我記得，我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正是聽完《法斯塔夫》之後不久，它深深觸動了我。我沒能始終對它奉行不渝。我做過許多但願神祇不會注意到的事，但我知道，人必須力爭完美，哪怕只有「神祇」看得到。

每當人們問我，我認為自己哪本書最好，我總會笑著回答：「下一本。」我沒有半點開玩笑的意思。我的意思，跟威爾第回答「為追求永遠無法企及的完美，80歲仍在寫歌劇」時一樣。

雖說我現在年紀比威爾第寫《法斯塔夫》時還要大，我仍然想著再寫兩本書，而且，我希望這兩本書都比我之前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更好，更重要，更臻於卓越。

幾年後，我搬到了德國的法蘭克福，在那兒的一家經紀公司實習。之後，紐約股票市場在1929年10月崩盤，經紀公司破產，我則在20歲生日那天，被法蘭克福的一家最大報紙聘為金融和外事撰稿人。

我繼續在大學裡報名修讀法律，因為當時，在歐洲不同的大學間轉學很容易。

我對法律還是沒多大興趣，但一直記著威爾第和菲迪亞斯教給我的功課。記者要寫許多主題的文章，所以，我決定對各學科盡量多做了解，做個稱職的記者。

第三條經驗：發展自己的學習方法

我工作的報紙是下午出刊。

我們早上6點開始工作，下午2點一刻完工，最後一版付印。於是我開始強迫自己下午和晚上學習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律、社會和法律制度史、世界通史、金融，等等。

漸漸地，我發展出一套知識體系。我對它不斷進行擴充。

每隔三四年，我會挑選一門新科目，可能是統計學，可能是中世紀史，可能是藝術或者經濟學。3年的學習絕對不夠掌握一門學科，但可以實現基本的理解。

所以，60多年來，我一直在定期學習新的學科。它不光帶給了我大量的知識儲備，還強迫我打開眼界投入新學科、新方法——我所學習的每一門學科，都建立在不同的理論假設上，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第四條經驗：報社主編教我回顧和計劃的重要性

這個保持智力活躍、不斷成長的漫長故事裡，下一條經驗來自報社主編，他是當時歐洲的一位頂尖新聞記者。

編輯部裡都是一些很年輕的人。我22歲就成了3名助理主編之一。究其原因，倒不在於我特別優秀。

事實上，我從未成為一流的日報記者。但是，1930年前後的歐洲，應該坐在這些位置上的人，即35歲上下的人，所剩無幾。他們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裡戰死了。就算是極為重要的職位，也只能由像我這樣的年輕人頂上了。

報社主編當時大約50歲，嘔心瀝血地培養、磨煉這支年輕的記者隊伍。他每個星期都會和每個人討論我們完成的工作。每年兩次，一次在新年之後，一次在6月暑假開始之前，我們會花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和整個星期天討論過去6個月完成的工作。

主編總會從我們做得很好的事情談起，接著，進入到我們努力想要做好的事情。接下來，他會回顧我們做得還不夠努力的事情。最後，他會嚴厲批評我們做得糟糕以及沒能做到的事情。

會議的最後2小時，我們要對未來6個月的工作進行安排：

我們應該集中精力做哪些事情？

哪些事情應該有所改善？

哪些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學習的事情？

一個星期後，我們每個人都得向主編提交此後6個月的工作和學習計劃。

我很喜歡這個過程，只不過，離開報社之後我就全忘了。幾乎10年後，已經到了美國，我才回想起來。

當時是20世紀40年代初，我在一家重要教學機構成了資深教授，開始了自己的咨詢實踐，並出版一些作品。這時我想起了法蘭克福主編教給我的東西。

從那時起，我每年夏天會留出兩個星期回顧自己前一年的工作，先從我做得好但還應該、還能夠做得更好的事情入手，逐漸來到我做得糟糕或是應該做但沒做到的事情。我會確定我咨詢、寫作和教學工作的首要任務分別是什麼。

我從來沒能真正完全按照每年8月定好的計劃做，但它強迫我堅持威爾第「哪怕不可企及，仍然力求完美」的信條。

第五條經驗：高級合伙人教我成功的條件

幾年後，我學到了另一條經驗。

1933年，我從德國法蘭克福遷往英國倫敦，起初在一家大型保險公司做證券分析師，一年後，到了一家發展迅速的私人銀行，在那裡當上了公司的經濟師以及3名高級合伙人的執行秘書。其中一位是公司創始人，70來歲；另外兩位30多歲。

起初我只替兩位比較年輕的先生做事，但到公司3個多月之後，創始人把我叫進辦公室說：「你剛來時我對你不怎麼看好，現在仍然不怎麼看好。但你比我想像中還笨太多了，你真的不該這麼笨。」

因為兩位年輕的合伙人每天都把我誇上天，我一聽這話著實傻了眼。(下續)

彼得·杜拉克：一流高手，無非是做好了這4件事

「我還決定，如果我能活到很大的歲數，我也不會放棄，而要繼續前行。與此同時，我還要力求完美，哪怕有一點很清楚：完美永不可及。」

請允許我在這裡講一講自己生活裡的七條經驗，它們教給我如何保持高效，保持成長、變化的能力，變得成熟，卻又不為過去所困。

我不到18歲就讀完了高中，離開了在奧地利維也納的家鄉，到德國漢堡一家棉花出口公司當上了實習生。

我父親不怎麼高興。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全家干的都是公務員、教授、律師和醫生這類的工作。所以，他希望我能去全職讀大學，但我厭倦了當學生，想去工作。

為了安撫父親，我到漢堡大學法律系注了冊，但我自己其實並不太當真。

在1927年那遙遠的歲月，在奧地利和德國上大學用不著隨時上課，只需要在登記簿上讓教授簽名就行了。而得到教授的簽名，不上課也行。只要給教務處的聽差塞上一筆小費，他自然會弄來教授的簽名。

因為大學並沒有開晚上的課，我白天又得上班。所以，在漢堡的一年半，我從來沒在大學上過一堂課。即便如此，人們仍然認為我是一個很得體的大學生。

現在的人當然覺得這很奇怪，但在從前那些寬鬆的日子算不上什麼怪事。我在前面說過，凡是有高中文憑的人，都能順理成章地升入任何一所大學。為了拿到大學學位，你只需要每年繳納少許學費，等四年過後，參加結業考試就行了。

實習生的工作極其無聊，我學到的知識幾近於無。早上7點半上班，下午4點下班，星期六中午12點下班。所以，我有很多空閒時間。

周末，我常和另外兩個實習生（都來自奧地利，只是在另外的公司上班）去漢堡美麗的郊外徒步，在對學生免費的青年旅館過夜。每個星期，我有5天夜裡都泡在漢堡著名的城市圖書館，這家圖書館就挨著我的辦公室。

這裡鼓勵大學生多借書，想借多少本就借多少本。有15個月，我不停地讀啊讀啊讀，德語、英語和法語書，我全都讀。

第一條經驗：威爾第教我不斷奮斗的意義

後來，我每個星期去看一次歌劇。當時，漢堡歌劇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家歌劇院（現在仍然是）。

實習生掙的錢很少，但歌劇對大學生免費。只要在歌劇開演前1小時到場就行了。演出開始前10分鐘，尚未賣出票的廉價座位會免費派發給大學生。

一天晚上，我去聽19世紀意大利偉大作曲家朱塞佩·威爾第的一部歌劇——那是他1893年創作的最後一部歌劇，名叫《法斯塔夫》。

這部歌劇如今已經成為威爾第最受歡迎的一出作品，但65年前，它很少上演。歌手和觀眾都認為它太難了。我卻完全被它征服。

我在音樂之城維也納長大，受過良好的音樂教育。我聽過許多的歌劇，但像這樣的作品卻從未聽過。我永遠忘不了那天晚上《法斯塔夫》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做了一番研究，驚訝地發現，這出充滿歡樂、充滿對生活熱愛、有著難以置信活力的歌劇，竟然是一位80歲的老人創作出來的！

對當時年僅18歲的我來說，80歲是一個難於想像的年紀。我甚至不認識任何一個年紀這麼大的人。當時人們的預期壽命才50歲，哪怕健康人也就能活這麼久，80歲真的不是什麼常見的歲數。

後來，我讀到了威爾第自己寫的文章，有人問他，像他這樣一位名人，到了這麼大的年紀，又已經被視為19世紀最重要的歌劇作曲家，為什麼還要承擔繁重的工作，創作這樣一出要求極其苛刻的歌劇呢？

「身為音樂家，」威爾第寫道，「我一輩子都在追求完美，可完美總是躲著我。所以，我有責任一次次地嘗試下去。」

我永遠忘不了這些話——它們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威爾第，還在我那個年紀（18歲）就已經是一位老練的音樂家了。我當時對自己未來的發展毫無頭緒，只知道自己恐怕當不上成功的棉紡織品出口商了。

18歲那年，我跟所有18歲的青年一樣天真幼稚、不成熟。我一直到15年後，30歲出頭，才真正知道自己擅長什麼，屬於哪一個領域。不過我當時打定主意，不管我這輩子會幹什麼工作，威爾第的話都將是我的指北星。

我還決定，如果我能活到很大的歲數，我也不會放棄，而要繼續前行。與此同時，我還要力求完美，哪怕有一點很清楚：完美永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