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威廉斯確實——而且我們認為這一點極為重要——主張應探究作品中「高度多變的具體實踐與意圖」，而非讓這些具體差異被籠統的概念所掩蓋；後者往往只是「為明顯的地方性與暫時性現象提供修辭上的遮蓋」（同上，第206–207頁）。因此，除了強調溝通之外，我們還需聚焦於創造性實踐的具體性——其在特定情境中的可能條件，以及體現在不同文化生產與消費形式中的溝通美學（aesthetics of communication），包括其如何被具體地感受與體現。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by Keith Negus & Michael Pickering. To cite this article: Keith Negus & Michael Pickering (2000)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6:2, 259-282, DOI: 10.1080/102866300093581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1080/10286630009358124）
Tango is time, spoken through the grammar of motion. Its rhythm — the very pulse of existence.
Born in Argentina, it became the heartbeat of humanity, our defiance against the erosion of time. In Casares’ desolate fiction, it turns into inertia — the body’s persistence after the world’s collapse.
When Benjamin’s aura has faded, when Longinus’ sublime turns from majesty to wasteland, Tango still moves, still beats against silence.
This rhythm steps beyond music and belongs to existence itself — the final gesture of a species refusing to stop breathing.
So we may say: Tango’s greatness lies in the elegance of its obsession. Even if gravity were to fail, we would still dance amid the ruin of physics.
And in that rhythm — a flicker of aura within annihilation, a sublime born from the end of all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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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重新探討威廉斯早期著作中的這一思路，部分原因在於，與他對「文化」概念的深入討論不同，這部分相對被忽視；另一原因則在於，它至少暗示了一條不同於唯心主義或還原主義的創造力理解之路——後者僅聚焦於創作實踐本身，而忽略了其被接受後的影響。當然，這種對文化創造力的理解方式也引發了若干問題，例如：它似乎以傳輸模式（transmission model）的溝通觀為基礎；它假定藝術與經驗之間存在同構關係（homological relation）；並且在強調經驗「分享」（及願意「分享」）的政治層面上，掩蓋了其中的共識政治問題。
此外，關於這一過程——即如何將「獨特經驗轉化為共同經驗」——的價值判斷，其實質內涵仍模糊且未充分發展。在後期作品中，威廉斯雖在論及文學時短暫回到創造力的問題，但並無實質進展，只留下「創造力同時是平凡又非凡的」、「既已知又未知」等空泛概述（1977年，第211–212頁），反而加深了我們需要克服的概念混亂。
然而，威廉斯確實——而且我們認為這一點極為重要——主張應探究作品中「高度多變的具體實踐與意圖」，而非讓這些具體差異被籠統的概念所掩蓋；後者往往只是「為明顯的地方性與暫時性現象提供修辭上的遮蓋」（同上，第206–207頁）。因此，除了強調溝通之外，我們還需聚焦於創造性實踐的具體性——其在特定情境中的可能條件，以及體現在不同文化生產與消費形式中的溝通美學（aesthetics of communication），包括其如何被具體地感受與體現。
威廉斯論述的核心在於：創造力試圖觸及某種「普遍價值」的感知。正如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頗具諷刺意味地指出：「比較人類學或許能讓我們說，普遍地存在著一種對『普遍性的承認』的承認；這是一種社會實踐的普遍性，它承認那些服從於『普遍原則』的行為形式為有價值的」（1998年，第88頁）。威廉斯持續強調溝通、強調將特殊轉化為普遍的努力，至少使我們重新看到創造性實踐的社會中介作用。而我們的任務，正是從這些社會中介出發。
以本文所發展的觀點來說，關鍵在於理解：具體經驗如何被認知為創造性實踐，並立即受到一連串彼此衝突的論述所形塑——當「創造力」這一概念被調動時，這些論述之間的不安碰撞便隨之展開。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by Keith Negus & Michael Pickering. To cite this article: Keith Negus & Michael Pickering (2000)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6:2, 259-282, DOI: 10.1080/102866300093581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1080/10286630009358124）
Oc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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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餘音：探戈作為存在的最後節奏
探戈是以舞蹈形式完成的時間修辭，節奏就是它的存在。
這從阿根廷開始的節奏，像徵全人類以情感抵抗時間的損傷；在卡撒茲納霍凱的小說裡，它則化為人類在世界崩解後仍維持運動的慣性。
當班雅明的「靈光」已逝，當朗吉諾斯的「崇高」由宏偉轉為荒蕪，探戈仍以節奏對抗沉默。
這一節奏從音樂中脱域，而歸属存在。它是人類拒絕停止呼吸的最後姿態。
因此，我們可以說：探戈之所以偉大，在於它優雅地表現它的執著；即使地球的引力暫時失效，人們仍在物理的頺敗中起舞。那一刻的節奏，正是「靈光」在毀滅之中的微光——是末日中的崇高。
Resonance: Tango as the Final Rhythm of Being
Tango is time,
spoken through the grammar of motion.
Its rhythm — the very pulse of existence.
Born in Argentina, it became
the heartbeat of humanity,
our defiance against the erosion of time.
In Casares’ desolate fiction,
it turns into inertia —
the body’s persistence
after the world’s collapse.
When Benjamin’s aura has faded,
when Longinus’ sublime
turns from majesty to wasteland,
Tango still moves,
still beats against silence.
This rhythm steps beyond music
and belongs to existence itself —
the final gesture
of a species refusing
to stop breathing.
So we may say:
Tango’s greatness
lies in the elegance of its obsession.
Even if gravity were to fail,
we would still dance
amid the ruin of physics.
And in that rhythm —
a flicker of aura within annihilation,
a sublime
born from the end of all things.
([愛墾研創]嫣然的閱讀札記：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László Krasznahorkai）小說《撒旦的探戈》（Sátántangó, 1985）)
Oct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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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墾研創]從探戈到《撒旦的探戈》：崇高的兩極與現代虛無
探戈，是一種在極端情感張力中誕生的舞蹈。它的節奏、步伐與身體的貼合，往往被視為愛與慾望、理性與本能、控制與放縱之間的辯證。當我們談論「從神秘到凝固」的探戈之美時，其實也觸及了一個哲學層面的問題——崇高（the Sublime）。這個概念自康德（Immanuel Kant）以降，被用以描述人類在面對無限或不可度量之物時，所產生的自我超越與精神震撼。而這種精神經驗，恰恰能幫助我們理解探戈與貝拉．塔爾（Béla Tarr）根據卡撒茲納霍凱（László Krasznahorkai）小說《撒旦的探戈》（Sátántangó）所展現的藝術張力。
一、探戈的崇高：身體的形而上運動
探戈的「崇高」來自其對有限身體的極致調度。康德區分了「數量的崇高」與「力量的崇高」：前者源於無法計量的浩瀚，後者則來自對威力的感知與敬畏。探戈正位於兩者之間——它以有限的兩具身體，去模擬無限的流動與抗衡。舞者在剎那的凝固中經驗「力的對峙」；在轉身、滑步的瞬間體驗「無限的延展」。這種感覺既感官又超越感官，是肉身的哲學，是靈魂在軀體中爆發的瞬間。
然而，探戈的崇高並不止於形而上之美。它還帶有一種悲劇性的「延宕」：每一次貼近都意味著分離的開始；每一次轉身都預示著離散的命運。正如康德所說，崇高並非美的對立，而是當美無法再安撫人心時，人類仍試圖在恐懼中尋求意義的努力。探戈在那一瞬的「凝固」裡，讓我們體會到生命的短暫與永恆並存——這正是崇高的邏輯。
二、《撒旦的探戈》的崇高：虛無中的延宕
若說探戈的崇高是動態的、炙熱的，那麼《撒旦的探戈》所呈現的崇高，則是靜止的、冰冷的。卡撒茲納霍凱筆下的世界是一個永不終結的循環：人們在腐朽的村莊裡等待救贖，卻不斷被時間與幻覺拖入更深的泥濘。塔爾以極慢的鏡頭、無盡的長鏡與陰鬱的黑白影像，將這種延宕視覺化——觀者被迫在時間的凝視中體驗「虛無的重量」。
這正呼應了當代「現代崇高」的概念。不同於康德時代面對自然或宇宙的宏偉震撼，現代人面對的是意義的荒蕪、秩序的崩解與靈光的消逝。正如萊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言，現代的崇高不再是對「無限」的驚嘆，而是對「無意義」的感知。《撒旦的探戈》中的人物仿佛早已超越希望與絕望之間的界線，只剩持續的等待與腐敗的生命。這種延宕，不是希望的延續，而是崇高的殘餘——在美被毀壞之後，仍有一種幽暗的精神韌性，使人不至於全然墜入虛無。
三、卡繆的差異：意識與荒謬
在這裡，將《撒旦的探戈》的虛無與卡繆（Albert Camus）在《薛西佛的神話》中提出的存在主義相比，能看出明顯的分野。卡繆筆下的薛西佛面對荒謬，仍選擇推石上山——他以「意識」對抗無意義的命運。「我有意識，石頭沒有」這句話標示了人類在荒謬世界中的主體性與尊嚴。而在卡撒茲納霍凱的世界裡，這種尊嚴已經崩塌。人不再是推石者，而是被石頭碾壓的存在。這不是卡繆式的反叛，而是一種更徹底的虛無主義：人既無力拒絕，也無從救贖，只能在腐爛的時間中緩慢漂浮。
因此，若說卡繆的荒謬仍蘊含一種道德勇氣，《撒旦的探戈》的虛無則是一種後崇高的宿命感。它不再呼喚自由，而是逼視人類精神的廢墟；不再追問意義，而是接受無意義的持續存在。這種「延宕中的恐懼」正是現代崇高的另一面。
四、結語：從激情到虛無的崇高譜系
從探戈的身體美學到《撒旦的探戈》的精神荒蕪，我們看到的是崇高的兩極：一端是生命在極限中的燃燒，另一端是存在在極限後的冰冷。前者以動態的激情接近神秘，後者以靜態的虛無接近永恆。兩者都證明了藝術超越美的能力——當美被破壞、當靈光消逝，人類仍能在恐懼與延宕之中，尋得精神的回聲。
崇高，從來不是安慰，而是一種存在的證據。它提醒我們：在舞者的瞬間凝固與村民的無盡等待之間，人類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凝視那不可言說的「無限」。
17 hours 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