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發文創體驗培訓《視覺型互動》

聆聽對方語言中的措辭傾向 / 多使用視覺性語言交流：

看、圖畫、焦點、想象、眼光、視野、風景、平白、角度、光明、閃亮、清楚、眼睛、遠見、幻覺、看見、戰時、透露、顯然、黑暗、迷蒙、檢驗、輪廓、線條、空間、看來、痕跡、

“我看到都生氣。”

“光明的明天。”

“答案出現在眼前。”

“她使到我的生命多姿多彩。”

“讓我瞧瞧你有多大本事。”

(1995年《熱情·財富、權威》課程教材)

                                                    （Source：https://unsplash.com/photos/xsGApcVbojU）

心靈素質学人物·默罕墨德（Muhammad，约570-632）

上蒼對默罕墨德先知說：”閱讀。」

先知答道：“我不認識字。”

上蒼說：“相信把你造出來的我吧，我會讓你閱讀的。”

先知於是便會閱讀了。

（《馬來西亞二十一世紀心靈素質學方案》—— 1995年《熱情·財富、權威》課程教材)

陳明發《精彩的一生》

我的人生精彩在哪裏？
假如我決定我的人生要變得很精彩，
我的人生會是怎樣的人生？

我的人生那一點還不理想？
與其問：“為什麽偏偏是我？”
不如問：“我可以怎樣來利用現在的情況？”
“我手頭上還享有什麽资源？”
“我還能夠做些什麽？”

我們所享有的，遠遠比我們想像的還多。
我所能做的，就只是我所能做的；
而我所能做的，其實已經很足夠，
包括改變自己。


問自己有關“可能的問題”，假如……會怎樣？
精彩的人生，是“可能”和“必要’之間的平衡。

問題可以突破你現有的思想典範，
從而改良你的心靈素質。
自省一個問題，可以馬上改變
你的人生焦點，人生景況馬上不一樣。
自我躬省什麽是行不通不可以做的，
我們心靈素質便轉進“行得通”
“可以做”的框框，專為成功找方法。

關懷自身：重建‘自身的技術’

                                                                      What Personal Development is Not


（陳明發博士 ©《馬來西亞二十一世紀心靈素質學方案》—— 1995年《人際魅力：“心質學”之心理語言影響工藝 / Instant Rapport》課程教材)

榮格 （Carl G. Jung，1875－1961）箴言

Shrinking away from death is something unhealthy and abnormal which robs the second half of life of its purpose.

對死亡的回避是不健康和異常的，它使生命第二階段失去目標。

The most intense conflicts, if overcome, leave behind a sense of security and calm that is not easily disturbed. It is just these intense conflicts and their conflagration which are needed to produce valuable and lasting results.

對最強烈衝突的克服，使我們獲得一種穩定超然的安全與寧靜感。要獲得有益而持久的心理安全與寧靜，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強烈衝突的大暴發。

There is no coming to consciousness without pain.

沒有痛苦，就沒有意識的喚醒。

From the middle of life onward, only he remains vitally alive who is ready to die with life.

中年之後，只有已為告別人生做好準備的人，才能繼續在生活中朝氣蓬勃。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s to accept oneself completely.

最可怕的事情是完全接受自己。

慢活：中间路线

大多數人並不希望，以對慢速的崇拜取代快速崇拜。速度或許能給人帶來快樂，增加成效，讓人感覺強而有力；沒有速度，我們會更加貧窮。世界所需要的、慢速運動所能提供的，是一條中間道路，一個將美好甜蜜的生活，同信息時代的活力相聯姻的處方。

其秘訣是尋找到二者之間的均衡：不是凡事皆快，而是以恰當的速度去完成。時快，時慢；時而介於二者之間。

慢意味著絕不匆忙，絕不力圖為省時而省時，意味著即便由於環境所迫不得不快，也要保持冷靜、不慌亂。

培養內在的舒緩悠閑氣質的一種辦法，就是騰出時間做無法快速做的事，例如沈思默想、編織、園藝、瑜珈、繪畫、閱讀、散步、氣功等。（奧諾德《放慢腳步》【43】）

面具不是真實的自己

“如同在電影院裏的孩童，我們被幻想俘獲了。”

每看罷一場電影，都會深深的陷在情節中，無法自拔。實乃幻象，是自己的心智不夠空曠。

“從這兒開始，衍生了我們的虛榮、野心和不安全感。我們愛上了自己創造的幻象，發展出對自己外表、財富和成就過度的驕傲”

我們總願意執著於不存在的美好，而不願意直視自己。

“好比戴了面具，卻驕傲的認為面具是真實的自己”

（摘自《正見—— 佛陀的證悟》，〈明了的利益〉，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2007，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心靈素質學人物·達摩祖師（菩提達摩，Bodhidharma）

達摩祖師第一次到中國時，有人問他東來何事。

他答道：

“我要來尋找一個不受惑的人。」

（《馬來西亞二十一世紀心靈素質學方案》—— 1995年《熱情·財富、權威》課程教材)

王小波·發現終極

我雖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還常常為一件事感到疑惑：為什麼有很多人總是這樣地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設歷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發現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發現了終極真理，根絕了一切發現的可能性，我就情願到該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這是因為，假如這種終極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據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

從漢代以後到近代，中國人就是這麼生活的。我對這樣的生活一點都不喜歡。我認為，在人類的一切智能活動裏，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種事實說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


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講出這樣粗暴的話來，我的確感到羞愧，但我並不感到抱歉。因為這種人士帶給我們的痛苦實在太多了。在一切價值判斷之中，最壞的一種是：想得太多、太深奧、超過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種罪惡。

我們在體驗思想的快樂時，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總有人覺得自己受了傷害。誠然，這種快樂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體驗到的，但我們不該對此負責任。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取消這種快樂，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計算在內——這世界上有人喜歡豐富，有人喜歡單純；我未見過喜歡豐富的人妒恨、傷害喜歡單純的人，我見到的情形總是相反。

假如我對科學和藝術稍有所知的話，它們是源於思想樂趣的浩浩江河，雖然惠及一切人，但這江河絕不是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為他們時流，正如以思想為樂趣的人不是為他們而生一樣。

對於一位知識分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人當然有不思索、把自己變得愚笨的自由；對於這一點，我是一點意見都沒有的。問題在於思索和把自己變聰明的自由到底該不該有。喜歡前一種自由的人認為，過於複雜的思想會使人頭腦昏亂，這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裏一位質樸的農民請到城市的化工廠裏，他也會因複雜的管道感到頭暈，然而這不能成為取消化學工業的理由。所以，質樸的人們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做是與己無關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現在我周圍的世界又充滿了“文革”時的軍代表和道德教師，只能使我驚，不能使我懼。因為我已經活到了四十二歲。我在大學裏遇到把知識當做幸福來傳播的數學教師，他使學習數學變成了一種樂趣。我遇到了啟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讀到了我想看的書——這個書單很是龐雜，從羅索的《西方哲學史》，一直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地下小說。這最後一批書實在是很不堪的，但我總算是把不堪的東西也看到了。

當然，我最感謝的是那些寫了好書的人，比方說，蕭伯納、馬克·吐溫、卡爾維諾、杜拉斯等等，但對那些寫了壞書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寫了幾本書，雖然還沒來得及與大陸讀者見面，但總算獲得了一點創作的快樂。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親幸福，比那些將在思想真空裏煎熬一世的年輕人幸福。作為一個有過幸福和痛苦兩種經歷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間來感到幸福，而且這種空間比給我的大得多。而這些呼籲當然是對那些立志要當軍代表和道德教師的人而發的。（註釋：①本篇最初發表於1994年第9期《讀書》雜誌。）（王小波散文·思維的樂趣）

王小波·把整個大海裝入一個瓶子之中續上在這個名單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軍代表，他們想把一切從我頭腦中驅除出去，只剩一本270頁的小紅書。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種程度的單調、機械是必須忍受的，但是思想決不能包括在內。胡思亂想並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絕新奇。

我認為自己體驗到最大快樂的時期是初進大學時，因為科學對我來說是新奇的，而且它總是邏輯完備，無懈可擊，這是這個平凡的塵世上罕見的東西。與此同時，也得以了解先輩科學家的傑出智力。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雖然自己總被擊敗，但也有機會領略妙招。

在我的同學裏，凡和我同等年齡、有同等經歷的人，也和我有同樣的體驗。某些單調機械的行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帶來快感，但因為過於簡單，不能和這樣的快樂相比。藝術也能帶來這樣的快樂，但是必須產生於真正的大師，像牛頓、萊布尼茲、愛因斯坦那樣級別的人物。時下中國的藝術家，尚沒有一位達到這樣的級別。

恕我直言，能夠帶來思想快樂的東西，只能是人類智慧至高的產物。比這再低一檔的東西，只會給人帶來痛苦；而這種低檔貨，就是出於功利的種種想法。


三


有必要對人類思維的器官（頭腦）進行“灌輸”的想法，時下正方興未艾。我認為腦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舉。有一些人說它是進行競爭的工具，所以人就該在出世之前學會說話，在三歲之前背誦唐詩。假如這樣來使用它，那麼它還能獲得什麼幸福，實在堪虞。知識雖然可以帶來幸福，但假如把它壓縮成藥丸子灌下去，就喪失了樂趣。當然，如果有人樂意這樣來對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對孩子表示同情而已。

還有人認為，頭腦是表示自己是個好人的工具，為此必須學會背誦一批格言、教條——事實上，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實際上要好，十足虛偽。這使我感到了某種程度的痛苦，但還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總有人想要用種種理由消滅幸福所需要的參差多態。這些人想要這樣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說得更確切些，是出於功利方面的考慮。因此他們就把思想分門別類，分出好的和壞的，但所用的標準很是可疑。


他們認為，假如人們腦子裏灌滿了好的東西，天下就會太平。因此他們準備用當年軍代表對待我們的態度，來對待年輕人。假如說，思想是人類生活的主要方面，那麼，出於功利的動機去改變人的思想，正如為了某個人的幸福把他殺掉一樣，言之不能成理。有些人認為，人應該充滿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調低下的思想。這種說法聽上去，美妙，卻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總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誰就成了問題。

假設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腦子挖出來扔掉，換上他的，我絕不肯，除非你能夠證明我罪大惡極，死有余辜。人既然活著，就有權保證他思想的連續性，到死方休。更何況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們自己的立場來度量的，假如我全盤接受，無異於請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雞到我腦子裏下蛋，而我總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來是長了一座雞窩。


想當年，我在軍代表眼裏，也是很低下的人，他們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強加給我，也是一種腦移植。菲爾丁曾說，既善良又偉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絕無僅有的，所以這種腦移植帶給我的不光是善良，還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願地用一句功利的說法：在現實世界上，蠢人辦不成什麼事情。我自己當然希望變得更善良，但這種善良應該是我變得更聰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況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善與惡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條路。

不知道何為惡，焉知何為善？所以他們要求的，不過是人雲亦雲罷了。假設我相信上帝（其實我是不信的），並且正在為善惡不分而苦惱，我就會請求上帝讓我聰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絕不會請他讓我愚蠢到讓人家給我灌輸善惡標準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負起灌輸的任務，我就要請求他讓我在此項任務和下地獄中做一選擇，並且我堅定不移的決心是：選擇後者。

四


假如要我舉出一生最善良的時刻，那我就要舉出剛當知青時，當時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類，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同時我也要承認，當時我愚蠢得很，所以不僅沒幹成什麼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丟盔卸甲地逃回城裏。現在我認為，愚蠢是一種極大的痛苦；降低人類的智能，乃是一種最大的罪孽。

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鬆警惕。假設我被大奸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假如讓我舉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時刻，那就是現在了。可能是因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為已經成年，反正你要讓我去解放什麼人的話，我肯定要先問問，這些人是誰，為什麼需要幫助；其次要問問，幫助他們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後我還要想想，自己直奔雲南去挖坑，是否於事有補。這樣想來想去，我肯定不願去插隊。領導上硬要我去，我還得去，但是這以後挖壞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認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無辜的。假如這種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

但是人可以發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後天的低智算不了無辜——再說，沒有比裝傻更便當的了。當然，這結論絕不是說當年那些軍代表是些裝傻的奸邪之輩——我至今相信他們是好人。我的結論是：假設善惡是可以判斷的，那麼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發展智力，增廣知識。然而，你勸一位自以為已經明辨是非的人發展智力，增廣見識，他總會覺得你讓他舍近求遠，不僅不肯，還會心生怨恨。我不願為這樣的小事去得罪人。我現在當然有自己的善惡標準，而且我現在並不比別人表現得壞。


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按這個標準，別人說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惡時；別人說我最邪惡，就是我最善良時。當然我不想把這個標準推薦給別人，但我認為，聰明、達觀、多知的人，比之別樣的人更堪信任。基於這種信念，我認為我們國家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喪失了很多機會。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鎖知識、鉗制思想、灌輸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喪失了學習、交流、建樹的機會，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親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類人士的總和有恒河沙數之多，我就趨向於悲觀。此種悲劇的起因，當然是現實世界裏存在的種種問題。

偉大的人物總認為，假設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樣善良——更確切地說，都像他期望的那樣思想，“思無邪”，或者“狠鬥私字一閃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這些說法的人本身就是無邪或者無私的，他們當然不知邪和私是什麼，故此這些要求就是：我沒有的東西，你也不要有。無數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殺了。考慮到那恒河沙數才智之士的總和是一種難以想像的龐大資源，這種想法就是打算把整個大海裝入一個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實是，這種想法一直在實行中，也就是說，對於現實世界的問題，從愚蠢的方面找辦法。據此我認為，我們國家在封建時代，一直在進行思想上的大屠殺；而我能夠這樣想，只說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對此表示悲傷之外，我想不到別的了。（下續）

（續上）談到思想的樂趣，我就想到了我父親的遭遇。我父親是一位哲學教授，在五六十年代從事思維史的研究。在老年時，他告訴我自己一生的學術經歷，就如一部恐怖電影。每當他企圖立論時，總要在大一統的官方思想體系裏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隻老母雞要在一個大搬家的宅院裏找地方孵蛋一樣。結果他雖然熱愛科學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卻沒有得到思維的樂趣，只收獲了無數的恐慌。

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斷壁殘垣，收到一本名為《邏輯探索》的書裏，在他身後出版。眾所周知，他那一輩的學人，一輩子能留下一本書就不錯。這正是因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國人的思想搞得徹底無味。我們這個國家裏，只有很少的人覺得思想會有樂趣，卻有很多的人感受過思想帶來的恐慌，所以現在還有很多人以為，思想的味道就該是這樣的。

二

“文化革命”後，我讀到了徐遲先生寫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那篇文章寫得很浪漫。一個人寫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這樣浪漫。我個人認為，對於一個學者來說，能夠和同行交流，是一種起碼的樂趣。陳景潤先生一個人在小房子裏證數學題時，很需要有些國外的數學期刊可看，還需要有機會和數學界的同仁談談。但他沒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當然他比沒定理可證的人要快活。


把一個定理證了十幾年，就算證出時有絕大的樂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裏枯坐就更加難熬。假如插隊時，我懂得數論，必然會有陳先生的舉動，而且就是最後什麼都證不出也不後悔；但那個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裏描寫的悲慘。然而，某個人被剝奪了學習、交流、建樹這三種快樂，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這種同情我為那些被剝奪了“有趣”的人保留著。“文化革命”以後，我還讀到了阿城先生寫知青下棋的小說，這篇小說寫得也很浪漫。

我這輩子下過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隊時下的，同時我也從一個相當不錯的棋手變成了一個無可救藥的庸手。現在把下棋和插隊兩個詞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為沒事幹而下棋，性質和手淫差不太多。我決不肯把這樣無聊的事寫進小說裏。


假如一個人每天吃一樣的飯，幹一樣的活，再加上把八個樣板戲翻過來倒過去地看，看到聽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贊成羅素先生的一句話：“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數的參差多態都是敏於思索的人創造出來的。

當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贊成我們的意見。他們必然認為，單一機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說，要讓大家“虛其心而實其腹”，我聽了就不是很喜歡；漢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我看來是個很卑鄙的行為。摩爾爵士設想了一個細節完備的烏托邦，但我像羅素先生一樣，決不肯到其中去生活。（下續）

王小波散文《思維的樂趣》

一二十五年前，我到農村去插隊時，帶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奧維德的《變形記》，我們隊裏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帶的樣子。後來別隊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後我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見到了它，它的樣子越來越糟。我相信這本書最後是被人看沒了的。現在我還忘不了那本書的慘狀。

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吃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倘若可看的書很多的話，《變形記》也不會這樣悲慘地消失了。除此之外，還得不到思想的樂趣。

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裏寂寞而淒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隊的地方有軍代表管著我們，現在我認為，他們是一批單純的好人，但我還認為，在我這一生裏，再沒有誰比他們使我更加痛苦過了。他們認為，所謂思想的樂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用毛澤東思想來占領，早上早請示，晚上晚匯報，假如有閑暇，就去看看說他們自己“亞古都”的歌舞。我對那些歌舞本身並無意見，但是看過二十遍以後就厭倦了。

假如我們看書被他們看到了，就是一場災難，甚至“著迅魯”的書也不成——小紅書當然例外。順便說一句，還真有人因為帶了舊版的魯迅著作給自己帶來了麻煩。有一個知識可能將來還有用處，就是把有趣的書換上無趣的皮。我不認為自己能夠在一些宗教儀式中得到思想的樂趣，所以一直郁郁寡歡。像這樣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寫到過，比方說，茨威格寫過一部以此為題材的小說《象棋》，可稱是現代經典，但我不認為他把這種痛苦描寫得十全十美了。

這種痛苦的頂點不是被拘押在旅館裏沒有書看、沒有合格的談話夥伴，而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間同樣寂寞，面對和你一樣痛苦的同伴。在我們之前，生活過無數的大智者，比方說，羅素、牛頓、莎士比亞，他們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們免於這種痛苦，但我們和他們的思想、著述，已經被隔絕了。一個人倘若需要從思想中得到快樂，那麼他的第一個欲望就是學習。我承認，我在抵禦這種痛苦方面的確是不夠堅強，但我絕不是最差的一個。舉例言之，羅素先生在五歲時，感到寂寞而淒涼，就想到：假如我能活到七十歲，那麼我這不幸的一生才度過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點，接觸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變了想法。

假設他被派去插隊，很可能就要自殺了。（下續）

延續閱讀 》王小波散文《我的精神家園》序

王小波散文《我的精神家園》序（續）在我們這個國家裏，傻有時能成為一種威懾。假如鄉下一位農婦養了五個傻兒子，既不會講理，又不懂王法，就會和人打架，這家人就能得點便宜。聰明人也能看到這種便宜，而且裝傻誰不會呢——所以裝傻就成為一種風氣。我也可以寫裝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寫過的——“文革”裏誰沒寫過批判稿呢。

但裝傻是要不得的，裝開了頭就不好收拾，只好裝到底，最後弄假成真。

我知道一個例子是這樣的：某人“文革”裏裝傻寫批判稿，原本是想搞點小好處，誰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成了風雲人物。到了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後就被人整成了“三種人”。到了這個地步，就只好裝下去了，真傻犯錯誤處理還能輕些呀。


我反對愚蠢，不是反對天生就笨的人，這種人只是極少數，而且這種人還盼著變聰明。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愚蠢裏都含有假裝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這一點並不是我的發現，是蕭伯納告訴我的。

在他的《匹克梅梁》裏，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個假癡不癲的杜特立爾先生。息教授問：你是惡棍還是傻瓜？這就是問：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兩樣都有點，先生，凡人兩樣都得有點呀。在我身上，後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討厭裝傻，渴望變聰明。所以我才會寫這本書。在社會倫理的領域裏我還想反對無趣，也就是說，要反對莊嚴肅穆的假正經。據我的考察，在一個寬鬆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獲到優雅，收獲到精雕細琢的浪漫；在一個呆板的社會裏，人們可以收獲到幽默——起碼是黑色的幽默。

就是在我呆的這個社會裏，什麼都收獲不到，這可是件讓人吃驚的事情。看過但丁《神曲》的人就會知道，對人來說，刀山劍樹火海油鍋都不算嚴酷，最嚴酷的是寒冰地獄，把人凍在那裏一動都不能動。假如一個社會的宗旨就是反對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獄又有不如。在這個領域裏發議論的人總是在說：這個不宜提倡，那個不宜提倡。仿佛人活著就是為了被提倡。要真是這樣，就不如不活。羅素先生說，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睜開眼睛往周圍看看，所謂的參差多態，它在哪裏呢。

在蕭翁的《巴巴拉少校》中，安德謝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話都編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權爭勝負，無人有權論是非。這話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實際上，人只要爭得了論是非的權力，他已經不戰而勝了。我對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無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見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願，我的一生就算成功。為此也要去論是非，否則道理不給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讓你遇到。我開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麼，但我總得申明我的態度，所以就有了這本書——為我自己，也代表沈默的大多數。（王小波散文《我的精神家園》序 / 1997年3月20日）

王小波散文《我的精神家園》序——年輕時讀蕭伯納的劇本《巴巴拉少校》，有場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業巨頭安德謝夫老爺子見到了多年不見的兒子斯泰芬，問他對做什麼有興趣。這個年輕人在科學、文藝、法律等一切方面一無所長，但他說自己有一項長處：會明辨是非。老爺子把自己的兒子暴損了一通，說這件事難倒了一切科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怎麼你什麼都不會，就會一個明辨是非？我看到這段文章時只有二十來歲，登時痛下決心，說這輩子我幹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個一無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為這個原故，我成了沈默的大多數的一員。我年輕時所見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淺（且不說是荒謬）的原則，就以為無所不知，對世界妄加判斷，結果整個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蕭翁的見解原有偏頗之處；但這是後話——無論如何，蕭翁的這些議論，對那些淺薄之輩、狂妄之輩，總是一種解毒劑。蕭翁說明辨是非難，是因為這些是非都在倫理的領域之內。俗話說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對此人有利的事，難免會傷害另一個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見解受所處環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覺得明辨是非是難的。倘若某人以為自己是社會的精英，以為自己的見解一定對，雖然有狂妄之嫌，但他會覺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蕭翁這重意思以後，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專家為恥——但這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是年輕人，覺得能潔身自好，不去害別人就可以了。現在我是中年人——一個社會裏，中年人要負很重的責任：要對社會負責，要對年輕人負責，不能只顧自己。因為這個原故，我開始寫雜文。現在奉獻給讀者的這本雜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倫理問題雖難，但卻不是不能討論。羅素先生雲，真正的倫理原則把人人同等看待。考慮倫理問題時，想轉每個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說，這是我的一得之見，然後說出自己的意見，把是非交付公論。討論倫理問題時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這是我最近的體會；但不是我打破沈默的動機。假設有一個領域，謙虛的人、明理的人以為它太困難、太曖昧，不肯說話，那麼開口說話的就必然是淺薄之徒、狂妄之輩。這導致一種負篩選：越是傻子越敢叫喚——馬上我就要說到，這些傻子也不見得是真的傻，但喊出來的都是傻話。久而久之，對中國人的名聲也有很大的損害。前些時見到個外國人，他說：聽說你們中國人都在說“不”？這簡直是把我們都當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氣地答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認識的中國人都說“不”，但我不認識這樣的人。這倒不是唬外國人，我認識很多明理的人，但他們都在沈默中，因為他們都珍視自己的清白。但我以為，倫理問題太過重要，已經不容我顧及自身的清白。倫理（尤其是社會倫理）問題的重要，在於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內。我在這個領域裏有話要說，首先就是：我要反對愚蠢。一個只會明辨是非的人總是憑胸中的浩然正氣做出一個判斷，然後加上一句：難道這不是不言而喻的嗎？任何受過一點科學訓練的人都知道，這世界上簡直找不到什麼不言而喻的事，所以這就叫做愚蠢。（下續）

王小波散文《沉默的多數》（續上）
在中國，人們以為同性戀者不存在。在外國，人們知道同性戀者存在，但不知他們是誰。有兩位人類學家給同性戀者寫了一本書，題目就叫做《Word is Out》。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沈默的大多數。

這些人保持沈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

作為最後這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我現在寫的東西大體屬於文學的範疇。所謂文學，在我看來就是：先把文章寫好看了再說，別的就管他媽的。除了文學，我想不到有什麼地方可以接受我這些古怪想法。賴在文學上，可以給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個立腳點。有這樣一個立腳點，就可以攻擊這個圈子，攻擊整個陽的世界。


幾年前，我在美國讀書。有個洋鬼子這樣問我們：你們中國那個陰陽學說，怎麼一切好的東西都屬陽，一點不給陰剩下？當然，她這樣發問，是因為她正是一個五體不全之陰人。但是這話也有些道理。話語權屬於陽的一方，它當然不會說陰的一方任何好話。

就是夫子也未能免俗，他把婦女和小人攻擊了一通。這句話幾千年來總被人引用，但我就沒聽到受攻擊一方有任何回應。人們只是小心提防著不要做小人，至於怎樣不做婦人，這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就是到了現代，女變男的變性手術也是一個難題，而且也不宜推廣——這世界上假男人太多，真男人就會找不到老婆。

簡言之，話語圈裏總是在說些不會遇到反駁的話。往好聽裏說，這叫做自說自話；往難聽裏說，就讓人想起了一個形容缺德行為的順口溜：打聾子罵啞巴扒絕戶墳。仔細考較起來，恐怕聾子、啞巴、絕戶都屬陰的一類，所以遇到種種不幸也是活該——筆者的國學不夠精深，不知這樣理解對不對。

但我知道一個確定無疑的事實：任何人說話都會有毛病，聖賢說話也有毛病，這種毛病還相當嚴重。假如一般人犯了這種病，就會被說成精神分裂症。在現實生活裏，我們就是這樣看待自說自話的人。如今我也擠進了話語圈子。這只能說明一件事：這個圈子已經分崩離析。基於這種不幸的現實，可以聽到各種要求振奮的話語：讓我們來重建中國的精神結構，等等。

作為從另一個圈子裏來的人，我對新圈子裏的朋友有個建議：讓我們來檢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瘋不瘋？有各種各樣的鏡子可供檢查自己之用：中國的傳統是一面鏡子，外國文化是另一面鏡子。還有一面更大的鏡子，就在我們身邊，那就是沈默的大多數。

這些議論當然是有感而發的。幾年前，我剛剛走出沈默，寫了一本書，送給長者看。他不喜歡這本書，認為書不能這樣來寫。照他看來，寫書應該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靈魂。這真是金玉良言。但是在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個，就是我自己。這話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誠實。註釋：①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4期《東方》雜誌（雙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