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Curation Nation 策展國
Jan 17, 2021
德國歴史之旅 2005年,二戰結束60年紀念,我背包包到了德國柏林。這一趟的歐洲文化之旅,補充了我對歷史敘事體驗設計的認識。例如,在不復存在的歷史現場,把昨日戰爭與極權政治一幕幕的發生,用開放的展覽與導覽方式呈獻給世界。罪深惡極的納粹德國蓋世太保,在他們為所欲為的年代,充滿了見不得光的黑幕;今天,全在光禿禿的遺跡上公諸於世。那種 體驗呈獻美學,帶引觀展人陷進深深的反思。此照中,昨日照片中的種種,對照今日現場四周的種種,太多太多的故事在心靈裏發酵。(2019年2月25日 臉書)
科學讓各人按照各人的嗜好去喜愛合乎他氣質的東西,特別用心研究與他精神最投機的東西。科學同情各種藝術形式和各種藝術流派,對完全相反的形式與派別一視同仁,把它們看做人類精神的不同的表現,認為形式與派別越多越相反,人類的精神面貌就表現得越多越新穎。 植物學用同樣的興趣時而研究橘樹和棕樹,時而研究松樹和樺樹;美學的態度也一樣;美學本身便是一種實用植物學,不過對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因此,美學跟著目前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日益接近的潮流前進。精神科學采用了自然科學的原則,方向與謹嚴的態度,就能有同樣穩固的基礎,同樣的進步。(丹納《藝術哲學》引自第13頁)
毫無疑問,攝影對繪畫是很好的助手;在某些有修養的聰明人手里,攝影有時也處理得很有風趣;但決沒有人拿攝影與繪畫相提並論。(丹納《藝術哲學》引自第18頁)
藝術是「又高級又通俗」的東西,把最高級的內容傳達給大眾。(丹納《藝術哲學》引自第29頁)
不管在複雜的還是簡單的情形之下,總是環境,就是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決定藝術品的種類;環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種而淘汰其餘的品種;環境用重重障礙和不斷的攻擊,阻止別的品種發展。(丹納《藝術哲學》引自第35頁)
(十七世紀的)法國仿佛當著歐洲的教師。生活方面的風雅,娛樂,優美的文體,細膩的思想,上流社會的規矩,都是從法國傳播出去的。 一個野蠻的莫斯科人,一個蠢笨的德國人,一個拘謹的英國人,一個北方的蠻子或半蠻子,等到放下酒懷,煙斗,脫下皮襖,離開他只會打獵和鄙陋的封建生活的時候,就是到我們的客廳和書本中來學一套行禮,微笑,說話的藝術。(丹納《藝術哲學》引自第49頁)
May 1
納博科夫·備受溺愛的目擊者~~他喜愛海濱勝地和油膩味濃的食物。他和我一樣討厭鬥牛。他能說五種語言。他非常喜歡惡作劇。他生活中唯一的重大現實是文學,特別是俄羅斯詩歌。他自己的詩歌反映了古米廖夫和霍達謝維奇的影響。他很少發表作品,總是不願談及他的創作,就像他不願談及自己裹在說笑的迷霧中的內心世界一樣。
出於各種原因,我發現要談論我的另外一個弟弟是極端困難的。對塞巴斯蒂安·奈特(一九四〇年)的曲折尋求,連同其涼亭和自我配合的結合,比起在這部回憶錄的第一稿中我畏縮停步以及今天正在面對的任務來說,簡直算不了什麼。除了我在前面的章節中簡要地敘述過的那兩三件微不足道的小冒險之外,他和我的童年很少交匯。在我最豐富最詳盡的回憶中,他僅僅是背景里的一個影子。我備受溺愛;他則是備受溺愛的目擊者。他在一九〇〇年三月十二日剖腹產出生,比我晚十個半月,他比我成熟得早,外表也顯得比我大。我們很少一起玩,我喜歡的東西他大都不感興趣——玩具火車、玩具手槍、紅印第安人、紅紋麗蛺蝶。六七歲的時候,在女士的寬容下,他發展起了對拿破崙的強烈崇拜,拿著他的青銅小胸像上床。小的時候我喜歡吵嚷、愛冒險,有點橫行霸道。他安靜而無精打采,比我和導師在一起的時間要多得多。十歲時他開始對音樂感興趣,此後他上了無數的音樂課,和父親一起去音樂會,在樓上一架近在可以聽得清清楚楚的地方的鋼琴上一連許多個小時彈歌劇的片斷。我會悄悄走到他背後捅他的肋骨——一段痛苦的記憶。(摘自: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說吧,記憶:自傳追述》)
May 19
二、商業攝影與靈光的消逝
然而,攝影並未停留在「靈光」閃耀的階段。本雅明在文章第二部分迅速轉向對商業攝影——尤其是照相館攝影——的批判與焦慮。他指出,靈光正在從照片中逐漸消失,而這一消失的根本原因,來自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明亮鏡頭」的使用與曝光時間的大幅縮短。
攝影技術的進步,從某種角度來說,是在「壓制黑暗」,也就是說,它摒棄了那些帶有神秘性與模糊感的影像特質,轉而追求極致清晰與精確。大光圈、短曝光的技術讓拍攝成為一瞬間的捕捉,而非一種「醞釀」。靈光正是在這種「醞釀」之中得以生成的,因此也就不再存在。
在這裡,本雅明提醒我們:藝術與技術並非天然對立,但當技術凌駕於藝術的節奏與感知之上時,藝術本身的特質就可能遭到侵蝕。
不過,本雅明並不全然否定新攝影技術。他以阿特熱(尤金·阿傑,Eugène Atget, 1857~1927)為例,指出其作品雖無靈光,卻具有另一種突破性的價值。阿特熱鏡頭下的巴黎街道、空無一人的都市景觀,呈現出一種奇異的陌生感與超現實效果。這正是本雅明所說的:「將對象從靈光中解放出來」,使其赤裸呈現在觀者面前。
這種超現實的美學不是對靈光的繼承,而是其消解後的重建,是新藝術形式對現實的再加工。觀者不再是靜靜凝視一幅充滿神韻的圖像,而是被迫面對現實的異化與疏離,這是一種深具現代性的視覺體驗。
因此,在這部分,本雅明以攝影技術的發展為線索,展開對「藝術如何變化」的鋪陳。攝影不僅改變了藝術的呈現方式,更改變了觀者與藝術之間的關係。
三、藝術的終結與新形態的誕生——電影的時代
在《攝影小史》的第三部分,本雅明的視野進一步延伸至電影。他將電影視為一種藝術的新形態,一種「靈光」完全消解後的時代產物。電影徹底拋棄了藝術的「原作性」,轉而以大量複製的形式流通,完全服膺於技術的生產與社會制度的分配之中。 這種藝術的變化,不只是形式的革新,更是一種哲學與價值觀的轉換。過去藝術作品之所以「崇高」,往往來自其唯一性與祭祀性(如宗教畫作、儀式用具等);而電影則是以公眾娛樂的方式,呈現在大眾面前,藝術與生活的邊界因此變得模糊。
在這裡,本雅明並非完全否定電影。相反,他認為這種「去靈光化」的藝術形式,是現代社會中民主與社會進步的象徵。他甚至提到,電影的群眾性與技術性,有可能打破資本主義藝術的壟斷邏輯,成為共產主義文藝的一部分。
這樣的論述不難讓人聯想到他之後的名著《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其中更全面地探討了技術複製如何顛覆藝術的本質,並指出藝術將逐漸從「儀式」走向「政治」。 因此,《攝影小史》的第三部分既是結語,也是對未來藝術形態的預言——一種不再仰賴神秘感與崇高性,而是嵌入於日常、政治與技術網絡中的藝術。
結語:攝影作為觀察未來的窗口
縱觀《攝影小史》全篇,我們會驚訝於本雅明如何以攝影這一新興技術為切入點,建構出一套宏大的藝術史觀與文化批判理論。他討論的從來不只是攝影的技術變革,而是藝術在技術時代如何自我更新,甚至自我瓦解。
攝影,從「靈光」的遺跡到「靈光」的消解,見證了藝術從神秘、崇高走向平凡與政治的過程。這不僅是藝術的演變史,也是現代性的發展軌跡。
對我們當代的攝影師與觀眾而言,《攝影小史》不僅是一份歷史文獻,更是一面鏡子。當我們拿起手機隨手拍攝、當影像在社交媒體中瘋狂流通,我們是否還記得那種原初的、帶有「靈光」的凝視?或許,我們也正如阿特熱那樣,無意中打開了另一扇觀看世界的窗戶。
最終,本雅明留給我們的問題是:在這個圖像泛濫的時代,我們如何重新理解「藝術」?攝影是否還能承載某種真實?或者說——我們能否從攝影中,再度看到那微弱卻持久閃爍的火光?
這,也許就是《攝影小史》最深的啟示所在。
19 hou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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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刹蜃楼
科學讓各人按照各人的嗜好去喜愛合乎他氣質的東西,特別用心研究與他精神最投機的東西。科學同情各種藝術形式和各種藝術流派,對完全相反的形式與派別一視同仁,把它們看做人類精神的不同的表現,認為形式與派別越多越相反,人類的精神面貌就表現得越多越新穎。
植物學用同樣的興趣時而研究橘樹和棕樹,時而研究松樹和樺樹;美學的態度也一樣;美學本身便是一種實用植物學,不過對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因此,美學跟著目前精神科學與自然科學日益接近的潮流前進。精神科學采用了自然科學的原則,方向與謹嚴的態度,就能有同樣穩固的基礎,同樣的進步。(丹納《藝術哲學》引自第13頁)
毫無疑問,攝影對繪畫是很好的助手;在某些有修養的聰明人手里,攝影有時也處理得很有風趣;但決沒有人拿攝影與繪畫相提並論。(丹納《藝術哲學》引自第18頁)
藝術是「又高級又通俗」的東西,把最高級的內容傳達給大眾。(丹納《藝術哲學》引自第29頁)
不管在複雜的還是簡單的情形之下,總是環境,就是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決定藝術品的種類;環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種而淘汰其餘的品種;環境用重重障礙和不斷的攻擊,阻止別的品種發展。(丹納《藝術哲學》引自第35頁)
(十七世紀的)法國仿佛當著歐洲的教師。生活方面的風雅,娛樂,優美的文體,細膩的思想,上流社會的規矩,都是從法國傳播出去的。 一個野蠻的莫斯科人,一個蠢笨的德國人,一個拘謹的英國人,一個北方的蠻子或半蠻子,等到放下酒懷,煙斗,脫下皮襖,離開他只會打獵和鄙陋的封建生活的時候,就是到我們的客廳和書本中來學一套行禮,微笑,說話的藝術。(丹納《藝術哲學》引自第49頁)
May 1
罗刹蜃楼
納博科夫·備受溺愛的目擊者~~他喜愛海濱勝地和油膩味濃的食物。他和我一樣討厭鬥牛。他能說五種語言。他非常喜歡惡作劇。他生活中唯一的重大現實是文學,特別是俄羅斯詩歌。他自己的詩歌反映了古米廖夫和霍達謝維奇的影響。他很少發表作品,總是不願談及他的創作,就像他不願談及自己裹在說笑的迷霧中的內心世界一樣。
出於各種原因,我發現要談論我的另外一個弟弟是極端困難的。對塞巴斯蒂安·奈特(一九四〇年)的曲折尋求,連同其涼亭和自我配合的結合,比起在這部回憶錄的第一稿中我畏縮停步以及今天正在面對的任務來說,簡直算不了什麼。除了我在前面的章節中簡要地敘述過的那兩三件微不足道的小冒險之外,他和我的童年很少交匯。在我最豐富最詳盡的回憶中,他僅僅是背景里的一個影子。我備受溺愛;他則是備受溺愛的目擊者。他在一九〇〇年三月十二日剖腹產出生,比我晚十個半月,他比我成熟得早,外表也顯得比我大。我們很少一起玩,我喜歡的東西他大都不感興趣——玩具火車、玩具手槍、紅印第安人、紅紋麗蛺蝶。六七歲的時候,在女士的寬容下,他發展起了對拿破崙的強烈崇拜,拿著他的青銅小胸像上床。小的時候我喜歡吵嚷、愛冒險,有點橫行霸道。他安靜而無精打采,比我和導師在一起的時間要多得多。十歲時他開始對音樂感興趣,此後他上了無數的音樂課,和父親一起去音樂會,在樓上一架近在可以聽得清清楚楚的地方的鋼琴上一連許多個小時彈歌劇的片斷。我會悄悄走到他背後捅他的肋骨——一段痛苦的記憶。(摘自: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說吧,記憶:自傳追述》)
May 19
罗刹蜃楼
二、商業攝影與靈光的消逝
然而,攝影並未停留在「靈光」閃耀的階段。本雅明在文章第二部分迅速轉向對商業攝影——尤其是照相館攝影——的批判與焦慮。他指出,靈光正在從照片中逐漸消失,而這一消失的根本原因,來自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明亮鏡頭」的使用與曝光時間的大幅縮短。
攝影技術的進步,從某種角度來說,是在「壓制黑暗」,也就是說,它摒棄了那些帶有神秘性與模糊感的影像特質,轉而追求極致清晰與精確。大光圈、短曝光的技術讓拍攝成為一瞬間的捕捉,而非一種「醞釀」。靈光正是在這種「醞釀」之中得以生成的,因此也就不再存在。
在這裡,本雅明提醒我們:藝術與技術並非天然對立,但當技術凌駕於藝術的節奏與感知之上時,藝術本身的特質就可能遭到侵蝕。
不過,本雅明並不全然否定新攝影技術。他以阿特熱(尤金·阿傑,Eugène Atget, 1857~1927)為例,指出其作品雖無靈光,卻具有另一種突破性的價值。阿特熱鏡頭下的巴黎街道、空無一人的都市景觀,呈現出一種奇異的陌生感與超現實效果。這正是本雅明所說的:「將對象從靈光中解放出來」,使其赤裸呈現在觀者面前。
這種超現實的美學不是對靈光的繼承,而是其消解後的重建,是新藝術形式對現實的再加工。觀者不再是靜靜凝視一幅充滿神韻的圖像,而是被迫面對現實的異化與疏離,這是一種深具現代性的視覺體驗。
因此,在這部分,本雅明以攝影技術的發展為線索,展開對「藝術如何變化」的鋪陳。攝影不僅改變了藝術的呈現方式,更改變了觀者與藝術之間的關係。
三、藝術的終結與新形態的誕生——電影的時代
在《攝影小史》的第三部分,本雅明的視野進一步延伸至電影。他將電影視為一種藝術的新形態,一種「靈光」完全消解後的時代產物。電影徹底拋棄了藝術的「原作性」,轉而以大量複製的形式流通,完全服膺於技術的生產與社會制度的分配之中。
這種藝術的變化,不只是形式的革新,更是一種哲學與價值觀的轉換。過去藝術作品之所以「崇高」,往往來自其唯一性與祭祀性(如宗教畫作、儀式用具等);而電影則是以公眾娛樂的方式,呈現在大眾面前,藝術與生活的邊界因此變得模糊。
在這裡,本雅明並非完全否定電影。相反,他認為這種「去靈光化」的藝術形式,是現代社會中民主與社會進步的象徵。他甚至提到,電影的群眾性與技術性,有可能打破資本主義藝術的壟斷邏輯,成為共產主義文藝的一部分。
這樣的論述不難讓人聯想到他之後的名著《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其中更全面地探討了技術複製如何顛覆藝術的本質,並指出藝術將逐漸從「儀式」走向「政治」。
因此,《攝影小史》的第三部分既是結語,也是對未來藝術形態的預言——一種不再仰賴神秘感與崇高性,而是嵌入於日常、政治與技術網絡中的藝術。
結語:攝影作為觀察未來的窗口
縱觀《攝影小史》全篇,我們會驚訝於本雅明如何以攝影這一新興技術為切入點,建構出一套宏大的藝術史觀與文化批判理論。他討論的從來不只是攝影的技術變革,而是藝術在技術時代如何自我更新,甚至自我瓦解。
攝影,從「靈光」的遺跡到「靈光」的消解,見證了藝術從神秘、崇高走向平凡與政治的過程。這不僅是藝術的演變史,也是現代性的發展軌跡。
對我們當代的攝影師與觀眾而言,《攝影小史》不僅是一份歷史文獻,更是一面鏡子。當我們拿起手機隨手拍攝、當影像在社交媒體中瘋狂流通,我們是否還記得那種原初的、帶有「靈光」的凝視?或許,我們也正如阿特熱那樣,無意中打開了另一扇觀看世界的窗戶。
最終,本雅明留給我們的問題是:在這個圖像泛濫的時代,我們如何重新理解「藝術」?攝影是否還能承載某種真實?或者說——我們能否從攝影中,再度看到那微弱卻持久閃爍的火光?
這,也許就是《攝影小史》最深的啟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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