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毒]

我凝視著德•夏呂斯先生。他的面孔雖然令人生厭，卻比他家里任何人的面孔都漂亮，像是上了年歲的阿波羅。但是，從他惡毒的嘴里，似乎隨時都會噴出橄欖色和黃膽色的液體。至於智慧，不能否認他見多識廣，他知道的許多東西是蓋爾芒特公爵永遠也不會知道的。但是，不管他用怎樣的花言巧語掩飾心中的仇恨，人們感到這個人是會殺人的，或因為自尊心受到傷害，或因為愛情失意，或有怨恨，或是虐待成性，或是為了捉弄人，或是有一個不可消除的意念；他還會用邏輯和巧語證明自己殺人是正當行為，殺了人也比他的哥哥、嫂嫂，比其他許多人不知強多少倍。

【至少我不會錯過描寫人】

當然，我們的感官還有很多別的謬誤，這些謬誤扭曲了這個世界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真實面貌，我們已經看到，在這篇敘述文字中有不少片段為我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必要的時候，在我盡量做到比較確切的描摹中，我還可以不改變聲音的位置，克制住自己，不把它們與它們的起因分開，與這個起因相比，智力是事後確定這些聲音之位置的。……如果說在描摹一個需要完全重繪的世界中我不可能道盡這些和其他許多變化的話，那麼，至少我不會錯過描寫人，不是寫他的個子高矮，而是寫他的年歲長短，描寫他在移動位置時不得不隨身拖曳著的年歲，它仿佛是越來越沉重的擔子，最終將把他壓垮。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捲）

[凖備跳河的人]假如一個凖備跳河的人在最後的一刻站在高高的牆上做尚有可能的不知所措的猶豫，跳，還是不跳，那麼我會向他建議說，讓他想一下校長，他馬上就會知道，他剩下的只有一個可能——跳。/他的體型看上去就像是一根枯萎、曬蔫了的黃瓜，他的智力甚至還沒有達到施密特的水平，不過成績相當不錯……/他用自吹自擂、虛妄傲慢、令人難以容忍的愚蠢療治他的懦弱。他喜歡多愁善感和笨拙的憂傷，總是做出一副自慰的面容……

灌滿酒精，渾身是褶的蛆蟲/上躥下跳的小丑，無法挪動的呆滯，耳聾眼瞎的蠢笨......(346頁)

原始的麻木的十字路口與冰冷洞穴無意義的空虛一起在深不見底的黑暗深淵裡 / 我無從釋放的焦慮墜入了這無可救藥的愚蠢、口齒不清的抱怨和無法慰藉的存在的濃稠黑暗之中。[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撒旦的探戈》Sátántangó，聯合文學，2020, 346頁]

Ben Hutchinson：我不確定歐洲是否真的想聽到別人如何看待它 

©MonikaAugustaitytė-Mickūnienė

Q：您在研究文學領域時，注意到歐洲集體思維發生了哪些變化？

A：從歷史來看，比較文學的發展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存在不同的民族文學，可以相互比較。換句話說，長期以來，國際性與民族性密不可分——要成為國際性的，首先必須是民族性的。但今天，在創作和學術環境中，越來越多人認為民族不應該是比較的主要單位。現在建議將語言作為主要聯繫，它可能與民族邊界重合，但不一定。從這個角度來看，多語性成為新的國際主義——人們比較不同語言的傳播區域，這開闢了講述故事的新方式，例如後殖民歷史，因為語言經常由於歷史原因連接非常不同的民族。所以答案之一就是多語思維的盛行。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是——在許多歐洲大學觀察最近的研究資助計劃時，可以清楚地看到，計畫越來越多地與某些跨學科領域相關。人文研究與環境、數位或醫學研究相結合。好像需要某種方式來證明、使文化和人文學科合法化。這引發了對人文研究或人文思想狀況的思考。近年來，關於文化、文學和藝術如何促進我們理解和應對氣候危機的能力的討論大大加強。我認為，由於我們面臨的危機規模，這個趨勢在未來幾年只會加強。

Q：地緣政治如何塑造比較文學的空間和優先事項？

A：作為一門學科，比較文學的起源無法與其地緣政治背景分開。回顧19世紀，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殖民權力結構如何影響和塑造比較文學的發展。比較文學作為學術領域的歷史始於1800年左右——在這個時期，各種比較方法對文化、科學和一般認知變得極為重要。在19世紀，這個領域逐漸確立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為什麼它在那個時候形成？主要答案與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有關：英國人前往印度（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地區），法國人到達北非。伴隨這些殖民探險的科學家對當地語言、傳統和文化非常感興趣。然而，重要的是要承認，科學興趣與殖民項目密不可分——研究人員作為更廣泛地緣政治計劃的一部分而活動。

在過去二十年中，美國學術界代表撰寫了極其重要的書籍。它們塑造了對什麼是或應該是世界文學的理解，同時也塑造了比較文學領域及其目標的看法。近幾十年來，比較文學一直受到美國學術傳統的強烈主導。這與幾個原因有關。首先，美國集中了大部分資金，因此大學可以吸引學生和學者。其次，二戰後，正是在那裡，這門學科以學術形式確立，主要是由於猶太知識分子移民到美國。奧爾巴赫、施皮策或韋勒克等學者在美國大學工作，成為該學科的先驅。

這當然不意味著這種話語將繼續由美國主導。自從川普重新掌權以來，該國的學術生活變化相當快。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許多學者的資金被切斷，一些學者正在考慮搬到歐洲。可以說方向正在改變，但這一切都取決於政治。比較文學的發展過去和現在都受地緣政治決定。

Q：我覺得今天我們對歐洲的信任越來越少。我指的不僅是歐盟，還有我們自己——這片大陸的公民。我們生活在持續緊張的狀態中，因此越來越難找到通往真正對話的道路。即使在比較文學研究中，目前也主導著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評，以及明顯轉向曾經被西方主導的國家的實踐，以及亞洲背景。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您如何評價這一點？

A：您的診斷非常準確。歐洲中心主義已成為某種恐懼類別——沒有人想被指責為歐洲中心主義。在學術界，特別是在人文科學和比較文學領域，這被認為是特別負面的事情。今天，我們生活在西方、歐洲或所謂的全球北方，試圖尋找如何更具包容性的方法，如何從不同的角度看待不僅是他人，還有我們自己。歐洲傳統被一些評論者視為道德上有問題，因為它源於奴隸制、殖民主義、剝削和種族主義。這些現象的迴響至今仍能感受到，例如在現代難民危機中，許多歐洲國家仍然不願意為難民承擔責任。

由於眾多地緣政治原因，今天歐洲身份危機是顯而易見的。我作為英國人發言——在脫歐後深刻感受到這一點的人。當然，這裡還有其他重要過程：大西洋彼岸發生的事情、關於北約作用的討論以及歐洲的自我認知，特別是考慮到來自東方的威脅、俄羅斯的侵略。談論歐洲時，我們同時也在談論西方——或者更準確地說，關於西方的類別。「西方」概念極其有趣。這個術語在19世紀由奧古斯特·孔德在巴黎制定，作為將俄羅斯與這一更廣泛文明類別區分開來的方式。談論歐洲時，我們應該警惕過於簡化的方法，將這片大陸視為同質的實體。

歐洲從來都不是這樣——無論是在歷史上、文化上還是精神上。歐洲的力量始終在於其多樣性，最重要的是——反思這種多樣性並從中學習的能力。是的，存在某種共同的歐洲傳統，我們可以稱之為「偉大的人文主義傳統」。也有三個象徵性城市——耶路撒冷、雅典和羅馬——標誌著歐洲精神傳統的三個基礎——宗教、哲學和法律。但即使是這些傳統——也是多樣和多聲的。

然而，我們都來自某個地方。如果我們是歐洲人，就沒有必要假裝我們可以超越我們的歐洲視角。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我們的先入之見、假設和限制，但不要求完全取消它們。我們都有一個看待世界的視角——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我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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