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慧中，GAN代表生成對抗網路（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這是一種深度學習模型，由兩個神經網路——生成器（Generator）與判別器（Discrimina-tor）——彼此競爭，以產生新的、逼真的資料。生成器負責產生偽造資料，而判別器則試圖將其與真實資料區分開來。透過這種對抗過程，生成器逐漸學會產生高度逼真的輸出，例如影像、聲音或文字，與原始訓練資料相似。

GAN 的運作方式：

生成器（Generator）：接收隨機輸入（雜訊），並學習生成與真實資料相似的新樣本。

判別器（Discriminator）：同時接收真實資料樣本與生成器產生的偽造資料，並學習區分兩者。

對抗訓練（Adversarial Training）：生成器嘗試「欺騙」判別器，生成更逼真的偽造資料；同時，判別器也不斷提升辨別能力。這種競爭迫使雙方持續進步，最終能產生愈來愈真實的輸出。

GAN 的主要應用：

影像合成（Image Synthesis）：生成逼真的影像，例如不存在的人臉或全新藝術作品。

資料增強（Data Augmentation）： 在高品質標註資料稀缺時，生成更多訓練資料。

語音強化（Speech Enhancement）：提升音訊品質。

文字轉影像（Text-to-Image Generation）：根據文字描述生成對應的影像。

為什麼 GAN 很重要？

GAN 為生成新的、複雜的資料提供了強大的解決方案，能夠模仿既有的模式，而這在傳統機器學習模型中一直是個挑戰。這使 GAN 在創意應用中極具價值，並能在真實世界資料有限或取得成本高昂的情況下，幫助訓練人工智慧。

延續閱讀：席勒、康德與AI：遊戲衝動與美學理性討論

從社交媒體到生成媒體，對于内容數量意味着什麽？

愛墾學術：從社交媒體到生成媒體：內容爆炸與意義稀缺

一、從「社交」到「生成」：創作主體的轉移

過去二十年，社交媒體重塑了人類的自我表達方式。從Facebook、微博到TikTok，人類首次大規模地成為內容生產者。這一時代的特徵是「人創作，人分享，人影響」。內容的生產與流通依賴人的情感、經驗與社交關係，形成了以「用戶生成內容」（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為核心的文化生態。

然而，進入生成媒體（Generative Media）時代，創作主體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AI成為內容的共同創作者，甚至主導者。從文本生成模型（如ChatGPT）、圖像生成工具（如Midjourney、DALL·E）到影片合成平台（如Runway、Pika），內容生產的速度與規模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指數級增長。創作不再受制於時間與精力，而是由算法與算力驅動。這種轉變意味著：內容不再是稀缺資源，而是無限供應的商品。

二、從稀缺到過剩：信息的結構性膨脹

社交媒體時代的內容生產仍舊是「以人為限」。一個人一天能拍幾條短片、發幾條動態，總有上限。生成媒體則打破了這一約束。AI可以在幾秒鐘內生成數百張圖像、數千段文字。內容生產的邊際成本接近零，使得「內容爆炸」成為結構性現象。

這種爆炸帶來了兩個後果：

1 可見性危機（Visibility Crisis）

當信息流變得無限密集，單一內容極難被看見。算法在此成為新的「守門人」。誰能被推薦、誰能進入用戶視野，不再取決於內容本身，而取決於平台的演算法偏好與商業邏輯。

2 信任危機（Trust Crisis）

當AI能以極高擬真度生成文本、聲音、影像，「真實」與「虛構」的邊界變得模糊。用戶開始懷疑眼前的每一條資訊。生成媒體因此不僅改變了內容的「數量」，更動搖了內容的「信任結構」。

三、注意力的再稀缺化：從內容到過濾

在內容過剩的環境中，真正稀缺的資源不再是創作力，而是注意力與意義的分配機制。這使得文化的重心從「創造」轉向「篩選」。人們不再追求「更多內容」，而是渴望「有意義的內容」、「被理解的內容」。

平台與算法由此獲得前所未有的文化權力。它們不僅決定哪些內容可見，更決定了哪些價值、語氣、情緒被放大。換言之，生成媒體的時代，是算法成為文化編輯的時代。

這也對人類文化提出了新的倫理與審美挑戰——當每個人都能生成無限內容時，「創意」是否仍具意義？當AI可模仿所有風格，「原創」又該如何定義？

四、結語：從爆炸回到深度

生成媒體時代的文化困境，不在於內容太少，而在於意義太淺。人類社會正從「內容稀缺」轉向「意義稀缺」。未來的文化生產，將更依賴策展、評鑑與批判性思維。AI能生成無數文本與圖像，但人類仍是唯一能賦予它們文化意義的存在。

正如哲學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所言，數位時代的最大危機不是沉默，而是喧囂；不是無聲，而是無意。生成媒體的挑戰，不是如何產生更多，而是如何重新找到「值得被看見」的東西。

參考文獻

Han, Byung-Chul. In the Swarm: Digital Prospects. MIT Press, 2017.

Shifman, Limor. Memes in Digital Culture. MIT Press, 2013.

Zuboff, Shoshana.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ublicAffairs, 2019.

Manovich, Lev. AI Aesthetics. Strelka Press, 2019.

王笛，《數位權力與注意力經濟》，《文化研究》2022年第4期。

李宏志，《從社交媒體到生成媒體：內容生產的轉型與倫理》，《新媒體與社會》2024年第2期。

[愛墾研創]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思考外包系統」與當代資訊環境（infospehere）技術作為命運的佈置：在海德格爾視域中重讀「資訊圈」的文化意義。

在21世紀初期，數位技術不僅成為人類社會的工具，更逐漸構成一種新的存在條件。Charles Handy（韓第，1932-2024）在〈The Seductions of the Infosphere〉（2015，HBR）中對資訊環境的倫理與身份問題提出警告，而若將此置於海德格爾的技術觀範疇內審視，則可發現這不僅是政策或道德問題，而是一場關乎「存在方式」的深層文化轉變。

一、技術不只是工具：從「工具論」到「顯現方式」

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中強調，現代人對技術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工具論」（instrumental view），即將技術視為中性的手段。然而，他指出，技術本質上是一種「揭示」（Entbergen）世界的方式，是存在顯現的歷史命運（Geschick）。技術不僅改變我們能做什麼，更改變我們如何理解世界與自身。

資訊技術與人工智慧所構成的「資訊圈」，正是這種揭示方式的最新形態。當數據、演算法與平台成為世界的主要解釋框架時，世界便以「可計算、可預測、可操控」的方式顯現。人類不再首先作為存在者，而作為資料點、使用者行為模型或預測對象。

二、「框架」（Gestell）與資訊圈的本體論結構

海德格爾提出「框架」概念，指現代技術對世界的總體安排方式。框架將存在者視為「存量」（Bestand），即可被調度與利用的資源。自然被視為能源庫，人類被視為人力資源，思想被視為資訊資本。

在當代資訊圈中，「框架」的力量更為精細與內化。平台經濟、數據治理與人工智慧系統，將人類行為、情感與認知轉化為可測量的數據流。思考本身開始被外包給搜尋引擎、推薦系統與生成式模型。於是，「思考外包系統」成為技術框架的最新表現：人類的理解、記憶與判斷逐漸委託給演算法系統。

這不僅是效率問題，而是人類存在方式的轉換。當世界以資訊可處理性為主要顯現模式，人類自身亦被理解為「資訊處理節點」。此即海德格爾所謂的「技術命運」。

三、身份的技術化：自我作為資料對象

韓第關注數位時代的身份問題，而在海德格爾視角下，這可理解為「此在」（Dasein）被重新詮釋的危機。此在原本是開放於存在之問的存在者，是能夠關懷自身存在的存在者。然而，在資訊框架中，自我逐漸被技術化為可預測與可操控的對象。

社交媒體、數位人格與 AI 分身，使身份成為可複製、可演算與可優化的產品。此在的存在關懷（Sorge）被取代為「可見度管理」與「資料聲譽」。存在的問題被轉化為演算法問題。

這種身份技術化，正是海德格爾所憂慮的「忘卻存在」（Seinsvergessenheit）的當代表現：人類沉浸於存在者的計算與控制，而忘卻了對存在本身的追問。

四、資訊圈作為新的「世界圖像」

海德格爾在〈世界圖像的時代〉中指出，現代性的一個核心特徵是世界被理解為可被表象與控制的圖像（Weltbild）。資訊圈將此推向極致：世界不僅是圖像，更是即時更新的數據儀表板。

人工智慧模型與數據平台構成了新的「世界圖像機制」。決策者依賴儀表板治理城市與企業，個人依賴演算法導航生活選擇。世界不再以敘事與經驗顯現，而以統計模型與預測概率顯現。

在此情境中，人類的存在經驗被中介化，世界的意義被轉譯為計算結果。這是「框架」對存在的全面佈置。

五、技術的誘惑與存在的危險

韓第談到「誘惑」，而海德格爾則稱之為「危險」（Gefahr）。技術的危險不在於機器叛亂，而在於人類被單一顯現方式完全佔據。當一切都以效率、可預測性與可控性為最高價值時，人類存在的其他開顯方式——詩意、倫理、宗教、藝術——便被邊緣化。

思考外包系統尤其危險，因為它不僅外包勞動，而是外包「理解」。一旦理解被視為可由機器替代的功能，人類作為「理解存在者」的獨特地位便遭到本體論侵蝕。

六、救贖的可能：技術中的詩意開顯

然而，海德格爾並非單純的技術悲觀主義者。他指出，「在危險之處，亦生救贖之力」。技術本身亦是一種揭示，只要人類能夠保持對存在的開放性，技術便可能成為詩意開顯的新場域。

在資訊圈中，藝術創作、數位人文與倫理設計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技術不僅作為控制工具，而作為反思存在的媒介。生成式 AI 可以用於詩學實驗，數據可用於揭示社會不公，虛擬實境可用於存在教育。關鍵不在技術本身，而在於人類是否仍然保持「存在之問」。

結論：在資訊命運中重新追問存在

從海德格爾的技術觀來看，韓第的資訊圈不僅是一個社會倫理議題，而是存在史的一個階段。資訊圈是現代技術框架的深化，是世界作為可計算存量的完成形態。思考外包系統標誌著此在理解功能的技術化，構成對人類存在本質的根本挑戰。

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是否應該使用人工智慧，而是：在技術框架之中，我們是否仍能作為此在，持續追問存在，保持詩意地棲居於世界。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資訊圈的誘惑將不僅是文化轉變，而是存在的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