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APP:大眾批評的黃金時代～～當我們談論「大眾批評的黃金時代」，我們其實並不是在指涉一段客觀存在的歷史時期，而是在參與一場有關文化地位與意義的論述建構。這種論述不僅塑造了我們如何理解批評，也影響我們如何看待文學、藝術與思想的價值。而這種批評，早已不只是書評、影評或學術論文那樣的評價工具，更是一種介入公共領域的思想行動，是一種審美與哲學並重的寫作實踐。

M. W. J. T. Mitchell 的觀點在此提供了關鍵性的啟發。他指出，二十世紀晚期的文學表達，主導形式不再是詩歌、小說或戲劇，而是「批評與理論」。這種說法乍聽似乎令人驚訝，甚至荒謬：批評，不是應該從屬於文學或藝術作品嗎？怎麼能夠取代那些本該是「創作」的正宗表達形式呢？但當我們細想，這正說明了一個重要的文化轉向——批評不再是附屬或延伸，而是本身就是生產，是創作，是思想的實踐方式。

批評已不再只是「評論某物好壞」的評判，而是一種對世界的闡述與重構。它不單止於作品的分析，更進一步成為一種文本的再創造，甚至具備小說那樣的敘述魅力與美學震撼力。當代許多重要的批評作品，從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到塞吉維克（Eve Kosofsky Sedgwick）與傅柯（Michel Foucault），他們的文字不只是論證或分析，更像是穿梭於知識、感性與文化之間的語言實驗。他們的批評具有一種文學性，能夠讓人像閱讀小說一樣地沉浸與感受。換句話說，批評本身成為了一種藝術形式。

這一點，也讓我思考「批評的藝術性」與「創作的批評性」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在今天，許多小說與電影本身就帶有強烈的理論色彩，它們不只是「講一個故事」，更在反思敘事、語言、身分、歷史、權力等等問題。文學成為思想的形式，而批評也以一種更自由的姿態進入創作領域。這樣的情境，讓「誰是創作者、誰是評論者」的界線變得越來越難以分辨。

然而，Mitchell 的觀察之所以令人深思，不只是因為他指出了批評的崛起，更因為他對「黃金時代」這一說法本身的諷刺。所謂「黃金時代」其實是一種修辭手法，一種對當下或過去的特定敘述。它往往不是真的存在，而是人們在特定時空背景下，對某段歷史進行理想化的回望，或對當下進行慶祝與自我肯定的手段。因此，當我們說「我們正處於批評的黃金時代」，我們可能只是在創造這個黃金時代的敘述，而這種敘述的力量，才是黃金時代真正的來源。

有趣的是，Mitchell 還進一步提醒我們：若這個黃金時代需要被指出，那麼它也許已經結束了。這種說法讓人不禁想到藝術史中對於「晚期風格」（late style）的討論——當某種風格進入反省自身的階段時，它可能已經進入尾聲。同樣地，當批評開始意識到自己是主流表達的形式時，它或許已經從創造性高峰，轉為某種文化機制的反思器官。

但即使如此，這並不代表批評失去了力量。恰恰相反，這種自我意識正是批評最強大的特質之一。批評並不尋求確定性的結論，而是在不斷的提問與拆解中揭示世界的複雜與多義。在今日這個資訊過度、觀點碎片化的時代，批評的角色尤顯重要：它提供一種慢下來的節奏，一種凝視與思考的空間。在網路與社群媒體充斥速食意見與極端立場的背景下，批評或許是少數仍然堅持複雜性與矛盾性價值的實踐。

不過，值得我們警惕的是，大眾批評的「大眾性」是否也帶來了某種稀釋？當每個人都可以發表評論，當點讚與轉發成為影響力的衡量標準，批評是否也變得商品化、市場化？傳統上批評所倚賴的深度閱讀、背景知識、理論訓練，在今天是否還有存在的空間？這些問題，並不是在懷舊或否定現代，而是對於「批評如何在當代生存」的關切。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當代批評的處境：或許我們不再需要「專業批評家」來告訴我們一件作品的意義，而是更希望從多元視角中建構屬於自己的詮釋。這種去中心化的批評形式，讓批評不再是菁英的特權，而是一種民主的實踐。但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具備辨識的能力，需要一種「批評素養」來判斷、分析、與對話，否則就容易陷入意見的噪音與情緒的操弄中。

總結來說，「大眾批評的黃金時代」不是一個歷史事實，而是一種文化現象的展現——它是一種我們如何觀看世界、思考藝術、參與公共論述的方式。批評，不只是關於藝術與文學，它也是關於我們如何生活、如何理解自己與他人。在這樣的背景下，批評的價值，不在於是否真處於黃金時代，而在於它是否仍具有那種讓我們停下來思考的力量——那種願意提出問題、拆解慣性、與世界對話的勇氣。這或許就是批評最值得珍視之處，也是它永遠不會真正終結的原因。

文化與創意產業中人工智慧的倫理發展與應用途徑

人工智慧（AI）早在 2022 年生成式 AI 轟動問世之前，就已被廣泛運用於文化與創意產業（CCI）之中。未來，AI 將持續在創意流程的各個階段發揮重要作用，從創作、後製、策展，到行銷與典藏皆然。雖然 AI 在藝術與文化領域的應用並不總是符合文化實踐者的利益，但對這項未來科技一概加以否定並不恰當。相反地，亟需基於人權與國際倫理原則，對文化與創意產業中的 AI 制定明確的規範。

在實務上，AI 為藝術家、創作者及文化與創意產業的其他專業人士簡化或消除了許多重複性或繁瑣的步驟。AI 可以作為啟發靈感的繆思，降低藝術創作的高門檻，並創造新的進入途徑，例如讓人們能接觸到其他語言的文化內容。

同時，人們也清楚地知道，AI 在 CCI 領域的應用可能帶來負面，甚至嚴重的影響。從臨時演員到翻譯與插畫師，數十萬個特定職業的工作崗位正面臨永遠消失的風險；與此同時，AI 系統每天都在侵害著版權，例如透過爬取內容以訓練大型語言模型（LLM），或複製特定的風格、聲音與面容。然而，這些挑戰可透過監管與判例法予以緩解。同樣地，AI 對文化多樣性的負面影響——例如過度聚焦英語作為通用語——也可採取類似的方式減輕。

有效落實現有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和促進文化表達多樣性公約》，有助於減輕 AI 應用所帶來的這些不良後果。

在這種矛盾的背景下，德國教科文組織國家委員會於 2023 年 10 月至 2024 年 5 月期間，舉辦了三場與國際專家合作的工作坊——其中一場與奧地利、盧森堡與瑞士的教科文組織國家委員會合作。以下摘要呈現了所有工作坊的主要成果，並提出具體的途徑，以促進 AI 的倫理使用與發展，尤其是在 CCI 領域。這些成果與目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德國對外文化與教育政策的相關研究和實踐格式的核心論述一致（見近期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撰寫的研究[1]）。

以下結論同樣與德國教科文組織國家委員會近期發佈的《公平文化憲章》相符。需注意的是，本摘要不必然反映所有參與工作坊的專家，或奧地利、德國、盧森堡與瑞士教科文組織國家委員會的觀點。

[1] AI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 Approaches to an ethical development and use of.Kulesz, Octavio. 202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ross Sectoral Collaboration. in: ifa – Editi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Approaches to an ethical development and use of AI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y German Commission for UNES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