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指出，主體一方面「被權力支配」，另一方面又「被自己綁縛」。而「自我技術」的目的，是讓人從被動服從的主體轉變為「能夠反思與創造自己」的主體。這是一種自由的倫理，是一種「在權力之中仍能生成自我」的方式。

因此，傅柯提出的自我技術，不是消極的退避，而是一種積極的自我生成（auto-poiesis）。他說：

“Freedom is the ontological condition of ethics. But ethics is the considered form that freedom takes when it is informed by reflection.”——Foucault, “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 (1984)

意即：自由是倫理的存在條件，而倫理則是自由經反思後的具體形態。

換句話說，自我技術並非追求解放，而是實踐自由。

四、與「為己之學」的呼應：讀書作為倫理工夫

陳平原在〈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中提出「為己之學」，主張在人工智慧高速發展、人文教育功利化的時代，讀書應回到「為己」——即不為功名利祿，而為修身養性。這一觀點與傅柯的「自我技術」有深刻的共鳴。

傅柯談「自我技術」時，曾以古羅馬的讀書與書寫習慣為例：哲學家每日抄錄格言、寫下對話與省察，藉以「將思想化為生活方式」（philosophia as way of life）。

陳平原所說的「為己之讀」，正是一種現代版的「care of the self」——以閱讀作為日常修煉的形式，使學問成為「自我生成的途徑」。

從傅柯的觀點來看，「為己之學」並非回歸傳統或避開技術，而是一種對抗「外在規訓」的倫理策略。它拒絕將教育視為「知識的輸出」，而強調學習作為「自我生成的技術」。在AI能快速模仿知識的時代，這種以閱讀、思考、書寫為核心的「自我技術」恰恰成為人類最不可替代的能力。

五、在AI時代重思人文：自我技術的當代啟示

AI的智能與效率，使人類在知識層面愈發「被取代」。但傅柯提醒我們，**人之為人，不在於掌握知識，而在於能夠改造自我。**AI能運算、分析、生成文本，卻無法「照顧自己」，無法進行自我反思與倫理實踐。這正是自我技術的價值所在——它使人類保持生成的開放性。

傅柯在《性史》第三卷結尾寫道：“One has to become the artist of one’s own life.”——The Care of the Self (1984)

這句話意味深長。他認為，倫理的最高境界不是遵守法則，而是以生命為藝術品。這種「自我藝術」（aesthetics of existence）要求人透過實踐不斷塑造自己。

在AI時代，這樣的觀念對文學與教育具有新的意義：當知識被機械化，唯有將學習與閱讀轉化為「藝術化的生活實踐」，人文教育才能存續。

因此，「為己之學」可視為傅柯「自我技術」在當代中文語境下的具體實踐。它呼應古希臘「照顧自己」的倫理精神，並在AI的壓力下，重新強調人文之為人文的根本——不是知識的積累，而是靈魂的工夫。

六、結語：生成的倫理與自由的教育

綜觀傅柯的思想，我們可以將「自我技術」理解為一種「生成的倫理學」。主體不是被動的存在，而是在實踐中不斷生成；自由不是解放的結果，而是持續的自我工作。陳平原的「為己之學」正是這種生成倫理在AI時代的文化翻譯：在技術霸權下，保持人文的尊嚴，靠的不是拒絕AI，而是持續修煉「為己而學」的能力。

在AI重塑世界的今天，傅柯的話語更顯深刻——

“Maybe the target nowadays is not to discover what we are, but to refuse what we are.” (The Subject and Power)

即：我們的任務不是發現自我，而是不斷生成新的自我。

而「為己之學」正是這種生成實踐的現代形式——以閱讀、書寫、思考為媒介，使人不斷從「被規訓的我」生成「自由的我」。這樣的「自我技術」，或許正是AI時代人文教育最後的堡壘。（[愛墾研創·嫣然]自我技術與為己之學：傅柯的人文倫理學與AI時代的自我生成）

[愛墾研創·嫣然]自我技術與為己之學：傅柯的人文倫理學與AI時代的自我生成

一、從權力到倫理：傅柯思想的晚期轉向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1960至1970年代的研究，多聚焦於權力如何塑造現代主體，如監獄制度、醫療體系與性規訓。進入1980年代後，他開始將關注轉向「主體如何形成自己」，這一轉向的核心便是「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在1982年加州大學伯克利的演講〈Technologies of the Self〉中，傅柯明確定義了這一概念：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permit individuals to effect by their own means, or with the help of others, a certain number of operations on their own bodies and souls, thoughts, conduct, and way of being, so as to transform themselves in order to attain a certain state of happiness, purity, wisdom, perfection, or immortality.”——Michel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1982)

譯成中文即是：

「自我技術使個體得以透過自身或他人的協助，對自己的身體、靈魂、思想與行為進行若干操作，以便轉化自己，達致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永恆等狀態。」

傅柯在此強調「自我」不是一個固定的存在，而是一種「實踐的產物」——主體透過對自身的「工作」（work on the self）來生成。這種主體性並非外在權力的結果，而是內在倫理的修煉。

二、「自我技術」的來源：古希臘的「照顧自己」

傅柯將這種「自我實踐」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傳統中的「epimeleia heautou」（ἐπιμέλεια ἑαυτοῦ），即「照顧自己」或「關懷自我」（the care of the self）。他在《性史》第三卷 The Care of the Self 中指出：

“The care of the self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knowledge of the self.”——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3: The Care of the Self (1984)

傅柯認為，蘇格拉底、愛比克泰德（Epictetus）與塞內卡（Seneca）等人所倡導的「照顧自己」，是一種倫理實踐：個體透過冥想、閱讀、書寫、節制與自省，來形成一種自我主宰的生活方式。這些實踐構成了他所謂的「自我技術」，即「製造主體的技術」。

在《性史》第三卷中，他描述羅馬時期知識分子的修養方式：

“Writing was one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self constituted itself as an object of knowledge and a field of action.”
——The Care of the Self, p. 47

他指出，書寫（writing）不僅是記錄思想的方式，更是一種「自我建構的工夫」。人透過書寫整理經驗、對話與反思，將自我轉化為一個可思考、可修煉的對象。換言之，「自我技術」並非外在訓練，而是內在倫理實踐的形式。

三、從「服從」到「生成」：自我技術的倫理意涵

傅柯的「自我技術」與現代教育或道德體系中的「自我規訓」（self-discipline）不同。後者屬於權力機制的延伸，是為了服從外在規範；而前者則是一種創造性的倫理實踐。他在〈The Subject and Power〉中明確區分了兩種主體形成方式：

“There are two meanings of the word subject: subject to someone else by control and dependence, and tied to his own identity by a conscience or self-knowledge.”——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1982)

[愛墾研創]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思考外包系統」與當代資訊環境（infospehere）技術作為命運的佈置：在海德格爾視域中重讀「資訊圈」的文化意義。

在21世紀初期，數位技術不僅成為人類社會的工具，更逐漸構成一種新的存在條件。Charles Handy（韓第，1932-2024）在〈The Seductions of the Infosphere〉（2015，HBR）中對資訊環境的倫理與身份問題提出警告，而若將此置於海德格爾的技術觀範疇內審視，則可發現這不僅是政策或道德問題，而是一場關乎「存在方式」的深層文化轉變。

一、技術不只是工具：從「工具論」到「顯現方式」

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中強調，現代人對技術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工具論」（instrumental view），即將技術視為中性的手段。然而，他指出，技術本質上是一種「揭示」（Entbergen）世界的方式，是存在顯現的歷史命運（Geschick）。技術不僅改變我們能做什麼，更改變我們如何理解世界與自身。

資訊技術與人工智慧所構成的「資訊圈」，正是這種揭示方式的最新形態。當數據、演算法與平台成為世界的主要解釋框架時，世界便以「可計算、可預測、可操控」的方式顯現。人類不再首先作為存在者，而作為資料點、使用者行為模型或預測對象。

二、「框架」（Gestell）與資訊圈的本體論結構

海德格爾提出「框架」概念，指現代技術對世界的總體安排方式。框架將存在者視為「存量」（Bestand），即可被調度與利用的資源。自然被視為能源庫，人類被視為人力資源，思想被視為資訊資本。

在當代資訊圈中，「框架」的力量更為精細與內化。平台經濟、數據治理與人工智慧系統，將人類行為、情感與認知轉化為可測量的數據流。思考本身開始被外包給搜尋引擎、推薦系統與生成式模型。於是，「思考外包系統」成為技術框架的最新表現：人類的理解、記憶與判斷逐漸委託給演算法系統。

這不僅是效率問題，而是人類存在方式的轉換。當世界以資訊可處理性為主要顯現模式，人類自身亦被理解為「資訊處理節點」。此即海德格爾所謂的「技術命運」。

三、身份的技術化：自我作為資料對象

韓第關注數位時代的身份問題，而在海德格爾視角下，這可理解為「此在」（Dasein）被重新詮釋的危機。此在原本是開放於存在之問的存在者，是能夠關懷自身存在的存在者。然而，在資訊框架中，自我逐漸被技術化為可預測與可操控的對象。

社交媒體、數位人格與 AI 分身，使身份成為可複製、可演算與可優化的產品。此在的存在關懷（Sorge）被取代為「可見度管理」與「資料聲譽」。存在的問題被轉化為演算法問題。

這種身份技術化，正是海德格爾所憂慮的「忘卻存在」（Seinsvergessenheit）的當代表現：人類沉浸於存在者的計算與控制，而忘卻了對存在本身的追問。

四、資訊圈作為新的「世界圖像」

海德格爾在〈世界圖像的時代〉中指出，現代性的一個核心特徵是世界被理解為可被表象與控制的圖像（Weltbild）。資訊圈將此推向極致：世界不僅是圖像，更是即時更新的數據儀表板。

人工智慧模型與數據平台構成了新的「世界圖像機制」。決策者依賴儀表板治理城市與企業，個人依賴演算法導航生活選擇。世界不再以敘事與經驗顯現，而以統計模型與預測概率顯現。

在此情境中，人類的存在經驗被中介化，世界的意義被轉譯為計算結果。這是「框架」對存在的全面佈置。

五、技術的誘惑與存在的危險

韓第談到「誘惑」，而海德格爾則稱之為「危險」（Gefahr）。技術的危險不在於機器叛亂，而在於人類被單一顯現方式完全佔據。當一切都以效率、可預測性與可控性為最高價值時，人類存在的其他開顯方式——詩意、倫理、宗教、藝術——便被邊緣化。

思考外包系統尤其危險，因為它不僅外包勞動，而是外包「理解」。一旦理解被視為可由機器替代的功能，人類作為「理解存在者」的獨特地位便遭到本體論侵蝕。

六、救贖的可能：技術中的詩意開顯

然而，海德格爾並非單純的技術悲觀主義者。他指出，「在危險之處，亦生救贖之力」。技術本身亦是一種揭示，只要人類能夠保持對存在的開放性，技術便可能成為詩意開顯的新場域。

在資訊圈中，藝術創作、數位人文與倫理設計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技術不僅作為控制工具，而作為反思存在的媒介。生成式 AI 可以用於詩學實驗，數據可用於揭示社會不公，虛擬實境可用於存在教育。關鍵不在技術本身，而在於人類是否仍然保持「存在之問」。

結論：在資訊命運中重新追問存在

從海德格爾的技術觀來看，韓第的資訊圈不僅是一個社會倫理議題，而是存在史的一個階段。資訊圈是現代技術框架的深化，是世界作為可計算存量的完成形態。思考外包系統標誌著此在理解功能的技術化，構成對人類存在本質的根本挑戰。

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是否應該使用人工智慧，而是：在技術框架之中，我們是否仍能作為此在，持續追問存在，保持詩意地棲居於世界。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資訊圈的誘惑將不僅是文化轉變，而是存在的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