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APP:意義·胡塞爾與弗雷格～～弗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 德國哲學家）雖然沒有直接使用「noema」這一術語，但他的「意義」（Sinn）與「指稱」（Bedeutung）概念對胡塞爾的現象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弗雷格主要在1892年的論文《論意義與指稱》（Über Sinn und Bedeutung）中提出了這一二分法，成為後世現象學家如胡塞爾討論「意義」（noema）的重要基礎。

普魯斯特:未知世界～真實，從來就只是一種把我們引向未知世界的誘餌，而我們在探索這未知世界的道路上，是沒法走得很遠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盡量不去知道，盡量不去多想，不為嫉妒提供任何具體的細節。遺憾的是，即使與外界生活隔絕，內心世界也會滋生種種事端：即使我不陪阿爾貝蒂娜出去，獨自在家遐想，紛沓的思緒中時而也會冒出一鱗半爪真實得不能再真實的東西，它們就像一塊磁鐵那樣，把未知世界的某些蛛絲馬跡牢牢地吸住，從此成了痛苦的淵藪。哪怕我們生活在密封艙里，意念的欲望和回憶，仍然在起作用。

痛苦、謊言：人間珍品

日常生活中，德·夏呂斯先生素來只是一個藝術愛好者。由此可見，上述這類事情對他毫無益處。此事給他造成的痛苦，他只是化作一番雄辯，或者一場陰謀詭計而已。然而這類事情要是落在貝戈特這類道德高尚的人身上，倒是彌足珍貴的。這甚至於可以部分地告訴我們（既然我們的行動是盲目的，但我們像蟲獸一樣，總是挑選有利於我們的花木），為什麼貝戈特一類的人通常都和趣味低級、虛情假意和凶狠毒辣的人相依生活。作家那些同伴美於其表，雖然充實他的想像，激發他的善心，但卻絲毫無法改變他們固有的本質。我們不時地發現，這批人這遠離地表以下數千米的深處生活著，干著令人難以置信的種種勾當，編織的謊言出乎人們的想像，甚至與人們的想像完全背道而馳。他們到處撒謊。不論是關於我們認識的人，我們與這些人之間的關係，還是表現走我們以各種方式完成的行為中的動機，他們都要撒謊。……其實這些謊言也是一種人間珍品，它能打開我們的眼界，揭開新的未知世界，喚醒我們沉睡著的感覺，使我們靜觀這個世界；沒有這些謊言，我們永遠也無法認識這一世界。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

[愛墾研創]海德格爾的技術哲學：「思考外包系統」與當代資訊環境（infospehere）技術作為命運的佈置：在海德格爾視域中重讀「資訊圈」的文化意義。

在21世紀初期，數位技術不僅成為人類社會的工具，更逐漸構成一種新的存在條件。Charles Handy（韓第，1932-2024）在〈The Seductions of the Infosphere〉（2015，HBR）中對資訊環境的倫理與身份問題提出警告，而若將此置於海德格爾的技術觀範疇內審視，則可發現這不僅是政策或道德問題，而是一場關乎「存在方式」的深層文化轉變。

一、技術不只是工具：從「工具論」到「顯現方式」

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中強調，現代人對技術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工具論」（instrumental view），即將技術視為中性的手段。然而，他指出，技術本質上是一種「揭示」（Entbergen）世界的方式，是存在顯現的歷史命運（Geschick）。技術不僅改變我們能做什麼，更改變我們如何理解世界與自身。

資訊技術與人工智慧所構成的「資訊圈」，正是這種揭示方式的最新形態。當數據、演算法與平台成為世界的主要解釋框架時，世界便以「可計算、可預測、可操控」的方式顯現。人類不再首先作為存在者，而作為資料點、使用者行為模型或預測對象。

二、「框架」（Gestell）與資訊圈的本體論結構

海德格爾提出「框架」概念，指現代技術對世界的總體安排方式。框架將存在者視為「存量」（Bestand），即可被調度與利用的資源。自然被視為能源庫，人類被視為人力資源，思想被視為資訊資本。

在當代資訊圈中，「框架」的力量更為精細與內化。平台經濟、數據治理與人工智慧系統，將人類行為、情感與認知轉化為可測量的數據流。思考本身開始被外包給搜尋引擎、推薦系統與生成式模型。於是，「思考外包系統」成為技術框架的最新表現：人類的理解、記憶與判斷逐漸委託給演算法系統。

這不僅是效率問題，而是人類存在方式的轉換。當世界以資訊可處理性為主要顯現模式，人類自身亦被理解為「資訊處理節點」。此即海德格爾所謂的「技術命運」。

三、身份的技術化：自我作為資料對象

韓第關注數位時代的身份問題，而在海德格爾視角下，這可理解為「此在」（Dasein）被重新詮釋的危機。此在原本是開放於存在之問的存在者，是能夠關懷自身存在的存在者。然而，在資訊框架中，自我逐漸被技術化為可預測與可操控的對象。

社交媒體、數位人格與 AI 分身，使身份成為可複製、可演算與可優化的產品。此在的存在關懷（Sorge）被取代為「可見度管理」與「資料聲譽」。存在的問題被轉化為演算法問題。

這種身份技術化，正是海德格爾所憂慮的「忘卻存在」（Seinsvergessenheit）的當代表現：人類沉浸於存在者的計算與控制，而忘卻了對存在本身的追問。

四、資訊圈作為新的「世界圖像」

海德格爾在〈世界圖像的時代〉中指出，現代性的一個核心特徵是世界被理解為可被表象與控制的圖像（Weltbild）。資訊圈將此推向極致：世界不僅是圖像，更是即時更新的數據儀表板。

人工智慧模型與數據平台構成了新的「世界圖像機制」。決策者依賴儀表板治理城市與企業，個人依賴演算法導航生活選擇。世界不再以敘事與經驗顯現，而以統計模型與預測概率顯現。

在此情境中，人類的存在經驗被中介化，世界的意義被轉譯為計算結果。這是「框架」對存在的全面佈置。

五、技術的誘惑與存在的危險

韓第談到「誘惑」，而海德格爾則稱之為「危險」（Gefahr）。技術的危險不在於機器叛亂，而在於人類被單一顯現方式完全佔據。當一切都以效率、可預測性與可控性為最高價值時，人類存在的其他開顯方式——詩意、倫理、宗教、藝術——便被邊緣化。

思考外包系統尤其危險，因為它不僅外包勞動，而是外包「理解」。一旦理解被視為可由機器替代的功能，人類作為「理解存在者」的獨特地位便遭到本體論侵蝕。

六、救贖的可能：技術中的詩意開顯

然而，海德格爾並非單純的技術悲觀主義者。他指出，「在危險之處，亦生救贖之力」。技術本身亦是一種揭示，只要人類能夠保持對存在的開放性，技術便可能成為詩意開顯的新場域。

在資訊圈中，藝術創作、數位人文與倫理設計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技術不僅作為控制工具，而作為反思存在的媒介。生成式 AI 可以用於詩學實驗，數據可用於揭示社會不公，虛擬實境可用於存在教育。關鍵不在技術本身，而在於人類是否仍然保持「存在之問」。

結論：在資訊命運中重新追問存在

從海德格爾的技術觀來看，韓第的資訊圈不僅是一個社會倫理議題，而是存在史的一個階段。資訊圈是現代技術框架的深化，是世界作為可計算存量的完成形態。思考外包系統標誌著此在理解功能的技術化，構成對人類存在本質的根本挑戰。

真正的問題不是我們是否應該使用人工智慧，而是：在技術框架之中，我們是否仍能作為此在，持續追問存在，保持詩意地棲居於世界。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資訊圈的誘惑將不僅是文化轉變，而是存在的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