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與存在的關係：Dasein 對抗實體論

亞里士多德的「人」是由靈魂（形式）與身體（質料）組成的實體，靈魂是「有生命之物的形式」，這是一種形上學的構成關係。

海德格爾則徹底否定「人是某種實體」的看法。他主張「人」應理解為在世存在（Dasein）——即那個能夠理解存在、並被存在開顯的存在者。

人不是「形式與質料的組合體」，而是一種「存在的方式」，其本質是「在世界中與存在者共在、理解並詮釋存在」。

五、總結：衝突的核心

結論：

海德格爾並非僅僅「不同意」亞里士多德的形式質料論，而是認為那正是「存在被遺忘」的起點。

亞里士多德以「形式—質料」解釋存在者的成因；海德格爾則要揭露這種解釋本身如何遮蔽了「存在」的原初顯現。他要的不是新的形式或質料理論，而是回到「存在如何在時間性中自我開顯」的根源性問題。

換句話說，海德格爾對亞里士多德的衝突，不在於理論細節，而在於——他要推翻亞里士多德所代表的整個形上學思維方式本身。

愛墾APP:亞里士多德的「形式—質料」（hylomorphism）理論與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哲學之間，確實存在深層的衝突，這種衝突不僅是內容上的不同，更是對「存在」問題的根本取向之分歧。以下從四個層面分析兩者的對立與張力：形上學觀點、存在論基礎、對實體的理解，以及人與世界的關係。

一、形上學取向的差異：從「存在者」到「存在」

亞里士多德的形上學（metaphysica）被海德格爾視為「西方形上學的開端」。亞里士多德的核心問題是：「什麼是存在者（ὄν）？」他尋求的是存在者的本質與原理，並以「實體（οὐσία）」作為存在的首要範疇。因此，他的形上學是對「存在者作為存在者」的探究。

海德格爾認為這是一種「忘卻存在（Seinsverges-senheit）」的思路。

在他看來，亞里士多德及其後的整個西方哲學都把注意力放在「存在者是什麼」（本質、形式、實體、原因）上，而忽略了「存在（Sein）」本身作為存在者之所以是的那種開顯（Erschlossenheit）與顯現（aletheia，真理作為不蔽）。

因此，海德格爾並不是要改良亞里士多德的形上學，而是要解構形上學的整個傳統架構。

換言之：

亞里士多德問的是：「存在者由什麼構成？（形式與質料）」

海德格爾問的是：「存在者之所以能顯現為存在者，是因為何種存在意義？」

這是本體論（ontology）與根本存在論（fundamental ontology）的區別。

二、對「實體（Substance）」的批判

亞里士多德的世界是由「實體」（形式＋質料的統一體）構成的。實體是獨立存在、可自我維持的基本單位；其他性質、關係等都依附於實體。這是一種「實體形上學」（substance metaphysics）。

海德格爾則認為，這種思維模式造成了對「存在」的誤解，因為它把存在理解為「某物具有穩定的本質」。

他在《存在與時間》（Sein und Zeit）中指出，這種「實體化思維」其實遮蔽了人類存在（Dasein）的根本特徵——存在並不是固定的「有」，而是一種「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開放於意義世界的動態方式。

因此：

對亞里士多德而言，存在者是由形式與質料構成的「東西」。

對海德格爾而言，存在者首先是在一個意義世界中「被理解而存在」的「現成存在」（Vorhandenheit）或「可用存在」（Zuhandenheit）。

他拒絕將存在理解為靜態的「結構」，而強調存在是動態的「開顯」（Ereignis，後期思想）。

三、形式與質料在海德格爾的批判視角下

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中重新提及「形式」（morphē）與「質料」（hylē），指出亞里士多德的「形式—質料」思維成為後來「技術性世界觀」的根源：

當人們以形式與質料的框架理解存在，就會傾向於把萬物看成「待製作的對象」——一種可以被規定、塑形、利用的材料。這種思維延伸至現代科技，使自然與存在都被化約為「資源」（Bestand）。

換句話說，海德格爾認為：

形式質料論不僅是哲學理論，更是西方「對存在者的支配性理解方式」的起點。

在他看來，這導致了存在的「技術化」：世界不再是意義的開顯，而變成一個被規劃、被控制的物料系統。

[愛墾研創]「新巴洛克」在數位資本主義與情動轉折中的角色

新巴洛克的回歸：數位資本主義中的情動治理

在當代文化中，我們似乎早已遠離 17 世紀的教堂、穹頂與宗教雕塑，但巴洛克並未消失。相反，它以一種去歷史化、去宗教化的形式，悄然回歸於數位螢幕、城市景觀與演算法驅動的媒介系統之中。

這種回歸，常被稱為「新巴洛克（Neo-Baroque）」，而它恰恰構成理解當代情動轉折（Affective turn）與數位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一把關鍵鑰匙。

巴洛克藝術的核心並非裝飾的繁複，而是一種對「張力」的迷戀——對失衡、過度、瞬間爆發與感官震撼的系統性操控。與文藝復興追求比例、穩定與理性秩序不同，巴洛克更關心如何讓觀看者「被影響」，如何在理解之前先撼動身體。

正是在這一點上，巴洛克與當代情動理論產生了跨時代的共振。情動轉折所主張的，正是情感不再只是被意識反思、被語言表述的內在狀態，而是一種先於認知、滲透於身體與環境之間的強度流動。

數位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正是建立在這種情動強度的管理與變現之上。社群媒體、串流平台、即時新聞與沉浸式影像並不以「說服」為主要目的，而是以捕捉注意力、延長停留時間、製造情緒波動為核心任務。極端對比的影像、情緒化的標題、快速剪輯的節奏與演算法推送的情感回饋，構成了一個高度巴洛克化的感官環境。這裡不再有穩定的觀看主體，只有被不斷牽引、推動與放大的情動身體。

若說歷史上的巴洛克藝術服務於宗教與王權，那麼新巴洛克則服務於平台與市場。兩者的差異不在於形式，而在於治理方式。巴洛克教堂透過光影、空間與音樂，使信徒在敬畏與感動中內化權威；今日的數位介面，則透過通知、回饋機制與情緒放大，使使用者在無需強制的情況下自願投入時間、情感與注意力。這是一種從「規訓身體」轉向「調控情動」的權力轉型。

情動轉折的重要洞見之一，在於指出權力不再僅僅運作於語言與意識層面，而是滲透於節奏、感官與氛圍之中。新巴洛克文化正是這種權力形式的美學表現。它偏好「瞬間」而非「完成」，偏好「強度」而非「深度」，偏好「衝擊」而非「論證」。在這樣的文化邏輯下，情緒的劇烈波動本身成為價值來源，而冷靜、延宕與反思反而顯得格格不入。

然而，新巴洛克並非單向度的統治工具。正如歷史上的巴洛克藝術也曾孕育出感官解放與形式創新的可能，當代的新巴洛克同樣蘊含著批判與抵抗的潛能。某些電影、遊戲與數位藝術作品，刻意將過度推向極限，使感官飽和轉化為不適與反思；某些政治行動亦善用情動張力，打破既有敘事秩序，創造新的集體感受形式。問題不在於是否存在巴洛克式張力，而在於這種張力被誰掌控、為何而用。

因此，理解新巴洛克在數位資本主義中的角色，不只是一次風格史的辨認，而是一項文化批判的必要工作。它提醒我們：當代社會並非變得更理性，而是更擅長操作非理性的層面；並非情感變得更自由，而是被更精密地引導與商品化。在這樣的時代，真正的批判或許不在於拒絕情動，而在於重新學會如何與張力共處，如何在過度與震撼之中，為思考保留空間。

新巴洛克的回歸，最終指向一個未竟的問題：在一個以情動為主要資源的文化體系中，我們能否將被動的感官震撼，轉化為主動的感受實踐？這或許正是情動轉折留給當代文化最深刻、也最困難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