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發《所謂成功人士》

吃到的雞肉漢堡包，有多少真正的雞肉成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認為自己吃了“雞肉漢堡包”。

幸福家庭一起享用的“雞肉漢堡包”。一如廣告所說的。


也就是說，人成功不成功不重要，但要看起來要很成功。

有的組織說能幫助你成功，是否真的幫助了你並不重要。你們是否成功了更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讓你看到他們多成功。

反正，習慣了山寨文化的社會，大家都有理由理直氣壯堂而皇之不做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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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8日 臉書）

陳明發寓言《大數據》

甲乙爭議不休

甲方很淡定
反觀乙方氣急敗壞

有人私下請教甲方：
“淡定秘訣安在？”

甲方答：
“我能等，有人不能等。”

來者二問：
“何解？”

甲方說：
“我們有大數據—
醫院的大分析
很快，結論會擺平一切。”

來者很苦惱
“擺平”所指何事
但見乙方身邊一夥人
更焦慮不安，口不擇言

（2017年8月6日）

陳明發《所謂盡職》

做人要公道

說有的政治人物沒做事

是不正確的

騙子的工作

就是說謊與耍戲法

他們不是天天都在上報

爭表現、求進步

段數越來越高、績效越來越好嗎？

2017年7月3日

人間世的亂象，是創作人的思考、書寫對象。有些人一再忽悠這世界，我們能不惑，就是一種成就。進一步能給這對象留些意象，也算是自己和這世界和解了。

中文真的很奇妙，“悠忽” 與掉回來 “忽悠” 都可用，不過近年來在大陸的用法，特別是在網路上，“悠忽”指的是個人自己精神狀態恍惚、懶散，而“忽悠”則是指使到別人精神狀態恍惚，欺詐的意思。

陳明發《買蘋果》

我們去水果鋪買水果

是可以一粒一粒選的

選那些新鮮、可吃的果子

我們可以不買一箱一箱賣的果子

管它什麼甲品牌、乙品牌

賣東西的人有他們魚目混珠的目的

聰明的顧客有自我保護的權利

～～先別奢想一下子改變整個體制

先從改變個別代表的素質開始比較實際

(2017年1月15日)


這個比喻可能不是很好，但老覺得選舉季節有點像農曆七月十四，那些失去蹤影好幾年的所謂代議士、“前”候選人、“準”候選人，忽然又像猛鬼出籠似的發出噪音震耳。

每次大選，民主、人權、透明、廉潔、公正.......的“口號市場”都特別火紅，獨獨缺了“理性”。理性進一步的退讓，就是社會失序的開始。

我最近常聽人說，我來屆大選不會去投票了。上兩次我氣瘋了，連回教黨都投下去。我說，棄權不應該是選項；選對人才是關鍵。兩線制實現了近十年，改朝換代（國州政權都一樣）不了，至少可以改將換兵。對兩邊我都是這麼說；沒有誰是“真命天子”，非你不可。

這是我在2001年寫的《讀詩劄記》；後來也寫了很多，就是沒勁整理出來。劄記體一直是我很喜歡的寫作形式；可是要深入淺出做到畫龍點睛，還真不容易。常常寫著寫著就動氣了，算是拿來自己了解。

陳明發《世說新語 2018》34

村裏的八旬老婦今天很開心
有人問她：是不是大選了
兩邊都有人來關懷
送錢、送東西？

她搖搖頭，情不自禁說：
不是不是，而是又五年了
五年前從國外回來投票後
就沒再回過來的兒子、女兒
媳婦、女婿這次都又要回來了

回來“教”我怎樣投票
怎樣“愛國”；怎樣“救國”

（2018年4月10日）

互動留言～

好現象，大選一來，忽然又有很多人從遙遠的地方回來愛國、救國、推動環保、關注人權....。

你一定見過這樣鏡頭：五年回來“愛國”、“救國”，“指導”老人家怎樣投票一次，然後就把老人家留給那些慘敗的黨派去服務這些老人家五年。

有網友說選舉是好事，又救國又團圓。可是，人民和他們的“夢”也是五年短敘一次。

在被奴役以及被挾持/綁架之間，獨立思考確實是一個大挑戰。當政治文化是如此，再優秀的人才也變成醬缸的產物，要不只好去做別的事情，免得惹禍上身。

政壇只是我們社會的一個縮影，這樣的威權文化處處可見於社會。寫東西的人，只能把所見所聞的想像記錄下來，變成一種文本的意象。

有私立電視臺已經在炒作了，說要從國外回來投票的人踴躍異常，他们說：多少錢的飛機票都願意買，以便五年回來一次教訓什麼什麼人。看來他們只是喜歡教訓人，跟救國、愛國無關。

最好玩的是，當年說馬佬王獨裁，在馬來西亞生活不下去，才到國外找生活。今天卻回來拯救馬佬王一家。

家就在這裏·我的709

先講一件舊事，7月9日那天，我在沙巴亞庇婆聯中心，出席沙巴網路電臺的推動禮。本來我想，這是一件很尋常的民間活動，去到現場，卻偏偏看見來自警方、市政廳、鎮暴隊與民防團的數百蠻悍大漢，圍堵在活動現場出入口前。

平時，亞庇的罪案無日無之。民間每回投訴、抗議，執法單位都是一句“沒法子啊，人手不夠！”那天，怎麼一下子來了那麼多“社會秩序捍衛者”，人數不輸國慶日遊行的隊伍？

我後來了解到，是主辦單位的啟播禮橫扁“冒犯”了人；我急忙問道：“有問題嗎？”有人說，根據官爺爺的規定理由，“用黃色是犯法的！”我說，那你們何必用敏感的黃色呢？“我們的制服一路來都是黃色的，有什麼不對？”

那人又說：“官爺爺也看我們電臺的口號不順眼！”我擡頭看了看那橫扁，哎呀，活該這票人“惹禍”，他們居然說他們要“廉潔、果敢，實事求是”。當天是709，數萬“凈選盟”黃衫軍在吉隆坡高喊Bersih，你們也來Bersih，官爺爺怎麼不嚇到腹泄、嘔血？

執法單位沖著一塊橫扁勞師動眾而來，成了第二天各報的頭條，給沙巴網落電臺做了最好的免費宣傳。最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那天早上到來參與啟播禮的來賓，人數起初並不是特別多，畢竟這只是一個組織的內部活動。

可是，當執法官爺爺仗著人多勢眾，如臨大敵出現在活動現場，千方百計要強硬把橫扁拉下來後，到來打氣的民眾卻是越來越多，鬧得那一帶交通堵塞。

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年輕人說，他和幾位朋友分乘兩部車子從擔布羅里趕下來表示支持。“消息那麼快就傳到擔布羅里?”我嘀咕道。“哎呀，uncle，現在有了face-book ，全世界都看到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啦！”

是啊，uncle學人講internet，骨子裏還是老時代的人，有時候會忘記了新事物。我這才發現到，許多平時在網絡上舌戰群雄的博客，也已經出現在警民對峙的現場，一面用手機拍照、錄影，當場就給他們的面子書網頁上料。

難怪，人數越來越多，搞得群情洶湧。 （家就在這裏 2011年8月19日討論《蔣勳：過得像個人，才能看到美》）

家就在這裏·我的711

沒搞錯，是711，不是911。911的恐怖遠在美國；711的恐怖卻近在亞庇。

709後的兩天，警方、市政廳、鎮暴隊與民防團再次出動，前往沙巴網路電臺廣播室，再次嘗試強暴把那招牌拆下來。

因為這招牌是黃色的，而且上面寫著“廉潔、果敢、實事求是”。對官爺爺已不僅是礙眼，更是莫名的威脅了。

由於這一天是周一上班日，過了吃飯時間，婆聯中心沒什麼人潮，電臺辦事處也沒兩個人，幾路官爺爺和他們人多勢眾的戰將，準備趁虛而入、速戰速決把那塊招牌摧毀。

他們估計錯誤的是，當辦事處職員在和執法者抗議爭論時，許多負責人、支持者和媒體都紛紛在第一時間內趕到了。

兩方對峙正不分不下之際，路口出現了一部消防車。亞庇建築物鬧火災時，往往在燒毀得七七八八時，消防隊才會出現，然後開始找水龍頭的。這回怎麼那麼有效率？

眾人沖上前重重把消防車圍著，逼得它無法開進對峙現場。大家怒氣沖沖的問消防員，這裏沒有火災，你幹嗎開了消防車來，是不是準備像對付暴民那樣開水炮驅散人群？

坐在車頭關緊車門的兩位消防員，把玻璃較下一道逢說道：“我們接到部長的指示，到來執行我們任務？”眾人更憤怒了，問他說：“那一位部長，什麼任務？”

那兩位消防員趕緊把玻璃較上，交頭接耳一番，打了一通電話，有點神情釋然的把玻璃窗較下說：“沒事沒事，我們這就開走，馬上開走。”眾人於是一邊鼓掌，一邊閃開一條路，讓消防車開去。

剩下那一群執法人員和人群繼續理論著：“到底你們是根據什麼法律來拆這塊橫扁？”官爺爺看來硬的不行了，便一通電話招來市政廳的法律顧問，到來引經據典說這不符合什麼廣告法令，那不符合什麼招牌法令之類的。

在場的拿督楊德利告訴他說：“你是律師，我也是律師；我還做過首席部長和地方政府部長，讓我來告訴你，為何你們不可以拆人招牌。”

對方啞口無言，知難而退；官爺爺只好說：“好，我給你們兩個星期的期限。我們走！” 一眾蠻悍的戰將也慢慢離散。

和709那天一樣，許多人都是從手機短訊和面子書多媒體內容，得到“現場直播”的信息，而馬上趕到事發地點，一邊助陣，一邊做更深入的報導。

有了智能手機，加上Facebook等社交媒體，我們現在已經不再是無助的“信息受眾”，也同時可以是“信息主播”。利器在手，現場錄影、錄音的真實記錄，叫任何不義、不法、不平的行經，都無法用收買、刪剪、封鎖、扭曲或其他壓制手段來遮蓋了。（家就在這裏 2011年8月19日討論《蔣勳：過得像個人，才能看到美》）

喬治·奧威爾：特權階級

對於本國人口的需要，估計總是過低，結果就造成生活必需品有一半長期短缺；但這被認為是個有利條件。甚至對受到優待的一些階層，也有意把他們保持在艱苦的邊緣上徘徊，其所以采取這一方針，是因為在普遍匱乏的情況下，小小的特權就能夠顯得更加重要，從而擴大各個階層間的差別。(喬治·奧威爾《1984》（61）)

陳明發《世說新語 2021》修辭

違反“我們”利益的，叫“破壞”；

符合“我們”利益的，叫“顛覆”；

不關“我們”事的，叫“有趣”。

                                                                                        (Source: https://www.theitem.com)

                                                 （黨要你否決你的眼睛與耳朵所獲得證據）

喬治·奧威爾：竄改歴史記錄

竄改過去是英社的中心原則。這一原則認為，過去並不客觀存在，它只存在於文字紀錄和人的記憶中。凡是紀錄和記憶一致的東西，不論什麽，即是過去。既然黨完全控制紀錄，同樣也完全控制黨員的思想，那麽黨要過去成為什麽樣子就必然是什麽樣子。同樣，雖然過去可以竄改，但在任何具體問題上都決不承認竄改過。因為，不論當時需要把它改成什麽樣子，在竄改以後，竄改出來的新樣子就是舊過去；任何其他不同樣子的過去都沒有存在過。甚至在同一件事在一年之中，得改了好幾次而改得面目俱非時，也是如此。黨始終掌握絕對真理，很明顯，絕對的東西決不可能會不同於現在的樣子。 

下文將要談到，要控制過去首先要依靠訓練記憶力。要做到所有的文字紀錄都符合當前的正統思想，這樣機械的事好辦。但還需要使得大家對所發生的事的記憶，也按所要求的樣子。既然有必要改變一個人的記憶或者竄改文字記錄，那末也就有必要忘掉你曾經那樣做過。可以像學會其他思想上的手法一樣學會這種手法。大多數黨員和所有正統的和聰明的人都學會了這種手法。在老話中，這很老實地稱為“現實控制”。在新話中這叫“雙重思想”，不過“雙重思想”所包括的還有很多別的東西。(喬治·奧威爾《1984》)

喬治·奧威爾《1984》

有史以來，大概自從新石器時代結束以來，世上就有三種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們又再進一步分為好幾種，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名字，他們的相對人數和他們的相互態度因時代而異；但是社會的基本結構不變。即使在發生了大動蕩和似乎無法挽回的變化以後，總又恢復原來的格局，好像陀螺儀總會恢復平衡一樣，不管你把它朝哪個方向推著轉。

在很長時期里，上等人的權力似乎頗為鞏固，但遲早總有這樣一個時候，他們對自已喪失了信心，或者對他們進行有效統治的能力喪失了信心，或者對兩者都喪失了信心。他們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為中等人標榜自己為自由和正義而奮鬥，把下等人爭取到自己一邊來。中等人一旦達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來的被奴役地位，自己變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兩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兩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來，這場鬥爭就周而復始。  

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從來沒有實現過自己的目標，哪怕是暫時實現自己的目標。若說整個歷史從來沒有物質方面的進步，那不免言之過甚。即使在今天這個衰亡時期，一般人在物質上也要比幾百年前好一些。但是不論財富的增長，或態度的緩和，或改革和革命，都沒有使人類接近平等一步。從下等人的觀點來看，歷史若有變化，大不了是主子名字改變而已。（喬治·奧威爾《1984》【65】）

                                                                                  （《1984》原著改编電影劇照）

編者註：在這普遍不讀書的年代，要理解馬來西亞眼下的族群政治生態，還是要回去讀點經典比較看得清。比較踏實地有靈感、啟示。奧威爾（H. G. Orwells）的不朽小說《1984》，能讓動輒高喊正義或其他時髦政治口號的民眾一點善意的提醒。

新一代不讀書，當前老一派的政客可是熟讀這些書，原來是警惕世人的寓言（現在變成成真的預言），他們卻反過來信仰與實踐，當著是不擇手段，只求大業的“智取”謀略。就像《厚黑學》原是教人“防人之心不可無”，卻讓野心家采用為“害人之心靠高明/又何妨”那樣。

這裏有三段摘錄，大家舉一反三想一想，就知道老人家在玩什麼。沒有文化基礎，一腔熱血論述復論述，都只能淪陷人海戰術靠嗓門大、口氣狠的口水戰。（26.4.2021）

陳明發《公眾人物》

得民心者得天下

不得民心者

得媒體的心也得天下

不得媒體的心者

得某些媒體人的心

一樣得天下

他們懂得

有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有些小事搞大，大事搞砸


註：

1 對有些事是金睛火眼，對有些事卻忽然語焉不詳、口齒不清。

2 有些地方發生事情，名字大大出現在標題。

3 有些地方發生事情，看完整篇新聞也不清楚發生在哪裡。

4 許多媒體已經變成自家企業生意的會訊。

5 最“精彩”的是，在一些媒體人的眼中，土崩活埋的十一條人命還比不上“一個人的王朝”、“一個人的革命事業”，面對白紙黑字的記錄與鐵證，這些媒體人在報導新聞時還理直氣壯地說：“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素來正義凜然的神樣，突然變成無賴。這些人押寶，賭得很大啊！

6 “那座三層樓的建築可以在不遠處建，為何五十樓建築不可以建？這就是雙重標準，是特別針對我們。” 三層樓與五十層樓是一樣的？這種話居然有人敢敢掰 ，居然也有媒體人挺他，像是說相聲似的打邊鼓，給他們來一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收尾總結。

7 有些公眾人物理虧時，總有些媒體人會抖出一句“見仁見智”，當是魔術師的那塊紅布，希望轉移民眾的註意力。找不出證據的指控，他們卻習以為常報導得繪聲繪影、痛心疾首；現在十一條屍體從泥潭深處挖出來，擺在眼前，他們卻從容淡定的一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好像很“哲學”、“智慧”的樣子，都是故作無事，準備放煙霧。

8 為何有人一點也不認為自己失誤，有他們必須負的公共責任，至少說一聲對不起；反而繼續胡亂在掰？就是因為他們不管怎樣掰，都有些媒體人會給他撐腰當大聲公與啦啦隊。

9 在神當家的地方，神以為子民都和他一樣神，在雷雨交加、大水來襲的三更半夜，兵荒馬亂搶救老弱幼小與物件家產的非常時刻，還能安安穩穩、服服貼貼上FB聽神發表精神講話，像極了好萊塢災難電影Independent Day總統演說的鏡頭。

10 看看當前我們作為一個社群所面對的挑戰 ～～當很多媒體熱心在“押寶”下一回誰會“得天下”，我們社會所面對的進展問題，早已不是當家的換誰做這麼簡單。可是，誰來帶領大家面對、激發思考一些很實在的建設問題？例如下一代的創意、創新思維如何培養；工業4.0如何著手，特色小鎮如何推進.......?

我覺得很害怕, 害怕我們的法律在一些當權者的手裏, 像搓面團似的以他們的喜惡為標準,他們的意見和立場才是對的,死不認錯,就算錯也要拉一個來墊背。(2017年10月22日 臉書)

“38號女裝，西方婦女的頭巾”

然而，或許有關志願性服從不再是問題的想法，只不過是種幻覺？再說，是否在所有爭取到手的自由權利背後，各類新型態的服從模式正在朝我們大軍壓境？假設我們已經受到某種新型態服從模式的控制，而這種隱身在自由意識選擇旗幟背後的奴隸型態害人更是不淺。

路上越來越多年輕女子戴起頭巾，她們通常是基於自由的選擇，選擇服從一種宗教的禮儀規範（別忘了《伊斯蘭》一詞指的正是“服從”）。反之，我們也看到其他所謂“自由解放"的年輕女子，採取某些激進手段以便使自己的身材合乎特定服裝尺寸（社會學家梅妮西戲稱為“38號，西方婦女的頭巾”，註七）。我們還看到逼著自己在健身房中進行艱困鍛鍊的男性與女性、刻苦減肥的男性與女性、還有欣然接受公共場合禁止吸菸令的吸菸人士…。這種強力茁壯的自我制約，應該就是自我鍛鍊技術蓬勃發展的背景。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迎合某種標準；在不受任何人逼迫的前提下，讓每個人都受到了制約。


企業中也出現一種新型態的服從機制。管理制度約自30年前起就已經進入一個嶄新階段。階級體系與上級命令不再是絕對，管理者與受雇者擁有自主性也同時負有責任。這是否可以解釋為，受雇者也成了合意型受害者？

在札卡（Yves Charles Zarka）編輯的《新奴隸制批判》一書中，作者群合力闡揚一個題旨：“主宰者變了容貌：作主使喚的不再是具體的人，不再是權位高居惶恐群眾之上的暴君，而是一個無名的主宰者，沒有臉也沒有名字，透過程序、共識、意識形態或信仰價值的製造等新型管道建立一種前所未見的統御型態以及奴隸體系。（註八）”

作者群致力於將新型態服從（nouvelles servitudes）的概念應用在性向、企業或大眾消費領域中（註九）。這個幾乎近於陰謀論的概念，認為一個無臉無名的主宰者正如同操縱魁儡般，躲在黑暗中控制著我們的行為。不過，這套說法我們倒不必照單全收。


自我的治理機制

然而，志願性服從的概念仍然值得在當今社會的兩個關鍵現象上進行討論。第一個現象出於權力的轉型。現今，部分社會的管理規範，仰仗法律與權威的成分較低，訴諸典型與共識的成分較高。此外，還要算上我們生活比重越來越高的“吸睛者”，諸如電視、網路、超級市場、休閒活動等，它們不再是規範群眾的機構，而是吸引目光及譁眾取寵的手段。

於是我們可以說，個人越來越不受指揮，卻越來越受關注；越來越不受控制，卻越來越受引誘。無論身為在校學生或在職雇員、國家公民或市場消費者，我們面臨許多友善的逼迫、說服的技巧、以及難以拒絕的不得不，而終究低頭服從。許許多多的要求都在敦促著我們，要孩子們認真求學、要雇員們勤奮工作、要公民們分類垃圾、要消費者不落人後地購買一台所謂智慧型手機。

屈服於各式各樣的要求，個人於是開始發展多種自我控管機制，以便管理其生活、工作、休閒以及人際關係。這也就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謂的“自我的治理機制”（le gouvernement de soi）。人們企圖在一個充滿典型、制約與多重要求的世界中，尋求對自我生活的領航權。我們並不見得對這樣的企圖毫無自覺，也不一定是因為受到黑暗主宰的操弄所致。


注釋：

註一：Gabriel Tarde, Les Lois de limitation, 1890年出版，Kime出版社1993年新版。

註二：涂爾幹（Emile Durkheim）將會重拾這個主題，見其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1912年出版，PUF出版社2008新版。

註三：T. W. Adorno, Etudes sur la personnalité autoritaire，1950年出版，Alia出版社2007新版。

註四：見Jean-François Dortier, « La banalité du mal revisitée », Science Humaines, n° 192, avril 2008.

註五：當時這項合法性能夠發揮各種創新的宣傳方式。合法性對統治者而言極富魅力，而對於且視之為麻木不仁又容易左右的群眾而言，是種征服。

註六：女性從男性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孩子們也不再毫無異議地接受權威至上的父親。這個現象引起對一個不受控制、無政府狀態的社會產生憂心，並且引發歸返權威的呼籲。

註七：Fatema Mernissi, Le Harem et l'Occident, Albin Michel, 2001。38號為法國女裝尺寸，約介於中號與小號間。

註八：Y. C. Zarka et al., Critique des nouvelles servitudes, PUF, 2007.

註九：見R.-V. Joule & J.-L. Beauvoir, La Soumission librement consentie, 6e éd., PUF, 2010.

註十：F. Cochoy, La Captation des publics, C'est pour mieux te séduire, mon client…,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Mirail, 2004.


資料來源：

Achille Weinberg, « Tous soumis ? », Sciences humaines, n° 213, mars 2010.
1 則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重拾了這個想法，於1921年出版了《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Psychologie des masses et analyse du moi）。書中，佛氏引用勒彭的“教唆”（suggestion）和“集體催眠”（hypnose collective），並以冗長篇幅加以評論後，嘗試在教唆機制以及欲望和性慾間建立連結。

群眾基於彼此對領袖或理想的共同情愫，臣服於神明、偶像或團體的腳下。跟從部隊或教會的步伐，這種自屈為臣的情感根基，其實和兒童服從父母，或情人彼此牽就的情感根基如出一轍。愛就像是被巫師下了蠱，讓一個人放棄部分的自我跟從他者的步伐。

在個人關係上，這種機制使人得以互結連理。在團體之中，就能塑造出一個社群。因此，必須在潛意識的深海底層尋找奴性的源頭。這個源頭的名字就叫愛，狗因愛而忠於飼主、孩子因愛而服從雙親、信者因愛而篤信神祇、奴才因愛而服侍其主。


凡夫變屠夫

二次大戰後，志願為奴這個議題再度沸沸揚揚，不過這次討論的角度不同。那是在大戰的末期，納粹體制被連根拔起，人們對猶太種族滅絕產生意識。知識份子紛紛提出疑問：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步田地？納粹體制怎麼有辦法讓這種事情發生？是什麼樣的條件讓凡夫俗子們搖身一變為嗜血的劊子手（註三）？

1963年，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 Arendt）出席了艾許曼（Adolf Eichmann）的裁判庭，艾氏乃被控將猶太人押入集中營的納粹要人之一。艾氏宣稱自己和猶太人毫無過節，一切只不過是聽命行事。若是此話當真，我們就必須承認“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é du mal）確有其事。漢娜鄂蘭如此做結：在合法權威的影響下，人們可能失去自由裁決的能力，並因此犯下最深重的罪孽…（註四）。


奴性因此足以將一名平凡人變成一個劊子手！為了徹底排除疑慮，社會心理學家米爾葛蘭（Stanley Milgram）於是提出一項著名的實驗。透過一次費盡心機的實驗性計謀，他提出了證明：不管是什麼人，在合法權威的命令下，都會對一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下毒手，犧牲其性命。這項調查結果獲得頗為不凡的回響，並且引發了其他重蹈覆轍的試驗。

對志願性服從的研究始於“權威”（autorité）一詞產生意義的年代：權力如日中天，權威完全合法。這個權力當時由國家、軍隊、教會、甚至科學組織為代表，當時這些機構的合法性鮮少受到質疑非議（註五）。


然而，時至今日？數十年後，社會學家與哲學家陣營雙雙同意會診各型社會中某種“權威的式微”。無論在家庭、企業或學校中，民主化運動獲得相當的成效，而且幾乎掏空了傳統階級制的牆基。

比較起前代，當今社會中的個人應該生活得更自由且自主。如此一來，志願性服從的情況理所當然應該要逐漸式微以至於徹底消失（註六），只剩下強制性服從。這種強制性服從出自於生活中舉足輕重的義務，例如遵守法律、接受教育、賺錢維生等。

佚名·凡人皆（志願）服從

人潮群聚虔誠向不可見的神祈禱，凡夫俗子搖身變成私刑屠夫，脆弱的受害者痴心擁護其施暴者…凡此種種，讓人不禁要問，人們可以服從到什麼樣的程度？
某些時候，極端的情況揭露了平常可能無法察覺的事實。

1991年，潔西．杜卡爾（Jaycee Dugard）這位年僅11歲的加州少女，當著繼父的眼前，在自宅前遭一對亡命鴛鴦綁架。2009年8月，事隔18年，潔西在距離自家大約數十公里外的小城安提歐克（Antioch）被發現。她如今已是位29歲的成年女子，住在一棟洋房後的棚屋內。她同時也已經是兩個小女孩的母親，而孩子的父親正是綁架匪徒。


這18年間，潔西曾有無數次的逃脫機會，但卻從來沒有實行。這個年輕女孩怎麼能夠如此長時間地服從？匪徒蓋里多（Philip Garrido）的妻子，又為什麼成為綁架與監禁罪的共犯？恐懼與威嚇適足以解釋，受害者對施暴者的拳拳服膺。權力縱橫的巔峰，就在於讓受控者也同意接受控制。

談到受害者合意服從這個棘手問題，當仁不讓地應該先提起拉伯埃堤（Etienne de La Boétie，生於1530年，卒於1563年）所著的《志願服從論》（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其出發點與其同時代的馬基維利（Macchiavelli）是一樣的：揭發權力的來源。

差別在於，馬基維利從王權的角度出發，而拉伯埃堤則是從人民的角度出發。起初的謎題是：為什麼人會接受服從其主，即便這個主子甚至是個暴君？對拉伯埃堤而言，很清楚地，統治與奴役這兩件事並不屬於自然現象。況且，人民無論在數量與力量上，都擁有推翻統治權的實力。如此一來，又如何解釋人民服從於治權一事？


拉伯埃堤就此提出了四項理由：首先，傳統和習慣讓人們相信這是“自然現象”，人們相信事情本來就該如此，任何人都無能為力。此外，還有一系列其他服從機制，包括對領袖及其領導地位象徵符碼的崇拜、自棄其權以及惰性使然。

人們屈服於治權之下，自己也要負上一部分的責任，是他們志願服從。拉伯埃堤還強調了另一個重點：上位者懂得分裂異己以維持治權。暴君向來懂得利用人民內部的矛盾；同理，他懂得和某些人分享他的部分至尊權益及領土。透過階級化的施惠，他就能分別保住委託者、支持者和眾臣屬。這就是另一項重點：臣服於王法能夠給自己帶來某些好處…。


論群眾的奴性

拉伯埃堤之說後，對大眾奴性的討論便停滯不前。從那時起，權力的問題落入政治哲學從統治權出發的角度討論，而非從服從的角度衡量。

問題再次浮現檯面，已經是19與20世紀交接之際。這個被譽為“群眾年代”（ère des masses）的時代，特色在於大批集結的人群：閱兵儀式、宗教典禮、大型政黨集會。群眾跟隨某個旗幟、領袖或是象徵符碼的身後魚貫而行。此舉令知識份子大感好奇，也使得以“人群”（la foule）這個議題鹹魚翻身，成為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兩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熱門主題。

1890年，達爾德（Gabriel Tarde）發表了《局限的法則》（Les Lois de l'imitation）。5年後，勒彭（Gustave Le Bon）出版《群眾心理學》（Psychologie des foules），書中指出群眾集結對個人產生影響甚鉅，足以使個人棄絕個體意願（註一）。在群體的支配下，受控的個人會如同遭到催眠般地失去自制能力。由政黨、軍方或教會策畫的那些大規模遊行，和打造原始社會的各項儀式具有相同的效力（註二）。

陳明發·發泄誤事

Election（選舉） 和 Erection（勃起），只有一個字母之差。對很多人來說，卻是異曲同工，都為了“發泄”。因此，事後才有那麼多的“早知道.........”（2018年12月17日 臉書 / 《練字簿》39）

                                                                               （Doctor's Advice）

註：以前很多人不無偏見地嘲笑西方人，聖誕舞會狂歡夜之後，很多女性隔天大夢初醒迷迷糊糊無所謂，九個月十個月之後，世界上卻出現很多無辜的孩子，那才是大問題。

選舉的狂歡行為，不必等九個月、十個月，很多當家的在行政上、觀念上、舉措上、言行上、態度上、政策上，現在都出現了“怪胎”，這個現象極富文學創作的隱喻。

我們當然不是馬奎斯、大江健三郎、閻連科哪一級的人馬，但不妨讀一讀大師們怎樣把一切怪象，提煉成文學極品，警示後世。


常言道，權力令人沖昏腦袋。其實，意想不到的勝利，突如其來的權勢，更像是最烈的烈酒，令沒有酒量（資格/條件極其有限）的人一下子就酒精上腦，胡言亂語之外，還想像自己是天下無敵的黃飛鴻，處處打醉拳；耍亂棍。

接下來，是等著看誰先醉死路邊；或無辜者白白被犧牲。

陳明發

1 在民智未開的年代，有的黨派企圖打擊自己對頭人，給對方套上“人民公敵”..........的帽子，主要只是催谷自己戰鬥的勇氣與信心。自我催眠久了，連自己也相信了。

2 在大家都有FB戶號的年代，則禮聘將生殖器、排泄物、性幻象（如強暴某某人母親、妻子、女兒之類）等癖愛偏好當嘴炮的殺手在社媒發飆。

3 許多民眾都覺得自己既然都受過教育了，算是明理的人，有誰惹得這等人如是不顧顏臉隨街脫褲子剝衣服，一定是把人逼瘋了弄顛了，罪有應得，也樂得站在一旁看熱鬧、表同情。

4 腦子這麼一轉的人，也同時覺得自己站上了道德高地。平白做了明白事理的人，道德也升級了。

5 殊不知有人膽敢在你面前脫褲子剝衣服，就是清清楚楚要你/妳知道一點：“我根本不覺得人有什麼規則可言；你們又算什麼，還好意思跟我講尊嚴、道德？”

6 大家什麼都不是了、都不剩了，唯有跟他走、聽他講才是新規則、新希望，才有得救的機會；做個在他的“光輝”下重造的人。（他不是神，至少他的主子也是神了）。

7 有人光天化日亮刀子搶了你的錢，說明他眼裡根本沒有了法律，就是要你的錢財（或你的命）。

8 現在有人四處招搖他（們）無法無天的言行，就是在眾目睽睽下夾持人們的信仰；既然有些人不可信了，除了我們，你們一概不準相信其他人！

9 有些人千真萬確是不可信、不可投；這並不意味著，和你（們）同穿一條爛褲的人全都可信、可投，而且非信非投不可，要不就得挨刀中槍。

10 言論自由，不保障任何人撒尿、爆粗、露械的偏愛癖好。自小沒人教懂他（們）這一點，主子與同路人卻有充分理由發揮、欣賞他（們），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家都有義務也接受他（們）、賞識他（們）。

11 大家無可否認都有不滿；這不表示我們連起碼的道德、尊嚴也要典當，由這些人來代表我們講話，決定我們的前途。

12 我有時候上菜市場，在鮮魚攤看見那些螃蟹，我就說：“看你們現在綁手綁腳的，還能橫行嗎！？”（2017年3月27日臉書 《造句簿 7》）

海嘯病毒新變種？

因爲民間不滿引起的動蕩而贏得政權，是特定集團“亂世造英雄”劇目的成功方程式。嚐過艱辛民生引發的海嘯紅利，對他們來說，這次的機會在疫情困局。請關注這樣的言論：“年輕人不容易中病的啦”；“年輕人即使中病，很快也會康復的”；“去隔離中心就當著度假十天、交朋友好了”；大不了在家玩手機十天就没事了”......。這些不負責任的話後面的設定是：“革命是要死人的”；死的人（或至少病的人）夠多了（特別是家中無辜復無知的新一代），世界自然亂，"英雄"才有舞臺及時出來救國，創造新社會。害人之心不可有；但不能不提高防人之心；不要高估对手的道德，但也不要低估他們的手段。(13.5.2021)

朗西埃：為什麽有人憎恨民主？

在這個左派失去了方向的時代，朗西埃的著作給我們提供了一系列，少見的持續不斷的關於如何繼續抗爭的概念。——斯拉沃熱·齊澤克

雅克·朗西埃是繼福柯和德勒茲之後，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之一，《對民主之恨》是其首部談論民主的著作，也是理解民主歷史的必備書。

朗西埃以精煉的語言闡述了民主的觀念史，從柏拉圖時代談起，一直延伸到20世紀關於民主的思想和理念。其中不乏深刻、尖銳的觀點以及對當下熱門政治事件和政治生活的觀照。

今天的推送, 來自朗西埃為《對民主之恨》撰寫的導言，李磊翻譯，試圖回答為什麽有人憎恨民主？民主為何一再被人誤讀？ （節選 / 標題為編輯所加）

一名年輕女子利用她捏造的襲擊事件，讓法國陷入了焦慮； 一群青少年拒絕在學校取下他們的頭巾；社會保障不斷出現赤字；在大學課本中，孟德斯鳩、伏爾泰和波德萊爾，取代了拉辛和高乃依；工薪族們舉行示威遊行以捍衛自己的退休保障計劃；某所精英學府創立了一個不尋常的學生錄取計劃；電視真人秀、同性婚姻和人工受精日益流行。.........

想找出讓這些性質截然不同的事件集中起來的原因是毫無意義的。一本又一本的書，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一個接一個的方案，數以百計的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以及記者和作家們，已經給我們做出了回答。


他們認為，所有這些症狀，都是同一疾患的表現，造成這些影響的原因只有一個，這一原因叫作民主，或者說是在現代大眾社會中，處於統治地位的個體的無限欲求。

我們有必要搞清楚，這一指控的獨特性是如何建構的。對民主的憎恨，顯然不是什麽新鮮事。事實上它和民主本身一樣古老，原因很簡單：民主這個詞本身就是一種對憎恨的表達。

在古希臘，這個詞最初被人使用時，就帶有某種侮辱性，在這些人看來，無名的民眾治理是對所有合法秩序的破壞。

對於某些人來說，民主依舊是憎惡（abomination）的同義詞，而權力是屬於那些生而註定有權利，或因其能力而有權利掌控權力的人。對那些在今日還將神聖法則的啟示，解讀為組成人類社群的唯一合法性基礎的人們而言，情況依然如此。

憎恨所帶來的暴力，當然也在當代議題之中。不過，暴力並非本書所要論述的對象，原因很簡單：我的觀點與那些散佈暴力的人毫無共同之處，所以也就沒什麽可與他們討論的。

與這一憎恨相伴的歷史，從一開始就見證了它的諸多批判形式。這類批判承認某些事物是存在的，但這是為了限制管控它們。批判民主的歷史形式有兩種，首先是試圖與民主達成一種妥協的貴族立法者和專家的技藝，民主被其視為無法忽視的事實。

美國憲法的擬定是這種調和各種力量和平衡制度設置，以最大限度地擺脫民主（這一事實）的工作所締造的經典範例，並且一直以來，憲法都是為了保護兩個被視為同義的事物而嚴格地限定著民主，即最優秀者的統治和對財產秩序的維護。

這一批判行為的成功，也自然而然地促成了其對立面的成功。青年馬克思毫不費力地揭示了，財產的統治權是建立在共和國憲法的基礎上。共和國的立法者也毫不隱瞞這一點。

但至此，馬克思的思想資源還未枯竭，他繼而又提出一套思考範式：形式民主的法律和制度只是一種表象，在其之下並將其作為工具的，是由資產階級所行使的權力。於是反抗表象的鬥爭，就成了通向“真正”民主的路徑，自由和平等將不再被國家與法律機構所代表，而是體現在具體的生活和情感體驗之中。

對民主新的憎恨，亦即本書的主題，嚴格來說並不能歸入這兩種模式之中，盡管它結合了一些從此二者借鑒來的要素。它的代言人都宣稱自己所生活的國家，不僅是民主國家，而且是完全民主的。他們沒有一個人要求一種更加真實的民主。

正相反，他們擁有的民主太多了，雖然他們並不抱怨那些承諾要兌現人民權力的制度，也不提出任何措施來限制這種權力。在孟德斯鳩、麥迪遜和托克維爾那個時代，曾激起人們熱情的制度結構不是他們的興趣。

他們的興趣在於人民及其風俗，與人民的權力機構無關。對他們而言，民主並不只是一種墮落的治理形式，它還是一種困擾社會乃至國家的文明危機。由此，一些反復無常的動作乍一看可能會讓人吃驚。

的確，這些批評者無休止地譴責，民主的美國給我們帶來的所有罪惡都與尊重差異、少數派權利和平權法案有關，但同時它又對（法蘭西）共和國的普世主義造成了侵害。而在美國承諾要以武力將其民主傳遍世界的時候，也同樣是這些批評者首先拍手叫好。

對民主的雙關話語，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我們已習慣於聽到，民主是除其他形式以外的最壞的政府形式。但是新的反民主情緒，卻給這一通用公式賦予了某種更含混的表達。他們認為，如果民主政府允許被那個——想要人人都平等且所有差異都能得到尊重的——民主社會所侵蝕，那它就是壞的。

而另一方面，當民主政府為了捍衛文明的價值，以及蘊含於文明衝突中的價值，將被民主社會所侵蝕弱化的個體集合起來為這價值而戰時，這民主政府又是好的。

對民主的新的憎恨，其論點簡而言之就是：只有一種好民主，即遏止民主文明之災難的民主。


本書接下來，將試圖分析這一論點的形成並找出其根據，其主題並非簡單地描述一種當代意識形態的形式，因為這分析還可以從政治角度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狀態以及如何理解這個世界。由此，它也能幫助我們正面地去理解民主一詞所承載的醜聞，並重新發掘出民主這一理念的銳度。（收藏自：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