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陳老頭
Oct 19, 2019
二、從優先領域看文化的「治理位置」
若對照 MondiaCULT 所提出的文化政策優先領域（如你提供的圖表），可以清楚看到文化的角色已發生根本變化：
包容與公平的文化參與：文化被視為修補社會斷裂、重建信任的場域
數位技術與創新：文化既是技術應用的實驗場，也必須防範平台壟斷與創作者剝削
文化教育與能力培養：重點不在技藝，而在創造性理解與價值轉譯能力
文化與永續經濟：文化生態被視為長期產業韌性的關鍵
文化與氣候行動、危機中的文化保護：文化是社會在不確定性中維持連續性的機制
這些領域指向一個共同結論：文化已被放置在「治理結構」之中，而非裝飾於其外。
三、在馬來西亞條件下，文創的三種「催化功能」
在結構受限、改革成本高昂的現實下，文創的價值不在於「取代」其他部門，而在於催化轉化發生。
馬來西亞的產業困境，不是「沒有產業」，而是長期卡在價值鏈中段。
文創真正能介入的，不是製造本身，而是：產品設計與品牌敘事；使用者體驗與服務整合；在地文化元素的策略性轉譯。這些元素單獨看似微小，卻正是從「成本競爭」轉向「價值競爭」的關鍵。
沒有文創介入，產業只能比價格；有文創介入，產業才可能比意義。
文創無法也不應取代法治、反貪或行政改革，但它可以在制度縫隙中：
建立小尺度、可運作的合作信任
透過文化平台實驗跨族群、跨專業的協作
將抽象政策目標轉譯為可參與的公共敘事
在制度高度不確定的環境裡，信任往往不是被「宣布」，而是被「實作」出來的。
人才流動本身不是問題；無法回流、無法轉化才是問題。
文創能提供的，是一種「非典型承載空間」，讓以下群體得以在本地形成生態：跨界創作者；研究型設計與內容工作者；無法被傳統企業吸納的高技能文化勞動者。透過創意聚落、文化平台與知識網絡，這些人才不必完全「留下」，卻能與本地持續發生連結。
四、從「被動補位」到「策略介入」的文化政策
若文創仍被鎖定在文化部門，其影響力將註定有限。真正有效的文化政策，必須具備跨部門介入能力：
與產業政策對接：補助與產業升級、品牌化目標掛鉤
與教育體系連動：從創意技能轉向創造性理解與真實需求
與地方治理結合：文化成為地方經濟與社區再生的工具，而非象徵工程
這意味著：文化政策必須被視為發展政策的一部分，而非象徵性附屬。
結語：文創的力量，在於讓「轉化真正發生」
馬來西亞的核心困境，不在於缺乏文化資源，而在於缺乏將文化轉化為制度韌性與產業價值的能力。MondiaCULT 2025 所揭示的，不是一套浪漫的文化理想，而是一個冷靜而深刻的判斷：沒有文化作為催化條件，結構轉型幾乎不會發生。在競爭力停滯的結構中，文創的歷史角色，不是點綴成長敘事，而是啟動轉化反應。而這，正是當前馬來西亞最迫切需要的力量。
Jan 5
[愛墾研創]文創作為催化力量——在競爭力停滯結構中，重新理解馬來西亞文化政策的角色
（對照 UNESCO《Cultur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MondiaCULT 2025》）
前言：當「有條件的國家」無法完成轉化
馬來西亞並非一個資源匱乏、制度缺席或人才不足的國家。相反，過去二十年間，它同時具備了：
然而，國家競爭力卻長期停留在「中段均衡」狀態：製造與服務能存活，卻難以躍升；產值能維持，卻難以累積制度信任與品牌價值。
這種現象，並非單純的經濟政策失誤，而是一種「轉化失靈」——資源存在，卻無法被轉譯為長期韌性與高附加值結構。
在此情境下，文化與創意產業（CCIs）若仍被視為「補充性部門」，其政策潛力將被嚴重低估。
一、MondiaCULT 2025：文化不再是工具，而是發展的結構維度
UNESCO 在《Cultur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中提出的關鍵轉向，是將文化從「支撐發展的手段」，提升為永續發展本身的基礎條件。這一轉向體現在三個層面：
文化成為永續發展的第四支柱: 若沒有文化所提供的意義系統、價值共識與創造力來源，經濟、社會與環境政策將失去內在黏著力。
文化治理的重心，從產值衡量轉向結構不平等: 報告明確指出：文化雖被高度讚頌，卻在預算、制度保障與創意勞動條件上長期被邊緣化。
文化不再只是「服務於」其他政策，而是人類福祉的目的本身: 這是一種近乎「詩性政治」的主張——真正的和平與永續，始於人心中的想像能力。
這套觀點，為重新理解馬來西亞文創政策，提供了一個超越部門分工的理論支點。
[愛墾·嫣然] 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
在當代文創語境中，「體驗」幾乎已成為一種預設前提：展覽必須可理解、可參與、可拍照、可分享，甚至可被即時消費與再生產。無論是沉浸式展覽、互動裝置，還是地方文化節慶，其核心往往仍圍繞著一個隱而不宣的中心——人。觀眾被設計為感官與意義的接收者，而物，無論是器物、材料或環境，則多半被視為承載訊息的媒介。 在這樣的框架下，引入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不只是方法的更新，而是一種近乎顛覆性的轉向：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文創活動是否可能不再以人為中心，而讓「物」本身成為敘事的主體。
OOO 的核心主張在於，世界由各種「物」構成，而這些物並不依賴人類的感知或理解而存在。更重要的是，每一個物都具有某種「撤退性」（withdrawal）：它永遠不會完全向其他存在（包括人類）敞開自身。這一點對文化策展具有深遠意義。因為傳統展覽往往假設，只要提供足夠的資訊與脈絡，觀眾就能「理解」展品；但在 OOO 的視角中，這種完全理解本身就是一種幻覺。物始終保留其不可化約、不可窮盡的一面。
若將這樣的哲學觀引入馬來西亞的在地文化策展，其潛力尤為突出。馬來西亞本身即是一個由多重文化、語言與生態層次交織而成的空間：熱帶雨林的濕度、城市基礎設施的金屬結構、宗教儀式中的聲音與氣味、以及日常生活中塑膠與電子廢棄物的累積，這些都不僅是「文化背景」，更是彼此作用的物之網絡。傳統文創活動或許會將這些元素轉譯為符號或故事，例如強調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或再現地方歷史的敘事；然而，OOO 式策展則會嘗試讓這些「物」本身發聲，而非僅僅成為人類敘事的材料。
具體而言，一個以 OOO 為基礎的在地策展，可能不再以「展示文化」為目標，而是創造一個讓物之間互動的場域。例如，在一個模擬熱帶環境的展場中，濕度不只是背景條件，而會實際影響金屬的氧化、聲音的傳播，甚至觀眾的行動方式；植物不只是裝飾，而是會隨光線與水分變化而改變空間節奏；聲音裝置不回應觀眾操作，而是根據環境數據自動生成。於是，觀眾不再是控制一切的主體，而只是眾多物件之一，其存在同樣被其他物所影響與限制。
這樣的策展策略，也與 Timothy Morton 所提出的「超物件」（hyperobject）概念產生呼應。在馬來西亞的語境中，氣候變遷、海洋污染或城市熱島效應，都可被視為典型的超物件：它們跨越巨大時間與空間尺度，無法被完整感知，卻無時無刻不在影響日常生活。OOO 策展可以透過「不完整顯現」的方式，讓觀眾經驗這種難以掌握的存在。例如，展場中的溫度可能緩慢上升，氣味逐漸改變，但沒有明確說明其原因；觀眾只能感受到某種變化正在發生，卻無法將其還原為單一事件。這種經驗不再是知識的傳遞，而是一種存在狀態的觸發。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去人類中心的策展並不意味著排除人，而是重新定位人。人不再是意義的唯一來源，而是參與於一個更大網絡之中的節點。這與海德格爾所說的「在世存在」形成一種微妙的延續與偏移：人始終已在世界之中，但這個「世界」不再是穩定且可理解的整體，而是一個由無數彼此部分遮蔽的物所構成的開放場域。在這樣的情境中，觀眾的「迷失」不再是策展的失敗，而恰恰是其成功之處——因為它揭示了人類認知的限制。
然而，OOO 在文創實踐中也面臨現實挑戰。首先是可讀性問題：當展覽刻意降低解說與敘事時，觀眾可能感到困惑甚至疏離。其次是制度問題：多數文化機構仍以觀眾滿意度、教育功能或商業效益為評估標準，而 OOO 式策展往往難以直接對應這些指標。因此，實務上的關鍵或許在於「節制的去中心化」——在不完全放棄觀眾導向的前提下，引入物之自主性與不透明性。例如，可以在展場外圍提供有限的背景資訊，而在核心區域保留不解釋的空間；或在展覽結尾設置反思區，讓觀眾將自身經驗重新組織。
從更廣的文化視角來看，OOO 的引入也可能對「在地性」本身提出質疑。過去，「在地文化」常被理解為可被保存、展示與傳承的內容；但若從物導向觀點出發，在地性不再只是人類歷史與認同的產物，而是由氣候、地質、材料、技術與生物等多重因素共同構成的動態關係網。這意味著，策展不再只是再現既有文化，而是介入並重組這些關係，使其以新的方式顯現。
總結而言，將 OOO 應用於馬來西亞在地文化的文創活動，不只是形式上的創新，而是一種深層的認識論與本體論轉向。它挑戰了「文化是為人而存在」的基本假設，並提出一種更為開放且不穩定的視野：在這個視野中，人不再居於中心，物也不再沉默，文化不再是可被完全掌握的對象，而是一場持續發生、永遠無法被完全說明的關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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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En mémoire
二、從優先領域看文化的「治理位置」
若對照 MondiaCULT 所提出的文化政策優先領域（如你提供的圖表），可以清楚看到文化的角色已發生根本變化：
包容與公平的文化參與：文化被視為修補社會斷裂、重建信任的場域
數位技術與創新：文化既是技術應用的實驗場，也必須防範平台壟斷與創作者剝削
文化教育與能力培養：重點不在技藝，而在創造性理解與價值轉譯能力
文化與永續經濟：文化生態被視為長期產業韌性的關鍵
文化與氣候行動、危機中的文化保護：文化是社會在不確定性中維持連續性的機制
這些領域指向一個共同結論：文化已被放置在「治理結構」之中，而非裝飾於其外。
三、在馬來西亞條件下，文創的三種「催化功能」
在結構受限、改革成本高昂的現實下，文創的價值不在於「取代」其他部門，而在於催化轉化發生。
馬來西亞的產業困境，不是「沒有產業」，而是長期卡在價值鏈中段。
文創真正能介入的，不是製造本身，而是：產品設計與品牌敘事；使用者體驗與服務整合；在地文化元素的策略性轉譯。這些元素單獨看似微小，卻正是從「成本競爭」轉向「價值競爭」的關鍵。
沒有文創介入，產業只能比價格；有文創介入，產業才可能比意義。
催化制度信任，而非替代制度改革
文創無法也不應取代法治、反貪或行政改革，但它可以在制度縫隙中：
建立小尺度、可運作的合作信任
透過文化平台實驗跨族群、跨專業的協作
將抽象政策目標轉譯為可參與的公共敘事
在制度高度不確定的環境裡，信任往往不是被「宣布」，而是被「實作」出來的。
催化人才留存，而非阻止流動
人才流動本身不是問題；無法回流、無法轉化才是問題。
文創能提供的，是一種「非典型承載空間」，讓以下群體得以在本地形成生態：跨界創作者；研究型設計與內容工作者；無法被傳統企業吸納的高技能文化勞動者。透過創意聚落、文化平台與知識網絡，這些人才不必完全「留下」，卻能與本地持續發生連結。
四、從「被動補位」到「策略介入」的文化政策
若文創仍被鎖定在文化部門，其影響力將註定有限。真正有效的文化政策，必須具備跨部門介入能力：
與產業政策對接：補助與產業升級、品牌化目標掛鉤
與教育體系連動：從創意技能轉向創造性理解與真實需求
與地方治理結合：文化成為地方經濟與社區再生的工具，而非象徵工程
這意味著：文化政策必須被視為發展政策的一部分，而非象徵性附屬。
結語：文創的力量，在於讓「轉化真正發生」
馬來西亞的核心困境，不在於缺乏文化資源，而在於缺乏將文化轉化為制度韌性與產業價值的能力。MondiaCULT 2025 所揭示的，不是一套浪漫的文化理想，而是一個冷靜而深刻的判斷：沒有文化作為催化條件，結構轉型幾乎不會發生。在競爭力停滯的結構中，文創的歷史角色，不是點綴成長敘事，而是啟動轉化反應。而這，正是當前馬來西亞最迫切需要的力量。
Jan 5
Paris En mémoire
[愛墾研創]文創作為催化力量——在競爭力停滯結構中，重新理解馬來西亞文化政策的角色
（對照 UNESCO《Cultur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MondiaCULT 2025》）
前言：當「有條件的國家」無法完成轉化
馬來西亞並非一個資源匱乏、制度缺席或人才不足的國家。相反，過去二十年間，它同時具備了：
然而，國家競爭力卻長期停留在「中段均衡」狀態：製造與服務能存活，卻難以躍升；產值能維持，卻難以累積制度信任與品牌價值。
這種現象，並非單純的經濟政策失誤，而是一種「轉化失靈」——資源存在，卻無法被轉譯為長期韌性與高附加值結構。
在此情境下，文化與創意產業（CCIs）若仍被視為「補充性部門」，其政策潛力將被嚴重低估。
一、MondiaCULT 2025：文化不再是工具，而是發展的結構維度
UNESCO 在《Cultur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中提出的關鍵轉向，是將文化從「支撐發展的手段」，提升為永續發展本身的基礎條件。這一轉向體現在三個層面：
文化成為永續發展的第四支柱: 若沒有文化所提供的意義系統、價值共識與創造力來源，經濟、社會與環境政策將失去內在黏著力。
文化治理的重心，從產值衡量轉向結構不平等: 報告明確指出：文化雖被高度讚頌，卻在預算、制度保障與創意勞動條件上長期被邊緣化。
文化不再只是「服務於」其他政策，而是人類福祉的目的本身: 這是一種近乎「詩性政治」的主張——真正的和平與永續，始於人心中的想像能力。
這套觀點，為重新理解馬來西亞文創政策，提供了一個超越部門分工的理論支點。
Jan 5
Paris En mémoire
[愛墾·嫣然] 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
在當代文創語境中，「體驗」幾乎已成為一種預設前提：展覽必須可理解、可參與、可拍照、可分享，甚至可被即時消費與再生產。無論是沉浸式展覽、互動裝置，還是地方文化節慶，其核心往往仍圍繞著一個隱而不宣的中心——人。觀眾被設計為感官與意義的接收者，而物，無論是器物、材料或環境，則多半被視為承載訊息的媒介。
在這樣的框架下，引入物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 OOO）不只是方法的更新，而是一種近乎顛覆性的轉向：它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文創活動是否可能不再以人為中心，而讓「物」本身成為敘事的主體。
OOO 的核心主張在於，世界由各種「物」構成，而這些物並不依賴人類的感知或理解而存在。更重要的是，每一個物都具有某種「撤退性」（withdrawal）：它永遠不會完全向其他存在（包括人類）敞開自身。這一點對文化策展具有深遠意義。因為傳統展覽往往假設，只要提供足夠的資訊與脈絡，觀眾就能「理解」展品；但在 OOO 的視角中，這種完全理解本身就是一種幻覺。物始終保留其不可化約、不可窮盡的一面。
若將這樣的哲學觀引入馬來西亞的在地文化策展，其潛力尤為突出。馬來西亞本身即是一個由多重文化、語言與生態層次交織而成的空間：熱帶雨林的濕度、城市基礎設施的金屬結構、宗教儀式中的聲音與氣味、以及日常生活中塑膠與電子廢棄物的累積，這些都不僅是「文化背景」，更是彼此作用的物之網絡。傳統文創活動或許會將這些元素轉譯為符號或故事，例如強調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或再現地方歷史的敘事；然而，OOO 式策展則會嘗試讓這些「物」本身發聲，而非僅僅成為人類敘事的材料。
具體而言，一個以 OOO 為基礎的在地策展，可能不再以「展示文化」為目標，而是創造一個讓物之間互動的場域。例如，在一個模擬熱帶環境的展場中，濕度不只是背景條件，而會實際影響金屬的氧化、聲音的傳播，甚至觀眾的行動方式；植物不只是裝飾，而是會隨光線與水分變化而改變空間節奏；聲音裝置不回應觀眾操作，而是根據環境數據自動生成。於是，觀眾不再是控制一切的主體，而只是眾多物件之一，其存在同樣被其他物所影響與限制。
這樣的策展策略，也與 Timothy Morton 所提出的「超物件」（hyperobject）概念產生呼應。在馬來西亞的語境中，氣候變遷、海洋污染或城市熱島效應，都可被視為典型的超物件：它們跨越巨大時間與空間尺度，無法被完整感知，卻無時無刻不在影響日常生活。OOO 策展可以透過「不完整顯現」的方式，讓觀眾經驗這種難以掌握的存在。例如，展場中的溫度可能緩慢上升，氣味逐漸改變，但沒有明確說明其原因；觀眾只能感受到某種變化正在發生，卻無法將其還原為單一事件。這種經驗不再是知識的傳遞，而是一種存在狀態的觸發。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去人類中心的策展並不意味著排除人，而是重新定位人。人不再是意義的唯一來源，而是參與於一個更大網絡之中的節點。這與海德格爾所說的「在世存在」形成一種微妙的延續與偏移：人始終已在世界之中，但這個「世界」不再是穩定且可理解的整體，而是一個由無數彼此部分遮蔽的物所構成的開放場域。在這樣的情境中，觀眾的「迷失」不再是策展的失敗，而恰恰是其成功之處——因為它揭示了人類認知的限制。
然而，OOO 在文創實踐中也面臨現實挑戰。首先是可讀性問題：當展覽刻意降低解說與敘事時，觀眾可能感到困惑甚至疏離。其次是制度問題：多數文化機構仍以觀眾滿意度、教育功能或商業效益為評估標準，而 OOO 式策展往往難以直接對應這些指標。因此，實務上的關鍵或許在於「節制的去中心化」——在不完全放棄觀眾導向的前提下，引入物之自主性與不透明性。例如，可以在展場外圍提供有限的背景資訊，而在核心區域保留不解釋的空間；或在展覽結尾設置反思區，讓觀眾將自身經驗重新組織。
從更廣的文化視角來看，OOO 的引入也可能對「在地性」本身提出質疑。過去，「在地文化」常被理解為可被保存、展示與傳承的內容；但若從物導向觀點出發，在地性不再只是人類歷史與認同的產物，而是由氣候、地質、材料、技術與生物等多重因素共同構成的動態關係網。這意味著，策展不再只是再現既有文化，而是介入並重組這些關係，使其以新的方式顯現。
總結而言，將 OOO 應用於馬來西亞在地文化的文創活動，不只是形式上的創新，而是一種深層的認識論與本體論轉向。它挑戰了「文化是為人而存在」的基本假設，並提出一種更為開放且不穩定的視野：在這個視野中，人不再居於中心，物也不再沉默，文化不再是可被完全掌握的對象，而是一場持續發生、永遠無法被完全說明的關係事件。
7 hours 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