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陳老頭
Oct 19, 2019
（續前）我們前往一個地方，是為了體驗某種改變，結果卻反過來把改變施加在他者身上。
例如，十年前我人在阿布達比時，參加了一個獵鷹醫院（falcon hospital）的導覽。我還讓一隻獵鷹停在手臂上，拍了一張照片。
我對獵鷹文化或獵鷹本身毫無興趣，而且一向不太喜歡與非人類動物接觸。但獵鷹醫院是「在阿布達比，人們究竟會做些什麼？」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答案。
所以我去了。
我懷疑，獵鷹醫院的一切——從它的空間布局，到它的使命宣言——都是、也將持續是由像我這樣的人所造就的：我們這些自身並未改變，卻來此尋求改變的人；我們這些觀光客。
（我記得，在大廳的牆上，我還看到一系列「卓越旅遊」的獎項。請記住：這可是一所動物醫院。）
那麼，為什麼一個地方被那些自願前來、目的只是體驗某種改變的人所塑造，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
答案是：這些人不僅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甚至根本沒有試圖去了解。
就拿我自己來說吧。
如果一個人對獵鷹活動懷有如此深厚的熱情，以至於願意搭飛機前往阿布達比，只為追尋這份熱愛，那是一回事；而以一種「自我發展」的心態前往，抱著讓自己的人生朝全新方向發展的希望，則又是另一回事。
而我當時兩者皆非。
我走進那所醫院時，心裡非常清楚：阿布達比之行結束後，我的生活中所會存在的獵鷹活動，將與我來到阿布達比之前的生活完全一樣——也就是說，零獵鷹活動。
如果你要去觀看一件你既不珍視、也沒有打算去珍視的事物，那麼，除了移動你的身體之外，你其實並沒有做多少事情。
觀光的特徵，就在於它的「移動性」。
「我去了法國。」
好吧，但你在那裡做了什麼？
「我去了羅浮宮。」
「我去看了〈蒙娜麗莎〉。」
然後呢？接著便很快移動到下一個地方。
顯然，很多人觀看〈蒙娜麗莎〉的時間只有十五秒。
一路到底，都是在移動。
觀光客那種奇特的理性，使他們同時受到兩種慾望的驅動：一方面，他們想做一個人在某個地方「應該做的事」；另一方面，他們又想逃避的，恰恰就是那個人在某個地方「應該做的事」。
也正因如此，我第一次到巴黎時，便避開了〈蒙娜麗莎〉，也避開了羅浮宮。
不過，我並沒有避開「移動」。
我一遍又一遍地從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而且始終走直線。
如果把我的行走路線畫在地圖上，它們最後會形成一個巨大的星號（asterisk）。
Sep 13
（續上）如果你傾向於把這些話斥為故意唱反調的姿態，不妨把思考的對象，從自己的旅行轉向別人的旅行。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人們往往都會避開那些「觀光客才會做的事」。所謂「觀光」（tourism），其實就是我們用來稱呼別人在旅行時所做的事情。
而且，雖然人們喜歡談論自己的旅行，卻很少有人真正喜歡聽別人談旅行。
這種談話很像學術寫作，也很像夢境報告：它們都是一種更多由生產者的需求，而非消費者的需求所驅動的溝通形式。
支持旅行的一個常見論點是：旅行能夠把我們提升到一種更開明的狀態，使我們認識這個世界，並與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建立聯繫。
即使是持懷疑態度的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他曾說：「我從身在法國所得到的，是學會更加滿意於自己的國家。」——也承認旅行多少具有某種身分光彩。
詹森曾勸他所鍾愛的博斯韋爾（Boswell）去中國旅行，理由是為了博斯韋爾的孩子：
「他們身上會反射出一種光彩……人們將永遠把他們視為一個曾經前往觀看中國長城之人的孩子。」
旅行被包裝成一種成就：
看一些有趣的地方， 擁有一些有趣的經歷， 然後成為一個有趣的人。
但旅行真的就是這回事嗎？
佩索亞（Pessoa）、愛默生（Emerson）與切斯特頓（Chesterton）都相信，旅行非但沒有使我們與人類更加接近，反而使我們與人類分離。
旅行讓我們變成自己最糟糕的那一面，卻同時讓我們相信，自己正處於最佳狀態。
我們可以把這稱為**「旅行者的迷妄」（the traveller's delusion）**。
要探究這個問題，我們先從「旅行」究竟意味著什麼開始。
蘇格拉底曾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奉召出國作戰；即便如此，他仍然算不上是一個「旅行者」。
愛默生更明確地指出，他的批判並不是針對那些因「需要」（necessities）或「義務」（duties）而不得不旅行的人。
對於為了「藝術、學習以及慈善」而跨越長途距離，他並沒有任何異議。
你之所以有充分理由身在某個地方，其中一個跡象就是：你沒有任何事情需要向別人證明。
因此，你也不會產生收集紀念品、照片或旅行故事的衝動，藉此證明自己確實去過那裡。
讓我們把「觀光」（tourism）定義為：一種以追求「有趣之事」為目的的旅行——而如果愛默生及其同道者所言不差，那麼這種旅行最終恰恰錯過了它所追求的東西。
「觀光客是一個暫時擁有閒暇的人，他自願離開家園，前往另一個地方，目的在於體驗某種改變。」
這個定義出自《主人與客人》（Hosts and Guests）一書的開篇。這是一部關於觀光人類學的經典學術論文集。
其中最後一句尤其重要：
觀光式旅行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追求改變。
但是，究竟是什麼發生了改變？
同一本書的結尾章節，有一段非常值得玩味的觀察：
「觀光客較少向接待他們的主人借取事物；相反地，主人從他們身上借取的東西更多，因此，在接待社群中促成了一連串的改變。」
艾格尼絲・卡拉德（Agnes Callard）〈反對旅行的理由〉
人們最容易說出、卻又最缺乏資訊量的一句話是什麼？
我的提名是：「我喜歡旅行。」
這句話幾乎無法讓你真正了解一個人，因為幾乎所有人都喜歡旅行；然而，人們還是會說出這句話，因為不知什麼緣故，他們既以自己曾經旅行過而自豪，也以自己期待再次旅行而自豪。
反對旅行的一方人數不多，卻個個言之有物。
**G. K. 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曾寫道：
「旅行使心智變得狹隘。」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則把旅行稱為：
「傻瓜的天堂。」
蘇格拉底與伊曼努爾・康德——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兩位哲學家——也用自己的雙腳投下了反對票：他們極少離開自己的家鄉——雅典與柯尼斯堡。
但如果說有誰是有史以來最痛恨旅行的人，那一定是葡萄牙作家費爾南多・佩索亞（Fernando Pessoa）。
他那部精彩的《惶然錄》（The Book of Disquiet），字裡行間都迸發著一種近乎憤怒的反旅行情緒：
「我厭惡新的生活方式，也厭惡陌生的地方……一想到旅行，我就感到噁心……啊，就讓那些不存在的人去旅行吧！……旅行是給那些無法感受的人去的……唯有極端貧乏的想像力，才會讓一個人必須四處移動，才能產生感受。」
(June 24, 2023 The New Y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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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En mémoire
（續前）我們前往一個地方，是為了體驗某種改變，結果卻反過來把改變施加在他者身上。
例如，十年前我人在阿布達比時，參加了一個獵鷹醫院（falcon hospital）的導覽。我還讓一隻獵鷹停在手臂上，拍了一張照片。
我對獵鷹文化或獵鷹本身毫無興趣，而且一向不太喜歡與非人類動物接觸。但獵鷹醫院是「在阿布達比，人們究竟會做些什麼？」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答案。
所以我去了。
我懷疑，獵鷹醫院的一切——從它的空間布局，到它的使命宣言——都是、也將持續是由像我這樣的人所造就的：我們這些自身並未改變，卻來此尋求改變的人；我們這些觀光客。
（我記得，在大廳的牆上，我還看到一系列「卓越旅遊」的獎項。請記住：這可是一所動物醫院。）
那麼，為什麼一個地方被那些自願前來、目的只是體驗某種改變的人所塑造，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
答案是：這些人不僅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甚至根本沒有試圖去了解。
就拿我自己來說吧。
如果一個人對獵鷹活動懷有如此深厚的熱情，以至於願意搭飛機前往阿布達比，只為追尋這份熱愛，那是一回事；而以一種「自我發展」的心態前往，抱著讓自己的人生朝全新方向發展的希望，則又是另一回事。
而我當時兩者皆非。
我走進那所醫院時，心裡非常清楚：阿布達比之行結束後，我的生活中所會存在的獵鷹活動，將與我來到阿布達比之前的生活完全一樣——也就是說，零獵鷹活動。
如果你要去觀看一件你既不珍視、也沒有打算去珍視的事物，那麼，除了移動你的身體之外，你其實並沒有做多少事情。
觀光的特徵，就在於它的「移動性」。
「我去了法國。」
好吧，但你在那裡做了什麼？
「我去了羅浮宮。」
好吧，但你在那裡做了什麼？
「我去看了〈蒙娜麗莎〉。」
然後呢？接著便很快移動到下一個地方。
顯然，很多人觀看〈蒙娜麗莎〉的時間只有十五秒。
一路到底，都是在移動。
觀光客那種奇特的理性，使他們同時受到兩種慾望的驅動：一方面，他們想做一個人在某個地方「應該做的事」；另一方面，他們又想逃避的，恰恰就是那個人在某個地方「應該做的事」。
也正因如此，我第一次到巴黎時，便避開了〈蒙娜麗莎〉，也避開了羅浮宮。
不過，我並沒有避開「移動」。
我一遍又一遍地從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而且始終走直線。
如果把我的行走路線畫在地圖上，它們最後會形成一個巨大的星號（asterisk）。
Sep 13
Paris En mémoire
（續上）如果你傾向於把這些話斥為故意唱反調的姿態，不妨把思考的對象，從自己的旅行轉向別人的旅行。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人們往往都會避開那些「觀光客才會做的事」。所謂「觀光」（tourism），其實就是我們用來稱呼別人在旅行時所做的事情。
而且，雖然人們喜歡談論自己的旅行，卻很少有人真正喜歡聽別人談旅行。
這種談話很像學術寫作，也很像夢境報告：它們都是一種更多由生產者的需求，而非消費者的需求所驅動的溝通形式。
支持旅行的一個常見論點是：旅行能夠把我們提升到一種更開明的狀態，使我們認識這個世界，並與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建立聯繫。
即使是持懷疑態度的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他曾說：「我從身在法國所得到的，是學會更加滿意於自己的國家。」——也承認旅行多少具有某種身分光彩。
詹森曾勸他所鍾愛的博斯韋爾（Boswell）去中國旅行，理由是為了博斯韋爾的孩子：
「他們身上會反射出一種光彩……人們將永遠把他們視為一個曾經前往觀看中國長城之人的孩子。」
旅行被包裝成一種成就：
看一些有趣的地方，
擁有一些有趣的經歷，
然後成為一個有趣的人。
但旅行真的就是這回事嗎？
佩索亞（Pessoa）、愛默生（Emerson）與切斯特頓（Chesterton）都相信，旅行非但沒有使我們與人類更加接近，反而使我們與人類分離。
旅行讓我們變成自己最糟糕的那一面，卻同時讓我們相信，自己正處於最佳狀態。
我們可以把這稱為**「旅行者的迷妄」（the traveller's delusion）**。
要探究這個問題，我們先從「旅行」究竟意味著什麼開始。
蘇格拉底曾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奉召出國作戰；即便如此，他仍然算不上是一個「旅行者」。
愛默生更明確地指出，他的批判並不是針對那些因「需要」（necessities）或「義務」（duties）而不得不旅行的人。
對於為了「藝術、學習以及慈善」而跨越長途距離，他並沒有任何異議。
你之所以有充分理由身在某個地方，其中一個跡象就是：你沒有任何事情需要向別人證明。
因此，你也不會產生收集紀念品、照片或旅行故事的衝動，藉此證明自己確實去過那裡。
讓我們把「觀光」（tourism）定義為：一種以追求「有趣之事」為目的的旅行——而如果愛默生及其同道者所言不差，那麼這種旅行最終恰恰錯過了它所追求的東西。
「觀光客是一個暫時擁有閒暇的人，他自願離開家園，前往另一個地方，目的在於體驗某種改變。」
這個定義出自《主人與客人》（Hosts and Guests）一書的開篇。這是一部關於觀光人類學的經典學術論文集。
其中最後一句尤其重要：
觀光式旅行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追求改變。
但是，究竟是什麼發生了改變？
同一本書的結尾章節，有一段非常值得玩味的觀察：
「觀光客較少向接待他們的主人借取事物；相反地，主人從他們身上借取的東西更多，因此，在接待社群中促成了一連串的改變。」
Sep 13
Paris En mémoire
艾格尼絲・卡拉德（Agnes Callard）〈反對旅行的理由〉
旅行讓我們變成自己最糟糕的那一面，卻同時讓我們相信，自己正處於最佳狀態。
人們最容易說出、卻又最缺乏資訊量的一句話是什麼？
我的提名是：「我喜歡旅行。」
這句話幾乎無法讓你真正了解一個人，因為幾乎所有人都喜歡旅行；然而，人們還是會說出這句話，因為不知什麼緣故，他們既以自己曾經旅行過而自豪，也以自己期待再次旅行而自豪。
反對旅行的一方人數不多，卻個個言之有物。
**G. K. 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曾寫道：
「旅行使心智變得狹隘。」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則把旅行稱為：
「傻瓜的天堂。」
蘇格拉底與伊曼努爾・康德——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兩位哲學家——也用自己的雙腳投下了反對票：他們極少離開自己的家鄉——雅典與柯尼斯堡。
但如果說有誰是有史以來最痛恨旅行的人，那一定是葡萄牙作家費爾南多・佩索亞（Fernando Pessoa）。
他那部精彩的《惶然錄》（The Book of Disquiet），字裡行間都迸發著一種近乎憤怒的反旅行情緒：
「我厭惡新的生活方式，也厭惡陌生的地方……
一想到旅行，我就感到噁心……
啊，就讓那些不存在的人去旅行吧！……
旅行是給那些無法感受的人去的……
唯有極端貧乏的想像力，才會讓一個人必須四處移動，才能產生感受。」
(June 24, 2023 The New Yorker)
Sep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