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個有趣的故事。我3月30日飛潮汕，前一天上午九點半，北大網頁推介朱松純主編、北京大學人工智能專家集體編寫、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的《立心之約——中學生AI微課十講》，考慮到此行有一場活動涉及此話題，當即給北大出版社的朋友發微信，請她趕緊給我弄一本。那天恰好是周六，不上班，朋友發揮「洪荒之力」，終於在晚上十點半左右將一冊新鮮出爐的《立心之約》送到我手中。

該書由名家領銜、眾多專業人士共同打造，最初是成功的網課，再制作成圖文書，目的是介紹人工智能基本知識，涵括計算機視覺、自然語言處理、認知推理、機器學習、智能機器人、音樂人工智能等。真的是「急用先學」，一路上我見縫插針，可讀下來後，感覺有點迷茫。

專家寫科普文章，往往更多考慮體系完整以及知識準確，而相對忽略了受眾的興趣與能力。此書更像大學通識課，且北大色彩太濃（尤其是第一講和第十講），不太適合一般的中學生。若考慮傳播效果，其實應該倒過來，了解不同層次讀者的需求，編寫不同面貌的「簡要讀本」，壓縮原理闡發，突出使用功能，以便像我這樣的熱心讀者迅速「掃盲」。

剛剛看到斯坦福大學發布的《人工智能2025年指數報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25），第七章「教育」中有這麼一段話：「當被問及在課堂上使用人工智能的最大好處時，教師們最常說的是提高他們的工作效率、區分學生的學習、為學生提供更好的學術支持以及為學生的未來做好凖備。當被問及最大的風險時，教師們最擔心的是人工智能的濫用（通常與學術誠信有關）；人工智能的使用可能會限制學生的學習或參與度；過度依賴技術；人工智能可能會產生錯誤信息並複製偏見；以及其他道德問題，包括學生隱私。」看來人家還真是波瀾不驚，描述AI對於教育的沖擊，有得有失，進退自如，沒像我想像的那麼緊迫。

二、招生規模與就業前景

大規模裁減文科的想法，並非空穴來風。2015年6月8日，時任日本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就曾給所有86所國立大學以及所有高等教育機構寫信，要求他們「采取必要的步驟與措施，取消社會科學與人文系部組織或者使之轉型，要他們為能滿足社會需求的領域進行服務」。

民間有很多抗議的聲音，官方也做了若干調整，但裁減文科的大勢已經形成。廈門大學前副校長鄔大光在《學科專業：AI改變了什麼》（《環球》雜志2025年1月24日）中，提及文科「減員」不是最近幾年才有的：「上世紀70年代，哈佛主修藝術與人文科學的學生接近總數的30%。但過去十年間，這一比例從15.5%降至12.5%。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主修工程與應用科學的學生數量大幅攀升，佔比從15.2%躍升至22.1%。《哈佛深紅》新生調查結果顯示，2025屆新生中僅7.1%的學生有主修藝術和人文科學的計劃，33%的學生選擇主修社會科學，49.1%的學生選擇主修科學或工程與應用科學。」

當然也會有例外，比如，「根據牛津大學官方數據，2023年，牛津大學全體學生中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學生的數量分別為6015人和7115人，共佔學生總數的48%。如果只聚焦本科生，2023年牛津大學本科生中人文學科學生數量為4005人，佔32%，是牛津統計數據的四個分類范疇（另外三個是社會科學、醫學、理工）中最大的。」（參見葛宇琛《他們為什麼選擇文科？來自牛津大學的觀察》，《新京報》2025年4月7日）那是因牛津文科傳統很強，可以通過自身的學科傳統以及名校光環，來維持文科招生的強勢地位。其他英國大學，可就沒有如此幸運了。

不管哈佛還是牛津，都是特例，且數字本身很難核實。我們只能說，壓縮文科招生規模，是當今世界的「大趨勢」。對於人文學科來說，這是凜冽的寒冬。可越是艱難時刻，越必須冷靜對待，不能自暴自棄。最近幾年，我一直站在人文學者的立場，關注新時代（政治）、新媒介（科技）、新領域（學科）、新人生（學生），所撰若干文章，雖卑之無甚高論，但代表了我這方面的思考。其中最想引述的，是初刊《文匯報》2016年4月15日的《理直氣壯且恰如其分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我在文中強調，作為學科的人文學，曾經傲視群雄，而最近一百年乃至五十年、二十年，則必須不斷地為自己的存在價值申辯。面對此尷尬局面，我的抗爭策略是：「提倡『公開地、大聲地』自我申辯，那是因為，很多人文學者覺得委屈，憋著難受，但只是自言自語，或私下裡嘟嘟囔囔，那樣是不行的，不僅應該打開天窗說亮話，而且還要在大庭廣眾中亮出自己的身份與底牌。」「我對當下中國人文學者的自我陳述不太滿意。要不就是不夠『理直氣壯』，要不沒能做到『恰如其分』，因而你所說的不被認真傾聽或誠心接納。這無疑是很遺憾的。」

朋友看我連年揮舞長矛大戰風車，喋喋不休地為人文學的價值、趣味與方法辯護，大概覺得可笑，於是送上精彩的一問：人工智能的勃興，是否進一步加劇人文學科的衰落？

朋友看我連年揮舞長矛大戰風車，喋喋不休地為人文學的價值、趣味與方法辯護，大概覺得可笑，於是送上精彩的一問：人工智能的勃興，是否進一步加劇人文學科的衰落？

三、文科前途與為己之學

理想的人機協調，不是人變成機器，或人被機器控制；而是人借助機器，達成美好生活，提高精神境界。也正是著眼於這一點，我對人文學的前景，依舊保留謹慎的樂觀。其實，最受人工智能沖擊的，不是人文學，而是工程技術，乃至社會科學的某些專業。只是各自的難題各自面對，我不想「擺爛」或「比慘」。

就說招生規模吧，近日接受專訪，記者讓我預測2050年中國大學的招生情況。完全出乎她的意料，我不僅不認為到那時候文科生的比例會進一步下跌，甚至認定度過這個陣痛期，人文教育將觸底反彈。

陳平原：AI時代的教育理念與方法

新年頭三個月，不知不覺中，我發表了《人文學科要做好迎接人工智能挑戰的凖備》（《光明日報》2025年1月1日）、《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中華讀書報》2025年2月12日）、《人文學者：怎樣與AI共舞》（《中華讀書報》2025年3月19日）等三篇文章，參與北京大學主辦的「AI挑戰下的人文學術」（2025年3月11日）以及河南大學主辦的「AI時代的人文教育」（2025年3月20日）兩個研討會，闖進了一個我完全陌生的領域。這麼做，並非心中有數，而是意識到此話題的重要性，即便屬於瞎子摸象，也還是願意試一試。

一、破除迷信與消除恐懼

在北大「AI挑戰下的人文學術」對話會上，大家紛紛出謀劃策，最大的共識是：趕緊給文科生補課，消除對於人工智能的迷信與恐懼。因為，這回的DeepSeek沖擊波，理科生多少也受影響，但沒文科生那麼嚴重。

這讓我想起三十多年前，開始學習使用電腦的故事。今天的讀者很難想像，我及我身邊好多朋友的電腦老師，竟然是著名哲學史家龐朴先生。那年龐先生已六十多歲，率先熟悉電腦的安裝及使用，然後激情洋溢，四處鼓動，哪位碰上困難，一個電話，他立即放下手頭工作，騎腳踏車上門指導。北大校方為了讓教師盡快跨過這個知識及心理上的坎，竟然規定晉升職稱時要考電腦。什麼IBM的歷史、DOS系統的功能、Eudora郵箱的使用，以及漢字輸入速度等，害得很多老師緊急補課。如此掃盲性質的急就章，說不定今天同樣需要。

如何看待人文學科與人工智能的關係，AI的標准答案是：「人文學科賦予你理解世界的能力，而AI則為你提供了改變世界的工具；兩者結合，將創造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問題在於，在技術及社會急遽轉型的當下，有人淡定自如，也有人驚慌失措。除了所學專業，還取決於年齡及位置——功成名就的老教授無所謂，中小學生來日方長；最難的是在讀大學生、研究生以及中青年教師。他們必須趕緊調整姿態，或迅速跟進，或處變不驚，最怕的是依違兩可、彷徨無地。

說到底，大多數文科師生跟我一樣，不懂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以及其過去、現在與未來。人類未來的命運到底如何，每個時代都有聳人聽聞的預言。2025年3月1日，埃隆·馬斯克再次拋出爭議性觀點，稱人工智能可能在2030年前超越人類總智能，並存在20%概率導致人類文明滅絕。但他還有一句：AI發展80%概率能極大提升人類文明。仔細琢磨，這話說了等於沒說。若人類文明滅絕，你我誰都無法作證。因此，我不怕那20%的悲劇，反而忌憚那80%的輝煌——因那輝煌的背面，很可能意味著新的難題。

與AI的長期互動，各行各業都受影響。受影響最直接且最深刻的，當屬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一方面是人文學內部的自我反省、及時調整以及足夠的定力，明白哪些可以堅持，哪些應當舍棄，哪些亟需改變，既不能隨風倒，也不該完全漠視。另一方面，在整個社會層面，以及已成為龐然大物的綜合大學內部，努力發出人文學者的聲音，爭取我們的位置，呈現我們的功能，實現我們的價值。

我相信，無論大學還是中小學，都會迅速開設人工智能方面的課程。問題在於，怎麼教、如何學，什麼樣的教材最合適。（2025-05-26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作者：陳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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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傅柯的「自我技術」：倫理作為個體化工序

傅柯晚期對「主體性」的探討，其實與西蒙東的個體化理論有明確呼應。傅柯曾在訪談中承認西蒙東對他的啟發：他從西蒙東那裡學到「主體不是預設的，而是在實踐中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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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所謂的「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如閱讀、書寫、告白、自省、節制等——正是人通過具體實踐，不斷形成與改造自己的過程。這些實踐不是表演，而是一種動態生成：主體在權力、知識與倫理之間調節張力的過程。這與西蒙東所說「張力—平衡—再生成」的個體化結構完全同構。

傅柯所強調的「倫理工作」（ethical work）就是一種「持續的個體化」。他拒絕將主體視為固定的本質，而認為主體是一連串「自我實踐的結果」，這種結果永遠是暫時的、可變的。

因此，傅柯的倫理觀可以被視為西蒙東哲學在人文領域的延伸：個體不是被教育塑造的對象，而是自我技術的產物；主體的生成不依賴於外在命令，而在於內在實踐的過程。

五、三者的交集：生成的倫理與技術的人文

若將三者放在AI時代的語境下，可以這樣概括：

可以說，三者構成了「AI時代人文主體性」的三重層面：

1.文化層（陳平原）：人應以「修身」為學問的核心，讓學習回歸生命本身；

2.倫理層（傅柯）：人必須在實踐中創造自我，不做權力與體制的附屬；

3.本體層（西蒙東）：人並非既成主體，而是在技術、環境、社會張力中的持續生成。

這三種思想相遇，指向同一倫理命題：人文的任務，不在於否定技術，而在於將技術轉化為生成自我的契機。

六、AI時代的啟示：從技術人到生成人

AI的崛起，迫使人重新思考「何謂人」。若AI能思、能寫、能創作，人類的特異性何在？

從三者的對話來看，答案或許是：人類的本質在於掌握某個程度的知識基礎後，能繼續不斷生成的能力。

AI能模仿結果，卻無法經歷「個體化的過程」；它能產生文本，卻不具備「自我技術」；它能執行命令，卻無法「為己而學」。因此，人類的優勢不在於比AI更聰明，而在於能以閱讀、思考、實踐等方式，使自己持續生成——這種生成性，正是西蒙東所說的「未完成性」（inachèvement），也是傅柯與陳平原共同捍衛的「人文自由」。

七、結語：生成之學，為己之人

「為己之學」是傳統儒家修身的復興，也是一種「生成倫理學」。它在精神上回應傅柯的「自我技術」，在本體上呼應西蒙東的「個體化」。三者交織出的思想圖景，使我們看到人文教育的新可能：教育不再是知識的灌輸，而是個體生成的空間；閱讀不再是信息的消費，而是自我成為的實踐。

在AI時代，真正的問題不在於「AI會不會取代人」，而在於「人是否仍能生成自己」。當學習成為為己之學，當技術轉化為自我技術，人文才重新獲得存在的理由——那就是，在不斷生成的過程中，成為一個永遠未完成、但持續向善與向真的「生成之人」。（[愛墾研創·嫣然]為己之學、自我技術與個體化：AI時代的生成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