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巴民族英雄安丹南（Ontoros Antanom，亦稱Antanum或Antanom [1885-1915])今年逝世110週年。他所來自的內陸地區，連月來發生多次百年一見的大水災。10年前，根地咬宣誓石發生異象，神山地區發生罕見的大地震；今年，宣誓石又風波不停，難怪不少沙巴人——特别是郷區土著——憂心忡忡。

對大小事都可以發揮擬象手段的有些公眾人物，當然不這麽想。

除了宣誓石，根地咬還有一塊會發出音樂的大石。內陸一條路走到高原處的Ulu Tomani再走，還有沙巴最古老的千年Lumuyu古圖騰巨石陣。到了內陸，毛律（亦譯穆魯）人的山區，請帶一份深深的敬畏的心。（下圖：9.3.2025 沙巴亞洲時報）

駱頴佳: 情感政治的革命構想

駱頴佳讀出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於80年代寫在Pleasure: A Political Issue的一段話，句句鏗鏘：「快感政治既要針對本土問題作出回應，但也需要一種帶來社會轉化的，革命性的烏托邦想像，才能真正推動具有進步意義的快感政治。要不然，這種快感政治不會走得很遠，也總會困在本土或個別小圈子的關注之內，僅屬圍爐取暖的頹廢舉動，永遠不能帶來真正的解放。」猶如羅蘭巴特的狂喜論，詹明信肯定快感具有革命潛力，是因為相信快感能夠動搖主體的身體。

駱頴佳提到兩種以情感作為革命力量的想像。其一是意大利哲學家內格里（Antonio Negri）的「諸眾」（multitude）論述。內格里認為馬克思說的階級分野已經涵蓋不了現時的社會狀況：社會剝削的再不限於物質性的勞動力，還有更多知性的、情感性的勞動力。所以他提出「諸眾」作為一種聯結不同勞動力與勞動者的概念。到底今日還可以如何聚集群眾進行社會革命？內格里指出我們要訴諸一種情感力量，回到一種斯賓諾沙說的「愛的生機力」。皆因人們遺忘了，愛是一個公共政治的概念，是一種為他者負上責任的情感；愛不應演變成僅存於保守家庭的私有化觀念。駱頴佳補充說，猶太基督教的傳統反而會視愛為一種凝聚群眾的力量。

他在陳錦輝主編的《一切：聖保羅與當代思潮》文集中也論述道，無論是巴迪歐（Alain Badiou）抑或齊澤克（Slavoj Žižek），都在聖保羅身上看到一種革命力量。而內格里以「愛的生機力」作為基礎號召的，是一種擺脫國家主權、在憲制以外所實踐的基進民主。

而假如讀者還嫌談情說愛過於陳腔濫調，駱頴佳會推薦你看巴特勒（Judith Butler）談哀慟。巴特勒認為面對「脆危性」（precariousness），或一個不斷營造不安感的苦難世界，我們需要將這些情感轉化成一種公共性的哀慟。她在近作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便談到哀悼集會的倫理。這裡處理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真正與社會的弱勢群體，甚至是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裸命（bare life）同在？對於巴特勒而言，公開的哀悼不只是儀式，也是一種倫理性的身體操演（performative act），能夠產生出一種生命政治的倫理力量。她說，真正值得活的生命，是可以哀慟的生命（grievable life）。透過生命的痛苦，我們或可以連結成改變社會的生命能量。（来源：致寧報導～情感·快感·革命構想——駱頴佳「情感政治與左翼」講座紀錄；2018-09-27）

駱頴佳: 問馬克思，情感為何物

對於左翼宗師馬克思而言，情感又是甚麼呢？駱頴佳說，研究這個問題會發現學術界有不同觀點，對情感在馬克思的理論位置存有分歧。美國社會學家Stjepan Meštrović在其著作《後情感社會》（Postemotional Society）指出，馬克思主義運用的修辭偏重認知（cognition）遠多於情感。通常馬克思主義者提到情感，都是屬於商品拜物教、異化和宗教的非理性等脈絡。由此推論，人性中的情感面向是妨礙革命的，重要的是提高群眾對階級意識的認知。

另一端的詮釋是把情感視作馬克思人性觀的內在核心，這角度可以在青年馬克思著作中得到印證。譬如社會學教授L. Frank Wehyer就發表過一篇學術期刊論文，Re-Reading Sociology via the Emotions: Karl Marx'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and Estrangement，當中引述到馬克思寫於26歲的代表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青年馬克思說，「人類是感官的存有（sensuous being），因而是受苦的存有（suffering being）。」換言之，情感是我們感知痛苦的條件，若不同意這一點，便無法推斷出我們能感受工人被剝削之痛苦。

馬克思更認為，情感乃是人與世界建立整全關係的條件，駱頴佳闡釋道，「大家知道馬克思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而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知，必須先由情動身體（affective body）的物質性出發。」客觀地説，馬克思從未建構一套有系統的情感理論，我們閱讀《經濟學哲學手稿》，也只能引述一些相關的段落。但是在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情感與身體這些物質元素可謂構成勞動主體的重要條件。

即使談到勞動異化的問題，背後也基於一個假設：人需要自主地選擇熱愛的工作，隨本性發揮自己的情感才會感到自由。駱頴佳興奮地讀出《經濟學哲學手稿》一番話，說很適合放在臉書分享：「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於他的本質；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

相信讀者諸君都感同身受。正因如此，偷懶某程度上可能是為了「向異化說不」，不是不努力工作，而是不想出賣自己的體力與智力而已。這不是說笑的，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Paul Lafargue）便寫過一本著作叫《懶惰的權利》（The Right to be Lazy），高舉懶惰和創作力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泉源。

（来源：致寧報導～情感·快感·革命構想——駱頴佳「情感政治與左翼」講座紀錄；2018-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