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APP:「權力」、「知識」與「主體」的關係～～福柯（Michel Foucault）與布爾迪厄在處理「權力」、「知識」與「主體」的關係上確實有一些共鳴，但也存在重要差異與批評性張力。

以下從共鳴與分歧／批評兩個角度分析：

一、共鳴：對「無意識的權力運作」的揭示

1.無意識的規訓與再製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知識考古學》等作品中分析了權力如何透過知識、制度與日常規範內化於主體之中，與布爾迪厄的「習性」（habitus）概念類似。

他們都認為：權力並非來自中心命令，而是滲於社會的微觀層面之中，無需人們意識到就能發揮效力。例如：布爾迪厄：社會結構透過習性在不知不覺中再生。福柯：紀律社會中，個體在不自知的情況下自我監（「全景監獄」Panopticon）。

2.知識與權力的糾纏

對於民族誌學者／社會學家對「社會不知道自己是什麼」的揭示，福柯可能會有共鳴，因為他自己也在揭露「知識建構了我們的真理、主體性與現實感」。雙方都關心「知識的政治性」，即：「誰有資格說話？誰能說出真理？知識如何成為權力的工具？」

二、批評與張力：方法與理論視角的不同

1.布爾迪厄相信結構背後的「真實機制」，福柯質疑這種預設

布爾迪厄雖強調反身性，但他仍認為社會有某種深層結構與機制，是可以由社會學者揭示的。

福柯則批判這種立場有一種知識特權與啟蒙式的全知視角，他更傾向於懷疑：「這些所謂的『深層結構』本身也是歷史建構的權力話語。」

福柯可能會問：為什麼你（社會學家）可以說出一個社會「不知道」的真理？這樣的說法本身就涉及話語權力的運作，不是嗎？

2.主體性觀點不同

布爾迪厄傾向把主體視為被社會條件所塑造的「實踐體」（practical agent），相對受制。福柯則更關注主體的生成與被建構過程，強調主體不是一個「有習性的人」，而是一個被話語、規訓與權力建構出來的歷史產物。

3.方法論的差異

布爾迪厄偏向社會學的經驗研究與統計方法，尋找社會實踐背後的規律與場域邏輯。福柯則屬於後結構主義路線，採歷史考古學與譜系學方法，拒絕用穩定的理論模型來解釋社會。

福柯與布爾迪厄在「無意識權力機制」與「知識－權力結構」理論有所共鳴，但福柯更強烈質疑布爾迪厄對於「社會真理」與「知識中立性」的假定。他可能會對那種「我們知道你不知道的真相」的立場提出懷疑，認為這仍是權力話語的再生。

[社交]

很久以來，他就棄絕了把生活跟一個理想結合起來的念頭，只把它局限於追求日常樂趣的滿足，而他認為——雖然沒有正式地對他自己這麼說——這種情況到死也不會改變了；更進一步，他既然再也不會感到頭腦里有什麼崇高的思想，於是就連天下是否有這樣的思想存在也不再相信，雖然他還不能完全給予否定。因此，他就養成了逃避存在於瑣碎不足道的思想之中的思想，也就不再去追究事物的原委。同樣，他也不再自問是否再參加社交生活，但卻確信如果接受邀請就應該前往，而如果臨時不能赴約，就應該給主人留張名片；同樣在談話中間他竭力部隊任何事物暢談由衷的見解，只是提供一些本身能多少說明問題，而他自己無需傾其所知的細節。他對菜肴的烹調方法，對某個畫家的生卒年代，對他的作品的標題卻是了如指掌。有時，他情不自禁地對某一作品，對某種人生觀發表見解，但語含諷刺，仿佛他對自己所說的話也並不完全贊同。

[靠社交促進天才]

不從本人內部接受天才，而從別人那里接受天才，何其荒謬！這就好比一個根本不講衛生、暴食暴飲的人僅僅依靠和醫生經常共餐而居然保持健康。

[奇談怪論]

任何一代批評家總是否認前輩承認的真理，因此，德•蓋爾芒特夫人只消說福樓拜枉為資產階級的敵人，他自己首先是資產階級，或者說在瓦格納的作品中意大利音樂味兒很濃，就能使帕爾馬公主——就像在暴風雨中游泳的人那樣——大開眼界，看到朦朦朧朧的天邊，哪怕每一次都要她付出新的代價，累得她精疲力竭。……那時候，我看的書比見過的人多，對文學的了解也比上流社會的了解更深，因此……我認為，公爵夫人過著一種無聊貧乏的社交生活，這種無聊貧乏能像文藝批評促進創作那樣，有利於創造一種真正的社交活動。因此，公爵夫人就像一個愛爭辯的人那樣，為使自己閒極無聊的思想變得活躍，只要有一點新意的奇談怪論，都會搜尋出來議論一番，毫無顧忌地發表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比如，她說，最成功的《伊菲姬尼》是比契尼的，而不是格魯克的作品，甚至還說，真正的《菲德爾》應該是普拉東的悲劇。她這種變化無常的觀點和不健康的渴求新奇的欲望直接影響到她周圍的人。

（摘自：《追憶似水年華》[法語：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英语：In Search of Lost Time: Th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法国]馬塞爾·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年—1922年] 的作品，出版時間：1913–1927，共7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