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納《藝術的哲學》民族想像力～～拉丁民族的想像力不是一面包羅萬象的鏡子，它的同情是有限制的。但在它的天地之內，在形式的領域之內，它是最高的權威；和它相比，別的民族的氣質都顯得鄙俗粗野。只有拉丁民族的想像力，找到了並且表現了思想與形象之間的自然的關係。

表現這種想像力最完全的兩大民族，一個是法國民族，更北方式，更實際，更重社交，拿手傑作是處理純粹的思想，就是推理的方法和談話的藝術；另外一個是意大利民族，更南方式，更富於藝術家氣息，更善於掌握形象，拿手傑作是處理那些訴之於感覺的形式，就是音樂與繪畫。(引自第62頁)

文藝復興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時期，介乎中世紀與現代之間，介乎文化幼稚與文化過度發展之間，介乎赤裸裸的本能世界和成熟的觀念世界之間。人已經不是一個粗野的肉食獸的動物，只想活動筋骨了，但還沒有成為書房和客廳里的純粹的頭腦只會運用推理和語言。他兼有兩種性質：有野蠻人的強烈與持久的幻想，也有文明人的尖銳而細致的好奇心。他象野蠻人一樣用形象思索，象文明人一樣懂得佈置與配合。象野蠻人一樣，他追求感官的快樂：象文明人一樣，他要求比粗俗的快樂高一級的快樂。(引自第83頁)

一方面，態度已經很文雅，趣味已經很高尚，另一方面，性情脾氣仍舊很凶暴：兩者成為一個極奇怪的對比。那些人都是文人，鑑賞家，上流人物，禮貌周到，談吐雋雅，同時又是武士，凶手，殺人犯，他們行動像野蠻人，推理像文明人，可以說是聰明的豺狼。——倘使豺狼能對它的同類作一番研究功夫，可能定出一部殺人犯專用的法典。意大利的情形正是如此。 

人老是在極大的危險中過生活，充滿驚慌和激昂的情緒，來不及把自己微妙的心情細細辨別；他沒有那種好奇而冷靜的批評精神。在他心中泛濫的情緒是強烈的，簡單的，受威脅的不限於他一部分的聲望或一部分的財產，而是他整個的生命以及家屬的生命。他可以從天上直掉到地下，像雷米羅，包琪奧，葛拉維那，奧利凡雷多那樣，一覺醒來已經在劊子手的刀下或繩索之下。生活驚險，意志緊張。那時人的精神要強得多，能夠發揮全部作用。(引自第92頁)

介乎純粹觀念與純粹形象之間的精神狀態既有利於圖畫，堅強的性格與慓悍的風俗也幫助人認識並愛好美麗的肉體：這種千載一時的形式和民族天賦匯合起來，在意大利產生了第一流的完美的人體畫。我們只要走到街上或者踏進畫室，就可看到這種繪畫是自然而然出現的。它不象我們這兒是學派的出品，批評家的專業，好事者的消遣，鑑賞家的癖好，花了大本錢用人工培養的植物，下足肥料仍不免枯萎憔悴，因為是外地來的種子，在只會產生科學，文學，工業，警察和禮服的土地與空氣之中勉強保存。在當時的意大利，那是整體中的一個部分。(引自丹納[1828-1893]《藝術哲學》[1865]第101頁

愛墾APP：當代民族誌無意識研究～～The unconsciousness of the group studied was the price that had to be paid (the price it had to pay) for its coherence. A society could be a system only without knowing it. Whence the corollary: an ethnologist was required to know what the society was without knowing it. Today, an ethnologist would no longer dare to say (if not to think) that. How can Bourdieu compromise himself in this way in the name of sociology? （From Pg.56 [Foucault and Bourdieu]in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1 by Michel de Certeau）

研究對象群體的無意識狀態，是其維持內部一致性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唯有在不自知的情況下，一個社會才能成為一個體系。因此引申出一個推論：民族學家必須知道那個社會在自身不知情的情況下是什麼樣子。如今，一位民族學家即使心裡這麼想，也不敢再如此宣稱了。那麼，布迪厄怎麼會以社會學的名義如此妥協自己呢？（《實踐的藝術 1》第56頁, [法] 米歇爾·德·塞爾托）

米歇爾·德·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對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批評，指出布爾迪厄認為社會的無意識性是其內部一致性的代價，並質疑這種觀點在當代民族誌研究中的適用性。布爾迪厄的理論核心概念，如「習性」（habitus）、「場域」（field）和「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提供了理解這種無意識社會結構的框架。以下是布爾迪厄相關著作中的具體引文，對應德·塞爾托的批評：

1. 社會結構的「無意識性」與「習性」的內化

布爾迪厄在《反思社會學的邀請》中寫道：

> 「當習性遇到它所產生的社會世界時，就像『魚在水中』：它感受不到水的重量，並將周圍的世界視為理所當然。」> —《反思社會學的邀請》([Goodreads][1])

這段話說明了個體如何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內化社會結構，使得社會秩序得以自動再生。

2.象徵暴力與知識的不對稱

在《電視：批判的反思》中，布爾迪厄指出：

> 「象徵暴力是一種在受害者與施暴者之間默契共謀下施加的暴力，因為雙方都未意識到自己正在服從或施加這種暴力。」> —《電視：批判的反思》，第17頁

這說明了社會秩序如何透過無意識的方式維持，並揭示了知識與權力之間的不對稱關係。

3.民族誌的地位與反思社會學

布爾迪厄在《科學的科學與反思性》中強調：

> 「社會學家必須進行一種對社會學的社會學，以避免無意識地將觀察對象的特徵歸因於主體。」> —《科學的科學與反思性》

這強調了研究者需要反思自己的社會位置和認知框架，以避免在研究過程中再製權力結構。([PHILO Notes][2])

4.當代社會科學的危機與批判

德·塞爾托的批評指出，布爾迪厄的方法可能過於強調結構，忽視了個體的能動性。然而，布爾迪厄在《實踐的邏輯》中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並提出：

> 「實踐具有一種不是邏輯學家的邏輯。」> —《實踐的邏輯》

這表明布爾迪厄試圖在結構與能動性之間尋求平衡，並強調實踐的複雜性。

總結來說，布爾迪厄的理論提供了理解社會無意識結構的工具，但也面臨著如何處理研究者自身位置與偏見的挑戰。德·塞爾托的批評提醒我們，在進行社會研究時，需要保持對自身方法和立場的反思，以避免再製既有的權力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