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從前一樣，到處可以看到在這片大地上亂躥或者已經死亡的僵硬地橫在車道上的狗（茲拉特科說：「在羅馬尼亞還有更多！」）；有一隻麻雀砰地撞在擋風玻璃上；成群成群的烏鴉落在空曠的柏油馬路上。

茲拉特科嘴里念叨著：真是少見，烏鴉群里還會看到一隻喜鵲——我也看見了，正想告訴他呢。

在南斯拉夫各國紛紛獨立的戰爭時期，我總是在新成立的斯洛文尼亞共和國漫游，這個國家昔日是「我漫游的故鄉」。然而，與此同時，這樣的情感意識是永遠不會停止的，哪怕一時一刻（它似乎是不會逝去的）。

有可能，這也跟我自己，跟我也許幼稚的失落息息相關，比如，面對那座巍峨的、坐落在尤利安阿爾卑斯山里和波希涅湖北面的特里格拉夫峰（曾是南斯拉夫的最高峰），我心里明白這座三頭峰的輪廓同時 也是斯洛文尼亞國家車牌和國旗上的圖案；或許我走錯路了。

在我看來，恐怕要在那里走新路了，而不該一如既往地走同樣的路。

盡管如此，這個國家如此突然的轉變、如此突然的封閉和難以接近，不只是留在我的想像中而已。在我們來塞爾維亞旅行之前不到一個月的時候，我一如既往，獨自漫步穿過波希涅谷地，並一直往南穿過伊松佐河河谷，又下又上，就到了的里雅斯特上方的喀斯特地區。波希涅地區及其那樣靈動而靜謐的湖泊位於最後方，從那里只是還沒有公路直接進山去。

這里曾經是一個神秘的地方，對塞爾維亞人來說也是如此：有許多塞爾維亞詩人留下了不少的詩篇（或者見證，對一種少些日常的盲目、富有詩意的生存的呼籲），他們都是「斯洛文尼亞人的兄弟」，對美麗的波希涅地區有感而發。

然而，如今我找到了一家合適的酒店，名叫「Zlatorog」（意思是： 寓言中的北山羊），其實更像是高山牧場小屋，在山谷盡頭的後面，這里的一切都是為講德語的游客准備好的。入口處，當年鐵托來訪時的照片被弄走了——也沒什麼遺憾——取而代之的是維利·勃蘭特55的照片。

這時，我問自己，是不是馬歇爾當年陪他來的呢。在國家電視台——平時只有德國和奧地利頻道——的節目上，來自國外的貿易或經濟代表團一再受到純正的民族音樂的頌揚，最後由斯洛文尼亞總統出面接見。

一個當年能幹自豪的官員？可現在卻像個服務員，甚或走狗，向外國人兜售他的國家。看樣子，仿佛他要一絲不苟地迎合德國企業家和委托人的說法，斯洛文尼亞人民不是別人所說的這樣或那樣，而是一個「勤勞肯 干的阿爾卑斯民族」？此外，一大早，酒店後面那個不怎麼令人愉快的、半是在山林里的超市，就已經准備好了德國的《圖片》報，也許比當地的日報《勞動報》，即《盧布爾雅那日報》還要來得早。

就在堆起來的管裝和罐裝的妮維雅護膚品旁邊，要說有斯洛文尼亞的東西，也不過是產品包裝醒目的德語說明上貼了一小條斯洛文尼亞標簽（第一批顧客的話：「《圖片報》到了嗎？」）。後來，在依然保持著美麗的鄉土本色的比斯特里察火車站里，為了順應自然或歷史，那些簡直像真油畫的 照片都被替換掉了，其中有塞爾維亞的修道院、黑山的科托爾海灣、奧赫里德的馬其頓-阿爾巴尼亞湖——取而代之的絕對不是純粹斯洛文尼 亞的風景照片，而是兒童繪畫的印刷品。

那麼，這是一個處於童年的國家？我不會忘記，而且之前在這個新建的國家的一次次旅行時就目睹過，在一望無際的喀斯特高原上，通向類似的、即使遠在荒野的火車站的通道兩旁，到處都掛滿了廣告牌，上面寫著，國家一再要求保持（無愧於歐洲）的環境整潔和相互對此進行監督——與之相適應，你不得不聽的、無法聽而不聞的廣播音樂回響在整個國家；如果不是這個小民族的傳統音樂，那就毫無例外地是高雅的歐洲古典音樂，即使是莫扎特或海頓最輕快的曲目，也會使游客的心情變得陰郁。

然後，我的朋友扎克，這個吃著德國麵包的塞爾維亞人，忍不住唱起針鋒相對的反調：「那麼對我這個塞爾維亞人來說，現在生活在德國，是不是就很可怕呢？事實是，德國已經努力變成了一個美好、富有、天堂般的國家。世界就是機器。房子也是機器。街上的狗叫聲就像工廠里機器的轟鳴聲。在自選商店里也是這樣，似乎你要買的是螺絲釘，而不是牛奶；在肉店里，似乎你要買的是釘子，而不是火腿；在藥店里，似乎你要買的是鎚子，而不是阿司匹林。」

要說到我，現在我可以說，我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持之以恆地讓自己融入到這個世界、或者世界事件里？讓自己參與其中？——在巴伊納巴什塔地區，在波斯尼亞-塞爾維亞界河邊上，在這些風雪肆虐、大霧彌漫和事件多發的日子里，結果讓我感到自己成為這個地區的一員。

在這種的確窘迫的困境下，我沒有遭遇到什麼不好的事情，絲毫也沒有。這就意味著：只有好事。可是有哪些事件呢？

我們本來打算參觀附近一家古老的修道院，但雪下個不停，沒法去。於是我們開車一直沿著邊界往德里納河上游走。奧爾加的母親住在那里。「二戰」期間，她在鐵托游擊隊當護士。她丈夫幾年前用他的游擊隊步槍自殺了，與其說是因為重病纏身，倒不如說更多是出於對南斯拉夫解體的憂傷。如今，她孤身一人住在山腳下一個小房子里（就跟養路工的房子不相上下）。

在陡峭的山崖之間，正好有一塊可以用作花園的地方，還有一長條土豆地壟。雖然老婦人整個下午在屋子里都戴著頭巾，但是她依然有一個女指揮員的架勢，或者一個連隊里獨一無二的、 與男兵平起平坐的女性的氣勢，舉止優雅自信，同時也隨時凖備出征。

她恐怕直到生命的盡頭都會是一個骨子里的南斯拉夫的共產主義者，而不是塞爾維亞的，而且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代里——在她看來，對南部斯拉夫各民族來說，共產主義直到今天依然還是唯一理性的可能：1941年，在德國入侵之前，在這個王國里，幾乎一切財產都屬於少數幾個人，而就在他們身旁，則是一貧如洗的民眾。而現在，在這個塞爾維亞特別國家里——它的當權者像在其他新生國家一樣都是「叛徒」———，歷史還在重演，一邊是戰爭的既得利益獲得者，一邊是一 無所有、挨餓受凍的人民。（至少這話沒有說錯，因為立刻浮現在我腦海里的，是茲拉特科，這個從奧地利歸來的、習慣了別的東西的外國繼承人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整個民族都在挨凍。」）

我們在這邊境小屋里坐了一下午。後來，德里納河這邊的村莊亮起了燈，對岸卻仍然完全一片黑暗，或者有人使之變得黑暗了？而在戰前，對岸的窗戶照射出那樣的光亮，連河這邊都成了對岸的鏡子。老人說，她很想念那些波斯尼亞人，不管是塞族人還是穆斯林人，尤其是每到秋天水果成熟的季節，他們就會跨過德里納河來這邊賣水果，因為那邊的山坡不太陡，更適合種水果。

（從河岸馬路邊上那個村子返回的路上，汽車大燈照亮了從黑暗中閃現出成群的身影，他們都是在這兒宿營的逃亡者，已經等候了幾個鐘頭，希望能搭便車進城去——可是幾乎沒有一輛車經過。）

或者我們也只是蹲在早就沒有了燈光的「德里納」酒店的大廳里，身上裹著大衣和夾克，兩個人一起，大概也是僅有的真正的客人，聽著一個獨弦琴歌手的歌唱和震耳的叫聲來休息。據說這種演唱繼承了荷馬的傳統，歌頌的是塞爾維亞的英雄。在之前整整一個夜晚，我們的耳朵里灌滿了這種演唱，況且是在一個狹小的私人房子里。他的古斯拉琴琴聲使那震耳的叫聲更加高亢。古斯拉琴只有一根弦，但卻編得十分精美 ——我們在黑暗中休息，彼此講一些算不上英雄的事情，也少不了一些不著邊際的瞎聊，或者甘脆就望著遠處街道上紛紛揚揚的雪花（對了， 我們的車子還在那兒嗎？）。

一天下午早些時候，雪終於變小了，我們啟程了。這時，我們也只好兩個人成行，因為扎克（這個所謂的「熱心人」或者「火辣辣的人」）還想再陪陪他女兒，繼續在奧爾加女士溫暖的房間里待一段時間（「德國之聲」給他還有一周假）。於是，我們沿河向下游駛去，一路向北，一會兒就暮色降臨，而且很快就進入漆黑一片的塞爾維亞，穿過越來越泥濘的雪堆。在到達諾維薩德之前，我們橫穿了綿延的弗魯什卡格拉山（對偉大的塞爾維亞詩人米盧·科倫揚斯基來說，這座山在「一戰」後更多時候變成了異國的山，而不再是故鄉的山。），積雪最終變成了冰崖。

在伏伊伏丁那省城的「游客」酒店里度過了又一個寒冷的夜晚後，第二天一早，我們在諾維薩德的市場上買了幾包「摩拉瓦」牌和「德里納」牌香煙，還在諾城一家書店里買來了塞爾維亞-西里爾語蘑菇指南，二者都是為巴黎的近郊生活凖備的。在那兒，在我的整個塞爾維亞之行中，第一次碰到了其他游客，有兩個來自紐約的小伙子向我打聽便宜旅館，凖備在諾維薩德拍一部電影，「只是一個短片」。後來，在前往匈牙利邊境的途中，快到蘇博蒂察時，又是寒冷刺骨，雪粒盡管稀稀拉拉，可仿佛要穿透這一馬平川似的大草原。

我們出城走向德里納河，走向界橋。也許邊防哨兵會允許我們過橋到對岸的波斯尼亞。它依稀出現在那鋪天蓋地的積雪後方。

積雪現在鮮明地勾畫出山丘和草地的輪廓；積雪現在又將它們掩埋。有不少人在厚厚的雪地里行進，可大多只是老人和小孩，後者跨過那座橋以後去城里上學，頭上戴著各式各樣、來自世界各地的帽子，其間有一個老人，頭上纏著編織的頭巾。

一小群孩子不停地沖著我們用英語說「你好！」，然後放聲大笑起來。幾乎所有迎面走來的人，不管老人還是小孩，都缺了很多牙，連塞爾維亞這一側的邊防哨兵亦是如此。他最終還是讓我們上橋了，當然後果自負。

眾所周知，河對岸的波斯尼亞-塞族人早就不喜歡自己的祖國了。現在的德里納河，寬闊的河面上呈現出一片冬日的深綠，從山里流出來的水湍急而富有節奏，在河岸兩邊朦朦朧朧的物體的映襯下，顯得更加昏暗，更加陰郁。我們慢慢走上橋，那位圖書館管理員，這個當地 人，仿佛每走一步都凖備著掉頭，目光里露出提心吊膽的神色，近乎赤裸裸的恐懼。

在這兩個國家正中間，橋欄上安著一個燈箱，像是臨時將就，也像安在一條佛教傳說里的河上。在我的想像中，它是用來放蠟燭的，要為逝者照亮黑暗的夜晚。但是打開燈箱一看，里面全是煙蒂和煙灰。

我們最終來到河對岸的邊防哨所前，在那里又向波斯尼亞縱深走了幾步，值得紀念的幾步。哨所的窗戶玻璃是破的，後面有兩條岔路，或多或少都是陡峭的山路。那個邊防哨兵目光直直地盯著你——或者說，難道這不更多像是一種無法治愈也不可接近的憂傷？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幫他解脫這憂傷。

而在我眼里，昏暗空蕩的德里納河就像這樣一個上帝 一樣流過，盡管只是個沒有權力的上帝。不行，我們不被允許進入他的國家，但他允許我們在他的國門口站一會兒，觀看，聆聽——這時，我 們大家都不感到好奇，只是戰戰兢兢。

在這片波斯尼亞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農家，院落彼此也有一段距離，每個院子周圍都是蘋果園以及巴爾干地區特有的乾草垛，像房子一樣高的圓錐形或金字塔形。有些地方甚至還有煙囪在冒煙（我起初以為那是焚燒垃圾冒的煙，或許真的就是這樣？）

然而，絕大多數家里都沒有冒煙，常常不光是不冒煙，甚至連屋頂都看不到，下面也沒有門窗。然而奇怪的是，幾乎就看不到有燒毀的痕跡。所以這些院落又像是整個南斯拉夫那些永遠都不會完工的、典型的外籍工人住房。你不僅第二眼看去是這樣，就是再看上去也沒有兩樣。

那麼，它們到底是未完工還是已經被毀壞了？如果是被毀壞了，那麼無論如何有些部分是被小心翼翼拆除搬走的，那些部分接著又被弄走了。

這時，這個邊城的圖書管理員突然說道：「在這片昔日鳥聲不絕於耳的沼澤里，曾經活躍著歐洲的精靈。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我變得越來越像南斯拉夫人。對這樣的人來說，現在是最艱難的時刻。只要我一想起來，就覺得對這樣的人來說實在是難上加難了。我不可能是塞爾維亞人，也不可能是克羅地亞人，同樣不可能是匈牙利人，更不可能是德國人，因為我在哪兒都找不到家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