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99年,晋朝,法顯法師以六十五歲高齡發跡長安,涉流沙、逾蔥嶺,徒步數萬里,遍遊北印,廣參聖跡,學習梵文,抄錄經典,歷時多年,復泛海至獅子國今斯里蘭卡,經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亞而後返國。時年已八十歲,仍從事佛經翻譯。
公元515年 中國南北朝時代,梁武帝蕭衍極力提倡佛法,其聲望因而遠播於東南亞許多崇奉佛教的國家,狼牙脩亦是其中之一,依照《梁書》卷五十四的《狼牙脩國傳》中記載,在公元515年(天監14年),當時狼牙脩國的國王"婆加達多",派使者阿撤多出使南京,拜見梁武帝。並交給梁武帝國書。狼牙脩的使者阿撤多交給梁武帝國書全文記載在《粱書》。
627年正月,貞觀元年,玄奘一人西行五萬里,歷經艱辛到達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寺取真經,前後十七年,遍學了當時大小乘各種學說,一共帶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經論657部,並長期從事翻譯佛經的工作。玄奘及其弟子翻譯出典75部(1335卷),譯典著作有《大般若經》《心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記述他西遊親身經歷的110個國家及傳聞的28個國家的山川、地邑、物產、習俗等。《西遊記》即以玄奘取經事跡為原型。
公元671,唐朝咸亨二年,唐朝名僧義淨大師曾經由海路到印度取經。由廣州,取道海路,經室利弗逝(蘇門答臘巴鄰旁,Palembang)至印度,一一巡禮鷲峰、雞足山、鹿野苑、祇園精舍等佛教聖跡後,往那爛陀寺勤學十年,後又至蘇門答臘遊學七年。歷遊三十余國,返國時,攜梵本經論約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陽,武后親至上東門外迎接,敕住佛授記寺。公元695年回國,期間極可能曾在同樣信奉佛教的狼牙脩(Langkasuka 吉打/泰南)停留。
1854 11月至1856年元月,華萊士在砂拉越大森林裡走過的探險之旅。
1855 在山都望政府渡假村做客的華萊士,花了三個晚上寫了一篇論文,提出聞名後世的“砂拉越定律”(Sarawak Law)。
2013 紀念華萊士逝世一百週年的特別年份。
照片说明:砂拉越華族與加央族百年前的的樟腦貿易
美索 布達米亞
[愛墾研創]陳平原·「為己之學」與AI契合~~陳平原教授在其文章《AI時代的教育理念與方法》中所言的「為己之學」,可視為一種讀書/學習的自我取向:他指出,面對人工智慧 (AI) 的高速發展,許多競爭是普通人難以取勝,於是「為己之讀」「為己之學」——把讀書當作一種「生活方式」「修身養性」的過程。(People's Forum)
這與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自我實踐/自我技術」(practices of the self 或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有不少有趣的共鳴,也存在一些差異。我在下面分點說明:
一、共鳴之處
學習/實踐不是純為外在功利,而是為了「自身」的轉化
陳平原強調,「為己之學」中的「為己」意在「注重讀書的自我修養與提升」;他說:「普通人根本競爭不過 AI … 選擇為自己而讀書,也挺好的。」
福柯在其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中也指出:個體透過各種「技術/實踐」(如書寫、自我檢視、節制、鍛鍊)來構成自己為一個主體(subject)——不是僅僅被他人所規訓,而是自己對自己進行管治、關懷、轉化。(Michel Foucault, Info.)
在這裏,兩者都看見學習/修養/實踐的內在面:不只是為了外在資格、為了應付制度,而是為了「自己」的存有、自我的成長。
2.把學習或修養視為一種生活方式或持續的態度
陳平原談到,「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傳承文化與修身養性,很可能成為教育的主要功能。」
福柯則在其晚年倫理學著作(如關於古代希臘羅馬的「照顧自身」[epimelēia heautou])中,指出自我實踐並非短暫的課程,而是一生之功:譬如古希臘哲學家們把「關照自己」當作整體生命的修養。(Tod Hartman)
因此,兩者都強調「學習/修養—不是一次性的技能獲得,而是一種持續的、反思的生活態度」。
3.從外在功能導向回歸內在主體穩定/覺察
陳平原指出:在 AI 時代,許多外在競爭變得難以應付,因此文科教育不應僅追「功能」「就業」導向,而更該回歸「文化傳承」「修身養性」「為己之學」的內在價值。
福柯同樣質疑現代主體的完全工具化(被功利、監控、制度化所支配),他提示我們透過「自我實踐」來開啟另一種可能:個體如何在權力/知識的體系中,主動「成為自己」。例如:「我們作為主體,不是只被構成,而是透過某些實踐構成自己」的觀點。(Taylor & Francis)
這是一種對教育、學習目的的反思:學習不只是為了「升職/成績」而埋頭,而是為了「自己成為怎麼樣的人」。
Nov 13, 2025
美索 布達米亞
[愛墾整理] 漢語圈/外语圈:認同、再現與對抗
史書美曾提出一個看法:「認同就是再現的問題,以及人們透過再現形成身分的認同」,89 楊振寧、黃克孫或陳省身等近現代華人學者都已經歸化為美國公民,但他們仍藉由古典詩來傳達情感與思想,這不僅是因為這個形式便捷或容易,90 而是創作者認同這個形式本身所蘊含的獨特意味或無可取代的美感,91 同時也可以透過作品,與其他同樣優游於此形式的作者,形成更緊密的心靈關係。對這些海外華人而言,古典詩創作是文化根源的象徵。王德威認為:
回看華語語系文學,我們必須指出相當不同的面向。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外患頻仍,並無力主導國家型殖民行動。恰恰相反,香港、台灣、滿洲國、上海等被殖民或半殖民地區裡,華語、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學創作即使受到壓抑扭曲,也依然不絕如縷。這讓我們反思華族文明傳統根深柢固的潛力。更重要的,由於政治或經濟因素使然,百年來大批華人移民海外,尤其是東南亞。他們也許遂行了「移民者的殖民」行徑(settler colonialism),卻也同時受到在地(其他殖民者或土著)勢力的威脅。他們建立各種社群,形成自覺和自決的語言文化氛圍。漢語官話或方言,漢文書寫成為族裔身分、文化傳承―而未必是政權認同―的標記。最明白的例子是馬華文學。華人在馬來西亞飽受壓抑,但藉華語、華文,他們致力保存族群以及文化特性,作為政治抗衡的形式。92
「華族文明傳統根深柢固的潛力」、「致力保存族群以及文化特性,作為政治抗衡的形式」,可能是十九世紀以來「華文」所展現的民族意識與文化韌性。然而海外古典詩的創作,尤其是在北美洲,雖然也存在著類似的氣息,但是某種程度上又迥異於東南亞之Sinophone/Xenophone(愛墾註:漢語/外来語)白話作品中的抗衡意識;華語古典詩似乎帶有更溫和的個人色彩,且主要流行於學院當中,它們並不產生於抵抗,而僅是作為懷念或期許;並非有意地揭示自我與當地的政治、歷史、文化等層面之衝突,而是無意間流露自我生命的感慨和沉思。然而這種性格,卻也從另一個側面補充了Sinophone(愛墾註:漢語圈)系統中白話文學創作以外的另一種生命處境及文化態度。93
89 史書美(Shu-mei Shih)著,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13),頁34-35。
90 例如郁達夫嘗謂:「像我這樣懶惰無聊,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性情最適宜的,還是舊詩;你弄到了五個字,或者七個字,就可以把牢騷發盡,多麼簡便啊!」郁達夫原著,常君實主編,《郁達夫自選文集‧骸骨迷戀者的獨語》(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106。
91 高友工在〈律詩美學〉一文中提出律詩中有「潛在的美學」,他認為這種美學:「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它一直是朦朧不明,而且難以捉摸的;從事創作的詩人甚至不可能覺察到它的存在,更不要說明確認識到所做選擇的複雜性了。它是『美學』,因為正是這種選擇的整體構成了詩的美感和價值。為了方便起見,可以將這些選擇看作完全有意識的:它們顯示出詩人在形式方面的構想,他對結構方式的理解,他如何運用規則以適應其創造性的想像,以及如何努力通過這一特定形式而達到他的意境……藉憑這種法則,詩人與讀者能夠獲得溝通,而將外行人排除在外。」見氏著,《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臺大出版社,2004),頁210。高友工在文中指出的是律詩的音節和句、聯結構關係,但古典詩除了這種形式整齊而透過對偶形成的張力,亦蘊含了文化的想像和民族的情感等形式以外美學價值。
92 王德威、高嘉謙、胡金倫編,《華夷風》(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21),頁4。
93 黃克孫的白話詩,正好也展現了類似的風情,對於新大陸,他在詩中有更多美好嚮往的描述,如〈紐英倫〉一詩:「當寶玉/脫離了賈政和/寶釵的世界而/來到紐英倫/他終於放棄/出家的念頭/他意識到/生命/自由/幸福的追求。」黃克孫,《夢雨錄》,頁43-44。「紐英倫」是指美國New England。
(摘自:徐國能〈近現代海外華語古典詩的傳承與創造 ―以黃克孫為例〉;見《東華漢學》第41期;195-238頁;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2025 年6月 )
Dec 27, 2025
美索 布達米亞
胡彬彬:鄉賢文化堅持核心價值觀的愛國
胡彬彬,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湖南省政協第十一屆常委。他被形象地稱為「村長教授」,他花了三十年的時間,把中國傳統村落文化的保護推向了國家文化保護戰略,同時把中國村落文化研究引入國家人文學科領域。
按傳統的儒學歸納,中國傳統村落可以說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人文理想最具基礎性和根本性的文化依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理想的層層遞進,反映了家、宗族與國之間的同質聯系。這種精神的傳承,自然就離不開鄉賢的努力。
鄉賢有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地域性和地方性。大多數的鄉賢一輩子都在某個區域的鄉村生活,對於當地的貢獻功不可沒。鄉賢的愛國,實際上都始於愛家鄉。張之洞曾引用《尚書》說:「愛其土物,乃能愛其鄉土,愛其本國,如此則為存心良善,方能聽受祖考之訓。是知必愛國、敬祖,其心乃為善;若反是,則為不善也。」
清末,許多鄉賢參與到地方志的編撰當中來,無一不以這種「家國同構」的觀念教育鄉人。《南金鄉土志》詳細地論述了「愛國始於愛鄉,愛鄉始於愛家,愛家始於愛身」這樣一層邏輯關係:
「中華自立國以來,除殘虐時代而外,吾先民未有不愛其國者。惟立愛自親始。愛家必先愛身,愛國必先愛鄉。眷懷桑梓,萬眾一心,大同之景象迄今猶可想見。所惜者,世風變遷,人不古若。今或有於鄉之所可愛。與鄉之所當愛,以及鄉之所同愛。鄉之所獨愛者,習焉而不見,惜然而不知。以故瞻顧流連,保持護惜之天真,遂淚沒焉而不復發露。有如華屋良田,其家非易致矣。傳及昏愚之子孫,往往淡而視之而不縈心。又如祖創父守,其業至難成矣。傳及昏愚之子孫,往往浪以擲之而不介意。不知愛家,何由愛鄉?不知愛鄉,何由愛國?是皆失於教育之故也。」
加強鄉人對於本鄉本土各種風土人情、文化歷史、地理物產等內容的熟悉,可使鄉人發自內心地熱愛自己的家鄉,進而達到愛國的最終目的。這一時期的幾乎所有鄉土類型的志書,其編撰的宗旨都在於此。
貴州《安南縣鄉土志三編》說:「國家為鄉土之集體,鄉土猶國家之細胞,欲引起兒童愛國心,必自鄉土志始。」四川《蒲江縣鄉土志》說:「國,積鄉土而成,愛鄉土即愛國之嚆矢。」河北《贊皇縣鄉土志》:「中國維新,振興學校。宗旨教人,愛國為要。愛國之道,始自一鄉。」諸如此類,不能一一列舉。這種觀念不是某個地方的特例,而是遍及全國。
可以說,在中國的傳統鄉賢文化中,「愛國」是其最終的落腳點。敬祖先,重鄉土,愛桑梓,培育鄉土觀念,成為族人、鄉人、國人增強凝聚力的一種方式。因此,在這樣一種傳統文化的氛圍中,走出的不僅僅是一代代、一個個的舉人、秀才,更是無數的將相棟梁,他們被鄉賢文化所熏陶、所滋養而成長起來,由村落之所最終走向國家之殿,並最終以其豐功偉績而受到萬世敬仰。
當代大學者季羨林先生,出生於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官莊村,對於康莊鎮來說,季老無疑是當地最有名的鄉賢。盡管他在故鄉僅僅生活了短短的六年,但始終眷戀著故土。1994年,季老獲得了北京大學特別貢獻獎,在獎金沒有領到手,數目也不知是多少的情況下,季老捐給官莊村一萬元人民幣,用來發展教育事業。他也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家鄉修路積極籌款。他在國內外的大城市裡住了幾十年,但心裡割舍不下的仍是自己故鄉的普通小村。愛家鄉的人才會愛國家,季老以愛家鄉為基礎,進而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研究傾注了濃濃深情。季老既沒有家學淵源,也沒有顯赫的家族背景,從一個普通農家子弟走上了學術巔峰,與他的家國情懷不無關系。
盡管不是所有的傳統村落中,都走出了類似於季老這樣影響中國社會的重要人物,但是,那些村落裡的普普通通的鄉賢,通過自己言行的感召,同樣為當地社會貢獻了力量。他們默默地服務社會,造福家鄉或者家人,間接也就在為國家作貢獻。(原題:鄉賢文化堅持核心價值觀的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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