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忠奸之辨的心理化：晚明“Moment”中的內在道德秩序

《封神演義》雖充滿法術、仙神，但小說的“忠奸”判準卻極為心理化，這是晚明思想氣候的重要特徵。

以丹納的視角看，這種「道德判斷由禮法外轉向心內」的敘事，不是某位作者創造的，而是整個文化共同生產的結果。

1.紂王的“惑心”與“蔽良知”

紂王的敗亡常被歸因於“心迷於妲己”，這種“心被私欲遮蔽”的描寫與心學語彙不謀而合。

2.周文王的“天心”

文王行為的根源被敘述為“順天心”，實際上是“順其本然之心”，仍是內在德性被強調。

3.哪吒反抗與自我更新

哪吒自剖後重生，其本質是“以真心抗父權、以本心重建自我”，極具晚明式個體道德覺醒的意味。

這些敘事結構共同顯示：

晚明的神魔小說不再僅僅講“法”、講“權”，而是講“心”——講個體的道德覺悟。

這正是丹納所稱的 “Moment 造成的集體心理模式”。

四、英雄的自覺性：個體主體的形成

晚明文化重視“自心”“自覺”，這種心理風貌滲透在小說人物的塑造中，使《封神演義》的英雄呈現出不同於以往神怪小說的“個體化”特色。

1.不是命運的傀儡，而是自心的行動者

姜子牙雖“受命”封神，但小說明確告訴讀者：

他必須藉自己的判斷與德性完成使命，而非坐等天命。

2.道德地位高於法術能力

太乙真人、燃燈道人等仙人雖法力強，但最終能否封神，仍需其德性匹配。這是典型的“以德衡之”的晚明思潮。

3.英雄行動往往帶着“心之自證”

人物不是因外力被推著走，而是因為“我當如此”。這種內在性，正是心學的倫理心理學與晚明“Moment”的共同特色。

丹納若看到這些角色，或許會說：這些人物的道德心理不是作者的天才，而是時代精神塑造的“典型”。

五、《封神演義》不是心學寓言，但具“共時性”

學界常提醒：不能把《封神演義》硬讀成心學宣傳品。編者並未引用陽明語錄，也未進行哲學論戰。

然而，若以丹納“Moment”理解之，就能看到一種更深層、也更合理的關係：

• 不是“引用”，而是“共時”
• 不是“思想傳播”，而是“文化氣候”
• 不是“刻意說教”，而是“時代精神的自然反映”

晚明的“道德焦慮”與“良知行動論”形成了整個社會的心理氛圍，而《封神演義》只是藉神魔敘事，將這種氛圍具象化、戲劇化。

因此我們不妨說：

《封神演義》與心學一樣，都是晚明“Moment”中的不同表述方式。它們不是彼此的母體，而是同一時代精神的兩種迴響。

六、結語：時代精神如何穿透神魔故事

透過丹納“時代（Moment）”視框觀察，《封神演義》便不再只是奇幻小說，而是一部晚明“心理史”的文學呈現：

• 它映照了對“本心、良知”的深刻依賴。
• 它回應了社會道德失序的焦慮。
• 它呈現了個體主體的覺醒。
• 也展現“知行合一”式行動的倫理美學。

最終，《封神演義》的神魔煙火與心學的道德哲學，似乎在時代精神的深處互相照映。比干的赴死、姜子牙的決斷、黃飛虎的選擇——這些行動都不僅是小說情節，而是晚明人心底的呼聲。

在一個混亂而焦躁的時代，個體仍需依靠內心的光亮行事。

這是心學的信念，也是《封神演義》的底色，更是晚明“Moment”賦予這部作品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愛墾研創·嫣然]時代歆唤：以丹納「時代」視框重訪《封神演義》：心學餘波與神魔敘事的文化共振）

[愛墾研創·嫣然]時代歆唤：以丹納「時代」視框重訪《封神演義》：心學餘波與神魔敘事的文化共振～～

若以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提出的「種族（Race）—環境（Milieu）—時代（Moment）」三元架構來閱讀《封神演義》，我們或許能看見小說背後更深層的文化機理。丹納所謂的 “Moment”，指的是某一歷史時期所特具的精神氣候、思想流向與文化需求。它不是單一事件，也不是某位思想家的主觀意志，而是整個文化面臨的「集體心理狀態」。

《封神演義》成書於隆慶至萬曆年間，而這恰是王陽明逝世後、心學餘波在社會與思想界中擴散、並形成一種普遍「對個體、對良知、對行動」重視的晚明時代。若依丹納的視框，這種思想不是文本之間的直接引用，而是“時代精神的共同生成”，或可稱之為 文化共振。

《封神演義》的倫理與人物行動，由此可視為對晚明“Moment”的一種藝術性映照。

一、晚明「Moment」：心學興盛、社會焦慮、印刷文化膨脹

若將晚明置入丹納“Moment”的定義，其特徵至少包括：

1. 心學主導道德話語，強調“良知”“知行合一”。這是一種從外在禮法轉向內在道德主體的思潮。
   
   
2. 政治黑暗與階層僵化造成普遍焦慮與道德失序感。社會期待某種能重建價值的道德力量。
   
   
3. 印刷術與商品經濟擴張，使知識流動前所未有。觀念迅速散佈，使心學不再只是士人的學說，而滲入市民文化。
   
   
4. 小說、戲曲、評書等通俗文化正處於爆發期。「神魔敘事」成為承載時代精神的重要文類。

在這種綜合作用下，晚明社會自然生成了一種「強調個體道德判斷與行動」的文化需求，也形成了小說家、說書人與讀者共同呼吸的精神空氣。

《封神演義》作為一部神魔小說，乃在此“時代精神”中自然生長，不是心學的附庸，而是與之同源於晚明整體文化心理的表現。

二、神魔敘事中的心學式行動論：不是說教，而是“時代精神”

丹納認為藝術作品的風格、人物氣質與行動方式，往往不由作者主觀操控，而是由“Moment”塑成。從此角度看，《封神演義》中最具心學色彩、也最能體現晚明“時代精神”的，正是那些「明知其不可，仍行其所當行」的英雄。

比干：明知其死，仍行其諫

他的行動不是權力計算，而是“心之所知”，這與陽明心學的「良知即行」意外吻合。

姜子牙：自心判斷是非，使命即行

姜子牙的行動常被描寫為自覺而非被逼迫，他的決斷方式充滿心學強調的“自心明覺”。

黃飛虎：從心而走的選擇

他棄暗投明不是出於權勢評估，而是道德直覺；這是一種典型“以心為主體”的行動模式。

這些人物行動並非編者刻意套用心學，而是 在晚明“Moment”中自然出現的道德敘事方式。

換言之，他們是時代精神所塑造的「行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