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成、操控與「原子論媒體」：創作的分子化

第三，馬諾維奇指出，軟件的生成與操作能力標誌著創作的根本變革。

三維建模（3D graphics）、分形生成、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等技術，使「作品」不再是靜態物件，而是可演化的系統。透過腳本（script）與模板（template），媒體對象可自動生成、個性化調整，甚至根據資料庫實時更新。

這種結構的核心是媒體的離散性（discreteness）：每個影像由像素組成，每個音軌由樣本組成，每個物件由資料節點構成。這使媒體成為可分解、可編碼、可重構的原子結構體——馬諾維奇稱之為「數據再現的原子論方法」。創作的重點不再在於靈感，而在於如何設計一個能「自己生產形式」的系統。

若說二十世紀的藝術家以構成（construction）為美學理想，那麼21世紀的軟件創作者則以生成（generation）為美學原則。這標誌著從「手工的先鋒派」到「算法的先鋒派」的歷史過渡。

四、從陌生化到資訊設計：新先鋒派的文化邏輯

馬諾維奇在文末指出，從1920年代的「新視覺」、「新字體設計」、「新建築」，到1990年代的「新媒體」，我們見證了同一個現代性邏輯的遞變。若說早期先鋒派的核心在於「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透過形式的衝突迫使觀者重新感知現實；那麼數位先鋒派的核心則是資訊設計（information design）——透過算法結構將現實轉化為可運算、可視化的資料場。

在此意義上，軟件既是歷史的繼承者，也是新感知體制的建構者。它將過去的先鋒技巧（剪接、拼貼、分層、重組）轉化為運算邏輯：超鏈接、資料庫結構、模組化界面、可視化演算法……「軟件整編了舊先鋒派」，但也「生成了新的先鋒派」。

這種新先鋒派不再以政治或意識形態為目標，而以技術為媒介、以資料為材料、以用戶為共作者。創新不再來自藝術家的意志，而來自系統的潛能。軟件成為文化的「元媒介」（metamedia）：它同時包含、模擬並超越了所有舊媒體。

五、結語：先鋒派的後繼與消散

「先鋒派變成了軟件」這句話，並非譏諷藝術的終結，而是揭示了一種文化命運。當創作被轉化為運算，當觀看成為數據化行為，人類與技術的關係也被重新定義。

早期先鋒派企圖通過形式革命改變感知結構；今日的軟件先鋒派則在無形中重塑我們的世界經驗。它不再以破壞性的手勢挑戰傳統，而以系統性的滲透改寫現實。
因此，「作為軟件的先鋒派」並非藝術史的延續，而是一種新的文化本體論：

感知成為介面，創作成為運算，現實成為資料。

在這個意義上，軟件既是先鋒派的遺產，也是其終點。它完成了現代主義所預言的那個夢——人與技術的合體創造——但也讓「創造」本身成為一種被自動化的行為。

而這，也許正是我們所處的數位時代的最大矛盾：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自由地創作，但同時，也更深地被算法創造。

愛墾APP: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作為軟件的先鋒派〉新媒體的技術美學與文化邏輯

在二十世紀初，先鋒派（Avant-garde）曾代表著對既有藝術形式的反叛與更新——從構成主義的空間幾何，到超現實主義的潛意識圖像，先鋒派藝術家以新技術、新媒介作為通向感知革命的手段。而在數位時代，列夫·馬諾維奇指出：今日的「新先鋒派」已不再是個體藝術家的美學實驗，而是作為軟件的系統性運作邏輯。換言之，軟件繼承並轉化了先鋒派的歷史使命——它不再以「陌生化」對抗感官慣性，而以「自動化、生成與操作」來重塑我們的知覺與思維結構。

一、從「新視覺」到「新算法」：媒體訪問的革命

馬諾維奇所謂的「新先鋒派」，首先表現為一場媒體訪問（media access）方式的革命。在早期的現代主義中，藝術家通過剪接、蒙太奇、拼貼等手段，顛覆傳統媒介的線性結構，以此揭示感知的多維性。而在數位時代，這種「多維結構」被編碼化、數據化，成為軟件的基本運算邏輯。

資料庫（database）與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取代了畫布與膠片，成為新的創作場域。它們能在億萬條媒體記錄中即時檢索、調取，並以超媒體（hypermedia）的形式重新組合。這種組合不再依賴人類的直覺創意，而是透過演算法與界面的設計實現。例如，HTML或Java語言讓文檔可在運行時改變自身結構；Dreamweaver與Generator等軟件使「文本」變得動態、可重構。這種動態性標誌著「形式」的本體論轉變：

現代主義中，形式是創作者對物質的形塑；在後現代數位時代，形式是演算法對資料的塑形（morphogenesis）。

因此，「媒體訪問」的能力本身已成為一種創作。觀者或用戶不再僅是接收者，而是透過介面參與了資料的組織與重構。這正是「從攝影機的人到搜索引擎的使用者」的象徵轉變：觀看不再是單一視角的選擇，而是多重資料的調取與再編。

二、從觀看到運算：媒體分析的認知轉向

其次，馬諾維奇強調「媒體分析（media analysis）」的生成性。早期先鋒派電影與攝影以「形式分析」挑戰感官慣性——例如維爾托夫（Vertov）的《持攝影機的人》，通過剪接與機械視角揭示了人類知覺的機械化可能性。如今，這種分析行動由算法自動執行：圖像識別、資料採集與可視化技術取代了人類的觀看。

這種轉變關鍵在於「數據化視覺（datafied vision）」。機器的「看見」並非感性經驗，而是透過統計關聯、模式識別與特徵提取所構成的計算過程。圖像處理不再是審美的修辭，而是演算法的推理；可視化不再是表達，而是分析本身。

馬諾維奇在此揭示出一種新的感知政治：

「觀看」已經變成「被運算」的行為。

觀者與被觀者皆成為數據流的一部分。數位時代的「媒體分析」取代了先鋒派的「形式批判」，成為一種自動化的符號生產。換言之，技術不僅分析世界，也在無意識地重塑世界。這是一種後人類的、演算法的先鋒派：軟件成為新的觀念藝術。（下續）

[愛墾研創]《跨文化職教與文創新場域：中國新職教法在東南亞的制度擴散與五種合作模型》

在「新職教法」（2022年）框架下，中國的技能標準、產教融合制度與文化創意導向職教實踐，呈現出一套高度可移植的教育體制。此體制在東南亞區域內與在地產業結構、青年文化、地緣文化記憶以及新媒體生態相互作用後，正逐步演化為五種具有前瞻性的跨國合作模型。本研究旨在從東南亞視角出發，探討這五種模型的生成邏輯、制度動力與文化效應。

第一，「技術移植型」使中國技能認證成為區域工業的參照基準，快速提升製造業技術能力；第二，「文化敘事型」透過文創及歷史敘事課程，強化地方社群的文化主體性與敘事主權；第三，「跨國學徒制型」結合職校、企業與政府，建立「教育即就業」的青年工業進入路徑；第四，「AI 文創型」利用生成式 AI 與短影音工具，促成技術型創作者的民主化生產；第五，「雙向融合型」超越單向知識輸出，形成地方文化與外來技術共生共創的教育與產業模式。

愛墾研創探索到，東南亞不是職教體系的被動接受者，而是透過文化多樣性、青年人口紅利與成熟的新媒體敘事能力，積極再造職教內容，並具潛力在未來十年形成新型文明對話與跨文化創造力的樞紐。本文主張，跨國職教合作的核心不僅是技術轉移，而是文化生成、社群敘事與青年參與所構成的複合工程。

關鍵詞：新職教法、東南亞、跨國教育、文創、AI 敘事、文化主體性、產教融合